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1期） 

　　惠栋与卢见曾幕府研究 

　　                     曹江红 

　　内容提要：惠栋为清代汉学的开派宗师，他晚年曾于卢见曾幕府中主持编校刊刻《雅雨堂丛书》，撰写学术专著《周易述》。惠栋不但与志同道合的沈大成等人探讨学术，还十分关心经学后俊的成长，如戴震、王昶等，日后乾嘉时期学术大家直接受到了他的影响。可以说作幕于卢见曾幕府时期，是惠栋传播其汉学思想的重要时期。卢见曾幕府为其提供了较为安定的从事学术研究的场所，而惠栋的汉学思想对于卢见曾认可理解清代汉学亦有深刻浸润，卢见曾幕府是惠栋播扬汉学的助推器。 

　　        关键词：惠栋 卢见曾幕府 清代汉学 

　　乾隆十九年（1754），雅好经史的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慕名向学术素养深厚的惠栋发出入幕邀请。为传播扩大学术影响，同时也为寻求著述事业的有力资助者，惠栋欣然应聘作幕扬州。此后长达四年[①]的时间里，他在卢见曾幕府所提供的较为安定的工作环境中，专心编辑校勘古籍，传播汉学，嘉惠学人，对卢见曾及当时学术影响深刻。关于惠栋与卢见曾幕府此一专题，学术界尚缺乏深入研究，本文拟作一探讨，以加深对清代文化进程的理解。 

　　一 《雅雨堂丛书》等典籍的整理刊行 

　　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崖，人称小红豆先生。江苏吴县人，初为吴江生员，后改元和（今苏州）籍。他一生研精覃思于汉儒《易》学，表彰并恪守汉代经师对儒家经典的章句训诂。主要著作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易微言》、《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明堂大道录》、《左传补注》、《后汉书补注》、《红豆山房古文集》、《九曜斋笔记》、《松崖文钞》等。惠栋整理濒临失传的汉代经学，对于清儒治经风气的转移影响甚大，正如稍后著名学者钱大昕所说：“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②] 

　　卢见曾网罗饱学之士于幕府，这些学者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帮助他刊刻《雅雨堂丛书》等一批经学著作。《雅雨堂丛书》全书始刻于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三年竣工，虽以卢氏署名，实则选书、校勘、撰序等，均可见惠栋的辛劳。沈大成、戴震等幕宾亦参加了该丛书的编校，然而对于此丛书尽力最多者当首推惠栋。该丛书共包含有《郑氏周易》、《易释文》、《周易乾凿度》、《李氏易传》、《尚书大传》、《大戴礼记》、《郑司农集》、《高氏战国策》、《匡谬正俗》、《封氏闻见记》、《唐摭言》、《北梦琐言》、《文昌杂录》等十三种。“皆世间罕见之本，卷帙宏富，楮墨精好，洵足珍秘。”[③]阅读该丛书书目便可以看出，此套丛书主要为解经之作，以“汉、唐诸儒说经之书”[④]为著录主体，以表彰汉学经书为该丛书的核心。据《扬州画舫录》记载，该丛书有十一种古籍都由惠栋主持校订。“惠栋……公重其品，延之为校《乾凿度》、《高氏战国策》、《郑氏易》、《郑司农集》、《尚书大传》、《李氏易传》、《匡谬正俗》、《封氏见闻记》、《唐摭言》、《文昌杂录》、《北梦琐言》、《感旧集》，辑《山左诗钞》诸书。”[⑤]并参加卢见曾补刻朱彝尊所著《经义考》的校勘工作。惠栋在卢见曾幕府中鼎力帮助幕主校勘大量古籍，可谓辛勤之极，功劳卓著。 

　　惠栋宣扬汉易的为学宗旨，在《雅雨堂丛书》中对《易》学诸书的校勘理念上充分体现出来。乾隆二十一年（1756）《雅雨堂丛书》刊行，卢见曾在《刻郑氏周易序》中这样写道： 

