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先秦史研究概览

苏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013年的先秦史研究得益于新出土材料的推动，可谓精彩纷呈，尤其利用青铜器金文和清华简进行的探讨，成果非常丰富，涉及问题的重要性也十分突出。总的说来，出土专著有60多部，论文达到700多篇，下面择要介绍。

会议与专著

本年度举办多次学术研讨会，如：5月11—12日（中国传媒大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与先秦经学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6月17—18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6月20—22日（陕西西安）早期国家政治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7月4—5日（湖北随州）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国际学术研讨会、8月1—4日（安徽合肥）纪念何琳仪先生诞辰七十周年暨古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8月12—15日（内蒙古赤峰）中国·赤峰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8月16—18日（山东大学）第七届海峡两岸周易学术研讨会、9月25日（山东高青）中国高青姜太公文化研究会成立暨姜太公与陈庄西周城址学术研讨会、10月13日（河南开封）重建孟子游梁祠暨孟子思想学术研讨会、10月25—26日（北京大学）“简帛《老子》与道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10月26—27日（上海大学）“古史史料学研究的新视野——新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问题”学术讨论会、10月28—29日（河南偃师）夏商都邑考古暨纪念偃师商城发现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11月2日（北京）具茨山与中华文明学术研讨会、11月8—10日（湖北大冶）中国矿冶考古与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学术研讨会、11月22—25日（湖南长沙）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十三次年会、12月21—22日（安徽蚌埠）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

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黄天树《甲骨拼合三集》（学苑出版社）、陈佩芬《中国青铜器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董莲池《商周金文辞汇释》（作家出版社）、王玉哲《宋代着录金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中西书局）、汤志彪《三晋文字编》（作家出版社）、徐在国《上博楚简文字声系》（安徽大学出版社）。

王宇信《新中国甲骨学六十年：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邓飞《商代甲金文时间范畴研究》（人民出版社）、马保春《中国最早的历史空间舞台：甲骨文地名体系概述》（学苑出版社）、王子杨《甲骨文字形类组差异现象研究》（中西书局）、谢春玲《殷墟甲骨刻辞空语类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韩建周《甲骨文字释义》（河南大学出版社）、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刘正《商周图像文字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商艳涛《西周军事铭文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王晶《西周涉法铭文汇释及考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友华《先秦编钟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李清《尘封的绝响：钟离国钟磬乐器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苏辉《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晁福林《上博简〈诗论〉研究》（商务印书馆）、刘伟《郭店儒简所见生死观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张怀通《〈逸周书〉新研》（中华书局）、张富祥《〈竹书纪年〉与夏商周年代研究》（中华书局）、王灿《〈尚书〉历史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守勇《古典思想世界中的礼乐生活：以〈礼记〉为中心》（上海三联书店）、董常保《〈春秋〉〈左传〉谥号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

专题方面的著作包括：王贵民《先秦文化史》（上海书店出版社）、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杜勇《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国家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和《历史的轨迹：基于夏商周三代的考察》（商务印书馆）、韦心滢《殷代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行政组织与运行机制》（光明日报出版社）、逯宏《周代殷商礼乐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袁俊杰《两周射礼研究》（科学出版社）、姚晓娟《周代家臣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准《春秋时期晋楚家族比较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陈莉《周代贵族的艺术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沈长云《士人与战国格局：战国卷》（安徽人民出版社）、张金光《战国秦社会经济形态新探》（商务印书馆）、赵明《大变革时代的立法者：商鞅的政治人生》（北京大学出版社）、〔以〕尤锐《展望永恒帝国——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上海古籍出版社）、后晓荣《战国政区地理》（文物出版社）、吴晓懿《战国官名新探》（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考古著作如吕烈丹《稻作与史前文化演变》（科学出版社）、贺刚《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岳麓书社）、韩建业《先秦考古研究：聚落形态、人地关系与早期中国》（文物出版社）、徐昭峰《夏夷商三种文化关系研究》（科学出版社）、燕生东《商周时期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文物出版社）、黄敬刚《曾侯乙墓礼乐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

学者论文结集有邵望平《邵望平史学、考古学文选》（山东大学出版社）、高明《古文献古文字考古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陈炜湛《三鉴斋甲骨文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熊建华《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岳麓书社）、李学勤《初识清华简》（中西书局）、刘钊《书馨集：出土文献与古文字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剑《战国竹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李维明《郑州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喻燕姣《湖湘出土玉器研究》（岳麓书社）；安徽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有何琳仪卷、李家浩卷、徐在国卷。

史前文明

社会形态。对于早期国家形态的研究一直都是焦点，袁建平《中国早期国家时期的邦国与方国》（《历史研究》第1期）认为，中国早期国家经历了“邦国—方国—王国—帝国”四阶段，而不是“古国—方国—帝国”或“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邦国、方国为早期国家的中国模式。“多元一体”的“多元”应为邦国文明的多元，“一体”则为王国文明的一体。许宏《宫室建筑与中原国家文明的形成》（《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指出，从宫室建筑遗存的角度看,中国国家文明形成的上限至多可追溯至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的龙山时代后期。相关研究还有王震中《文明与国家起源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和“邦国—王国—帝国”说》（《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5辑，河南大学出版社）、王永波《文明起源与古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海岱考古》第六辑，科学出版社）。

