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综述

蓝贤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100102）


　　　
　　　据笔者粗略统计，2013年，中国大陆地区共出版隋唐五代史研究方面的专著70余部，论文将近800多篇。本文主要介绍其中的历史学研究成果，敦煌学方面的研究，只取与隋唐史研究相关者，唐代文学方面的研究，亦只选择与史学有密切联系者。因篇幅有限，本文无意也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只是希望将过去一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的一些热点问题与成果加以介绍。

通论性著作与论文集

　　　本年度的重要通论性著作有甘肃教育出版社在本年度推出的“敦煌讲座书系”，集结了大批以敦煌地区各个方面为对象的专题研究，其中包括刘屹《敦煌道经与中古道教》，陆离《敦煌的吐蕃时代》，李小荣《敦煌变文》，郑炳林、李军《敦煌历史地理》，王惠民《敦煌佛教与石窟营建》，林世田、杨学勇、刘波《敦煌佛典的流通与改造》，吴丽娱《敦煌书仪与礼法》,胡同庆、王义芝《敦煌古代衣食住行》等，下文中将会有具体介绍。本年度重要集刊有：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该卷所收论文主要分为“从地域史看唐帝国——边缘与核心”及“《葛啜墓志》研究”两个专栏。黄正建主编《隋唐宋辽金元史论丛》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录了10篇隋唐史方面的论文，内容涉及制度、律令、礼仪、军事、宗教、人物等。其他集刊还有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16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此外，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8辑虽为2012年12月刊发，但其文大多在13年才为学界所知，故本文一并介绍。
　　　重要的论文集有余欣主编《存思集：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论文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汇聚了复旦大学“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的研讨成果，其中与隋唐时期有关的有5篇，内容涉及唐代的国史书写、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隋唐长安寺院等各项问题。张剑光《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分经济篇、政治与人物篇、文化篇三个部分，收录了作者在唐代经济、社会方面的系列论文。俞钢《唐代制度文化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录了作者历年发表的有关隋唐五代制度文化研究的论文24篇。荣新江主编《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科学出版社），收录了以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十余篇论文。陈铁民《唐代文史研究丛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收有著者18篇论文，内容涵括唐代文学史、唐代文人生平研究及唐代科举制的研究。周伟洲《汉唐气象：长安遗珍与汉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收有作者在唐史方面的十余篇已发表论文。刘玉峰《隋唐史教研丛稿》（山东大学出版社）收录了作者从教以来的十余篇论文和读书心得。

资料整理与研究

　　　石刻材料整理。石刻材料的整理成果有太原市三晋文化研究会、晋阳古刻选编辑委员会编《晋阳古刻选·隋唐五代墓志》(文物出版社)，汇集了晋阳地区出土唐五代墓志的图版。毛阳光、余扶危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收录了2000年来在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唐代墓志三百余方，每方墓志编者都加以释文和标点。戴良佐编《西域碑铭录》（新疆人民出版社）收录有数十方唐代西域地区的碑铭。山东石刻分类全集编委会编《山东石刻分类全集》(共8册，青岛出版社)，亦收有大量隋唐五代时期的石刻资料。
　　　墓志研究。作为近年来隋唐史研究领域的推动力之一，对墓志材料的运用已相当普遍，相关著作与文章层出不穷。本年度有杨向奎《唐代墓志义例研究》（岳麓书社），对墓志的首题、撰者、志文与铭辞的各种特征进行了分析，阐发了何为墓志“义例”概念。李鸿宾主编《中古墓志胡汉问题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利用新出土墓志材料，以中古时期的胡汉问题为主线，对所涉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大部分论文所探讨的都是隋唐时期的问题。吕建中、胡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研究续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收论文均以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为研究对象，内容涉及唐史研究的各个方面。
　　　其他论文还有，荣新江、李丹婕《郭子仪家族及其京城宅第——以新出墓志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刘琴丽《墓志所见唐代的郭子仪家族》（《唐史论丛》第16辑）、杨军凯《唐郭仲恭及金堂长公主墓志考释》（《文博》第2期）等文，利用新出一批郭子仪族人墓志，对郭子仪家族在京城宅第的分布及沿革、郭子仪家族婚姻关系及世系复原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陆扬《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以新出石刻资料为例》（《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从唐五代墓志中择取了六则有代表性的词臣家族案例，勾勒出了词臣文化在唐五代出现的历史语境和对政治文化的影响。在本年度出版的《唐史论丛》、《中华文史论丛》、《文博》等杂志中，也相对集中刊发了一些利用墓志研究隋唐五代历史人物或相关制度的文章，限于篇幅，此不一一介绍。
　　其他文献整理与研究。敦煌文献的整理方面有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1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图书馆编《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第5册，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第14、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相继出版。其他文献整理有李定广校注《罗隐集系年校笺》（人民文学出版社），刘泽民点校《陆贽集》（浙江古籍出版）。另外，（唐）赵元一《奉天录》（中华书局），这一现今仅存的唐人记载“奉天之难”的专书亦得到整理出版。尹占华、韩文奇整理《柳宗元集校注》（中华书局），对《柳宗元集》的各家注本作了全面的整理。张沛整理《中说校注》（中华书局），对历代《中说》注文作了整理。罗争鸣辑校《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中华书局），对唐五代道教领袖杜光庭所作的十种记传类著作做了辑录、点校和辨正。方广锠《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新旧编号对照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石默林编《<吐鲁番伯孜克里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大谷文书集成·肆>人名地名索引》、《若干部吐鲁番出土文书之间互见的人名地名索引》（《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8辑）则方便了研究者对相关资料的查询利用。刘啸《隋代三省长官及六部尚书补考》（《文史》第2期），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对隋代三省长官及六部尚书的人选及任免时间作了补正。
　　　文献研究方面，王雪玲《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四库全书》编纂、两《唐书》的整理与研究、金石文献、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等方面，评述了清儒整理唐代文献的成就、特点与局限。金滢坤《敦煌本“策府”与唐初社会——国图藏敦煌本“策府”研究》（《文献》第1期），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两件敦煌文书BD14491和BD14650号缀合为一件，确定为唐初有关进士科试策的模拟试题。陈丽萍《杏雨书屋藏<秦妇吟>残卷缀合及研究》（《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3辑），对杏雨书屋藏《秦妇吟》残卷做了缀合。游自勇《敦煌写本<百怪图>补考》(《复旦学报》第6期)，对敦煌本《百怪图》的组成和佚失内容做了研究，为进一步研究中古时期的信仰世界提供了新的材料。赵贞《论唐代<图经>的编修》（《史学史研究》第4期），考察了反映唐代州县地理状况的《图经》的编修过程、内容及其体例。王义康《唐代羁縻府州辑补》（《西北民族论丛》第9辑），对《新唐书·地理志》中缺载的羁縻府州作了补入，并注上了其出处。姜海军《新旧<五代史>编纂异同之比较》（《史学史研究》第3期），比较了新旧《五代史》在编纂体例、史料选取、叙事风格等方面的异同，认为两书的成书不同体现了汉学与宋学两种经学范式的差异。
　　　
政治史

