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014年蒙元史研究仍然保持着良好的态势。2014年7月24日至27日，“元代多元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职业学院召开。就笔者目力所及，本年度共有专著30余部、论文300余篇。现择要分类述之。
　　
　　　一、专著
　　本年度出版的专著有周鑫《乡国之士与天下之士：宋末元初江西抚州儒士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刘迎胜《蒙元史考论》（兰州大学出版社）、李治安《元史十八讲》（中华书局）、邱居里《元代文献探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李鸣飞《金元散官制度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李鸣飞《横跨欧亚：中世纪旅行者眼中的世界》（兰州大学出版社）、葛仁考《元代重臣刘秉忠研究》（人民出版社）、段海蓉《萨都剌传》（兰州大学出版社）、陈子丹《元朝文书档案工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宋涛《元代杭州历史遗存》（杭州出版社）、高洪岩《元代文章学》（上海三联书店）、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张应斌《范梈与他的〈海康集〉》（暨南大学出版社）、李珊《元代绘画美学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赵盼超《元代画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张可扬、梁瑞《蒙元壁画艺术与设计》（内蒙古大学出版社）、曾雄生《中国农业通史·宋辽夏金元卷》（中国农业出版社）等。译文有《东方风暴：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挑动欧亚大陆》（罗伯特·马歇尔著，李鸣飞译，山西人民出版社）、《金元时期的道教：七真研究》（蜂屋邦夫著，金铁成、长强、李素萍、金顺英译，齐鲁书社）。
　　　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的专著有白·特木尔巴根《〈蒙古秘史〉文献版本考》（北京大学出版社）、许全胜《黑鞑事略校注》（兰州大学出版社）、《柳贯集》（魏崇武、钟彦飞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戴表元集》（陆晓冬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女红余志》（慎志浩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钱伟强、顾大朋《虞集诗文选注》（浙江古籍出版社）、《诗经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考古类有《福建平潭大练岛元代沉船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编著，科学出版社）、《上海唐宋元墓》（何继英主编，科学出版社）等。
　　　辑刊有《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六辑、第二十七辑，下文分别简称《集刊》26，27）、《元史论丛》（第十四辑，下文称《元史论丛》14）、《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七辑）、《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四辑）等。
　　　
　　　二、政治史研究
