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 石家庄 05006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013年度蒙元史学术研究依然活跃。6月6日—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的“黑水城民族文献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召开；8月24日—27日，邢台学院主办的“刘秉忠及大元文化研讨会”在邢台举行。11月1日—2日，北京大学伊朗文化研究所主办的“波斯语文献与蒙元帝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
　　本年度的研究成果丰硕。据不完全统计，本年度出版论著50余部，发表论文400余篇。现就笔者目力所及，择要分类简述如下。
　　
　　　一 专著
　　
　　本年度出版个人文集多种，如陈得芝《蒙元史与中华多元文化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刘迎胜《蒙元帝国与13-15世纪的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华言与蕃音——中古时代后期东西交流的语言桥梁》（上海古籍出版社）、何高济、陆峻岭《域外集：元史、中外关系史论丛》（中华书局）、李治安《元史暨中古史论稿》（人民出版社）、尚衍斌《元史及西域史丛考》（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专著有修晓波《元代的色目商人》（广东人民出版社）、张云《元朝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吴超《元代亦集乃路基层管理研究—以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为中心》（新华出版社）、王岗《天师、帝师与元帝国》（安徽人民出版社）、李鸣飞《蒙元时期的宗教变迁》（兰州大学出版社）、李漫《元代传播考:概貌、问题及限度》（北京大学出版社）。其中以社会文化史方面的论著居多。如史甄陶《家学、经学和朱子学：以元代徽州学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邱江宁《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邱江宁《元代奎章阁与元代文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邱江宁《中国学术编年(元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崔志伟、忻平《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体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余来明《元代科举与文学》（武汉大学出版社）、程千帆《元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贾继用《元明之际江南诗人研究》（齐鲁书社）、曹清《元代江苏绘画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刘竞飞《赵孟頫与元代中期诗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邹艳《月泉吟社研究》（人民出版社）、耿军《元代汉语音系研究:以<中原音韵>音系为中心》（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蒋冀骋《阿汉对音与元代汉语语音》（中华书局）、卢勇《吴镇<竹谱图卷>之考辨》（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黄华珍《日藏汉籍研究—以宋元版为中心》（中华书局）等。译著有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历史文献方面，中华书局出版有《全元诗》（杨镰主编，全68册）、《王恽全集汇校》（杨亮、钟彦飞点校）、《吴王张士诚载记》（杨镰、张颐青整理）、《中原音韵校本》（张玉来、耿军）。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有《黄溍集》（王颋注）、《高则诚集》（胡雪冈、张宪文辑校），《丽水宋元墓志集录》（郑嘉励、梁晓华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继续推出《元代古籍集成•经部》4种：《诗集传附录纂疏》、《诗传通释》、《诗经疏义》、《诗集传名物钞音释纂辑·诗经疑问》。杨印民从《永乐常州府志》中辑出《元大德毗陵志》、《泰定毗陵志》、《江浙须知》等元明方志五种（《大德毗陵志辑佚（外四种）》，凤凰出版社）。相关著作还有《元代吴镇史料汇编》（浙江大学出版社，卢勇编著），《朱丹溪医案》（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焦振廉等辑注）。考古方面的著作有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永丰库:元代仓储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林梅村《大朝春秋：蒙元考古与艺术》（故宫出版社）、《草原金石录》（王大方、张文芳编著,文物出版社）。