文字与宗教也是探讨文明起源的主要方面，蔡运章《大汶口陶罍文字及其相关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大汶口陶罍文字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原始文字，它们应是先民祭祀天神时“制器尚象”习俗的产物，可名之为物象文字，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此外，可参王晖《从甲骨金文与考古资料的比较看汉字起源时代——并论良渚文化组词类陶文与汉字的起源》（《考古学报》第3期）、王树明《牛河梁与东山嘴猪头山神祭山遗迹释疑》（《海岱考古》第六辑）等。

原始农牧手工业。刘莉等《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出土的三角形石器是石犁吗？——毘山遗址出土三角形石器微痕分析》（《东南文化》第2期）指出，毘山三角形石器没有发现类似犁耕的微痕，肯定不是犁，而可能具有铲、刀等多种功能，在植物或细土壤等不同质地上作业。龙博等《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纺轮的调查研究》（《丝绸》第8期）指出，纺轮本体的制作工艺随着时期变迁愈趋成熟，从碎陶片改制到陶土焙制，形制从多样化向单一化发展，钻孔的方式可以间接反映纺轮与拈杆的使用方式，纺轮多出于女性墓葬更暗示了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形态。徐峰《史前江淮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生业经济》（《中国农史》第2期）考察了江淮间诸多遗址在原始农业和经济模式方面的变迁、异同与相互影响，以及其中隐含的生态环境因素。靳桂云《龙山文化居民食物结构研究》（《文史哲》第2期）指出，龙山文化居民的植物类食物以农作物为主，野生植物所占比例很低，且从沿海向内地食物结构的区域差异较明显。与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相比，当时的食物新增了小麦、大麦和绵羊，可能与公元前第三千纪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有关。肖永明《青海史前农业的出现与土著人群生存方式的改变》（《农业考古》第6期）指出，马家窑类型期可以称为青海史前的农业革命时期，青海的土著受从甘肃东部西迁的仰韶文化先民的影响，东、西部地区逐渐完成由采集狩猎到农业生产的转变。侯光良等《青海东部史前人口—耕地变化及其对植被演变的影响》（《地理学报》第3期）通过分析考古数据，运用面积和墓葬相结合的估算法统计了青海东部史前人口数量，并借助GIS工具重建了史前该区域耕地面积的时空格局。

包曙光《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早中期火种炉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7期）认为，火种炉兼有保存火种、取暖和照明等功能，是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时代早中期出土的特殊器物，可作为该地区尤其是岱海地区这一时期的典型器物；它的出现及消失与当时的气候因素和房屋建筑形式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此外，还有陈建立等《从随葬工具的性别关联探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性别分工》（《南方文物》第2期），解华顶、张海滨《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采集与渔猎经济的观察》（《华夏考古》第1期），王建华、曹静《蒙城尉迟寺遗址单人墓人口自然结构及相关问题研究》（《东方考古》第10集，科学出版社），贾昌明《论磨制石器工业的资源问题》（《南方文物》第2期）。

文化谱系与交流。刘辉《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心的转移与文化整合运动》（《早期中国研究》第1辑，文物出版社）探讨了长江中游三次文化中心的转移对于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的影响，并分析其内因与外部动力。孙波《再论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续——也谈仰韶时代与龙山时代之间的转折》（《早期中国研究》第1辑）指出，仰韶时代宗教氛围浓厚，龙山时代则更偏重世俗实用，前者可以说奠定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后者则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世俗社会模式。相关论述还有许永杰、范颖《闽南粤东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及相关问题》（《北方文物》第4期），蒋乐平《钱塘江流域的早期新石器时代及文化谱系研究》（《东南文化》第6期），何德亮《海岱与中原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海岱考古》第六辑），韩建业《“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第1期）。

夏商史

夏商史事与制度。何驽《最初“中国”的考古探索简析》（《早期中国研究》第1辑）指出，以陶寺遗址为核心的陶寺文化，从微观和宏观聚落形态以及“地中”意识形态，彰显出最初“中国”的大致轮廓和基本面貌。冯时《陶寺圭表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9集，科学出版社）对陶寺出土两件槷表的形制特点及装饰意义、置用方法和相关仪具，玉圭的性质及计晷制度，伴出弓矢的致日作用及文化内涵等问题作了探讨，结合卜辞所记商人的测影活动，论述了源于立表工作的“中”及其文化内涵的形成与发展。庞小霞《夏商王朝对其东方地区经略的历史地理考察》（《考古学集刊》第19集）认为，夏人不如商人重视东方的经略，因为夏人的中心地区距东方较远，且主要的资源产地和运输通道均不太涉及东方，而商人则相反，他们对东方地区影响的范围和文化交融的程度更是远远超过了夏人。此外，可参李玉洁《夏人“十迁”及夏都老丘考释》（《中州学刊》第2期）等。