　　　政治。王明荪考察了五部常见元代方志中的元人职官，注意到元代官员任职时资品和职品不相符的现象非常明显（《元代几种方志中的官职问题初探》，《元史论丛》14）。申万里探讨了元朝宣使在国家事务中的职能和和社会地位（《元朝国家政权内部的沟通与交流——以宣使为中心的考察》，《元史论丛》14）。薛磊从两方“州判官兼捕盗印”入手，考察了元代州判官兼捕盗的状况（《元代州判官兼捕盜考述——从两方“州判官兼捕盗印”说起》，《西北师大学报》第6期）。蔡春娟指出金元时期的录事司与唐代录事司的一些相似之处使金元文人往往借用“录事参军”指代金元时期的录事司官（《录事参军与元代的录事司官》（《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四辑））。宫海峰考察了蒙元时期的亦里哈温（《蒙元时期的亦里哈温及相关音译问题》，《集刊》26）。张素霞探讨了元代的封赠制度（《元代官员封赠制度初探》，《元史论丛》14）。布庆荣、刘香玉分别考察了元代假宁制度（《略论元代假宁制度的特色》，《北方文物》第4期；《宗教对元代假宁制度的影响探析》，《黑龙江民族丛刊》第5期；《浅谈元代官吏休假制》，《贵州文史丛刊》第2期）。郑鹏分析了元代大赦与政治的关系及解由制度（《元代大赦与政治关系论析》，《史学月刊》第12期；《虚文与实务之间——元代解由考论》，《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陈波考察了海道都漕运万户府的人事变迁（《元代海道都漕运万户府的人事变迁》，《集刊》26）。蔡晶晶探讨了陕西行台置废的原因（《元代陕西行台设废原因蠡测》，《集刊》27）。张同铸则考察了元代的阴阳学管理机构（《论元朝职官系统中的“阴阳学”机构》，《理论学刊》第2期）。
　　朱江琳归纳出元代文献中江北、江南以及云南行省“散州”由来的三种途径，并据以复原出至顺元年散州的分布格局（《元代“散州”名实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期）。石坚军、张晓非探讨了元初汪古部政治中心的变迁过程（《元初汪古部政治中心变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期）。达日玛巴斯尔、和智均考察了元代云南的“哈剌章”和“察罕章”（《元代蒙古历史文献所见之“哈喇章”和“察罕章”考释》，《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元代云南政区名词“察罕章”和“哈剌章”考辨》，《云南社会科学》第4期 ）。
　　王晓欣分析了元代官商勾结缘何活跃的原因（《亦官亦商、官商一体：元代官商勾结缘何尤为活跃》，《人民论坛》第36期）。默书民考察了蒙古国时期汉文化在统治阶层中的传播（《前四汗时期汉文化在统治阶层中的传播与接受》，《元史论丛》14）。刘中玉考察了铁木真乙酉称汗的基础及称汗后各方的反应（《铁木真“乙酉称汗”浅析》，《集刊》26）。魏曙光探讨了成吉思汗建国后分封的时间和具体情况（《再论成吉思汗建国后的分封》，《元史论丛》14）。张云考察了八思巴在朝廷与西藏之间的不同角色和行为（《在朝廷与西藏之间——八思巴的双重角色与两套话语》，《中国藏学》第4期）。毛海明、张帆考察了史彬的事迹（《史彬事迹钩沉》，《中国史研究》第1期）。相关文章还有班布日《论元代入仕怯薛的儒化与相权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第3期）、蓝武《元明时期上思州黄姓土司之乱与王朝中央之治策探析》（《贺州学院学报》第3期）、周少川、罗彧《许衡的政治实践与政治主张》（《历史教学》第5期）。
　　　军事。刘晓考察了元代镇守杭州的四万户、镇守建德的怀孟万户府、镇守徽州泰州万户府的状况，对元代江南镇戍体系研究的重新建构具有重大意义（《元镇守杭州“四万户”新考》，《浙江学刊》第4期；《元镇守建德“怀孟万户府”与镇守徽州泰州万户府——兼及元代的纯只海家族》、《安徽史学》第3期）。张金铣探讨了元末高邮之战（《论元末高邮之战及其影响》，《元史论丛》14）。王颋、林友彪考察了陈友谅败亡的过程（《月百二九——陈友谅身世及其败亡》，《元史论丛》14）。魏曙光考察了《史集》中所述成吉思汗中军（《〈史集〉成吉思汗中军记载考辩》，《集刊》27）。
　　　礼制与法制。高荣盛解析了蒙元守宫制的涵义，探讨了元代“十一室皇后斡耳朵”的守宫者及其经济来源，分析了怯薛在守宫制的职能以及两都巡幸中的“宫车”（《元代守宫制再议》，《元史论丛》14）。刘晓考察了太一祭祀的主持者、基本状况、渊源及地位等问题（《元代的五福太一祭祀》，《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四辑）。
