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西南土司遗址申遗考古工作的基本框架下，从2012年至今，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海龙屯、养马城等关屯遗址，对新蒲土司墓地、团溪雷水堰墓地等进行了系统清理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而播州杨氏13世杨粲墓所在的皇坟嘴墓地，第一次发掘于1957年，仅仅对杨粲墓室进行了清理，对其墓地格局没有基本认识，而据杨粲墓出土墓志铭文“杨粲葬于本堡”的线索，皇坟嘴被史家推断为播州早期司治“白锦堡”所在地。带着以上两个目的，经国家文物局审批同意，于2017年2月启动对皇坟嘴墓地时隔60年后的的再次发掘，取得了新的重要收获：一是确定了杨粲墓前3座于早年即已开口的石室残墓为杨氏土司墓；二是在对白锦堡司治的寻找过程中，在与皇坟嘴墓地隔湘江河相望的赵家坝发现两座石室残墓，其中的一座在1957年清理杨粲墓时一并进行过清理，并将女室雕刻搬迁至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经此次清理发掘，确定为土司墓，并发现了一座疑似土司夫人权殡厝葬墓，使确定的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增加到5处。

皇坟嘴墓地

皇坟嘴墓地位于遵义市南部新区深溪镇坪桥村皇坟嘴，处在湘江主河道的二级台地上，皇坟嘴原称官坟嘴，也称之为“官坟坝”。宋代曾建白锦堡治于此，后迁至穆家川，遂废为墓地。墓地后方为台形地，在其上发现上、下两个清代营盘。墓地由杨粲墓（M1）、杨嘉贞墓（M2）、杨炯墓（M3）、杨斌墓（M4）4座土司墓构成。

杨粲墓（M1）于1953年发现，2014年，为配合《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调查项目》的实施，对墓地进行系统勘察，并对杨粲墓前3座土司墓进行测绘、拓片、照相等资料收集工作，并将其编号为M2、M3、M4。此次对墓地的发掘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弄清了杨粲墓前3座土司墓葬的身份， M2、M3、M4分别为杨氏18世杨嘉贞、23世杨炯、27世杨斌墓。

杨嘉贞墓（M2）位于杨粲墓（M1）左前方，距离杨粲墓100米左右，墓坐东向西。该墓为播州杨氏18世土司杨嘉贞夫妇合葬墓，为播州首座确认的元代土司墓葬。墓葬为长方形双室石室墓，男女墓室结构基本相同，均由封门、前室、墓门和后室组成，墓室用红砂石构建而成。在墓室前发现拜台、墓道、排水沟、八字墙、隔墙、石台子等遗迹。男室底板石下存有腰坑，腰坑中置一方形石板，石板内凿有圆柱形孔，腰坑由于被盗，仅在里面发现鎏金青龙、玄武各一件，并在腰坑石内底部发现残损铜锣一件，青龙、玄武盛装于其内。在墓前隔墙处发现墓碑一通，墓碑正中篆书“资德大夫宣慰宣抚都指挥使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杨公之墓”，左上方楷书“至正十七年岁次丁酉十二月十三日壬午”，右下方楷书“孝孙资德大夫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播州军民宣抚使播州等处管军万户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上户军元鼎立”。

杨炯墓（M3）位于杨粲墓（M1）右前方，距离杨粲墓130米左右，坐东向西。该墓为长方形双室合葬墓，男女墓室结构基本相同，由前室、墓门和后室组成，均由整石板构筑而成。男室底板石下存有石质腰坑，遗物不存。男女墓室前中轴线上均发现墓志各一盒，墓志出土时盛装于石盒之中。杨炯墓志盖篆书“明故怀远将军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杨侯墓志铭”，志文楷书，约770字，记录了播州杨氏家族史、部分土司传承关系及杨炯事迹。田夫人墓志盖篆书“明故旌表贞节夫人田氏墓铭”，志文楷书，830余字，记载了田氏家族史、部分杨氏土司传承关系及田夫人守节事迹。由于该墓数次被盗，大多随葬品已不存，在清理女墓前室时出土有釉陶俑、骑马俑、铜器、棺环等40余件，男墓室前出土棺环、铁锁和瓦当，其中女室出土的陶俑较为完整，形象丰富，生动逼真，为研究明代播州服饰、雕塑艺术、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提供了丰富实物例证，极为珍贵。

杨斌墓（M4）距杨粲墓（M1）约200米，墓坐东朝西，该墓为杨斌夫妇合葬墓，男女墓室结构基本相同，由墓道、墓门和后室组成，墓室由整石板构筑而成，内壁光滑，无雕刻。由于该墓被盗严重，仅在男室填土中发现泡钉3颗，在墓室外发现青石碑帽和一块残碑。1985年，曾在该墓南20米民房侧的土坎下出土一方墓志盖和一块残碑，碑下部分已残损，被砸断后埋入土中，碑正中篆书“诰封淑人谕祭旌表祈适名门克敦妇道相夫尽职训子承宗忠孝……”（下缺），碑上款楷书“嘉靖贰年癸未岁……”，下款亦为楷书“孝夫前四川按察司按察使杨斌”，其下有正方形篆文图章一方，印文为“两朝赐蟒龙玉带”。据墓碑记载，此墓是明代播州土司杨斌夫人俞氏之墓无疑。这座墓葬结构、规模与高坪墓地5室墓和新蒲杨烈墓相同，是新确认的又一座播州杨氏土司墓葬，应该为播州杨氏27世土司杨斌夫妇合葬墓。