　　郑氏之学立于学官，自汉魏六朝，数百年来无异议者。唐贞观中，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易》用王辅嗣，《书》用孔子（疑作安――引者注）国，而二经之郑义遂亡。今传者惟《三礼》、《毛诗》而已。然北宋时，郑《易》犹存《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四篇，载于《崇文总目》。故朱汉上震、晁嵩山说之俱引其说，至南宋而四篇亦佚。于是浚仪王厚斋应麟始裒群籍，为《郑氏易》一卷。前明胡孝辕震亨刊其书，附《李氏易传》之后。往余读《五经正义》所采郑《易》间及爻辰，初未知爻辰为何物。及考郑注《周礼·太师》，与韦宏嗣昭注《周（疑作国――引者注）语》，乃律家合辰、乐家合声之法。盖乾坤十二爻，左右相错，《乾凿度》所云，间时而治六辰，故谓之爻辰也。汉儒说易，并有家法，其不苟作如此。[⑥] 

　　卢氏所说与惠栋《易汉学》之所论如出一辙，而且他特别强调该书为惠栋整理，记曰： 

　　第厚斋所集，尚有遗漏，吾友元和惠子定宇，世通古义，重加增辑，并益以汉上、嵩山之说，厘为三卷。今依孝辕之例，仍附于李传之后，用广其传于世。[⑦] 

　　同样的道理在《刻李氏易传序》中亦有体现，卢见曾重申： 

　　今幸《李氏易传》尚存，前明朱氏、胡氏、毛氏刊本流传，然板皆迷失，又多讹字。余学《易》数十年，于唐宋元明四代之《易》，无不博综元览，而求其得圣人之遗意者，推汉学为长，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犹存故也。为校正谬误，刊以行世，并附宋王伯厚所采郑氏《易》于后，以存古义。荀、虞逸象最多，故李氏序云，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晁公武谓李氏刊王存郑，此误解序义也。为辨而正之。乾隆丙子。[⑧] 

　　卢见曾“推汉学为长，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犹存故也”的观点，显然来自惠栋的《九经古义》。惠栋说：“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说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⑨] 

　　乾隆十九年三月至乾隆二十年（1755）六月，惠栋在卢见曾幕中，还与沈大成等幕宾精心校雠，参加卢见曾补刻朱彝尊所著《经义考》未刻部分的校勘工作。 

　　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1629—1709）著《经义考》300卷，全书上起两汉，下讫清初，该书是朱彝尊晚年萃其一生穷经所得，考镜源流，梳理历代说经书目之作。此书在经学史和目录学史上都是一大贡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康熙三十八年（1699）由于朱氏财力有限，该书仅刻了《易》、《书》、《诗》、 

　　《礼》、《乐》等部分，凡167卷。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著者故世，尚有《宣讲》、《立学》、《家学》、《自序》四类草稿,余下部分待刊。卢见曾乾隆十八年（1753）再任两淮盐运使，十九年三月于朱氏后人手中得其遗稿[⑩]，集资补刻，并延聘一时名儒惠栋、沈大成、陈章、江昱等校订，历时年余，终于在乾隆二十年七月补刻130卷成书。 

　　惠栋不但认真参加该书的校审工作，还与卢见曾唱为同调地特别说： 

　　汉人传经有家法，当时备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故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以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后人拨弃汉学，薄训诂而不为，即《尔雅》亦不尽信。其说经也，往往多凭私臆，经学由兹而晦。篇中义理胜而家法亡一语，道破前人之陋，为之称快。末幅言通经之法，真悬诸日月而不刊之论，士人苟奉此说为圭臬，则经学明而人才盛，人人尽通达国体，岂止变学究为秀才耶。惠定宇。[11] 

　　卢见曾于乾隆十六年（1751）在京城黄叔琳家得《感旧集》稿本，此后加以刻印，此书的刊行，其间同样渗透着惠栋的心血。关于此书的刊刻，王昶撰《感旧集跋》就明确记录“请惠定宇、沈学子两君子助之。”[12]《扬州画舫录》也称卢见曾请惠栋在扬州的旧雨亭修此书，“旧雨亭本卢雅雨所建，延惠徵君栋纂修渔洋山人《感旧集》之地也。亭中花草有三绝，一架古藤，一亩老桂，一墙薜荔。”[13] 

