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魏晋南北朝史学科前沿简介

杨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100732）

　　本文将扼要介绍2013年度魏晋南北朝史的学术成果及学术发展动向，因本文目的并不是去做一份对学界当年研究成果搜罗殆尽的资料性介绍工作，而是在搜集本年度较重要的、代表学术发展动向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整理出魏晋南北朝史（含走马楼吴简及中古其他类型的文字、非文字资料）学科的年度成果和发展走向，因此在学术成果搜罗方面，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此点请谅！
　　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实际上有好几个领域，有些领域是近年出现的。在此分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走马楼吴简研究”“魏晋南北朝石刻文献及造像研究”三部分加以阐述。
一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首先是魏晋南北朝史传统领域的研究。总地说来，中古史领域的史料总量较为有限，加上前辈学者大师云集，学术研究早就形成了成体系的框架和细致深入几近极限的各类研究成果，这一点中日学界面临的情况都一样。于是，如何在几乎题无剩义的局面下开拓新领域，就成为目前魏晋南北朝史首要面临的问题。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传统领域是典章制度、世家大族、朝代更替、北族的汉化这些课题。本年度出版的学术专著首先应提一下经典学术著作的再版。这方面的书著有吕思勉《中国断代史•两晋南北朝卷》（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3-2），此书还有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今年6月的图文版《两晋南北朝史》。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讲义》则由中华书局于2012年11月再版，还有何兹全先生遗著《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向中世社会的过渡》（商务印书馆 2013年），这几部作品均是一个时代的巅峰之作，它们开创的研究领域、奠定的基本研究范式至今为学人所传承。今年有几部新出版的专著就是沿此轨迹推陈出新的佳作，具体有：张兴成《两晋宗室制度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06）采用定量分析和定型分析结合的办法，对两晋的封爵、王国职官、宗室入仕、宗室任官、宗王出镇等制度作了非常具体的考察，认为西晋宗室制度具有典型性，书中对两晋宗室管理制度与仕宦制度的讨论可以为多向度理解晋代政治体制特质和政治格局变动提供借鉴和参照。又鲁力《魏晋南朝宗王问题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07），该书选题和研究对象跟上一部有部分重复（这也反映了目前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选题方面存在的困难），深入研究了曹魏的爵制、曹魏的立嗣、西晋的封建主张等问题。日本学者藤井律之的《魏晋南朝の遷官制度》（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2013-4-9）也是属于日本魏晋南北朝史传统领域的继续研究。此外侯迎华《汉魏六朝公文批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用了“公文”“公文批评”的概念，对汉魏六朝官府文牍资料作了研究，但对名状、策、制、诏、戒、章、奏、表、议、笺等不同性质的公文未及展开进行具体的研究。
　　除了典章制度之外，政治史研究也一向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点所在。朱子彦《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东方出版中心2013-05）是一部由几个不同专题的论文连缀而成的专著，涉及礼仪研究、三国地理枢纽与军事集团、诸葛亮研究等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九锡”的研究，它属于晋南北朝史研究新出现的“礼”的研究领域，本书在此方面颇多创新。又苏小华《北镇势力与北朝政治文化》（中国社科出版社2012年10月）深入考察了北魏六镇的各种特点，如北镇武人与中原谋士、尔朱荣集团等，由此深入剖析孝庄政权的各种势力倾向和发展走向，对北齐、北周政权的萌檗提供了新的思路，进而可更深入理解“关中本位和关陇集团”这一传统问题，是近几年北朝政治史研究有纵深推进的优秀作品。
