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美国的“新清史”视为一个学派，它的兴起可能要追溯到1996年罗友枝（Evelyn Rawski）教授发表《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1]一文后与何炳棣教授的争论之时。从那时迄今已经十年有余，中国的清史和满族史学界对此的回应始终算不上积极，至少与孔飞力、施坚雅、史景迁等人的著作一经问世就被众人瞩目并被迅速翻译出版的情况，构成耐人回味的对比。其间的原因相当复杂，这里不拟分析，只想提出的一点是，十几年过去，随着学术界一代新人换旧人，尽管新清史在近年来已经不再像刚出炉时那样新鲜和富于开拓性启发性，在理论上和实际问题上也没有实质性的飞跃，却反而受到中国年轻一代学者越来越多的重视甚至热捧。所以，在这样一个时候再来讨论新清史的诸多问题，是很有意思的。 
       国内学界对新清史从冷漠到关注的整个过程和转变，我们既然曾一一亲历，也始终备感兴趣并引起一些思考，本文就是在诸多并不成熟的思考之上提出的问题之一，如有不当之处，还请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 国内学界对“新清史”的了解

        先提出一个问题：十多年了，中国的清史学界对新清史究竟了解多少呢？
       如果简单地概括，新清史的“新”体现在三点上：一是主张将清史纳入世界历史的范畴来研究，特别是主张将其作为一个帝国与世界同时代的其他帝国进行比较；二是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王朝的区别，认为满洲的族群认同和清朝对各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对于清朝的成功统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是强调在研究中使用满语和其它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在这三点中，第一个和第三个恐怕不会有人提出质疑，焦点集中在第二个，而第二个，又集中于满洲是否汉化的问题上。何炳棣教授十多年前对罗友枝教授的反驳，针对的就是这个问题[2]。迄今为止，何先生对中国周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汉化问题的阐释，其系统深入和雄辩，无论在国内或国外的学者中，恐怕尚无人能出其右。
        但问题在于，这场争论也许过于吸引众人目光了，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满洲是否“汉化”的问题之上。而且，即使仅就“汉化”一事而言，新清史的论点也未必为中国学界完整而充分地认知，须知新清史所谓的“汉化”等观点，是建立在他们对于中国、族群、族群主权、认同等一系列名词和概念的提出和阐释之上的，他们近年来又提出的对现代中国的构想等等命题，据我们的初步了解，已经受到中国学者更多的质疑，其难以接受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汉化”。
        在学术界，一个学派的产生，必然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和民族背景，而出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学者，还会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对这些背景和问题产生的源头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对于认识这个学派，也许是必要的，新清史也不例外。而从目前的情况看，国内清史学界对于新清史理论的产生根据、基本观点、目前进展，乃至其中代表人物之间的争论与分歧[3]，还不敢说从整体上有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把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些隔膜。谁都知道，当双方并没有达到知己知彼程度的时候，一方对另一方的批评也好、赞扬也罢，就多少存在某种盲目性，甚至有无的放矢之虞。
       接下来要提出的便是第二个问题了，那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媒介，来帮助更多的学者更方便也更准确和完整地了解新清史。这个媒介，具体地说就是翻译。翻译的作用非常重要，不仅因为新清史的著作毕竟都是用英文撰写的，对于大多数中国学者来说存在着语言障碍，而且即使对于能够直接阅读英文的学者，参阅一些重要的译介，往往也是必要的。
       有关新清史的成果在中国的翻译介绍工作，从现状来看，的确并不乐观。举例说，美国关于新清史有4部代表著作，有人称之为“新四书”（为行文简便，我们也不妨借用这个说法，而不存褒贬之义）；但迄今为止，仅仅罗友枝的一部（The Last Emperos,1998）被译成中文并出版，[4]其余三部，至少有两部目前还未被提上翻译出版的日程。至于四书之外的其它重要作品，尤其是继四书问世之后新清史所关注的某些具体问题及其相关成果，包括濮德培（Peter C. Perdue ）的《中国西进》（China Marches West :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2005）和有关避暑山庄的论文集《新清帝国史》（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2004），以及大量相关的论文，至今都还没有中文译本问世。这直接影响到国内学者对这个学派的了解和把握。

