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度中国古代史学科发展综述
2012年度，国内外中国古代史研究发展稳健，取得了大量新成果，呈现了不少新趋势。现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
（一）新资料的发现和整理、研究
本年度出版的大型资料丛书，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其他科研机构及相关研究者共同编纂的《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三辑（人民出版社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共103册）、《八旗丛书》（人民出版社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共5册）、《高丽大藏经初刻本辑刊》（人民出版社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共81册）、《日本五山版汉籍善本集刊》（人民出版社与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共15册）、《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鹭江出版社，共30册）等多种。
另值一提的是，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本年度已将韩国最大的汉文丛书《韩国历代文集丛书》，制成和推出了首个附有汉语、现代韩语及韩语罗马拼音索引的网络数据库。
此外，中国古代史各时期均有重要的新资料及文献整理研究成果面世：
1．先秦。《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表甲骨500余片，是近年来继《花园庄东地甲骨》之后又一次重要发现，其中不乏新字、新人物、新事件及重要内容，为甲骨学和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又一批宝贵资料。
殷墟是先秦考古重地，本年度有多批资料发表，王裕口村南地出土的铜器铭文中有甲骨文中的贞人名，为研究商代贞人家族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河南安阳市殷墟王裕口村南地2009年发掘简报》，《考古》第12期），刘家庄北地出土的青铜尊为殷墟首次发现，而
《湖北襄阳楚王城西周城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第1期）对襄阳楚王城遗址的布局、城垣结构、城内文化层堆积和整体文化内涵有了作了初步介绍，认为该城或许就是西周晚期楚熊渠征伐和封王之鄂王城，对于认识西周时期楚文化的分布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第7期）介绍了所发掘的西周时期墓葬65座，车马坑1座，出土器物700余件。部分铜器上有“曾”、“曾侯”、“曾侯谏”等铭文，显示其为曾侯家族墓地，其中“斗子鼎铭”与西周早期的盟誓相关，十分重要。
安徽六安白鹭洲战国墓（夫妻双墓穴，规格高，出土器物丰富）是近年关于战国楚墓的重要发现（《安徽六安市白鹭洲战国墓M566的发掘》，《考古》第5期；《安徽六安市白鹭洲战国墓M585的发掘》，《考古》第11期）。
此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九）》（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布了《成王为城濮之行（甲、乙本）》、《灵王遂申》、《陈公治兵》、《举治王天下（五篇）》、《邦人不称》、《史蒥问于夫子》、《卜书》七篇竹书。
在本年度先秦史资料的整理研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镇豪率领的甲骨整理和研究团队墨拓整理了旅顺博物馆藏2300余篇甲骨、重庆博物馆藏200余片甲骨、俄罗斯艾米塔什博物馆藏200余片甲骨，其中多从未披露，是值得期待的成果。复旦大学裘锡圭率领的甲骨学和简牍学研究团队则在文字识读等方面继续取得进展。首都师范大学黄天树率领的甲骨整理和研究团队在甲骨缀合和“甲骨形态学”上也有值得注意的表现。清华大学李学勤率领的简牍整理和研究团队，本年度进一步奠定了人材和研究优势，成果亦令人瞩目。
2．秦汉魏晋南北朝。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收录了里耶古城一号井第五、六、八层出土的简牍图版和释文。里耶秦简系秦洞庭郡迁陵县遗留的官文书，为探索秦代基层行政运作和社会结构提供了新资料。在此基础上，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进一步缀合断片、校订释文并加以注解。
北京大学藏秦简的概况本年度首次作了全面介绍（《文物》第6期），尤其是专门介绍了这批秦简牍的整体面貌、室内清理的方法、部分科技检测的结果。另，亦于今年出版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贰）》（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录西汉古本“老子上、下经”竹简221枚，5300余字，共分77章。该文本形态介于帛书本与传世本之间，有助于学界进一步探讨《老子》一书产生、发展、定型的过程。该书附录了竹简形制的详细信息，包括简背划痕位置的测量数据。北大秦汉简的整理方式对于今后简牍文献的整理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肩水金关汉简（贰）》（中西书局）收录金关汉简2334枚，将进一步推动西北边塞汉简的研究。
3．隋唐。胡戟、荣新江主编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在陕西、河南、山西等地收集的500方墓志，以隋唐时期为主。
本年度出版的重要墓志和石刻史料还有：齐运通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中华书局）、章国庆编《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唐五代宋元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殷宪《大同新出唐辽金元志石新解》（三晋出版社）等。
4．宋辽金元。出土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南宋徐谓礼墓的纸质文书，本年度已由包伟民、郑嘉励整理刊布。这批文书完整记录了墓主自任京官后近三十年间的考课内容，包括各类保状、荐状、任满交割批书、任内功过记录等，为研究宋代官员管理及其相关制度提供了翔实程度为以往文献所不及的一批新资料，对于今后研究的推动作用堪值期待。