　　除了典章制度和政治史之外，中古世家大族历来也是研究重点。孙艳庆《中古琅邪颜氏家族学术文化研究》（齐鲁书社 2013年）是一部研究颜氏儒家礼法的专著，考察琅邪颜氏的世系、家族政治及社会地位变迁、儒家礼法家风、家族所传的经史之学、小等内容，吴怀东等《曹氏家族与汉晋社会文化变迁》（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3）研究领域跟上一部有类似的地方，只是所研究家族是曹氏。此二书以家族学风或文化变迁为研究对象，研究时涉及问题非常之多，如礼制、经学等重大问题，因此在如何让“礼法家风”等概念继续明晰，在探析中古经学、礼制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是日后学者们在此领域可以继续做的工作。
除了上面列举的几部新专著之外，还有几部书著是中古文献辑校和学术内容研究（石刻文献和考古资料下文另述），如：韩理洲等辑校编年《全三国两晋南朝文补遗 》（三秦出版社 2013）收录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各种遗文，有十九世纪末期至2005年全国各地出土的碑刻墓志、造像记等，既有皇帝的韶敕册封、王公将相的教令奏议、文人名士的赋颂谕记和碑刻墓志，又有佛教道教信徒的寺观题记、造像纪、写经题记，还有墓葬出土的镇墓文、买地券以及下唇吏民的契约文害等,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又梅新林、俞樟华主编、林家骊撰《中国学术编年·南北朝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是学界首次以编年形式对中国通代学术发展史进行清理，也是一部兼具研究与检索双重功能的大型工具书。本书是南北朝断代部分，按编年记录学术事件，并注意到了这一时期多元民族文化的影响。此外还有朱季海著《南齐书校议·庄子故言》(中华书局2013)，是先生在文献训诂校释方面的作品，使用《南齐书》时可备此查阅。而余鹏飞《习凿齿与《汉晋春秋》研究》 (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是以《汉晋春秋》内容和习凿齿生平为切入点的史学史研究专著，对研究魏晋时期史学的变化多有裨益。
　　此外今年还出版了一些前辈学者及中坚学者的论文集，如：《朱大渭学术经典文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3），涉及中古社会史研究、民族问题、长城建置等问题；陈苏镇《两汉魏晋南北朝史探幽》（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是作者对两汉魏晋典章制度多篇考述论文的集结，大部分均发表过；张大可《三国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3-05）考察三国鼎立、赤壁之战等历史事件、评价了曹操、刘备、孙权等历史人物；张学锋《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三联书店 2013），分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两部分，涉及西晋诸侯分封、九品相通、占田制等传统的重要问题；胡阿祥《中国名号与中古地理探索》（三联书店2013年），考察了中古各国的名号渊源、地理考证，属于比较专精的研究；严耀中《晋唐文史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是作者多年研究中古史的论文集，涉及典章制度、墓志、祭祀、佛教史等多个专门内容，许多都非常有价值，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演变中的“成本”因素》《唐代墓志中“六条”源流辨析》，有些视角新颖，如《试说《搜神记》中的佛教消息》《关于北朝的尧帝崇拜试释《全唐诗》中的“天台”》等。
　　以上是专著和个人论文集的情况。论文的分布状况有类似之处。2013年第2期的《文史》有比较集中的中古史研究论文，计有胡宝国《从会稽到建康——江左士人与皇权》、罗新《民族起源的想像与再想像——以嘎仙洞的两次发现为中心》、程章璨《象阙与萧梁政权始建期的正统焦虑》、刘浦江《南北朝的历史遗产与隋唐时代的正统论》、魏斌《国山禅礼前夜》等。此外，《历史研究》《文史哲》等高端学术刊物及多所大学学报也发表了多篇魏晋南北朝研究论文，如楼劲《隋无格式考》（《历史研究》3期）、《北魏天兴“律令”的性质与形态》（《文史哲》2）期、《魏晋子学流播及相关问题》（《历史所所刊》第八集）；孙正军《官还是民:唐代三卫补吏称“释褐”小考》（《复旦学报》4期）、罗新《内亚视角的北朝史》（彭卫主编《历史研究评论》2013年第一辑）阐述了“内亚视角”这一概念，它对于习惯以华夏为中心视角来考察魏晋南北朝问题的大陆学者而言是很新颖的，当然，这样的研究对英文及中古语言、石刻文献掌握程度的要求也比较高。又张鹤泉 《北魏前期诸王虚封地封授考》（《社会科学战线》1期）、仇鹿鸣《高允与崔浩之死臆测——兼及对北魏前期政治史研究方法的一些反思》（《社会科学战线》3期）、范兆飞《中古郡望的成立与崩溃——以太原王氏的谱系塑造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5期）、朱子彦《从五斗米道、少年、游侠看三张的政治分野》（《社会科学辑刊》2期）等。等等。从这些高端学术刊物论文选题看，典章制度和世家大族研究仍然占很大比重。