　　　政治事件。荣新江《大中十年唐朝遣使册立回鹘史事新证》（《敦煌研究》第3期），通过传世史籍、敦煌所出《张议潮变文》以及西安新出《李浔墓志》，对大中年间唐朝遣使册立回鹘，特别是使团被"背乱回鹘"劫夺国信的详细情形做了深入研究。黄楼《吐蕃尚延心以河、渭降唐事迹考略——兼论唐末高骈与宦官集团之关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8辑），对懿宗朝尚延心以河、渭二州归唐一事作了探讨，并涉及咸通四年西北的复杂政治局势以及内廷宦官集团与节帅之间的矛盾等问题。王素《唐华文弘墓志中有关昆丘道行军的资料——今年新刊墓志所见隋唐西域史事考释之一》（《西域研究》第4期），利用《华文弘墓志》的记载，考证了唐讨龟兹之役中杨弘礼矫诏诛杀薛婆阿那支的史事。李丹婕《承续还是革命—唐朝政权建立及其历史叙事》（《中华文史论丛》第3期），从武德、贞观两代对待隋朝的态度截然不同出发，考察了唐高祖、太宗在位期间历史发展中的具体而微的政治情境转折，呼应了特定历史背景下执政者的具体政治诉求。傅绍磊《韩愈<平淮西碑>公案新探》（《史林》第6期），认为韩愈《平淮西碑》被废弃是在宪宗徐图收复河湟政治背景下发生的一个偶然事件，而韩碑公案最终形成韩碑优、段碑劣的定论则与苏轼“苏碑废弃”事件息息相关。
　　　政治制度与中央政治。何汝泉《唐财政三司使研究》（中华书局）以唐代最具代表性和重要性的三个财政使职：盐铁转运使、度支使和户部使为研究对象，从职官制度、财政经济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微观和宏观的深入探讨。论文方面，有徐畅《蠲符与唐宋间官人免课役的运作程序》（《文史》第2辑），勾勒出了唐宋之际官人免课役运作程序中蠲符由行用至废除的制度变化过程。周鼎《从“国朝旧制”到“开元新制”——唐代宗室群体政治面貌的重塑》（《中华文史论丛》第4期），考察了唐初至开元时期宗室任官政策的转变，指出宗王政治终结后，宗室群体在政治上开始变得官僚化。刘浦江《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文史》第2辑），分析了隋唐时代正统论的诸种说法以及北朝正统论更受推崇的历史原因。曾成《唐末五代王爵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8辑），认为唐末五代的王爵体系有授予条件逐步放宽、王爵内部逐步分层的特点。杜文玉《唐宋任官回避制度初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对唐宋时期的任官回避制度作了研究，指出该制度的成熟对吏治的整顿与腐败的预防发挥了重要作用。杜文玉《唐大明宫紫宸殿与内朝朝会制度研究》（《江汉论坛》第7期），认为唐代的所谓内朝制度实际就是指入閤之制，而紫宸殿作为朝会的场所，意义重大。王静、沈睿文《唐墓埋葬告身的等级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主要对唐代告身制度进行了研究。
　　　职官研究。张卫东《唐代刺史若干问题论稿》（大象出版社），以唐代的刺史为研究对象，对其选授、职权、地位以及刺史与区域社会变迁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探讨。王建峰《唐代刑部尚书的出身阶层与入仕途径》（《文史哲》第3期），认为唐代刑部尚书大多出自没落的魏晋大族，也多由科举入仕，而专门培养法学人才的律学馆无一人做到刑部尚书，是因为唐代社会风气重经学文章而轻视律学。王孙盈政、卢向前《论唐代后期御史台的政务官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御史台的政务官化倾向,使其在唐代后期的国家政务运行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对原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的地位和权力形成冲击。陈文龙《论中晚唐五代时期的“常参官—刺史”等级分界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8辑），认为唐后期存在以常参官和刺史为基准的等级分界线，常参官和刺史的诸多管理方式和特权待遇类似，显示了唐代官僚管理制度的重要变化。他的另一篇论文《唐后期散官的升迁：以文职为中心的讨论》（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等编《中国中古史研究》第三卷，中华书局），则以唐后期为切入点关注文职散官的迁转问题。冯培红《唐五代参谋考略》（《复旦学报》第6期），厘清了唐五代军队幕府中参谋一职的职掌与地位变迁。
　　　公文运作与地方行政。雷闻《牓文与唐代政令的传布》（《唐研究》第19卷），分析了牓文这一类型公文书的类型、层级、物质形态、主要内容及其发布空间，揭示了各种牓文在唐代日常政治生活中将各级政府的政令传递到基层地域社会个人的过程。王孙盈政《唐代“敕牒”考》（《中国史研究》第1期），认为由中书门下发敕牒的行用，改变了唐代王言的运行途径，反映出了从唐前期至北宋行政运行体制演进过程中的公文运行特色。杜文玉《唐代地方州县勾检制度研究》（《唐史论丛》第16辑），对唐代州县两级勾检制度的内容及变化情况作了一个比较详尽的考述。吕博《唐代露布的两期形态及其行政、礼仪运作——以<太白阴经·露布篇>为中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8辑》），从分析露布在唐前后期的不同形态及反映的不同行政运作过程入手，揭示了露布这一公文形式的礼仪展示过程及目的。杜文玉《唐五代州县内部监察机制研究》（《江西社会科学》第2期），对由录事参军、主簿、县尉等官员构成的州县地方监察体系做了考察。
