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元史研究年度前沿报告

（2012.11-2013.11）

梁建国  康鹏  张国旺

一、宋史研究

    对于出土材料的研究，有论文：王刚《宋代印纸的概念和流转程序——兼及印纸作为仕宦象征的意义》（《兰州学刊》4期）结合传世文献和新出《武义县南宋徐谓礼文书》的实物资料，针对宋代印纸的概念、流转过程和象征意义三个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另有鲁西奇《买地券所见宋元时期的城乡区划与组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鲁西奇《福建所出唐宋元时期买地券考释》（《闽台文化研究》2期），淮建利《北宋陕州漏泽园士兵墓志文研究——以番号墓志文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期），钱俊岭《试论宋代对死亡士卒的收瘗及管理——以漏泽园为中心》（《文物春秋》3期）。

宋太祖誓约是今年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张希清《宋太祖“不诛大臣、言官”誓约考论》（《文史哲》2012年２期），李峰《宋太祖誓约“不诛大臣、言官”新论——兼与张希清、刘浦江等先生商榷》（《史林》2012年6期）。

    政治制度方面，专著有李昌宪《五代两宋时期政治制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田志光《北宋宰辅政务决策与运作研究》（人民出版社）等。文书运行方面的论文有：曹家齐《两宋朝廷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中国史研究》3期），田志光《北宋前期中书宰辅在政令颁行中的权力运作》（《河南大学学报》3期），杨芹《宋人文集收录制诰之举论析》（《史学月刊》3期）等。

礼仪制度的研究渐成热点。郑庆寰、包伟民《礼仪空间与地方统治——以宋代地方官出迎诏敕为中心》（《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11期），雷博《北宋神宗朝熙宁时期的礼文建设考论》（《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期），王风《宋代修礼机构研究》（《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吕肖奂《论宋代内外制的礼仪功能与审美性能》（《江海学刊》4期），李克华、崇庆《宋代外交礼仪活动的经费保障》（《阴山学刊》1期）,吴羽《<政和五礼新仪>编撰考论》（《学术研究》6期），等等。

    法律史领域的研究成果很多。专著有陈玉忠《宋代刑事审判权制约机制研究》（人民出版社）等。论文有江小涛《宋朝反腐实践的经验教训》（《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3辑）论述了宋朝制度建设和反腐实践的基本原则，复杂严密的制衡机制及其利弊得失，立法与执法工作的严重脱节，“养廉防贪”的估价，士大夫自我意识的觉醒对政坛风气和吏治的影响等。

另有论文陈景良《释“干照”——从“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宋代田宅诉讼说起》(《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6期)，倪彬《“敌国”互市之“厉禁”——两宋榷场相关法律、法规浅析》（宁夏社会科学》3期），王晓龙、杜敬红《宋代监司对宋代法律文明建设的贡献》（《河北大学学报》6期），孙健《宋代行政法中的“例”、“法”关系——以封赠制度为例》（《云南社会科学》3期），游彪《宋代有关僧尼的法条初探》（《河南大学学报》3期），张本顺《宋代狱讼胥吏之弊及其成因探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4期）。

经济史领域，出版有多部专著程民生《宋代人口问题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田欣《宋代商人家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郑学檬、徐东升《唐宋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邓禾颖、方忆《南宋陶瓷史》（上海古籍出版社）、李辉柄《宋代官窑瓷器》（紫禁城出版社），董明《北宋官窑的发现和考证》（中国书籍出版社），谷更有等《唐宋时期的乡村控制与基层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等。

