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先秦史研究概览
会议及专著
会议。7月18-20日（郑州）“早期夏文化学术研讨会”，9月8-9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9月26-27日（平陆）“第二届傅圣文化学术研讨会”，10月11-12日（长春）“纪念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10月30-31日（安阳）“殷墟考古发掘80周年纪念活动暨考古与文化遗产论坛”，11月1-4日（昆明）“史前时代的中国西部——以云贵高原为中心”国际学术研讨会。
专著。李民《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进程》（线装书局），王仁湘《新疆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文物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民岳斯图《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杨建华、蒋刚主编《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和燕山南北》（科学出版社），栾丰实、宫本一夫主编《海岱地区早期农业和人类学研究》（科学出版社）。
段振美、焦智勤《殷墟甲骨辑佚——安阳民间藏甲骨》（文物出版社），沈建华、曹锦炎《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上海辞书出版社），刘桓《甲骨集史》（中华书局），彭邦炯《甲骨文医学资料释文考辨与研究》（人民卫生出版社），刘青《甲骨文卜辞神话资料》（云南人民出版社），张渭莲《商文明的形成》（文物出版社）。
《殷墟新出土青铜器》（云南人民出版社），杨正宏、肖梦龙《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郭富纯《旅顺博物馆馆藏文物选粹·青铜器卷》（文物出版社），首阳斋《首阳吉金——胡盈瑩范季融藏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刘雨等编《商周金文总著录表》（中华书局），张懋镕主编《青铜器论文索引（2003-2006）》（线装书局）。向桃初《湘江流域商周青铜文化研究》（线装书局）、郑小炉《吴越和百越地区周代青铜器研究》（科学出版社）、王惠德等《西辽河流域早期青铜文明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石岩《中国北方先秦时期青铜镞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胡长春《新出殷周青铜器铭文整理与研究》（线装书局）、杨晓能《另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唐际根、孙亚冰译，三联书店）。
白光琦《先秦年代探略》（中国社科出版社），陈隆文《先秦货币地理研究》（科学出版社），张松林、杜百廉《中国腹心地区体质人类学研究》（科学出版社），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文芳《夏商周民族思想与民族政策研究》（人民出版社），郭永秉《帝系新研——楚地出土战国文献中的传说时代古帝王系统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魏建震《先秦社祀研究》（人民出版社），张富祥《东夷文化通考》（上海古籍出版社），毛曦《先秦巴蜀城市史研究》（人民出版社），徐飚《成器之道——先秦工艺造物思想研究》（江苏美术出版社），陆建华《先秦诸子礼学研究》（人民出版社），甄尽忠《先秦社会救助思想研究 》（中州古籍出版社），张淑一《先秦姓氏制度考索》（福建人民出版社）。