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父亲还活着，今年正好八十岁了。他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是197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距离现在已经有近三十年了。在这样的时候，作为儿子、同行，似乎应该写点什么，但我实际上是有些为难的，一方面，我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对他所从事的经济史研究纯粹是个门外汉，没有什么资格说话。另一方面，儿子评价老子总是比较困难的，不论是说好，还是说不好，都不妥。我想，学术上的分析、评价还是留待他人来作吧。适合我说的，或许只是围绕着他的书、他本人所发生的那些边边角角的事情。

人有了一个念头以后，就会不知不觉地朝着这个方向走。父亲写《形态研究》其实是由来已久了。他在清华历史系读书时，政治经济学课程是由《资本论》的翻译者王亚南先生讲授的。据他说，王亚南先生的课讲得非常好。这对他以后学术道路的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后来对我说：“当时我就想，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我以后要写一部《地租论》。” 那时他才20几岁，这是一个很容易产生大想法的年龄。后来他虽然以研究隋唐史为主，但这本《形态研究》的问世也绝不是偶然的，应该说，此书就是他心

中一直酝酿着的那本“《地租论》”。 1962年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一些特点》的文章。这篇文章就是以后《形态研究》一书的前奏。文章发表后，王亚南先生来京开会，特意约他到北京饭店谈话，鼓励他在这方面继续工作。1978年，因为文革刚刚结束不久，他在序言里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只是泛泛地说：“很多师友不断对我进行鼓励”。以后的多年里，他总是为此感到遗憾，多次对我说，如果以后再版的话，一定要专门讲讲王先生对自己的影响。很可惜，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此书重印过，但从未再版。有趣的是，他虽然在书中没有提到王亚南先生的名字，但日本学者却发现了这一点，菊池英夫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不论在书名上还是在手法上，这本书都可以说是一部真正继承王亚南先生的工作，追溯前近代史的著作。”父亲看后很高兴。

《形态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他的其他论著也基本上是如此。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有一次赵守俨先生问我：“你父亲是党员吗？”我说：“不是”。父亲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起初只是局限在学术方面，当然，最终还是影响到了他人生道路的选择。他是阎锡山的外甥。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溃退前，阎锡山找他谈话，想送他去英国留学，但他不愿意去，他对阎说：“我读过共产党的不少书，觉得挺好的。”阎说：“你不了解共产党，共产党是先甜后苦。”阎最终还是未能说服他。

上个世纪早期，我的祖父留学日本，学的是纺织。他死的早，对父亲没有影响。我有时想，如果祖父一直活着，受家庭环境影响，父亲或许不会对文科的书籍有那么浓厚的兴趣，如果是这样，他的人生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番样子。我是学历史的，当然知道假设一段历史没有什么意义，但“假设”毕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所以闲下来的时候，就不免会有些“假设”的念头产生。

1949年，父亲不过20来岁，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属于他的，以及他可以继承的房子居然有好几百间，其中一些还是带花园的高级宅院。这些房产他都没有要，他认为很快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以后用不着钱了。他只为自己买了一支价格不菲的派克笔。就这样，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穷人，终其一生都是如此。母亲去世后，父亲对我说：“你妈真可怜啊，嫁了个有钱人，穷了一辈子。”

在清华读书时，他学习很好，老师们想让他留校，或者保送他去读研究生，但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又不积极参加政治运动，所以1952年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河北。河北省又把他分配到了邢台师范学校。连生气带着急，20多岁就得了糖尿病。即使如此，他仍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理想，在给周一良先生的信中，表达了继续研究的愿望。周先生回信说，收到来信“有如空谷足音，倍感亲切”。周先生还为他开了详细的书单。按照这个书单，他买了自己的第一批书，以后孙毓棠先生又送了他一批书。这样终于有了研究的可能。在类似于中学的师范学校当教员是比较苦的，他年轻，上课任务繁重，常常只能是利用课间休息的十分钟看两页书，晚上回到家，再点着煤油灯继续读，那时他住的地方还没有电。

但是，这样的日子也没有持续很久，肃反时，他被关了半年。当局说他是阎锡山留下的特务。他一再辩解说，阎锡山不可能留下自己的外甥当特务。不知道是因为辩解发生了作用，还是因为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最终被放了出来。

因为连续在《历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他终于被调进了一所大学——河北师范学院。有了肃反的经历，所以在“引蛇出洞”的大鸣大放时，他一言未发，由此意外地没有当上右派。本来按他好说话、好议论的的性格，反右是绝对躲不过去的。后来我发现，1949年以后，他这个人在关键时刻常常会有出色表现。文革后期“评法批儒”时，有杂志约他写一篇署名文章。他谢绝了，还写信告诉人家他的几个“不写”，如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文章不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不写，不符合自己意愿的文章不写，等等。因为不写，所以失去了一次走红的机会，也因为不写，所以文革结束后，他