新见96篇欧阳修散佚书简亦于今年发表，其内容牵涉到不少北宋的重要人物和重大时事。这批新资料出自13世纪中叶日本镰仓幕府从南宋购入的金泽文库本《欧阳文忠公集》（现藏天理大学）。整理者日本九州大学东英寿推测，庆元二年周必大刊刻《欧阳文忠公集》后，《书简》部分陆续有所增补，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南宋本是初刻本之增补本，而天理本则是在国图本基础上进一步增补而成。
《宋史·宰辅表》、《礼志》均有考订著作问世，记载宋初五朝的史书《隆平集》首次整理出版，整理者王瑞来广采相关史籍作比勘考证，撰有接近原书文字近两倍的校证。此外，《全宋笔记》第五编（大象出版社）亦于本年度出版。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辽金石刻拓本目录》（中央研究院）出版,收录拓本总计347种,以辽金时期为主，西夏、刘齐较少，另有少数年月不详者，均附相关说明与图影。拓本所据，包括墓志、墓碑、石经、造像记等。
由北京师范大学韩格平主持的《元代古籍集成》继近年来陆续推出二十多种元人别集后，本年度又有“经部诗类”四种（两册）文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面世。与之相配合，由韩及其同事魏崇武主编的《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创刊号（以书代刊）亦告出版,这是继2011年《清华元史》创刊后又一新创办的以元代为主的学术刊物。
元代金石碑刻和黑水城文书的研究也有新进展。8月份由中国元史研究会、南开大学、张北县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元代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专场讨论了“元代金石碑刻及其他资料研究”，近年出土的刘黑马家族墓金石碑刻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关注。河北省社科院孙继民所率团队的成果《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本年度亦已出版。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杜建录所率团队对中国所藏黑水城文献的研究成果，亦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
此外，陈得芝《蒙元史研究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对于蒙元史料以及2010年以前的国内外蒙元史研究状况进行了总体评价。
5．明清。本年度明清史资料开挖的新进展，主要体现在公私档案文书的收集、披露和文集等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上。其中较为突出的如：
“雪尔登地图”（The Selden Map）的披露与相关研究。龚缨晏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国外新近发现的一幅明代航海图》，推断此图绘制于1607年荷兰人在特尔纳特岛建立要塞之后，1624年荷兰人入侵台湾之前，并认为此图应出自侨居菲律宾的闽南籍华人之手。关于此图的绘制年代、绘制者以及地理知识来源，学术界迄今为止并无统一意见。有待于历史地理、中外交通史、东南亚史等多领域学者的共同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纂的《百年明史论著目录》（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录1900年至2005年国内(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公开发表的明史论文和著作之中文目录(以及个别发表于国内书刊的西文目录)。除了对该室上世纪70年代所编《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1900-1978)进行增补和重新分类外，力求全面收集1979年至2005年的明史论著条目，以充分反映当前明史研究新趋势、新特点、新水平，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
杜国忠编《清代至民国时期归化城土默特部经济契约》（内蒙古大学出版社），收录上起乾隆十七年十月，下止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凡759件，契约形式有约定、租单、照票、缴照等。
（二）学术热点和新进展、新观点
本年度国内外史学界在一系列学术热点问题上取得了可观成果，其中包含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新进展、新观点和新方法。现择其中要者略作介绍：
1．殷商史研究呈现新局面。本年度，由宋镇豪主编的多卷本《商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各册已全部出版，全书700余万字，是目前最为系统和全面的殷商断代史著，为重建中国上古史做出了重要贡献。本书重新梳理和建立了殷商史研究的史料和问题序列，开拓了一系列重要研究领域，在商代史各阶段和专题研究上提出了不少新看法和新观点，已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这意味着国内外殷商史研究将在此基础上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2．西周史与新出“斗子鼎”铭文研究。西周史研究因新出金文而获得了新进展。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李学勤、于薇等撰文讨论了叶家山新出斗子鼎铭文，认为斗子鼎与西周初年成王会盟诸侯相关，与北京琉璃河等出土的克盉等铜器铭文所述史事相关联，记录了周初成王与诸侯的会盟。如果这些论点成立，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西周早期的历史事实、盟誓制度、分封制度等的认识。
3．简帛研究与反思。简帛研究是近年史学界的热点。本年度关于楚简、秦简的研究成果丰富，这得益于清华简、上博简、里耶简为代表的新材料，以及楚简、秦简综合整理成果的持续出版，利用楚简等新材料研究楚文化，取得不少新进展，还专门召开了以“秦简牍研究”为主题的简牍学国际论坛。
安徽天长汉墓简牍，本年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和院简帛研究中心完成整理研究工作。吴简研究方面，簿书的复原、整理逐渐引起不少学者的重视。《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总结建国以来简帛出土、整理、研究概况的学术史专著。韩国学者金庆浩主编的《地下的论语·纸上的论语》（韩国成均馆大学出版社）对出土于朝鲜的汉代乐浪《论语》竹简与同时期中国及6-8世纪日本出土的《论语》木简进行了比较分析，为理解古代东亚世界汉字和儒家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新视角。