常玉芝《商汤时的祖先崇拜与社神崇拜》（《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指出，商自成汤已经建立了祭祀祖先的庙号、宗庙制度，也有对土地神进行祭祀崇拜的宗教信仰。罗琨《〈楚居〉“必夜”与商代的“夕”祭》（《出土文献》第4辑，中西书局）指出，甲骨文所见商人的在夜间举行祭祀的做法相当盛行，楚人的夕祭有久远的渊源。何毓灵《殷墟花园庄东地M54墓主再研究》（《三代考古（五）》）通过锶和氧两种同位素对牙齿和骨骼的检测结果，并结合葬俗，认为“亚长”本人可能是来自于南方的方国首领，其家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很可能就在南方。韦心滢《关於王都以外商王的常居地》（《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三辑）认为，商王设立常驻城邑，都是出于快捷了解军情并便于指挥作战的目的。李龙海《殷商时期东夷文化的变迁》（《华夏考古》第2期）认为，东夷土著文化随着商文化的浸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且东夷文化的变迁在不同地域中其程度亦有所区别，有商一代商文化的势力并未扩张至整个海岱地区。王进锋《商代的神灵关系——以帝臣为视角》（《人文杂志》第9期）指出，帝是商代的至上神，商代的祖先神、自然神都是帝臣，人间贤人也有帝臣。自然神和祖先神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它们之间可以相互帮助。赵林《说尸及〈山海经〉的诸尸》（《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三辑）从字的用法、含义和象征等角度对先秦传世与出土文献中的“尸”作了辨析。相关研究还有李零《〈西伯戡黎〉的再认识——读清华楚简〈耆夜〉篇》（《简帛·经典·古史》，上海古籍出版社），谢维扬《〈楚居〉中季连年代问题小议》（《社会科学》第4期），张兴照《水上交通与商代文明》（《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王星光、张强《地理环境与武王伐纣进军路线新探》（《史学月刊》第12期），尹弘兵《商代的楚蛮与西周初年的楚国》（《华夏考古》第1期）、《〈楚居〉中楚先祖的年代问题》（《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下文简称《楚集》）。

甲骨学。朱凤瀚《黄组卜辞中的“巫九”试论》（《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三辑）认为，该条卜辞意为考覈用“巫九”筮法得到的占辞，是当时卜筮并用的记录，且先筮后卜的做法与《周礼·春官·占人》所言相合。李桂民《周原庙祭甲骨与“文王受命”公案》（《历史研究》第2期）探讨了周原庙祭甲骨属性及其与商末政局变化的关系，认为文王在周原地区建立殷先王宗庙，并对商先王进行祭告，是在“商室少卑，周实继之”背景下，为证明周人受命合法性而采取的神道手段。刘钊《谈新公布的牛距骨刻辞》（《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7期）认为刻辞中字很可能即“距骨”之“距”的本字，而该兽骨实际上就是牛距骨，并就辞意作训解，推测现存两块商代牛距骨可能用作博具或游戏用具。张怀通《小臣墙刻辞与商末献俘礼——兼论商代典册问题》（《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指出，小臣墙刻辞所载商末的献俘礼由告俘、献俘、赏赐三个部分组成，与小孟鼎所载西周早期献俘礼完全相同。小臣墙刻辞具备了“文章”的特征，由此可以窥见商代典册的概况。刘影《文例对纠正卜辞误读的重要作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根据无名类骨条卜辞朝向对边契刻与卜辞回行后的长度往往大于前行的文例规律，对多版骨条卜辞作了重新释读，显示文例研究在卜辞解读中的重要作用。梅军《殷墟甲骨“告”类刻辞考论》（《中山大学学报》第1期）考察了殷墟甲骨中“告”类刻辞的内容形式及其使用特点，据此认为后世的上、下行公文在殷商时期即已萌芽并有所表现。苗利娟《试析甲骨记事刻辞中的“妇某来”》（《史学月刊》第10期）指出，龟甲背面出现的“妇某来”刻写位置较为随意，均是在钻凿后刻于钻孔的空隙处，其后从未接数词，因此其并非记事刻辞，只是省简的命辞，来为往来之意，不是指妇某来贡。孙亚冰《卜辞中所见“美方”考》（《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三辑）认为，该地望可能在洛水、伊水上游的山间地带。

此外，可参李学勤《释读两片征盂方卜辞》、宋镇豪《甲骨金文中所见的殷商建筑称名》、冯时《甲骨文“震”及相关问题》、曹定云《周原甲骨“二王”同猎与“文王囚羑里”——兼论周原卜辞族属》、刘影《试述牛胛骨形态在甲骨研究中的具体应用》（均载《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三辑），常耀华《殷墟卜辞中的“东母”“西母”与“东王公”“西王母”神话传说之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9期），黄天树《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名动相因”现象》（《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曹定云《再论甲骨文“巴”字是“妇女怀孕”省略——兼答谷斌、刘雁二同志之“商榷”》（《殷都学刊》第4期），周忠兵《甲骨钻凿形态研究》（《考古学报》第2期），方稚松《谈花东甲骨中“”的含义》（《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5期），武家璧《周公庙“肜祭”卜辞及其天象与年代》（《殷都学刊》第2期），董珊《试论殷墟卜辞之“周”为金文中的妘姓之琱》（《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7期），刘源《读一版新见出组田猎卜辞》（《殷都学刊》第1期），萧晟洁《历组卜辞具体认定现状研究》（《语言研究》第3期），朱彦民《论殷卜辞中“河”的自然神属性》（《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5辑，河南大学出版社）。