　　刘晓认为元代的赎刑并无完备严密的体系，且多以大量发行的纸钞为赎刑计量单位，随着纸钞的贬值，其惩罚力度也在逐渐减弱（《元代赎刑制度刍议》，《元史论丛》14）。吴海航则探讨了元代判例生成的过程以及其应用（《论元代判例的生成及运用》，《法治研究》第5期。）
　　　
　　　三、社会经济史研究
　　　经济。孟繁清考察了元代平江路的税粮（《平江路税粮考述——元代海运基地系列研究之二》，《元史论丛》14）。张国旺将黑水城文书与《元典章·廩禄》以及元明地方志文献相结合，勾勒出有元一代蒙古字学教授、司狱司官吏、路司吏员以及地方官员俸额的变化过程（《黑水城文书所见元代地方官吏俸额考论》，《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四辑）。李春园探讨了元代盐引制度的形成过程以及在财政支出中的使用情况（《元代盐引制度及其历史意义》，《史学月刊》第10期）。张国旺则从《元典章》所载盐务法令入手，详细分析了元代盐务政策的演变过程及法令使用范围（《元代盐务政策演变略论——〈元典章·课程〉研究之一》，《盐业史研究》第3期）。相关文章还有白秦川《元代银锭干支纪年时间考》（《中国钱币》第1期），韩光辉、汤倩、王长松《关于元代户口类型的考察》（《北方文物》第3期），刘志恒《从元初铜权看元代的衡器改革》（《黑龙江史志》第19期），张建平《“至元二十年铜权”及相关的几个问题》（《湖南省博物馆馆刊》）。
　　地域经济。潘清考察了元代对运河江淮段、芍陂、扬州五塘的修建和维护以及江淮地区的小型水利设施的状况（《元代江淮流域水利建设述论》，《学术研究》第12期）。朱年志分析了元代运河山东段与沿岸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元代山东运河的开辟与沿岸社会经济发展》，《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第3期）。相关文章有邵岩《元胶莱运河废因考：以乾隆〈莱州府志〉为中心的分析》（《沧桑》第3期）、郝素娟《元代西南经济发展原因探析》（《通化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李昆、方钱《元代云南学田制初探》（《黑龙江史志》第19期）。
　　城市。杨晓春从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的角度分析了元上都注重防守、外城内主要为苑囿、居民区在城垣之外的特点（《略论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之元上都》，《集刊》26）。岳升阳、马悦婷认为元大都海子东岸位于都火神庙与今地安门外大街之间，其存在当与元大都中轴线有密切关系（《元大都海子东岸遗迹与大都城中轴线》，《北京社会科学》第4期）。李冀洁、魏坚比较了元上都、哈剌和林和元大都三地的经济生活（《蒙元三都经济生活的初步比较研究》，《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1期）。
　　救荒史。苏力探讨了元代杭州的火灾及其防灾救灾措施（《元代杭州的火灾及其社会应对》，《学习与探索》第7期）。徐丹根据黑水城文书、浙东等地的相关文书，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元代孤老救济制度的对象、项目及救济经费的来源（《元代的孤老救济制度》，《理论界》第7期）。李莎则研究了元代官方对病患者的优抚措施（《元代官方对患病者的救疗与优免措施》，《兰州教育学院学报》第7期）。
　　　社会。近来王瑞来提出宋元变革论的主张。他通过考察宋元之际士人流向趋于多元化的情况探讨了元朝与南宋及明代的社会联系（《士人流向与社会转型：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王秀丽认为“以儒饰吏”反映了元代主流知识层对“儒”的社会功用和社会价值原则的深刻反思（《“以儒饰吏”为何独受元人青睐？——元代儒吏阶层及其文化认同》，《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张建伟探讨了高昌廉氏与多民族士人的交游活动（《高昌廉氏与元代的多民族士人雅集》，《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相关文章有喻玲《元代士林阶层的旅游动机及特点》（《兰台世界》第18期）、刘嘉伟《诗僧来复在元末多族士人圈中的活动考论》（《五台山研究》第3期）、姚丹、顾年《论元代江浙文人圈的形成与湖笔的兴起》（《装饰》第9期）、蔡鑫泉《〈从诗看“龙泉”墨在元代的新发展〉商榷》（《集刊》27）。