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七）》（上海古籍出版社）、张涌泉主编《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中华书局）、张政烺《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中华书局）、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马士远《周秦〈尚书〉学研究》（中华书局）、刘黎明《〈春秋〉经传研究》（巴蜀书社）、周远斌《儒家伦理与〈春秋〉叙事》（齐鲁书社）、温慧辉《〈周礼·秋官〉与周代法制研究》（法律出版社）、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中华书局）、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尹振环《重识老子与〈老子〉——其人其书其术其演变》（商务印书馆）、张林祥《商君书的成书与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秦彦士《古代防御军事与墨家和平主义：〈墨子·备城门〉综合研究》（人民出版社）、过常宝《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一些前辈学者的著作有重版新印：陈直《摹庐丛著——读金日札 读子日札》（中华书局）、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曾宪通校订，上海人民出版社）、商承祚《甲骨文字研究》（商志【谭】校订）、李济《殷墟青铜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童书业《春秋史料集 》（童教英辑校，中华书局）、李白凤《东夷杂考》（河南大学出版社）、徐中舒《徐中舒论先秦史》（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江竹虚《五经源流变迁考:孔子事迹考》（上海古籍出版社）、吴秋辉《侘傺轩说经》（齐鲁书社）。当代学者则论文集有：赵芝荃《赵芝荃考古文集》（科学出版社）、许顺湛《史海荡舟》（中州古籍出版社）、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林沄《林沄学术文集 二》（科学出版社）、刘雨《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陈奇猷《晚翠园论学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王辉《高山鼓乘集》（中华书局）、黄奇逸《商周研究之批判》（巴蜀书社）。翻译的海外著作如：〔日〕佐竹靖彦主编《殷周秦汉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日〕藤田胜久《史记战国史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美〕夏含夷编《远方的时习——〈古代中国〉精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美〕班大为著、徐凤先译《中国上古史实揭秘——天文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代伟主编《巴楚民族文化圈研究:以法律文化的视角》（法律出版社）
史前文明
社会形态。王巍《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文物》5期）通过新砦、陶寺、二里头遗址的聚落考古并对其性质的认识说明聚落形态研究是我们研究古代社会结构的重要方法，能为文明起源研究提供关键材料，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王震中《从中原地区国家形态的演进看其文明化进程》（《中古文明演进》）认为，国家形态使一个重要反映文明化进程的侧面，国家形态的几个演进阶段也使得文明化的进程呈几个阶段递进，并且得以完善、连续的发展。晁福林《从精神考古看文明起源研究问题》（《古代文明》第5卷，文物出版社）提供论文明起源研究的新思路，利用精神考古分析中华文明起源的一些问题。有关文明探源其他文章，可见张得水《“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原文物》1期）、刘军《中国国家起源的历史特点》（《古代文明》第5卷）、李玉洁《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古文明研究》），等等。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8期）认为，史前社会文明进程按东西部分为两大模式，即等级秩序和冲突暴力，并进一步讨论中原社会是务实的社会，军事权利容易与社会管理职能结合在一起，对于宗教只是加强世俗权利的一种工具而已。董楚平《良渚文化与〈山海经〉对照研究》、张琨《共工与伯夷的考古学观察》（均自《中古文明研究》）等，将史前文化、物质遗存和神话传说、文化习俗比较研究，角度新颖。