二 有关新清史译文的一些误译、漏译、回译等问题

       目前清史学界的现状是，尽管有大量研究机构和学者为国外学术成果的翻译和介绍付出了大量努力，但译作的数量和质量仍然令人忧虑。由于不想将打击面拓宽，所以这里仅以我们研究室年轻学者为主组成的读书班最近读到的几篇相关译文为例，谈谈翻译的一些具体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由我们发现的，我们仅对其中某些他们未能确定之处做了些纠正，不敢掠美，特此说明。[5]
       该文原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四书之一《The Manchu Way》的作者欧立德（Mark C. Elliott）。文章原名为”Ethnicity in the Qing Eight Banners”, [6]在《清史译丛》正式发表时，中文译名为《清八旗的种族性》[7]，这个译名中的“种族性”是否合适，我们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详做讨论，以下仅就文中一些硬伤试举几例，提请译者与读者分析探讨。

    1，原文第一句，There is nothing like being an imperial people to make a population conscious of its collective existence as such.” （p.27）
    译文为：“帝国臣民的身份最能够激发起某种相应的集体存在的意识”。（第1页）

该句原文引自霍布斯鲍姆的《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由于是开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就很显眼。查对已经出版的该书中译本，这句话译为：“……似乎唯有在优势民族挟其强权进行兼并的威胁下，才会让被侵略的人群生出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操，一致对外”[8]。即使该书这句译文仍有可斟酌之处，但至少已将Population准确地译出。而我们这里提到的译文对于这个如此关键的词汇竟未译出，而且还增加了一个“某种相应的”，结果使该句意思含糊不清。

2，原文第27页，最后一段第一句 This exchange, preserved today in the Qing archives, is curious for a couple of reasons.
译者竟然译为：出现上述交流情况，是有几个不寻常的缘由的。（第2页，最后一段第一句）

这让人很不解，我们认为应译为：有几个理由让我们对清代档案中保存至今的（乾隆皇帝与阿尔赛之间的）这番对话感到好奇。

    3，原文第28页，第2段最后一句， Having the status of a Manchu, in other words, was more than simply a legal identity (though it was, to be sure, a legal identity too): it implied the existence—and, at least as important, a belief in the existence—of a certain types of “Manchu” practice, “Manchu” behavior, and even “Manchu” character, which ideally were understood to differ from the practices, behavior, and character of Mongols and Hanjun, not to mention that of Han Chinese, who were not even in the Eight Banners.
译文为：换句话说，拥有满人的地位远不只是一种法律身份（尽管它当然也是一种法律身份）：它意味着某种存在——而且，至少一样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信仰的存在——“满洲”习惯、“满洲”行为，甚至是“满洲”性格，这从观念上就能理解蒙古人与汉军之间习惯、行为及性格的不同，甚至更不用提那些不在八旗内的汉人了。（第3页，第2段最后一句）

这是错译。我们认为正确的译文为：换句话说，人们拥有的满洲人身份，远不只是一种法律身份（尽管可以肯定它也是一种法律身份），因为满洲人身份意味着一种存在，或者，至少同样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信念的存在，即某些“满洲”习惯、“满洲”行为，甚至是“满洲”性格。这种作为信念的存在，最好理解为满洲人在习惯、行为以及性格上不同于八旗中的蒙古人、汉军，更不用提那些根本不在八旗之内的汉人了。

    4，原文第29页第一句， How did they came to be constituted in the first place?
    译文为：他们在其起源地是如何逐渐形成的？（第4页，第1-2行）

这显然是想当然地将 “in the first place” 译为“起源地”了，但这其实是个固定词组，意思是“首先、当初”，所以原文应译为：他们最初是如何逐渐形成的呢？