缀合方面的成果有李延彦《龟腹甲左前甲新缀六例》（《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三辑）、《殷墟卜骨新缀五则》（《汉字文化》第1期）、《龟腹甲新拼合六例》（《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门艺《殷墟甲骨黄组卜步辞新缀》（《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第5辑），李爱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甲骨集〉缀合三则》（《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三辑），何会《出组祭祀卜辞新缀六则》（《殷都学刊》第1期），刘影《出组龟腹甲新缀五组》（《殷都学刊》第3期）。

青铜器。朱凤瀚《由殷墟出土北方式青铜器看商人与北方族群的联系》（《考古学报》第1期）指出，卜辞所见武丁时期对北方各族群的战争最为频繁，北方青铜器正好同时出现在殷墟，商人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以改进器具，商文化的因素也由此进入北方族群，商人与北方族群在青铜器制造与使用方面的交流也可以视为是商文化与欧亚草原多种青铜文化交流的一种渠道。易德生《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商王朝锡料来源与“金道锡行”》（《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认为，商王朝铸造铜器所需锡料可能主要来自江西或湖南，青铜原料的运输路线应该有两条：一是北线，由中条山铜矿区直接提供铜料；二是南线，从长江中游地区运输锡料及部分铜料，这或许就是商王朝远距离的所谓“金道锡行”。吉野彩美《中日早期非墓葬出土青铜器现象比较研究》（《三代考古（五）》）从埋藏特征和时空差异角度进行分析，探讨了中日早期的文化异同和相互影响。相关研究还有张懋镕《试论商周青铜器的文化属性与器类演变的关系》（《西部考古》第七辑，三秦出版社），井中伟《錣策、钉齿镳与镝衔——公元前二千纪至前三世纪中西方御马器比较研究》（《考古学报》第3期），张昌平、汪涛《殷墟文化时期的觚与觚形尊——记2013苏富比春拍的几件青铜器》（《南方文物》第3期），雒有仓《商周家族墓地所见族徽文字与族氏关系》（《考古》第8期），卢中阳《商周铜器族徽中所见家族职事研究》（《殷都学刊》第1期）。

夏商考古。何驽《试论都邑性聚落布局的宇宙观指导理论——以陶寺遗址为例》（《三代考古（五）》）指出，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功能布局规划，是宇宙观认知构图与现实环境相结合的产物，规划与实施都隐含顺应宇宙观指导下意识形态要求的目的。探寻这种都邑聚落布局规划的原始“蓝图”，对于今后的考古工作有重要意义。郑辉《福建先秦窑炉的发现与研究》（《南方文物》第1期）指出，福建地区先秦时期窑炉数量较多，类型丰富，有自身的窑业技术发展轨迹。特别是商代早期在升焰窑、半倒焰窑基础上最早发明了平焰龙窑，成为中国龙窑的鼻祖。此外，可参张东《编年与阐释——二里头文化年代学研究的时间观》（《文物》第6期），杨华、何怀红《夏商时期巴文化与先前“石家河文化”的关系》（《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逄博等《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石铲制品的初步研究——嵩山地区夏商时期石铲生产工业管窥》（《华夏考古》第2期），徐昭峰《先商文化研究二题》（《史学集刊》第1期），田建文《东下冯“圆形建筑基址”的用途》（《古代文明》第9卷，文物出版社），钱益汇《大辛庄遗址商代石刀生产工艺分析》（《华夏考古》第3期），何毓灵《论殷墟新发现的两座“甲骨贞人”墓》（《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三辑），罗琨《先周谱系试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八集，商务印书馆）。

两周史

史事与制度。近年来在出土文献的推动下，西周史的研究得到了学者更多的关注，尤其体现在南方诸侯的问题。朱凤瀚《论西周时期的“南国”》（《历史研究》第4期）指出，西周时期“南土”是周王国南方的国土，“南国”大致在今淮水流域，南阳盆地南部与汉淮间平原一带，周王朝常以军事强制手段搜刮其经济资源与人力资源，但终西周之世，周人亦并未能实现对该地常规化的、有效的行政管理。故“南国”不宜被理解为周人的国土，而是西周王国的附属区。杨华《叶家山曾侯墓地所见西周早期丧葬礼制四则》（《江汉考古》第4期）通过探讨丰碑、毁兵、族墓与都城、族徽与助丧等内容指出，汉水流域的曾国在丧葬礼制上与同时期其他各国并无大异，显示出商代晚期、西周早期的礼制共性。笪浩波《汉东的国、曾国与随国考》（《楚集》）指出，卜辞和西周金文的为炎裔所建，西周晚期和鄂国一起覆灭，不久其故地被迁封至此的姬姓曾国占据，后者即文献中的随国。董珊《从出土文献谈曾分为三》（《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认为，历史上存在出自夏禹、同为姒姓的三个曾国，在周初其一留在山东，另两支分赴今陕甘交界和湖北随州，两周之际，姬姓随国进驻随州，之后姒姓之曾衰亡而湮没不显。相关还有张国硕、王琼《试析夏商周时期的曾国》（《楚集》）。李家浩《清华简〈耆夜〉的饮至礼》（《出土文献》第4辑）认为“辛公甲为立”指的是辛公在饮至礼中担任主人周公旦的“僎”，文中对七位参加者的席位问题作了探讨。于薇《西周封国徙封的文献举证——以宜侯夨簋铭文等四篇文献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通过几个重要封国的封地迁移，考察了西周徙封的背景，以及王朝的政治地理格局变化。

