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文社科领域最大的一项基础性学术文化工程，《儒藏》工程以现代眼光和技术手段，对中、韩、日、越四国历史上的儒学文献进行系统整理。以繁体排印、标点加校勘记的形式，整理出完足可靠、可资阅读使用的文本。当然，这种整理方式对整理者的专业素养要求很高，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硬伤。就《儒藏》这样的大型丛书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非常艰巨浩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儒藏》“精华编”国内部分一共收录了500余种传世儒学文献，其中一半以上是以前从未整理过的，这部分书稿校点成果的问世填补了学术空白，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对于已经有整理本出版的这部分书稿，《儒藏》“精华编”在借鉴前人校点成果的基础上，无论从底本筛选还是校勘、标点上都精益求精，力求有所超越。对待已有整理本的书稿，《儒藏》“精华编”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不依傍前人，制订新的校点方案，选定更优胜的底本、校本，重新作校勘、标点；一种是利用已有成果，在原整理本基础上，依照《儒藏》体例，对底本、校本选择和全书校点做进一步修订完善。
一
前人的校点成果对后来者无疑有开创之功，但随着近年来可资利用的古籍资源的日益丰富，版本研究的深入以及古籍整理认识的提高，有相当一部分校点成果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此《儒藏》“精华编”在整理时通过认真调研，重新制订了更加完善的校点方案。
像“十三经注疏”，清代阮元刻本是最为常见，也是被校点整理出版最多的版本。阮本虽然自称是“重刊宋本”，其实大多是以元刊明修十行本为基础，并不是最早和精善之本。如果整理群经注疏能以存世最早的宋本为底本，无疑更具有学术价值和创新性。因此《儒藏》“精华编”整理“十三经注疏”时，大半选用了宋本。其中《周易正义》《春秋左传正义》《论语注疏》《孟子注疏》，均是首次整理的宋本经疏校点本。以《孟子注疏》为例，《儒藏》本以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元明递修本为底本。该本世称八行本，是唯一传世的宋代《孟子》注疏合刻足本，较之元明清十行本系统，更能反映经文及注疏原貌，也能纠正后世诸本的诸多脱讹衍误。试举一例。《孟子注疏》卷二下《梁惠王章句下》：“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这段经文讲如何选用贤能。其下的赵岐注，阮本作“谓选乃臣，邻比周之誉，核其乡原之徒”。“选乃臣，邻比周之誉”一句，令人费解，不知所云。阮本之前的元刻明修本及明代闽、监、毛诸刻本也是如此。而八行本作“选大臣，防比周之誉”，读来则文通字顺，涣然冰释。此处八行本的异文情况与经注本系统的赵岐《孟子章句》相同，可知八行本作为最早的注疏合刻本，仍然保存了赵注之原貌，而阮本则承袭元明诸本的错讹，导致文句不通。以宋注疏本为底本，其优长由此可见一斑。
再如《张载全集》的整理。张载的著述明代之前皆单行，明万历年间，徐必达、沈自彰先后辑刻《张子全书》。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张载集》校点本，在学界影响广泛。中华本以明沈自彰刻清初翻刻本为底本，其中《张子语录》部分则替换为更完善的南宋吴坚刻本。《儒藏》“精华编”整理时，校点人陈俊民教授受张载集历史编刻情况和中华本的启发，参考明代《张子全书》的架构，与《儒藏》中心商讨后确定了重新编校《张载全集》的方案：张载的著述有宋本的尽量采用宋本，如《正蒙》《经学理窟》均以南宋《诸儒鸣道》本为底本，在文字上较明代《全书》本优胜处颇多；《张子语录》在以吴坚刻本为底本的基础上，增加《诸儒鸣道》本为校本；其他没有宋本的，则以《张子全书》最早的徐必达本为底本，沈自彰本等为校本；张载的文章以及佚著，也根据宋代等相关文献做了辑佚。根据这一方案整理而成的《儒藏》“精华编”《张载全集》，在底本、校本选择和内容上都更加完善精审。