　　有的学者今年论文产出丰富，如张鹤泉先生有《西晋丧葬赏赐考略》（《吉林大学学报》3期）、《北魏赠爵制度考》（《史学集刊》1期）、《西晋将军兼任都督诸军事问题的考察》（《河北学刊》2期）等；张兴成亦有《晋室封爵历史渊源略探》（《扬州大学学报》3期）、《略论两晋宗室制度的时代特点、形成原因及历史影响》《学术交流》8期、《两晋宗室管理制度的历史渊源试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4期、跟 庞骏合著《两晋宗室始封爵考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1期；王永平先生亦有多篇：《北魏孝文帝太子拓跋恂之死及其原因考析》（《史学集刊》1期）、《北魏孝文帝之南征战略及其相关争议考论》（《学术研究》3期）、《面对全球史的中国史研究》（《历史研究》1期）、《刘宋时期佛教僧尼与社会政治之关系考述》（《扬州大学学报》3期）等，反映了中青年学者潜心科研、厚积薄发的可贵精神。
　　《许昌学院学报》和《晓庄学院学报》一直以来是发表魏晋南北朝史论文的重要阵地，所发论文有文献训诂，如梁健《 如淳《汉书》注引律注史辑考》（《许昌学院学报》4期）、蔡杰 《对司马懿《阿史病转差帖》的诠释及考证》（《许昌学院学报》3期）；有政治制度研究，如史卫《北魏前期内外朝概念之再检讨》（《许昌学院学报》1期）、刘军 《论北魏前期宗室在禁军中的地位及作用》（《许昌学院学报》1期）、刘军《北魏“天赐十王”考辨》《晓庄学院学报》2期）；有世家大族研究，如薛海波《论西魏北周关陇集团的婚姻圈——以武川镇勋贵的联姻为中心》（《许昌学院学报》3期）；还有历史地理和社会史研究成果，如狄三峰《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大陆魏晋南北朝历史地理研究述评》（《晓庄学院学报》1期）、胡秋银《 汉魏时期谯郡曹氏家族家风》（《许昌学院学报》1期）、王仁磊 《百年来魏晋南北朝家庭史研究述评》（《许昌学院学报》3期）等这些论文在选题上丰富了以传统典章制度、世家大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内容。
　　另外还有很多论文零散发表在各种期刊上，有：周能俊、胡阿祥《两晋南朝广陵高氏之兴衰》（《扬州大学学报》2期）、孙立群; 曾磊《北齐的恩倖势力与军权》（《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期）、刘军《论北魏对出镇宗室的监控措施》（《山西师大学报》1期）、梁满仓 《从魏晋南北朝复仇现象看“礼”对“法”的影响》（《求是学刊》5期）、王永平《高平檀氏家族与晋宋军政局势》（《阅江学刊》1期）。李万生《记两晋南北朝之华山郡》(上)、(下) 分别发表于《阅江学刊》第1、3期；周能俊; 胡阿祥《两晋南朝广陵高氏之兴衰》《扬州大学学报》2期，这些论文选题各异，大多仍集中在典章制度、世家大族等领域。因为数量不少，在此不尽胪列。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高水准的论文依托着传统的及新出现的讨论平台集中涌现，传统的学术平台为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今年出版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年），此为学会第十届年会成果粹编，全书围绕“三国、两晋历史与考古热点”、“北朝的民族关系与社会发展”、“南朝政治文化与地域社会”三个主题，对该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中年学者和新生代学者的作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新出现的学术平台更引人瞩目，一为新生代学者组织的北大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它有基本稳定的青年学术人群和较固定的机制，研究话题也反映了目前魏晋南北朝史学界的最新动向。联谊会年会今年在日本举行，去年的联谊会论文集《中国中古史研究》第三卷则今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录多篇大陆、台湾、日本新生代学者的最新论文，价值很高且展现了学科发展的最新动向，如孙正军《东晋南朝的东西省》对东晋南朝的东、西省作了非常详尽的考察，进而从东、西省在宫城中的位置联系到官吏起家、官阶迁调和皇权伸张之间的关系，认为东西省在南朝皇权复兴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典章制度研究方面进一步细腻化的成果，并展现出在“品位”“职位”这些新概念之下，政治史研究出现突破瓶颈的新进展的可能性。