      5，原文第37页第2段：They dwelt there as the (mostly) peaceful subjects of the Ming regime until the different groups into which the Jurchens were divided began quarreling among themselves in the later 1500s.
     译文为：直到16世纪中期，进入女真人中的不同群体被分开，并开始彼此之间相互斗争。（第16页第2段）

应该译作：有明一代，居住在此的女真人大都温顺臣服，直到16世纪后期，不同部落的女真人开始相互争斗。

      6，原文第38页第2段：This quotation from Nurhaci indicates that elements other than language went into the making of the Jurchen nation.
     译文为：这一出自努尔哈赤的语录表明，除语言外，其他的要素形成了女真民族。（第17页第2段）

英文原文强调了“除语言之外，还有其他要素形成了女真民族”，而译文的表述却极易让人理解为形成女真民族的要素中不包括语言。

      7，原文第38页第2段：These included shared descent (……), shared territory (defined as the land bounded by Korea on the east, Mongolia on the north, and China on the west),…….
      译文（第18页第1段第一句话）漏译了括号中的“defined as the land bounded by Korea on the east, Mongolia on the north, and China on the west”一整句，这句话的意思是：“被东边的朝鲜、北边的蒙古、西边的中原所包围的地区”。

另外，“回译”也是我们这类作品翻译中不容马虎的一项基本功，作为专业博士，不认真核查原文、随便对付，弄出贻笑大方的谬误。如“此确属双赢”之类的时髦话无论怎么富于想象力也难让人觉得会是出自乾隆帝之口！不肯费些力气去核查《清高宗实录》，甚至连翻翻欧立德二手的引文出处（定宜庄著《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的第一版）也懒得做，怎么可能不闹笑话？[9]
       再如不去查对书名的出处，而将柯娇燕的《孤军——满洲三代家族与清世界之灭亡》译为《失去怙恃的武士》[10]。大家都知道，作为四书之一，《孤军》在新清史的地位不言而喻，且“孤军”一词，作者自己曾有明确表示，她采用的就是中文的原文。

    也许不必再多举例了。很难想象这样的译文，对于中国学者理解新清史，会产生何等样的印象。何况又是发表在《清史译丛》这样重要的专业刊物。
    不惮繁琐地列举这些问题，旨在提醒学者，译作的质量问题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正如有学者不无揶揄地说：“媒婆就是厉害！昭君长什么样，不是靠直接相面的。” 