聚落环境。张宏彦《关于仰韶文化时空范围的界定问题》（《考古与文物》5期）认为，仰韶文化为距今约7000－5000年间，以关中地区为中心，包括甘肃的天水地区和泾水上游，陕西洛河中上游和汉水上游，晋西南地区，豫西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而张天恩《试论关桃园前仰韶时期文化遗存的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3期）认为，关桃园二期应是相对独立的文化发展阶段，与一期文化面貌差距较大，存在一定的文化缺环；以前渭水流域众多地点发现的遗存应统一命名为白家村文化。赵宾福《兴隆洼文化的类型、分期与聚落结构研究》（《考古与文物》1期）认为，兴隆洼文化应有一个新的类型，即东寨类型；整个兴隆洼文化应分为前后两期。亦可参见刘国祥《兴隆洼文化与富河文化比较研究》（《北方文物》2期）、张国强《西拉木伦河流域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简论》（《北方文物》3期）。朱泓《中国西北地区的古代种族》（《考古与文物》5期）认为，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属于蒙古人种范畴的居民大多数群体种系比较遗址，其体质特征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中的华北类型颇为相似；但在新疆罗布泊孔雀河下游北岸古墓以及其他等地也出现了属于原始欧洲人种古欧洲任类型的居民骨骼，其文化是古欧洲人类型居民迁移至此并接受了当地蒙古人种的土著文化。
宗教艺术。栾丰实《史前棺椁的产生、发展和棺椁制度的形成》（《文物》6期）认为，棺椁出现伊始就与社会内部的分化密切联系，中国商周礼制中的许多内涵如作为丧葬礼仪的棺椁制度,显然主要是继承了东方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传统。赵东玉《从性角色的渲染到性别角色的出现——新石器时代的男女之别》（《中国历史文物》5期）认为，新石器时期的生殖崇拜是性角色的差异被渲染的结果；而墓葬所出现的男女葬式、葬俗、随葬品等方面的前后差异表明男女已向性别角色的区分过渡；至新石器时代末期，男女的性别角色模式已出现。
夏商史
夏商史事制度。徐心希《试论商周神权政治的构建与整合——兼论商周时期的日神与天神崇拜》（《中古文明研究》）认为，商代所初建的神权政治，至周代已充分构建；其主要表现为：宗教祭祀形式、祭祀内涵的强化、占卜官员的组成。宋镇豪《甲骨文中的梦与占梦》（《文物》6期）对甲骨文所见的殷商时期人们对梦的迷信作了深入考察，认为殷人视梦出自鬼魂所致，由此产生了梦与鬼魂信仰相系的梦魂观念，并通过占梦释梦来预测人事吉凶，同时又有御祭、杀牲册告攘除梦忧的举动。赵林《论商代家族的亲属结构关系》（《中国史研究》2期）借用西方人类学的亲制学说，并比较中国传统的亲制论述，在家族的层次上，重建了较完整的商人亲制结构系统。
王迎《论商王田猎与河东盐池》（《华学》8辑）认为，自武丁起商王频繁地在河东进行田猎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获取池盐。亦可参看王青、朱继平《山东北部商周时期海盐生产的几个问题》（《文物》4期）认为山东北部生产海盐采用的应是淋煎法,主要有摊灰刮卤和煎卤成盐两个技术流程，大荒北央遗址的发掘可以证实和补充文献记载。
宋镇豪《从新出甲骨金文考述晚商射礼》（《中国历史文物》1期）认为，射礼在晚商就已经流行，周代不过是继承而有所更替而已；晚商射礼常在水泽原野处商王及各方贵族阶级成员都参与的弓矢竞射。另可参见韩江苏《作册般铜鼋与商代的习射礼》（《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关于商代其他制度的研究亦可见王恩田《释
马世之《虞舜的王都与帝都》（《中原文物》1期）认为，虞舜以天子居“冀”很可能是平阳，即今天的襄汾陶寺。罗琨《“有虞氏“谱系探析》（《中原文物》1期）则对有虞氏的谱系作了梳理论证，并认为该族对祖先记忆深厚，具有较高文明程度。
张渭莲《气候变迁与商人南下》（《中原文物》1期）通过植被变化、动物群迁徙、湖泊水位变化、降水量分布不均等因素认为，商人的南下与狭长的太行山走廊的地理态势和气候的干冷化有直接关系。