　　　地方政治。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度《唐研究》第19卷的主题之一是“从地域史看唐帝国——边缘与核心”，因此该刊收录的多篇政治史方面的论文都是从地域的角度对唐帝国的各个方面作细致的观察。仇鹿鸣《权力与观众——德政碑所见唐代的中央与地方》（《唐研究》第19卷），以德政碑这一石刻形式所承载的文字在唐帝国政治体制维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出发，分析了作为一种政治景观，德政碑在调试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作用。张达志《磁州增置与“山东三州”之关联——以唐代宗朝为中心》（《唐研究》第19卷），以磁州增置这一事件为出发点，探讨了唐后期中央朝廷对安史乱后河北地区政治格局改造的过程，并认为其目的在于中央通过介入河北事物而达到维系朝廷对地方的约束。谭凯（Nicholas Tackett）《晚唐河北人对宋初文化的影响——以丧葬文化、语音以及新兴精英风貌为例》（《唐研究》第19卷），通过对北宋的丧葬文化、河北人在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地位、汴洛语音的影响等具体实例的分析，强调了晚唐河北地方特殊文化对北宋首都文化的可能影响。吴丽娱《从敦煌<新集杂别纸>看后唐明宗时代河北州镇的地缘关系与领地拓展——<新集杂别纸>研究之一》，通过分析敦煌文献中《新集杂别纸》书仪的制作者和致、受人来源地的甄别，说明了后唐明宗时期河北与新政权之间的错综关系，揭示了河朔三镇在晚唐五代时期从不顾朝命的强藩到朝廷顺地的变化。鲁西奇《新县的置立及其意义——以唐五代至宋初新置的县为中心》（《唐研究》第19卷），分析了从唐五代至宋初新设置的县的区域类型及其变化，揭示了新县置立的意义在于王朝疆域的“向外扩大”与“向内充实”，即国家对基层民众社会控制的加强。陈昊《石之低语——墓志所见晚唐洛阳豫西的饥馑、疾异与伤痛叙述》（《唐研究》第19卷），以几方墓志的记载为中心，追问了晚唐时期洛阳豫西的地方饥、疫被记载与被“遗忘”的问题，并讨论了这类伤痛与叙述者的重叠和区隔。罗凯《隋末唐初岭南政治势力探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勾勒出了隋末唐初乱局中岭南的众多地方势力与政治形势。杨宝玉、吴丽娱《归义军入奏活动中的贡品进奉与礼物馈赠》（《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3辑），考察了归义军政权对中原朝廷的贡品进奉及朝廷的礼物回馈的具体情形与过程。
　　　科举与选官。郭桂坤《唐代宗正进士考》（《北京大学学报》第4期），详细考证了唐代的部分宗室子弟通过宗正寺获得解状而参加礼部省试的情形，指出这类及第的宗正进士大多属于比较疏远的宗室子弟，因门荫不足以步入仕途而选择科举入仕。郭桂坤的另一篇文章《“无名子”与唐代科举》（《中华文史论丛》第3期），对中唐以降“无名子”一词含义的转化作了考证，并认定其与科举制度开始深刻影响时人生活状态乃至渗透于其话语形式密切相关。王承文《唐代“南选”制度及相关问题新探索》（《唐研究》第19卷），对唐代岭南等地区实行的“南选”制度的沿革、行用范围、南选使的来源等系列相关问题作了仔细的辨析，并认为唐后期地方藩镇权力的扩大导致了这一制度的终结。王丽《唐宋试判制度试探——兼论唐宋选官制度的变化》（《文史哲》第6期），分析了试判制度在唐宋时期从产生到消亡的变化过程，认为这一过程反映了唐宋变革期间选官制度的不断自我调整和完善。陈志坚《裴庭裕及第之年的再审视》（《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登科记考》中对裴庭裕及第之年的记载无误，今人补正时误将其修改。刘后滨《从宿卫学生到宾贡进士——入唐新罗留学生的习业状况》（《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指出长庆以后，唐廷允许异邦弟子应举使得大量新罗留学生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宾贡进士"的出身，这直接导致了他们的经史知识和文章写作水平比唐代前中期的新罗留学生有较大提高。孙正军《官还是民：唐代三卫补吏称“释褐”小考》（《复旦学报》第4期），认为墓志记载中的三卫补吏称“释褐”的原因在于三卫品官身份的不确定性。
　　　政治人物。丁俊《李林甫研究》（凤凰出版社），对有关李林甫的功过是非进行了系统的讨论，重新解读了玄宗朝的诸多历史。陆扬《论冯道的生涯——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唐研究》第19卷），通过对五代著名政治人物冯道生涯所做的分析，提出了唐后期的主流政治文化从核心区向各地区渗透，使得五代成为了中古精英文化与地域文化相结合的关键时期。杨宝玉《凉州失陷前后河西节度使杨志烈事迹考——以法藏敦煌文书P.2942为中心》（《敦煌学辑刊》第3期），考证了凉州失陷前后河西节度使杨志烈的事迹及相关西北史事。
　　　军事史。乔凤岐《隋唐地方行政与军防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对隋、唐两朝推行均田制和府兵制时期的地方管理与军事驻防制度进行了重点考察。李锦绣《方阵、精骑与陌刀——隋唐与突厥战术研究》（《晋阳学刊》第4期），从研究战术与改进武器方面探讨了隋唐与突厥之间的军事斗争，以及最后如何取得胜利。陈乐宝《试论弩在唐宋间的军事地位变迁》（《史学月刊》第9期），认为弩在唐代军队中的地位不高，而到了五代及两宋时期，却成为克制北方草原骑兵的主力武器，究其原因，则在于骑兵的不振与军事技术的进步。程喜霖《论唐代西州镇戍——以吐鲁番唐代镇戍文书为中心》（《西域研究》第2期），揭示了以西州治所高昌城为中心的西州军防体系。刘后滨、王湛《唐代于阗文书折冲府官印考释——兼论于阗设置折冲府的时间》（《西域研究》第3期），利用吐鲁番文书上的官印与史籍难以对应处，对唐代在于阗设置折冲府的时间进行了推测。张金龙《隋朝的领左右、备身府与骁果制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对隋代禁卫军机构中的领左右府与备身制度的渊源，隋末骁果的招募与政局之关系等问题作了考察。刘琴丽《再论唐代的威远营》（《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3辑），重新考察了威远营的设置时间、驻扎地点及其官僚设置。