　　论文集有刘迎胜主编《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集刊》二十五），姚大力、刘迎胜主编《清华元史》第二辑（商务印书馆），魏崇武主编 《元代文献与文化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以下简称《文献与文化》二），黄正建主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六辑（科学出版社）。此外，还有《青花的世纪——元青花与元代的历史、艺术、考古》（北京大学出版社，陈燮君主编）、《元代北京佛教研究》（金城出版社，怡学主编）等。

　　　二 政治史研究
　　
　　　政治 李治安宏观论述了蒙元帝国给13-14世纪中国社会秩序带来的深刻变化，包括首创行省制、突破唐宋羁縻政策改而直接治理边疆，从漕粮运输、军事和海外贸易三领域向海洋扩展，蒙、汉、色目等多元文化的并存融汇等（《蒙元帝国与13-14世纪的中国社会秩序》，《文史哲》第6期）。
　　政治制度方面。李治安指出元代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是元世祖与萨迦教主八思巴联合统治西藏的权宜性选择，“活佛转世”制度成为化解教派领袖继承纷争的通行办法，二者构成了西藏神权政体的两大支柱（《元明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与“活佛转世”制度》，《史学集刊》第6期）。元代礼制的研究成果较为集中。马晓林考察了八思巴帝师祭祀的设立过程、内容、原因、推广情况、帝师殿与蒙古字学的关系（《元代八思巴帝师祭祀研究》，《北大史学》18辑）。他还考察了元代室次建制的演变过程（《元朝太庙演变考——以室次为中心》，《历史研究》第5期）。刘晓从太庙建设、神主室次变迁和皇后配享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元代的太庙制度，指出太庙神主室次经历了“以西为上，依次向东”，“太祖居中、先右后左”，“太祖居中、左昭右穆”三个时期，神主的增撤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变迁密切相关（《元代太庙制度三题》，《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七辑）。申万里探讨了元代殿试考官的构成、考试内容、考试与评判及其庆祝活动的具体过程（《未央进策——元代殿试的实施过程》，《文献与文化》二）。他还全面勾勒了元代乡试从选聘考试官、考生资格审查、乡试人员设置、考试、判卷、录取到庆祝活动的整个过程；姚大力利用《三场文选》探讨了元代乡试是如何确定上贡人选及其次第的（申万里《秋闱校艺——元代乡试实施过程初探》，姚大力《元乡试如何确定上贡人选及其次第——读〈三场文选〉札记》，以上均《清华元史》第二辑）。武波指出元代官员选拔与迁转计月日、循资格、重“跟脚、出身”，汉法中的官吏管理方法很难切实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元代考课制度》，《史学月刊》第8期）。李鸣飞据《至正条格》和波斯文史料考察了蒙元时期一种怯薛官职——札撒孙（《蒙元时期的札撒孙》，《西域研究》第2期）。关树东考察了元代杂职官的源流、性质和特点（《金代的杂班官与元代的杂职官》，《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三辑）。赵东平探讨了元顺帝至正五年的“奉使宣抚”（《元苏天爵与至正五年的“奉使宣抚”》，《暨南史学》第八辑）。相关文章还有任冰心、吴钰《从服饰管窥元代的身份制度》（《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任冰心《由〈窦娥冤〉等杂剧管窥元代医药管理》（《史林》第3期），孙海桥《元代纳粟补官制度的形成、特点与崩溃》（《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5期）等。
　　地方行政方面。马晓林指出元代河北河南道从未改名为江北河南道，而史料中出现的“江北河南道”或为奉使宣抚，或为记载讹误（《元代“河南河北道”、“河南江北道”考辨——〈元史·百官志〉、〈元史·地理志〉勘误》，《中国史研究》第3期）。陆韧考察了元代安抚司的演化过程《元代安抚司的演化》，《历史地理》第27辑）。葛仁考探讨了元代邢州改顺德路的过程《邢州改制顺德路考》，《邢台学院学报》第3期）。韩光辉等考察了元代录事司的建置、行政职能、废弃过程及103个录事司建置的具体路府治所（《〈元史·世祖纪〉“录事司百三”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傅林祥考察了元代路府州司县序列中的录事司（《元代的录事司与路府州司县序列》，《历史地理》总27辑）。鲁西奇利用元代的买地券考察了元代城乡区划（《买地券所见宋元时期的城乡区划与组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1期）。
　　政治事件。屈文军认为忽必烈只是部分地实践了儒术治国（《元世祖“以夏变夷”、“信用儒术”辩》，《暨南史学》第八辑）。斡赤斤家族为首的东道诸王长期是蒙元朝廷控驭东北的重要力量。薛磊认为随着元廷加强中央集权及政局的变动，斡赤斤家族在东北地区的政治影响力有所削弱（《蒙古斡赤斤家族与元廷的东北统治》，《北方文物》第4期）。傲日格勒从蒙古的忽里勒台制度、传国玉玺的传承、蒙古诸王的倾向三个方面指出阿里不哥即合罕位具有合法性（《对阿里不哥与忽必烈汗位正统问题的小考》，《西部蒙古论坛》第2期）。。相关成果还有卢琳《论元世祖忽必烈任用汉人儒士的政策》（《西部学刊》第4期），王传奇《试论忽必烈时期蒙元政权对汉文化的吸收及其影响》（《黑龙江民族丛刊》第4期），李晓菲《浅议元代赏功符牌的政治功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8期），童晓峰、陆晓春《陈基谏阻元顺帝并后论考》（《文献与文化》二）等。
