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它与现实的关系。本文通过对中外历史学发展脉络的梳理，以及对历史学学科特质和内在逻辑的分析，指出历史学知识之树常青的可能性，不仅来自于不同时代人们对往昔岁月历史残片的缀合，也来自于对现实问题的领悟和回答，来自于将平凡的历史知识在思想上的升华，从而一切历史既是当代的和思想的历史，也是实践的历史。历史实践性的主要目标不是以具体的知识直接服务于今天，而是用历史智慧启蒙人类的心灵，提高人类的判断力和道德感。这种“无用之用”是历史学的最大之“用”，是历史学实践性价值的最终体现。

关键词：历史学实践性；历史与现实；历史智慧

在《历史学的实践性与历史经验》和《试说历史学的实践性》等文中笔者指出，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它与现实的关系。从逻辑的根源上说，这是知识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知识的自律与实践的关系，是知识在获取后如何回应提供知识对象的关系。实际上这也是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所有学科的必须回答的根本性问题。[1]本文拟就这一重要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

如果对历史学的基本价值进行区分，可以看到它是多重指向的有机结合体：在求真的取向上，历史学扮演了追问和揭示历史真相的角色，显示出历史学的科学性；在体察人性因素对人类进程确定和不确定的影响上，历史学扮演了探究至今尚不够明晰的人类活动的创造力、各种历史活动的因果联系、个体与集体的历史经验如何影响着当下以及人类精神世界内在“美”的角色，显示出了历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在省察人的道德情操对历史过程的建树和破坏上，历史学扮演了反思在过往岁月中人类的情怀的塑造和变化的角色，显示出了历史学的伦理性。在对上述这些结果的综合思考以及对以后发展的预判上，历史学则扮演了连接起过去与今天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人们走向未来的角色，显示出了历史学的实践性。

理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历史问题，所有的理论判断都有其历史的支撑点，都会在历史脉络的延伸和变化。这些理论判断之所以成为“可能”或者不那么“可能”，历史的过程提供了现象层面的说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理论的回答实际上也是对历史的回答。

人类对历史的经验与现实关系的思考要早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的出现。在中国古代，殷商之后，周人即有“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乃惟有夏，图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时丧，有邦间之。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时丧”[2]、“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3]的经验总结和“宜鉴于殷，骏命不易”[4]的忧患意识。前者确定了“历史”之于“今天”的联系和意义，后者则确认了人们自主认识“历史”之于“今天”的必要，而这两个方面，正是以后发展起来的中国古代历史学关于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观念的基本来源。

司马迁的历史学实践纲领被他概括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5]。以今日的学术理念观之，它包括了方法（即“原始察终”）和目标（即“见盛观衰”）两项内容。“始”和“终”要求将历史过程看作是一个前后相继并有密切联系的过程，“盛”和“衰”则提出将对这个过程的认识凝聚在一个时代的大变局上。显而易见，它体现的主要是历史学的政治实践性，而这种政治实践性在司马迁之后，成为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走向。其历史的基本演进脉络学界有大量研究，[6]此处不再赘说。而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为中心的西方古代史学的相关情状，则需要我们略化一些笔墨。

古代历史学在西方世界的情形与东方有同有异。在历史知识的取向上，他们尤其强调对历史的求真。古希腊时代的两位世界级史家希罗多德（前484—前424）和修昔底德（前460—前411）都具备了对历史记录的怀疑精神，前者指出：“我的责任是在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但我自己并不一定相信这些事是真实的。”[7]后者声明：他对历史资料的确凿性“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考证方法检验过的”。[8]古罗马时代的塔西佗（Tacitus，55—120）则就史德发表了自己的重要意见，即史家记录历史要“不怀怨毒之情，不存偏私之见，超然物外，摒绝所有那一类的不良动机”。[9]而在希氏等人之前，这种理念即有表达。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出现的“纪事”（logoi）文体专指不同于神话或史诗的有事实根据的报道，其代表人物赫卡泰厄斯（Hecataeus，前550—前478）在《谱系志》中明确表达：“只有我所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我才把它记载下来。”[10] 因此，希、修、塔等的史学风格实可视为对前代遗产的传承。