三  以“族”为中心的讨论

     上面提出的属于一般的翻译问题，这一节我们想分析一些与新清史关系更为紧密的问题，那就是对于跟“民族”、“种族”和“国家”等重要概念相关的某些术语的翻译。
      对于任何一个理论、一个学说来说，采用的术语都是理解作者所要阐释的问题的门径与基础，新清史同样也存在一些关键词，对于翻译来说，尽量准确翻译这些关键词，是从事翻译者必须重视而且下功夫研讨的工作内容，切不可过于随意。
       有几点本来就该是业内的共识：
       1，学术争论需要互相明白对方用词的真正含意，包括语境，才可能正常地展开，而不至于成为混战。
       2，不同语言里的等值关系其实是虚拟的[11]。共时地看，一词多义是常见现象。翻译会导致歧义。历时地看，应该尽量了解外语里词语含义的变化，同时了解汉语一个词汇在不同时期含义的变化。
       3，我们讨论近代或者古代的情况，但是使用的是当代的术语，因此容易产生歧见；应该尽可能在评述性质的叙述（非直接引语）中遵守现行的学术规范，明确界定术语，避免混乱。[12]
       下面我们仍举实例，来探讨跨文化交流中的翻译问题。这个例子，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学者盖博坚（R. Kent Guy）的一篇文章，题目为Who Were the Manchus? A Review Essay，发表在美国的《亚洲研究月刊》2002年2月号上。这是一篇对所谓“新四书”的综合介绍，涉及到新清史中一些最关键的词语和使用的基本概念，对于我们理解新清史无疑十分重要，且已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就我们目前的了解，已经正式发表的译文就有两篇，一篇是王湘云的《西方学者近期对“满洲”之释义》[13]，另一篇是孙静的《谁是满洲人：综合书评》[14]。
       两篇译文出处相同内容相同而译笔各有短长，这里不予评论。只想就文中涉及的重要词语进行一些辨析。因为盖博坚原文就是以介绍及解释这些词语为主的。
      1，满洲（Manchu）与满族
       统观起来，王译对待诸多词语的态度是比较谨慎的，译文也比较准确，但仍有可商榷之处，主要在许多地方将Manchu译为“满族”，甚至将the Manchu Way 译为“满族式”，将Manchuness译作“满族特性”、“满族本性”。这里先撇开对特性、本性的译法不谈，仅就“满族”一词，谈谈我们的意见。
       今天的“满族”与清代的“满洲”（Manchu），这两个词汇并不能完全等同。“满洲”是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所定的族号，从此八旗制度中由建州、海西、东海诸部女真人构成的核心部分，就以“八旗满洲”之名行之于世。有清一代，他们与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一起共处于八旗制度之内，被统称为“旗人”，并以这一身份与汉地广大“民人”相区别，享有法律、政治与经济各方面的特权。辛亥革命之后，这个共同体经历了急剧的动荡和变迁，或被称为满洲，或被称为旗族，莫衷一是。直到1949年以后，作为中国境内诸多少数民族之一，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正式予以确立的族称：“满族”。可见，女真、满洲、旗人、旗族、满族这些族称，都是各有其特定意义的。如果将今天通行的说法运用到清代，便很容易产生混乱和误解。[15]
     至于Manchuness，王译用“满族特性”固然不妥，但译作“特性”还是对的，所以这个词译为“满洲特性”要好得多。而孙译作“满洲化”，则值得商榷。
     2，族群（ethnic group）与种族（race）
    上节提到的译文，将欧立德的文章题目Ethnicity in the Qing Eight Banners译作：《清八旗的种族性》，文中也将Ethnicity译作“种族”；甚至不负责任地把原英文同一段落里出现的同一术语“ethnic identity”（第32页第2段）随意分别译作“种族认同”和“民族认同”（第8页第2段），致使读者无法明白作者原意。在孙译中，则将group of people或people亦译作“种族”。对此，也是有必要予以纠正的。
      对于ethnic group和ethnicity两个专业术语在英语学术圈内的使用情况，有不少西方民族学家从词源和历史演变的角度进行过梳理[16]。大致说来是，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前的一段时间中，ethnic group一词实际上比ethnicity更常见于研究文献中。族群/ethnic group一词在当时实际上是主流人群用以指称“他者”（the Other）的婉转用语。它被当作是存在于一个较大社会中的具有不同起源、历史记忆和文化特征的亚群体或“少数民族”。与ethnic group不同，ethnicity是一个多义词，其含义是：（1）族群，（2）族群意识，（3）族群性，（4）族籍。[17] 上引欧立德《清八旗的种族性》里专辟一节（“CONCEPTS OF ETHNICITY”）来概述相关的概念；而柯娇燕在《思考现代中国早期的族群性》一文中更是兼顾中西文献展开过详细讨论[18]。我国大陆学界对于这方面的把握确实显得有些滞后，但是，至少在1990年代后期，民族学和人类学圈内已经开始“与国际接轨”，而社会学等学科内则仍然比较隔膜。[19]