此外，可参李学勤《再谈青铜器与山西古代史的关系》（《山西大学学报》第4期）、高明《论墙盘铭文中的微氏家族》（《考古》第3期）、郭伟川《从清华简〈楚居〉论荆楚之立国——兼论夏商周时期对南方之经略》（《历史文献研究》总第3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王子今《丹江通道与早期楚文化——清华简〈楚居〉札记》（《简帛·经典·古史》）、张培瑜《试论出土和传世文献传递的西周年代》（《周原》第1辑，三秦出版社）、王进锋《金文所见商周时期的臣辰史官世家》（《考古》第11期）、胡刚《有“鄀”铜器与鄀国历史新论》（《文物》第4期）。

礼制方面的研究有冯时《我方鼎铭文与西周丧奠礼》（《考古学报》第2期），贾海生《伯唐父鼎与麦尊铭文所记礼典钩沉》（《礼乐中国：首届礼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袁俊杰、王龙正《试论旡鼎与丧服礼》（《礼乐中国：首届礼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曹芳、张懋镕《周公“制礼作乐”与西周青铜文化的转型》（《求索》第6期），邵蓓《西周春秋的用鼎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八集），王辉《聘礼的起源及其演变》（《礼乐中国：首届礼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曹建墩《周代丧葬棺饰礼制考略》（《礼乐中国：首届礼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景红艳《论周代天子大飨礼及其历史功能》（《孔子研究》第1期），陈鹏宇《周代古乐的歌、乐、舞相关问题探讨——兼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出土文献》第4辑）。

刘国忠《从清华简〈系年〉看周平王东迁的相关史实》（《简帛·经典·古史》）辨析了携王之称的原义，以及平王东迁相关记载的矛盾。赵平安《〈楚居〉“为郢”考》（《简帛·经典·古史》）指出，为郢就是史籍中的鄢郢，或可对应宜城郭家岗遗址。吴柱、董恩林《鲁桓公生年考——从鲁庄公“子同”得名之由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鲁桓公与其子庄公“同物”，指二人的出生之年岁星运行都在同一个位次，由此推测桓公比庄公大二十四岁，桓公应出生于鲁惠公四十年（前729）。姚晓娟《春秋鲁国家臣叛乱根源探析——兼论鲁晋家臣之差异》（《史学集刊》第5期）指出，家臣叛乱以鲁国最为典型，破坏性也最强，主要原因在于盘根错节的宗族势力，对分封制、采邑制的固守，以及上层贵族的驭下无方，而齐鲁之间的对抗为鲁国家臣的反叛提供了外部条件。相关论述还有晁福林《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历史研究》第6期）、王晖《春秋早期周王室王位世系变局考异——兼说清华简〈系年〉“周无王九年”》（《人文杂志》第5期）、余全介《“晋文公谲而不正”疏解》（《孔子研究》第5期）。

李锐《由清华简〈系年〉谈战国初楚史年代的问题》（《史学史研究》第2期）认为，楚简王年代应该延长三年，楚声王在位只有四年而非六年。燕生东《从盐业考古新发现看〈管子·轻重〉篇》（《古代文明》第9卷）指出，《管子》轻重篇所呈现的以盐业生产和食盐专营制度为代表的财政经济思想反映出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齐国的社会情况，成书年代也应在战国时期或者稍后。陈民镇《齐长城新研——从清华简〈系年〉看齐长城的若干问题》（《中国史研究》第3期）通过《系年》的考辨指出，齐长城营建的目的是军事防御，西段主要是为了防备三晋，东段则主要是为防备越国。王准《包山楚简所见楚邑新探》（《中国史研究》第1期）通过邑的分类辨析，对当时基层社会组织的结构、运作方式作了探讨。琴载元《战国秦汉基层官吏的〈日书〉利用及其认识》（《史学集刊》第6期）认为，战国秦汉基层官吏利用《日书》并非出于“移风易俗”和“助政”的目的，其实他们与普通百姓一样，只是相信数术知识，并在生活中加以运用。邵鸿、耿雪敏《战国数术发展初探》（《山西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战国时期数术得到迅猛发展，在民间普及流行和简便化，与阴阳五行融合，既有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缘由，也包含思想趋同整合带来的理论因素。此外，还可参考邵鸿、耿雪敏《战国民间的巫觋术士群体》（《江西社会科学》第6期），王子今《吴起杀妻论》（《南京师大学报》第4期），臧知非《说“市井”——兼谈东周秦汉的城市空间结构与社会秩序》（《河北学刊》第1期），陈絜《竹简所见战国时期楚地居民的里居形态》（《楚集》），游逸飞《丁、庚、子、卯日不办公——从包山楚简论战国楚国左尹行政的择日宜忌》（《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田旭东《从〈司马法〉看先秦古军礼》（《滨州学院学报》第5期），李宪堂《九州、五岳与五服——战国人关于天下秩序的规划与设想》（《齐鲁学刊》第5期），王健《先秦秦汉时期徐淮地域文化的变迁》（《史学月刊》第8期），张克思《试论齐长城源头及相关问题》（《海岱考古》第六辑）。