如果说，在求真方面，古代东西史家保持着一致性，那么，历史学在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古代希腊的设置与东方世界就出现了差异。在古代希腊，不仅作为知识王冠的哲学的地位远在史学之上，就是诗“也比历史学更富有哲理、更富有严肃性”，因为诗“意在描述普通性的时间”，而历史学则“意在记录个别事实”。[11]就整体而言，古希腊的思想“不仅与历史思想的成长格格不入”，而且其本质“是基于一种强烈的反历史的形而上学”，即历史学不能认识永恒的事物。[12]因此，能够认识永恒性的哲学和普遍性的诗的地位都要高于史学，前两者属于“真知”（episteme）的思想类型，后者属于“意见”（doxa）的思想类型。历史学只能提供低于“真知”的“意见”[13]。

关于“真知”和“意见”的含义，柯林武德有如下解释：真知“不仅是在此时此地而且在任何地方都永远是有效的，而且它根据可以证明的推理并且可能通过辩证批评的武器找出错误和扬弃错误”；意见则是“我们关于事实问题所具有的经验性的半—知识，它总是在变化着的……因而它只在此时此地在它自己本身的延续期内是有效的；并且它是瞬间的，没有道理的，又不可能证明”。[14] 这两种界定比较准确的把握了古代希腊人对于知识指向范围和知识价值意义的观念，因而也被广泛引用。从这个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学的价值是被限定的价值，这种“半—知识”的有效范围是在特定的时空之中。从逻辑上说，它虽然不能成为“普遍真理”，但却可以成为部分的“真理”，即可以对“变化”进行描述，并通过描述提供一定程度的真确解释。古代希腊史学家之所以没有成为没有思想的木偶，古代希腊的历史著述之所以没有成为廉价的历史故事集，部分的道理正在于此。

另一部分而且可能是更为重要的道理则来自于史学本身。尽管思想的历史是一个时代人们创造力的结晶，但它并不能完全取代这个时代实践的所有过程和以及这个时代人们所追求的所有目标，主流的观念和时代的精神也并不代表思想的全部。在古代希腊，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实践性的努力不仅引人注目，而且还有自身的特征。让“可歌可泣”的历史“永垂后世”是希罗多德撰写《历史》的目的。[15]他强调以历史事实来“训世”，其根据是国家的兴衰和人事的成败都有轨迹可循，都在由因及果的关联中呈现。[16]这种历史观念实际上是将历史作为可以教育后人“找出错误”和“扬弃错误”的全知识，客观上也是对古代希腊知识结构的“时代精神”的一种挑战。

在这一方面，希罗多德并不是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史学史上的独行者。随后的几位史家，从不同的角度、用各自的语言表达了相同或相似的观点。修昔底德谈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撰写目的时写道：

如果学者们想要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就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判明这部书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世的瑰宝。[17]

罗马统治时期希腊史家波里比阿（前204—前122）将历史作为人类所特有的知识：“从研究历史中所得到的真知灼见，对实际生活说来是一种最好的教育。因为历史，而且只有历史，能使我们不涉及实际利害而训练我们的判断力，遇事能采取正确的方针”；“取鉴前人的覆辙，是教人如何英勇豪迈地面对困难、战胜命运的唯一方法，除此以外别无他途”。他还前所未有的明确地将史学升拔到哲学的高度，即历史学是“以事实为训的哲学”。[18]罗马史学的奠基人老加图（Cato the Elder，前234—前149）指出历史著述必须达到“垂训”的目的。[19]这个原则为其后人所承续。帝制时期罗马史家李维（前59—公元17）强调了史学的“独特”功用。这就是：“在历史真相的光芒下，你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耕种各样的事例。你应该把这些事例作为借鉴：如果是好的，那末你就模仿着去做；如果那是罪恶昭彰而最后身败名裂的，那末你就要引为大戒，竭力避免。”[20]而古代罗马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同样将“赏善罚恶”作为“历史之最高的职能”，同样将“千秋万世的唾骂，悬为对奸言逆行的一种惩戒”。[21]这样，从希罗多德到塔西佗，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2世纪的七百年间，我们看到了以古代希腊和罗马为轴心的包括史学观念在内的西方学术思想涌动的潮汐：一方面，在时代精神所选择的学术类型中，历史学的地位不高，历史学所提供的知识的价值受到怀疑和贬低，在这个框架内，历史的记录的意义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在历史学家对史学的自我评定中，历史学的意义得到全面首肯，在这个框架中，对历史的记述和研究不仅可以培育当下时刻人们的良好道德，也可以在未来的任何一个时间段起到指导性的作用（即“千秋万世的瑰宝”）。

