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化史研究领域取得卓越成绩的学者有许多位，并分别被人们誉为“文学巨匠”和“学术大师”的尊称。而在文学创作和文化史研究两个领域双双取得成功的人却不是很多，沈从文就是其中的一位。沈从文一生所取得的成就世界瞩目，令人赞叹，然而，在这些辉煌成就的背后也饱含了沈先生的种种艰辛与不屈的奋斗历程。
初识文物
    许多人的印象中，沈从文从一位著名的文学创作者的生活中，半路出家，突然“转业”到了文化史的研究之中，并且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过程，充满了传奇和神秘。其事实并非完全如人们猜想的那样简单美好，这当中，既有沈从文特有的天赋因素一面，又与他的长期积累紧密相关，按沈从文先生自己的话说，他对文化史 “一直有兴趣”（参见沈虎雏整理《[沈从文]答瑞典友人问》，《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七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这一情结甚至先于文学创作。
早在沈从文为湘西军阀做文书时，就有了接触文物的机会。当时的统领官是位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他的身边收有不少文物和书籍， “大橱里有百来轴自宋及明清的旧画，与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不多久且来了一部《四部丛刊》。”（参见沈从文《学历史的地方》，《沈从文别集》，岳麓书社，1992年）这些东西都由沈从文负责管理和编序，待该办的事情完成后，平时无事时，他就把那些古书画一轴一轴、一卷卷地取出，或将书画挂在会议室的墙壁上独自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对照书中的文字，认识所存的铜器名称。并通过这些文物中的“一片颜色”、“一块青铜”、“以及一组文字”等“种种艺术”中获得了对中华民族物质文化“初步”的“认识”。此番经历，成为了沈从文初识文物学习历史的第一课堂。正当他得意于这种学习的机会时，“五四”运动的余波影响到了偏远的湘西，在新思潮的感召下，沈从文只身一人离开了家乡，奔向了几千里以外的北京城，投身到了另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参见沈从文《一个转机》，《沈从文全集》第十三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文史兼顾
来到北京之后，北京素朴的古都风貌，美丽的颐和园、雄伟的祈年殿、巍峨的紫禁城，特别是北京城中那独有的古老文化氛围，使他倍感亲切，也更加深了他的这份文化情怀。“住的地方是北京前门外一条小街上，向右走就是文化的中心，有好几百个古董店。现在看来，可以说是3000年间一个文化博物馆。……向右边走20分钟又到了另一个天地，那里代表六个世纪明朝以来的热闹市集，也可以说是明清的人文博物馆。……象征皇朝一切尊严的服装器物，在这里都当成废品来处理，像翡翠、玛瑙、象牙、珍珠等，无所不有。”（见沈从文《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这段经历虽然不长，但对沈从文以后的文化史研究生涯有着重要的意义，“可说是近三十年我转进历史博物馆研究文物的基础。”（见沈从文《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一年多以后，沈从文的人生中遇到了第一个大困难，为求学而来的他不仅入北大的希望没能如愿，投往各刊物的稿子被悉数退回，而且最后连自己的生计也发生了危机。寒冬时节，穿着单衣的沈从文伏在没有火炉的小房内写作，全身冻得发抖，前来看他的郁达夫见此状，既惊讶又无奈，立刻解下自己的围巾给沈从文围上，并在饭后将余下的钱留给了沈从文。不久，郁达夫便以沈从文为核心，发表了颇为有名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面对困难，沈从文没有退缩，以他“乡下人”特有的毅力坚持了下来，终于取得了成功，用二十几年的时间，一口气发表了包括名篇《边城》、《湘西散记》、《长河》等在内的各类作品400余万字，被当时文坛称之为“多产作家”。在步入中年不到一半的时间里，实现了他文学创作的成功，他作品的艺术特色还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引起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重视，成就斐然。
与此同时，沈从文并未因创作的忙碌丢掉对文物的兴趣爱好，写作之余，逛古董店，鉴赏文物是他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不论走到哪里，北京、昆明，也不论是写作、教书、编稿子，只要有点空闲，就去逛店，评判把玩各种文物，从未间断。沈从文不但自己对文物乐此不疲，还影响“发展”他人加入其爱好行列，他的好友北大哲学系教授朱光潜先生就是被他拉下“水”的。以上这些爱好，为他日后从事的文物研究工作，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研究之路
如今人们常把搞研究工作的寂寞与辛苦，比喻为坐“冷板凳”。沈从文当年的那张“板凳”要比别人冷得多，难坐得多。可他一坐就是十几年、几十年，靠的是持久恒心和坚韧毅力。沈从文取得成功之后，经常有人向他询讨成功的秘诀，他总是笑着告诉对方两个字“耐烦”。这的确是他的心理话，观察沈从文的学术生涯，不论是搞创作还是进行文物研究，他始终保持超常的耐心，甘于寂寞。