没有任何问题，活得欢天喜地。

在《形态研究》的序言中，他写道：“本书初稿完成于1964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书稿曾一度失落，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中找了回来。可是那时林彪和‘四人帮’正在横行，显然没有出版的可能。从1974年开始，我每晚利用业余时间在书斋里进行修改，也没有想到几年后就能和读者见面。的确，如果不是打倒了‘四人帮’，恢复了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这部稿子是出版不了的。”他说得含混，没有说清楚书稿是怎么失落的，也没有说清楚后来怎么又找了回来。事情是这样的：文革前，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出版这本书了，文革爆发后，一切都被搁置了，书稿被退了回来。当时学校已经大乱，他作为“牛鬼蛇神”也已经被抓了起来，所以自然收不到书稿。几年以后，一个曾经造过反、后又被打倒的学生在一个破旧的仓库里发现了这部书稿，这才找了回来。这个学生多亏以前看惯了父亲写的各种交待材料，所以对他的笔迹相当熟悉，一看到书稿就立刻辨认了出来。

1998年父亲去世后，关于这部书稿我又知道了一些事情。一位河北师院的老师从人事处复印了一份1961年6月5日上海人民出版社给河北师院人事处的来信。信中说：“贵系教师胡如雷撰有‘中国封建制形态简编’一稿，尚有一定见解，但亦并不成熟，我社本拟争取出版，以供学术界的讨论参考，校样也已排出，后接贵处来信，告以胡的政治情况，我们决定不予出书，当即列举书稿的缺点，将稿件退还给胡。”这说明在《形态研究》之前，甚至在《历史研究》1962年发表的文章之前，他曾经写过一本类似的书。这件事，我居然完全不知道。我想，当时出书大概都是要政审的，所以上海人民出版社才会与河北师院人事处联系。父亲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也没有当上右派，为何“政治情况”不合格？我想这大概还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吧。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信中还抄有父亲给他们的信。从信中看，这本书最晚是1959年冬天完成的。书没有能出版其实是因祸得福了，他1952年才大学毕业，1959年就写出了书，质量肯定好不了。

1979年刚刚拨乱反正，没有多少人可以立刻拿出著作来出版，所以这本书在当时的学术界很轰动，第一次就印了5万册，不久又加印了一次。以后，台湾还出了盗印的。80年代初，日本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中国历史学界的新动向》。该书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介绍《形态研究》，作者就是前面提到的菊池英夫先生。周一良先生看到此书后，立刻告诉了我。言谈话语间，能够感觉到周先生很是高兴。当老师的，看到学生有了成绩，自然是高兴。

为了写《形态研究》，他花费了很多年心血，读了不少书，史料不说，单是《资本论》就认真读了三遍。但是，这本书既然是要谈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就不可避免地要拿中国史与外国史广泛对比。进行这种研究，作者必须对外国史有非常深入的理解、研究，而他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此外，这本书是通贯性的，涉及到从战国到明清的漫长历史时期，他虽然在大学教过很多遍中国通史，但毕竟不具备像钱穆等老一辈学者那样广博的通史知识，所以，这本书到底说对了多少？到底有多高的价值？老实说，我是始终心存疑虑的。但不管怎样，对他来说，研究自己有兴趣的问题毕竟是一次快乐的旅程。抛开一切庄严的、宏大的理由不谈，对研究者个人而言，还有什么比快乐更重要呢？

《形态研究》出版的时候，他已经50多岁了，尽管当时很风光，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一直到老，他对自己始终还是有一个清醒认识的。去年春天，在一个纪念唐长孺先生和父亲的会议上，播放了他在70岁生日祝寿会上的讲话录像。他说：“我经学、小学、外语都不行。外语学过三种，没有一种能通的。”他还说：“我的成绩只能做到这样，再大了也不可能了。”说这话时，距离他去世只有两年了，当时他因多次脑梗，已经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老年痴呆的征候，没想到还能讲出这样清醒的话。这好像又印证了我前面说的：“他这个人在关键时刻常常会有出色表现”。

父亲去世后，我和哥哥、姐姐继承了他的藏书。线装书基本都归我了。过了几年，我把这些书都卖了。按说我们是同行，不论是为了工作还是为了纪念，这些书我都应该留下来，但我觉得没必要了，那些线装的二十四史我基本不会看，有标点本的，何必看线装的呢？我又不搞校勘。我知道，这种态度必定会受到严肃学人的批评，所以不大敢对人说。父亲的好几箱卡片我也全扔掉了，因为我不信卡片，总觉得要真想把文章写好，材料必须在脑子里活起来才行，如果拿起卡片才想起来，放下卡片就忘了，这种状态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更何况那还是别人的卡片，我要它干什么？没用的就卖掉，没用的就扔掉，我这种态度并非不孝。父亲晚年常常对我说：“看到你发表一篇文章，比我自己出版一本书还高兴。”所以我想，自己把文章写好了，才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再往深一层说，其实纪念不纪念又怎么样呢？死去的人已经不存在了，他什么都不能感知了，所谓“纪念”，说到底不过是活人的一种自我安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