    东西方古典史学存在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东方，历史学在各种学问中地位崇高；在西方，历史学在知识领域中或多或少被低矮化和边缘化了。然而，二者的相同之处更为引人注目。在古代东方，历史学是一门在“不虚美，不隐恶”的要求下求真的学问，古代西方同样是如此。在古代东方，历史学是与国家治理高度关联的实用学问，古代西方也并不逸出此外。尽管古代东方历史学的地位几乎无与伦比，如刘知幾所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22]而在古代西方历史学却远未达到这样的地位，但这并没有妨碍古代西方史学家在史学实用价值和实践性方面，获得与他们的东方同行们相同的认识。在“东”与“西”的两种史学类型中，东方史家的追求显示了历史学价值的指向和表现，西方史家同样显示出这种指向和表现，而且由于其在知识体系中特定的学术位置即历史学不那么被人们所看重，它的显示更有意义。

                                二

然而，现象的表现只是说明了某种因素出现的趋势，对现象的描述并不能取代逻辑上的证明。历史学的实践性是否是这个学科的必有属性，还需要考虑这个学科的本质。在我看来，下述三个方面对实践性之所以必有于历史学科的可能有了进一步的解释。

首先，是个人知识的有限与人类知识的无限的关系。作为个体的人，他在世界上的有限时间决定了他不可能了解所有的知识，获得所有的经验，正如庄子所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23]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人类的知识在不断增长，人类的经验在不断丰富，个体的“有涯”生命没有妨碍对知识“无涯”的追求。知识和经验的增长与丰富使得人类的生命无休止地和无止境地走向未来成为了可能。完成这个过程的基点所依赖的正是对历史的记忆。庄子之后的一千二百多年，刘知幾以一个史学家的身份，回答了庄子的困惑：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之过隙，发端庸浅。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谅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24]

在这篇文字中，刘知幾做了一个假设，即如果历史的记述不在，人类如何存在？他的结论是，对人物的评判就会出现“善恶不分，妍媸永灭”的情形。其实，“刘知幾假设”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历史的道德记录和道德评定范围。如果历史记述不在，人类的知识就是被散落于地的一个个零散的知识，就会像每一个个体短暂的生命一样，可能绽放过的知识之花在伴随着生命凋零之后泯灭不存。相反，当拥有了并且能够自觉地保持住历史记忆，人类才能够让知识的延续从而让人类的延续成为可能。“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历史学正是让无数个体的“有涯”生命转化为整个人类“无涯”生命、让无数个体提交的有限的历史经验转化为绵延不绝的无限的经验的学问，这是其他任何学科都不能替代的知识领域，也是历史学追忆往昔走向未来的实践性的思想依据。