近年来，博物馆、高等院校陆续收购了几批简牍。本年度不少学者对来历不明的简牍及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如曹锦炎编著的《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学界对这批楚竹书的真伪问题展开了讨论，相关质疑和整理者的回应，涉及到简牍形制、内容、鉴定方法、书法等多个方面的问题。这样的讨论不仅有益于相关简牍整理与研究的开展，也有助于加强学术伦理、学术规范的建设和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
4．秦汉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通过制度发展的状况探讨秦汉以来社会结构的演进，是近年来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热点。本年度在汉代官爵与民爵的形成、汉魏官与吏的分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武分途、南北朝位阶体制的变迁、北魏官爵制度的演变、北朝后期官分清浊、王朝权力的构建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推进了对当时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发展与官僚队伍结构变化等问题的认识。
北京大学阎步克等对汉代以来官阶制度及官僚队伍结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振红等对秦汉魏晋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问题，本年度均有值得重视的新成果问世。
香港学者黎明钊主编《汉帝国的制度与社会秩序》（OXFORD UNIVERSITY PRESS）对汉帝国的行政及统治制度、出土简牍文书及其所展示的汉代社会、汉帝国的核心地区与边陲地区的关系等问题开展了研究。
福原啓郎《魏晉政治社会史研究》（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内容涉及魏晋肉刑、西晋国子学、八王之乱的本质、西晋贵族社会的风气、西晋墓志等。鈴木直美《中国古代家族史研究�秦律・漢律にみる家族形態と家族観�》（刀水書房）以秦汉律令为中心，考察了战国秦汉前期的家族形态和家族观。此外，岡部毅史《北魏前期の位階秩序について�爵と品の分析を中心に�》（《東洋学報》第94巻第1号）也值得关注。
5. 唐代礼制、宗教与信仰研究。唐代礼制、宗教与信仰研究成为唐史研究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荣新江主编《唐研究——“中国中古的信仰与社会”研究专号》（北京大学出版社）、余欣主编《中古时代的礼仪、宗教与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体现了这一学术潮流的新进展。
吴丽娱《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中华书局）在爬梳传统文献的同时，利用敦煌书仪、《丧葬令》等新出史料，对唐宋丧葬礼制（以皇帝和官僚丧礼为主）的渊源、发展脉络及其与国家政治、社会习俗关系进行了探讨。张文昌《制礼以教天下——唐宋礼书与国家社会》（台大出版中心）勾勒了公、私礼书在唐宋发展的状况，认为礼典与家礼的共同行用，使“礼下庶人”的理想在形式上已经实现。此外，日本学者王博发表的《唐代军礼における“献俘礼”の基本构造》（早稻田大学史学会编《史观》第167册），为本年度国外学者礼制研究的代表作。
王媛媛《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中华书局）综合利用中亚、敦煌纸文书及东西方史料中的相关记载，对中亚、西域、唐代中原的摩尼教传播与发展脉络进行了考察。吴真《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唐代宫廷道士叶法善为例，讨论了唐宋时期叶法善肉身成神的造神史，指出神性加注并非单纯层累叠加的造成史，民间神祗的神性永远处于加注与失注的动态过程之中。神性的加注与失注，只与社会力量的现实诉求有关。此外，巴瑞特（T. H. Barrett）《唐代道教——中国历史上黄金时期的宗教与帝国》中译本（曾维加译，齐鲁书社）出版，也受到了学界的关注。
6．宋辽金元政治与制度。政治史研究仍是宋辽金元史领域之重点。本年度有不少文章讨论了宋元政治与制度的重大事件和问题，这反映学界正致力于重新梳理宋辽金元政治史脉络。
黄宽重《政策·对策：宋代政治史探索》（台湾联经出版公司）一书强调国家政权并非政治运作的唯一中心，探讨了不同社会成员因地因时的政治行为及其与朝政的关系，这样的视角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
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复旦大学出版社）亦于今年出版。该书百余万字，对辽金政区状况展开了全面细致的清理和研究。其中在州县建置沿革、辽代五京制、州县以上区划和金朝政区制度的研究上，提出了不少新看法、新观点。
此外，温海清《画境中州——金元之际华北行政建置考》（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书也值得关注。一方面，元代华北系不同于周边行省的特殊辖区，史称腹里，因此该书正可与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相匹配，使我们对元朝地方行政制度的理解趋于完整。另一方面，本书着重讨论蒙古因素如何影响中原政治传统，有助于我们思考蒙元一代之特性，乃至非汉族因素在中国历史变迁中之地位。
7．明代社会转型问题的新认识。明代社会转型问题继续受到关注。西南大学陈宝良、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肇庆学院赵玉田等，均将明代社会转型的时期提前到了正德或成化年间。其各自展开的论证，不仅拓展了明史研究的视角，也深化了对明代社会转型各重大问题的认识。
明代财政史和白银货币化研究持续升温。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万明及相关研究者围绕《钦依两浙均平录》和《万历会计录》的研究（后者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优秀结项，获南炳文、王天有等专家高度评价），对于深入认识明代国家与社会、明代商品货币关系与社会形态、明代至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等，都将起到推动作用。