　　　礼制研究。吴丽娱《敦煌书仪与礼法》（甘肃教育出版社），从各方面阐释了敦煌书仪和礼法的基本情况、发展脉络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吴羽《唐宋道教与世俗礼仪互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宋代国家的礼制与宫观、道教徒的身份定位与礼仪调适、道教与世俗礼制的隐性对话等三个大的方面，考察了唐宋之际道教与世俗礼仪间的互动关系。张树国《汉-唐国家祭祀形态与郊庙歌辞研究》（人民出版社）以《郊庙歌辞》以历代礼乐志中的正统雅乐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汉唐间国家祭祀形态与传统雅乐之间的关系。论文方面，吴丽娱《再论S.1725v卷祭文与敦煌官方祭祀》（《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3辑），就S.1725v的写作时间及相关的帝社礼祭祀问题、敦煌的官民祭祀做了探讨。吴丽娱另一篇文章《“中祥”考——兼论中古丧制的祥忌遇闰与斋祭合一》(《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3卷)分析了文献中“中祥”一词的具体含义，并借此探讨了中古儒家丧礼变除与斋祭并行的情况，指出佛教的传入影响了中古丧服制度的变化。王铭《辇舆威仪：唐宋葬礼车舆仪制的等级性与世俗化》（《民俗研究》第5期），认为唐宋时期卤簿制度与丧葬礼的紧密结合造成了葬礼仪制的全面车舆化，在其影响波及普通百姓后，形成了厚葬的习俗。王美华《承古、远古与变古适今：唐宋时期的家礼演变》（《辽宁大学学报》第4期），考察了唐宋时期家礼的变化，认为由唐至宋，家礼的发展过程在于其范围下延到了士庶之家。
　　　法制史。自2006年社科院历史所整理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中华书局）出版以来，唐宋法制史的研究越来越得到关注。本年度，法制史方面的专著有高明士《律令法与天下法》（上海古籍出版社），钱大群《唐律与唐代法制考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均对隋唐时期的律令制度及其相关问题有详细的研究。重要文章有黄正建《唐代法律用语中的“款”和“辩”——以〈天圣令〉与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文史》第1辑），认为《天圣令》与吐鲁番文书中的“辩”是一种文体，而“款”指口供、供述，是口供内容的专称，到唐后期逐渐向文体转变。《有关唐武德年间修定律令史事的若干问题——唐代律令编纂编年考证之一》（《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3辑），考察了武德年间修订律令的次数、时间、过程与人员构成。赵晶《唐代<道僧格>再探——兼论<天圣令·狱官令>“僧道科法”条》（《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第6期），梳理了学界关于唐代《道僧格》存在与否、制定时间、及其与《祠部格》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并推测《道僧格》与《祠部格》之间为因唐格篇目嬗变而导致的继承关系。楼劲《隋无<格>、<式>考——关于隋代立法和法律体系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第3 期），通过考证，认为隋代“格”与“式”的指称并非法律体系中的专有名词，当时尚未形成唐代那种《律》、《令》、《格》、《式》并行的法律体系。楼劲的另一篇文章《关于隋唐廉政体制的几个问题（中）》（《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3辑），则主要关注隋唐时期有关惩贪方面的律文及其法律原则。金荣洲《试论唐代对在文书工作中违法行为的处罚》（《唐史论丛》第16辑），从法制史、文书学的角度对唐代文书工作中违法行为的处罚作了探讨。陈玺《唐代长流刑之演进与适用》（《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第4期），考察了唐代的长流之刑。张雨《新出唐胡演墓志与唐初司法政务》（《中华文史论丛》第3期）对唐初司法官员胡演的墓志作了仔细梳理，对唐初十二军制以及司法政务运行所涉及的唐代囚帐管理、参与死刑覆议的两省官员范围进行了探讨。张春海《论隋唐时期的发罪人为兵之邢刑》（《史学月刊》第6期），认为兵源不足是隋唐时期发罪人为兵之刑存在的直接原因。
　　　其他方面，利用《天圣令》及复原唐令对隋唐史领域的各项具体问题所作的研究也有一些，如杨清越《唐<仓库令>与隋唐仓窖的粮食保存方法》（《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2期），根据由《天圣令》所复原的唐开元《仓库令》，并结合考古发掘所获仓窖资料的印证，探讨了隋唐时期仓窖的建造、管理及粮食保存方法等问题。臧莎莎《唐代官方赙赠的运行机制》（《华章》第9期）、冯卓慧、王霖冬《从唐开元〈医疾令〉看唐代的医疗法》（《西安财经学院学报》第1期），利用《天圣令》令文研究了赙赠与医疗制度。
　　　
经济与社会