　　婚姻。周国琴利用元杂剧分析了元代的婚俗、婚礼程序及婚姻形式等问题（《元杂剧中的婚俗概说、婚礼程序、婚姻形式述略》，《兰台世界》第35期）。贾淑荣探讨了元代蒙古族的婚姻习俗及其择偶观（《10——14世纪北方游牧民族婚姻习俗的变迁》，《北方文物》第1期；《从婚姻习俗探究元代蒙古族的择偶观》，《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张建伟、白雪考察了真定史氏的婚姻（《元代真定史氏之婚姻及其家族文化倾向》，《集刊》27）。

　　　四、文化史研究
　　　宗教。吴巍、纪振奇通过比较宣政院和崇福司在职官、废立和品秩等方面的差异，考察了元代对藏传佛教和基督教的管理（《由宣政院与崇福司对比元代的藏传佛教与基督教》，《邢台学院学报》第1期）。
　　佛教。陈高华探讨了元成宗与佛教的关系以及胆巴在此时期的活动，考察了辽金及更早建造的10余所“旧刹”在元大都的状况（《元成宗与佛教》，《中国史研究》第4期；《元代大都的“旧刹”》，《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四辑）。顾寅森考察了大护国仁王寺的僧人、造像风格和建筑布局，指出元代以大护国仁王寺为代表的皇家佛寺兼有藏、汉两种文化因素（《试论元代皇家佛寺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以大护国仁王寺为中心》，《宗教学研究》第1期）。相关文章有慈波《佛学与学佛——元儒黄溍的佛教思想述论》（《宗教学研究》第4期），万文君《北京石佛寺村元代藏传佛教石佛像研究》（《收藏家》第7期）。
　　道教。万钧考察了江淮荊襄等处道教都提点所的设立年代，历任职官、管领范围以及品秩和印信等问题（《江淮荊襄等处道教都提点所小考》，《宗教学研究》第3期）。杨子路、杨玉辉指出元代南方道教推动了数学的发展，而传统数学恰是南方道教建构自身义理、仙学和仪式的重要思想资源（《南宋至元代南方道教与中国传统数学关系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第8期）。李玉用探讨了元代南方全真道教的发展状况（《论元代南方地区全真道教的新发展——以儒佛道三教融合为视角》《求索》第3期）。相关文章还有佟洵《全真道龙门派始祖丘处机与道教中兴》（《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第4期），张琰《泰山全真道与元代东岳祭祀》（《全真道研究》第3辑），张琰《“吸纳”与“疏离”：全真道对泰山阴司信仰态度之转变》（《泰山学院学报》第5期），张丽娟、詹石窗《牛道淳的清净妙心思想》（《宗教学研究》第4期），王百岁《甘肃省成县金莲洞石窟与全真道》（《宗教学研究》第2期）等。
　　其他。殷小平考察了崇福使爱薛的事迹（《元代崇福使爱薛史事补说》，《西域研究》第3期）。常青认为福清市元代至正初年的布袋和尚造像反映了元代布袋信仰在福建地区的盛行（《福清市瑞岩山布袋和尚像之信仰与图相源流》，《福建文博》第4期）。张侃以《台州路重建天妃庙碑》探讨了元末刘基等浙东士人的天妃观（《谁的“标准”？“正统”何在？——元代〈台州路重建天妃庙碑〉与浙东士人的天妃观》，《地方文化研究》第4期）。黄太勇则讨论了元代“天妃”名号的演变及其与海神的关系、天妃职能的变迁以及元代海运活动中的多神崇拜等问题（《元代天妃崇拜的三个问题初探》，《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第6期）。相关文章还有徐立《蒙元时期的关羽信仰》（《商丘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等。
　　　教育与理学。蔡春娟探讨了元代大都路顺州庙学的建设过程，学官、生员等问题及顺州的阴阳学与蒙古字学（《顺州庙学碑所见元代顺州儒学教育》，《西北师大学报》2014年第6期）。杨富有以上都扈从诗为中心探讨了元上都的教育（《元上都的多元教育及其意义——以元上都扈从诗为主要材料的分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9期）。于洪燕考察了元代哈剌和林的教育状况（《元代教育制度与哈剌和林教育》，《兰台世界》第24期）。
