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和珍贵典籍，其流传十分广泛，不仅在国内，而且还大量流散国外。其中，日本收藏中国地方志数量之多，质量之好，在海外首屈一指。日本搜集中国地方志的历史相当久远，到近代因侵华的需要更是肆意搜集、掳掠。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尽管对日本的方志搜集研究已有涉及，但还很薄弱。该成果是较为全面、系统研究这一课题的学术著作。
 
一、主要内容
 
（一）地方志流传日本的方式

    该成果将地方志东传日本分为17－19世纪中叶、20世纪初至中叶两大时段，重点论述了地方志流传到日本的三种方式：
    商人贸易。第一章主要探讨了17－19世纪中叶日本输入方志的历程与总量、输入方式、价格，以及到日本后的主要流向。成果认为，此时段流入日本的志书数大约有1245部左右，中日间的方志贸易属于一种半公开的走私贸易，日本方掌握着方志贸易的主动权。第二章首先把地方志放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动乱不定的背景下，分析了20世纪初至中叶地方志流散的四种形态，方志图书市场与北平、上海等集散中心的形成，然后论述了日本书商的方志经营活动，与中国书商的供需关系，方志在日本国内的价格波动情况，还通过对比中日方志市场价，以推测日本书商经营地方志的利润率。
    直接来华或在华搜集。成果第三、四章集中论述了近代日本来华或在华大肆收集、收购地方志有两种情形：其一是文化机构。文中先后论述了东亚同文书院、满铁大连图书馆等在华日本文化机构，东洋文库、东方文化学院等在日文化机构的方志搜集、劫取购活动，并对静嘉堂收购陆心源“皕宋楼”、外务省劫购徐则恂“东海楼”方志藏书进行了重点解析。有关“皕宋楼”的流失过程，对现有成果作了七方面的史实补充与澄清。对外务省劫取“东海楼”藏书，该成果首次利用日本外交档案，系统探讨其劫取的过程、合同条款、价格，偷运出境的方式。其二是外交官、律师、教习、学者和留学生等“中国通”。他们当中有些是以自己需要而收集方志，如藤田丰八、内藤湖南等，有些则是为日本的文化机构收集，如岛田翰、长泽规矩也为静嘉堂，仓石武四郎替东方文化学院京都所等。
    掠夺。日军侵华期间，掠夺是日本侵占中国方志等汉籍的主要方式之一。该成果列举了日军在江南地区的方志掳掠，重点探究了日军参谋本部、国策机构“东亚研究所”、外务省特别调查班的方志掠夺行径，并对战时的日本掳掠方志数量作了统计，以事实回应日人的“夺书曲论”说。

（二）东传方志在日本的流动及其产生的影响

    该成果首次归纳了方志东传日本后的四大流向：一是向御用图书机构集中。17－19世纪中叶，唐船运到长崎的方志主要入藏幕府红叶山文库。明治维新后，旧藏家的珍本方志主要被奉献给皇室图书寮。二是汇流于公共图书馆。流入方志最多的是帝国图书馆及其前身东京书籍馆。三是向大学汇集。虽批量流入不及公共图书馆，但流入之次数、旧藏家之多是公共图书馆所不如的。四是流向著名私家文库。经过多年的聚散与流变，日本已经形成了以东京、京都为中心的两大方志收藏聚集区。对方志收藏聚集区内的东洋文库、国立国会图书馆等重要图书馆的方志收藏特色，该成果予以揭示。
    地方志对日本文化事业产生的影响也是该成果重点研究的内容。成果认为，方志东传日本一方面拓展了日本学术的研究领域。日本学者不仅利用方志研究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诸问题，而且还兴起了对方志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方志目录整理、探讨方志资料的利用、对方志本体及其发展过程的认识。另一方面，效法中国的做法，移植中国修志理念、采用方志用语和体例而编纂“日本版”的地志，从而也使地志编纂成为日本文化的一个传统。