其次，是历史学所追忆的“故在”与历史学所立足的“此在”的关系。历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不是一潭止水，它始终处在变化的过程中。永恒的流动让历史学具有了永恒的价值。同一个历史现象能够在不同时代引起人们的兴趣，并不在于这个历史现象本身，而是来自于不同时代人们在各自时代背景下对它认知的差异。或者如柯林武德所说是“过去经验的再现实化”[25]。这不是心理学的配景理论即简单观察角度不同就能蕴涵的，它是人类知识的持续性积淀。从根本上说，不同时代历史学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由现实所提交的，从而每一时代都有属于这个时代的历史学。相对来说，历史现象在被确定后是静止的（不考虑由于新资料的出现对它的新的确定），但对它的思考则是无穷的。由此出发，每个时代的历史学的科学性的保证既来自所有时代历史学所共有的“求真”品质，也来自于对特定时代现实向历史学提交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说，历史的“真”有小“真”和大“真”。讲清楚了一个历史人物、一个历史事件、一个历史现象等等的基本情形亦即接近历史原态，是为小“真”；在此基础上开掘出、延伸出、展现出小“真”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则是大“真”。小“真”可以有其止境，而大“真”则绵延无尽。

在此我们不得不指出当代中国的一个特有的背景，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学成为权力婢女所留下的阴影。由于“影射史学”对历史学的严重破坏，至今仍有一些学人反感和拒斥让历史学拥有现实的品格，强调“为历史而历史”，认为只有远离现实才能保持历史学的科学性。义愤的情绪可以理解，但解决问题的路径却是偏差的。正如有学者所批评的：这种想法犹如“一个人要自己拔着头发而离开地球一样”天真，“我们在批判‘阴谋史学’、‘影射史学’的时候，不能同时埋葬了史学的现实性品格”。[26]现实问题拨动了历史学的心弦，激发了历史学的活力，拓展了历史学家的认识广度，提升了历史学家的思考能力。历史学与现实的密不可分的“共谋”，构成了历史学实践性的学理依据。

最后，是历史学知识形态的展开特质。关于历史知识的有效性问题，自这个学科诞生之后便争论不休。我们前文所引述的古代希腊主流思想对历史学价值边缘化以及刘知幾将历史学知识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工具，反映了古人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近代以来，关于历史知识价值的分歧不仅没有消弭，反而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哲学的出现、[27]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以及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更为广泛的呈现于人类思想过程中。

在肯定的一方，对历史学的最高评价可能来自唯物史观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他们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28]尽管在手稿中作者后来删去了此句话，表明他们可能对这种表达另有考虑，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的高度重视则是不争的事实。《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这些蕴涵着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要思想的著作，实际上就是历史论著。唯物史观不仅构成了马克思理论的重要部分，而且也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继承者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

更多的意见则表现为对历史学价值的怀疑和否定。大体上说，这些意见集中在如下方面：第一，历史学没有实际作用。“一个人的历史知识不管怎样高深，他也不能借此发明蒸汽机”，因此，历史学“就完全不会象自然科学那样，有任何实用价值”。[29]这就是说，“科学研究对于改变现代生活具有深远的影响，而历史研究充其量也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没有人可以从历史研究中得到好处”。[30]第二，历史知识是不能被验证的，因此意义有限，如波普所说：“在历史方面，一种可以考验的、因而是属于科学性质的理论是很不容易找到的”，与自然科学不同，历史研究对同一个现象有着不同的判断，不存在比如在物理学那里可以被人们所共同接受唯一的从而也是准确的判定。[31]第三，历史是以个别事件的发生而呈现的，它既不能重复，也难以预测，因此历史学也就不能象自然科学那样演绎出普遍适用的因果规律。黑格尔思辨哲学的一个要点就是：每个时代都有特殊环境，对其一般的笼统法的认识则毫无裨益。因此，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是，没有人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32]“引力的规律可以被科学地证明，因为它是普遍而又简明的”，但“饥荒引起叛乱的历史规律却没有被证明”。[33]很明显，上述这些意见大都是以自然学科为参照背景衡定历史学科的意义——古代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高于一切，在近代被置换为自然科学高于一切（黑格尔是一个例外）。很难想象，在对自然科学无节制的崇拜的热情下，历史学能够找寻到它的真正的位置。[34]