　　刘成群考察了元世祖至元年间北方儒学的格局变迁（《元初至元年间“南学北来”问题新探——以北方儒学格局变迁对忽必烈心态的影响为叙述中心》，《元史论丛》14）。袁宗刚探讨了元代金华学派“理流为文”的理学特点（《元代金华学派“理流为文”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冯鹏考察了龙仁夫的易学思想（《龙仁夫〈周易集传〉易象学思想初探》，《周易研究》第1期）。
　　　其他。许家星以《四书疑节》为中心探讨了元代四书学科举和研究的双重性质，分析了《四书通旨》对“四书”诠释体式的意义（《“称雄科场”抑或“强学待问”？——以〈四书疑节〉为中心论元代四书“科举”与“研究”的一体化》，《南昌大学学报》第5期；《“字义”与“经疑”的一体——论〈四书通旨〉对“四书”诠释体式的新探索》，《中国哲学史》第4期）。周春健则考察了元代学者的四书六经观（《论元代学者的“四书六经观”》，《哲学研究》第5期）。杨亮分析了元代文选学衰落的原因（《论元代〈文选〉学衰落之原因》，《殷都学刊》第3期）。曹继华则考察了元代江西的诗经学成就（《元代江西的〈诗经〉学》，《东方论坛》第4期）。张田田以王元亮“纂例”为中心探讨了元代律学的特点（《元代律学探析——以王元亮“纂例”图表为中心》，《中西法律传统》第九卷）。相关文章还有李福唐《元代直解文献的同词异字和同义词》（《宜春学院学报》第2期），徐媛《元人别集编撰考》（《出版科学》第1期）等。
　　　
　　　五、民族史与中外关系研究
　　　民族史。陈得芝分析了藏文史籍中关于蒙古祖先世系的记载与《史集》基本一致的原因，指出藏文史籍所载人名或称号对阅读《元史》的重要意义（《藏文史籍中的蒙古祖先世系札记》，《中国藏学》第4期）。刘迎胜对回回人丁鹤年家族的研究，沈仁国对高昌普氏家族的研究都值得关注（《丁鹤年及其家族》，《元代的科第世家——普氏》，以上均见《集刊》26）。刘正寅考察了《史集·部族志》中的巴儿忽惕诸部（《〈史集·部族志〉巴儿忽惕部研究》，《集刊》26）。毛海明探讨了阿尔浑人阿剌罕家族及其汉化倾向（《元代的一个阿儿浑人家庭》，《民族研究》第2期）。周峰利用杨朵儿只墓志考察了西夏遗民杨朵儿只及其子杨文书讷的事迹（《元代西夏遗民杨朵儿只父子事迹考述》，《民族研究》第3期）。张建松指出元代北庭人除指畏兀人外，还可指蒙古人（《宋元时期的另类“北庭”与“北庭人”》，《南阳理工学院学报》第5期）。马晓娟考察了成吉思汗时期的哈剌鲁人（《成吉思汗时期的哈剌鲁人——以海押立、阿力麻里地区的哈剌鲁人为中心》，《元史论丛》14）。额尔敦巴特尔认为肃良合氏的起源与入居元朝的高丽移民有关（《蒙古肃良合氏的来源》，《元史论丛》14）。杨富学、张海娟、安玉军指出今裕固族大头目与元代的豳王和明代的安定王一脉相承（《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河西学院学报》第2期）。相关文章还有王双梅《元代蒙古族散曲家阿鲁威生平事迹考略》（《南通大学学报》第2期），王红梅《九朝良臣：元代雍古名臣赵世延丛考》（《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葛承雍《蒙元时代胡人形象俑研究》（《文物》第10期）等。
　　　中外关系。赵莹波考察了元代中日通关文书及其中伪造公检文书的行为（《宋元时期中日通关文书初析》，《元史论丛》14；《从日本入元僧度牒看两国交往中伪造公检文书的现象》，《集刊》26）。张建松探讨了蒙元时期对高丽的控制，考察了元明之际高丽境内的中国移民（《蒙元对高丽的控制与干涉》，《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第1期；《元明之际高丽境内中国移民考察》，《中州学刊》第6期）。沈岩考察了元代朝鲜半岛的行政建置问题（《元代朝鲜半岛女真人的分布与行政建置研究》，《史学集刊》第4期）。。相关文章还有周运中《〈岛夷志略〉地名与汪大渊行程新考》（《集刊》27）、金春《丽元通婚外交研究》（《延边大学学报》第4期）等。
　　　
　　　六、文献研究
　　　《元史》订补。《集刊》27设有“〈元史〉会注考证”专栏，刊载了刘迎胜《〈元史·太宗纪〉太宗三年以后纪事笺证》、陈波《〈元史〉订补二题——兼及元人碑传的谀墓与曲笔》、朱春悦《〈元史·地理志〉顺宁府条订误及其他》。相关文章还有赵一兵《〈元史〉有关巩昌汪氏记载辨正六则》（《元史论丛》14），张金铣《〈元史〉疑义举例》（《集刊》26），向珊《〈元史·河渠志〉上海县日役夫数辩误》，白刚《〈元史·郭德海传〉三峰山之战时间勘误》（以上均见《中国史研究》第3期），白刚《中华书局校点本〈元史〉勘误二则》（《牡丹江大学学报》第6期）等。