甲骨学。饶宗颐《殷代的“西戉”》（《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学术史》）认为，戉非越之东方者，而是深入四川的西戉。李学勤《商代夷方的名号和地望》（《中国史研究》4期）认为，黄组卜辞的“人方”，同小屯南地H31、H57无名组卜辞，当为夷方，都邑在淄、潍间。罗琨《殷墟卜辞中的的“先”与“失”》（《古文字研究》26辑）梳理卜辞后认为，商代即有“先”族氏，也有称“失”的国族；失侯地望据青铜资料线索可能在山西临汾盆地。
刘一曼、曹定云《再论殷墟花东H3卜辞中占卜主体“子”》（《考古学研究》六）仍认为，卜辞主体“子”为沃甲之后，而沃甲又可能是祖乙之配妣庚所生。亦可参见曹定云《殷墟花东H3卜辞中的“王”是小乙——从卜辞中的人名“丁”谈起》（《古文字研究》26辑），他认为卜辞中的“王”为小乙，“丁”则是武丁。张永山《也谈花东卜辞中的“丁”》赞同将“丁”读为“帝”，是对宗族长商王武丁的尊称。徐义华《试论花园庄东地甲骨“子”身份》（《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则梳证卜辞中的“子”为武丁之子孝己；并讨论了已于武丁、妇好，花东与子组卜辞之间的关系。魏慈德《关于花东卜辞主人世系及身份的几点推测》（《华学》8辑）则认为子卜辞中的“子”若不是“ ”，也一定是和敖关系密切的人。有关花东卜辞研究的文章还有：黄天树《简论“花东子类”卜辞的年代》、朱歧祥《句意重于行款——论通读花园庄东地甲骨的技巧》、张世超《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字迹与相关问题》（均见于《古文字研究》26辑）等。
常玉芝《商人的四方神崇拜》（《考古学研究》六）认为，商人对东方神、西方神比对南方神、北方神更为重视。沈建华《释卜辞中的“后土”及其相关字》（《古文字研究》26辑）认为商人最早建立了对“后土”的祭祀制度。郭静云《甲骨文中神字的雏型及其用义》（《古文字研究》26辑）认为， 是神字的雏型，指纯天本质之天上百神，以及各种神气、神端；称祖先为神人是始自周代。
郭旭东《论甲骨卜辞中的“稻”字》（《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认为将甲骨中从水之“稻”字与不从水的“黍”字视为一字不妥。张玉金《殷墟甲骨文“吉”字研究》（《古文字研究》24辑）认为，“吉”字上半部不是钩兵之形，而像玉圭之形；其本义为坚实，并分析吉辛、吉牛、唯吉、惠吉、吉刈等词。武家璧《从卜辞“观籍”看殷历的建正问题》（《华学》8辑）认为，殷代曾用小正，卜辞“观籍”合于寅正历。徐宝贵《甲骨文“帝于北方曰伏”等卜辞读法》（《华学》8辑）、杨泽生《甲骨文“丿”读为“奇”申论》（《华学》8辑）
青铜器及其铭文研究。徐基《夏时期岳石文化的铜器试探》（《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对岳石文化的铜器情况进行了梳理。郭妍利《论商代青铜兵器的明器化现象》（《考古与文物》6期）对明器化的原因做了以下两点推断：与墓主身份和占有权势；晚商时期的社会时尚有关。陈英杰《商代铜器铭文作器对象的考察》（《考古与文物》6期）对作器对象分作15类考察，并从中得出祭祀兄长、诸父合祭及诸母合祭不见于周人铜器，周人的祖妣合祭和父母合祭在商代铜器铭文中还没有发现；标明族名、作器者私名并为特定先祖所造的祭器要晚于只有族名而无私名、祭祀历代先祖的通用祭器。
李伯谦《从殷墟青铜器族徽所代表的族氏的地理分布看商王朝的统辖范围与统辖措施》（《考古学研究》六）通过铜器族徽考察商代各族氏的居地和活动地域；并对商王朝对各部族方国所采取的统辖措施为：保护安全、协调内部关系，督导农事活动，允许参加宗庙祭祀，选拔贞人、小臣以及通过各种赏赐进行笼络。刘晓晖《商周族徽铭文研究述评》（《古文字研究》26辑）对历来族徽研究的情况做了整理，体例以族徽符号性质、铭文体例、含义、复合族徽、准族徽、综合研究、集录情况分。严志斌《商代金文的妇名问题》（《古文字研究》26辑）统计分析了43个商代金文出现的妇名，认为“妇某”、“某妇”之某的性质与卜辞“妇某”之某同，是族氏名；并对其间的婚姻关系做了探讨。他的《商代青铜器铭文字形时代性的考察》（《华学》8辑）则选取了商代金文各期字形变化较明显的17个常见字进行分析，如“正”、“鸟”、“宁”、“癸”等。
对刘家河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有一批讨论文章：杨升南《北京平谷刘家河铜器墓墓主身份》、杨育彬《平谷刘家河商代铜器墓的几点思考》、曹淑琴《刘家河商墓铜盘与“