又如聂溦萌《从“匈奴五部之众”到“五部领屠各”——对汉赵族群演变的考察》从前秦建元三年（367）邓太尉祠碑碑文的“城洛川定阳五部领屠各”一句出发，考察了刘渊以五部匈奴之众起兵与并州到刘曜迁都长安改“汉”为“赵”的历史，这样的视角可以认为是罗新先生从北亚视角研究北朝史的延续。除此之外，联谊会的今年的会刊还有魏晋南北朝史学科发展及前沿展望的综述，均为新生代青年学者执笔，眼光独到，预示着将来学术发展的很多动向。另一个以新生代学者为主的学术交流平台是“中国中古史前沿论坛”今年8月23—24日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西安碑林博物馆联合举办，在陕西师大召开第一届会议，与会学者思维活跃，议题新颖，代表着将来中古史学科的发展走向。这些讨论平台及相关论文的出现表现了中青年新生代学者们开拓学术新领域的努力，是将来中古史研究的希望所在。
　　此外，青年学者们还具有国际视野，除了北大中古史青年论坛每期均有日、台青年学者参加外，山西大学范兆飞先生2012——2013年度赴美、历史所戴卫红于同年度赴韩，均带回了最前沿的研究思路和学术动态。范兆飞《史料批评、文本解读与中古士族政治史研究——以〈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庭网络为中心〉》(中国史研究)《4期》一方面对仇鹿鸣先生的专著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论，另一方面则将赴美的视野收获带入中古史研究；仇鹿鸣《士族研究中的问题与主义——以<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4期)亦对此种新颖视野给予充分肯定；而戴卫红先生赴韩，在在首尔大学东洋史学系做的多次讲座则为韩国学界带去了中国青年学者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和吴简的最新情况。这些都为国际学术交流作出了贡献。
　　上文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今年概况。总地说来，魏晋南北朝史的高端研究队伍，因为史料更新、观念更新等原因出现整体的知识更新，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面貌。新生代学者在继承传统方法、释读新资料、试图创建新领域（新政治史、礼仪、民族史）等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们的勤于思考也反映了突破前辈大师高水平研究所形成的瓶颈的可能性。不过目前也要注意一些有可能存在不足。比如，日台新生代学者的研究尚有一定局限性，一是理论方面突破他们前辈学者的高水平研究所形成的瓶颈尚有待时日；另一是某些概念如“政治空间”等需要进一步明确，又如目前正展开的魏晋南北朝礼仪研究，离独立于政治史形成单独领域还有差距，三《礼》经典的释读理解作为“礼”研究基础，在中古史学者这里尚有待加强，这些都是以后可形成学术增长点的地方。
二 走马楼吴简研究
　　走马楼吴简自发现以来就迅速受到学者的追捧，直至如今，已成为富有活力、成果辈出的研究领域，并涌现出了一批成就斐然的专家，其中有前辈学者，也有中青年专家。本年度该领域的专著有：蒋福亚《走马楼吴简经济文书研究》（北图出版社2013年）。本书分三章，第一章是《嘉禾吏民田家莂》研究，研究了《吏民田家莂》的渊源、概貌、其中的出租土地及租佃者、二年常限田等具体问题，还考察了“诸吏”“士”“复民”等种地者的身份，并考察了“斛加五升”及嘉禾五年的钱、布折米问题，进而涉及到诸吏向政府佃客转化这样的大问题。第二章考察了是吴简所见的吴国前期屯田，非常详尽，有州、郡县的屯田和盐池司马与屯田，并考察了屯田劳动者的称谓。第三章考察了《竹简》所见临湘的商业，分传统市场、盐铁官营和酒类专卖、货币等内容。全书内容非常丰富，考证扎实，是先生多年研究经济史，又利用上了新资料的力作。此外，青年学者沈刚的《长沙走马楼三国竹简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从经济和社会史的角度，对已经发表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的竹简部分内容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梳理户籍、师佐籍、吏民叛走籍等各类名籍以及乡吏等问题，揭示了这一时期临湘地区人口控制、手工业管理，以及基层胥吏活动等基层行政制度；二是分析了政府对钱、布、皮等财物的征收时间，复原账目形式，并进而讨论了财税征缴体系、流程和赋税性质等问题；三是通过对吴简中出现的公乘、土五、私家奴婢、邮卒、客等几种社会身份的定位，指出其相对于秦汉时期的变化。通过上述工作，《长沙走马楼三国竹简研究》比较全面地展示出孙吴前期长沙地区基层管理模式和社会阶层的变迁，为深入了解中国中古早期社会提供了帮助。此二书的研究有部分重叠之处，如“地僦钱”、诸吏身份、客的身份等等，这是因为吴简记载内容而决定的。沈刚先生的书更注重简册文书的复原。两本专著的出版可以看出走马楼吴简的发现对于三国经济史研究的巨大推动作用。另，凌文超先生《走马楼吴简发掘库布账簿体系整理与研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11辑）、《汉、吴简官牛簿整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简帛研究2011》）、《走马楼吴简“小”、“大”、“老”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1期）是吴简领域的继续研究、均为考证细致的作品。