青铜器与金文。西周青铜器及金文的研究由于重要的新出器物不断，研究成果突出。其中一个关注的热点是宝鸡石鼓山出土的青铜器，《文物》第2期发表的王颢等《石鼓山西周墓葬的初步研究》、辛怡华等《石鼓山西周墓葬出土铜器初探》对器物的年代、族属、铭文、礼制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李学勤《石鼓山三号墓器铭选释》（《文物》第4期）指出，户方彝、户卣的族氏“户”即陕西户县的古扈地，中臣鼎铭文的“帝后”应是武王之后邑姜。另一个是叶家山曾国墓地所出青铜器，李学勤《试说叶家山M65青铜器》（《楚集》）通过铜器的类比推断，见于叶家山M65和M2的曾侯谏为成康时人，应是周初第一代曾侯。张昌平《论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曾国青铜器的生产背景》（《文物》第7期）指出，西周早期曾国青铜器具有单一性的特点，同时还存在一些地域性和反映生产背景的个性特征。叶家山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在器类、组合及形制上均具有典型的周文化特征，但在范型技术细节方面存在着特殊性，个别器物有别于典型周文化青铜器的作风，且存在着对同类青铜器进行仿制的现象，表明西周早期的曾国和两周之际一样，具有独立生产青铜器的能力。

其他新出金文也有重要价值，李学勤《读〈系年〉第三章及相关铭文札记》（《出土文献》第4辑）指出，清华简和铜器铭文所载成王伐商，其实成王本人未必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应该是周公，这点由新出的卿盘铭文“周公来伐商”可论定，与《周本纪》亦合。张懋镕《新见金文与穆王铜器断代》（《文博》第2期）认为，新出绅鼎、26年倗叔壶与28年簋都是穆王时期的器物，据此可推定24年簋和30年吴盉也在穆王之世。应注意穆王时期铜器的多样性、复杂性，尤其在创新与定制等方面。故通过一批“标准器群”来总结一个王世的铜器特征，并以之作为年代标尺进行相关器物的验证，可进一步完善西周铜器断代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张光裕《从新见材料谈〈仪礼〉饮酒礼中的醴柶及所用酒器问题》（《文物》第12期）论述了“柶”的形制、材质及用途，“匕”、“柶”的称名等问题。认为新见西周青铜爵“柶”组合的发现，对于《仪礼》所述名物形制及名物制度的考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贾海生《吴虎鼎铭文反映的土地制度》（《农业考古》第4期）考察了鼎铭所反映的西周晚期周天子在都鄙之内制采地，且采地之内实行井田法的历史事实。近藤晴香《国铜器生产体系研究》（《古代文明》第9卷）认为，西周中期国有了自己的铜器生产专线，但产品的质量很差，反映出国与周人的文化经贸联系渐行渐远，最终走向衰落。商艳涛《金文中的“征”与“伐”》（《殷都学刊》第1期）指出，金文中的“征”、“伐”一般通用无别，有时也存在使用范围和形式上的不同，与甲骨文相比也有使用范围的差别，而与先秦文献用法基本相同。刘源《读金短札：伯雍父是殷人还是周人》（《出土文献》第4辑）通过辨析伯雍父的问题，指出在探讨西周时期贵族的族属时，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避免单纯以有无日名为据。李春利《金文“某人”考》（《考古与文物》第6期）指出，金文中“地名(氏名)+人”应解为“某族之人”，不能与文献中的“某人”类同，“地名(氏名)+人”加上私名或字表示单个人，其身份为职官，两种称谓的过渡，显示两周时期政治血缘性向地缘性的嬗变。相关研究还有李学勤《由清华简〈系年〉重释沬司徒疑簋》（《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第6期）、张懋镕《周原铜器族属浅议》（《周原》第1辑）、郑杰祥《周初铜器铭文“王在阑师”与“王祀于天室”新探》（《中原文化研究》第4期）、李守奎《出土文献中“迁”字的使用习惯与何尊“迁宅”补说》（《出土文献》第4辑）、周宝宏《鲁叔器铭文考释》（《中国文字研究》第18辑，上海书店出版社）、王治国《询簋新探》（《华夏考古》第1期）、徐少华《邓国铜器综考》（《考古》第5期）、张爱冰《皖南沿长江地区周代铜器研究》（《考古学报》第4期）、傅玥《湖北西周青铜礼乐器分群研究》（《江汉考古》第2期）。

