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收翼龙纹研究

苏辉

扶风庄白窖藏所出的析尊（图1）上装饰一种折体龙纹，在同一主人的其他两件器，如析觥（图2）、析方彝（图3）上均可见（三器器形分别见图18、19、20）。合观这几件析器上的龙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点：

1.全身鬛、甲毕现，造型华丽。

2.头部花冠是一俯视的直体卷尾龙纹。

3.肩部有普通龙纹不具备的耸突。

关于折体龙纹肩部的耸突，笔者认为应该是表现龙背上的翼，只不过没有张开，而是收拢的形态。文献中将有翼的龙称为应龙，《广雅·释鱼》“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龙，无角曰龙。”铜器纹饰中，为了表现昆虫的翼和飞禽的翅收拢，均在肩或背部凸起（图4）。折体龙纹肩部的凸起也是同样的道理，如岐山贺家村M112所出的乍宝用簋纹饰拓片（图7），表现的是这类龙纹背部双翼的俯视图，翼尖也从躯体弯折处伸出，较之他器更加形象，与张翼的龙纹，如甘肃灵台百草坡西周墓所出潶伯卣颈部的龙纹相比，差别更是明显。

析器以外，收翼龙纹还见于不少铜器，如英国学者罗森夫人提到《美帝国主义劫掠我国青铜器图录》（本文简称《美集录》）A420的见尊[①]（腹部纹饰见图5，器形见图14）和《商周彝器通考》654的见卣[②]（图17）。李学勤和艾兰两位先生发现了藏于英国伦敦埃斯肯纳齐行的鲜簋（图23）装饰有这种龙纹[③]，并在讨论鲜簋时提到，类似的还有麦方尊（图9）和辽宁省喀左县马厂沟窖藏所出的匽侯盂（图21），鲜簋的龙形花冠已经和龙头部分开，是晚出的形态，故论定在穆王三十四年[④]，析器大约是在昭穆之间[⑤]。随后，彭裕商先生列出了乍宝用簋[⑥]（图22）。最新的发现则是1999年郑州洼刘ZGW99M1所出的卣（图15、16）和尊[⑦]（图13）。

《西清古鉴》8.48伯龢尊、9.30即月尊（图11）、10.36夔龙尊（图12）也是在腹部和圈足饰有收翼龙纹，但都是伪器[⑧]。《通考》555又有伯龢方尊（图10），容庚先生云：“《铜器集》（图五）著录，云铭有王元年伯龢父等三十五字。案此器形制花纹与邢侯尊（《古鉴》八：卅三）略同，乃西周前期器，不当有西周后期伯龢父铭文。疑铭文伪刻，或此器乃仿造之精者”[⑨]。此说有理，所以本文对这几件器不作讨论。

麦尊在《西清古鉴》一书中器形及纹饰都绘得比较逼真，同人做的器物有麦鼎、麦盉及麦方彝。《西清古鉴》13.10为麦方彝，肩部和圈足饰折体蛇纹，盖和腹为饕餮纹，风格与令方彝相近，但腹部未显鼓出[⑩]，时代应比令方彝略早。麦盉见于《通考》478，半环钮捉手，盖器之间有提链，腹全素微鼓，浅裆部略分，四柱足较细，器形与梁山七器中的伯宪盉、洛阳马坡出的父癸臣辰先盉几近一致，时间上应相距不远。学界公认臣辰盉在昭王前后，朱凤瀚先生定伯宪盉为西周早期晚段器[11]，因此，将麦盉定在康昭时期是合适的。麦尊是方体圆口，四角都有钩状的扉棱，盖沿颈部饰双龙相对的蕉叶纹，肩部是尾部垂下两羽的小鸟纹，腹部、圈足均为小龙花冠的收翼龙纹。器形相似的可举出荣子方尊（图24）、令方尊和叔逸方尊，都是方体圆口，尤以前者的风格更近，略有差别的是肩部小鸟纹尾除了下垂的两立羽外，其上还有一横羽；圈足也是顾首折体下卷尾龙纹，只是没有耸突的翼根部和小龙花冠。王世民先生等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将荣子方尊列在口圆下方的Ⅰ型2式，定在西周早期偏晚，同样的型式还有令方尊、盠方尊，都是昭王以后的器物了[12]。另外，器物组合含有尊和方彝的如令器和析器都是在昭王时，且同样饰有收翼龙纹的析器已经到了昭王末年[13]。所以，麦方尊最好也定在西周早期偏晚，不会太早，鉴于学界大多将麦器的尊、盉、方彝置于康王世[14]，现从类型以及组合来综合考虑，笔者认为定在康王晚年较为妥当，当然，它们之间也有先后，不过时间差距很短。至于麦鼎，足部做出兽足形状，非常少见，康昭时期的季尊、卣足部略可比拟，与麦器在时代上也能衔接。