　　此外其他相关论文有：陈荣杰《走马楼吴简“租田”及相关问题》（《中国农史》2期）、张固也《走马楼吴简“枯兼波簿”新探》（《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1期）、李恒全《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的口算与徭役》（《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期）、蒋福亚《再论走马楼吴简中的诸吏》（《史学月刊》1期）、还有部分论文发表在上述《简帛研究》、《简帛》、《出土文献研究》等专发简牍论文的阵地上，在此不一一枚举。王琦《十五年来长沙走马楼吴简研究进程综述》（《群文天地》4期》）对十五年来的走马楼吴简研究情况作了综括，可以参看。总地说来，全面而成体系的专著的出现，说明这一学科已经初步发展成熟，且目前发展势头仍然强劲。
三 魏晋南北朝石刻文献及造像资料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石刻文献及造像资料，是近年来突破传统文献较少这一限制而开始较多被学者注意到的资料。其中有些领域如石刻文献研究，因有先前的学术范式存在，学者注意得较多；另有的领域如造像资料，因为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完善而逐渐形成范式的，目前仍然处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下面先介绍石刻文献的研究情况。
一 石刻文献及研究
　　今年没有石刻文献新资料的集结出版，较新的是2012年的，这方面有：
　　1赵君平 , 赵文成 《秦晋豫新出墓志蒐佚》(套装共4册) [精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12年1月)本书将陕西、山西、河南新出土的墓志七百余方汇为一编，文后附相关墓志索引，以便读者检索。书分四册，前一百方左右是东汉到隋的砖志或墓志，东汉2，晋8，其余为南北朝、隋的，可以为文史研究者提供很多新史料，从而解决诸多未决之题。
　　2刘连通《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中华书局2012年3月），该书收录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宋新出土墓志400余方，所收墓志均为近年出土，首次正式发表，具有非常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其中汉代墓志7方，魏晋南北朝墓志37方，隋代墓志20方，唐代墓志315方，宋代墓志7方，另有2方年代不确。本书采用大8开开本，影印墓志拓片，并做简要定名、考释，对学术研究会有较好的推动作用。
3上海博物馆编《学人文集·上海博物馆六十周年论文精选》（全五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12，其中有《上海地区出土墓志概述》介绍上海地区石刻文献。
除了新资料外，石刻文献研究集中的论文集有：李鸿宾主编《中古墓志胡汉问题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共收录9篇论文，分魏晋南北朝篇和隋唐篇，魏晋有5篇，涉及斛律氏家族研究、吐鲁番文书中的高昌国楷书、《封和突墓志》、《李宪墓志》反映的赵郡李氏等内容，均很专精。其他散见论文则因新墓志资料的刺激而有一些考释：李永《河南洛阳新出豆卢轨墓志研究》（《郑州大学学报》5期）、倪润安《河北曲阳北魏崔楷墓的年代及相关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期）、周伟洲《北周莫仁相、莫仁诞父子墓志释解》（《考古与文物》1期）、耿志强; 陈晓桦《北周宇文猛墓志考释》（《西夏研究》2期）、马启亮《广东出土两晋南朝墓砖铭文考察》（《肇庆学院学报》1期）；王连龙《新见北魏《杨恩墓志》与华阴杨氏谱系补正》（《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10期）；孟国栋《墓志的起源与墓志文体的成立》（《浙江大学学报》5期）；李薛妃《〈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释文补缺》（《宜宾学院学报》2期）等，因篇幅所限，在此不能尽列。