唯科学主义在其盛行之时就已有了明确的批评之声。新康德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狄尔泰（W.Dilyhey，1833—1911）指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有同有异，他正确地指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历史事实、研究方法和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他维护历史学独立地位的努力，影响了后来的柯林武德、克罗齐等人。[35]今天，在我们拥有了更多的知识的背景下，可以就历史学的这些特点做出进一步说明。

历史学的基础是实证，即对历史真相的最大限度的接近。与自然科学不同，历史的客体不是物而是人，是有着欲望的、进行着各种各样创造性活动的、充满着无穷变数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的客体实际上也是历史的主体。历史学的实证过程是活着的主体与消逝的主体之间的复杂的交流过程。在实证过程中，活着的主体不仅要严肃地考察历史记述的消逝的既往的各种表现，还要认真地考虑隐伏在其间的消逝的主体的各种意愿，从而使我们对历史的重建，可以被理解，可以被信任。没有对历史过程的理解，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这个重要的方面是单凭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所无法应对的。

由此出发，历史学科形成了自身的问题序列，其中既有与自然科学相似的方面，如因果关联、普遍性和规律等。也有自然科学所没有的内容，如人的心理活动，人性的表现和伦理道德。后者显然不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因而自然科学也不能就此对历史学进行评判。而在前者，由于历史研究是活着的主体与消逝的主体的对话，而且是极不完整的对话，其证明方式与自然科学也有着很大不同。一般来说，自然科学可以准确地揭示没有生命的物的本身的内在联系，或物—物之间的关联（在动物学甚至植物学方面可能有所不同），而历史学却难以做到这一点。因此严格说来，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学的“证明”实际上是“解释”和“说明”。对于历史过程“解释”和“说明”的不确定性和非终极性，是这个学科的基本特征，也是这个学科保持活力的根源。

就本质而言，历史学是一门精神学科，它不可能通过实用发明或提供具体物品证明其价值，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最为古老的学科之一并能存在于今日，是它观察了人类的生活历程，留下了人类的经验，为理解今天和谋划未来提供了知识储备。历史学对人类的这一独一无二的重要贡献，构成了历史学实践性的学科依据。

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历史学也是一条变动不居的长河。历史学知识之树常青，不仅来自于不同时代人们对往昔岁月历史残片的更多和更好的缀合，也来自于对现实问题的领悟和回答，来自于将平凡的历史知识在理论层面上的升华，来自于历史学先天具有并被自觉和自主执行着的实践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既是当代的和思想的历史，也是实践的历史。

                              三

如此看来，历史研究是否需要指向现实，历史知识是否要介入现实世界，历史学是否要具备现实的品格，历史学家是否要具有对现实关怀的精神，似乎不应存在疑问。但事实上，在新史学浪潮冲击之下，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传入中国，并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历史学之后，依然有不同的意见。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依然是一个问题。

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现代史。自鸦片战争之后，救亡图存、追求民主自由、寻找古老中国的新的希望，成为一代代人为之奋斗的方向。历史这一延续着中国人生存的传统世界，历史学这一保存着中国文化根脉的传统文化，自然而然成为人们所关注、所思考的对象。传统史学中原本就根深蒂固的致用功能，在新形势下，得到了空前的弘扬。

从某种角度上说，新史学的走向就是以“史”用“今”。早年的梁启超明确主张应取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以求治今日天下所当有事”。[36]梁氏的几乎所有著作，都是关注现实问题的产物；其几乎所有的心得，都是直接或间接致力于今天改造的思考。在学术旨趣上与新史学相异的国粹史学流派，在对待史学的致用方面，也表现出了他们与新史学派并肩战斗的姿态。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章太炎“始以历史民族之义提倡光复”，[37]复又将历史知识作为“无往而不利”的武器，[38]将历史学升拔到能够“巩固国本”[39]的高度。而在中国现当代史学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则一边倒地将史学的“致用”作为其学术价值的终极体现。