沈从文走上文物研究道路的第一步，是在历史博物馆迈出的，这是他人生道路上又一个困难时期。为了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沈从文在“午门楼上和两个回廊”的文物库房中“转了十年”（参见沈从文《我为什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沈从文全集》第二十七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已经过了“知天命”年龄的他，每天早晨7点上班，下午6点钟下班，工作时间长达11个小时，春夏秋冬，四季如一。冬季是沈从文一年之中最难度过的时节，听长辈们讲，50年代的冬天比现在要冷得多。每天提前上班的沈从文从家出来，顶着呼啸的寒风，在路旁买上一块刚出炉的烤白薯，边用之取暖，边作早餐，向单位赶去。
那时的历史博物馆还没有现在这座宏大的建筑，馆舍设在天安门后面的午门及两侧朝房。数九寒天滴水成冰，沈从文常去的文物库房按防火安全规定是不准生火和通电的，库内的室温常常会低到零下十几、二十余度，俨然是一座冰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的工作也没有停顿下来。仅在五十年代，经他过目、把握、研究的铜器、玉器、瓷器、漆器、家具、绘画、钱币、丝绸、地毯等文物，就有近100万件之多。他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日伴随着他的各类文物，默默地学习着、努力着，顽强地从事着他再次选定的事业。在具体的研究项目方面，沈从文用他积累的广泛文化史专长安排实施了多项计划，除《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外，另外还有《工艺美术简史》、《陶瓷艺术》以及为未来“丝绸博物馆”的成立做准备等。
对于工作，他不分事情大小，份内份外，只要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学习，都会认真地去做，甚至不怕丢面子，当讲解员、抄写陈列卡片，都成了这位昔日大学教授的主要工作内容。为了普及中华传统文化，他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位观众，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学生都是他服务的对象，即便对于没什么文化的老太太，也从不应付了事。他把这看成是接触人民和向社会学习的机会。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功夫不负有心人。沈从文经过长时间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收获，从1953年较早发表的《明织金锦问题》和《中国古代陶瓷》开始，相继又有《龙凤艺术》、《唐宋铜镜》、《战国漆器》等论著的出版，最后是力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问世。成果越来越多，力度越来越强，毫无疑问，沈从文转业后又取得了成功，天道酬勤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注重方法
用文物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对古代的历史问题做出判断和印证，是古人的研究方法之一。这种方法在北宋时期就已经盛行，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也提出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互证的“二重证据法”。
沈从文是这种学风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行者。他在美国圣诺望大学的一次讲演上说：“（文物）十分显明是可以充实、丰富、纠正《二十五史》不足与不确的地方，丰富充实以崭新内容。文献上的文字是固定的，死的，而地下出土的东西却是活的，第一手的和多样化的。任何研究文化、历史的朋友，都不应当疏忽这笔无比丰富宝藏。”他又认为：“以书注书方法研究，不和实物联系，总不容易透彻。不可避免会如纸上谈兵，和历史发展真实有一个距离。”不免“会引人走入僻径”，只有“把眼光放开，用文物知识和文献相印证，……才会有新发现。”（参见沈从文《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沈从文别集》，岳麓书社，1992年）
多年来，沈从文用这种方法解决了许多的问题。比如汉代的进贤冠上帻巾出现的时间问题，历史文献记载有所不一，有的说是在汉文帝和元帝时就有，又有记载说是在王莽时期才出现，到底哪种记载正确呢？对此，沈从文根据已掌握的文物材料入手，首先分析了进贤冠的结构特色之后，再用不同时期进贤冠的共性一一进行比较，很快便从中找出了它们的规律，认为东汉与西汉的进贤冠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得出结论：文献中记载加帻巾的进贤冠出在王莽时代以后是比较可信的。沈从文以为，运用“二重证据”的方法，不仅可以证实文献资料的真实性，而且，可以不断的补充和完善先前结论的不足。“我们多以为对汉唐文物已知道了很多，但从新出土的文物来比证，就发现我们从前知道的实在还太少。例如在文献上虽然常常提及唐代妇女的服饰，但它究竟是怎么回事，实并不明确。因为文献只有相对的可靠性，不够全面。那么现在不甚费力就能分辨出初唐、盛唐与晚唐妇女服饰基本上的不同。”（见沈从文《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就这类问题，他还曾列举铜镜的例子进行说明，一面小小的铜镜，从春秋战国开始，到清代中期，两千多年间就有了多种变化。不仅镜形、镜盒在变，镜上的字形、花纹在变，就连使用镜子的人的意识也在变。这些变化，仅靠文献上的记载，是很难理解清楚的。而在利用了各时期的出土实物进行印证，大部分的问题便可得到解决。
