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诸侯与邦君

邵蓓

［关键词］西周  金文  诸侯  邦君

［内容提要］从西周金文来看，西周的诸侯是被周王册命，“侯”于某地的封国之君的专称。西周封侯的主要目的是对周王室实现军事上的藩卫，诸侯的所封之地是对王朝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周王朝在侯国的所在之地或其附近驻有中央直接控制的师旅，诸侯参与周王朝和戎狄异族的战事。西周的邦君含义较广，既包括周王畿之内的封君，也包括未被周王册命为侯的地方君长。从清华简《系年》的简文来看，两周之际邦君和诸侯的含义还有不同，春秋以后两者的含义逐渐相混，到战国时代已经没有差别。

封侯建邦是西周分封制度的主要内容。传统文献记载西周的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西周金文所显示的情况却与这种记述有相当的距离，由此引发了学者关于周代是否存在五等爵的争论。[①]西周文献和金文中还有与“诸侯”相关的“邦君”一词，学者亦有不同看法，大部分学者将文献中的“邦君”等同于诸侯。本文主要对西周金文所见的诸侯与邦君再进行一番梳理，以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不妥之处，还祈请专家指教。

一  西周金文中的诸“侯”

殷墟甲骨文中已经有了“侯”、“伯”、“田”的记录。《尚书·酒诰》文：“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召诰》：“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君奭》：“天惟纯佑命则，商实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又大盂鼎（《集成》[②]2837）铭文：“我闻殷述（坠）命，唯殷边侯、田（甸）雩（与）殷正百辟。”是殷商已有侯、甸、男、卫、邦伯，同属外服。西周早期的夨令方尊（《集成》6016）铭文：“眔诸侯：侯、田、男”。《尚书·金滕》文：“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康王之诰》文：“庶邦：侯、甸、男、卫……”可见，西周早期继承殷制，其诸侯包括侯、甸、男等称号。这些反映西周早期历史的文献和彝铭中所列的诸侯称号，在西周金文中，除有许男（许男鼎《集成》2549，西周晚期）外，甸、卫、采等都还缺乏确证，只有侯是明确的诸侯称谓。下面我们来看见于西周金文的诸“侯”。

己侯，即文献中的纪侯，姜姓，始封君不详，封地在今山东寿光南。铜器有己侯簋（《集成》3772）、己侯貉子簋盖（《集成》3977），时代在西周中期；己侯钟（《集成》14）、己侯鬲（《集成》600），时代在西周晚期。

曾侯，姬姓，始封君不详，封地在今湖北随州叶家山一带。2011年，湖北随州叶家山发现了西周早期曾国墓地，出土了铭文有“曾侯”和“曾侯谏”的西周早期铜器。[③]

应侯，姬姓，始封君为武王之子，[④]封地在今河南平顶山市北滍一带。考古工作者已在平顶山市郊区薛庄乡北滍村的滍阳岭上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应国墓地。铜器有时代在西周中期和晚期的“应侯”器、“应侯爯”和“应侯见工”诸器，收录于《殷周金文集成》（本文简称《集成》）、《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⑤]和《首阳吉金》。[⑥]对于这些器物学者多有研究。[⑦]

蔡侯，姬姓，始封君是文王之子蔡叔度，三监之乱后，周成王复封其子胡于蔡。封地在今河南上蔡。[⑧]铜器有蔡侯鼎（《集成》2441）、蔡侯匜（《集成》10195），时代在西周晚期。

齐侯，姜姓，始封君为齐太公师尚父。初封于营丘，胡公徙都蒲姑，献公时徙都临淄。铜器有齐侯甗（《汇编》1089），时代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

康侯，即文献中的卫侯，姬姓，始封君为文王子康叔封。始封于康，[⑨]后徙封于朝歌，地在今河南淇县。司徒簋（《集成》4059）铭文“令康侯鄙于卫”证明了文献改封康叔于卫的记载。20世纪30年代在河南浚县辛村发现了西周卫国墓地。现存西周金文中并无“卫侯”之称，铜器有康侯鬲（《集成》464）、康侯丰鼎（《集成》2153）、康侯觯（《集成》6173）、康侯爵（《集成》8310）、康侯矛（《集成》11450）、康侯斧（《集成》11778）、康侯刀（《集成》11812）等，时代均在西周早期。

