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合庄遗址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三合庄村。2014年10月至2015年6月，为了配合基本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6283平方米，共清理古代墓葬205座，其中东汉9座、北朝4座、唐代78座、辽金60座、元代45座、明代3座、清代6座、东汉烧窑2座及大量炭化植物遗存。出土陶、瓷、石、铁等各类文物600余件（套）。

遗址所在区域为典型的河湖相堆积，受永定河泛滥影响，埋藏较深。①层，现当代层，包含大量现当代建筑基础和垃圾；②层，近代层，包含近代瓷片、砖瓦等；③层，元-清代地层，此层下有元-清代墓葬；④层，东汉-金代地层，此层下有东汉-金代墓葬。

三合庄遗址自东汉以来一直作为公共墓地使用，其延续使用时间之长、时代跨度之大，在北京地区极为少见，就全国已有的考古发现而言，也是较为罕见的。这为研究历史上北京地区不同时代、不同特点的墓葬，为建立文化谱系，追溯北京地区古代丧葬文化的发展序列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依据，也为今后研究和复原北京地区不同时期的社会状态、丧葬习俗、文化交流、商品贸易、民族迁徙融合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主要收获

东汉墓：全部为小型砖室墓，南北向墓室四壁用青砖错缝修砌，逐渐叠涩起顶，顶部为平砖或立砖斜置交叉封顶，墓葬均为单人葬。墓葬形制是用砖做成棺的形制，均为梯形，南侧宽、北侧窄、南侧高、北侧低，这种墓葬形制有典型的北方鲜卑族特点。

东魏墓：形制与东汉墓类似，只是在葬具上使用了木质葬具。一座墓葬中出土的一块铭文砖上刻有“元象二年四月十七日乐良郡朝鲜县人韩显度铭记”，可知墓主人韩显度的祖籍是乐浪郡朝鲜县，下葬于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的第二个年号——元象二年（539年）。

唐墓：唐代墓葬数量最多，墓葬形制多样。根据形制分为如下几类：甲类墓，墓葬平面呈甲字形；乙类墓，墓葬形制和甲类墓相似，墓室形状近似圆形；丙类墓，形制与东魏墓葬类似，墓主人头向一律向南；丁类墓，船型墓，墓室呈现一头尖一头平的船型。其中甲类墓有两座纪年墓，分别为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易州易县令黄雄及其夫人王氏的合葬墓和唐德宗李适贞元十五年（799年）叶海澄及夫人鲜于氏合葬墓。

辽金墓：辽金墓葬数量众多、形制多样、墓葬结构保存较完好。形制有甲字形穹窿顶砖室墓、小型砖砌火葬墓和瓮棺墓三种。甲字形墓墓道前多修建有砖砌的祭台，墓葬的形制与唐代墓葬近似，为台阶墓道，墓门均为门楼式，上面为砖仿木结构装饰并绘制有简单的红、黑色彩绘。墓室形状为圆形，穹窿顶，室内有独立或位居北部的棺床，棺床表面施彩，棺床之上放置木棺，部分木棺保存较好。受到辽代崇尚佛教的影响，墓主人全部火化，并用棺盛放骨灰。与中晚唐墓葬一脉相承的是，墓室内四壁也有砖仿木的建筑构件以及门窗、桌椅、灯台等家具样式，砖仿木的建筑构件一般涂有红或黑色的彩绘。

M75壁画主要集中在墓室内四壁，四壁底色为淡黄色，上面用红、黑线条绘制出家居生活的图案，墓室东壁砖仿破子棂窗下绘制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执壶、高足碗和茶斗，碗内放数个寓意为祝福后代“多子多孙”的石榴。桌子旁放置一把椅子，椅子上铺有云纹坐垫，椅子旁为五斗橱；墓室的北壁绘制一扇大门，门已关闭，并上锁；西壁绘制有高脚柜子，柜门也用锁锁上，柜子上放置一竹编的圆形筐，柜子旁绘制一个竹编有盖的箱子，箱子旁是灯台，一共有三个灯盘，中间的灯盘为砖制，两侧的灯盘和灯杆、灯脚为黑彩绘制，四壁与墓顶之间施加砖仿木绞头把项造斗拱，全部为柱头铺作，柱子为红彩绘制。