乍宝用簋是1976年出自陜西岐山县贺家村西北的M112，墓已被盗掘，铜器只余下这件簋。其收翼龙纹的龙形花冠也已脱离脑部，并且无论从器形纹饰都和鲜簋一样，如扉棱、耳的兽首浮雕等，就连龙纹上唇脱落的牙形状也一致，时代肯定与之相差不远，且有理由推测鲜簋也有一个和乍宝用簋一样的盖。原发掘者在简报中根据打破关系并参照《沣西发掘报告》，将M112正确地定在西周中期，认为是相当或稍晚于穆王[15]。《周原出土青铜器》一书将乍宝用簋定在西周早期，现在可知不足据。

洼刘ZGW99M1属抢救性发掘，随葬品非考古专业人员取出，又无地层上的叠压关系，只能以器物类型和组合来推断。出土的礼器有鼎3件，簋、甗、罍、觚、尊、盉各1件，卣3件，其中两件扁体卣纹饰全同，一大一小，另一件为圆体卣，发掘者已经指出，其中一些铜器有商的遗风[16]。这是很对的，如鼎、簋、甗、罍、盉均是商末周初的风格。尊和两件扁体卣铭文类同，属于同一组，应是墓主自作器。同出的其他礼器铭文则相对较为驳杂，与尊铭等并不相谐，可能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下面重点讨论都饰有收翼龙纹的尊和两件扁体卣。

尊颈沿为双龙相对的蕉叶纹，肩部是垂首披冠直体上弯尾龙纹，龙纹的尾部斜下方附交叉的横羽和立羽饰件；腹部和圈足都是垂有小龙花冠的顾首收翼龙纹，通体有四道钩棱。卣盖面和器腹部饰垂有小龙花冠的顾首收翼龙纹；颈部为垂首带齿的直体上弯尾龙纹，龙身遍布立羽，龙形系用粗阳线勾勒[17]；圈足饰同样的龙纹，只是龙身较细；颈部为一身双首同向的龙纹。可供对比的是《美集錄》A420见尊和收在《通考》654的见卣，据陈梦家先生的注解，见尊又录于《菁华》14，铭文为“见乍宝尊彝”，“日本住友氏所藏一卣（《菁华》75、《形态学》39.2下）与此同铭，《善斋》51甗亦见所作”[18]。最令人称奇的是，见尊、见卣分别和洼刘的尊及扁体卣一模一样，装饰风格如出一辙，连器物大小都相差无几，以尊为例，洼刘的尊高30.2cm，口径22.2cm；见尊高29.1cm，口径21.6cm。另外，器表勾棱的形状和数目也相同，两套尊卣时间上必定非常接近。一尊一卣、一尊二卣的组合属于西周早期铜器群的典型特征，因此，定在西周早期非常合适。

尊和见尊肩部的龙纹尾部（图25、27）带有分离的饰件，与一般龙身所附的浅浮雕棱脊有别，并不常见，流行的时间也比较短，其他的例子见于琉璃河M251出的伯矩鬲颈部（图26）和宝鸡竹园沟M20:5圆盒颈部（图28），相同之处如，均是垂首披冠带卷耳，双唇均上翻，但两件尊的龙纹身体较短，鬲、盒的龙身较长，竹园沟龙纹足部后还有横羽，故尾部所附的横羽和两件尊的一样短，不如伯矩鬲的长：总的来说大致类似。M251是在成康之际[19]，竹园沟M20在成康时期[20]，两尊的时代与它们相距应不太远。