东周金文的研究相对而言成果较少，朱凤瀚《关于以色列耶路撒冷国家博物馆所藏楚大师编镈》（《楚集》）指出，镈铭记载春秋早期邓国国君担任楚国重臣之事，显示邓已成楚国附庸，为探讨楚与附属国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史料。赵平安《宋公作叔子鼎与滥国》（《中华文史论丛》第3期）认为，该鼎是宋共公为二女儿出嫁所铸，出土地枣庄徐楼村一带属于古滥国的地界。周亚《虎簋断代与淅川楚墓中的复古现象》（《楚集》）对春秋时期的铜器复古现象及判定标准作了辨析，认为复古一度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米永盈《临淄永流乡商王村二号战国墓编钟、编磬研究》（《中国音乐学》第1期）对编钟、编磬的音律做了分析，认为商王村二号墓编钟、编磬是现存东周齐国乐器中极少见的实用钟磬组合，丰富了学界对齐国器乐文化的认知。李瑶、孙刚《东周齐系金文所见古史传说辑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6期）对齐系金文所见“黄帝”、“禹”、“陆终”等古史人物作了论述。苏辉《战国兵器铭文的重要史料价值——以秦、三晋为中心》（《史学史研究》第3期）通过实例，阐述了秦、三晋兵器铭文在文字学、年代学与礼制意义、历史地理、补充史事、官府手工业管理体制、姓氏制度研究等方面的重要史料价值。黄锡全《解析一枚珍稀环钱——出土文献、传世文献、古币文字互证之一例》（《出土文献》第4辑）指出，环钱铭文“环（泽）”即《左传》、《纪年》中狄人伐卫的荧泽、泂泽，楚简作“”，地在今滑县西北。

此外，可参曹锦炎《黄子鼎与瘳子鼎——兼谈黄国与鄄国的地望问题》（《楚集》）、刘彬徽《江汉淮间春秋青铜器研究》（《楚集》）、袁艳玲《东周时期巴蜀青铜器使用礼制研究》（《江汉考古》第3期）、易德生《金文“玄镠”新探》（《江汉论坛》第9期）、郭永秉《从战国楚系“乳”字的辨释谈到战国铭刻中的“乳（孺）子”》（《简帛·经典·古史》）、孔令远等《徐王容居戈铭文考释》（《文物》第3期）、田伟《试论两周时期的青铜剑》（《考古学报》第4期）、叶文宪《再论铍的起源与演变——兼论吴越系双耳剑的演变》（《考古》第3期）、吴良宝《珍秦斋藏郾戈、钟戈考》（《出土文献》第4辑）、吴镇烽《二十九年弩机考》（《考古与文物》第1期）、蒋文《二年上郡守锜戈的铭文年代及相关问题》（《中国文字研究》第18辑）、冯括《刀币起源国别问题的探讨》（《中国钱币》第3期）。

简帛、文献与思想史。如何全面评价新出简帛对于古代典籍与学术史研究的意义，是学者们一直关注的重点问题，李学勤《简帛佚籍的发现与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河北学刊》第1期）集中阐述了上述的命题。裘锡圭《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出土文献》第4辑）强调了出土文献对于古典学研究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整理、解读古书，辨析其真伪、年代、体例、源流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就重建古典学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了阐述。

清华简的陆续公布引发了各方面研究的热潮，本年度面世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收录《筮法》和《算表》，对于易学史和数学史研究有重大价值。李学勤《清华简筮法与数字卦问题》（《文物》第8期）指出，清华简《筮法》的原简样式较为特殊，篇文详述占筮的理论原则，有一系列以数字卦形式表示的具体卦例，说明判定卦象吉凶的方法。全篇仅用八经卦，卦名与《归藏》基本一致，不见别卦及彖象辞。所绘卦位图和人身图，近似《说卦》所述而有明显差异。廖名春《清华简〈筮法〉篇与〈说卦传〉》（《文物》第8期）指出，《筮法》篇坎、离颠倒的做法远不如《说卦传》的理论系统、周延故其改造、出于《说卦传》的痕迹很明显。李均明《清华简〈算表〉的文本形态与复原依据》（《出土文献研究》第12辑，中西书局）指出，清华简《算表》不仅能得到运算结果，也可以记录中间过程，时代最早，且计算功能超过了秦汉简上的九九乘法表。