鲁侯，姬姓，始封君为周公长子伯禽，封地在今山东曲阜，现已发现曲阜鲁国故城及西周、东周时期的墓葬。[⑩]铜器有鲁侯熙鬲（《集成》648）、鲁侯爵（《集成》9096）、鲁侯盉盖（《集成》9408），时代在西周早期；鲁侯鬲（《集成》545）、鲁侯壶（《集成》9579）、鲁侯匜，[11]时代在西周晚期；鲁侯鼎（《汇编》1067）、鲁侯簠（《汇编》1068），时代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

匽侯，即文献中的燕侯，姬姓，始封君为召公奭长子克，封地在今北京琉璃河一带。出土于琉璃河西周墓地的大保盉（《汇编》1367）铭文有“令克侯于匽”是为证。现已发掘的琉璃河西周墓地为西周早期燕国墓地，[12]出土有西周早期的匽侯器，收录于《集成》和《汇编》。

陈侯，妫姓，始封君为帝舜之后胡公满，封地在今河南淮阳。铜器有陈侯簋（《集成》3815），时代在西周晚期。

侯，归姓，始封君不详，封地在今安徽阜阳，即文献中的胡国。[13]甗（《集成》948）和荣仲方鼎（《汇编》1567）铭文记有侯，时代在西周中期。

滕侯，姬姓，始封君为文王之子，[14]封地在今山东省滕州市。铜器有滕侯方鼎（《集成》2154）、滕侯簋（《集成》3670），时代在西周早期。

献侯。献侯鼎（《集成》2626、2627）铭文记载了献侯参加成王在宗周举行的祭祀，受到赏赐，为丁侯作器。作丁侯鼎（《集成》2346）也是为丁侯作器。三器铭文末都有“天黾”族徽。故学者认为两器是一家之作。作丁侯鼎据称出土于陕西乾县“甘谷之西峰巨场中”，“丁侯之家并献侯的采邑当在此附近”。[15] “天黾”是殷商著名的国族之一，献侯应是殷商旧族，在周初又得到分封认定，其封地可能在西周腹地。[16]

薛侯，妊姓，封地在今山东滕州东南。薛亦是旧族，《左传》定公元年有“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之说。铜器有薛侯鼎（《集成》2377）、薛侯盘（《集成》10133）、薛侯匜（《集成》10263），时代在西周晚期。现已发现东周时期的薛国故城和墓葬。[17]

侯。西周早期的侯鼎（《集成》2457），1964年出土于陕西长安张家坡墓葬，其铭文为“侯获巢俘厥金……”。

侯。金文中的侯有二，一是山东地区的姜姓侯器，实际就是己侯，也就是文献中的纪侯。铜器有侯弟鼎（《集成》2638），时代在西周晚期；侯簋（《汇编》1462），时代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二是出土于北京、辽宁的西周早期器，有“侯”“亚” 铭文，李学勤先生认为这是以侯为氏，即侯的支裔，与姜姓侯无关，是文献中微、箕的箕。[18]若然，则此侯乃是族氏之称，与西周分封诸侯无关。

井侯，即文献中的邢侯。姬姓，始封君为周公之子，[19]封地在今河北邢台。西周早期的麦方尊（《集成》6015）记录了邢侯被封于邢之事。现已发现葛家庄西周邢国墓地。[20]

噩侯，噩，即文献中的鄂，姞姓，封地在今湖北随州安居一带。有关鄂的所在向有分歧，2007年，随州市博物馆在安居羊子山抢救发掘了一座西周古墓，出土的大部分青铜器铭文有“鄂”或“鄂侯”字样，西周早期的鄂国封地可能就在随州安居一带。[21]2012年，河南南阳又发现了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鄂国贵族墓地。[22]鄂亦为殷商旧族，《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噩侯簋（《集成》3928-3930）铭文“鄂侯作王姞媵簋”，则是噩与周王室通婚的证据。西周晚期噩侯驭方曾叛乱反周，被周师伐灭。[23]铜器还有西周早期鄂侯弟所作器物（《集成》3668、5325）及噩侯驭方所作鼎（《集成》2810）。

侯。伯鼎（《集成》2816）铭文记载周王命侯伯“嗣乃祖考侯于”，并赏赐器物事。

侯。善鼎（《集成》2820）铭文记载周王命善辅佐侯，“监师戍”，，即豳，地在今陕西旬邑一带，则侯的封地应在旬邑附近。

晋侯，姬姓，始封君为成王之弟唐叔虞，封地在今曲沃一带。两周的晋国考古资料丰富。[24]北赵晋侯墓地现已发现西周时期9组19位晋侯及夫人墓葬，出土了多件铭文有“晋侯”的青铜器。