　　　军事 宝玉柱探讨了元代宿卫制度、钦察卫及其他卫军与哈剌赤的关系、哈剌赤的北撤路线（《喀喇沁探源——元代宿卫与哈剌赤》，《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
　　李治安探讨了元中叶西北“过川”及“过川军”，指出“过川”中的“川”并非川蜀，而是“戈壁石川”之意（《元中叶西北的“过川”及“过川军”新探》（《历史研究》2013年第2期）。刘晓认为《元典章》中出现的“七十二万”户是太宗十三年汉地的总户数，壬子军籍即是以此为基数签发军户而正式确立的汉军军籍，此后陆续签发的军人则为新军（《也谈七十二万户军数——兼及壬子军籍与“新军”》，《文献与文化》二）。元代江南镇戍体制的研究受到重视。《元典章》中出现了私走小路军、保甲丁壮军和通事军。其中私走小路军、保甲丁壮军是蒙元政权对南宋作战过程中涌现出的部队，通事军则为南宋王朝从北方流亡者中征募的雇佣兵，南宋灭亡后，又为元朝征募，组建成军。刘晓对以上三类部队作了考察（《元代军事史三题——〈元典章〉中出现的私走小路军、保甲丁壮军与通事军》，《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他还探讨了镇守平江十字路万户府的治所、兵源以及世袭领导者（《元镇守平江“十字路万户府”考》，《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三辑）。相关文章还有李良品《论元代西南地区土兵制度的形成》（《铜仁学院学报》第1期）。
　　　法律 王敬松考察了元代地方监察机构录囚的实施情况及其效果， 指出元代司法中没有“十恶”刑名体系（《元代宪司分行录囚述论》，《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第1期；《论元代法律中没有“十恶”体系》，《民族研究》第5期）。武波、郑鹏分别探讨了蒙元时期的遗失物管理制度（《元代的“不兰奚赤”与阑遗监》，《内蒙古大学学报》第3期）、《从草原到中原：蒙元历史变迁中的不兰奚制度》，《兰州学刊》第9期））。胡兴东对地方立法的研究，罗玮对元代树木保护法令的研究都值得重视（《元代地方立法问题研究》，《西华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元明时期树木保护法令初探》，《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第3/4期）。彭炳金指出元代在《唐律》奸罪基础上增加了诱奸罪、强奸幼女罪等罪名和一些奸罪处罚原则（《论元代对〈唐律〉奸罪立法的继承与发展》，《河北法学》第9期）。杨淑红认为元代汉文借贷契约中“履行保证”的兴起，反映了债权保障趋于严密、担保制度逐步完善（《元代的保人担保——以黑水城所出民间借贷契约文书为中心》，《宁夏社会科学》第1期）。朱春悦探讨了元代汉人南人持弓矢禁令（《元代汉人、南人持弓矢问题考》，《江海学刊》第4期）。相关文章还有张玉《从〈元典章〉看元代文书档案法规制度》（《黑龙江档案》，第5期），宋国华《论元代的拘捕制度》（《福建江夏学院学报》第4期）等。
　　　
　　　
　　　三 经济与社会
　　
　　　经济 刘成群探讨了至元十九年大都路“履亩收税”的前因后果（《元至元十九年大都路“履亩收税”发微》（《北京社会科学》第1期）。陈高华考察了元代佛教寺院赋役的演变过程，指出佛教寺院赋役纳免之争的中心是佛寺续置土地的待遇问题；其前后多次反复说明佛教在元代的特殊地位（《元代佛教寺院赋役的演变》，《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第3期）。杨印民探讨了酒课收入在元代政府财政中的地位（《元代酒课收入及其在政府财政中的地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期）。宋国华考察了《至正条格》中所载的茶引（《从〈至正条格〉看元代的茶引》，《农业考古》第2期）。
　　孟繁清、杨淑红指出元代平江路人口的发展与海运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元代平江路的人口发展》，《文献与文化》二）。张咏春认为元代太常礼乐户及地方“礼乐户”，为国家重大吉礼承应礼乐，乐户则处于贱民阶层（《元代礼乐户的界定》，《音乐研究》第2期）。裴一璞考察了元代三峡移民对该地区社会变迁的影响（《元代三峡移民与区域社会变迁》，《三峡大学学报》第2期）。
　　王岗探讨了元大都宫殿营建的始末及大明殿、延春阁、隆福宫、兴圣宫等宫殿的功能（《元大都宫殿营建及功能略述》，《北京社会科学》第3期）。肖爱民、刘明罡考察了元代民间的金银倒换及日常用度（《元代民间的金银消费与宋代的承继关系》，《河北大学学报》第6期）。王素强考察了元代藏冰时间、机构及冰的使用情况（《元代藏冰、用冰及若干相关问题考释》，《集刊》二十五）。杨志娟指出元代海外贸易高度发展与回回海商集团的崛起有直接关系（《回回海商集团与元代海洋政策》，《烟台大学学报》第3期）。侯德彤、蔡勤禹探讨了元代胶东半岛在东北亚海上军事活动、海上贸易和海上运输等事业中的角色（《元代胶东半岛海洋事业述论》，《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第3期）。交通方面的论文有沈乾芳《元代入湖广道的开通对云南经济发展的影响》（《楚雄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奥林胡《成吉思汗时期的驿站交通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等。