　　　《全元诗》和《全元文》补遗。《全元诗》出版后，不少学者对其拾遗补缺。相关文章有李成晴《〈全元诗〉补佚——以明弘治版〈吴江志〉为样本》（《淮南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邓富华《〈全元诗〉补遗》（《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6期），彭万隆《〈全元诗〉本张雨诗集辑佚》（《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第3期），彭万隆《〈全元诗〉张雨诗集整理评议》（《江淮论坛》第5期）。一些学者则继续对《全元文》进行订补。相关文章有李成晴《〈全元文〉补遗12篇》（《殷都学刊》第3期），杨未《〈全元文〉“杨维桢”卷点校订补》（《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第6期），李超《〈全元文〉失收程文九篇辑佚》（《兰台世界》第28期）。此外，丁治民、刘雅馨补入史伯璿所作词七首（《〈全金元词〉辑补七首》，《温州大学学报》第5期）。
　　　传统文献研究。林友标、王颋考察了元人有关李陵台的诗歌（《李陵台及元人专题诗》，《西夏研究》第4期）。尚衍斌对《遗山先生文集》的研究（《读〈遗山先生文集〉杂识》，《集刊》26），党宝海对刘秉忠文集的研究（《李槃与刘秉忠文集》，《元史论丛》14），魏亦乐对《国朝文类》版本的研究（《〈国朝文类〉元明版本杂考》，《元史论丛》14），高建国对《广客谈》的研究（《〈南村辍耕录〉与〈广客谈〉》，《元史论丛》14），李玉年对《青阳集》的研究（《论余阙〈青阳集〉的合肥地方历史文献价值》，《合肥学院学报》第6期），仝建平对《翰墨全书》的研究（《略谈〈翰墨全书〉利用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第2期），白·特木尔巴根对《脱卜赤颜》的研究（《元代学者著述中所见〈脱卜赤颜〉考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袁茹对《文章精义》的研究（《〈文章精义〉作者、编者补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都值得关注。相关文章还有欧阳江琳《两首稀见的元代水浒诗——楚石梵琦〈梁山伯〉、〈宋江分赃台〉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第3期），杨印民《赵万里〈元一统志〉失收条目补辑》（《元史论丛》14），王振华《中华书局点校本〈山居新语〉勘误三则》（《江海学刊》第5期）。
　　　黑水城文献与公文纸背文书研究。白玉冬考察了编号为F61：W6的蒙古文文献（《关于元代地税征收的一篇蒙古文文献》，《元史论丛》14）。杜建录、邓文韬考察了编号为M1.0989（F13：W106）和M1.0981（F270：W10）的两件租赁文书（《黑水城出土两件租赁文书考释》，《宋史研究论丛》）。秦桦林认为编号为M1.1242的文书应定名为《元一统志·太原路》刻本残页（《黑水城出土〈元一统志〉刻本残叶考》，《中国地方志》第10期）。宋坤考释了编号为TK201号文书（《俄藏黑水城所出〈天历二年呈亦集乃路官府文〉考释》，《元史论丛》14）。学者对黑水城文献的研究更趋于专题研究。相关文章有陈广恩《北庭元帅府与亦集乃路的关系初探——兼谈黄兀儿月良站的地理位置》，张重艳《从也火汝足立嵬地土案看元代亦集乃路复业案件的审判程序》，张笑峰《也火汝足立嵬土地案发覆》，陈瑞青《黑水城所出元代酒醋课程文书研究》，杨富学、张海娟《蒙古豳王家族与元代亦集乃路之关系》，李晓明《由黑水城文书所见元代西北边陲驻军状况——以亦集乃路为中心》，杜立晖《黑水城文书所见元代的朵思麻宣政院》，郭兆斌《由黑水城文书看北元时期肃政廉访司更换官吏中的作用》（以上均见《元史论丛》14）；张笑峰《黑水城文书中的宁肃王》（《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第7期），张笑峰《元代亦集乃路诸案成因及处理初探——以黑城出土元代律令与词讼文书为中心》（《西夏学》第十辑），宋坤《黑水城所出识认状问题浅探》（《西夏研究》第3期）等。