8．关于“新清史”的讨论。“新清史”的讨论热度近年来虽有所减弱，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探讨，如围绕清代民族关系格局、清朝政权的性质，以及民族国家视角下的国家认同等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展开，并且影响到了对清代以前各民族政权的研究。
本年度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新成果，如定宜庄、胡鸿保的《被译介的“新清史”——以“族”为中心的讨论》（《清史论丛》2012年号），回顾了国内学界对“新清史”的了解过程，进而提出有关“新清史”译文中的翻译问题，最后聚焦于“民族”、“种族”、“族群”等词语的翻译和使用，说明相关术语的正确翻译的重要性。人民大学清史所为主体的几位学者继续对“新清史”的回应。这主要是在两条路径上进行：一是强调“国家认同”、政治文化认同，站在“汉化”、“儒学化”角度反驳“新清史”（黄兴涛、黄爱平）；再者是几位学者提出了“超越”、“突破”汉化论和满洲特性论的二分框架进行讨论的新思路（杨念群、赵刚）。此外，林鹄《耶律阿保机建国方略考——兼论非汉族政权之汉化命题》（《历史研究》第4期）结合辽朝建国史研究，对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汉化”问题也作了思考。
9．基层社会“自治化”问题及其反思。社会史研究界对基层社会“自治化”命题展开了进一步思考。所谓“自治化”，是指宋代以来，政府把基层社会管理基本上交由地方社会自己去运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税收的征缴和劳役的摊派。也就是说，宋代以来国家政权一般并不直接控制基层社会，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的是宗族等组织。这一命题所包含的一系列认识，对于揭示当时国家与社会关系及社会管理机制有其贡献，但也出现了过分强调“自治化”的偏颇。
在今年召开的首届中国
10．法制史的进展。中国法制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集中表现在对以往研究方法特别是基本概念、范畴的总结与反思、结合新资料探讨法制史诸疑难问题、注重法律的实施过程和社会作用等方面，相关研究成果不仅对于法制史领域有积极意义，也有助于推进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
高明士《律令法与天下法》一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对中古律令体系及中华法系的基本特点作了新的研究，并讨论了中古法律与“天下秩序”的关系问题。郑显文《出土文献与唐代法律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则致力于重构唐代法律的理性秩序，指出在剔除维护官僚贵族特权和等级身份制的内容后，唐代法律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中国政法大学徐世虹主编的《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本年度出版了第六辑，本辑收录的18篇文章涵盖了秦汉至明法制诸问题，其中有6篇文章为法制史料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此外，龙大轩《“八议”成制于汉论考》（《法学研究》第2期）把八议制度的形成上推至汉；胡兴华《判例法传统与中华法系》（《法学杂志》第5期），强调了判例法在中华法系中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楼劲《〈格〉、〈式〉之源与魏晋以来敕例的编纂》（《文史》第2辑），从最为基本的敕例及其编纂形态出发来研究魏晋以来各种法律形式的形成和发展史；刘晓《〈大元通制〉到〈至正条格〉：论元代的法典编纂体系》（《文史哲》第1期）讨论了元代法典的形态及其编纂问题；这些文章均在相关问题上提供了值得关注的新认识。
国外方面，则有日本学者中村裕一《唐令の基礎の研究》（汲古书院）一书出版，系统体现了作者对《唐令》篇目体例、条文来源等诸多问题的研究成果，对仁井田陞以来的《唐令》整理研究展开了反思和总结。此外，法国学者巩涛在“中法学术系列讲座”上所作讲演“中国法传统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与法律规则”，从比较法角度对中国古代法制传统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并对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作了反思。
11．城市史和环境生态史研究的新动向。中国古代城市研究近年以来越益受到史学界的关注，利用数据化手段和重新认识中国城市史发展线索是其重要特点。对城市布局结构、城市政治与社会生活、城市作用与地位的研究本年度均有新的进展，且从都市向一般城市研究扩展。成一农《空间与形态——三至七世纪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一书探讨了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坊市制”形成和瓦解提出了新见解。关于古代城市选址的地理因素与历史背景的相互作用，成一农《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李大海《近代靖边县治迁徙再研究——陕北沿边地方政区治所与城址选择关系的个案讨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2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讨论，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郭声波《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亦于本年度出版，该书在复原唐代政区的同时，将唐代新置或迁徙政区的治所精确到今乡镇一级，补充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唐代部分，对于更精细尺度的城市研究提供了依据。
环境生态史研究本年度也有突出表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满志敏所率研究团队，在长江下游气候变化规律的研究上取得了新进展，他与刘炳涛合作发表的《<味水轩日记>所反映长江下游地区1609-1616年间气候冷暖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期），指出了明清时期我国气候在总体较为寒冷的情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了多次冷暖波动的格局。郑州大学高凯对古代疾病和环境问题的研究，本年度也引人关注。