      在现代汉语中，“种族”/“人种”，作为英文词汇“race”的对译语，是指在体质形态上具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既然种族/人种的基本属性是在体质特征方面，所以，现在业内人士对于以ethno为词根的词，偏重于考虑文化方面的属性，一般都不会用汉字的“种”来译。Ethnic group译“族群”，不会译成“种群”；ethnicity译成“族群性”、“族裔性”或“族性”。[20]如果说20世纪初的文章里的有关概念比较混乱、各说各的、没有统一，那么，至少20世纪30年代之后逐步趋向统一，有了更多共识。50年代之后，从事民族研究的人们（不管是批判民族学的也罢、赞成有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也罢）都不会不明白“人种学”是属于体质人类学研究的范围的。对此，林耀华先生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曾在《历史研究》发表过长篇的考证辨析文章[21]，但是，正如英国学者冯客指出的，中国很多历史学家对于这篇重要文章却几乎没有予以理会。[22]
       现在“民族学”在中国是一门官方认定的一级学科，尽管“民族”一词“无译”[23]，但是，业内人士在“民族学”与ethnology之间是划等号的。不过，这种译名的确定其实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反复磨合。中国人最早翻译引进民族学著作是在1903年，当时把ethnology译作“民种学”。[24] 1926年，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一文，后来民族学/人类学业内人士大多认可蔡先生为中国民族学的奠基者，并以“民族学”作为Ethnology一词的对译语。[25]
       相比之下，汉语“民族”一词的情况要比“民族学”复杂得多。19世纪、20世纪初，中国人碰到“nation”了，孙中山曾经音译为“那逊”，因为他知道汉语里没有这样的一个词，可以同时表达“国家”和“民族”两个意思，而且，当时“民族”的内涵跟今天的也有所不同。[26] 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代之前大陆几乎看不到“族群”一词的流行，与之比较接近的一个词是“民族支系”。目前，有的民族学家希望在指称、翻译“民族”时在某些场合使用ethnic group，而不是nationality。不过，实际上施行起来十分困难。
        由此可知，种族、族群、民族等，都是有特定含义和特定历史背景的词汇，使用时不可过于随意，如果没有十分把握，至少应该在译名后附上括弧加原文。对于标题等重要地方使用的词汇，尤应谨慎。
        至于原作者已经明确注明汉语拼音的，更应该遵从他的取舍，译者不该擅自另创译名。比如ethnic sovereignty，即是一例。原文作者欧立德在其成名作《满洲之道》里提出了这个概念并做了解释（参见该书，“导论”，第4-8页），并在相关的注释及“索引”的该术语条中特地以汉语拼音的方式注明ethnic sovereignty的对译语为“族群主权”（该书，第375、558页）。两位译者均未下功夫核对原书，而分别将此译作“族类宗主”、“族群宗主权”。
    3，国家与Gurun（固伦）、state、Nation、country
     盖博坚正确地指出，满语的Gurun一词，并没有对应的英文词汇，不能不顾场景地与state、Nation、country等词随意互换。在他文章的第一节即“Who or “What” were the Manchus?”（满洲是谁或是‘什么’？）之中，他花费大量笔墨，介绍新清史代表人物对相关名词的定义。从英文的原文来看，这段文字的表达是很清楚的，但到了中译文中，就不那么简单了。
      总的说，王译处理这个问题是谨慎小心的，例如在盖博坚阐释国家（state）、部落（tribe）、人民（people）乃至朝廷（court）各自的涵义时，知道这些词汇事关重要，遂一一加上括号附上原词。孙译则不那么小心了，她甚至将court译成了“政权”。
    对于这些名词的翻译随意为之，使原著很用心的重头之作产生一种混乱之感，甚至无法读懂，这无疑阻碍了读者对后文的正确理解。这里拟举一例：
    在这一节的第4自然段，盖博坚介绍了欧立德和柯娇燕对ethnicity在理解和运用上的分歧，这是新清史中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
    For Elliott, the Gurun being named in 1635 is a “people”,……
    王译：在欧立德看来，1635年命名的Gurun是“人民”（people）,……
    孙译：在欧立德看来，1635年命名的固伦是一个“种族”群体,……
    孙译显然不妥，而且在所谓的“种族”群体之后并未加上英文原文，很难让读者了解其义。
|    再者，对于一些新清史学者创用的术语，译介时更需要谨慎。例如，lean aristocracy，王译作“瘦贵族”，孙译则作“贫弱贵族”。显然都难以达意。这个概念原是罗友枝在《清代宫廷社会史》里提出来的，[27]指清廷通过一定的筛选手段来维持一个“人数不多的贵族集团”。从翻译的常理看，一时无法以中文准确表达的词汇，是否应该如王译那样为读者着想、将原文附上呢？