（三）日本收藏地方志的现状及价值

    对日本收藏地方志的现状，1969年国会图书馆参考书志部曾出版《中国地方志总合目录》，著录国会图书馆等14家日本主要图书馆、研究所所藏方志2860余种，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除有著录编纂者、版本等方面的差错外，最大的问题一是收录的图书机构太少；二是对已著录的图书馆也有缺漏，如国会图书馆中原陆军总参谋部移管的地方志就没有收录；三是按民国政区编排，无法与现代政区对应，而且有些藏书机构已发生了变更。鉴于该目录未能全面反映日本收藏地方志的现状等问题，该成果重新调查，最终著录日本53家图书机构与文库收藏方志4028种，基本反映了日本收藏地方志的现状。其调查面之广，收录图书馆之多，著录方志数量之大，为国内外首见。
从调查看，中国所有省份都有志书流失日本，各省区志书流失的比例多在30－70％之间。其中不见中国收藏的孤本有179种，国内残缺而在日本全帙的有71种。对孤本志书，成果第五章以（万历）《宁国府志》、（崇祯）《嘉兴县志》、（泰昌）《全椒县志》等6部志书为例，重点解析了孤本志书的内容、体例、流传日本的过程及其在文献学、史料学上的价值与意义。
 
二、基本观点
 
    第一，17世纪以来日本搜集中国地方志的历史分两大阶段。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收集中国地方志主要是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和地方管理，以及部分经济作物、药材的国产化。此后除部分为纯学术研究外，主要是企图通过方志收集各方面资料，为其侵略中国的国策服务。
    第二，19世纪中叶以前，日本主要通过商业贸易的方式获取方志。19世纪末至抗战全面爆发前，方志流传日本，既有书商的输入，也有赠与，但主要是日本利用“庚子赔款”举办所谓“对支文化事业”，利用其文化机构与来华人员，以购买为幌子，对方志进行搜求。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则赤裸裸地掳掠。
    第三，19世纪中叶以前，方志是在中国正常的流通中为商人收集而舶载日本的，购藏的仅是幕府、大名和部分学者，方志的输出量有限。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一方面因战乱等多方面原因，造成方志大量散出；另一方面，日本自甲午之战胜利后，对中国觊觎日益迫切，方志的需求者愈来愈多，它们以强大军事、经济势力为后盾，大肆搜集、劫取、掠夺地方志，方志多以非传统方式流失日本，其规模前所未有。
    第四，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江户时代，推动地方志收集最有成绩的为将军德川吉宗、加贺藩主前田纲纪、佐伯藩主毛利高标、大学头林述斋四人。就收藏量而言，幕府红叶山文库最多。就志书版本而论，加贺藩主前田纲纪收集方志要早于将军德川吉宗，版本也好于德川吉宗的红叶山文库。19世纪末以后，日本有方志收藏的机构很多，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京都研究所所藏方志有相当部分是所谓的“对支文化事业”搜求的结果。而东洋文库、东京帝国图书馆则是库藏方志增长最快的图书馆。
    第五，战后为盟军确定的收藏有非法掠夺图书的帝国图书馆、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东洋文库等9家图书馆，尽管因资料所限，目前尚无法一一弄清其曾经收藏的劫来方志情况，但仅据现有的调查资料可以肯定东京帝国图书馆是最大的劫来方志收藏单位。
    第六，当前日本收藏方志的机构遍布各地，形成了以东京、京都为中心的两大方志收藏区域。就各机构收藏方志的质量而言，从区域上看，以东京的尊经阁文库、公文书馆、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书陵部、静嘉堂文库为好，从图书机构类型看，公共图书馆收藏的质量较高，大学图书馆多为普通本。
    第七，方志流传日本后，给日本的文化事业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如在地志编纂方面，从江户时代直到明治初期，日本的地志基本是仿效中国方志而编的，明治末后有差异，然也有借鉴。而且，方志的东传还推动了日本方志学研究的初兴、方志资料的整理与利用。
    第八，中国流散日本的方志遍及中国各省区，但以华北及东南沿海省区为主。日本收藏方志的数量和质量除国内的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外，其他省区的图书馆都难与之匹敌。
 
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该成果系统、全面地研究了中国地方志是如何流传日本的，日本为何长期不懈搜集地方志，在日本的地方志收藏现状，以及地方志对日本文化事业的影响，拓展了文献学研究的新领域，提高了汉籍外传史研究的深度。其学术价值在于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日两国特殊的政治、文化关系，解决了中日关系史上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有助于文献学、图书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另一方面，摸清了在日本的方志资源，便于我们有选择地将最有价值的方志，通过各种方式让其回归祖国，方便学术研究利用。
    近年日本社会的右倾化有所抬头，日本学术界也时有否定日本侵略罪行的论著出现。该成果以详实的资料与大量的证据对日本侵华的方志掠夺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它既是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揭露，也是对部分日本人否定战时掠夺中国图书的相关论说的有力批驳，同时是对抗战胜利的一种很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