石刻文献对中古史研究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它一方面可弥补中古史文献记载总量较少这一不足，另一方面，石刻文献的内容及其特殊的存在方式对于研究世家大族、佛教道教的流布和传承等专门领域有提供第一手原始资料的意义。目前它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古史研究，使之在局部焕发出崭新活力，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探迹》（《中国史研究》4期）理清了墓志与中古谱牒的内在关系，是这方面考察从微观的具体训诂走向系统化的史学研究的开创性作品，日后此种考察当会更深入。
二 考古及造像资料研究
考古及造像资料先前一直是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注意比较少的，这跟长期以来前辈大师们在积累范式的过程中，当时这方面资料有限有关。随着新时期中古史研究这方面资料积累的增多，以及研究方法的变化和学科的交叉，这方面资料在拓展新领域，为传统研究方法注入新活力方面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重要性。无论是墓葬、城址等传统的考古发掘资料还是因历代学者的辛勤奉献而累积的石窟寺造像资料，都为中古史研究提供了真实而珍贵的素材以及新鲜而富有启迪的视角，这方面尚有大量工作可做。下面简要介绍。
　　首先是传统的魏晋南北朝考古。这封面大约有以下几部专著：韦正《魏晋南北朝考古》（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本书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系统的魏晋南北朝考古论著，按照城址、墓葬、手工业、宗教、中外文化交流五个方面，对魏晋南北朝考古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分析，探讨了各类考古学遗存的发展演化规律，，描绘了汉晋传统文明、胡族文明、外来文明碰撞融合的状况，以考古学方式展示了秦汉文明经由魏晋南北朝演变为大唐文明的具体过程。又贺云翱《六朝文化:考古与发现》（三联书店 2013-04），是《六朝文化》丛书中的一册，分瓦当研究、六朝城市考古等专题，本书中瓦当研究是重点，比较专门，对中古学者而言，城市考古内容较有价值。而桑永夫《汉魏洛阳故城编年史》（ 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6）则具体梳理了周、秦、两汉、曹魏、西晋、北魏等朝代洛阳故城的面貌，作者把很多有价值的资料集中在一起。方便使用。此外，曹操墓是前几年的考古热点和新闻热点，现在新闻时效性退去，相关论文一下少了许多。今年仅见一篇：赵宠亮《曹操高陵石牌文字“胡粉”考》(中原文物2期)。
下面介绍造像资料研究。这部分资料及研究状况对中古史学者而言，就提供资料，丰富学者的方法论有重要意义，造像资料研究历来较多集中在佛教考古和美术史领域，目前这一格局尚在延续。首先是中古造像研究的专著。今年主要有：王敏庆《北周佛教美术研究--以长安造像为中心》（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本书以北周长安造像为中心，兼涉对长安周边及敦煌石窟艺术的探讨，分析了北周的长安造像、须弥山北周石窟等内容，兼及北周政治对造像的影响，有助于对北周佛教美术的整体研究。此外作者还分析了北朝晚期佛教艺术传播方向的改变，体现了中国佛教逐渐走向成熟，并向周边辐射的趋势。对中古史研究者而言，本书重要的是造像提供的图像资料及背后蕴含的政治学、社会学信息。又，李森《青州龙兴寺历史与窑藏佛教造像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对山东青州龙兴寺与窑藏佛教造像作了集中研究，联系青州的历史地位和海上交通史迹，对龙兴寺的北魏、东魏、北齐造像作了深入研究，涉及佛像、飞天的坐式；宝塔、倒龙的位置等较专门的资料，认为窖藏造像性质是安葬佛像，并不完全是龙兴寺的，上面的贴金彩绘并非均系北朝所饰，北齐笈多式佛像艺术应从海路由域外直传青州，并对窖藏造像残破原因作了考察。是一部在佛教考古方面集中而深入地研究新资料的专著。此外还有封野《漢魏晉南北朝佛寺輯考》上、下册，（凤凰出版社2013年2月），本书属于佛教历史地理的作品，搜集了许多零散的佛寺资料，并按现在的政区地理介绍位置所在及每一佛寺的来龙去脉，可作为工具书使用；另，张雪松《唐前中国佛教史论稿著》（中国财富出版社 2013），本书并不是造像研究，而是佛教史研究的专著。作者介绍了唐前中国佛教研究的各种视角和49年以来大陆地区汉魏到唐以前佛教史的各种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展开自己的研究。本书是以佛教哲学史的演进为基本视角的，其中的汉译佛经的译本、讲经方式、佛教制度与政策、佛教书信、僧官制度等内容，是历史学者可以关注的内容。本书内容精深，是中古佛教史领域近年的力作。