　　惠栋还参与卢见曾所编纂的《山左诗钞》的校订工作。卢见曾编选《国朝山左诗钞》，这项工作始于乾隆十八年 [14]仲春, 成于乾隆二十三年仲秋, 历时五载, 选山东籍诗人620余家, 得诗5900余首, 总计60卷。卢见曾主要聘请宋弼、董元度担任整理的主要工作。对于这项编纂山东诗人诗集的大工程，惠栋也参加校订。“《山左诗钞》，卢雅雨先生主之……其间参订若纪晓岚、惠定宇、王兰泉、严冬友诸先生，皆天下闻人。又借书于黄昆圃、马秋玉两先生，阅五年而成书，宜为巨观，非后来所能及。”[15]  

　　二 传播汉学的重要学术平台 

　　在乾隆初叶汉学发轫之际，扬州卢见曾幕府是一个传播汉学的重要学术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足以与惠栋齐名的幕宾，当首推沈大成。 

　　沈大成（1700－1771），字嵩峰，一字学子，晚号沃田居士，江苏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他为人忠厚，精通经史，擅诗文，著有《学福斋诗文集》。“晚游维扬，客运使卢公见曾官廨。”[16]沈大成于乾隆十九年入卢见曾幕府，惠栋云：“甲戌（乾隆十九年）之岁，余馆德水卢使君斋，讲授之暇，篝灯撰著。每涉疑义，思索未通，恨无素心晨夕。一日，使君以诗文数册示余，余读之惊，然未及询作者何人也。久之，典谒引客入，相见，则余故人，云间沈君学子，向所视数册，皆出君手。”[17]在卢见曾的引见下，两位故人又相见了。惠沈二人早在乾隆八年（1743），就已相识。 

　　这一次在卢见曾幕府中共同工作期间，惠栋非常高兴，他将学术上的疑难问题请教于沈大成，沈大成一一为惠栋解答。“余喜甚，叩所疑者，学子一一晰之，余闻之愈惊。既而促膝话旧，知君归自武林，道吴而至广陵。广陵诗社诸君，闻声争交欢。使君既得君如左右手，社中诗老颇以失君为怅，而余则说经论文，亹亹甚乐。”[18] 

　　沈大成回忆与惠栋同在卢见曾幕府中的时光说：“旷隔逾数稔，寝馈恒惓惓。淮南卢使君（调雅雨都转），缁衣礼名贤。萍踪偶邂逅，握手申前欢。兄居屋东上，余止舍西偏。因得共晨夕，相与紬典坟。”[19]两人从此同居一院内，一住东房，一住西房。沈大成称自己受益良多：“生平憎俗学，于古性亦敦。自奉我兄教，日闻所未闻。益知扫枝叶，渐能窥根原。尽启箧中藏，阐发超后先……不才抑何幸，积载从周旋。”[20] 

　　沈大成盛赞惠栋所著《周易述》：“兄犹爱治易，汉学绝复传。所著《周易述》，五纬昭星躔。足令辅嗣诎，顿使荀虞尊。”[21] 

　　惠栋与沈大成均有志于经学，惠栋将沈大成视为同志相赏者，在汉学上的相互扶持者，两人在卢见曾幕府中结下深厚的友谊。前已述及两人一同编校《雅雨堂丛书》、核校朱彝尊《经义考》。惠栋为沈大成的《学福斋集》亲撰序文，并将他们的学术探研记录其中： 