夏商考古。王震中《“中商文化”概念的意义及其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1期）认为，中商概念的提出不仅解决了早商文化（二里冈期）与晚商文化（殷墟文化）之间的缺环，而且也使商代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体系更加有阶段性更易表述；但也提出了将盘庚、小辛、小乙传统的“中商第三期”划为晚商的新的中商文化的分期方案。王乐文《试论朱开沟文化的起源、发展与消亡》（《北方文物》3期）认为，朱开沟文化是本地因素与二里头文化和下七垣文化因素碰撞融合的产物；在朱开沟文化的中、晚期，早商文化逐渐进驻；其消亡与游牧民族的迁徙流动有关，并与商人的对外政策和势力息息相关。董琦《论早期都邑》（《文物》6期）认为，早期都邑中应有成规模的宫殿区或宫城,未发现成规模的宫殿区或宫城的早期城址,不宜称之为早期都邑；早于二里头的中国史前文化尚未产生早期都邑。李德方《偃师商城之宫城即桐宫说》（《考古与文物》1期）认为，偃师商城宫城的年代与桐宫的年代相近、偃师商城的位置与桐宫位置相合、偃师商城宫城的王室“狱宫”（即六号宫殿）与太甲所放的年代相当；而认定桐宫是偃师商城的宫城。此外还可参见王学荣等《偃师商城宫城布局与变迁研究》（《中国历史文物》6期）。对于郑州商城的研究可见李维明《〈“郑亳说”不合理性刍议〉辩证》（《中原文物》1期）、郑杰祥《郑州商城的定名及其存在年代新探》（《考古学研究》六）、徐昭峰《试论郑州商城的建造过程及其性质》（《中国历史文物》6期）。罗琨的《“乡有夏之境”试析》（《考古学研究》六）从文献证明郑州、偃师都属于商代初期政治中心。而张立东《郑州战国陶文“亳”、“十一年以来”再考》（《考古学研究》六）论定了鲁襄公十一年的亳城之盟就发生在郑州商城之北，也为郑州为亳说增加一条证据。朱光华《洹北商城与小屯殷墟》（《考古与文物》2期）从时空关系入手论证了洹北商城与小屯殷墟是彼此独立的两个都城遗址，并提出了盘庚一世二迁说，从而认为洹北商城为盘庚所迁之殷，郑州人民公园期遗存与盘庚治亳有关，小屯殷墟为小乙以后商王所居。
杨勇《琉璃河遗址“殷民墓”质疑》（《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认为，琉璃河遗址的殷遗民是从殷商根据地强行迁移过来的。郜向平《商墓腰坑研究》（《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
两周史
史事与制度。朱凤瀚《〈召诰〉、〈洛诰〉、何尊与成周》（《历史研究》1期）认为，《尚书》中反映周初史事的《召诰》、《洛诰》、《多士》等篇有较强的实录性，同时也对典籍、金文以及田野考古资料相互印证的方法论有所实践。何景成《族氏铭文资料所体现的西周王朝对殷遗民的政策》（《古文字研究》26辑）认为，西周对殷遗贵族实行的是以“怀柔”为主的政策；并吸收优秀人员到周廷供职，但一些殷人家族也在动荡中消亡。谢乃和《西周后妃无政事考论》（《中国历史文物》1期）通过文献彝铭考证西周王后不仅广泛涉足国家事务，而且有着具体的职责分工，如国家财用等。葛志毅《周代妇女的家庭职责教育》（《中古文明研究》）则认为，周代妇女无条件地承担全部家庭管理职责，其被赋予了浓厚的夫权宗法制的道德礼教色彩。曹玮《西周时期的禘祭与祫祭》（《考古学研究》六）认为，祫祭较早，是合祭所有先祖的祭祀仪式；禘祭是随王位继承转为父死子继的过程中确立起来。在西周金文中，禘祭既是对父考的一种祭祀仪式，也是有选择地对若干先祖地一种祭祀仪式。杨文胜《从“一点”、“一线”看西周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中古文明研究》）通过晋侯墓地（“线”）、虢国墓地（“点”）对青铜礼乐器制度进行探讨，认为周礼的影响，西周随葬青铜礼乐器制度得以确立和实行，但也因为制度的确立，青铜器虽在器类局部有所创新，然而造型、纹饰、组合等方面却发展缓慢。
陈冬生《齐量制辨析》（《中国史研究》3期）认为，齐国量制是姜齐旧量的四进和十进；陈氏家量的五进、四进与十进，再到田齐新量的五进、四进与十进并存的演变。
青铜器与器物铭文。常金仓《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的两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期）对王号生称和合天历谱问题进行论述：非王国维的“王号生称”而认同唐兰的“康宫说”；现在所用的自编历谱过高估计了西周的历法水平，自编历谱将可能会把一些器物从所在的王世排挤出去。张懋镕《金文字形书体与二十世纪的西周铜器断代研究》（《古文字研究》26辑）以“令”、“公”、“宝”、“