选择了恰当的底本，就能提供更接近原著样貌的文字，由此可以精简校记、减少文字校改，可谓事半功倍。按照《儒藏》编纂条例，校勘要做到体例明确，务必出之有据，取舍审慎，精练到位。因此《儒藏》“精华编”在整理时能尽量避免已有整理本出现的失校、误校等情况。
如《诗三家义集疏》卷三中《邶鄘卫·干旄》题下疏曰：“箋又云：‘时有建此旄来至浚邦，卿大夫好善也。’”这里引《干旄》“孑孑干旄，在浚之郊”一句的郑玄笺，后面正文“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的疏文也同样引述了这句笺注，但后者“浚邦”引作“浚之郊”。根据《毛诗注疏》的经文和笺，无疑作“浚之郊”是对的，引作“邦”是误字。已有整理本没有发现这个错误，而且误以为“浚邦”是地名，加标了专名线。
又如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卷十四《颜渊》篇“子贡问政”章，正义引了《大戴礼记·王言》的一段文字：“其礼可守，其信可复，其迹可履。其于信也，如四时春秋冬夏；其博有万民也，如饥而食，如渴而饮，下土之人信之。若夫暑热冻寒，远若迩，非道迩也，及其明德也。”已有整理本删“若”字，“夫”字属上读，出校云：“‘信之’下原衍‘若’字，据《大戴礼记解诂》删。”这是运用他校的校勘法，即通过查核古籍引用的他书文献资料来校勘底本文字。《大戴礼记》版本和文字情况复杂，清人有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和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两部疏证之作，二书文字、断句有异。《大戴礼记补注·王言》篇此处同《论语正义》，作“若夫”。而《解诂》则无“若”字，读作“下土之人信之夫”，解释“夫”为“叹美辞”，且《解诂》本篇篇名作“主言”。《论语正义》该引文篇名、正文与《补注》相同，说明刘氏所引《大戴礼记》正是依据了《补注》，而非《解诂》。已有整理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误用《解诂》本去校刘氏引文，从而做了错误的他校，导致误校、误改底本。《儒藏》“精华编”的整理，注重在考察清楚作者所使用文献资料来源的前提下，正确地使用他校，这样才能达到古籍整理存真复原的目的。
从以上诸例，读者不难发现，底本、校本的选择与恰当的校勘原则的贯彻，直接关系到整部书的校勘质量。择定底本、校勘文字之后，如何给古籍正确地施加标点，也是一项非常考验功力的任务。已有整理本中，即使不少影响广泛、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校点本，如果仔细寻绎其中的标点，也难免有错误或不当之处。《儒藏》“精华编”本着严谨审慎的态度，对稿件标点仔细斟酌打磨，尽量避免重蹈前人错误，这也是《儒藏》“精华编”学术价值超越已有整理本的一个体现。
如《欧阳修全集》所附《年谱》“嘉祐元年丙申”条，已有整理本标点为:“八月壬戌，知益州。张方平除三司使……”但查考史料记载，欧阳修并不曾“知益州”。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六“至和元年七月甲戌”条，“知滑州、端明殿学士、兼龙图阁学士、吏部侍郎张方平为户部侍郎、知益州”，又同书卷一八三“嘉祐元年八月癸亥”条记载，“吏部侍郎、知益州张方平为三司使”。可知“知益州”者乃张方平，此三字当连下读。因此《儒藏》整理本将此句标点改作：“八月壬戌，知益州张方平除三司使……”又如《经义考》卷二一一《论语释义》条，朱彝尊按语列举郑玄所注《论语》文字与今文不同者，已有整理本标点如下：
