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期：科学决策——锻造“求真务实”的治史方法论

“科学决策”强调按客观规律办事、不搞拍脑袋决策，提供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方法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地方工作期间始终坚持深入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尊重发展规律，不急于“烧三把火”，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战略远见。对中国古代史研究而言，科学决策精神体现为“求真、求实、求是”的治史传统——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深耕史料、严谨考证，力戒浮躁虚华、急功近利的学术风气。广大党员学者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调研实践和长远战略中汲取方法论智慧，把科学决策精神转化为学术研究的方法自觉。

科学决策源于深入调研、摸清实情。第六党支部沈冬梅同志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河北、福建、浙江等多地工作，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在方法论上作出了生动总结。首先是深入调研，《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使决策经得起检验。其次是经济观方面，在宁德时强调首先要解决思想贫困，提出“不能为了出政绩而盲目上项目”，要尊重发展规律，不盲目追求短期效应；在浙江推动“千万工程”因地制宜、久久为功。第三，在群众观方面，以人民为中心，提出“心无百姓莫为官”，要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工作经得起群众评判。第四，在政绩观方面，强调“功成不必在我”，为民造福就是最大的政绩。真正的政绩是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陈冠华同志指出，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倡导“马上就办”，还是在杭州西湖提倡“还湖于民”，每一项决策都奠基于调查研究之上。只有尊重客观规律和实际情况，工作才能经得起实践和逻辑的推敲。第三党支部孙靖国同志从历史学方法论角度深刻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这与历史学“求真”的学术追求不谋而合。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深入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在正定走遍全县每一个村、深入了解农村真实情况，提出“半城郊型”经济发展战略，正是基于对当地历史、地理、经济结构的深刻把握。这种“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务实作风，正是“实事求是”精神在实践中的生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的政绩观始终贯穿着深厚的历史思维和长远的战略眼光，强调“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体现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在福建工作期间推动“生态省”建设，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是着眼于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科学决策贵在立足长远、规划全局。第六党支部江向东同志分析了习近平总书记如何处理好长远政绩与短期政绩的关系。他指出，在河北正定，面对古城保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保管不好，就是罪人，就会愧对后人”，并亲自筹款修复隆兴寺，认为“保护文物也是政绩”。1984年，电视剧《红楼梦》拍摄选址正定，习近平总书记力排众议主持建设荣国府，当时效益不明显，但多年之后文化与经济效益日益彰显。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厦门主持编制《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在福州主持制定“3820”战略工程。对三明万寿岩史前遗址保护作出重要批示，“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果断叫停采矿，保住了“南方周口店”。在福州，习近平总书记在林觉民故居召开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指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使三坊七巷得以完整保留。江向东同志认为，这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胸怀，超越了狭隘的功利主义，也是“计利当计天下利”的胸襟。这是一种兼具道义担当和历史责任的政绩观。政绩不一定立竿见影，倘若人人都持错误政绩观，认为对自己在位时的政绩无益便不愿为之，那么经济与社会就难以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善于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发展对象高擎擎同志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正确政绩观实践深刻揭示了如何把握长远政绩与短期政绩的辩证关系。政绩建设未必能立竿见影，倘若目光短浅，缺乏战略眼光，就容易急功近利，只追求短期“显绩”，忽视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应当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展现“无我”的奉献精神，坚持久久为功，方能创造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绩。他认为研究历史同样要平衡好二者关系，集中体现在学术成果的深耕积淀与功利速成的取舍上面，治学须摒弃浮躁功利，甘坐学术冷板凳，深知学术成果的价值远比短期产出数量更加重要。

科学决策成在尊重规律、实事求是。第四党支部书记康鹏同志结合唐宋历史研究指出，唐代贞观年间唐太宗秉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执政理念，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摒弃“急功近利”的治理误区，其政绩不在于大兴土木、粉饰太平，而在于百姓安居乐业、社会长治久安；宋代王安石变法虽然初衷是富国强兵、惠及民生，但部分举措脱离当时社会实际、急于求成，忽视了基层群众的接受度，最终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这一历史教训深刻警示我们，脱离实际、违背规律的“政绩”，终究难以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第三党支部孙靖国同志进一步指出，在历史学视域中，任何当下的执政行为本质上都是在书写未来的“历史底稿”。习近平总书记从正定到福建、浙江、上海的地方工作轨迹，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活生生的当代治理史案例，即真正的历史智慧，不在于事后评说，而在于事前用历史的眼光审慎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时间的理解，是以百年、千年为计”，在福建工作期间大力保护文化遗产（如三坊七巷），在浙江提出建设文化大省，这并非简单的文化建设，而是将政绩置于中华文明传承的宏大坐标系中。历史学研究告诉我们，许多重大社会变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长期积累、渐进发展的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处理好显绩与潜绩的关系”，这正是历史智慧的体现——在治国理政中，教育、科技、生态、民生等领域的长期投入，虽不显山露水，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第二党支部郑任钊同志从思想史视角指出，“因地制宜”是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方法论自觉。思想史不仅关注“观念是什么”，更关注“观念如何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等实践案例，就是一种基于调查研究、尊重客观规律，用科学思想指导实践的科学方法。第二党支部杨博同志结合自身研究指出，真正的政绩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谋划“八八战略”，立足长远、久久为功，为我们树立了标杆。作为历史科研工作者，不急功近利求“显绩”，而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夯实史学研究基础，为学术传承与发展筑牢根基。张翀同志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政绩观的核心是“实”——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在研究中也要以此为准则，深耕原始史料、严谨考证辨析，在学术传播中贴近大众、讲好历史故事，让专业研究走出书斋、服务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