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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2019年第3期目录

发布日期:2019-09-24 原文刊于:《历史研究》编辑部
 专题研究 


 

汉唐时期滨海地域的社会与文化 

鲁西奇(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从“籍民入所”到 “以舟系人”:明清华南沿海渔民管理机制的演变 

杨培娜(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十八世纪理学官僚的论学与事功 

马子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研究生) 


 

“不科举之科举”———清末浙江优拔考及其制度性困境 

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蒋桂南撤之争与解放军战略大追击 

张 皓(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天主众仆之仆”名号与格里高利一世的主教观 

包倩怡(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特聘副研究员) 


 

“文明”话语与甲午战争———以美日报刊舆论为中心的考察 

刘文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民族扩张理论与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 

许晓光(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学术述评 


 

中国糖业史研究的新开拓 

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徐 岚(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读史札记 


 

“甲子朝岁贞克闻夙有商”解诂 

汤志彪(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副教授) 


 

七三一部队人员编成考 

杨彦君(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七三一问题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 


 

英文目录与摘要(CONTENTS) 


 


 

内容摘要


汉唐时期滨海地域的社会与文化 

鲁西奇 


 

摘 要:汉唐时期朐山—郁洲滨海地域围绕东海庙、谢禄庙(石鹿山神庙)、 海龙王庙等庙宇而展开的社会文化史,主要表现为地域社会内部在分化、对立与冲突中逐步统一,同时向外部不断扩展、进入王朝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系统以及更具开放性的 “文化人群”中的历史过程。生计方式、交流与贸易、王朝国家的政治控制、神明信仰与奉祀乃是影响与制约滨海地域社会建构与文化形态的四个核心要素。以东海庙、谢禄庙—石鹿山神庙以及海龙王庙为中心形成的不同形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本质上是“文化的社会关系网络”。滨海地域的社会,是海陆人群共同营构的社会;滨海地域的文化,乃是海陆因素兼具的文化。 

关键词:滨海地域 神庙 地域社会 文化人群 汉唐时期 


 


 

从“籍民入所” 到 “以舟系人”: 明清华南沿海渔民管理机制的演变 

杨培娜 


摘 要:明初至清中叶,国家管理沿海渔民的方式从移植针对内地定居农民的户籍身份管理,转变为根据濒海人群生计特质,通过船只来掌控流动的人。明初设河泊所登记渔民并征收渔课。地方官府为解决亏欠问题,默许濒海豪强以承揽渔课为条件圈占海界,构成晚明华南沿海军事化的基础之一。为应对寇盗、取消包纳且有效征收,闽粤官员探索出围绕濒海人群流动性的凭借———船只进行管控的新方法,如以船只或港澳为中心编制保甲、对渔船课税。清廷继承“以港澳控制船只,以船只约束渔民”的思路,完善樑头制度以实现治安和征税。局势趋稳后,则侧重点从治安向税收转移。以舟系人与滩涂经界相结合,构成清朝对濒海人群和海洋管理的基本策略,建构了18世纪以降沿海社会秩序。 

关键词:濒海地域 流动性管理 明清 华南渔民 



十八世纪理学官僚的论学与事功 

马子木 


摘 要:所谓“理学官僚”是指一以贯之地讲求理学,并以理学之践履指导仕宦、治家与修身等诸多方面的官员。18世纪的理学官僚在政治与学术上相当活跃,且论学过从甚密。其经济之道根植于系统性的理学道德践履,旨在树立一种基于朱子学的教化与治理模式,由道德修为而进之于实学,由实学而发之于实政。另方面,理学官僚采取一种较为缓和的实用主义态度审视门户异同之争,在推重阳明事功的同时,得以重新评价阳明学术的遗产。此种态度亦影响到理学官僚整理本朝学统的工作,涵括气节与事功的实行成为去取的标准,以期构筑复线、多元的学术谱系。随着道统解释权向皇帝的转移,士大夫“格君心”的空间日渐缩小,尹嘉铨奏父从祀案实为皇帝与理学传统的冲突,清高宗藉此重申其作为事实与价值判断最终权威的形象。理学官僚虽称“致君”,然而在皇权压力下,其所行之道仍不免归于“化民成俗”。 

关键词:理学官僚 清高宗 朱子学 尹嘉铨 


 


 

“不科举之科举” 

——清末浙江优拔考及其制度性困境 

张仲民 


 

摘 要:清廷立停科举后,保留了优拔考试作为善后之策。按照设计,浙江在提学使支恒荣主持下,先后于丙午年(1906)举办了优贡考试、己酉年(1909)举行了优拔考试。这两科考试吸引了大量具有新式身份的考生参加,造成很多弊病,更引发科举复归的争议,遭致时人与时论的诸多批评。当时认为续行的优拔考试实际是“不科举之科举”,起到了强化时人的功名意识与科举崇拜的作用。因此,讨论废除科举制的社会效果与后续影响等问题,有必要从制度史与社会史结合的层面,将优拔考试等清廷采取的后续补救措施所起的作用考虑在内,并注意从历史记忆塑造的角度,结合其时与考优拔诸人的言行、学部和提学使的具体作为,来重新检视传媒、当事者及清亡后时人的后设反思,乃至后世研究者的研究于再现和重构清末科举停废一事中存在的差异与盲区。 