12．内陆欧亚学及有关游牧民族研究。从内陆欧亚学出发对中亚、北亚和东北亚史展开的研究，近年以来愈加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历史问题构成了认识当今中国北方民族和边疆格局的背景。本年度内陆欧亚学研究进一步构筑理论框架，利用多种手段，发掘中亚古文字、丝绸之路沿线出土文书、蒙古高原的碑刻、岩壁铭文等资料，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语言等多种角度展开研究，取得了不少重要的新成果。
古代游牧民族研究在内陆欧亚史研究中具有核心地位，本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相关学者发表的文章，对活跃于相关地区的若干重要游牧民族的经济基础、政治结构、法律状态及其社会发展与部族兴衰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提出了有关这些游牧民族“分－合”规律的新看法。
罗新主编《中国学者内亚文选》（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 Indiana University Sino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出版，此书将中国学者关于内亚研究的部分代表作品翻译为英文，相信对今后中外学界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交流会起到推动作用。
此外，Jonathan Karam Skaff著《隋唐中国与其突厥蒙古邻居——文化、权力与联系，580-800》（Sui-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 Culture, Power, and Connections, 580-8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是本年度英语世界研究隋唐与突厥关系的力作。
13．儒释道关系与阳明学的多方位研究。儒释道思想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继续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热点领域。本年度该领域取得的新成果，包括对儒家诸思想要素的新阐释，对道家和道教及其所汲取的多种思想成份的讨论，对佛教史诸重大问题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及对唐宋以来儒释道关系的探讨。
阳明学作为宋明理学发展的又一高峰和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影响较大的思想体系，其形成和发展与儒释道思想观念的互渗有直接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余姚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的“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本年度继去年召开了“第二届国际阳明学研讨会”，对阳明学思想来源及其现代价值，阳明学发展演变及其与明清政治与社会的关联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讨论，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14．明清学术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探讨。明清学术和中外文化交流承上启下，对近代中国学术和政治、社会各方面有着巨大影响，学术界近年对之关注愈甚。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
陈祖武《清代学术源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55万字，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清代学术的来龙去脉，澄清了不少有争议的问题。此外，万明《郑和下西洋：异文化、人群与文明交融》（见康建裕等编《郑和与亚非世界》，马六甲博物馆、国际郑和学会联合出版）、吴伯娅《日心地动说的传入与<地球图说>的出版》（见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编《西学东渐与东亚近代知识的形成和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二文，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者在明清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新成果。
Pauline C. Lee的《李贽、儒家思想与欲望之德》（Li Zhi, Confucianism, and the Virtue of Desire，SUNY Press）一书从“生活经历”、“内心世界：‘童心说’下的关照”、“品格：多元的体现”、“诚实”等方面对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进行了考察。Richard G. Wang的《明宗藩与道教：精英的机构赞助》（The Ming Prince and Daoism：Institutional Patronage of an Eli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则探讨了明宗室藩王支持道教发展的种种方式与原因，从而展现了他们在地方宗教中的重要角色。
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的《礼仪之争中的中国声音——流动的书籍、社群网络与跨文化论争》（Chinese Voices in the Rites Controversy: Travelling Books, Community Networks, Intercultural Arguments，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一书收录作者新近发现的保存于罗马耶稣会档案中的60余封1701至1704来自中国的信件，从这批书信可以深入了解18世纪初地方基督徒社群与社会网络的构成，以及当时有关中国礼仪知识的产生、传播与交流。
Christina H. Lee编著《跨太平洋时代西方对远东的认知，1522-1657》（Western Visions of the Far East in a Transpacific Age，1522–1657，Ashgate)一书考察了欧洲人在此期间对远东——特别是中国和日本——的想象及对亚洲人及其文化实践的特定表述是如何被建构、修订和改写。