　　农业方面，吴超从屯田管理机构、类型、面积推算等方面探讨了元代亦集乃路的土地开发状况（《元代亦集乃路土地开发与利用初探》，《开发研究》第6期）。程森考察了自元代始沁河下游地区数县之间形成的一种“自下而上”的用水秩序（《自下而上：元以来沁河下游地区之用水秩序与社会互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１期）。手工业方面，袁泉指出区域性共存的手工业布局是宋元时期漆器与瓷器、金银器形态互仿和工艺类同的地缘基础（《略论宋元时期手工业的交流与互动现象——以漆器为中心》，《文物》第11期）。相关成果还有赵翰生《〈大元毡罽工物记〉所载毛纺织史料述》（《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余金保《元代“东卫”款枢府瓷刍议》（《北方文物》第3期），黄珊《从陶瓷考古角度论元代景德镇的外来工匠——以青花和孔雀蓝釉瓷器为中心》（《故宫博物院院刊》第6期）等。
　　救荒史方面，罗睿探讨了元代藏区的自然灾害及中央政府赈济藏区的管理机构及措施（《论元代中央政府对藏区赈济》，《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赵杏根考察了元人生态思想在蝗灾应对中的实践（《元代生态思想与实践举要》，《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第3期）。相关文章还有安英桥《蒙元時期的灾荒与灾荒赈济》（《赤峰学院学报》第1期），郑鹏《危机与应对：蝗灾中的元代国家》（《珞珈史苑》2013年卷）。
　　　社会 陈高华考察了元代书画家、作家、僧道等文化名人与杭州西湖有关的文化活动（《元代文化名人与西湖》，《浙江学刊》第3期）。陈广恩探讨了入杭回回文人的文化活动（《元代入杭回回文人的文化活动》，《文献与文化》二）。展龙多视角地考察了元明之际士大夫群体（《元明之际士大夫政治生态研究》，人民出版社）。杨亮探讨了宋元之际舒岳祥、戴表元为代表的四明文人的心路历程（《宋元易代之际南方文士心态蠡测——以舒岳祥、戴表元为例》，《集刊》二十五）。黄二宁考察了南人北游兴盛的原因和样态（《元代南人北游述论》，《内蒙古大学学报》第5期）。相关文章还有李超《元廷政治与江西士风和文风》（《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3期），张建伟、武吉安《地域文化与元代姚枢家族》，（《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雷雨《元朝杭州至苏松书法文化圈之变迁》（《西安工业大学学报》第11期），刘嘉伟《元代多族士人圈中师生关系的新变》（《民族教育研究》第6期）等。
　　蒙元服饰特点鲜明。竺小恩考察了敦煌蒙元时期壁画中男女供养人的服饰（《敦煌壁画中的蒙元服饰研究》，《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期）。徐文跃考察了蒙元时期冠服的特点（《蒙元的服饰》，《紫禁城》第8期）。高云胜探讨了草原文化影响下蒙元服饰的特征（《草原文化背景下蒙元服饰特征浅析》，《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2期）。
　　雅托噶（蒙古筝）是古老的蒙古族乐器。娅茹考察了蒙元时期雅托噶的发展状况（《蒙元时期的雅托噶（蒙古筝）》，《前沿》第21期）。郝延省探讨了蒙元时期的搏克运动（《蒙古族搏克运动史考》，《四川体育科学》第3期）。罗彦慧等考察了香料在元代医药领域的使用（《元代香药探析》，《宁夏医科大学学报》第12期）。
　　
　　
　　　四 文化史研究

　　　宗教与信仰 蒙元时期佛道辩论是重要问题。程佩考察了蒙元政府主持召开辩论的深层目的及其宗教原则（《蒙元时期佛道四次辩论之真相探寻》《云南社会科学》第2期）。相关成果还有王纪鹏《元朝佛道之争与北少林寺渊源探析》，（《兰台世界》第6期）。
　　佛教。李德成考察了《元史·释老传》所载元大都的30余种藏传佛教佛事活动（《〈元史·释老传〉所载北京藏传佛教佛事活动考释》，《中国藏学》第S1期）。陈立华利用泉州清源山摩崖石刻题记探讨了元代藏传佛教在福建地区的传布状况（《元代藏传佛教在福建地区的遗迹考——以泉州清源山三世佛石刻题记为中心》，《中国藏学》第4期）。王红梅据吐鲁番所出《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回鹘文印本及写本残片中编号为U4709的题记考察了畏兀人的北斗信仰（《元代畏兀儿北斗信仰探析——以回鹘文《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为例》，《民族论坛》第5期）。吴志坚认为元两都的“游皇城”活动是藏传密教教仪和汉地赛社抬神游行的结合（《“游皇城”事考——对元代一个演剧场合的考察》，《集刊》二十五）。杨维中、纪华传分别考察了临济宗高僧天如惟则和中峰明本（《元代临济宗高僧天如惟则生卒年、出家时间考》、《元代临济宗高僧中峰明本与日本幻住派》，以上《佛学研究》总22辑）。
　　道教。李馥明探讨了宋德方在主持编修《玄都宝藏》、开凿石窟、修建宫观等方面的贡献（《元朝披云真人对道教文化发展的贡献》，《学术交流》第4期）。黄太勇考察了丘处机弟子赵道坚的生平（《向道极心坚 龙门派第一代大律师赵道坚》，《中国道教》第5期）。王晓颖考察了蒙元时期全真道在大都的发展状况（《蒙元时期北京地区全真道发展论述》，《北京民俗论丛》第一辑）。玄教是江南道教的一支重要力量。梁琼认为张留孙的思想与行为赋予了玄教浓厚的政治化特色（《玄教宗师张留孙与元初道教政治》，《宜春学院学报》第10期）。