　　   明于古今，贯天人之理，此儒林之业也。余弱冠即知遵尚古学，年大来兼涉猎于艺术，反复研求于古与今之际，颇有省悟，积成卷帙。而求一殚见洽闻，同志相赏者，四十年未睹一人。最后得吾友云间沈君学子，大喜过望……沈君与余，不啻重规而叠矩，以此见同志之有人，而吾道之不孤，为可喜也。沈君邃于经史，又旁通九宫、纳甲、天文、乐律、九章诸术，故搜择融洽而无所不贯。古人有言：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吾于沈君见之矣。沈君诗古文，咸可传世行远，世多知之。兹不论，论其学云。东吴同学弟惠栋书于芜城寓斋。[22] 

　　惠栋深知一代学术思潮的传播与兴盛要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同仁加入，对于能有沈大成这样的学术大家更是难能可贵了。 

　　惠栋、沈大成积极传播汉学，在卢见曾幕府中对于青年后学才俊影响深远，比如戴震、王昶等。戴震（1724－1777），字东原，又字慎修，安徽休宁人，清代乾隆年间大儒。乾隆四十年（1775），清高宗特命其与会试中式者一同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戴震是将清代汉学推向高峰的汉学大师，他不仅是考据学家，也是著名思想家。乾隆二十二年（1757），他与惠栋在卢见曾幕府结识交往，惠栋对戴震学术思想的转变有重大的推进作用。 

　　这一年冬，三十五岁的戴震离开北京南下扬州，受聘于卢见曾幕府。戴震经卢见曾的介绍，结识了一代经学大师惠栋。惠栋此时正在卢见曾幕府中校书，在朝夕相处中，戴震不仅阅读了惠栋的著作，还和惠栋一起切磋治学的方法，在学术上进行了交流，惠栋不断对戴震讲述自己的经学思想。潜移默化间，惠栋的学术观点对戴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惠栋推崇汉学，戴震受到惠栋影响而推崇郑玄学说，批评宋明经学为 “凿空”之学。乾隆二十四年（1759）九月，戴震说： 

　　有言者曰：“宋儒兴而汉注亡”，余甚不谓然。方汉置五经博士，开弟子员，先师皆起建元之间，厥后郑氏卓然为儒宗。众家之书亡于永嘉，师传不绝独郑氏。及唐承江左《义疏》，《书》用梅赜所进古文，《易》用辅嗣、康伯二经，涉前儒之申郑者，目曰郑学云尔。故废郑学，乃后名郑学以相别异。而郑之《三礼》、《诗笺》仅存。后儒浅陋，不足知其贯穿群经以立言，又苦义疏繁芜，于是竞相凿空。[23] 

　　戴震在此批评宋明经学的弊病为“凿空”后，沿着惠栋训诂治经的学术路径，对郑学的理解做出解释：“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驰以逃难，歧为异端者，振其稿而更之，然后知古人之治经有法，此之谓郑学。”[24] 戴震还说：“数百年以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已矣……今仲林得稽古之学于其乡惠定宇，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疾乎凿空以为经也。”[25] 

　　惠栋故世后，戴震曾于乾隆三十年（1765）亲自去苏州缅怀惠栋，并作《题惠定宇先生 

　　授经图》一文以资纪念。他对惠氏之学推崇备至，云：“前九年，震自京师南还，始觌先生于扬之都转盐运使司署内……明年，则闻先生又殁于家。今徒拜观先生遗像，曰《授经图》者。盖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薶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事逸而复兴。震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涘。”[26] 

　　戴震本人在这篇文章中对于与惠栋相见以后，其论学所受影响，作了详细阐述： 

　　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有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训故，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训故非以明理义，而训故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27] 