《15-18世纪的港口城市与跨文化交流》（Port Cities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5th - 18th Centuries，Fundação Macau）由澳门科学文化中心主任巴雷多教授（Luís Filipe Barreto）及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吴志良博士主编，收录了六位学者对十五至十八世纪期间港口城市演变的研究，从语言、宗教、社会以至民族等方面探讨作为国际文化交汇中心的港口城市的社会特点、社会功能、覆盖网络及城巿的演变。
Francois Barriquand及Joseph Ruellen编《四川传教先驱白日昇（1662-1707）》（Jean Basset (1662-1707), pionnier de l’Eglise au Sichuan, précurseur d’une Eglise d’expression chinoise，You Feng）一书为巴黎外方会神甫、早期《圣经》的译者白日昇1702-1707年在四川传教时留下的数量可观的书信之汇编，它们详细记录了18世纪初四川的社会生活和传教活动。
此外，高华士（Noël Golvers）《中国的西方知识图书馆——耶稣会传教活动带来的中欧间西文图书之流通，1650-1750》第一卷（Libraries of Western Learning for China： Circulation of Western book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Jesuit Mission ［ca. 1650 – ca. 1750］，vol. 1，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美国Bard 学院的Peter Miller教授和Frankgois Louis教授《欧洲与中国的古董主义与知识生活，1500-1800》（Antiquarianism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Europe and China，1500-1800，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等也是本年度海外学者研究明清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成果。
15．中国古文书学的探索。中国古代各时期文书的跨断代研究和“中国古文书学”的建设，是近年来的新研究动向。“中国古文书学”的提出，是要探讨先秦至明清各种古文书形态和内容的共性和演变规律，通过通贯性研究来创立一个新的学科，倡导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本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相关研究者组织的“中国古文书学读书班”及其对“中国古文书学”的倡导，以及他们在出土甲骨、简帛、纸文书和传世公私文档跨断代研究和总结的实践，已经产生了一系列新成果，引起了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报》（7月25日）和《文汇报》（10月29日）均以专栏对此作了报道。
16、“形象史学”的新进展
近年以来，作为一门新兴史学分支学科，“形象史学”在国内外史学界方兴未艾，拓展了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形象史学”旨在通过各种具像的历史遗存来研究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无论是在新史料的开掘还是在新问题的提出和新领域的开辟上，都有其独特意义。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论著近年已不断增多。本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创办的《形象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了2011及2012卷，收录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文章39篇，在相关理论、方法的探索和个案研究上均有创获。
此外，美籍华裔学者巫鸿出版《一个关于遗址的故事：中国艺术与视觉文化中的在与无》（A Story of Ruins: Presence and Absence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对上古至当代中国艺术与视觉文化中作为文化记忆工具的遗址作了历史分析，借以探索中国本土的遗址观念及其视觉表现，并展现出十八世纪以来中西思想交流的复杂历史。
（三）理论动态和若干值得注意的趋势
近年来，随着人文社会学科特别是历史学科系统的调整和学科建设的发展，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研究纵深的加大和优秀成果的涌现，不仅推动了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也促进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发展。
本年度，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中国史研究的成果，突出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近代史研究所蔡美彪先生编写的《中华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出版。二书以实际研究成果，弘扬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传统，体现了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继续发展和强大影响。
理论方法领域其它引人注目的态势，谨择要阐述如下：
1．研究者共同面临的若干理论、方法问题。本年度中国古代史各领域的研究前沿，就其大的理论、方法来看仍与一段时期以来的情况相近，这表明各个领域和方向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在深入展开探索和讨论时，面临着一些共同的理论、方法问题，其中堪值注意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认识的不断深入，蕴含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需要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有更为深入的认识，也就需要对以往建构的中国历史发展线索和阶段问题展开进一步研究。