与上述意见不同，近现代中国史学路途上还存在着一种有着广泛影响的看法，即历史学是“无用之用”之学，它只应求“真”与不“真”，而不应理会有“用”和无“用”，从而保持自身的科学性。两位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学者王国维和顾颉刚先后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理念。王国维指出：“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因此，“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此即历史学的“无用之用”。[40]这就是说，在研究历史问题时，不要存有取“用”的预见，惟有如此，才能有历史之“用”的呈现。王氏所言的历史研究的“他人、“后世”之“用”说在顾颉刚那里得到了呼应：“我们得到的结果也许可以致用，但这是我们的意外的收获，而不是我们研究时的目的”，“固然，我们研究的东西也许是社会上很需要的，也许现在虽没有用而将来可以大用的，但这种的斟酌取择原是政治家、社会改造家、教育家的事情，而不是我们的事情”[41]。简言之，“无用之用”说的要点是：历史学是有用的，但承担致用责任的人不是历史学家。这与我们前面谈到的近代西方思想和学术界怀疑历史功用的思潮是不同的，其间是否蕴含了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值得进一步考察。

在中国先秦诸子思想中，“有”和“无”是道家学派提出并论述最多的一对概念。《老子》第十一章提出了三个“无”和“有”用的例子：“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结论是：“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42]按照我的理解，这段话表达的是只有有“无”才可能有“有”，只有“无用”才可能出现“有利”即“有用”。老子的这一思想，被庄子概括为“无用之用”。^[43]

显然，如果按照这种理解，老庄哲学中的“无用之用”与近代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作为“无用之用”之学在含义上有着很大不同。但由于“无用之用”所包含的极具辩证色彩的表达，使得它能够引起人们广阔的联想：它既可以解释一种不能带来实际利益的工作的重要性，也可以消解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内心的自卑情绪。因此，王国维和顾颉刚巧妙地引用了这句名言对历史学功能所进行的概括能够引起广泛共鸣，是在情理之中的。

如果结合老庄哲学“无用之用”的本义以及中外史学观念的历程去看待历史学之用在于“无用之用”，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思考。

第一，历史学“无用之用”说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不能回避的有意义的问题：即历史学的科学性如何获得？同时还蕴含着另一个重要问题：历史知识的“用”是以何种方式加以体现？求真无疑是历史学家的首要的也是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担当。在历史真相被扭曲、被遮蔽之时，如果历史学家放弃了寻找和打开历史真相的努力，他就放弃了学术良知，放弃了对社会应有的责任。就此而言，追求历史真相并将历史真相告知公众，就体现了历史学之大“用”，这不是“意外之用”，也不必待“他人”或“后世”而援申。

在《试说历史学的实践性》一文中，笔者曾对学界关于历史知识的致用性并不必然以历史知识的真实性为前提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下面就此做更多的说明。

从历史学的形成开始，历史学家——无论那个地区和那个民族——都将记述真相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目标。在古代西方，希罗多德声明他的责任是“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同时他还提醒读者，他本人“并不一定就相信这些事是真实的”。[44]随后的修昔底德则更明确地指出对历史材料的确定，要用“最严格、最仔细的考证方法检验”。[45]这种怀疑的精神正是西方后来的历史学家努力追求历史真相的一种思想基础。在古代东方，“不掩恶，不虚美”[46]、“不讳”[47]的“直笔”和“事核”的“实录”[48]两个彼此相关的概念（“直笔”是手段，“实录”是目标）的确定，为中国史学家提出了科学与道德两项基本要求。总之，一个学科的功能与这个学科特有的属性和体系密不可分，抛弃了对这个学科的必有要求，也就意味着丧失了学科的自律，从而其呈现出的“知识”也就必然成为不属于这个学科的内容。