　　　经济。陈明光《中国古代的纳税与应役》（商务印书馆），全面研究了古代税与役的关系，其中涉及唐代的篇幅最多。张剑光《唐代经济与社会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收录了作者在唐代经济、社会方面的系列论文。罗彤华《唐代官方放贷之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从唐前期的公廨钱及其演变、食利本钱在唐后期的推广运用等方面，研究了唐代官方放贷这一主题。乜小红《中国中古契券关系研究》（中华书局），以中国中古契券关系研究概观入手，对便物历、买卖等多语种与类型的契约文书及反映的经济问题进行了探讨。张安福《汉唐屯垦与吐鲁番绿洲社会变迁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研究了吐鲁番地区的屯田史。郑学檬、徐东升《唐宋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以专题研究的方式，考察了唐宋时期的水利与农业、航运业、冶金等相关问题，论述了唐宋时期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论文方面，吴树国《唐前期色役性质考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唐前期的色役具有杂色役、职役和部门役的性质。贾志刚《唐代长安木材供给模式刍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考察了唐代长安的木材供应模式及其管理机构的转变。
　　　社会。张勃《唐代节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节日的名目、特征、发展分期、新兴节日等各方面，对唐代的节日进行了系统考察与研究。胡同庆、王义芝《敦煌古代衣食住行》（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分衣饰、饮食、居住、出行共四部分，介绍了古代敦煌地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黄正建《唐代衣食住行（插图珍藏版）》（中华书局）为所著《唐代衣食住行研究》的再版。谷更有《唐宋时期的乡村控制与基层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分上、中、下三篇，分别研究了唐宋时期对于乡村的控制、民众的精神状态以及基层社会的构成等问题。论文方面，刘礼堂、宋时磊《唐代茶叶及茶文化域外传播考》（《武汉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详述了唐代茶叶的盛行以及茶文化对外传播的路线。余欣《中古时代的菜蔬与外来文明：诸军达的伊朗渊源》（《复旦学报》第4期），就敦煌文书中菜蔬类目下的“诸军达”一词的含义做了溯源与考证，认为该词源于新波斯语，指的是根用甜菜。夏炎《唐代的薪炭消费与日常生活》（《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薪炭是唐人日常生活中使用最为普遍的燃料。张新国《唐代前期寡妇户籍“合籍”现象探析——以敦煌吐鲁番籍帐文书为例》（《敦煌学辑刊》第3期），考察了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寡妇“合籍”现象，认为这与唐前期民户受田不足及寡妇不需输纳课役有关。
　　　医疗史。陈明《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检讨了外来文化与中医的碰撞与交融，以及对医疗文化传播的影响。于赓哲、张彦灵《唐代医学人物神化考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分析了唐代医学人物的神化现象，认为这是史家、病家、医家出于各自目的分层塑造的结果。陈昊《被遮蔽的“再造”——晚唐至北宋初医学群体的嬗变和医官身份的重构》（《中华文史论丛》第4期），关注了晚唐至宋初包括医官家族在内的医官群体的转变与重塑过程。张维慎《试论唐高宗的“风疾”及其治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对唐高宗患“风疾”的具体表现、治疗及其治疗效果作了考辨。周左锋《唐代药肆新探》（《唐史论丛》第16辑），考察了唐代长安及其他地区药肆的分布情况及其经营方式。勾利军、付爽《唐代周边区域来华医僧的籍生地和驻锡地分布》《唐史论丛》第16辑），通过统计和分析，认为唐代外来医僧主要分布在两京及广州地区，且唐前期的数量要远大于唐后期。
　　　妇女史。作为时下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本年度妇女史方面的专著有有葛承雍《女性与盛唐气象》（安徽人民出版社），系统介绍了隋唐盛世时期女性的身影。焦杰《中晚唐公主“难嫁”原因新探——从太和年间的公主入道现象说起》（厦门大学学报）第4期），从太和年间公主入道现象出发，考察了中晚唐时期公主未婚与晚婚的状态，并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公主婚姻政策的改变与宫廷政变的频发。李志生《唐代妇女的馈食之责——基于基层差异和社会性别视角的考察》（《唐研究》第19卷），关注唐代妇女的馈食之道，通过探讨唐代各阶层妇女对于日常餐食制作态度的不同，刻画了唐代妇女生活的社会真实。
　　家族。孙艳庆《中古琅琊颜氏家族学术文化研究》（齐鲁书社），从琅琊颜氏的家学为出发点，对颜氏一族的世系、政治社会地位变迁及家学特征进行了研究。范兆飞《中古郡望的成立与崩溃——以太原王氏的谱系塑造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第5期），以唐代太原王氏的谱系塑造为中心，考察了中古时期门第郡望从界限分明到普遍滥用的演变过程。马强、潘玉渠《隋唐时期敦煌令狐家族谱系考略》（《敦煌研究》第6期），考订了敦煌令狐氏家族的来历、世系和迁徙。高然《北朝隋唐鲜卑豆卢氏、源氏家族比较研究》（《西北民族论丛》第9辑），对源自鲜卑的两个胡姓家族豆卢氏与源氏在北朝隋唐时期的发展作了比较，并着重关注了其汉化历程。