小型砖砌火葬墓没有墓道，仅在土圹周围用砖修砌成殓骨灰的墓室，个别墓室前还有砖砌的祭台。瓮棺墓普遍用陶罐、陶盆等中、大型陶器皿盛放骨灰，口部或用砖封口，或用瓷碗封盖，或用更大的陶器覆盖。这两类墓葬不会单独出现，而是出现在甲字形穹窿顶砖室墓的周围，呈现出家族式墓葬的分布规律，这种排布在北京地区的辽金考古中较为少见。

元墓：分为两类，甲类墓为石板墓，系在土圹内用砖修砌方形墓室，墓室顶部用一整块石板覆盖，石板之上再堆砖，墓室内中部放置盛有骨灰的木质盒子，四角和木盒上放置极具道教文化色彩的小石子——镇墓石，随葬品为瓷器或陶制小明器。这类墓成组出现，中部修建有明堂。乙类墓的形制与佛塔类似，称之为塔形墓。与一般墓葬不同的是，这类墓葬修建在当时的地面上。据形制不同，可分为A、B两型。A型墓的基础为束腰须弥座型，是为塔基，其前有砖铺的祭台。中部的塔身为矩形，门在南面，塔身之中修建棺床，由于盗扰，塔身之内仅存镇墓石。塔身之上为砖砌叠涩塔刹，檐体部分用修整后的沟纹砖表示。部分塔形墓的外立面上还残存有墨线绘制的直棂窗。B型墓没有“塔基”，而是用平砖和立砖修建出“院子”的“地面”和“围墙”，其上直接修建方形的墓室，亦开南门，门用两块立砖封堵，砖表面或素面，或线刻房屋纹样，墓室内用两块砖修建棺床，在部分没有盗扰的墓葬中，棺床上或用木盒放置骨灰，或用陶罐放置，亦放置镇墓石、瓷器等随葬品。塔刹为砖砌叠涩顶造型，没有装饰。与A型墓单一分布不同的是，这类墓或两个为一座，或三个为一组成组出现。

炭化植物遗存：炭化植物遗存区涵盖了整个辽金墓葬区，总面积约3200平方米，辽金时代墓葬在穹顶火葬墓的前方（南侧），常发现树根和小型的祭台。祭台南侧区域发现大面积经过火烧的炭化种子。火葬墓、树根、祭台、炭化植物遗存形成了一个组合形式。

炭化植物遗存区域内一共发现砖铺地面遗迹2处，出土遗物包括：（1）陶瓷类，包括各类陶片、瓷片；（2）金属类，包括铁钩、铁钉、铁刀、铜钱、双鱼纹铜镜；（3）遗骸类，包括各类动物骨骼、人骨烧骨、鸭蛋蛋壳；（4）植物类，包括粮食、水果、坚果、树叶、树干（根系）、杂草（苍耳、芦苇草），其中粮食作物主要有高粱、稗子、水稻、小麦、大麦、大豆、豌豆、绿豆、粟、黍、芝麻，水果主要为甜瓜、枣、桃子，坚果为核桃。炭化种子碳十四测年结果在公元1145年～1209年，约为金代早中期。

几点认识　

墓葬的新发现

东汉墓葬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胡俗”，这与历史上北京地区长期处于汉、胡杂居的社会现实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是鲜卑族在北京地区建立前燕、北燕等政权留下的证据。由于目前北京发现的具有鲜卑文化特点的墓葬较少，因此本次发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人口锐减，加上各王朝国祚短暂，难与汉魏墓葬区分，此次发掘的北朝纪年墓具有重要意义，为北京地区北朝墓的形制特点树立了标尺，同时也为研究古代移民路线问题提供了线索。

北京地区的唐墓属于环渤海地区唐墓（山东，河北北部、北京、天津，辽宁朝阳）中的典型形制，它们的发现，极大地丰富了环渤海地区唐墓的文化内涵。三合庄发现如此大量的辽金时期墓葬，并呈现着特殊的组合方式，在北京地区极为罕见。