“哀公问社”，作“主”，云主田，主谓社。……“咏而归”，作“馈”，云馈，酒食也。“有是哉！子之迂也”，“迂”作“于往”也。……又以申枨为孔子弟子。申续子、桑伯子为秦大夫，陈司败为人名，齐大夫老彭为老聃、彭祖。
这段标点有多处破句。“云主田，主谓社”，“云”以下是郑玄对“主”的解释，当在“云主”以下断开，作“云主，田主，谓社”。意思是说“主”即“田主”，和“社”同义，就是用树木为土神立的牌位。“云馈，酒食也”，“馈”本身是进食于人的意思，而且这里的“馈”显然是动词，不应解释作“酒食”，应当“馈酒食”连读。“‘迂’作‘于往’也”，当作“‘迂’作‘于’，往也”。《诗·周南·桃夭》“之子于归”，毛传云：“于，往也。”是“于”有“往”义。后面一段牵扯到人名等，错误也较多。《儒藏》“精华编”校点人在细审文义的基础上，查核《论语》《经典释文》等相关文献，将这一段标作：
“哀公问社”作“主”，云“主，田主，谓社”。……“咏而归”作“馈”，云“馈酒食也”；“有是哉子之迂也”，“迂”作“于”，往也……又以申枨为孔子弟子申续，子桑伯子为秦大夫，陈司败为人名，齐大夫，老彭为老聃、彭祖。
二
为充分吸收已有优秀整理成果，《儒藏》“精华编”有少量选目采用了原有整理本，在全面考察其底本、校本的选择及校点质量的前提下，按照《儒藏》体例统改全书，将整理本与底本、校本重新核校，纠谬补缺，在原有基础上整理为新的高质量成果。
有时即使是出自名家之手流传甚广的整理本，其版本选择亦有局部可商榷之处。如《蓝田吕氏遗著辑校》，1993年曾在中华书局出版，收入《儒藏》“精华编”时，原校点人陈俊民先生与《儒藏》中心又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之在整理质量上大幅提高，特别是其中《礼记解》部分的底本抽换。《礼记解》原书已佚，南宋卫湜《礼记集说》对此书采摭颇多，清人曾有辑本。中华书局版《礼记解》部分，辑佚所用底本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礼记集说》。重新整理时，改用《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嘉熙四年新定郡斋刻本《礼记集说》为底本重辑，这是目前所知仅存的宋本，其版本价值不言而喻，较原整理本所据底本显然要胜出一筹。
《儒藏》“精华编”在采用已有整理成果时，特别强调对所用底本、校本进行全面核校，在此过程中，我们往往会发现原整理本存在一些文字和校勘问题，并及时作出订正。如陈亮的著作，邓广铭先生以明成化刻本《龙川文集》为基础，又据美国学者田浩教授提供的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南宋刻《圈点龙川水心二先生文粹》，凡收于《文粹》的陈亮文，一律改用《文粹》本为底本，整理成《陈亮集》（增订本），198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后邓先生对部分文字有所订补校正，2005年收入河北教育出版社《邓广铭全集》（第五卷）。邓先生整理本自问世以来即成为学界研究陈亮的通行本，故而《儒藏》“精华编”决定采用。在《邓广铭全集》本基础上，依照《儒藏》体例进行修订补正，将全书文字对照底本、校本重做校勘，补改文字和校记，既精确地还原、体现底本文字原貌，又使邓先生的整理、校改成果通过校记的形式得以更加清晰、完整的呈现。同时，原整理本卷十四《策问》“问古今财用出入之变”条本来是据《文粹》本补入，因漏掉《文粹》本的半页，致使本属两条的文字错拼于一条之内。该问题其实已由田浩教授指出，但一直未得订正。这次整理，蒙田浩教授襄助，终使该处讹脱得以补全。