宗教与信仰

　　　佛教。本年度关于佛教的专著有王志鹏《敦煌佛教歌辞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探讨了敦煌佛教歌辞的源流发展及其作为宗教文学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张总《中国三阶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研究唐以后失传的佛教重要流派三阶教的重要专著，论述了三阶教从创立、发展到最后被禁，继而完全湮灭的史实。白化文《敦煌学与佛教杂稿》（中华书局），收录了作者在敦煌学与佛学中的二十篇研究。王早娟《唐代长安佛教文学》（商务印书馆），以唐代长安佛教诗歌的发展为中心，探讨了唐代长安地理环境中佛教文学的发展风貌。沈卫荣主编《汉藏佛学研究：文本、人物、图像和历史》（中国藏学出版社），所收论文亦有数篇与隋唐时期佛学有关。石小英《八至十世纪敦煌尼僧研究》（人民出版社），从佛教在敦煌的传播和发展、敦煌尼僧及其教团组织的形成等八个方面揭示了八至十世纪敦煌尼僧的管理与生活状态。岳钰《唐代宗教造型艺术》（陕西人民出版社），对唐代佛教与道教造型艺术的源流和发展，以及各种宗教造型呈现的宗教特色进行了研究。论文方面，李文才《从饮酒看晚唐五代宋初敦煌佛教的世俗化——以S.6452-3、S.6452-5号文书为中心的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从敦煌文书中寺院酒库酒水支出账目出发，考察了晚唐至宋初敦煌地区僧侣普遍饮酒所反映的佛教世俗化倾向。贾发义《中古佛教寺院儒化伦理教育探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在中古时期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儒化伦理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赵青山《唐末宋初僧职判官考——以敦煌文献为中心》（《敦煌学辑刊》第1期），研究了敦煌僧官制度中的中判官一职。孙英刚《转轮王与皇帝：佛教对中古君主概念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第11期），认为佛教转轮王的观念对中古时代的君主概念和政治修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另一篇文章《从“众”到“寺”——隋唐长安佛教中心的成立》（《唐研究》第19卷），认为隋文帝时期短暂存在的佛教组织“五众”、“二十五众”是隋文帝迁都大兴城重新构造佛教社区努力的一部分，它是隋唐长安寺院体系成型前的一种过渡形式。杜斗城、吴通《敦煌遗书中隋独孤皇后施造“一切经”及有关问题》（《兰州大学学报》第5期），对隋代独孤皇后施造“一切经”的遗存情况、监造者、造写地点及组织机构、造经数量等问题做了探讨。介永强《隋唐高僧与中国书法》(《史学集刊》第5期)，指出隋唐佛教的兴盛及其引起的全社会对佛经的大量需求促使了隋唐时期僧人书法艺术的不断提高。
　　　道教。刘屹《敦煌道经与中古道教》（甘肃教育出版社），通过研究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各个时期的主要道书，详细分析和解读了这些道经的内容、体系、特点以及历史地位。雷闻《新见程紫霄墓志与唐末五代的道教》（《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3辑），考察了唐末五代的重要道士程紫霄的生平，并涉及到了唐末五代道教的发展状况。《唐洛阳大弘道观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编《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庆贺学术文集》），根据石刻资料探讨了大弘道观的建立及其结构和它在武周、玄宗时期所起的作用。焦杰《唐代道教女信徒的宗教活动及其生活——以墓志材料为中心》，利用墓志中的记载，考察了唐代道教女信徒的具体崇道活动及其世俗生活方式。吴羽《杜光庭<广成集>所载表、醮词写作年代丛考》，对中晚唐著名道士杜光庭撰《广成集》里的十篇表与醮词的写作年代作了逐一的考证。王永平《一篇道教史研究的珍贵文献——唐代<薛赜墓志铭>探析》（《文献》第2期），对薛赜这一唐代道教史上著名人物的名讳籍贯以及生平行事等做了详细的考证。陈明《方家、炼丹与西土药——中古道教医学与外来文化初探》（《史林》第2期），探讨了中古时期道教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域外文化因素的吸收。
　　　三夷教。相关著作有姚崇新、王媛媛、陈怀宇《敦煌三夷教与中古社会》（甘肃教育出版社），以敦煌出土文献中关于三夷教的相关文书为依托，论述了中古时期三夷教的发展和传播情况，探讨了三夷教与中古社会的联系。张小贵《祆教史考论与述评》（兰州大学出版社），分析了祆教东传与华化的过程等问题。论文方面，关于摩尼教的研究较多，马小鹤《“相、心、念、思、意”续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8辑），承续以往的研究，对唐代摩尼教汉文文献中“相、心、念、思、意”五种净体中的“相”的含义作了详细的讨论。段培华《摩尼教“四寂法身”研究》（《西域研究》第4期），研究了摩尼教文献中“四寂法身”这一重要术语的含义及其深层义理。王媛媛《唐代汉文摩尼教资料所见之“法王”》（ 陈春声主编《海路交通与世界文明》，商务印书馆），认为唐代摩尼教借用佛教术语“法王”一词反映了摩尼教在发展过程中对佛教因素的吸收。林悟殊《敦煌摩尼教文书日月神名考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3卷），讨论了敦煌摩尼教文书中日月神及其在回鹘文书中的含义，指出其在传播中有个变异的过程。杨富学《回鹘改宗摩尼教问题再探》（《文史》第1辑），利用汉文、回鹘文献的记载，重新探讨了回鹘改信摩尼教的过程与原因。他的另一篇文章《回鹘摩尼僧开教福建补说》（《西域研究》第4期），对唐代摩尼教传入福建地区的时间、路线等诸多史实做了考辨。关于景教的研究则有张小贵《从波斯经教到景教——唐代基督教华名辨析》（《海路交通与世界文明》，商务印书馆），具体考证了唐时基督教称谓由波斯经教向景教转变的过程及原因，认为这一过程反应了景教的主动华化。彭金章《敦煌新近发现的景教遗物——兼述藏经洞所出景教文献与画幡》（《敦煌研究》第3期），介绍了敦煌莫高窟北区新发现的景教遗物以及1900年藏经洞发现的景教文献与画幡，探讨了景教在敦煌地区的存在。
　　　其他方面。韩瑜《唐代小说与唐代民间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民间信仰要素与唐小说发展繁荣之间的彼此关联作了梳理。此外，孙英刚有数篇文章关注了中古时代的知识体系、背景和现实政治之间的纠葛。《“辛酉革命”说与龙朔改革：7-9世纪的纬学思想与东亚政治》（《史学月刊》第7期）、《无年号与改正朔：安史之乱中肃宗重朔正统的努力——兼论历法与中古政治之关系》（《人文杂志》第2期），以高宗、肃宗改元的具体历史事件出发，探讨了纬学思想、历法与中古政治之间的关联。他的另一篇文章《佛教对阴阳灾异学说的化解：以地震与武周革命为中心》（《史林》第6期），则认为武则天在改唐为周的政治过程中借用了佛教的知识体系，将中国传统学说中的地震现象解释为佛法神圣的征祥，从而为化解阴阳灾异带来的舆论压力提供了理论基础。又其《神文时代：中古知识、信仰与政治世界之关联性》（《学术月刊》第10期）一文，审视了中古时代政治合法性的建构过程中与知识、信仰世界所产生的关联性。

