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清儒孙奇逢诞辰430周年暨《中华思想通史•封建编•清代卷》学术研讨会
2015年9月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兼山堂文物保护理事会主办,佐今明药业集团协办的“纪念清儒孙奇逢诞辰430周年暨《中华思想通史·封建编·清代卷》学术研讨会”,在河南辉县市百泉宾馆隆重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中华思想通史》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助理周群、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魏一明、新乡市副市长李瑞霞、辉县市副市长邓智敏等领导,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并致辞,历史研究所科研处副处长朱昌荣主持开幕式。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故宫博物院、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聊城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井冈山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50余位专家学者和嘉宾,围绕孙奇逢学术思想及其当代意义、清代思想史及明清学术的演进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讨和阐释。
孙奇逢是明末清初的理学大师,字启泰,号钟元,河北容城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1585年1月14日),清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675年5月15日)去世。晚年移居河南辉县夏峰村,20余年间,潜心治学,甘贫乐道,毅然以承继学统、赓续文化命脉为己任;诲导后学,风励子孙,孜孜于造就人才、弘扬节孝大义而不倦。一时海内学人,云集兼山之堂,相与论学辨难,甚得友朋之乐,世称夏峰先生。夏峰先生与关中李颙、浙东黄宗羲齐名,有“清初三大儒”之誉,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向为世人所推崇。学术界关于夏峰先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总体而言,还有待做更为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开拓;而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一种体现,夏峰先生所具有的独特学术精神与思想品格,更需要我们去传承、体悟与弘扬。本次研讨会的举办,正是希望通过专家学者的交流与互动,进一步推进孙奇逢学术思想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化对清代思想、学术演进的认识,从而为大力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寻求一种新尝试。
围绕大会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无论宏观把握,还是专题探究,皆颇具深度,且新见迭出。如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陈居渊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孙奇逢的理学思想在清代影响深远,其以礼代理等思想可以说是乾嘉学派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并对如何深化孙奇逢学术思想的研究,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认为可从总结宋明理学的知识贡献与思想贡献、孙奇逢的易学思想,及其学术思想的历史过程等方面,加大研究力度。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杨朝亮教授从思想发展变化和时代变迁的角度,对孙奇逢的学术取向做了重新审视,认为孙奇逢一生学术取向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一是青少年时期,较多地涉猎官方学术即程朱理学;二是丁父母忧时,开始著意于陆王心学,并逐渐成为阳明学的笃信者;三是晚年以修正王学,合朱、王学术于一堂为归宿。河南大学文学院杨亮副教授、徐胜利博士认为,孙奇逢为学讲究深造自得,提倡静坐、应事、读书三法,而内圣境界与自得之学为其学术之统摄。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孔定芳教授就孙奇逢的代表作《理学宗传》的思想旨趣,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孙奇逢以“明道”为究极的学术关怀,非仅止于为阳明心学争正统,而是为整个儒学梳理学脉、建构道统传承谱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袁立泽副研究馆员揭示了从《理学宗传》到《明儒学案》演进过程所具有的深层意涵,亦即:打破既有的理学框架,不是盲从于表面上的由王返朱,也不是执著于在理学谱系中争立正统,而是尝试着将视野转到既有的理学格局之外,以道统传承为务求,从不同的路径取向,突破传统理学设定的限制,会和朱陆乃至朱王之异,去异求同,从而对理学史从整体上予以“统整”观照。这一思想界的新走势,也正折射出清初学术“以经学济理学之穷”新路向的兴起。故宫博物院故宫出版社副总编陈连营编审强调,孙奇逢在当时的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而其魅力主要来源于三点:奇节、道德、学问。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张佐良副研究员也指出,孙奇逢作为清初遗民理学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恪守民族气节,隐居授徒,著述明道,化民成俗,在清初社会伦理秩序重建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辉县市公安局宣传科郭兰玉科长从“夏峰之学”的当代意义出发,认为以孙奇逢为代表的儒家精英,在夏峰村半耕半读,进而化民成俗,开平民教育之先河,从而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王记录教授既梳理了百年来关于孙奇逢研究的几个发展阶段,更指出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即:在研究孙奇逢先生学术价值方面要深入挖掘、在夏峰学派特点及后学研究方面需要深入、在对孙奇逢先生及其后学文献整理方面需要加强。总之,专家学者们的思考和探索,对进一步深化、细化孙奇逢学术思想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将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出的大型学术文化工程——《中华思想通史》,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本次研讨会还就其中《清代卷》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和撰写,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该卷的顺利展开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此外,专家学者还对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兼山堂、夏峰先生墓等遗址的保护与修缮,以及夏峰先生及其后人、弟子文献著作的发掘、整理与刊布,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这些建议,不仅为兼山堂文物保护理事会工作的提升提供了发展新思路,而且也为地方政府如何积极有效地大力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发扬历史名人的思想与精神、推进文化事业的社会价值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