运用出土文献与史料相互印证，有利于加深对古书的理解。李学勤《再论周原任家村腹甲卜辞》（《周原》第1辑）指出，该版卜辞“斯孚于永终”、“斯孚于休命”与《书·君奭》“厥基永孚于休”句意相似，可知均属吉语，据此亦证《论语·尧曰》的“永终”的确如清人江声所言为“吉祥之辞”，而非汉魏以来学者认同的“永绝”之类训诂。刘源《〈春秋〉、〈左传〉与甲骨卜辞对读数例——兼谈春秋诸侯史官承袭殷人史官笔法问题》（《甲骨文与殷商史》新三辑）认为，西周王朝建立后殷人史官转而服务于畿内外王室贵族，春秋时期诸侯史官也由此继承了殷代史官的记事、记言传统。文中强调了以《春秋》、《左传》与卜辞进行对比研究的必要性。李学勤《由清华简〈系年〉论〈文侯之命〉》（《扬州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据《系年》简文可推断《文侯之命》的著成年代当晚于晋文侯三十一年，即公元前750年之后。单育辰《从战国简〈曹沫之陈〉再谈今本〈吴子〉、〈慎子〉的真伪》（《出土文献研究》第12辑）根据相同的文句例子指出，今本《吴子》即《汉志》著录《吴起》四十八篇的一部分；《慎子》也无疑是先秦古书。刘湘兰、周密《先秦祭礼与祝祷文体》（《社会科学研究》第3期）考察了古代礼制与文体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相关成果包括李学勤《清华简的文献特色与学术价值》（《文艺研究》第8期）、朱凤瀚《读清华楚简〈金縢〉兼论相关问题》（《简帛·经典·古史》）、陈伟《也说清华竹书〈耆夜〉中的“夜爵”》（《简帛·经典·古史》）、黄德宽《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先秦“小说”——略说清华简对先秦文学研究的价值》（《复旦学报》第4期）、李家浩《樻枳、竹枳、枳铭》（《出土文献研究》第12辑）、廖名春《〈论语〉“父子互隐”章新证》（《湖南大学学报》第4期）、陈颖飞《清华简〈程寤〉与文王受命》（《清华大学学报》第2期）、李均明《〈蟋蟀〉诗主旨辨——由清华简“不喜不乐”谈起》（《出土文献》第4辑）、李守奎《清华简中的诗与〈诗〉学新视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第6期）、沈建华《试说清华〈系年〉楚简与〈春秋左传〉成书》（《简帛·经典·古史》）、彭裕商《清华简〈说命〉与〈礼记·缁衣〉》（《出土文献》第4辑）、季旭升《〈上博五·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乃命有司著作浮”解——兼谈先秦吏治的上计》（《简帛·经典·古史》）、陈絜《利用出土文献校读典籍二则》（《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11辑）、刘丽《谈〈楚居〉中“及”字的一个特殊用法》（《出土文献》第4辑）、张怀通《〈世俘〉错简续证》（《中国史研究》第1期）、赵奉蓉《〈逸周书〉篇名“解”字与先秦古书题名旧例考论》（《中国文化研究》第2期）。

裘锡圭《“东皇太一”与“大伏羲”》（《简帛·经典·古史》）指出，闻一多的“东皇太一”为伏羲之说可信，但楚帛书“大伏羲”等同“东皇太一”，是因为楚文字“”与“”原系由一字分化，表示“熊”和“一”的读音，为弱化早期传说中伏羲的神熊形象，楚人有意将伏羲称号“大熊”误读为“太一”。陶磊《〈太一生水〉的再认识——以宇宙论为中心》（《简帛研究201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指出，《太一生水》中的“水”是受道家一生水思想影响而人为插入的，在宇宙论意义上，太一生水实指太一生元气。高华平《论先秦法家及楚国法家思想的历史演变》（《中山大学学报》第6期）辨析了法家思想的根本特点，据此推断先秦法家成立的代表人物是吴起。李斯的法家思想吸收了商鞅、申不害、韩非的法术之学，但最重要的源于慎到的“势”论。此外，可参晁福林《〈礼记·缁衣〉文本的一桩历史公案——早期儒家思想变迁的一个例证》（《山西大学学报》第1期）、王中江《出土文献与先秦自然宇宙观重审》（《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张富祥《先秦华夏史观的变迁》（《文史哲》第1期）、谭家健《先秦诸子的养生论》（《安徽大学学报》第2期）。

两周考古。湖北随州叶家山两周墓地的重要性已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江汉考古》第4期刊登《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笔谈》，收录了李伯谦、王巍、朱凤瀚、张懋镕、徐少华五位学者关于叶家山西周墓文化特征、族属、年代等方面的论述。刘绪《西周西土的考古学初探》（《周原》第1辑）指出，西周王朝倾力统治东方，却对大后方西北地区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疏于防范，成为日后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赵东升《论鄂东南地区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及政治势力变迁》（《华夏考古》第2期）以代表性器物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变迁为依据，讨论了西周王朝与土著势力在鄂东南统治权力的消长。肖小勇《塔里木盆地考古学文化的起源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塔里木盆地范围的文化共同性实际上不存在，相反表现为多文化共存和差异明显的各个地域文化区格局，应是公元前第1千纪民族大迁徒的结果。杨建华《略论秦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关系》（《考古与文物》第1期）通过花格剑与三叉护手剑的分析，探讨了秦文化中的北方文化因素，以及在北方文化的东西向传播和西部地区南北向文化传播中的传承作用。

相关研究还有员雅丽、黄维《再议先秦时期锡的问题》（《文博》第1期），孙周勇《西周时期周原遗址性质的思考》（《周原》第1辑），林永昌等《周公庙商周时期聚落动物资源利用初识》（《考古与文物》第3期），王洋《周代饰棺串饰研究》（《周原》第1辑），梁云《论早期秦文化的两类遗存》（《西部考古》第七辑），张渭莲《论豫北冀南地区东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原文物》第4期），豆海锋《太行山东麓地区西周文化分期研究》（《华夏考古》第2期），王善友等《钟离国君“柏”之墓出土石磬研究》（《东南文化》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