　　可以看出戴震在这篇文章中，继承惠栋训诂治经的传统，弘扬惠栋学术，进而提出了“故训 

　　明则古经明”的著名主张。 

　　在与惠栋相识之前的戴震是不反对理学的，在乾隆二十年（1755）的《与姚孝廉姬传书》中，他曾指出：“先儒之学，如汉郑氏、宋程子、张子、朱子，其为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其得者，取义远，资理闳，书不克尽言，言不克尽意……其失者，即目未睹渊泉所导，手未披技肄歧者也。”[28]在此他认为汉儒郑玄与宋儒程、朱等人的著作都是“得失中判”，不分高下。而戴震与惠栋相见相交后，他却只承认汉儒经师的训故，明确地批评那种“空凭胸臆 ”、“凿空”得义理的做法，甚至认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很显然这是他在义理观方面的一个重要变化，其结论像钱穆先生所总结的，“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于故训典制，不啻即曰故训即典制而义理矣。是东原论学一转而近于吴学惠派之证也。”[29]他又说：“惠主求古，戴主求是，并非异趣。”[30]但戴震毕竟后出更加精进。汪中说：“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书》者阎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31]梁启超说：“清代汉学，阎、胡作之，惠氏衍之，戴氏成之。”[32]也是此意。 

　　戴震以敏锐的目光，察觉汉学开始显露出的泥古弊端，因而指出，“信古而愚，愈于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为株守。”[33]戴震认为，文字训诂好比是“渡江河”的“舟楫”，“登高”的“阶梯”，它本身只是一种手段，“闻道”则是最终目的。故训只是达到义理的一种手段而已。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十五岁时，他在给弟子段玉裁的信中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卅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34] 

　　戴震在服膺惠栋的由文字训诂以明义理的主张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考据与义理学相结合，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他不墨守惠栋创立的汉学成规，治学力求达到“十分之见”的境界。陈祖武先生对此评价道：从惠学到戴学，有继承，也有发展。戴学之继承惠学者，为训诂治经的传统。这一传统导源于清初顾炎武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35]，至惠栋而门墙确立。戴震一脉相承，遂成为乾嘉学派为学的不二法门。离开文字训诂，乾嘉学派将失去依托。故吴、皖分野说虽注意到惠、戴为学的差异，却忽略了其间的根本共性，这就不尽合乎历史实际了。然而，戴学毕竟发展了惠学，它并不以诸经训诂自限，而只是以之为手段，去探求六经蕴含的义理，通经以明道。[36]高翔先生亦认为：“清代汉学发展的高峰是戴震……从惠学到戴学，实际上表明汉学从兴起到高潮，从崛起到成熟的过程。当时考据风气盛行一时，士人谈经言理，以小学相尚，很难以吴、皖二派概括所有考据学者。另外，惠栋一门（所谓吴派）与戴震一门（所谓皖派），并不对立而是互为师友，治学虽各有偏重，但在基本学术途径上是一致的。”[37]戴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发展了惠学，以训诂为手段，探究义理，通经以明道。同时期的学者王昶客观评价了戴震学术贡献，他说：“本朝治经者众矣，要其先之以古训，折之以群言，究极乎天地人之故，端以东原为首。”[38] 

　　王昶（1725—1806），字德甫，号述庵，一号兰泉、又号琴德。江苏青浦（上海青浦县朱家角镇）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因对经史考据学风的表彰和诗词古文素养造诣而“炳著当代”[39]，一生勤于著述，著作甚丰，有《春融堂集》、《湖海诗传》、《金石萃编》、《琴画楼词》、《续词综》、《天下书院志》、《征缅纪闻》等50余种。在清代与朱筠齐名，有“北朱南王”之称。他早年就已深受惠栋的学术启迪，是惠氏通经信古之学的忠实传播者。“余弱冠游诸公间，因得问业于先生。”[40]“肄业紫阳书院，时从惠征君定宇游，于是潜心经术，讲求训故之学。”[41]王昶有诗赞惠栋曰：“少日笺诗矜奥博（定宇有《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中年经术更纷纶。仲翔易学康成礼，只有先生是替人。”[42] 

　　乾隆二十一、二年间，王昶与惠栋同客于卢见曾幕府，两人同为幕宾。“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聘先生（注：指王昶）课其子及孙。”[43]王昶于此，时常请教于惠栋。“日者在广陵常侍履綦，得备闻绪论为幸。至所谕祢字当作祧字……先生博学多闻，古训是式，必更有所据，惟幸垂示焉不宣。”[44] 