有研究者将错用历史知识以为现实所用的做法概括为三种类型：其一，借古讽今，错误类比。如20世纪40年代，中国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配合国内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写了许多借古说今的文章，却对当时的革命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其二，以被歪曲了的“史实”激发爱国热情。如19世纪德国史学界的普鲁士学派为唤起同胞奋斗，用假的“历史知识”来“教育”民众。其三，史实基础全错，但研究结论却有学术价值或现实意义。[49]第三个类型实际上与不同的人对历史资料的不同理解有关，不属于我们所说的滥用或误用历史知识。而前两个方面均属于以对历史真实的扭曲和歪曲为代价，以获得所期待的特定时代的社会效果，具有程度不同的主观故意性质。一时所期望的效果可能达到了，但当人们最终看到了鼓舞他们的历史知识是虚假的，所带来损害是不言而喻的。19世纪英国史学界辉格党人最具代表性的史学家麦考莱（T.B.Macaulay，1800—1859）为维护党派利益，在《英国史》一书中歪曲历史，声称：“事实不过是历史剩下的渣滓。”[50]对此马克思批评说：这是为了讨好辉格党而“伪造了英国历史”。[51]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范文澜在自评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通史简编》的不足时，特别强调了其中的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包括否认和缩小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明太祖等人在历史上的贡献，以及“借古说今”。^[52]他的自我批评，不仅表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纠错精神，也显示了遵循求真是流淌在历史学家心灵深处的清澈泉流，显示了历史学科中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的铁的自律。

尽管历史学所追求的“真”与自然科学所说的“真”有所不同，尽管历史学中的“事实”与自然科学中的“事实”有某些区别，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真”是历史学的基础，努力寻求过往岁月的真相是历史学者的首要职责：“给历史编造的谎言，只能说明有人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不惜借用这种知识去达到宣传的目的”；因此忠实于历史事实，“把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来探究的使命，实在是一种严肃的责任感”。[53]反对所谓“片面”和“盲目”追求历史真相的说法，所忽视的正是历史研究的这一基本准则，失去的是历史学的底线。

在历史学非“科学”的那个方面亦即人们所说的历史学的“艺术性”中，与本来意义上的“艺术”最为接近的因素是想象。历史叙事和研究可以接受有时也需要适度的想象，但历史学在“艺术”上的这个表现，与文学中的“艺术”极为不同。历史的想象与艺术的想象亦即在历史事实上所进行某些推理和对不存在的事物的编造加工迥然有别，因而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也判然不同。这两种想象的方式及其效果不仅为各自共同体所接受，也为读者所认可：对于一部文学作品好坏的判定，不在于它是否严格遵循了真实的事件，而在于它是否能够有效地将历史的“真实”转换成撄动人心的艺术表现；而一部好的历史作品在想象力的使用上是谨慎和有节制的，偏离了这个轨道，就会受到质疑，就会破坏历史学所固有的科学性，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说的：“从最纯粹的艺术观点来看，除非历史学家尽最大努力来保持对事实的忠实，否则历史就不值得称赞”；[54]“真实地说明过去是历史和历史传记的真髓，是区别于一切其他文艺部门的特点”[55]。历史和文学艺术以各自的方式，表达着对现实的关注，其不可通约性，不仅体现了人类知识的分工，更重的是它表达了不同知识的有效范围。读者和评论家不会用1928年发生的渭华暴动中真实的人和事以及每一个历史细节去怀疑小说《白鹿原》所再现那段历史的艺术真实性，但如果一部历史著作写成了历史小说，那就必然会被人们质疑。一些早期历史学著作包括在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巨著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和李维的《罗马史》，因没有彻底区别开历史的想象与艺术想象，将历史事实当做文学描写的素材而被后人诟病，原因正在于此。

第二，历史真相本身的发声是有限的，历史真相的意义只有通过对它的思考才能得以拓展。所有的历史既是“当代”的历史，也是“思想”的历史。由真实的历史所形成的历史知识对社会的影响，正是由同一时代的不同个体，不同时代人们的不同认识，而被不断地激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之“用”，确实有待于“他人”和“后世”的参与，确实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也确实可能在所有对历史知识有兴趣的人的参与中获取到“意外之用”。但由于历史学家是历史知识的主要提供者，并在为历史知识的真实性提供保证的道路上获得了最有资格的发言权；他对历史知识的整理和陈述不仅来自于其必有的专业训练，也来自于他对现实的感悟，来自于他对历史的思考中形成的批判精神，“他是写过去而不是为过去而写，他是为今天和明天的公众而写的”，[56]因此，这些“他人”可以是政治家、社会改造家或教育家，但首先应该是历史学家自己。历史学家如果拒绝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拒绝在自己的研究活动中体现出对于当下的实践性，那么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意义就会受到限制。

