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文书学的历史与现状[1]

黄正建

“中国古文书学”是近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提倡建立的一个学科。它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新的学科，但从世界范围看，则并非如此。比如日本，很早就有这个学科，而且还有梳理该学科发展历史的文章。最近的文章是小岛浩之的《关于中国古文书学的札记（上）》[2]。以下參考小岛文章，结合其他资料以及笔者的理解和判断，回顾一下日本“中国古文书学”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中国古文书学”的建立与这几年的发展。

日本的“中国古文书学”在上世纪50年代初还没有成立，因此1952年藤枝晃在《世界历史大事典》（平凡社）中为“古文书”和“古文书学”撰写条目时，对日本和西方的古文书学有详尽解说，但对中国，只叙述了为何没有建立古文书学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中国存世的古文书很少。而造成古文书存世很少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王朝更替时的战争等，造成古文书的毁坏和消失。二是文书特别是政府的公文书存放一定时间后就被废弃。三是存在一个很长的版本（刻本）时代。

古文书学没有建立，并不意味着没有古文书的研究。事实上，从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的发现起，学者就开始对这些文书进行研究。内藤湖南在京都大学就曾以“中国古文书学”为题开设讲座，但所讲恐怕主要是“公牍”即清代的官文书。

此后对古文书本身进行研究，从而客观上推动了古文书学发展的是那波利贞与仁井田陞。

关于那波利贞的古文书学研究，竺沙雅章认为有三个特点：一、指出了以前不曾关注的私文书和杂文书作为史料的价值所在。二、将所阅读的伯希和文书做了正确录文后提供给学界。三、将古文书纳入大学的授课和讨论，以施行实际的古文书教育。但竺沙雅章也指出那波利贞的古文书学有个缺点，即虽然忠实记录了文书的形状，但没有调查和记录文书的尺寸、纸质、笔迹等，而这应该是研究古文书时要首先做到的。换言之，那波利贞的古文书研究缺少了对文书形态（物质形态）的关注。原因当然是当时“中国古文书学”还没有建立。

仁井田陞的研究主要反映在《唐令拾遗》和《唐宋法律文书研究》中。前者复原了唐代的《公式令》，加上后来的《唐令拾遗补》，共复原了16种唐代官文书样式，是中国古文书学“样式研究”中的一大成果，或者说奠定了中国古文书学中“样式研究”的基础。在《唐宋法律文书研究》中，仁井田陞特别将“私法史相关文书”分为15类，其中包括可作为公证手段的“户籍”。池田温认为仁井田陞的研究建立了契约类文书的基本框架，至今仍是中国古文书学的重要书籍。但是小岛浩之认为仁井田陞的研究主要是广泛搜集资料并将其整理，然后体系化，还说不上是“样式研究”，只能说是样式研究的基础。

到上世纪50年代末，藤枝晃在《亚洲历史事典》（平凡社，1959年）为“古文书学”所写条目中，将“古文书学”定义为：研究古文书外形（书式、书体、纸质等）、内容、相关人物、完成过程、作用和效力等所有方面的学问，是史学的重要辅助学科。在此条目中，藤枝晃提到了中国古文书学。

到上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已经开始对日本的“中国古文书学”现状予以总结了。这就是竺沙雅章在《书的日本史》第9卷中所写的《中国古文书学的现阶段》[3]。

在这篇文章中，竺沙雅章也指出中国没有古文书学的原因在于存世文书的稀少，而存世文书稀少的原因，除王朝更替销毁了前朝文书外，还有就是古代知识分子不关注文书。他们只重视书籍以及自己作品的流传。（近年坂上康俊还认为，其原因盖在于中国有远高于日本的公权力。这种公权力能够保证领属关系，因此不必长期保存具有“权利认定”意义的文书。不过，对于此观点，小岛浩之的文章已经提出了疑问）。文章接着以敦煌文献与宋元纸背文书为例介绍了中国古文书研究的现状。其中敦煌文献方面，介绍了藤枝晃将敦煌写本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阶段的观点，并以户籍研究作为文书研究的一例予以说明。宋元纸背文书方面，指出这些文书仅当时所知就有2万多页，内容主要是“户口钱粮册”，也有地方官府处理的案卷。文章最后说，随着出土文书的增加，古写本学或古文书学的必要性日益增大，虽然需要付出时间和努力，但期盼着能完成一部中国古文书本身的通史或概论。