又如《夏峰先生集》，朱茂汉先生校点，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儒藏》“精华编”由原校点人在此基础上加以修订，通过与底本、校本的全面核校，检出原整理本存在数处漏校，以及相应的误点、误字等问题。试举一例。《夏峰先生集》卷一《与鹿伯顺》：“所赖仁兄左提右携，鞭其不逮，亦欲如明卿、子与辈之在於鳞元美，仁兄岂无意乎？”原整理本在“鳞元美”下标专名线，把“鳞元美”视为一人名，实是因不熟悉人名和文献历史背景而致误。明卿指吴国伦，字明卿；子与指徐中行，字子与，俱为明“后七子”成员。而“於鳞元美”前面的“於”字，校本清大梁书院刻本作“于”，“于鳞”为李攀龙字，“元美”为王世贞字，李、王二人是明“后七子”的代表，经常并提。故《儒藏》整理本此处据校本改作“于”，并借助校勘纠正了人名标点错误，将“于麟”、“元美”用顿号隔开，与前文恰相呼应。
对于原整理本的校勘记，《儒藏》“精华编”在重做校订时，本着审慎的态度，对其版本异文的判断取舍反复斟酌。如陈俊民先生校点的《二曲集》，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后又经两次重印修订。《儒藏》“精华编”在此基础上整理时，又对其校勘有所修正。如其卷一《悔过自新说》云：
古今名儒倡道救世者非一：或以“主敬穷理”标宗，或以“先立乎大”标宗，或以“心之精神为圣”标宗，或以“自然”标宗，或以“复性”标宗，或以“致良知”标宗，或以“随处体认”标宗，或以“止修”标宗，或以“知止”标宗，或以“明德”标宗。
其中“止修”之“止”，原整理本改字出校：“正”，原作“止”，据石泉彭氏本、静海闻氏本改。据校本将底本“止修”改作“正修”。按此段文字罗列宋明理学诸流派，而明代李材以知止为原则，以修身为目的，倡“止修”之学，《明儒学案》为之立“止修学案”，正所谓“以止修标宗”者。则此处底本作“止修”不误，不应据校本误改。故《儒藏》整理本于此恢复底本文字，删除校勘记。
最后谈一下《儒藏》“精华编”在采用已有整理本时对标点质量的改进和提高。《儒藏》“精华编”强调学术质量，对于校勘和标点的把关自然成为重中之重。尽管被《儒藏》“精华编”最终采用的整理本质量上佳，但任何古籍整理的标点正确率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在原校点人与《儒藏》中心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对原整理本标点的全面审定和仔细揣摩，力争使其更为精确，特别是尽量避免破句硬伤严重影响文意，使标点在原有基础上得以改进和提高。如《二曲集》卷二十《云霞逸人传》：“所著《五千言》遗稿，其徒尚淳，夫什袭以藏，后之景仰高风者，幸求诸斯编。”其中“其徒尚淳，夫什袭以藏”一语颇令人费解，细究之下，此句不应点断，“尚淳夫”应是云霞逸人徒弟的名字，这样一来前后语气就完全连贯了。又如《礼书通故》一书，原由王文锦先生整理，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儒藏》“精华编”收录时由乔秀岩、马清源先生修订，也清理出一些标点失误。如卷九《丧服通故四》：“近盛氏世佐撰《仪礼集编》，更定服图，江氏筠撰《读仪礼私记》，著降正义服，考定其说，俱有合有不合。”此句乍看似文从字顺，但《降正义服考定》实为附于江筠《读仪礼私记》之文，不可点破，当补标书名号，而以“其说”二字属下，所以《儒藏》“精华编”本此处标点改为：“近盛氏世佐撰《仪礼集编》，更定服图，江氏筠撰《读仪礼私记》，著《降正义服考定》，其说俱有合有不合。”
上述所举，均系《儒藏》“精华编”重新校点已有整理本书稿时比较成功的例子。当然，因各方面条件所限，也难免存在一些疏失和遗憾之处。总体而言，《儒藏》“精华编”的校点，一方面吸收已出版的整理成果，一方面订立更高的标准，力争予以超越，有所创新。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做到版本更加精善，校勘更加精审，标点更加精确，为读者提供更可靠、更有价值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