宜侯，姬姓。出土于丹徒的宜侯夨簋（《集成》4320）记载周康王将虞侯夨徙封于宜为宜侯之事。唐兰先生认为宜在丹徒或其附近地区，虞侯夨之虞就是吴越的吴。[25]此说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黄盛璋先生认为西周早期周的势力还不能到达长江下游丹徒一带，他提出宜近郑，在周王畿内，地在今宜阳。[26]鄙以为黄先生的说法更为可信，试作申论。宜侯夨簋铭文称周王赐宜侯夨“在宜王人□又七姓”，“王人”一词又见于《春秋经》与《左传》的记载，李学勤先生认为王人就是周人，[27]还不够准确，应该说王人是周室直接控制下的周人。《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所记周襄王赐晋文公阳樊、温、原、欑茅之田，“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国语·晋语四》亦云：“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樊仲之官守焉，其非官守，则皆王之父兄甥舅也。”“在宜王人”应和文献中的“阳人”一样，在周室的直接控制下，与周王有很密切的关系。很难想象丹徒会有周室直接控制下的周人，所以黄盛璋先生的看法更为合理。虽则还不能就定宜在宜阳，但宜有“在宜王人”，又是周王审视东国图之后定下来的封地，所以宜应在成周王畿内。阳樊、温、原、欑茅本是周王畿内之邑，赐给晋文公后即为晋所有。周康王将宜赐于宜侯夨，就类似于此，宜授予宜侯夨后，就不再为周王直接控制。学者囿于周王畿内不当有“侯”的认识，所以未想到宜可能在王畿之内，其实周王畿也可封侯，“康侯”就是其例。

侯。铜器有侯簋（《集成》3589），时代为西周晚期。侯又见于士山盘（《汇编》1555）。朱凤瀚先生认为其封地在陕西商洛地区，[28]黄锡全先生认为在商南。[29]

侯。西周铜器有侯簋（《集成》3752），有学者认为即是柞侯，但柞字从“乍”，此字左半并不是“乍”，应不是柞侯。

量侯。铜器有西周早期的量侯簋（《集成》3908）。

楷侯。李学勤先生据献簋（《集成》4205）铭文推断楷的始封君为毕公别子，地在今志丹、延安一带。[30]2006年山西黎城发掘西周墓地，出土了楷侯壶、鼎，器主为“楷侯宰”，时代在西周晚期。发掘者认为楷即黎，黎城即为西周楷国之所在。[31]张天恩先生据《吕氏春秋·慎大览》的记载推断黎为帝尧之后。[32]张懋镕先生认为楷先封于志丹、延安一带，后在戎人的压迫下，楷侯逃到了山西黎城。[33]其实，楷侯不必等同于献簋所载楷伯，西周异地异族同名的现象并不少见，从发掘者的描述来看，黎城墓地有许多与周人不同的葬俗，楷侯可能并非姬姓封侯。西周铜器尚有楷侯簋盖（《集成》4139）、楷侯壶（《集成》9553），时代在西周中期。

軝侯。軝侯见于出土于河北元氏西张村墓葬的叔父卣（《集成》5428）。臣谏簋（《集成》4237）铭文有“唯戎大出于軝，邢侯搏戎”，是軝应在邢台附近，与邢国相邻。

侯。西周晚期有侯壶（《集成》9586、9587）。

侯，即文献中的郇，姬姓，始封君为文王之子，封地在今山西临猗西南。[34]铜器有西周晚期的侯盘（《集成》10096）。

相侯。西周早期器有相侯簋（《集成》4136），相侯还见于作册折尊（《集成》6002）、作册折觥（《集成》9303）和折方彝（《集成》9895）。

杨侯，姬姓，始封君为周宣王子长父。四十二年逨鼎（《汇编》745）铭文：“余肇建长父侯于杨。”封地在今山西洪洞。

侯。禽簋（《集成》4041）铭文：“王伐侯，周公……”陈梦家先生认为即周公东征所伐之奄，[35] “王伐”又见于冈劫尊、卣（《集成》5977、5383）铭文。若是，则侯即奄君，其可能在商即为侯，西周建立后归顺于周，又被周室重新册封认定，后因叛乱被周伐灭。