城市史领域也有多部专著或论文集出版：辛薇主编《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续》（人民出版社）、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编著《南宋临安府治与府学遗址》（文物出版社）、郑丞良《南宋明州先贤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张如安《南宋宁波文化史》（浙江大学出版社）等。论文有：包伟民《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人文杂志》1期）以唐宋城市聚落研究为主体，归纳其学术史中的一些具体表现，分析推动诸种学术进步的因素，对代表性的论点和研究方法，提出批判性的反思意见，对今后唐宋城市史学术研究的可行性思路提出建议。梁建国《北宋东京的住宅位置考论》（《南都学坛》3期）考订出北宋东京一百余处士大夫住宅的位置，分析了这些住宅的分布呈现出一些特征，进而指出在“贫富混居”的表象背后，东京城还是存在着贫民区及其对应的富人区，黄金地段在流动中始终为富贵之家所拥有，这是商品经济社会的总体趋势，也是社会流动在城市空间分布上的一种映射。梁建国《北宋东京永宁坊及相关问题考》（《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3辑）考订指出，永宁坊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公主和宗室子弟的聚居地。这些驸马和宗室子弟大都雅好诗文书画，热衷于邀请名贤士大夫前来诗酒雅集，从而使这一区位笼罩着浓郁的人文气息。城市史方面的研究另有论文刘祎绯《北宋城市园林的公共性转向——以定州郡圃为例》（《河北大学学报》3期）等。

    士人的研究引起学界的持续关注。专著有[美]艾朗诺著，杜斐然、刘鹏、潘玉涛译《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论文有：张邦炜《君子欤?粪土欤?——关于宋代士大夫问题的一些再思考》（《人文杂志》7期）认为，由科举出身的读书人为主所组成的士大夫阶层取代门阀士族等级成为地主阶级的当权阶层，既是宋代社会阶级结构最重大的变动之一，又是一大历史性进步。就个体而论，士大夫良莠不齐，但卑鄙龌龊之徒绝非多数。其中高尚之士颇多，优秀人才不少。将宋代士大夫从总体上斥为“群小”、比喻为“粪土”，有欠公允。学人自当信心满满，继续关注这一阶层。相关论文还有黄云鹤《宋代落第士人参与基层社会事务问题探究》（《广西社会科学》8期），黄云鹤《论唐宋下层士人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兰州学刊》3期），廖寅《从分散走向整体：宋代湖南士人社会形成述论》（《南华大学学报》4期），逯铭昕《士人身份与宋代伤寒学的发展——以郭雍<伤寒补亡论>为中心》(《自然科学史研究》1期)等。

    家族史的研究，有论文邓小南（何澹与南宋龙泉何氏家族》（《北京大学学报》2期）以南宋中期曾任执政的何澹及其家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家族人物碑铭圹志及传世文献的结合分析，试图提供南宋浙东地区家族史的又一案例，并呈现何澹在特定时期中的"多面"形象。本文亦指出，从龙泉何氏宗谱中可以看到，宋代一些家族资料被包裹着“活”在传世的明清谱系著述之中。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这类材料中散存着我们至今尚未充分辨析发掘的宋代社会史研究“资料库”。另有论文王善军《宋代宗族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原因》（《安徽史学》1期），王鹤鸣《宋代家祠研究》（《安徽史学》3期）等。

    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方兴未艾，论文有：陈雍《两宋时期森林破坏情况的历史考察》（《农业考古》1期，李巍涛、李晓峪《宋代农林资源保护法制研究》（《武陵学刊》4期），张全明《论宋代士大夫的生态伦理观及其启示》（《历史文献研究》总第32辑)，楚纯洁、赵景波《开封地区宋元时期洪涝灾害与气候变化》（《地理科学》8期）等。

社会救济的研究也是一个热点。李华瑞《抄劄救荒与宋代赈灾户口的调查统计》（《历史研究》2012年6期）指出，抄劄是北宋中期至南宋在救荒和社会救助活动中普遍实行的一种排查核实登录制度，抄劄制度调查登记对象不仅包括遭遇大灾、特大灾害后需要救助的男女老幼全部人口，而且包括灾情延续过程中需要赈济、赈贷、赈粜的男女老幼全部人口。李华瑞另有论文《论宋代的自然灾害与荒政》（《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期）、《南宋地方社会管窥——以阳枋《广安旱代赵守榜文》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3期）等。韩毅《宋代政府应对疫病的态度与措施》（《文史知识》7期）指出，疾疫是宋代最流行的传染病，疫病流行造成的无序状态和饥民暴动，这些迫使宋政府不得不去思考解决和应对疫病的方法与措施。