学以致用
用自己掌握的文化专业知识为现实社会生活服务，是沈从文工作的又一组成部分。
1971年安徽马鞍山李白纪念馆准备重塑李白像，任务落到了安徽的一位女雕塑家身上，她经当时的历史博物馆王冶秋馆长的举荐，找到了沈先生。老先生根据她的汇报和要求，先对李白所生活时期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生活背景做了些陈述，接着便对底稿中存在的问题一一指出。从人物头戴的巾式、身穿袍子的领式，到腰间系的腰带等都根据史料做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甚至，连巾带的扎系方法也用纸笔画好后供她参用。此后，沈从文又针对人物造型放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或以带口信、或以写信条的方式进行指导。最后，终于使这尊李白的楠木雕像按时成功地安放入了李白纪念馆，使参观者在了解伟大诗人生评事记的同时，也能比较贴切地领略到伟大诗人所处时代的服饰风采。
沈从文用所学专长服务社会体现在各个方面。如为配合高等院校通史教学和美术史教学的生动直观性，加快提高同学们对历史文化的理解和认识程度，沈从文根据不同高校的教学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方法分别为当时的长春人民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学院、吉林艺术师范学校、南京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音乐艺术研究所等单位建立了相关的文物资料科室，有效的促进了教学的实际工作发展。又如，在戏剧演出界，有很长一段时间，历史剧的场地布景、服装道具都与所表现的时代内容相差甚远，降低了实际的宣传教育效果。沈从文先后为《屈原》、《蔡文姬》、《武则天》、《文成公主》、《关汉卿》、《桃花扇》等著名的历史剧解决了上述问题。另外，在与广大民众生活联系紧密的日用品的设计方面，沈从文也为相关的企业提供了有效的专业支持和帮助。如在纺织品的图案设计运用方面，沈从文就为北京印染厂、苏州宋锦生产合作工厂等企业进行过指导，使企业的产品得以创新。
不仅如此，沈从文在长期的文物工作中还炼就了一双识金的慧眼，在让人眼花缭乱的众多文物海洋中，对于一些稀世珍品文物，老先生往往能够用他独到的眼光将其甄选出来。在昆明时，沈从文曾购得一件琵琶状的旧乐器，其形状为长柄、梨形，双弦，音箱用细蟒皮蒙制，近似于唐段安节《乐府杂录》中提到的“小忽雷”。据说清孔尚任在北京曾见到过一只类似的乐器，被故宫用两万元买了去。而沈先生则只用了四元钱就将事情搞定了，足见老先生在文物鉴定方面的功力之深厚。最终，这件宝贝被存入了音乐研究所，找到了它理想的归宿。
几十年的时间里，沈从文接待过数不清相关方面的求助者，其中有教师、有老艺师、有专业设计师，也有普通的设计人员，几乎所有的求助者都能从这里满意而归。面对自己的社会作用和别人的赞誉，老先生常谦虚地戏称自己是在为各方面“打打杂”。不问付出多少，一心默默耕耘，是沈从文的人生写照。“为而不争”的思想境界，或许指的就是老先生的这种工作态度。
全身投入
沈从文事业的成功除了有坚韧的意志和刻苦的精神外，主要还因为他对祖国文物事业的真挚热爱。这种热爱是包括生命在内的全部的投入。
八十年代中期，病中的沈从文身体和精神都已大不如前了，但他对珍贵的文物还是那样地充满了感情。一次，王予予先生为某博物馆拍摄一条玉龙的幻灯片，这条玉龙就是目前被华夏银行当作行标的那条。龙的整体造型呈首尾相顾的c状，有一尺多高，头、鼻、嘴、眼打刻得自然清晰，墨绿色扁圆的龙身上带些青白色的瑕斑。虽然经过了5、6千年的尘埋，出土后仍然闪烁着柔润的油光，是件不可多得的顶级文物。拍摄完毕后，自然要送给沈先生鉴赏。当这件国宝慢慢呈现在老先生面前时，他那双因病了许久已显得有些迟滞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用一只因中风导致的已经不太灵便的手，紧紧地抓住大龙，笑眯着双眼左右细细地端详着。那神态，仿佛是又见了久违的老朋友一样，长时间不肯释手。
沈从文对文物这种挚爱是由来已久的，早在50年代，他对文物就已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为了能准确把握每件所研究文物的特点，博物馆的库房是他最常去的地方，只要他一跨入那里，似乎自己也被溶化成了文物，其他的一切如吃饭、休息都被忘得一干二净，整天的埋在文物堆里钻研，有时午间下班的铃声响过后，管理员以为库中没人了，锁上门离去。待下午上班再打开门时，发现了仍在库里聚精会神忙于文物研究记录笔记的沈从文，不好意思的管理员忙向他表示道歉，而他自己还不知发生了什么。如果说上述事例还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话，接下来介绍的内容，常人就不容易做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正值“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沈从文也和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被“流放”到了农村，在湖北的乡下从事农业劳动。