侯，西周中期有侯鼎（《汇编》1598）。

以上见于西周金文的封侯，近一半是与周王室同源的姬姓封侯，显然属于西周封建新立的诸侯。见于金文的异姓封侯中，有的是助周灭商的功臣，如齐侯；有的是褒封的先代之后，如陈侯；另有一些归顺的异姓封侯，如侯。他们有的是西周新立的诸侯，如齐侯、陈侯；有的可能在商就已经被封侯，入周后被周室重新册封认定，如献侯、噩侯、侯。异姓封侯中有些与周室联姻，如齐、陈、噩。这些地方封国，它们是和周邦“类似而规模更小的政治组织”，“完全具备了一个国家的全部职能”。[36]据宜侯夨簋铭文所记，封侯要经过授民授疆土和封赐物品的程序。侯可以世代相继，伯鼎中伯即是继他的祖考而为侯，应侯见工钟（《集成》107）铭文有“用作朕皇祖应侯大林钟”，是应侯见工也是继自己的祖辈为应侯。

西周封侯的主要意义在于对周室军事上的护卫作用，故封侯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如，李学勤先生指出穆王时某些记述周师东征淮夷的铜器铭文，多次提到，“淮夷侵周，穆王命伯冬戈带领成周的武装戍守，在国遇敌搏战，取得胜利。这个国……是自成周通往淮水流域的必经要地”。[37]又如蔡，驹父盨盖（《集成》4464）铭文记载驹父受命出使南诸侯、南淮夷，回来后至蔡，“作旅盨”，是蔡也是周王朝与淮水流域交接的要地。周初，为控制燕山地区并进而向东北发展，于北京一带封立了燕侯，由燕通往周王朝中心的道路，经过太行山东侧，很容易被从诸陉突出的戎狄诸族所隔断。“因此，很需要在今河北中南部设立与周王朝有密切联系的诸侯国，作为燕、卫两处重镇之间的枢纽。”[38]这就是邢侯封立的原因。簋（《汇编》1891）铭文记载了楷侯的臣下“搏戎”，“执讯获馘”，受到楷侯赏赐的事，是楷侯受封也是为了防御戎狄。又，记载“邢侯搏戎”的臣谏簋（《集成》4237）铭文有“戎大出于軝”，则軝侯受封应也与防御戎狄有关。文献中亦记载：“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诗经·鲁颂·閟宫》）；“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左传》僖公四年）鲁、齐二侯的受封都是为了护佑周室，康叔封于卫更是在三监之乱后，为了加强对殷人旧地的监控。因此，在何地封立诸侯是一件非常审慎的事情，根据宜侯夨簋铭文的记述，周康王是在先看了武王、成王伐商时所绘的地图，又看了东国的地图之后，才选择宜地作为改封虞侯的新国土。[39]

西周封侯主要处于周与戎夷相交以及殷人势力较为集中的地区，所以金文中屡见封侯参加周与戎夷战事的记载。应侯见工曾受王命征伐南夷屰（应侯见工鼎《汇编》1456），[40]蔡侯曾受虢仲之命跟随柞伯“搏戎”，[41]纪国的军队曾参与周对淮夷、南夷的战事（师簋《集成》4313，史密簋《汇编》636），鲁侯参与了周讨伐东国的战事（明公簋《集成》4029），侯有“获巢俘厥金”之事，邢侯曾“搏戎”（臣谏簋），晋侯苏率军队参加了由周王亲自指挥的伐夙夷、淖列夷等的军事行动（晋侯苏钟《汇编》870-885）。