    文献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专著有方建新《南宋藏书史》（人民出版社）、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林欢《宋代古器物学笔记材料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等。论文有：李裕民《论<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的缺陷——以宋代文献为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期)，王瑞来《“镜古孰非殷监呈”——《钱塘遗事》考述》（《四川师范大学学报》4期），申慧青《略论两宋思潮与<唐鉴>是非》（《辽宁大学学报》5期），谢贵安《<宋实录>河南作者群初探》，戴书宏《宋代以来<论语>著作与<四书>著作的消长变化——基于政治导向及学术风尚的考察》（《暨南学报》6期），程蕾、施建雄《宋代历史考证学的传承与衍变》（《人文杂志》4期），张丽娟《宋代儒家经书版本的文本类型》（《南阳师范学院学报》7期）等。

二、辽金史研究

2013年度，国内外辽金史研究获取了大量的新资料、新成果，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现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

（一）学术动态

1．新资料的发现和整理、研究

2012年年末，辽金史学界相继出版了两部关于契丹文新资料的著作，一是爱新觉罗·乌拉熙春与吉本道雅合著的《新出契丹史料の研究》（日本京都：松香堂书店），二是吴英喆所著《契丹小字新発见资料釈读问题》（日本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语文化研究所）。两书对新近发现的《耶律玦墓志》、《萧敌鲁墓志》、《萧胡覩堇墓志》等石刻展开了研究与释读工作。

宋玉彬、阿尔杰米耶娃《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女真文物集粹》（文物出版社）系统整理了滨海边疆区境内大量的渤海、女真遗存，考古学研究成果表明，该区域的渤海、女真遗存，文化内涵单纯、土著特征鲜明，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2. 学术热点和新进展、新观点

本年度国内外辽金史学界取得了可观的成果，现择要介绍如下：

第一，辽代艺术史研究获得新的重要议题，研究思路、范围大大拓展。巫鸿、李清泉《宝山辽墓:材料与释读》（上海书画出版社）一书不仅尽可能地还原了宝山辽墓的建筑形式、壁画和随葬品，更是在考古材料的基础上，把建筑形制、画像程序、当时的政治环境、契丹风俗文化以及画者的身世情感纳入思考对象之中。作者力求规避以往研究中过于依赖当时中原汉人文献资料的倾向，不再以他者的视角观察、研究契丹王朝，而是尽量通过墓葬本身去探讨契丹人自身的思想观念。

第二，政治史研究仍是辽金史领域的重点，学界正致力于重新梳理辽金元政治史的脉络及重大问题。刘浦江《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指出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是女真政权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一种特殊政治生态。女真人在推翻契丹王朝之后，仍长期保留辽上京的旧称，而作为一国之都的金上京会宁府，却一直被称为“御寨”。金初的“御寨”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国都，都城的政治功能相当弱化，由于缺乏中央集权的专制皇权，没有一元化的政治体制，再加上四时迁徙的捺钵遗俗，注定了女真式“御寨”无法发挥汉式国都的重要作用。

第三，契丹文字研究仍然方兴未艾。除去前文所述两本新书之外，《华西语文学刊》还出版了“契丹学”专号，主要收录《论契丹小字与回鹘文的关系及其文字改革》、《拓拔语与契丹语词汇拾零》、《契丹语“亥猪”考》等契丹语文研究论文。北京大学傅林的博士学位论文《契丹语和辽代汉语及其接触研究》，利用契丹语文资料，归纳出契丹语和汉语相互匹配的规律，将契丹文研究与汉语语音史研究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除此之外，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系统借鉴当代军事战略理论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有机地结合原始史料进行分析，不仅厘清了宋初军事史中若干疑点，而且跳出了传统史学叙述中以“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或“先南后北”等粗略解释北宋对辽战争屡屡受挫的窠臼。王庆生《金代文学编年史》（中华书局）用编年方式，构成“文学上立体交叉的生动情景”，全方位展示一代文学的演绎发展历程。

3．理论动态和若干值得注意的趋势。

近年来，辽金史研究有日益“碎片化”的趋向，学者大多关注自身研究的具体问题，过去偏重具体问题的考据，过于关注墓志碑刻等新资料的发现，对于重大问题以及理论缺乏必要的讨论。

