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华简、安大简、上博简等购藏简的真伪问题，在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的学术共同体内部，并不存在争议；但来自其他学科以及社会上的不同声音，则一直不绝于耳。而最新披露的荆州枣纸简为证实清华简的可靠性提供了新证据，有助于相关争议的消弭。

笔者曾在《为什么说清华简安大简绝非伪简——浅谈简牍的辨伪》（载《中华读书报》2019年12月4日，第9版）一文中指出何以清华简、安大简绝非伪简的理由：

其一，清华简、安大简都经过碳14测年等科技手段的鉴定，尤其是它们都属于含水率极高的湿简，是地下水渗透两千多年的结果，非现有技术手段所能伪造。即便作伪者找到两千多年前的湿竹材，若要在湿润且柔韧如面条的竹面上以墨书写文字，也不具备可操作性。

其二，简牍形制，有其规律可循，伪简容易出现不合形制的情形。2010年才被学界真正认识的简背划痕现象，便出现于2008年入藏的清华简。除非作伪者有令人匪夷所思的学术预见能力，或者索性是由未来穿越而来，否则难以炮制出这一细节。

其三，文字构形与风格是极容易露出破绽的一环，清华简、安大简的文字不但经过了重重检验，还往往可为释读其他经过科学发掘的楚简乃至甲骨文、金文提供关键线索。

其四，依样画葫芦容易，因此目前所知的伪简多以现成内容为模板，有的伪简则干脆胡编乱凑，不能成句。从内容看，清华简、安大简多为前所未见的佚书，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新文本。这些文本经受了学界的反复讨论，有的信息还可以得到后出材料的验证。

针对清华简、安大简、上博简等购藏简的研究成果，早已汗牛充栋，学者的持续研究本身便是针对这些简牍内容的检验过程。在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的共同检视之下，若有疑点，不难现形。对于清华简、安大简、上博简等经过学术共同体集体鉴定的购藏简的真伪问题，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领域的学者往往不屑置辩，但社会上的某些质疑并未能完全打消。

简牍作伪，要在材质、形制、文字、内容等方面毫无破绽，难如登天。目前学界有一套综合的、行之有效的辨伪方法，像清华简、安大简、上博简等经过学术共同体集体鉴定并认可的购藏简，其可靠性并不存在问题。更何况，这些购藏简的内容还往往能得到后出材料的验证，如果它们是伪简，非时空穿越者不能为也。

在2021年11月19日召开的“清华战国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荆州博物馆的赵晓斌先生发表了《荆州枣纸简〈吴王夫差起师伐越〉与清华简〈越公其事〉》一文，公布了他新发现的荆州枣纸简《吴王夫差起师伐越》。这篇文献，内容实际上便是《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7辑所收录的《越公其事》，二者属于同文异本。原简无篇题，“吴王夫差起师伐越”和“越公其事”皆为整理者所拟的标题。《吴王夫差起师伐越》提供了一些重要异文，如《越公其事》的整理者原认为篇末的“越公其事”为篇题，有学者曾提出质疑，认为“越公其事”并非篇题，而是夫差之语。《吴王夫差起师伐越》该句作“越君其事也”，可进一步说明“越公其事”并非篇题。

枣纸简《吴王夫差起师伐越》是2020年10月30日由赵晓斌先生亲手发掘的，出土地为荆州枣林铺造纸厂46号战国楚墓，是科学发掘的产物。而清华简《越公其事》是2017年公布的，清华简入藏清华大学，更要追溯至2008年。《越公其事》（或《吴王夫差起师伐越》）是前所未知的文献，通过后出《吴王夫差起师伐越》的验证，《越公其事》之真伪自可一目了然。由于清华简入藏时是成捆的状态，外表尚保留着两千多年前的污泥，《越公其事》之可靠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清华简全部材料之可靠。　

《越公其事》（或《吴王夫差起师伐越》）提供了吴越争霸故事的一个新文本，即将公布的清华简《五纪》则揭示了蚩尤系黄帝之子等情节，有助于我们认识古史传说在流传中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清华简、安大简、上博简、郭店简这几批战国竹简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们时代之早——早于秦皇焚书，更在于其内容之重要——多为经史典籍。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中国早期经典的认识将更为真切、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