侯所在之地是军事重地还体现在周王朝在某些封侯之地或其附近设有“”。于省吾先生说：“凡金文中地名之称‘某’者，‘’的上字为原有地名，‘’字则由于时常为师旅驻扎而得名。”[42]西周早期的静鼎（《汇编》1795）铭文有“在曾、噩”，中甗（《集成》949）铭文有“在噩次”，是在曾、噩两地都驻有师旅。善鼎铭文记载周王命善辅佐侯，同时“监（豳）师戍”，侯的封地附近也应该驻有师旅。浚县辛村墓葬出土的西周早期卫师盾饰（《集成》11838、11839）、卫师铜泡（《集成》11858、11859）铭文为“卫锡”，则在卫也驻有师旅。金文中还有“齐”（妊小簋《集成》4123）。从金文来看，这些师旅是由周王委任臣下进行管理，由周王直接控制的，而不是由所在地之侯掌控。静鼎铭文记载周王任命静“司在曾、噩”，善鼎铭文记载周王任命善辅佐侯，“监（豳）师戍”，簋（《集成》4266）铭文记载周王任命为“冢司马”。高青陈庄出土的引簋铭文记载周王任命引“更乃祖”管理齐师，则引的家族可能世代掌管齐师。[43]史密簋和师簋铭文分别记载了周王命令史密、师俗、师率领齐师和遂人、族人以及（纪）、釐( 莱) 、僰( 偪)人的军队征伐南夷、杞夷、舟夷和淮夷的事。学者多认为两篇铭文中的齐师是齐国的军队，结合引簋和其他铜器铭文来看，齐师实际是驻扎在齐地而由周王直接掌控的周师，周王派史密、师俗、师这样的王臣统帅齐师自然顺理成章。齐称师而（纪）、釐( 莱) 、僰( 偪)不称师，是因为只有齐地驻扎有师，其他地区并没有驻扎周师。在侯的封地驻有师，却又不由侯，而由周王直接管控，这大概是周王朝即要加强封侯之地的军事力量，又要防范封侯坐大的举措。[44]

这些侯，大部分封于周人所说的东国和南国，但也有一些设于西周腹地，如侯。韩巍先生认为周“王畿的界限并非基于后世那样的行政区划，而是由封君的职能来决定的：当外来压力需要封君承担更多的军事职能时，他就可能从‘内服’转化为‘外服’，其封地也就相应转变为‘诸侯国’”。[45]此说很有见地。在周王的直接控制区，宗周、成周也可以分侯，建侯之后，该地就由侯所控制，如宜侯、康侯。所以诸侯的身份并不是由他们受封于王畿之外而定的，而是由他们所承担的职事所决定的，古人称侯“为王者斥候”，实是至论。

综上所述，西周封侯，“建侯树屏”的目的非常明确。侯所在之地都是护卫周王朝的军事重地，正因如此，受封为侯的大多是周王的至亲，这正是文献所说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46]

“诸侯”（金文作“者侯”）一词殷商不见，是周人的说法。按照传世文献的记载，诸侯是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的统称。然而在现存的西周金文中我们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公、侯、伯、男的诸侯序列，金文中只有“侯”是最明确的诸侯专称。夨令方尊（《集成》6016）铭文：“眔诸侯：侯、田、男”；《尚书·康王之诰》先记载“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后又记载周康王说“庶邦：侯、甸、男、卫……昔君文武……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后之人”；两相对照，似乎西周早期诸侯一词是包括侯、甸、男、卫多种封君在内的统称。但是，我们在现存的西周金文中也找不到实质性的田（甸）、男、卫等的材料。从金文来看，周王分封某人到某地作侯，即可以称为某侯。没有被封到某地作侯，则不能称为侯。公簋铭文有“王令唐伯侯于晋”，是燮父“侯于晋”之前并未受封为侯，故只能称唐伯。[47]而卫康叔在“啚于卫”之前已经受封为侯，故可以称为“康侯”。凡封侯都要得到“侯于某”的册命，这里的侯更可能是一个表示职司，而非爵位的动词，西周晚期的四十二年逨鼎铭文也还是如此。所以在西周金文中，与其说诸侯是西周地方封国君主的一种泛称，不如说它是受封为侯的地方封国君主的一种专称。[48] 除侯之外，畿内畿外封君的统称应该是邦君。

二  西周的邦君

对于西周金文和文献中的邦君，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任伟先生曾对这个问题作了细致研究。他认为周室大分封后，王畿之内的封君泛称邦君；王畿之外，被周王“授民授疆土”的新封之君，爵称多为侯，故泛称诸侯，未被周王“授土授民”的邦国之君，则被称为邦君，他们是在原有邦国范围内被周王重新册命的旧邦之君；西周晚期之后，邦君与诸侯的概念逐渐被混在了一起。[49]本文仅在任先生研究的基础上作一些补充。