历史地理

　　　本年度，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相对较为沉寂，主要有张文华《汉唐时期淮河流域历史地理研究》（三联书店），对汉唐时期淮河流域的历史地理进行了综合研究，其中隋唐时期占了重要部分。陈雄《钱塘江历史水利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指出隋唐时期钱塘江流域的水利整体开发治理步伐有所加快。杨鸿勋《大明宫》（社会科学出版社），是对大明宫的整体研究，作者通过对照文献与遗址材料的研究成果，再现了唐代大明宫部分宫殿与宫苑的面貌。辛德勇《旧史舆地文录》（中华书局），所收论文有数篇涉及隋唐时期，研究包括隋唐时期的陕西航运、《两京新记》的文献学史意义、隋唐五代长安的城市变迁、隋唐长安的寺院分布以及唐代都邑的钟楼与鼓楼等各项问题。
　　　城市史方面的研究较为瞩目。王静《中古都城建城传说与政治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考察了中古时期历朝都城的建造过程与传说，认为这一过程除了结合王朝实际的政治需求之外，还要通过布局、象征来体现其神圣与正当性。论文有牛来颖《冲突与妥协：建筑环境中的唐宋城市——以<营缮令>第宅制度为中心》（《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3辑），以唐宋《营缮令》文字的删减为例，说明了唐宋城市在空间上的突破与变化。鲁西奇的长文《唐宋城市的“厢” 》（《文史》第3辑），梳理了文献中对于唐宋时期城市“厢”的记载，分析了厢从唐代到南宋性质的变化，认为其设立与存在反映了官府对于城市的有效控制。万晋《唐长安的“里”、“坊”与“里正”、“坊正”》（《东岳论丛》第1期），认为唐代长安“里”、“坊”并存,大致指代相同的地域空间，但与乡村中作为基层社会户口编制单位的“里”并不类同。王培新《渤海早期王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指出虽然学界有利用考古发现而将渤海国早期王城指向吉林和龙西古城一带的倾向，但期间的证据链仍有缺失，这一论断还需进一步的考古工作证实。
　　　其他方面，马强《新出土唐人墓志与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新拓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期），认为大量新出土的唐人墓志中包含有丰富的历史地理信息，对拓展唐代的历史地理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张熊《有关唐代两川第一次分治的两个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期），认为唐代两川第一次分治的时间在上元二年，而当时绵州亦曾作为东川治所。艾冲《唐蕃争夺的盐州治城新考》（《唐史论丛》第16辑），认为唐代盐州的治城位于今定边县红柳沟镇的沙场古城遗址。陈隆文《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水溃遗迹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考察了通济渠水溃遗迹的具体位置。