 小 结

       行文至此，做一简短小结：新清史无论作为一个学派还是学说，近十余年在清史学界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而我国学界对它尚缺乏比较深入的、从整体上的了解，导致对它的评价也多有盲目和无的放矢之虞。因此对这个学说的翻译和介绍，是亟需引起重视的，而由于各种原因，目前这项工作的状况并不能令人满意。本文以一篇文章的译文和另外两篇文章中出现的重要术语的翻译入手，讨论一些具体问题，旨在呼吁各相关学术机构与学界同仁，将此项工作重视起来。除了提高翻译水平、加强责任心等一般化的要求之外，还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当今的国际史学界，与其它相关学科尤其是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的结合已经成为趋势，表现之一就是对这些学科的术语的大量借用。而史学本来就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治史者需要拓宽知识面，掌握一些必要的、基本的现代社会科学基础知识，了解相邻学科的前沿，这是时代提出的要求，也为中国史学与国际学界的交流所必须，从事翻译者尤应加强这方面的修养才是。 

附记
       此文原为参会论文，提交给2010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做了发言。现在刊发的是修订稿。应该说明，当年的会议增进了中外学者彼此的了解，开得很成功。会上主办方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发给与会者的资料里有刘凤云、刘文鹏合编的论文集《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对于业内人士的交流对话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巧合的是，该文集里收录了被我们评论的两篇译文，不过，叫人遗憾的是，收入时除了某些细节有校订外（如书名《失去怙恃的武士》已改正为《孤军》），原来的许多错误依旧存在。甚至像把“the Marine Corps（海军陆战队）”误译为“铁杆庄稼”这样的笑话还赫然可见[28]。所以，我们觉得，坚持不懈地批评学界的浮躁之风，还是很有必要的。
       还要说明的是，如今距此会的召开又历整整一年，其间又有清史研究的一些重要著作和文章被译介出版，譬如“新四书”之一、路康乐（Edward J. M. Rhoads）的《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版）等等。在此前后，由张海惠主编、在美学者执笔的《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一书也由中华书局出版，作为对北美中国学研究进行阶段性总结的第一本结集，不仅对国内学界了解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动态有重要意义，对于很多学术词语的真正含义、运用的语境和翻译的准确性，都会有借鉴作用。我们殷切地期待有更多国外优秀成果通过认真、准确并且专业的翻译，被介绍到中国学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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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velyn Rawski，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载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5, No. 4 (Nov., 1996), pp. 829-850.
[2] Ping-Ti Ho（何炳棣），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载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7, No. 1 (Feb., 1998), pp. 123-155.
[3] 比如，在接受中国学者采访时柯娇燕曾言：“我不是从事新清史研究的，我的观点和他们有很大不同。我不同意他们的历史分析，……”见汪立珍：《美国著名满学家、清史专家柯娇燕教授谈满学与清史》，载《满族研究》，2010年第3期。
[4] （美）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张卫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5] 这些译文的问题，是由邱源媛、王惠敏和邢新欣三位年轻学者发现并提供给定宜庄的，特此致谢。
[6] 原载Crossley, Pamela Kyle（柯娇燕）等主编：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为该论文集的第一篇。
[7] （美）欧立德：《清八旗的种族性》，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清史译丛》第七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9页。译者姓名恕不指出。
[8] 参见（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0页；英文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8页。
[9] 欧立德：《清八旗的种族性》，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清史译丛》第七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页。“实录”原文为“……所出之缺即将京城满洲兵派往顶补，则京城满洲既得疏通，而本处汉军等于生计之道亦得自由，诚为两便”。（《清高宗实录》，卷459，乾隆十九年三月丁丑。）下划线为引者所加。欧立德英文翻译汉语的措辞是：“Truly both sides benefit……”，见该书，英文版，第50页，第1段最后一句。
[10]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清史译丛》第七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
[11] 参见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148-149页。