近年以来以及本年度中国古代史研究最为重要的成果，均与早期国家起源和形成模式、三代时期的国家形态和社会结构、中古史前后期各领域发生的转折、宋辽金元的历史地位与民族关系格局、明清社会转型与发展等重大问题相关。这些研究成果，业已在不少方面修正了史学界以往的认识，蕴酿着进一步取得重大进展的可能。如何在近代史学百余年以来研究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和改革开放以来所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拓展研究，完善看法，建构出更加切实也更具实践指导意义的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乃是整个史学界责无旁贷的使命。对这一探索过程在理论上的走向和现实影响，必须予以更大和更为及时的关注。
二是重要史学概念的讨论，往往承载着特定的理论和现实诉求。这方面，近年以来围绕“封建”概念的讨论即是一个典型。“封建”在中国古代本指分封各级诸候，以为王室屏藩；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封建社会”指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或农奴这种生产方式为主导的社会形态和制度。近年有些研究者从“封建”这个概念的辨析出发，质疑中国战国秦汉至明清是否应当称为“封建社会”；对此质疑的回应者同样辨析了“封建”的名、实关系问题，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和形态作了申论。这一讨论对双方来说，其意义显然不仅是要弄清是否应把“Feudalism”汉译为“封建主义”，而是各有其广泛和强烈得多的理论和现实诉求，其相关动向也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国内外史学界的持续关注。
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不少研究概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都有其特定理论和现实内涵，诸如“专制主义”、“官僚政治”、“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等概念，均已积淀了一系列历史认识和理论研究成果，其讨论也就往往成为对重大历史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再思考。即便是那些较为具体的研究概念，如土地制度史领域的“土地国有制”、法律史领域的“诸法合体”、思想文化领域的“儒教”之类，也总是关系到对中国古代历史特点的认识，并且牵涉到一系列现实问题，易于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这些都是需要史学界保持足够敏感和予以高度重视的。
三是对各种史料的不同认识和态度，蕴含着如何看待中国古代历史的不同立场和方法。各种新资料的大量涌现和更加关注各种反映古代社会下层或边缘情况的史料，是长期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界最为重要的事态之一。近代史学兴起后，以新出资料研究新的问题，曾被视为是史家“入流”的前提，“正史”等反映古代社会主流状态的史料，其价值亦曾被刻意贬低。现在看来，其中不无幼稚和偏颇之处。近年以来包括本年度在内，在如何处理好新资料与原有资料、反映古代社会主流状态的史料与反映各种下层或边缘问题的史料之间的关系上，问题已越益突出起来，其中蕴含的立场、方法和学风趋向也已引起了史界的讨论。
诚然，所有历史记载或史料都各有特点，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但具有深厚史学传统的中国古代史家或史官之作，相对来说最为完整地记录了在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历史认识，记录了这种认识认为对治乱兴衰最关重要的历史事实，这正是今人研究古代历史最需要重视的历史信息。而其他各种形式的史料，尽管都各有其独特的价值，却并非要以贬低前者的价值为其增值的前提，对之的认识和态度，意味的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的不同立场和方法，其同样关系着我们今天应当如何研究中国历史的大问题，决定着今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走向。
四是“碎片化”现象背后存在着两种倾向。“碎片化”是对近年不少研究者选题较细较散、结论较为具体的研究趋向的一种概括，近年以来包括本年度在内，已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或抨击。
但这里必须区分所谓“碎片化”现象背后的两种倾向：一种倾向确是消极的，表现为对重大问题和研究风险的某种躲避，是对不符合科研发展规律的管理方式的一种利用，是以学术为工具而急于求成风气的体现。这是应当予以高度警惕和对症下药加以纠正的。不过其背后确实还存在着另一种倾向：即其是对曾经流行的空疏学风的一种反思，是研究更加务实和注重具体问题的一种体现，是对以往研究领域和空间的一种拓展，这是有其积极意义和不宜一概加以否定的。我们认为，研究的个性应予尊重，史学的发展需要积累，相关的态势还宜进一步观察，从个别问题的研究升华为“个案研究”，从小而散的研究发展到某种问题序列和结构关系的研究，从而凸显其理论和方法内涵，有待于时间和学术界自身的不断淘洗。
2．海内外研究互动的新格局。在中国古代史研究界，以往海外研究的理论性较为突出，各种假说层出不穷，手段和方法新颖多样。而国内学者则长于史实考辨，在理论、方法上学习、借鉴海外的一面较为明显，对此批判地发展的一面则要相对薄弱一些。对于我国史学界扩大国际话语权和研究主动权来说，这里面是存在着不利之处的。近年以来和本年度，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海内外交流已十分频繁，在不少领域，海内外研究者无论是在史实辨正还是在理论、方法上，基本已在同一起跑线上取长补短、齐头并进，中国学者做史料上的老师和理论上的学生的情况已有较大变化。与此同时，对于那些不断随形势发展而凸显出来的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海内外学者所持观点的异同和碰撞态势也已更为复杂，这都使双方的互动呈现了新的格局：
一是立足国家利益展开学术交锋。近年以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态势中，围绕西藏、新疆、东北、台湾、南海等问题展开的研究，因其强烈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引人注目。相关各国和地区学者纷纷撰文论史，既有正常的学术讨论，更因各自立场不同而有尖锐交锋。本年度围绕南海和钓鱼岛发生的新事态，海内外研究者在有关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上，均有深值关注的动向。可以预见，这类讨论和交锋必将长期存在，并随事势发展而波澜叠起，我国史学界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妥为布局下足功夫。今后必须特别注意掌握各方的研究路径和进展动向，切实抓住重点，加强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的针对性；特别注意发展和完善有关疆域和民族关系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以更大地影响海内外学者，争取在讨论和交锋中的主导地位；特别注意自身研究的严谨和结论的科学，才能有力地服务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和推进海内外相关研究的健康发展。