　　惠栋撰写《易汉学》，六易其稿，直至乾隆二十二年终于定稿，他在卢见曾幕府中将手稿定本授予王昶。王昶深受感动地记曰：“汉学废久矣，《易》滋甚。王氏应麟集郑君之遗未得其解，自后毋论已已。定宇世传经术，于注疏尤深，所考《易汉学》分茅设蕝……定宇采掇排次，稿凡五六易。丁丑与余客扬州，始定此本。此本命小胥录其副，以是授余，盖其所手书者。”[45]惠栋对王昶的信任可见一斑。 

　　乾隆二十三年五月，惠栋病逝后，王昶撰墓志铭以示祭奠，曰： 

　　于《易》理尤精，著《易汉学》七卷，《周易述》二十卷，凡郑君之爻辰、虞翻之纳甲、荀谞之升降、京房之世应、飞伏暨六日、七分世轨之说，悉为疏通证明，由李氏之集解以及其余，而汉代《易》学灿然……丙子、丁丑，先生与予又同客卢运使见曾所，益得先生所著。尝与华亭沈上舍大成手抄而校正之，故知先生之学之根柢，莫余为详。[46] 

　　王昶为惠栋的《周易述》作跋曰： 

　　易综天人，广大无不包……我友惠定宇先生，研群经义疏，以逮魏晋六朝之书，有涉于易  

　　者，旁通而曲证之，作为《易述》，而京郑诸家之法复明。杀青渐久，朽螙刓缺滋甚，周子锡瓒鳩工修补，于是是书复完可诵。定宇又有《易汉学》，盖易之纲领，不读《汉学》，不知《易述》所以作，周子将梓以冠于书首，学者由是而服习焉。微言大义，左右逢源，不复有断港绝潢之叹已。[47] 

　　由此可见王昶已深得惠栋之学。王昶十分佩服惠栋的汉学造诣，故青年时代起就以惠栋阐扬的汉代郑玄学说为追求，曾经以“郑学斋”为书室名。 

　　王昶治经深受惠栋影响，“治经与惠栋同，深汉儒之学，诗、礼宗毛、郑，易学荀、虞”[48]。并认为惠栋的学术主张影响十分深远，“流风所煽，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无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惠栋）发之”[49]。 

　　正是在惠栋的影响推动下，才有更多学者们加入到研究汉学的队伍中，可以说乾嘉大家中戴震、钱大昕、王鸣盛等人均直接受到他的影响，他的弟子江声、余萧客、王昶等人深受沐浴，且惠及再传弟子江藩、顾广圻、阮元等人。 

　　三 卢见曾对惠栋的倾力扶助 

　　卢见曾认为幕主与幕宾之间要相互敬重，在《芍药》一诗中，他曾以并蒂而开的两朵芍药花来形容主客关系:“花开对向面西东，主客筵分缱绻同。”[50]正是这种尊重，使得卢见曾和惠栋等人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卢见曾与惠栋两人关系十分融洽，除探讨严肃的学术问题外，卢见曾还时常将自己的一些文章交给惠栋评论。例如惠栋评卢见曾的《＜周易孔义集说＞序》云：“以《十翼》解说二篇之义者，西汉费直、东汉荀爽。今所传之《易》乃费氏本，而其说不传。唯荀氏九家注犹存，颇得圣人之旨。虞翻论《易》斥诸家为俗儒，独推荀氏。先生潜心于易学有年，而其论与费、荀同，真卓识也。邵子先天原本老氏，‘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而来。先生据干令升注驳之，此皆发前人所未发者。”[51]评《＜马相如遗稿＞序》曰：“叙生死离合处笔墨不多，令读者无限感慨先生笃于气谊，故字字从真情发露，文章简贵，妙在能留。惠定宇”[52]如此等等，不再列举。 

　　卢见曾赞赏惠栋之学，对其著作传世同样很重视，并大力阐扬。惠栋生前在卢见曾幕府中，卢氏帮助惠栋刊刻了《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一书。而惠栋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周易述》，则是在他去世的当年，由卢见曾付梓得以存世的。 