（二）、本室学科建设动态

本学科辽金史研究优势领域主要集中在政治制度、经济以及文献整理、契丹文研究等几个方面。

关树东《金代的杂班官与元代的杂职官》一文系统梳理了金元时期的杂班官与杂职官，解决了学界长久以来一些含混不清的问题。文章认为金代杂班官之名当来自朝班班次，其范围不仅限于医、卜、倡优，还包括宫中承应人等。金代杂班官和元代杂职官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元代杂职官是区别于流官即常调官的一类官员，杂职官一般只在本系统杂职衙门任职、升迁，可在本系统荫补子孙，其职掌主要是负责管理仓库、征课征榷、官营手工业生产、驿站、捕盗等杂务。除此之外，关树东《金代的水利与社会经济》（《辽金史论集》第13辑）利用金代《河防令》等新资料，侧重考察金朝黄河中下游传统农业区的水利与国计民生的关系。

康鹏《契丹小字〈萧敌鲁副使墓志铭〉考释》（《辽金历史与考古》第4辑）一文结合辽代汉文文献对该墓志铭进行了释读，文章通过考释发现，墓主的五世祖即辽朝历史上著名的萧挞凛，并以此为突破口，使该墓志所记载的墓主十代先祖的世系得以厘清，同时纠正了前人的一些讹误。从该文的释读中，还可以看到该墓志所反映的契丹父子连名、父子同名、从兄弟同名以及收继婚等民族文化现象。康鹏发表的相关文章还有《〈辽史•国语解〉“嗢娘改”条辨正》（《中国史研究》第3期）、《书评：即实〈谜田耕耘——契丹小字解读续〉》（《华西语文学刊》第8辑）、《〈金史•兵志〉辨正二则》（《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3辑）等。

本学科较为薄弱的环节是对于重大问题的研究缺乏理论高度，日后需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以及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理论探讨，形成学界能够共同聚焦的研究议题。

三、蒙元史

一年来，蒙元史的研究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蒙元史学者纷纷将自己的文章结集出版，减少了学界同仁的翻检之劳。如何高济、陆峻岭《域外集：元史、中外关系史论丛》（中华书局）、陈得芝《蒙元史与中华多元文化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刘迎胜《蒙元帝国与13-15世纪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李治安《元史暨中古史论稿》（人民出版社）、尚衍斌《元史及西域史丛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等。一些学者则将旧着重新出版，如修晓波《元代的色目商人》（广东人民出版社）等。

元史研究的期刊继续发挥其阵地作用。《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5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清华元史》第二期刊登了多篇蒙元史研究的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三辑也有多篇有关蒙元史研究的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创办的《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中华书局）也成为元史研究的重要阵地之一。