　　基督教，元代称也里可温教。殷小平考察了景教从唐代到元代的历史变化（《唐元景教关系考述》，《西域研究》第2期）。郭益海探讨了蒙元时期景教兴衰的原因（《蒙元时期景教兴衰探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李静蓉认为泉州基督教丧葬艺术是各种宗教文化多元融合的产物（《元代泉州基督教丧葬艺术的多元融合——从概念契合到图像创新》，《福建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吴巍通过考察回回哈的司与崇福司等机构的置废探讨了元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展状况（《由回回哈的司与崇福司看元代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发展》，《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
　　民间信仰。范立舟探讨了白莲教在元代演变为仇视现实、制造政治与法律事件的异端宗教实体的原因（《元代白莲教的乡村生存及其与吃菜事魔和弥勒信仰的糅合》，《宗教学研究》第4期）。宋燕鹏考察了宋元时期晋东南以阳城县析城山为中心的成汤信仰（《宋元时期成汤信仰在晋东南的传播》，《文献与文化》二）。
　　　教育 蔡春娟考察了世祖时北方提举学校官与教授的设置、出身与升迁（《忽必烈时期北方的提举学校官与教授》，《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三辑）。徐梓指出宋朝遗民创办或栖身书院，使得元初书院繁盛（《宋朝遗民与元初书院传统的弘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郭新榜认为元朝书院的兴盛与统治者的汉化方针分不开（《元朝书院教育盛况及其核心原因的人类学探析》，《四川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相关文章还有汤军《元代永州路教育研究》（《怀化学院学报》第3期），卢琳《论元代江南地区学官群体的形成》（《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此外，刘齐考察了元代医学教育（《元朝的医学教育教学与管理制度》，《医学与哲学》第12期；《元朝医学教育的兴办背景与主要特点》，《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第3期）。
　　　理学 孙建平指出元代理学一方面在进学次第、知行观和经史观等方面强调“内圣”，另一方面对“外王”之道有所充实与拓展（《元理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原道》第22辑）。姜海军探讨了元代北方理学发展的两个途径（《“元承金学”及程朱之学的北传》，《石家庄学院学报》第1期）。王方晗指出曲阜孔庙的破坏与修建折射出文化遗产与政治的互动（《政治与遗产互动下的曲阜孔庙——以蒙元帝国前期孔庙的破与立为中心》，《民俗研究》第4期）。王玉德、许家星分别探讨了元代的易学和朱子四书学（《试述元代易学与文化》，《周易文化研究》第四辑；《朱子四书学的羽翼与修正——以元代〈四书笺义〉为中心》，《北方论丛》第5期）。
　　　语言 陈得芝认为“诈马宴”中的“诈马”一词源于波斯语（《也谈“诈马宴”——兼议汉语中外来语译名词义的演变》，《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七辑）。刘迎胜指出成吉思汗西征后大批西域人随蒙古军入华，开启了波斯语在东亚的黄金时代（《波斯语在东亚的黄金时代的开启及终结》，《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1 期）。魏曙光认为拉施都丁将《元朝秘史》中的“孛儿帖赤那”和“豁阿马阑勒”理解为人名是正确的《蒙古祖先传说记载考辨》（《西部蒙古论坛》第3期）。张晓传认为蒙元时期蒙古、回回、汉三语通用，语言规划处在自发阶段（《蒙元时期语言规划研究》，《贵州民族研究》第2期）。张彧彧从接触语言学的角度对比分析了元代各类白话文献的语言特征（《接触语言学视角下的元代白话》，《社会科学战线》第5期）。
　　　其他 何启龙通过对八思巴著作及帝师藏文法旨的考察，探讨了藏僧对汉历与藏传《时轮历》的取舍（《元朝帝师藏文法旨与〈授时历〉——论藏历与汉历之取舍》，《集刊》二十五）。张韶华对市村瓒次郎、苏振申关于《经世大典》参修人员的研究作了订补（《元代政书〈经世大典〉参修人员辨析补正》，《中国典籍与文化》第3期）。刘成群以新安经学著作为中心探讨了元代“附录纂疏”体（《元代新安经学与明初官修“大全”之取材》，《晋阳学刊》第1期；《“附录纂疏”体经学著作与“四书五经大全”的纂修——以元代新安经学为叙述中心》，《中国典籍与文化》第3期）。
　　陈得芝指出《水浒传》描写的许多故事情节可与元末真实历史相映照（《水浒传与元末社会》，《新世纪图书馆》第2期）。杨镰探讨了元诗对探究元代历史文化的意义（《元诗与元代历史文化》，《文史知识》第6期）。王传奇考察了必阇赤修史制度对蒙元史学的影响（《论蒙古政权下必阇赤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其史学意义》，《求索》第6期）。尚刚分析了元朝工艺美术的特质（《大汗时代——元朝工艺美术的特质与风貌》，《新美术》第4期）等。
　　　
　　　五 民族与中外关系
　　
　　　民族 胡小鹏指出蒙元文献中的“色目人”用于族群划分时是相应的蒙古语词汇“合里”或“合里·亦儿坚”的译语，而蒙元政权的多民族政策是即蒙古（国人）与非蒙古（“合里”）的二等人制（《元代“色目人”与二等人制》，《西北师大学报》第6期）。