　　乾隆二十二年八月，在卢氏幕府内，卢见曾欣然为惠栋所著《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作序，并慷慨出资，为惠栋刊刻。“吾友东吴惠子定宇，出所撰《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一书示余，且乞余叙。余发函读之，喟然叹曰：此数千百年注诗家绝无而仅有之书也！”[53]王士禛“其为诗渔猎百氏，含咀《六经》，引用如钟鼎科斗、山经水注，旁及琳宫凡宇之书，靡不津逮。而又性勤汲引，唱和遍朝野，凡布衣风雅之士，诗中必一见之。昔少陵诗号诗史，而渔洋诗为一代文人总汇，故是诗极难”。尽管王士禛之诗难注，惠栋还是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努力后注成该书。“余读惠子之注，叹其与元之注苏，并峙千古，读者当必有取于余言。又有补遗一编，余为刻之，并黄北平夫子传一通，例得牵连书。乾隆丁丑八月。”[54]惠栋此书的出版，对于后人了解学习王士禛的诗作与生平学行是十分有益的。

　　《周易述》是惠栋呕心沥血所作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可以称为其一生治易的结晶之作，旨在发挥汉易精华，是乾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易学著述。该书采用自注自疏的写作体裁，钱大昕曰：“松崖征君《周易述》，摧陷廓清，独明绝学，谈汉学者无出其右矣。”[55] 

　　其实，入卢见曾幕府之前，惠栋早在乾隆十四年就开始了该著作的撰写，原定计划撰写四十卷。惠栋之子记曰：“先子研精覃思于汉儒《易》学，凡阅四十余年，于乾隆己巳始著《周易述》一书，手定为四十卷。“[56]只是由于生活的艰辛,写作时断时续。进入卢见曾幕府后，生活安定，于是惠栋在“讲授之暇，篝灯撰著”[57]，倾力于自己学术专著《周易述》的撰写。乾隆二十一年，年届六十的惠栋，先后撰成《周易述》中的《明堂大道录》、《禘说》，还有《易微言》、《易例》的部分，《易大义》的《中庸注》，以及《周易》本经的上经全部和下经局部。他原计划在三年内完成全书，但就在《周易述》即将撰成之际，乾隆二十三年春，由于病势加剧，惠栋辞幕拖着沉重的病体返回故里，并因病于乾隆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1758年6月27日）溘然长逝于苏州家中，年仅62岁。临终前夕，他抱着无限遗憾的心情，痛心地告诉他的两个儿子承绪、承萼：“余之精力尽于此书，平时穿穴群经，贯串周秦汉诸子之说，因得继绝表微，于圣人作《易》本旨，庶乎有合。独以天不假年，未能卒业为憾。今已脱稿者，惟《明堂大道录》及《禘说》两种耳。《下经》尚缺十有四卦，与《序卦传》、《杂卦传》俱未脱稿，而《易微言》采辑十有七八，《易大义》止有《中庸》一种，《易例》则粗有端绪。然皆随笔记录，为未成之书，知音者希，真赏殆绝。”并叮嘱他们：“录而藏之，毋致迷失。”[58]惠栋认为王弼所注《周易》，不但使经传篇章紊乱无序，且多以今人俗字改易古字，王弼无疑是导致汉《易》消亡的罪人。因此他力图恢复《周易》的本来面目，在《周易述》一书中，对当时通行本《周易》经、传部分内容进行大量校改。惠栋之书专宗虞翻，参以郑玄、荀爽之学，发挥汉儒之学，融会其义，自为注而自疏之。 

