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概念凸显殖民意图
 
　　实际上，不独“东京文献学派”与调查活动存在直接关联，“京都实证学派”的不少学者如内藤湖南的门生稻叶岩吉等亦涉事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学派的理论、方法乃至代表性观点屡屡相左，特别是在关乎日本国家起源的基础问题——邪马台国的地望上，两派论战势同水火。尽管如此，他们对中国、朝鲜历史上的国家、政治、文化、民族等重大命题看似不尽相同的观点背后，却呈现出一致的基础倾向：虚无并解构中国、朝鲜历史和文化的主体性，如“尧舜禹抹杀论”（白鸟）、“中国历史南北两元论”（白鸟）、“宋代近世说”（内藤）、“满鲜不可分论”（稻叶）等，而白鸟、稻叶对“满鲜”历史的基本认识——“满鲜史观”与当时日本的殖民侵略形成互动。
　　所谓“满鲜史观”包含两个基础性观点，一是将“满洲”与朝鲜视为历史上拥有同质文化、习俗、信仰乃至相同人种的区域，即所谓“满鲜一体”；二是强调“满鲜”与中国从人种到文化全方位的异质性。这两种观点则是白鸟等人通过对这一区域历史上的语言、文化、经济、政治乃至人种进行严密考证“研究”得出的“结论”。
　　早在1905年，白鸟库吉就把“满洲”定义为“东北三省盛京、吉林、黑龙江在行政上的划分，由辽河和黑龙江流域的一部分构成。但是在讨论有关满洲的事情时，必须将两河流域（即辽河、黑龙江）全部视为整体，因为从长城以北、大小兴安岭以东直至大海，从亚洲全局来看是一个整体区域”。白鸟建构的“满洲”有两个特点：其一，在当时中国的历史和政治语境中，“满洲”是民族或部族概念，即建立清朝的满（洲）人。然而，白鸟将这一概念偷换为文化地理概念，本质上是在中国历史和地理版图上虚构了一个“真实存在”的“满洲”。其二，虽未明确说明，但所谓“长城以北、大小兴安岭以东直至大海……是一个整体区域”的表述，似乎暗含朝鲜半岛也应划入“满洲”之内。白鸟还陆续提出东洋历史乃是南方民族（即汉人）与北方游牧民族相互对立的历史，即“两元论”；将“满洲”归为南北对立的“未定”地区。同时以文献考证的手段对“檀君”、“箕子朝鲜”等历史传说进行解构，消解朝鲜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亦将其与中国中原王朝长久的宗藩关系作相对化处理。
 
“满鲜不可分论”配合侵略行为
 
　　虽然白鸟屡屡将“满鲜”连称，并且在划定调查范围及思考问题时，往往有意无意地不加区分，但鼓吹“满鲜一体”最力者乃稻叶岩吉。稻叶观点的殖民色彩更浓，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也极为紧密。稻叶岩吉，号君山，初为内藤湖南弟子，日俄战争期间担任随军翻译，战后，适逢“调查部”成立，稻叶遂参与其中。调查部撤销后，稻叶并未加入白鸟的“东大”团队，而是活跃于政、军、教育、学术界，先后任职于日本陆军大学、参谋本部，1922年转任朝鲜总督府“朝鲜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成为“修史官”。
　　与当时大多数学者否认檀君传说的真实性、否定檀君传说与朝鲜原生文化的关系不同，稻叶认为檀君传说是朝鲜与“满洲”的扶余、女真等民族一体同源的证据。1922年，他发表《满鲜不可分论的历史考察》，从历史、民族、经济的角度论证朝鲜与“满洲”的扶余、女真等民族族源一致。实际上，稻叶的观点看似与白鸟等人不同，但在否定朝鲜民族的主体性方面异曲同工，即将朝鲜归入“满洲”一支，而朝鲜自身的历史便与“满洲”融为一体。不宁唯是，当时日本已吞并朝鲜十二年之久，稻叶之所以鼓吹“满鲜不可分”，其目的在于敦促日本的朝鲜总督府向“满洲”扩张，进而将中国东北彻底殖民地化。
　　尽管白鸟一直以严肃的“考证”手段强调其研究的客观性和学术性，但是“东洋史”发展轨迹却与“大陆政策”的实施节奏交相合拍。1905年，白鸟提出“满洲”概念及所谓“满洲未定”，正值日俄战争期间；而“满鲜”调查又与日本对“南满”实施大规模殖民开发步调一致；稻叶“满鲜不可分”观念的酝酿和成熟完全贯穿于日本吞并朝鲜（1910）进而谋求对中国东北完全殖民地化的过程，伪满洲国成立后，稻叶受聘为伪满洲建国大学（1938年成立）教授。
　　白鸟等人的“满鲜史”研究，在本质上是将清朝对“满洲”的主权合法性以及朝鲜与中国的历史关联置于更大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相对化处理，为日本的殖民侵略制造“历史合法性”。确言之，白鸟等人试图通过以“学术手段”肢解中国历史的方式，配合日本对中国的肢解。龚自珍云：“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近代日本东洋史学建构的“满鲜史”，明显带有“去中国、朝鲜之历史”的侵略色彩。因此，在探讨“东洋史”相关问题时，清算日本历史学的残渣，即“去除殖民化”，依然是学者们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