元代文献研究成为热点。最为引人关注的研究成果是《全元诗》的出版。《全元诗》是继《全元文》后元代文献方面的又一重大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濂先生主持的《全元诗》是我国元代诗歌文献的总集，收入近五千位代诗人流传至今的十三余万首诗篇，总68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全元诗》虽然如《全元文》一样存在诸多问题，但不可否认其出版对蒙元历史研究的深入和研究视野的拓宽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杨印民从明永乐《常州府志》和《永乐大典》中辑出《大德毗陵志》、《泰定毗陵志》、《江浙须知》、《宜兴风土旧志》和《毗陵续志》等五种（《大德毗陵志（外四种）》，凤凰出版社）。邱江宁编写的《中国学术编年·元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也值得关注。此外，学界对《元史》的汇注校释、对《元典章》的校释，对元代著作的目录学研究，对元代北方碑刻的搜集和整理也在不同程度的进行，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蒙元历史研究方面，政治史研究依旧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张云《元朝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以汉藏文史料为基础，对元朝治理西藏的各项制度和政策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军事方面，李治安对元中叶西北“过川”及“过川军”的研究，刘晓对镇守平江十字路万户府以及私走小路军、保甲丁壮军、通事军的研究都值得关注。李治安认为：“大德四年漠北宗王、驸马使臣南下传达‘迤北军情声息’和‘术伯大王军马’奉命‘征进’漠北时的‘入川’、‘过川’等，无疑是穿越亦集乃路以北戈壁石川的纳怜站道。仁宗朝前后元帝国控制区与察合台汗国交界的哈密力东西的石川戈壁，又是战争或和平时期双方军队进退和使者、商旅往来的必经通道。延祐二年六月嗣豳王喃忽里奉仁宗圣旨向西进攻察合台汗国时所‘入’所‘过’的，正是这第二处戈壁石川。至大四年四月‘甘肃过川军’所过之‘川’，并非川蜀，与汪古部驸马阔里吉思灵柩‘过川’东归同样，当是穿越哈密力东西的戈壁石川。”（《元中叶西北的“过川”及“过川军”新探》（《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以往学界对于江南镇戍军的研究成果不多。刘晓对镇戍军万户中镇守平江十字路万户府的治所、兵源以及世袭领导者进行了考察（《元镇守平江“十字路万户府”考》，《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元典章》中出现了私走小路军、保甲丁壮军和通事军，其中私走小路军、保甲丁壮军是蒙元政权对南宋作战过程中涌现出的部队，通事军则为南宋王朝从北方流亡者中征募的雇佣兵，南宋灭亡后，又为元朝征募，组建成军。刘晓通过爬网资料，对以上三类部队进行了考察（《元代军事史三题——〈元典章〉中出现的私走小路军、保甲丁壮军与通事军》，《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马晓林对元代河南河北道与河南江北道的考辨也是政治史方面的重要成果。他指出元代河北河南道从未改名为江北河南道，而史料中出现的“江北河南道”的情况一是奉使宣抚，一是记载讹误（《元代“河南河北道”、“河南江北道”考辨——〈元史·百官志〉、〈元史·地理志〉勘误》，《中国史研究》第3期）。申万里对元代乡试的全方位探究与姚大力从遴选中试者的角度对乡试的探讨都是关于乡试研究的重要成果。 申万里按照乡试程序，从选聘考试官、考生资格审查、乡试的人员设置、考试、判卷、录取以及庆祝活动，全面勾勒了元代乡试的整个过程。姚大力以《三场文选》为出发点，探讨了元代乡试是如何确定上贡人选及其次第的。（申万里《秋闱校艺——元代乡试实施过程初探》，姚大力《元乡试如何确定上贡人选及其次第——读〈三场文选〉札记》，以上均《清华元史》第二辑）

社会史方面，申万里《理想、尊严与生存挣扎——元代江南士人与社会综合研究》（中华书局）主要通过对元代江南士人的精神世界、生存挣扎、文化信息扩散、日常生活、社会网络以及江南士人游大都、上都，江南士人与地方大族的互动，江南士人与地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等问题的考察，探讨中国文化与传统承载者之一的江南士人群体的生存状况、他们为改善生存权利的抗争以及在江南社会发展中的角色与影响。史甄陶《家学、经学和朱子学：以元代徽州学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详细爬网了如《朱程问答》、《感兴诗通》、《在兹篇》、《明经书院志》等文献，还旁涉程氏宗谱中所发现的朱熹佚文，进而勾勒出朱熹与徽州亲族之间的往来关系，探讨了元代徽州朱子学的传衍问题。蔡春娟探讨了提举学校官与教授的设置情况，分析了提举学校官制度以及教授的出身和升迁等问题（《忽必烈时期北方的提举学校官与教授》，《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三辑），邱江宁对奎章阁文人群体的研究也值得关注（《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张国旺通过对理学家张须事迹及学术特点的分析考察了理学北传至济宁、益都等路的过程（《张须事迹考略》，《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三辑），以上论文都值得关注。

宗教方面，陈高华对元代佛教寺院赋役演变的梳理是元代佛教史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有元一代,围绕僧人、佛寺的纳税、免税和当役、免役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帝师、宣政院要为僧人、佛寺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中书省则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和统治机构的运转，对僧人、佛寺的经济活动加以必要的限制。元朝诸帝经常依违于两者之间，既要给佛教寺院种种优遇，又要使国家机器能够运转，于是有关僧人、佛寺赋役的政策，便不断改变，多次反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陈高华先生通过梳理僧人、佛寺赋役制度的演变过程，阐释了佛教在元代的特殊地位（《元代佛教寺院赋役的演变》，《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考古方面，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着的《永丰库（元代仓储遗址发掘报告乙种第3号）》是永丰库遗址发掘资料整理和研究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