西周金文中，“邦君”一词见于静簋（《集成》4273）、班簋（《集成》4341）、义盉盖（《集成》9453）、五祀卫鼎（《集成》2832）、豆闭簋（《集成》4276）、梁其钟（《集成》187-8）、文盨。[50]班簋铭文记述周王命令毛公“以邦冢君、土（徒）驭”等伐东国，下文又称“王令吴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可见上文中的“邦冢君”就是下文中的吴伯、吕伯。刘雨先生认为班簋的吴伯、吕伯就是静簋的吴、吕犅。[51]静簋铭文记述“邦君射于大池”。则王畿内的封君确实可以称为邦君。五祀卫鼎中的“邦君厉”就是这样一个畿内封君，他拥有周王授予的土地。畿内邦君的属官是由周王任命的，豆闭簋铭文记载周王任命豆闭继其祖考，担任“邦君司马”，铭文邦君前的两字，学者认为是邦名。邦君之中似乎有正长，梁其钟载梁其“身邦君大正”，应该就是担任邦君之长。

义盉盖铭文记载周王在鲁，“（佮）即邦君、诸侯、正、有司大射”，这里的邦君有可能是跟随周王出去的畿内封君，也有可能是鲁地附近的封君。文盨铭文称“王命士曶父殷南邦君、诸侯”，这里的邦君一定是畿外的封君了。从《左传》僖公二十四的记述来看，西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即包括封侯，也包括封伯，他们都属于授民授疆土的分封。未被封为侯的地方国君，类似晋附近的倗伯、霸伯应该就被称为邦君。[52]畿外的邦君未必都是旧邦之君，周初受封的曹即出自周王室，未被封为侯，而称曹伯，也应该被称为邦君，而非诸侯。可以说，西周金文中的诸侯是一个含义比较明确的称谓，只有被周王册命“侯于某”的封国之君才可以称诸侯，而邦君则相对是一个笼统的称谓，可以指称除了侯之外的一切封君，其分布遍于王畿内外，包括新受封的封君和重新认定的旧邦之君。虽然诸侯也是封国之君，但是从金文中邦君、诸侯并称来看，西周的邦君和诸侯还不能混称。

《论语·八佾》文：“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季氏》文：“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文字中的邦君即诸侯，没有差别。而在《春秋》经中并没有邦君，却有诸侯一词，诸侯包括公、侯、伯、子、男各种称谓的邦国之君。可能春秋时期邦君和诸侯的概念至少在周王畿之外已经混同。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第二章简文：“……(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坪（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53]简文前一个“邦君”应该是指周王畿之内的封君，是携惠王是由王畿内的王官（邦君诸正）所拥立的，拥立之地为虢。这一拥立可能未得到诸侯的拥护，所以立二十一年后，携王被晋文侯袭杀。此可以与《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颖达疏引《纪年》文相参看。其文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太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54]是携王被立之前，诸侯已拥立平王于申，故周有一段时间处于二王并立情况。简文的后一个与诸侯一起“不朝于周”的“邦君”应该是指和诸侯一起的畿外封君，其后晋文侯迎立周平王。可见周平王的确立和诸侯有很大的关系。《系年》释文释“邦君为诸侯”，则似乎是诸侯先立携王，又出尔反尔再立平王，于文意可能就有偏差了。同样是反映两周之际这段史实的《诗经•••小雅•雨无正》有诗句“邦君诸侯，莫肯朝夕”，历来的注释都认为诗中的邦君就是诸侯。和上引清华简的简文结合来看，《雨无正》中的邦君和诸侯应该还是有区别的，诸侯是指被西周王室册命为“侯”的封国之君，邦君则是指其他的畿内外封君。从《系年》和《雨无正》的文字看，两周之际邦君和诸侯所指还是有区别的。[55]又，上博简中屡见邦君与诸侯一词，两者含义并无差别。特别是上博简《天子建州》文：“凡天子建之以州，邦君建之以都，大夫建之以里，士建之以室……”[56]这里的邦君即诸侯，所述正是我们通常说的天子、诸侯、大夫、士的序列。也由此可知，《系年》中保存了更早而可贵的史料。

西周金文中的诸侯是指被周王册命侯于某地的封国之君，他们对周王朝的藩屏倚仗作用非常明显，所在之地都是对王朝具有重要军事战略意义的地区，周王朝在侯国的所在之地或其附近驻有中央直接控制的师旅。西周的邦君含义较广，既包括周王畿之内的封君，也包括未被周王册命为侯的地方君长。两周之际邦君和诸侯的含义还有不同，春秋以后两者的含义逐渐相混，到战国时代已经没有差别。

（原文刊于《叩问三代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