张懋镕《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华学》8辑）认为，青铜器器形之间有派生、相生、更替三种关系；这三种关系的提出有利于将青铜器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避免过分强调分类所造成的偏颇；进一步认为三种关系使铜器型式变化多端以顺应礼制的要求，而三种关系剧烈作用时，正是器类新型式大量产生之时。他的《商周青铜角探研》（《中古文明研究》）就在此理论基础上对商周铜角以及在礼器组合中的地位做了综合研究。李朝远《西周金文中的“王”与“王器”》（《文物》5期）认为金文中的“王”与“天子”、“黄王”并无实质上的差别；金文中的“王”事多为追忆和追记；并认为所谓的“王器”只是作为一种荣誉，由被赏赐者受赏赐之后的自作用器。罗泰《西周铜器铭文的性质》（《考古学研究》六）认为，铜器铭文本质上是宗教文书，已不算是第一手的史料；铭文中的口语的痕迹将会进一步说明铭文和神人沟通的实践之间的关系。
吴镇烽《
涂白圭《〈季姬方尊〉铭文释读补正》（《考古与文物》4期）在器铭中释“启”为“君”、叔为“茀”、“丰”为“尹”、“哲”为“誓”；认为本器“王母”为季姬之母，亦是时王之后， 师夫为季姬的保姆，西周时期存在女保职官，为已婚的中老年妇女担任，并随贵妇一起出嫁夫家并继续着教育职能。王泽文《晋侯 再研究》（《华学》8辑）认为，铭中“大廷”疑为“不廷”；以器物形制和纹饰角度补证器主为晋平公之说，并进一步从历日论证该 为鲁昭公五年晋平公嫁女时。刘余力、蔡运章《王太后左私室鼎铭考略》（《文物》11期）郭伟川《宗周钟再考》（《华学》8辑）认为，“
饶宗颐《吕国编钟“若华”、“嚣圣”与大戴礼帝系——附论昭武安氏早期称为华裔之附会》（《华学》8辑）对若华与嚣圣、殷代的西吕与吕之称王、帝系“青阳居泜水”、昭武安氏早期称为华裔之附会四个问题展开论述。刘雨《师 钟和姬寏母豆》（《古文字研究》26辑）认为，两件器为西周晚期曹国器，并考校西周曹国世系。李峰《西周金文中的郑地和郑国东迁》（《文物》9期）认为，西周存在姜姓郑伯与郑桓公两宗族交替发展的情况，而郑国东迁是郑桓公成为周王室司徒之后，是把自己宗族私欲强加于虢、鄶等小国之上的举动。利用金文和青铜资料对方国研究文章还有：林沄《枣庄市东江墓地青铜器铭文人名的考释》（《古文字研究》26辑）、王长丰《竝方国族氏考》（《中原文物》1期）、郝导华《杞国史地考略》（《中原文物》1期）、王树明《莱夷索隐》（《考古学研究》六）、
曹定云《陕西汉中城固出土青铜器研究》（《考古学研究》六）对汉中城固出土铜器做了整体梳理，并认为城固青铜文化属于早蜀文化，城固地区是早期蜀国的管辖范围，为东部的边陲，而其中出现的大量中原铜礼器则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向桃初《炭河里城址的发现与宁乡铜器群再研究》（《文物》8期）认为，炭河里城址的始建年代为西周早期,使用年代为西周早中期；宁乡铜器群是商遗民和江汉地区的土著在周人灭商和开发汉水流域的背景下南逃进入湖南时带来并在当地后由铸造一批的器物。梁云《“秦子”诸器的年代及有关问题》（《古代文明》第5卷）认为秦子诸器的器主为秦出子。王清雷《山东地区两周编钟的初步研究》（《文物》12期）认为，西周编钟音列缺商音，春秋时编钟突破禁用商音、构成了完整的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说明早期编钟不用来演奏完整曲调，而是加强烘托气氛，后期音乐性较之礼制性大有增强；而纽钟的延音较短，适于演奏较旋律和简单的旋宫转调，是应春秋贵族追求音乐感官美的需要而出现的。
曹定云《东北出土的赵国兵器铭文考释及相关问题》（《赵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对三件流落东北的赵国兵器进行考订。黄锡全《记新见塞公屈颡戈》（《考古学研究》六）认为，戈铭四字“塞公屈颡”非屈叔沱，也不一定是庄王时期的屈荡，而则有是楚康王在位时期的屈荡的可能性。董珊《论春平侯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研究》六）梳理考论16件“相邦春平侯”铍，认为春平侯是赵孝成太子，以及对春平侯任相、质秦、去相等事迹进行考论。苏辉《魏国纪年兵器研究》（《中古文明研究》）讨论了30余件魏国纪年兵器的辞铭格式、铭文行款、器形等方面，认为魏国兵器的形式多样与其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吴镇烽、师小群《三年大将吏弩机考》（《文物》4期）认为，器铭所见“大将吏 ”为大将军的吏属名 ；“三年”为赵王迁三年（前233年）；“灋丘”为秦系文字，是弩机落入秦人之手而后加刻的。张振谦《三年大将吏弩机补释》（《文物》11期）则认为器铭非“大将吏 ”而隶定为“大将吏牧”，器主为李牧。有关兵器的论文还有：李家浩《谈工 大矢铍铭文的释读》、何琳仪等《八年阳城令戈考》（以上见《古文字研究》26辑）、魏建震《“王何立事”戈铭文及其相关问题》（《赵文化论丛》）