七、民族史、对外关系史
　　　
　　　民族史：本年度民族史方面的研究不算太多，专著方面有王义康《唐代边疆民族与对外交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广泛探讨了突厥、沙陀、粟特等民族在隋唐时期的兴盛、发展与没落过程，以及中央政府对羁縻州府与东北边疆地区的管理，还涉及了中国与日本、古罗马、波斯等国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梁晓强《南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利用民族学、宗教学、考古学及传世文物等方面资料，以全新的思维角度诠释和重构了南诏国的历史。
　　　论文方面，李宗俊《论唐蕃长庆会盟的几个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陈思雅《唐蕃之间：试论唐代河陇地区吐谷浑的“吐蕃化”进程》（《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第5期）、逯克胜《论唐蕃和战中马球运动的传播和发展——从青海地区所具备的的重要位置和必要条件来看》几篇文章都是以唐蕃关系为中心。其他则有李鸿宾《墓志里吐谷浑王族任职押蕃使问题再探》（《西夏研究》第4期），利用墓志材料的记载，对投附唐朝的吐谷浑王族成员充任押蕃使诸职问题作了探讨。任宝磊《薛仁贵“三箭定天山”事迹考——兼论7世纪中叶唐与铁勒之关系》（《西北民族论丛》第9辑），认为九姓铁勒反唐叛乱的原因在于唐朝大肆征调其民众参与对外征伐。程妮娜《唐朝渤海国朝贡制度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期），考察了渤海国对唐朝贡制度的运作与发展变化，认为这一进程促进了该地区的文化转变。刘永连《朝鲜半岛康安诸姓群体初探》（《文史》第2辑），考察了康安等姓在朝鲜半岛的分布与文化特征，认为其主体部分是自营州迁徙而来的九姓胡人。白玉东《<苏吉碑>纪年及其记录的“十姓回鹘”》（《西域研究》第3期），对突厥鲁尼文《苏吉碑》做了释读，并考证该碑主人应为具有黠戛斯背景的漠北回鹘汗国人。
　　　对外关系史：朱建君、修斌、 曲金良编《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卷》（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以海洋文化为基点，探讨了魏晋至隋唐时期中国人对于海洋的认知、对海疆的治理以及通过海洋而展开的对外贸易与交流。王勇主编《东亚坐标中的遣隋唐使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由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执笔，探讨了新罗、日本等国遣隋唐使的背景与意义。论文方面，刘永连《唐代中西交通海路超越陆路问题新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从武则天时期开始，海陆便已超越陆路，成为了唐代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式。张晓东《唐代后期的海上力量和东亚地缘博弈》（《史林》第2期），对唐末新罗张保皋的海洋活动进行了分析，认为其具有海权的性质，而其形成则与唐后期放弃对海洋权力追求的国策和地缘政策相关。王永平《王玄策使印与天竺幻术在唐朝的传播》（《河北学刊》第6期），认为王玄策出使印度促进了天竺幻术在唐朝的传播。

考古及其他

　　　考古报告：本年度有关隋唐墓葬的考古发掘也取得了较多成就，如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文物出版社），张翔宇等《西安西郊唐突骑施奉德可汗王子墓发掘简报》（《文物》第8期）、刘呆运等《陕西咸阳隋鹿善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4期）、黄吉军等《唐代洛州刺史贾敦颐墓的发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8期），这些报告的陆续公布都为隋唐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本年度几位著名历史人物的墓地也确定了所在，如位于北京房山区长沟镇的唐卢龙节度使刘济及夫人张氏墓、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北杜镇的上官婉儿墓、位于扬州西湖镇司徒村的隋炀帝与萧皇后墓，这些墓葬的发掘皆吸引了大批媒体的报道，而以上人物的墓志也都相随出土，相信这些重要考古发掘的细节与墓志内容逐渐公布之后，将会引导未来几年有关以上人物及与相关历史事件或制度研究的新热潮。
　　　艺术史：本年度艺术史方面的著作大多与佛教艺术有关，杨效俊《武周时期的佛教造型：以长安光宅寺七宝台的浮雕石佛群像为中心》（文物出版社），首先对武周时期的佛教造型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武周佛教造型的代表作品——长安光宅寺七宝台的浮雕石佛群像进行了个案分析。有关龟兹的研究，本年度有两部重要的著作。毛小曼《龟兹佛教艺术史》（上海文化出版社），以龟兹石窟为基础，描述了龟兹佛教艺术从开端、发展到兴盛和衰落的全过程。魏正中《区段与组合--龟兹石窟寺院遗址的考古学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则是从考古学上对龟兹地区石窟寺院遗址所做的整体观察。沙武田《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中唐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石窟作了全面研究。司开国《唐宋时期南方民间佛教造像艺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唐宋时期南方地区流行的观音、地藏、毗沙门天王、罗汉造像为研究对象，从唐宋时期的社会背景中分析了民间佛教信仰的特点。其他著作还有岳钰《唐代宗教造型艺术》（陕西人民出版社），樊英峰、王双怀《线条艺术的遗产——唐乾陵陪葬墓石椁线刻画》（文物出版社），蒋文光《中国美术设计分类全集·书法卷隋代碑志系列》（辽宁美术出版社）。
　　　
　　　从以上的叙述来看，在2013年，政治史、制度史依然是学人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很多论者都试着将研究的视角投向唐帝国的各个区域，并期望从中得到某些共同的启示。除此之外，对碑志材料的运用延续了近年的热度，已经成为推动隋唐史研究的主要因素。法制、礼制，以及宗教继续得到关注，特别是对佛、道两教的研究较多。相比之下，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比前几年有大幅下降；军事史、民族史方面的研究也较为缺憾。但总体而言，2013年仍然是隋唐五代史研究较为丰收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