　　魏梓秋考察了蒙元时期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杂居共处的格局（《试论元代甘宁青地区民族新格局的形成及特点》，《西夏研究》第1期）。杨志玖曾著文考证了元代回回人的分布。杨晓春据方志、碑刻等文献中关于元代清真寺的资料，增补了6个回回人分布地点（《元代回回人分布补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马建春、徐虹利用杭州凤凰寺波斯文、阿拉伯文碑铭考察了杭州回回社区的人口结构、政治地位、经济活动、礼拜寺院、社会风俗和文化影响（《元一统与地方多元社会的构建——基于杭州回回社区史料与碑铭的考察》，《暨南史学》第八辑）。相关研究还有刘杰《试析元朝时期回族的社会地位及其形成原因》（《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第5期）。
　　哈斯巴根考察了《元史》中的契丹人姓氏（《关于〈元史〉中契丹人的姓氏》，《华西语文学刊》第八辑）。张婧指出13世纪初高昌回鹘“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率众归附蒙古，为畏兀儿人在元朝地位的确立及发展创造了条件（《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在民族关系史上的作用》，《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第5期）。
　　　中外关系 叶新民认为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元代画作《天马图》与后至元二年元朝和罗马教廷的一次重要交往有关（《元代中国与欧洲友好往来的一段佳话——周朗〈天马图〉小考》，《内蒙古大学学报》第6期）。欧阳哲生据鄂多立克等方济各会士留下的游记、书信材料勾勒出西人心目中的元大都“汗八里”形象（《欧洲与中国文明对话的新开端——以西人在元大都“汗八里”的经验为中心的考察》，《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李光斌介绍了《伊本·白图泰游记》所反映的元末中印交往状况（《未完之旅——伊本·白图泰游记与元末中印关系》，《文史知识》第5期）。吴国富探讨了世祖时元朝和真腊（柬埔寨）的关系（《忽必烈时期元朝与真腊的关系初探》，《九江学院学报》第2期）。刘刚探讨了李齐贤对朱子学在高丽传播和发展所作的贡献（《试论李齐贤对朱子学在高丽传播和发展的贡献》，《大庆社会科学》第6期）。

　　　六 人物研究

　　元代西夏人物研究受到关注。邱树森、陈广恩考察了元朝中后期唐兀人星吉的仕宦经历、文化和政治倾向（《元唐兀人星吉生平考论》，《西夏研究》第1期）。段海蓉考察了黄头的事迹（《元代海道都漕运万户西域唐兀人黄头事迹考》，《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邓文韬认为刘岳申《瑞芝堂记》中名叫张讷翁的唐兀人即为老索曾孙讷怀（《元代西夏遗民讷怀事迹补考》，《西夏研究》第3期）。张琰玲、孙颖慧整理出240 名西夏女性遗民资料，并探讨了元代西夏女性遗民的社会地位（《元代西夏女性遗民人物史料整理与研究》，《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第10期）。
　　张国旺考察了朱子理学北传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张的事迹（《张事迹考略》，《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三辑）。谷建探讨了易学家胡方平的生平及著作（《胡方平生平及著作考订》（《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五辑）。张祝平探讨了彭士奇对科举经义的著述和编选（《彭士奇与元代科举经义的著述和编选》，《文献》第4期）。吴建国、汤军根据永州现存两通题记考察了姚绂的生平（《元人姚绂生平事迹考略——兼论元代肃政廉访司及地方教育》，《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
　　党宝海根据《安南行记》等文献指出元越战争中的昔戾机／昔戾基大王就是昔里吉，他参加元越战争并没有改变忽必烈对他的冷遇（《昔里吉与元越战争》，《西部蒙古论坛》第4期）。他还考察了元顺帝与西藏高僧布敦的关系（《元顺帝妥欢贴睦尔与西藏高僧布敦》，《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六辑）。管彦达认为陶宗仪生于1322年（《陶宗仪生卒年考》，《文献与文化》二）。邓绍基探讨了马致远的生卒年、仕宦及其交游（《关于马致远的生平》，《文献》第1期）。彭万隆利用新发现的佚文考察了卢挚的仕宦与交游（《元代文学家卢挚生平新考》，《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第1期）。相关文章还涉及黄溍、冯子振、黎崱、李穑等人的研究（慈波《地域、学派与士人网络：论黄溍的师友渊源》，《史学集刊》第6期；张昌红《冯子振籍贯考——兼与易小斌先生商榷》，《中南大学学报》第1期；李庆南《元代侨居汉阳的安南才子黎崱事略》，《武汉文史资料》第11期；刘刚《李穑入华考》，《黑龙江史志》第23期）。王妮对罗天益的研究也值得关注（《罗天益与李东垣》，《河北中医》第6期；《罗天益随驾行医考》，《陕西中医学院学报》第3期；《罗天益随军行医考》，《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第4期）。
　　　
　　　七 文献研究
　　