黄盛璋《“匡人之鉨”解字、正读，断代、分国与匡人职官制度考》（《古文字研究》26辑）认为，该印为齐国之印；匡人为齐鲁遗存周制且行于战国早期；“匡人之鉨”盖于陶器，为检验合于法则制度的证明。赵平安《释“行木”》（《古文字研究》26辑）认为，行木与衡鹿异名同实，是齐国自立的官名。
文献、简帛与思想史。邢文《易学文献的布局图式研究法——从上博战国楚简〈周易〉谈起》（《华学》8辑）认为，不同《周易》传本文献布局的图式就能考见不同的易学思想。可参看李零《读上博楚简〈周易〉》（《中国历史文物》4期），认为简本《周易》与今本《周易》在排列顺序上是一致的，《周易》是最早完成简单化的典籍之一。邢文还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中的经典诠释传统——〈关雎〉的诠释及有关方法论问题》（《简帛研究》2004）论述了出土文献对于重新认识经典诠释传统的意义，指出汉以来的解《诗》传统与简帛文献揭示的先秦解《诗》传统存在差异，并进而讨论与此有关的方法论问题。也可参看黄怀信《从〈诗论〉看孔子是否“删诗”》、史杰鹏《〈孔子诗论〉简中的“ 言”和传世文献中相关字词疏证》。邢文《〈礼记〉的再认识——郭店、上博楚简中与〈礼记〉有关的文献》（《上古文明研究》）认为，《礼记》的材料是有先秦文献材料的依据的，非后人杜撰，但其文献价值未必高于楚地所出的有地域特征的本子。
黄人二、林志鹏《上海博物馆藏楚简〈仲弓〉试探》（《文物》1期）对《仲弓》篇的编联、部分文字的释读、字句断读等问题做出新的解释，认为有篇题的竹简应该往后编放。晁福林《孔子与〈鳲鸠〉——读上博简〈诗论〉劄记》（《华学》8辑）认为，简文用“義”表示“儀”，正是代表了“義”的古意；而孔子特别拈出《鳲鸠》篇的“其儀一兮，心如结兮”更加认证了孔子注意礼仪容止的重要。李学勤《试释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文物》9期）认为，《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简的编连次序为四、五、六、七、三、一、二、八、九,中间没有缺简；并对若干疑难简文进行释读，指出简文作于管仲死后，是由《高宗之训》铺陈引申而来。曹锦炎《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墨子〉》(《文物》7期)认为，5枚简的《墨子》佚文是《明鬼》篇散佚的一部分，记述了墨子与弟子或他人的对话，对鬼神有所明和有所不明的问题的讨论。裘锡圭《说“亦纪先王之由道”》（《中古文明研究》）对上博简《子羔》篇7号简之“纪”读为“己”或“其”。张桂光《〈柬大王泊旱〉编联与释读略说》（《古文字研究》26辑）对上博简（四）《柬大王泊旱》的编联和释读提出了新的方案。王志平《再论〈容成氏〉中的“方为三俈”》（《华学》8辑）认为，“方”既是四方的“方”，也是音乐上专指旋宫的“方”。关于上博简竹书的研究文章还有：孟蓬生《上博竹书〈周易〉字词考释》（《华学》8辑）、《〈上博竹书（四）閒诂》（《简帛研究》2004），季旭昇《〈恒先〉分章语译》（《华学》8辑）、陶磊《〈恒先〉思想探微》、田旭东《失传已久的鲁兵书——〈曹沫之阵〉》（《华学》8辑）、廖明春《读〈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劄记》、杨朝明《上博竹书〈从政〉篇与〈子思子〉》（以上见中古文明研究）、陈伟武《读上博藏简第四册零札》（《古文字研究》26辑）
彭林《论郭店楚简所见儒家音乐思想》（《简帛研究》2004）认为，《乐记》不能时独立于心性学说之外的学派或学者作品，而只能是子思学派的作品，从而质疑《乐记》作者为公孙尼子的传统说法。连邵名《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考述》（《考古学研究》六）、李锐《〈太一生水〉补疏》（《简帛研究》2004）。关于郭店简的研究还有：李锐《郭店楚墓竹简补释》（《华学》8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再解》）（《中古文明研究》），白于蓝《读郭店简琐记（三篇）》（《古文字研究》26辑），刘义峰《也谈郭店楚简引〈书〉问题》。