　　杜立晖对两件《魏书》纸背元代文书进行了缀合和研究（《关于两件公文版本〈魏书〉纸背元代文书的缀合与研究》，《保定学院学报》第6期）。何启龙通过对吐鲁番回鹘文书与蒙古哈喇布罕古城桦树皮文书的研究，指出元代蒙译汉式占卜术源于官刊历书或民译占卜书（《元代蒙译汉式占卜术是源于官刊历书或是民译占卜书——以吐鲁番回鹘文书卷与蒙古哈喇布罕古城桦树皮文书为中心》，《元史论丛》14）。
　　　金石碑刻文献研究。碑刻的刊布与研究成为元史研究的亮点。史金波对小李钤部公墓志的研究（《河北邯郸大名出土小李钤部公墓志刍议》，《河北学刊》第4期），杨晓春根据墓志对《元史》列传的校补（《读新中国出土元代墓志校〈元史〉相关列传》，《元史论丛》14），张国旺对张弘略墓志铭和神道碑的考察（《元代张弘略事迹考略——以张弘略墓志和神道碑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2014年第6期），武波对许昌《天宝宫圣旨碑》碑阴题名的研究（《许昌〈天宝宫圣旨碑〉碑阴题名校勘》，《元史论丛》14），陈玮对张谦墓志铭的考释（《元奉直大夫南阳屯田副总管张谦墓志铭考释》，《元史论丛》14），王素强对《郝天泽墓志铭》的研究（《元〈郝天泽墓志铭〉考释》，《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第6 期），庞雪平、魏敏对《宣授善和大师塔铭》的研究（《元代〈宣授善和大师塔铭〉碑补缺》，《文物春秋》第5期），王原茵对《刘处士墓碣铭》的考释（《京兆刘处士墓碣铭考释》，《文博》第1期），李俊义、张梦雪、袁刚对元代全宁路硬译文体残碑的研究（《元代全宁路硬译文体残碑考释》，《北方文物》第1期），李红利用碑刻对元代南阳武侯祠的研究（《从元代碑刻看元代南阳武侯祠》，《中原文物》第4期），受志敏、史泠歌对《大元故邯郸县尹郭公墓碑铭》的研究（《〈大元故邯郸县尹郭公墓碑铭〉研究》，《东方企业文化》第17期），杜志勇对《元故太常博士敬君墓碣铭并序》的研究（《〈元故太常博士敬君墓碣铭并序〉的价值》，《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任江对《处士胡堂墓志》的考释（《元〈处士胡堂墓志〉考述》，《东南文化》第4期），刘卫东对《刑部题名第三记碑》的研究（《〈刑部题名第三记碑〉考》，《北京文博文丛》第3期），田建平对《安平县庙学记》的研究（《〈安平县庙学记〉碑考释》，《宋史研究论丛》），雷小虎对《大元宸命碑》的研究（《大元宸命碑考释》，《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4期）都值得关注。
　　印押、题记、铭文研究的文章有马颖《两方蒙元官印——蒙古文字的演变及元代官印制度浅析》（《文物世界》第6期），陈晓伟《蒙元“大朝国师印”之商兑》（《考古与文物》第3期），李婧《元代符牌浅析》（《赤峰学院学报》第1期），杨永财《八思巴“元押”印章在杜尔伯特出土》（《黑龙江民族丛刊》第2期），李毅君《“元统三年”铭碑形玉祭牌》（《文物世界》第3期），唐彩霞、张红星《包头燕家梁遗址出土铜铺铭文考略》（《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赵元祥、蔡宇琨《四川蓬溪县金仙寺藏殿元代题记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第5期）。
　　　七、其他
　　除本刊相关文章外，年度综述的文章有翁沈君《2012年国内蒙元史研究综述》（《集刊》27）。专题性综述有张金铣《元代屯田研究综述》（《古今农业》第3期），马娟《百年元代色目人研究述评》，朱翠翠《必阇赤研究述评》（以上均见《集刊》27），曹曼《新世纪以来国内元代水利史研究综述》（《农业考古》第4期），朱军《21世纪初（2000——2013）大陆地区元代理学研究综述与展望》（《科学经济社会》第1期）等。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七辑是纪念陈得芝先生八十华诞专号，刊载了由特木勒整理的《陈得芝先生论著译文目录》、刘迎胜《陈得芝教授八十华诞祝辞》、沈卫荣《陈得芝先生与蒙元时期西藏史研究》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