　　　典籍 刘迎胜对《元史·太宗本纪》太宗元年记事的研究，毛海明对《元史·王恽传》中王恽行年的订误是《元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元史·太宗本纪〉太宗元年记事笺证》，《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元史·王恽传〉行年订误》，《文献与文化》二）。许继起探讨了《元史·礼乐志》的史料来源和撰者（《关于〈元史·礼乐志〉的几个文献问题》，《史学史研究》第4期）。刘迎胜将《辍耕录·大元官制》、《事林广记·元代官制表》、《元史·百官志》与《元典章·资品》作了对勘研究（《〈元典章·吏部·官制·资品〉考》，《集刊》二十五）。
　　刘永海探讨了《元朝名臣事略》的材料来源、编纂体例（《论〈元朝名臣事略〉的编纂义例》，《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第3期）。罗琴考察了宋遗民陈仁子《文选补遗》的版本（《陈仁子〈文选补遗〉初探》，《文献与文化》二）。杨秀礼对元代《老子》著述文献及作者在当下书目著录中有误漏者九例作了考证（《元代〈道德经〉文献作者辑考九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期）。相关成果还有熊燕军《〈平宋录〉的版本及作者》（《文献与文化》二），辛梦霞《张昱“如此江山亭清集”流传考》（同上），邓瑞全、孟祥静《张之翰〈西岩集〉点校整理札记》（《历史文献研究》第32辑），徐胜利《元代文人别集校勘释例——以杨亮〈袁桷集校注〉为例》（《开封教育学院学报》第1期），李福唐《元代直解文献校录失误刍议》（《西华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赵敏《方回著述考补正》（《古籍研究》总59卷），傅佳《元代〈诗经〉著述杂考》（《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五辑），赵梅春《王鹗〈汝南遗事〉成书年代辨》（《郑州大学学报》第5期）等。
　　韩格平考察了元人诗序文中涉及的散佚诗集（《元人诗序文与元人散佚诗集》，《文献与文化》二）。李军考察了《永乐大典》中方德麟、高克恭、高楫、廉惇、文矩、王仁辅等六人的别集佚籍（《现存〈永乐大典〉元人别集佚籍考六则》，同上）。邓富华辑录了《全元文》失收之王思诚佚文七篇（《元代王思诚佚文七篇辑录——兼补〈全元文〉》，同上）。钟彦飞对《秋涧集》之外的王恽散佚作品作了考辨（《王恽散佚著述考叙》，同上）。相关文章还有罗海燕《〈全元文〉佚文五则考释》（《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潘荣生《〈全元文〉泐字掇补》（《古籍研究》第57-58卷），杜春雷《〈全元文〉佚赋辑考》（《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第7期），杨匡和《〈全唐诗〉误收元诗一首新证》（《文献与文化》二），黄云生《已佚元代域外笔记考辨》（同上），张丽《〈全元戏曲〉校读释例》（《古籍研究》第57-58卷）等。
　　　金石文献 党宝海对八方汉文、八方八思巴文驿站官印做了考释，探讨了站印的制作机构、印章所属驿站的位置（《十六方元朝驿站官印集释》，《集刊》二十五）。马晓娟对《故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巩国武惠公神道碑铭》的研究，翟丽萍对《故漕运同知粘合公妻逸的氏墓志铭》的研究，马垒对北京房山区韩村河镇圣水峪元至正摩崖题记的研究，张方对山西阳曲《白西里重修岱岳庙碑》的研究，陈丽华对许静山墓志的研究，杨玉彬对阜阳《大元魏氏夫人墓志铭》的研究，李民举对钧州《百灵庙碑记》的考释，李俊义对《元代皇姊大长公主残碑》的解读，曹子凌对《刘氏祖宗大碑》的考释，杨海文对曲阜孔庙《加封孔子诏碑》、《加封孔子圣旨及致祭先师颜孟祝文碑》的重新勘定，雷桂萍对平遥《梁公祈雨灵应记》的研究，尤李对《翠峰寺地产记碑》的解读，李玉年对《合肥修城记》的研究、崔红芬对《老索神道碑铭》的再考察，安海燕对《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的释注，或刊布新资料，或深入研究，均值得关注（《〈故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巩国武惠公神道碑铭〉笺证》，《集刊》二十五；《元代〈故漕运同知粘合公妻逸的氏墓志铭〉考释》，《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圣水峪元至正摩崖题记考释》，《文物春秋》第6期；《岱岳庙碑记所见孙履道之题名》，《宗教学研究》第4期；《大德八年出使异域兵部侍郎许静山墓志考》，《福建文博》第3期；《阜阳新出〈大元魏氏夫人墓志铭〉研究》，《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元钧州东张镇〈百灵庙碑记〉述略》，《许昌学院学报》第1期；《元代皇姊大长公主残碑考释》，《赤峰学院学报》第3期；《元代〈刘氏祖宗大碑〉考释》，《中原文物》第4期；《重订曲阜孔庙元代加封孔子碑两通》，《西夏研究》第3期；《平遥应润庙元代〈梁公祈雨灵应记〉碑考述》，《沧桑》第1期；《元〈翠峰寺地产记碑〉考释》，《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论元代余阙〈合肥修城记〉的地方历史文献价值》，《合肥学院学报》第5期；《保定出土〈老索神道碑铭〉再研究》，《中国文化》第2期；《元大都大圣寿万安寺白塔之装藏、装饰》，《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六辑）。