藤田胜久《包山楚简及其传递的楚国信息——纪年与社会体系》（《简帛研究》2004）认为，包山简传递了战国中期楚国以都城为中心的信息，以及地方行政与审判的社会系统。刘国胜《包山楚墓签牌文字补释》（《古文字研究》26辑）、刘信芳《信阳楚简2－04号所记车马器研究》（《古文字研究》26辑）等文对竹简所记的器用、名物做了研究。
李学勤《试说江陵天星观、秦家嘴楚简的纪年》（《简帛研究》200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认为，江陵1号墓简“秦客公孙鞅问王于 郢之岁”合于前340年，“齐客申 ”问王于 郢之岁“为前339年；秦家嘴1号墓简”周客 无王于宋东之岁“为楚顷襄王十六年（前283年）。何琳仪、吴红松《绳绳释训》（《中原文物》1期）对温县盟书中的“ ”作了具体分析，认为盟辞中“ ”即典籍常见的“绳绳”，意为谨慎警戒，为参盟者表达忠于其主子的自我勉励之词郝本性、魏克彬《“悬书”解》（《考古学研究》六）认为，温县盟书足证东周时代确曾一度流行悬书；悬书也还是宣布法律的方式，后世遂成为常用的施政手段。陈伟《关于楚简“视日”的新推测》认为，“视日”或许与“当日”、“直日”有关。陈松长《马王堆帛书“物则有形”图初探》（《文物》6期）认为这件残存的“物则有形”帛图就是借助数术家的六壬式盘所隐含的天地关系,用简明的语言来阐述形名学说基本内容的一幅图,它应该是附属于帛书《黄帝书》的一幅直观性的简明图谱。
巫鸿《“明器”的理论和实践——战国时期礼仪美术中的观念化倾向》（《文物》6期）认为战国时期“器”的理论是儒家在“器以藏礼”这一原理发展出来的一种关于器物象征性的学说；儒家对祭器和明器的双重强调既表达了儒家对周代的眷恋也包含了对新兴潮流的回应。
郝士宏《“■”应读为县》（《文物》11期）认为，蔡 即为蔡县；《文物》2005年第1期公布的那批封泥极有可能来自新蔡故城。
两周考古。徐天进《周公庙遗址的考古所获及所思》（《文物》8期）对2003－2005年周公庙遗址的考古收获进行了总结，认为遗址属于周公采邑的可能性较大，进一步肯定周公庙遗址的发现对周王朝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提供重要的线索。亦可参见周原考古队《2003年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调查报告》（《古代文明》第5卷）、彭林《关于周公庙遗址的几点思考》（《华学》八辑）。吉琨璋等《山西横水西周墓地研究三题》(《文物》8期)认为，荒帷是对死者生前居室中帷幄一类设施的模仿；倗国在西周时期是一个小封国，其疆域范围约相当于今天的绛县；而晋南大部分地区属于西周王畿范围。胡进驻《关于洛阳周都与东周王陵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5期）认为金村古墓为威烈、安、烈、显四王及其王后墓；瀍河两岸为西周殷遗所居，而今涧、洛交汇一带的东周王城乃是东周王都的廓城。
井中伟《西周墓中“毁兵”葬俗的考古学观察》（《考古与文物》4期）认为，西周墓中随葬的被毁兵器是入葬前人为毁坏的；毁兵葬俗主要流行于西周早期，中期以后开始逐渐衰退，晚期则很少见到；毁兵葬俗在殷遗民的墓葬中也常见到；毁兵葬俗来源于西周统治者为了消除墓葬随葬的兵器会被重新掘出进行武装的隐患而推行的思想意识。
王红星《楚都探索的考古学观察》（《文物》8期）认为，楚都丹阳应该是西周时期距荆山不远的一处以水稻农业为主的聚落群中的一个中心聚落，并认为楚都丹析说较为可靠；楚始都之郢为今宜城楚皇城遗址，而纪南城仅可能是始建于战国中期至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所拔之郢。白国红《太原金胜村赵简子墓所见春秋晚期礼制变革》（《中国历史文物》3期）。对周原及其周公庙出土甲骨，学者也进行了集中讨论：杨莉《凤雏H11之1、82、84、112四版卜辞通释与周原卜辞的族属问题》、李学勤《周公庙遗址祝家巷卜甲试释》、葛英会《谈岐山周公庙甲骨》、冯时《陕西岐山周公庙出土甲骨文的初步研究》、雷兴山《论周公庙遗址卜甲坑H45的期别与年代——兼论关中西部地区商周之际考古学文化分期的几点认识》、孙庆伟《论周公庙和周原甲骨的年代与族属》、董珊《试论周公庙龟甲卜辞及其相关问题》（以上均见于《古代文明》第5卷）、唐冶泽《周原新出土甲骨刻辞考释》（《华学》8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