竺沙雅章的这篇文章将古写本与古文书一并论述；与文书相关，主要举出的例子是户籍文书或户口钱粮册。这些都与一般理解的“古文书学”中的“文书”概念有一定距离。

上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研究中国古文书的名家辈出，就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书式”方面的成果而言，主要有大庭修、池田温、冈野诚、中村裕一、荒川正晴等等，最近做出了较大贡献的是赤木崇敏[4]。

本世纪以来对中国古文书学予以总结的，就是我们文章开头提到的小岛浩之的《关于中国古文书学的札记（上）》。

日本的“中国古文书学”包括哪些内容呢？小岛浩之参照“日本古文书学”中对近代以来古文书“群”的发现、整理和研究，提出了以下研究模式：

第一步是发现和调查；第二步是整理和公布。这两步可称为“基础古文书学”。第三步是大量搜集这些文书并予以分类、编年等工作；第四步是各论研究。“各论研究”又分为样式研究（文书书体、文体、授受人和机构、开头语、本文、结束语、署名等）、形态研究（文书的物质形态，包括纸张、用墨、用笔等）、机能研究（包括文书的完成、传达、受理、管理的过程，以及机能、效力等问题）、传承研究（文书传承的过程和保存的意义等）。这第四步可称为“应用古文书学”。而第三步既可以归入基础古文书学，又可归入应用古文书学。

以上就是参考小岛浩之文章，并归纳竺沙雅章文章内容后简化出来的日本的“中国古文书学”的大致情况。从中可知，早在上世纪初，日本学者就开始使用“中国古文书学”一词，这应该是受“日本古文书学”发达的影响。但在当时，这一词汇意味着什么，并没有明确定义。此后日本的中国古文书研究，虽然有许多成果，但文书研究的作者似乎并未自觉将其纳入“古文书学”范畴，像那波利贞、仁井田陞所谓在“中国古文书学”中的贡献，应该只是后人追述的结果。

因此，日本的“中国古文书学”有几个明显特点。第一、日本的中国古文书学没有一个相对比较明确的成立时间点。虽然这一词语出现较早，也不断有人将其总结为“中国古文书学”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但似乎并未有人或有某些人在某一时间段倡议或宣告建立“中国古文书学”。这一学科的发生发展是后人追溯归纳总结出来的。这一“中国古文书学”究竟成立于何时？未见有比较清晰的界定。换言之，日本的中国古文书学的成立，缺乏一个标志性事件或著作，它的成立和发展过程是相对比较模糊的。第二、因此，日本的中国古文书学没有一个相对严谨的定义，比如所谓“中国古文书”何指？官文书之外，私文书、杂文书何指？又如，所谓“中国古文书学”何指？它所涉及的范围（广度）、时代（长度）何在？如此等等，都没有相对统一而严谨的说明。前述竺沙雅章的文章就是混同写本——含佛典写本——与文书，以及混同典籍与文书而一并论述的；即使在论述“文书”时又是首举“户籍”和“户口钱粮册”类文书。这些都与日本古文书学所谓严格意义上的“文书”定义并不相同。第三、这一状况的造成，可能是由于日本的中国古文书学主要建立在敦煌文书与吐鲁番文书（大谷文书）研究的基础之上。所谓日本的中国古文书学，包括其成果，主要是指敦煌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成果，其所表述的定义和说明，主要建立在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于简帛文书、黑城文书、徽州文书等很少涉及[5]。