　　卢见曾服膺惠栋之学，于惠栋去世后的三个月后，即当年八月下旬，亲自为《周易述》作序而梓之，曰： 

　　今世谭《易》者，亡虑数百家，即已登梨枣者，亦且以十数，然皆不越乎晦庵之说，及伊川说而止。而昆山徐氏刻《九经解》，旁及南宋诸子，紫壧张氏及项平甫诸家，间有云《子夏易传》，要亦子虚亡是之言耳。而吾友惠松崖先生说《易》，独好述汉氏。其言曰，《易》有五家，有汉《易》，有魏《易》，有晋《易》，有唐《易》，有宋《易》。惟汉《易》用师法，独得其传。魏《易》者王辅嗣也，晋《易》者韩康伯也，唐《易》者孔冲远也。魏晋崇老氏，即以之说《易》。唐弃汉学而祖王、韩，于是二千年之《易》学皆以老氏乱之。汉《易》推荀慈明、虞仲翔，其说略见于资州李鼎祚《集传》，并散见于《六经》、周秦诸书中。至宋而有程子、朱子，程第举理之大要，朱子有意复古而作《本义》。及近日黄梨洲、毛大可，虽尝习李《传》，而于荀、虞二家之学，称说多讹。使当日三君得汉经师授受，不过三日，已了大义。惜也三君不生于东汉之末也。 今此编专以荀、虞作主，而参以郑康成、宋仲子、干令升、九家诸说。盖以汉犹近古，从荀、虞以上溯朱子之源，而下祛王、韩异说之汨经者，其意岂不壮哉！盖先生经学得之半农先生士奇，半农得之砚溪先生周惕，砚溪得之朴庵先生有声，历世讲求，始得家法，亦云艰矣。先生六十后，力疾撰著，自云三年后便可卒业。孰意垂成疾革，未成书而殁。今第如其卷数刊刻之，不敢有加焉，惧续貂也。先生年仅六十有二，余与先生周旋四年，为本其意而叙之如此。乾隆戊寅八月下浣，德州卢见曾书。[59] 

　　卢见曾对于已故惠栋此部著作的刊行十分精心负责。他多次请惠栋之子惠承绪、承萼校雠该书。直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方完成《周易述》全书的校刊梓行。此书于乾隆二十四年刻成二十卷，卢见曾邮寄书稿请惠承绪、承萼作校雠。乾隆二十五年（1760）续刻《易微言》二卷，卢见曾邀请惠承绪亲至幕府中校对勘误，凡两年。而第三次校核则是在乾隆二十七年，由惠承绪承担。 

　　是书运使卢公刻于寒江官舍，既成未印行。壬午（注：乾隆二十七年）秋，公悬车旋里，以书板  见归。笃终之义，古人所难。先是己卯（注：乾隆二十四年）岁刻成二十卷，公邮寄校雠，承绪与弟汉光承萼分任其役，逾年续刻《易微言》二卷，邀承绪至署对勘，且以文字之役见委，凡两寒暑。今板既携归，复事校阅，而汉光弟下世已届三载矣。抚卷黯然，不能无雁行折翼之痛云。承绪又识。[60] 

　　我们可以说，为使惠栋《周易述》问世流传，绍往绪而开来学，发扬光大其《易》学思想，卢见曾已竭尽全力。如果没有他及时刊刻该书，这一著述就有可能流失。对于保存惠栋这一主张汉学的学脉卢见曾贡献卓越。 

　　惠栋以其一生的学术实践，完成了崇尚汉学，朴实的考证经史的学风建设。他少承家学，他早年随父宦游，而后努力于经学制科，试图进入仕途但屡受挫折，可是他没有沮丧，而是振作精神，转向学术的深入研究上来，中年时即已称名一时，晚年专心经术，融汉宋之学为朴学，特别是他在卢见曾幕府中的岁月，因为生活安定，而更加促使他有条件专心于易学等领域的深入探研，是其一生中学术上的黄金时期。这里同时也是其向众多学人传播其学术思想的的大好场所，戴震、王昶等学者受其学术影响深厚。而卢见曾幕府之所以能够刻印诸如《雅雨堂丛书》等著作，也与惠栋等人的高深学术素质及努力帮助是分不开的。惠栋堪称兴复古学的杰出先行者，他在卢见曾幕府中与学者们以古学相策励，不但启迪后学，还开发了幕主卢见曾的汉学意识，学者们相互沟通，促成了经史古学的复兴和发皇，乃有日后汉学之风行四方。 

　　本文写作承蒙匿名审稿专家宝贵意见的教正，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