据器形来看，两套尊卣显出的是西周早期后段的特点，见卣、卣和庄白的商卣相似，见尊、尊和析尊、商尊等也非常接近。庄白的这几件器都在昭王时，析器更在昭王的末年。再从收翼龙纹的演变来看，乍宝用簋龙纹的后足已经不见，颈后的鬛毛也大大缩短，析器的龙纹颈后鬣毛还有一定的长度，但也没法和器、见器及匽侯盂相比。由此可以推断，析器在时间上正好排在乍宝用簋（包括鲜簋）和器（包括见器和匽侯盂）之间，器的一尊二卣最好定在康昭之际。一个墓的年代必须由最晚的器物来定，因此，洼刘ZGW99M1的上限应是康王时期，不能早到周初成王时。

麦方尊与匽侯盂就学界通行的看法也都是西周早期的器物，匽侯盂近于附耳簋，只是腹部较深，附耳有横梁与器相接，但圈足已不外鼓，而是向内凹折。以收翼龙纹的序列推断，也应在康昭时期，下限约在昭王前段。

综上所述，就目前的资料看，收翼龙纹在商代的铜器上还未出现，施用时间大体在康王后期到穆王这一段，即西周早中期之际，以乍宝用簋和鲜簋来看，下限应就在穆王后期，因为恭王之后已经没有乍宝用簋那样的铭文格式了[21]。彭裕商先生认为，这种纹饰起于康王之世，盛行在昭、穆时期[22]，是合理的。因此，这种纹饰可以作为西周早期后段至中期早段青铜器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收翼龙纹本身而言，在这期间的形态也是略有变化的，除了小龙垂冠的脱离之外，最明显是在上唇的牙与足部。

如以上唇的牙形作为依据，从细部的特征来考察，收翼龙纹还可分为两组：匽侯盂龙纹的牙长度与乍宝用簋和鲜簋的龙纹牙相当[23]，个体较大，作立羽形，有倒钩，但未与唇脱落，就和作为花冠的小龙相连是对应的，也属较早的形态，两件簋的收翼龙纹应当承袭自盂的形态。这三件是一组；其他几件铜器龙纹的牙相对较短，列在另一组。再看两组的器类会发现，匽侯盂铭文“匽侯乍（饭）盂”，表明匽侯盂和两件簋一样，均为食器[24]，可称为食器组。另一组中析器的尊、觥、方彝，尊、卣和见尊、见卣都是成套的酒器，可称为酒器组。纹饰与器类及用途的对应关系由此可见一斑，即便是同一种纹饰，也会在细部显出差别以起到指示作用。不仅如此，笔者还讨论过两种纹饰区别食器、酒器的例子[25]，据《礼记·郊特牲》“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有了阴阳的内蕴，不同类别器物上的纹饰便显出了各自的特点，其中的礼制含义不言而喻，“器以藏礼”的原则在纹饰上同样得到了表现。

在收翼龙纹的演变中酒器组明显早于食器组。西周早期酒器仍然具有一定的规模，但到了穆王中后期的礼器组合中，酒器已经逐渐式微，觥、方彝、卣均已成为明日黄花，食器的地位远远超过了酒器，收翼龙纹也就主要装饰在簋上了[26]。收翼龙纹应该是带有标志性质的纹饰，它的使用含有多重的意味。不过，至今还未在鼎上发现收翼龙纹，这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最后，可以将饰有收翼龙纹的铜器按时间先后排列如下：

于是就显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今辽宁、河北的北方地区→河南郑州→陜西周原这样一条路线与各器的时间先后正好有对应关系，恰好在提示收翼龙纹的传播路径，这个结论以后应该会有更多的实例来验证。

2009年初稿

2014年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