此外，即如小岛浩之拟定的中国古文书学研究的四步模式（或两种分类即“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虽然看起来很完备，其实也有可商榷处。第一：模式中的第一步“发现与调查”确实应该是古文书研究的前提，我们也应该鼓励学者去发现和调查古文书，但在目前的中国，特别是地下文物（窖藏文物）的发现调查，主要是考古工作者完成的。对于历史工作者而言，这一步不易做到。第二：模式中的应用研究包括四类：样式、形态、机能、传承。这四类研究不用说，是古文书研究非常重要的部分，是反映古文书学特点（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最重要的研究项目。但是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文书内容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通过研究文书内容，乃至利用文书内容来研究各时代的制度、历史，是古文书研究的重要一环。换句话说，上述样式、形态、机能、传承四类研究，涉及的基本都是文书的形式、文书的制度、文书的管理技术方面等，而没有包括文书的内容。比如一件文书，我们研究它是一件牒文，具有“上行”或“下行”牒文的书式，这属于样式研究；研究牒文的纸张、用笔等，这属于形态研究；研究牒文的发出者接受者、受理日期、粘连保管等，属于机能研究；研究该牒文如何残留或保存下来的，属于传承研究。但是这里缺少对牒文内容的研究。例如该牒文是为交纳租税事，或统计马匹事，或处理逃兵事，等等，也应该是文书研究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对历史研究者而言。缺少了对文书内容的研究，不能不说是小岛模式的一个缺陷。

以上介绍了“日本的中国古文书学”的情况，并简单作了一些也许不很妥当的点评。下面想介绍一下“中国的中国古文书学”。

虽然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中国古文书学”的词语出现，并似乎也有了这一学科，但中国历史学界却一直没有受到影响，一直没有提出或建立“中国古文书学”。直到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古文书研究班”开班。

2010年，在几位年轻学者的倡议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感慨于历史所拥有各断代文书的研究者，但都是各自为战，缺乏相互交流的现状，联合先秦甲骨文金文、秦汉简帛、隋唐敦煌吐鲁番文书、宋元黑城文书、明清徽州文书的研究者，开设了一个跨断代、跨研究室的文书研究班。这个研究班的设立，以建立“中国的中国古文书学”为目的。研究班每月一次，除开始几次由各断代学者介绍本断代文书研究概况外，主要是研读各断代文书，也邀请所内外文书研究专家来做讲座，至今已活动了39次。同时，在2010年的开班仪式上，我们已经提出了要以建立中国古文书学为目标。

到2012年6月，以研究班成员为主，我们召开了第一届中国古文书学研讨会，正式提出建立中国古文书学。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古文书学：跨越断代文书研究》的署名文章[6]。文章解释了文书、古文书、古文书学的定义，以及中国为何没有建立古文书学的原因，并参考日本古文书学，提出了中国古文书学研究的范围、对象、内容、方法等问题，以便抛砖引玉。

我们提出的“中国古文书学”有以下特点：一、它是建立在出土和传世文书大量涌现的基础之上的，它的定义应该符合出土文书或传世文书大量存在的特点。二、它与材质基本不相关，只要符合我们的文书定义，无论金石、简牍、纸质文书，都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三、它不局限于某个断代，从先秦直至明清，只要符合我们定义的文书，均在研究范围内。四、它对“文书”的定义大致有：1、它基本是原始的、手写的、没有经过后人编辑的。2、它基本不包括典籍（含宗教典籍），但极个别典籍或可从宽。3、它既包括官文书也包括私文书，既包括档案文书也包括非档案文书。4、它以有发出者与接受者的文书为主，但也包括籍帐、契约、衣物疏等文书。越是古代，其标准越是放的较宽。

这些特点，特别是关于文书的定义，只是我们的一孔之见，还有待学界的检验与批评。

这之后，研究班成员受《文汇报》编辑约稿，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中国古文书学”的创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者笔谈》的文章，分断代介绍了各断代文书的存世和研究状况，并在“中国古文书学”的名目下予以总结[7]。