二是重要研究命题和观点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对于那些重要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命题和观点，以往国内外学者间基本上是各行其是，少所回应和借鉴，彼此学术传统和范式的不同及“以我为主”的立场，往往掩盖了这些命题和观点所指内容和核心问题的共同性。近年以来这种情况已大为改变，表现为国内学者对“酋邦说”、“帝国理论”、“城市革命”、“中古贵族制”、“唐宋变革论”、“明清经济总量评估”、“新清史”等国外学者所提命题和相关观点的深入讨论和重要修正；也表现为国外学者对“社会形态研究”、“多元一体结构”、“中古门阀政治”、“明代社会转型”等中国学者所提命题和相关观点的深切关注和积极回应。在此过程中，各方的讨论、研究成果相互影响和渗透，彼此学术传统和范式的发展更多地呈现了你中有我的态势，其差异中出现的趋同性和新差异的状态，及其对国内外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推动作用，亟待给予进一步关注和讨论。
三是合作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长期以来，海内外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新资料的不断涌现，都给予了高度关注；对于共同关心的历史问题及相关的理论、方法问题，也都有着合作研究的传统。近年以来这方面的合作研究已明显呈现扩大之势，其中较为突出的，除就新资料展开的多种合作整理研究外，更有中亚和东欧部分国家对其民族渊源问题的关注、俄罗斯学者对其亚洲地区历史遗址的考古与研究、东北亚各国对历史上该区域形成的政治、经济格局的探讨、东南亚各国对其居民构成和海交史相关问题的讨论、日本东洋史学者对中国古代礼、法制度及其他历史问题的重视、欧美学者对中西制度、文化比较研究和相互交流史的持续兴趣等等，均与中国和相关各国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形成了多种合作研究关系，呈现了合作领域和方式更为多样、更为深入的态势，展示了双边和多边合作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新水平。
四是搭建制度化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交流和合作，以往更多的是随机互访展开，显得较为分散，规划和设计的主动性较弱，缺乏制度化、高水平和定期举行的学术交流平台。这种局面近年也有了明显改变。较为突出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日本东方学会联合主办，由武汉大学等国内高校参与组织的“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每年轮流在中日两国举办，由各方共同商定讨论主题，保障与会者和交流成果的代表性，本年度已举办了第四届，引起了中日和国际中国古代史研究界的高度关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每年联合组织的“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本年度已举办了第六届，已是海内外中古史青年研究者最为重要的交流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北京师范大学文献研究院每年联合组织的“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本年度已举办了第三届，已是关于中国古文献和传统文化研讨的重要国际学术交流平台。这类学术平台的建设，对于进一步加强国际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交流和合作，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3．前沿研究的某些“微观理论”动向。各种历史问题的研究离不开理论假设和概念重构，也就总是具有一定的理论、方法内涵和趋向。研究前沿即由对历史现象和问题提出的新解释、新判断和不断对此展开证伪、修正的态势所构成，这是所有原创性研究的共同特点。近年以来包括本年度在内，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不少前沿研究成果，均在继承和反省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建立和验证其对相关历史问题的独特解释，并对同类研究发生了重要影响或指导作用。其中堪值注意的如：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前沿研究，正在重新理解“国家体制及其社会基础和影响的发展史”，并对以往政治史与社会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基层和地方区域社会的前沿研究，正在重新构拟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的模式特点，并对以往理解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形成了冲击。
人、地关系方面的前沿研究，不仅促进了生态史等新兴学科的发展，更以贯通古今发展的视角，在土地制度史等传统研究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
帝制时代官阶制度的前沿研究，已开始在中国古代官僚队伍结构及相关的政治、社会发展问题上，构勒了新的线索脉络和理解框架。
民族关系与边疆问题的前沿研究，已越益深入地触及了以往民族和民族国家理论的局限，并在重新建构多民族统一国家理论上展开了新的探索。
思想和文化领域的前沿研究，正在“关注社会历史发展的精神层面”的方向上，重新理解以往思想史发展的阶段特征和脉络线索。
各种新资料整理研究的前沿成果，已走向了更新“古籍整理”概念，倡导“整理即研究”的新阶段，古文献形成、流传和变异的规律得到了进一步揭示。
这些前沿研究显然同样构成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建设的重要方面，其所建树的常为处于宏观理论层面之下的微观理论，其有效性往往可推至某一历史时空或某类历史现象，并在导致或促进宏观理论、方法的发展和完善时，发挥着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