　　　黑水城文献 杜立晖以黑水城文献M1·0402［F79: W46］为中心，探讨了元代官吏俸禄制度的运作状况，并对黑水城文献中的录事司文书作了研究（《从黑水城文献看元代俸禄制度的运作》，《敦煌学辑刊》第4期；《黑水城所出元代录事司文书考》，《文献》第6期）。杜建录、邓文韬考察了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的六件合伙契约（《黑水城出土合伙契约再考释》，《西夏研究》第4期）。潘洁对黑水城出土的勘合文书作了分类研究（《黑水城出土勘合文书种类考》，《内蒙古社会科学》第5期）。陈朝辉、潘洁利用黑水城文书中的印文资料考察了元代文书押印制度（《黑水城出土元代文书押印制度初探》，《西夏研究》第4期）。杨富学、张海娟考察了亦集乃路与豳王家族的密切关系（《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亦集乃路之关系》，《敦煌研究》第3期）。相关文章还有张笑峰《元代亦集乃路的诉讼与审判制度研究——以黑水城出土文书为中心》（《文献与文化》二），孔德翊《黑城文书所见亦集乃路自然灾害》（《西夏研究》第2期）。
　　王红梅探讨了藏密经典《观世音本尊修法》回鹘文刻本的年代（《元代回鹘文刻本文献断代考论——以藏密经典〈观世音本尊修法〉为例》，《社会科学论坛》第6期）。
　　
　　　八 地理与考古
　　　
　　　地理 侯卫东对元《河南志》中巩县城布局图进行了复原（《元〈河南志〉巩县城池图复原研究》，《历史地理》第27辑）。魏曙光认为合剌温山指大兴安岭和今河北张家口边墙以北的山岭（《元初文献中的合剌温山》，《集刊》二十五）。高建国认为宋元郢州战场附近的“溧水”即《元史》记载“水泺”（《伯颜南征遇“溧水”事辨析》，《集刊》二十五）。周运中考察了方国珍部崛起于黄岩州的历史地理背景，并探讨了元朝台湾的地名（《方国珍崛起的地理背景研究》，《集刊》二十五；《元朝台湾历史新考》，《国家航海》第1期）。裴一璞考证了宋元之战中三峡地名（《宋蒙（元）之战中的重庆三峡及地名位置考》，《长江文明》第12辑）。陈喜波、张清华认为北京通州区张家湾镇牛堡屯村当是元代柳林行宫所在地（《北京通州区中堡屯村为元代柳林行宫说》（《中国地名》第9期）。相关文章还有陈棣芳《〈元史〉“亦奚不薛”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
　　　考古 相关文章有张文平《蒙元时期汪古部投下城邑探考》，《草原文物》第2期；杨洁《陕西地区出土蒙元陶俑类型分析》，《文博》第5期；袁泉《略论“洛－渭”流域蒙元墓葬的区域与时代特征》，《华夏考古》第3期；同氏《洛渭地区蒙元墓随葬明器之政治与文化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0期；同氏《物与像：元墓壁面装饰与随葬品共同营造的墓室空间》，《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董新林《蒙元壁画墓的时代特征初探——兼论登封王上等壁画墓的年代》，《美术研究》第4期；穆宝凤《神秘性与世俗性的交融——元代山西地区墓室壁画的特征及墓室图像意义分析》，《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第1期；黄可佳《沽源梳妆楼蒙元贵族墓葬墓主考略》，《草原文物》第1期；刘金成、刘璟邦《高安元代窖藏之再研究——窖藏埋藏年代及其主人身份考》，《南方文物》第4期；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山东淄博临淄区元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第4期；辽宁朝阳博物馆《辽宁朝阳博物馆收藏的元代窖藏器物》，《文物》第5期；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等《元代张弘略及夫人墓清理报告》，《文物春秋》第5期；张小丽等《西安曲江元代张达夫及其夫人墓发掘简报》，《文物》第8期；《河北唐山市丰润区施家营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北方文物》第1期；赵晓刚《沈阳城区的元代墓葬》，《边疆考古研究》第13辑；王晶、周鼎凯《山东长青衔草寺遗迹调查考略》（《洛阳考古》第3期）；曹红星、韩月红《平山文庙大成殿探析》，（《文物春秋》第3期）等。
　　
　　　九 综述、书评
　　
　　乌兰探讨了王国维的蒙元史研究（《王国维的〈元朝秘史〉校勘和蒙元史研究》，《清华元史》第二辑）。蔡晶晶介绍了美国蒙元史研究的成果和方法（《蒙元史的研究成果与方法——从〈美国学界蒙元史研究模式及文献举隅〉谈起》，《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
　　年度综述有刘砚月《2012年蒙元史研究综述》（本刊第6期）。专题综述有翟禹《元上都研究综述（1994～2012年）》（《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4期）；彭莎《1949年以来中国关于元代江南儒学研究综述》（《集刊》二十五）；杨亮《20世纪以来郝经研究回顾与展望》（《文献与文化》二）；胡兴东《元代法律史研究几个重要问题评析（2000－2011）》（《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４期）；袁静《元代江西民间信仰研究综述》（《金田》第11期）等。
　　书评有罗贤佑《资料翔实、图文并茂的学术力作——评介〈元代诸族建筑及居住文化〉》（《西部蒙古论坛》第2期）；刘莉《新的方法、新的视角与新的范式——〈丘处机学案〉评介》（《宗教学研究》第１期）；解国旺《元人别集整理的探索与新展望——读杨亮先生〈袁桷集校注〉》（《殷都学刊》第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