[12] 诚然，比起自然科学来，社会科学术语的译名准确性要更难把握。身体力行者自有一番感慨。中文译成“国家”和“民族”的英文词不止一个，而所有这些英文词，在定义上是有所区隔的，乍看起来彼此之间似乎“大同小异”，但其“小异”却是这些字眼相互异质的关键。参见邓伯宸：《译后记：从“民族”到“国家”——翻译上的一点感想与困惑》，载（美）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7-279页。
[13] 载朱诚如主编：《清史论集——庆贺王钟翰教授九十华诞》，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499-509页，以下简称王译。
[14] 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清史译丛》第七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5-263页，以下简称孙译。
[15] 参见定宜庄、胡鸿保：《寻找满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及其影响》，载《清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6] 见Cohen, Ronald, 1978, ‘Ethnicity: Problem and focus in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7, pp.379-404. Sollors, Werner ed. Theories of Ethnicity: a Classical Reader,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6. Guibernau M. and J. Rex, eds. The Ethnicity Rea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17] 参见乔健：《族群关系与文化咨询》，载周星、王铭铭主编：《社会文化人类学讲演集》（下），第481-49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Grazer, Nathan and Daniel P. Moynihan (eds.), 1975,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hapter 1.（中文译文参见，（美）格莱泽、莫汉尼：《关于族群研究》，载马戎 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种族与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又见马戎 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2010版书是为1997版书的修订再版，其中一个重要的改动即是以“族群”而非“民族”来対译ethnic group。）
[18] 见Crossley, Pamela Kyle, Thinking about Ethnic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1:1 (1990: June) pp.1-34.柯氏在该文里引述了多篇当时（1980年代）在我国《民族研究》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可见她对于汉语“民族”一词有较为深入的考究.相比之下，我们对于新清史著作的翻译者在“知己知彼”方面做得就不如人家了
[19] “族群”一词的汉语译名较早在台湾民族学界出现，1995年乔健先生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向大陆民族学界普及了这方面的知识。而诚如潘蛟指出的，在199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韦伯名著《经济与社会》的中译本里，“族群”仍然被社会学者错误地翻译为“种族”。见潘蛟：《“族群”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20] 英文Ethnicity这个术语20世纪70年代才被广泛使用。而在特定的语境中，ethnic取代race登台亮相也是有其深厚社会历史原因的，详见（英）斯蒂夫·芬顿：《族性》(Ethnicity)，刘泓等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章“种族的逊位：‘族裔’一词的登场”(Ch.3 The Demise of Race: The Emergence of ‘Ethnic’)。此书英文初版于2003年，2010年再版。
[21] 林耀华：《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问题》，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22] （英）冯客（Frank Dikotter）：《中国人的种族观念》，杨立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0-101页。
[23] 这是纳日碧力戈先生的总结，详见纳日碧力戈：《民族生态与国家建设》，载《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中外好多人类学家也认为，汉语“民族”一词在西文中只宜用汉语拼音minzu 来表示。
[24] 陈永龄、王晓义：《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载《民族学研究》，第一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261-299页。
[25] 可是，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的《英汉大词典》（1993年第1版）里，ethnology 还有“人种学”这样的对译语。
[26] 王柯： 《“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中国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实质的历史考察》，载《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总第77期。
[27] （美）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张卫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4页。同时参见英文本，p.91 ,p.95.
[28] 同上引，孙译，《清史译丛》第七辑，第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