由于工作和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沈从文的血压时常会达到高低压250／150的可怕指数上。即便如此，老先生在劳动之余，想到的不是他的身体，而仍在梳理着他所挚爱着的文物项目的思路。回到北京之后，他就又一头扎进了“窄霉而小斋”的斗室之中，忘我地工作起来。一天，有位年轻的同行去看望沈先生，院子里十分安静，一点声音也没有。于是他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前，从门的缝隙中向里观望，发现老先生用一只手托着毛巾捂住正在流血的鼻子，一只手在奋笔写着稿子。泪水一下子从年轻人的眼中流了出来，他还从未见过为了事业而不顾生命的人。
“自己可用的日子不多了！”是沈从文晚年常说的一句话，他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总想为国家、为社会多做点事情，虽然老先生已年过八旬，可在患中风之前，他始终手不释卷，抄着，写着，忙于为所研究的各类专题寻找着更有力的依据，每天坚持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这就是一个从边城走出，习惯自称为“乡下人”的沈从文，他以一颗拳拳的赤子之心报效着祖国的文化事业。
不负重托                                                                                                                                                                                  
在文物研究领域，沈从文可称得上是位全材，他对瓷器、铜器、玉器、漆器、绘画、家具、舞蹈、服饰、绸丝、染织、图案等专题都有研究，并发表了许多的相关论著。在某些专题的研究上还具有开创意义，最突出的要算得上服饰专题的研究。
五、六十年代，经常出国访问的周总理不时会被一些国家安排参观当地的博物馆、蜡像馆。其中，那些不同风格的各国历代服饰陈列，给总理的印象最为深刻。他觉得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也要弘扬服饰文化。1963年总理请齐燕铭部长转达他的委托，请沈从文编撰一部研究介绍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方面的专著。沈从文不负重托，利用自己长期积累下来的广博的文物知识，在馆里其他同志的协助下，几经辛苦，于1964年底完成了书的初稿。就在著作将要出版之际，一场席卷全国的劫难，使老先生为之付出的心血毁于一旦，自己也被“发配”到了“五*七”干校。就是在那远离知识，没有书籍和资料的环境之中，沈从文凭着他“计算机”般的大脑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补充内容。197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胡乔木同志的支持下，沈从文由历史博物馆调入历史研究所，很快组建起了一个新班子，继续完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成就了书的全稿，并于1981年在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顺利出版面世，完成了周总理嘱托的光荣任务。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作者以大量的各类文物作为第一手资料，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入手，旁征博引，深入分析，力求透彻。全书虽不是沿袭传统的体系构架而完成，但所论内容大都结实可信，在阐明服饰问题的基础上，对其它的相关问题也做出了很有力的说明。比如，沈从文选用了一系列唐代的出土壁画人物所戴璞头的形象，将之按时间的顺序排列好，引用文献逐一进行说明，从而将整个朝代璞头的演变过程较为清晰的摆在了读者的面前。又如，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都传是五代时期的作品，沈从文通过对图中人物服色、室内陈设、所用食器，以及当时礼俗等的分析研究，判断该作品当出自宋代人之手。凡此种种，书中所及之面，远非再多举些例子所能概括。所以，该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国内外学界专家和同仁们的重视。此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古代服饰研究方面的空白，也开辟了一条文化研究的新途径。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这部专著仍然保持着极高的学术价值。
 今年，沈从文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九个年头了，回顾他的整个学术历程，是不是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后来人学习和反思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