三合庄辽金墓葬的火葬葬俗，与东北地区同时期的土坑竖穴墓葬俗完全不同，这对了解辽金时期北京地区的埋葬制度、祭祀制度提供了新的证据。北京地区地处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的交错地带，三合庄的辽金墓葬为民族迁徙、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完整的辽代壁画墓也较少见。

元代“塔形墓”在北京地区发现较少，不仅丰富了元代墓葬的类型，也为研究当时社会的佛、道教信仰及两者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

辽金植物考古的重要收获

炭化植物遗存区和墓葬区的完整揭露在辽金考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遗址区位于墓葬区的偏南部地区，两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为研究辽金时期的丧葬文化提供了新材料。

遗址区内发现大量炭化农作物，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分布面积之广，在北京地区考古史上从未出现，在全国范围内也属首例。发现的植物种子包括高粱、栽培稗、水稻、小麦、大麦、大豆、豌豆、绿豆、粟、黍、甜瓜、芝麻等。

高粱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高粱大约是辽、金时传入我国，但目前尚未有更多的考古实物。本次发现了数量大、面积广的炭化高粱遗存，对解释高粱传入中国的时间、途径、在农业中的角色等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其时代可以说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高粱遗存。

稗子在东北的金代控制区曾有零星出现，有文献记载金代人有栽培、食用稗子的习惯，本次在金代最南控制区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稗，证明了金代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南传、北京当地汉民族接受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和农业技术，为胡汉在生活方式、饮食结构上的全面融合提供了生业经济和农业依据。

环境考古收获

墓群所处的连续地层为研究永定河汉代以降的人地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剖面。既有自然形成的淤积层，又有人类活动形成的文化层，为了解2000年以来古代永定河的变迁和当时的生态环境提供了重要材料。

专家点评

齐东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大兴三合庄遗址出土墓葬从东汉（西晋）延续到清代，墓地延续使用时间长、墓葬时代跨度大。研究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特点的墓葬、建立起文化谱系，能够为建立、追溯北京地区古代历史文化序列提供现实依据。

从三合庄唐代砖室墓的规模和结构来看，应归属于幽州地区等级较高的人群。这种实例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时唐代墓志铭上对周边古村落“黄村”有所记录。说明大兴黄村这一村落、名称至少在唐代时就存在，该地区一直持续有人居住和延续使用这个名称。这对研究北京古代历史地理、人口流动、民族变迁、城镇建制等问题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杭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三合庄辽、金时期墓葬融合了契丹早期的火葬方式、延续了东汉（西晋）至唐代本地及山西等北方地区的仿木砖室墓的结构，演化成了具有典型的北京地区特点的墓葬形式。北京地区自古以来处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交界地带的地理位置，为民族融合提供了客观条件，三合庄东汉（西晋）以来墓葬群的发现，为文化交流、民族迁移、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力的实证证据。

赵志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三合庄遗址区域发现了大规模的炭化植物种子遗存，不仅品种繁多、分布面积广，而且单一品种的数量极大，这在北京地区历史上从未出现，全国范围内也属首例。发现的炭化植物种子包含了稻、黍、稷、麦、菽的“五谷”，还有如绿豆、芝麻、高粱等“杂粮”，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生业经济的情况。

高粱和稗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高粱大约是辽、金时期传入国内。三合庄炭化遗址区发现了数量极多、面积极大的炭化高粱遗存，对解释高粱传入中国的时间、途径、在农业中的作用等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炭化稗子在东北地区金人控制地区考古遗址有少量发现，有文献记载金代人有栽培、食用稗子的习惯。在金代最南控制区发现了如此大量的栽培稗，证明了金代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南传、北京当地汉民族接受了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和农业技术，这为胡汉在生活方式、饮食结构上的全面融合提供了依据。

吴小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三合庄发现的炭化农作物遗存与人骨遗存、墓葬随葬品，能够为研究辽金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业经济、饮食习惯提供有力证据。

历史上，永定河在三合庄遗址所处区域内多次泛滥，泥沙覆盖了遗址的区域，使得三合庄炭化遗址区域能够非常完整地保存下来，同时留下了河流泛滥的地层堆积证据，这对了解北京南部地区古河道分布、古河流变化、古气候变迁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原文发表在《中国文物报》2016年1月15日第7版

作者单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作者：尚珩 金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