建立中国古文书学的倡议提出后，在学界引起了一定反响。包括一些档案学、明清文书研究的学者都在文章中提到此事，并予以支持。他们都反映，有了这样一个学科，可以统筹各断代各地区零散的文书研究，使文书研究有了一个可靠的视角或比较新的立场，有助于对“古文书”这一具有特殊性质史料的发掘和利用。

2013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召开了第二届中国古文书学研讨会，会议提交的论文较第一届研讨会有所深入。比如，会议讨论了古文书学与档案学、文书学、文献学的异同；讨论了诏令是否算作文书的问题；讨论了告身文书的研究状况和今后的发展前景。等等。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公布了我们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即打算编纂一部《中国古文书学读本》，内容包括五类古文书。每类文书均按断代编排，每断代各选文书图片若干件，加以录文、注释、解说，并附有研究概况，以向史学工作者提供一个中国历代古文书的选本，希望有助于他们在研究过程中自觉关注和使用古文书，并站在古文书学的角度重新看待史料，研究历史。

这次研讨会以后，中国古文书学的提法引起更大范围的关注，例如河北邯郸学院面对所藏数万件“太行山文书”群，就有意借鉴古文书学的视角来整理和研究这批文书。

2014年10月，历史研究所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学研究论坛”平台，召开了第三届“中国古文书学国际研讨会”，除国内各大学历史学者外，日本、韩国学者也参加了会议。从提交的论文看，既有讨论古文书学历史现状；古文书的概念；如何在古文书的视角下看待文书群；如何处理不具有上行、平行、下行性质的古文书；如何制定整理出土文书的规范等理论探讨，也有对具体文书的研究，而且学者在做具体研究时，已经开始自觉站在古文书学的立场上去分析和处理文书了。

在“中国古文书学”提出之前，各断代的文书（广义“文书”）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和非常辉煌的成就，形成了诸如简帛学、敦煌学、徽学等专门学科，积累了大量关于文书拼接、缀合、认字、定名、释读、辨伪的经验，以及对各类文书样式、形态、内容的研究。这些成果都是“中国古文书学”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古文书学建立和发展的基础。我们倡议建立中国古文书学，只是想把各断代文书研究中共同的东西提炼出来，在重视各断代文书差异的基础上，找出“古文书”作为史料所具有的共性，以助于更深入地研究历史。

目前国际上对原始史料日益重视，关于“手稿”、“写本”的研究日益增多。2014年9月在北京大学就召开了一个名为“欧洲和中国中古写本史”的国际研讨会；张涌泉最近也刚刚出版了《敦煌写本文献学》[8]。目前的一个研究趋势是：当一个文献存在众多稿本或抄本时，研究者不再仅致力于追求哪个抄本更接近文献原貌或更真实，而是要研究这些不同抄本是如何出现的，它们的差异何在，以及导致这些差异出现的原因及其意义。这些研究都对“中国古文书学”的建立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古文书学与写本文献学、手稿学等虽然角度不同，但宗旨有类似处，即都是重视和研究刻本之前的文献。但是，这其中，将这种手写原始文献区分为典籍和非典籍，并对其物质形态、书写样式，以及由于样式不同造成的不同的行政、法律后果予以特别重视，则是古文书学的主要特征。

“中国古文书学”刚刚建立，关于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定义、方法、理论等等都还很不完备，还很粗疏，需要在各领域各断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逐渐完善起来。将来，如果中国的“古文书学”能像日本的“古文书学”一样，在大学历史教育里占有一席之地，真正成为研究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门辅助学科，古文书的价值能得到最充分地利用，建立“中国古文书学”的目的就达到了。

如上所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先生就期盼着能有一部中国古文书的通史或概论。他说，这会需要相当大的努力和相当长的时间。近40年过去了，希望这样一部关于中国古文书学的通史或概论，能在我们中国学者的手中完成。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