关键词:优拔考试 支恒荣 提学使 学部 趋新媒体 



蒋桂南撤之争与解放军战略大追击 

张皓 


 

摘 要:1949年,蒋介石、桂系双方在败退之际产生南撤之争。蒋介石计划退往台湾;桂系企图撤退入粤割据两广,迫不得已时退守海南岛。桂系的战略导向是防守湘桂粤边一线并与解放军进行湘南决战,因之要求蒋介石调其嫡系军队参战,以便桂系军队入粤。蒋介石则通过加强广州部署阻止桂系入粤。其后,白崇禧部拟经滇黔进取云南并相机撤入缅甸或越南,但蒋介石通过布兵黔东和云南设阻使白崇禧的计划再次落空。中共中央军委利用蒋桂之间矛盾,根据战场形势变化,指挥解放军南线部队采取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接连进行衡宝战役、广州战役、粤桂边战役,并在桂越边展开大追击。在蒋介石的掣肘和解放军的战场打击下,桂系军队最终覆灭,国民党军华南防线瓦解。解放军顺利达成华南大追击的战略目标,并一举奠定解放海南岛的基础。 

关键词:华南大追击 桂系 蒋介石 大迂回大包围 解放战争 



“天主众仆之仆”名号与格里高利一世的主教观 

包倩怡 


 

摘 要:教宗使用“天主众仆之仆”名号的历史始于格里高利一世。传统观点认为,格里高利启用该名号,是为了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普世牧首”争夺教会首要权。受其影响,对“天主众仆之仆”的研究长期围绕这场名号之争展开。经考证,格里高利一世在就任教宗伊始就可能经常使用“天主众仆之仆”名号,早于“普世牧首”之争。“天主众仆之仆”名号是4—6世纪修道文化影响教会的产物。格里高利一世是修道士出身的教宗,采用该名号,是对其特有的“修士—主教/教宗”主教观的表达,与争夺教会首要权无关。格里高利一世对教会首要权的理解也与罗马教会传统的教会首要权理论不尽相同。随着中世纪教宗制的发展,“天主众仆之仆”成为体现教宗在大公教会中最高权威的专属名号,其内涵与格里高利一世笔下的“天主众仆之仆”业已分道。 

关键词:教宗 罗马教会 格里高利一世 天主众仆之仆 普世牧首 



“文明”话语与甲午战争 

——以美日报刊舆论为中心的考察 

刘文明 


 

摘 要:甲午战争发生于19世纪下半叶西方“文明”话语盛行之时,以“文明”与“野蛮”二元划分为基础的文明等级观将中国和日本列为“半文明”国家。但日本以其“文明开化”而自诩为“文明”国家,宣称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并通过操纵“文明”话语而影响西方舆论。美国报刊从西方文明价值观出发将甲午战争参战双方分别设定为两种角色,即中国代表“野蛮”和“保守”,日本代表“文明”和“进步”,并以此为前提来评价这场战争,“文明”成为判断战争是非的标准。这样,“文明”话语依附于西方霸权而在当时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舆论中的一种潜在规范力量,并强加于中国而成为一种话语暴力。由此,清朝被贴上“野蛮”标签,丧失了对日战争的正义性,遭受屈辱而未能得到美国舆论的同情。日本则因声称战争目的为推进“文明”而符合并顺应了当时西方的“文明使命”,虽制造了旅顺大屠杀并最终通过《马关条约》损害中国主权,反而得到美国舆论的支持。 

关键词:文明 甲午战争 报刊舆论 话语暴力 



民族扩张理论与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 

许晓光 


 

摘 要: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为了论证民族扩张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宣扬了一整套理论。该理论起源于西方传入日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思想。从这种思想出发,根据本国在亚洲文明程度的领先状况,日本思想界提出“文明征服野蛮”的理论,认为日本已经是亚洲“文明强国”,在世界上可以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因而应当在亚洲成为“食他人者”。另一方面,日本思想界又提出,亚洲各国是“野蛮落后”的社会,所以只能成为“被食者”。再进一步推断,日本思想界又宣扬,文明进步的日本向野蛮落后的东亚各国扩张,“输出文明”并“保护”那里受苦受难的各民族,成为日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民族扩张的“正义性”似乎得到了“合理的”解读,明治日本思想界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煽动下的军国主义扩张提供了所谓“正当性”诠释。 

关键词:日本 民族扩张 甲午战争 抗日战争 社会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