赵家坝墓地

赵家坝墓地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坪桥村沙新组大林山山腰，当地人称“官坟”，南与皇坟嘴墓地隔湘江相望，相距仅600米。墓地由杨忠彦墓、杨元鼎墓和疑似土司夫人墓3座墓构成。经过发掘确认，墓地中的M1、M2为播州杨氏第19世土司杨忠彦墓、20世杨元鼎墓、M3应为明代某土司夫人墓。

杨忠彦墓（M2）位于杨元鼎墓（M1）右后方，坐北向南，墓葬处在大林山山腰，多次被盗，墓葬破坏极为严重，墓室均被打开。经清理，该墓为长方形三室合葬墓，墓顶封土大部分被破坏，残存封土高0.8米。三墓室结构基本相同，整个墓葬由封门、前室、墓门、后室及墓前四级台子组成，墓室材质为青石。在第二级台子上三墓室中轴线上位置原有三碑座、碑及碑帽，东室碑及碑座都已破坏，中室及西室碑座保存较好，碑座上饰莲瓣纹，发掘时西室墓碑座及碑帽垮塌于第三级台子上，碑断裂风化严重，碑帽雕成两面坡瓦顶样式。碑正中篆书“元故播郡夫人田氏之墓”，碑左侧从上至下楷书“……年岁丙子……冬念八日壬午”，碑右侧楷书 “孝孙□□大夫播……杨□立”。

杨元鼎（M1）墓西距杨忠彦（M2）约20米，位于忠彦墓左前方，座北向南。该墓为长方形双室合葬墓，墓顶封土保存较好，残存封土东西长14.5、南北宽6米，残高1~1.6米。男女墓室结构基本相同，整个墓葬由封门、前室、墓门和后室及墓前三级台子组成，墓室材质为青石、墓门及台子包边墙用红砂石。该墓多次被盗，大多随葬遗物已不见，最重要的发现是在第一台子上发现的女室墓志铭，墓志由志盖和志文石组成，墓志保存较好。墓志碑文文字阴刻，女室墓志盖篆书“明故前资德大夫播州军民宣慰宣抚使上户军杨元鼎夫人播郡田氏夫人墓铭”，志文楷书，约980余字，记录了部分思州田氏家族史、播州杨氏土司传承关系、田夫人贤德事迹及其夫杨元鼎生平。根据墓志的相关记载，结合播州杨氏夫妇合葬的葬俗，确定该墓为播州杨氏20世土司杨元鼎夫妇合葬墓。另在女室前室的填土中出土香炉一件、瓶两件，出土时香炉位于两瓶中间，即通常所说的“三供”，三件器物均为仿古青铜器，造型独特、纹饰精美，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M3位于杨忠彦墓（M2）右前方，西距M2约40米。经清理，该墓为长方形土坑木椁墓，单室，封土基本不存，整个墓葬由墓室、墓道和墓前三级台子组成，墓室为土坑，中间放置棺椁，棺椁均已坍塌，但大致能看清其形状及结构，周边填满石块，墓道与墓室间有不规则石头垒砌成门的形状，墓道两边堆满石块。该墓未发现盗洞，但在棺椁内没有发现任何随葬品，也未见人骨痕迹，仅在棺内发现大量木炭。 

M3墓室前台子与M1、M2类似，结构基本相同，均用条石砌成包边石墙。在第一级台子上发现一双耳罐，上盖碗。在第二级台子上发现一整石雕成的碑座，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一残碑，正中可见篆书“……氏墓”，左侧可见楷书“……慰使司宣……”，由残碑可知，该墓与播州杨氏相关，结合墓葬规模、棺椁内情况及入葬位置，我们推测该墓应该为明代某土司夫人，该墓为暂时下葬的场所，后期经过迁葬后，墓葬即被废弃。

价值及意义

皇坟嘴墓地及赵家坝墓地清理取得了系列成果，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及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通过两处墓地的发掘及墓主的确定，使经过考古发掘确认的杨氏土司墓葬由9座增至14座，丰富和完善了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序列，年代跨越元至明末，伴随着中央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土司管理制度的演进过程，为宋元明考古和土司考古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特性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首次发现并确认3座元代土司墓葬，填补了播州元代土司墓的空白，且墓前建筑遗址保存基本完好，杨嘉贞墓腰坑内出土的“四神”，是目前播州杨氏墓葬中发现最早的实物资料，杨元鼎墓出土的“三供”仿古青铜器在播州也是首次发现，为元代播州历史、文化及元代中期以后至元明之际播州杨氏葬俗及丧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直接、可靠的材料。

皇坟嘴墓地及赵家坝墓地是继新蒲墓地、团溪墓地后全面发掘的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墓地格局清楚，墓主等级身份及关系都很明晰，皇坟嘴墓地是目前确定的最早的一处附祖而葬的土司专属墓地，而赵家坝墓地却不附祖而葬，且有权殡夫人墓，可纵观播州杨氏土司丧葬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原文来源：《中国文物报》2018年7月13日第8版

作    者： 彭万、周必素

作者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