　　造像研究领域的研究论文亦不少，在此仅能提及部分。有一批搞美术史的学者投身于此领域，他们的研究有些是纯美术领域的， 如张君《江南地区魏晋南北朝石窟造像研究与3D复原》（《艺术研究》2期）、余明泾《敦煌莫高窟北朝时期的佛陀造像袈裟穿着方式的分析》（《东华大学学报》1期）、徐玉琼《麦积山石窟北朝壁画佛教造像特征及其来源探析》（《赤峰学院学报》3期）、林国胜;、周斌《试论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文物世界》5期）等。也有的研究提供了造像资料的宗教流派、社会属性等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至关重要的信息，如李凇《论孔望山汉代摩崖造像不是道教》（《美苑》2期）、王庆卫《试论西安碑林藏北魏交脚弥勒造像的艺术来源及其内涵》（《文博》3期）、冉万里《略论西安碑林博物馆藏景明二年造像碑上的神王像》（《文博》1期）、肖贵田《山东博物馆藏北朝造像题记》（《艺术设计研究》3期）、林玲爱《二至六世纪佛教艺术中的鸟翼冠与冠带主题——以西亚、犍陀罗、西域间的交流为中心（《许昌学院学报》 4期）等，于春《论佛教考古研究中的“模式”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期）等等。这些经由美术史、考古学者揭示而出的信息，对中古的历史研究而言具有补充新资料、提供新方法的意义，也将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突破“瓶颈”的可能途径之一。
　　此外还有些论文是研究造像资料的历史发展轨迹的，如李森《北朝崔氏家族青州龙兴寺造像活动发覆》（《敦煌研究》2期）、严耀中《早期佛教与婆罗门教的差异和融合及相关影响》（《宗教学研究》2期）、李森《青州龙兴寺造像北齐大盛原因考》（《敦煌学辑刊》2）等等，从论文分布看，造像资料的研究目前仍然处在迅速发展中，历史学、美术学、考古学等多种学术背景的学者们加入其中，严谨而活跃地进行研究，正在稳步建立起科学的范式。
四 总结和展望
　　以上是本年度魏晋南北朝史学科发展的大致状况。总地说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出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那就是：青年学者们尝试对传统典章制度研究进行突破、形成“新政治史”的考察视角和研究范式，一些新的领域，如礼制研究、世家大族及其政治脉络的新视角研究，也凭借这“新政治史”视角逐渐铺开，在这个过程中，新资料（如墓志、石刻等）的发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走马楼吴简则因为从发现（1996年）至今已有十七年历史，随着资料的分批公布，吸引了大量学者的研究目光，至今已形成了相当成熟的研究领域，涌现出大批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从某种程度上改写了汉魏经济史的全貌，这些都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可喜可贺的地方。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新生代学者们致力于突破成熟而单一的理论限制的努力毕竟为时不久，要形成另外的理论框架仍尚需时日。另外，某些资料的利用尚可加强，比如石刻造像资料的利用，它对于理清魏晋南北朝社会史和宗教史领域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作用；又如东晋南朝的资料，新生代学者认为“汉唐时代的简帛文书喷涌而出，碑刻墓志也大量出土，但这些为数巨大的新史料却主要偏重于汉晋及北朝隋唐时期，东晋南朝的新资料很少出土。因此，与蓬勃兴盛的汉晋及北朝隋唐史研究相比，东晋南朝史的研究相对薄弱”[ 载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中国中古史研究》第三卷“研究述评”东晋部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28页。]，其实，《道藏》中的六朝古道经远未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这是可以弥补目前东晋南朝史料相对不足的重要资料，但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重视。汉魏六朝道经逐渐写定的过程也联系着东晋南朝（后来波及到北朝）社会转型、思想信仰领域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天师道、上清派等的形成跟世家大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领域的研究还有相当多可以深入的地方，《道藏》中这部分文献将来可用于魏晋南北朝史各种领域的研究。
本文的写作蒙楼劲、陈爽、范兆飞等先生惠赐资料，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