第三，历史学是实践中的历史学，这种实践性来自于历史学家对现实的感受。由于现实不可能完全重演过去的一幕，也由于当下的人们主要不是依靠过去的经验而生活，因而我们就必须考虑历史学实践性的有效范围。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历史学的知识价值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如刘知幾所倡言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57]可以说对于历史经验重要性的认识，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为充分。但具有吊诡意味的是，对于历史经验的高度重视，并没有阻止一个又一个王朝的覆灭。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以申明“穷探治乱之”[58]为主旨的《资治通鉴》编纂完成，而在这部专门为治国而编修的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以古鉴今的著作问世后不足五十年即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北宋便灭亡了。历史经验的历史悲剧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明人方孝孺列举了自秦而下一些朝代借鉴历史经验的失败：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

县，方以为兵革可不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

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

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剖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

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59]

历史经验对今天的作用之所以不能尽如人意，方孝孺的解释是“人事”可尽力而“天道”难违背。在《深虑论》这篇强调历史经验价值的不长的文字中，方孝孺已经意识到了历史经验的局限性。对历史经验作用的夸大，同样出现在西方历史学界。按照莫里逊的说法，如果没有近代美国、法国和英国历史学家的著作，就不会有美利坚联邦的长期存在、拿破仑三世的政治赌博以及英国政治制度的延续。莫里逊本人对于这个耸人听闻的阐说也没有多少底气，自嘲道自己正在薄冰上滑行，不小心就会跌进无底深渊。[60]这种将历史经验作为万能的上帝，认为历史经验可以解决现实中一切问题的看法，与将历史经验弃如敝履，认为历史知识没有任何益处的看法一样极端，也因而一样无效。然而，在中国古代，试图运用历史经验保证一个朝代长治久安努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夸大了历史经验现实意义的方面，更有政治决策层筛选历史经验的因素，“好”的历史经验可以被抛弃，“不好”的历史经验同样可以成为走向未来的依据——这个责任是不能由历史经验本身来承担的。观察往昔，一个好的、尤其是被广泛认可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这正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之一。而这种经验的获得、认同和实践，需要的是在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中，人类的精神变得更为开放和宽容，人类的精神在开放和宽容的气候中能够自主和自觉地识别最有益的和最合理的历史经验。

总之，与可以直接应用并能立见成效的科学技术不同（科学思想不在其列），历史知识不是一个可以直接搬来使用的工具，更不是万能的工具，现实对历史学的提问与历史知识对现实的支持并不能完全重合——我们可以由此晰明历史学实践性的有效范围：历史是人类的活动，历史学是一门关乎人文的学问，历史知识是人类精神的体现，历史思想是历史知识的结晶，因此历史学的实践性就必然集中表现为对人类智慧的提升方面。这种智慧可以表现为有益于当下某些问题的局部修正（如在制度建设方面历史上一些有过积极作用的措施有可能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路）；可以表现为通过对历史上某种发展趋势的梳理（如历史上某些经济活动的周期是否可以再现）为今天提交出更多的判断；可以表现为对历史上带有规律性的各种事物的总结，为今后的发展道路提供更多的知识。但这远不是历史学实践性意义的全部所在。哲学的本质是“爱智”，它不仅追求知识，也追求真理；历史学在这一根本点上和哲学是一致的。[61]但历史学又有着自己的特质：我所理解的历史智慧最重要的方面乃是在于，通过我们所记忆的流动的历史河流——其中交织着成功和失败、幸福和苦难、明智和愚昧、开明和强横——启蒙人类的心灵，提高人类的判断力和道德感。这种启蒙力、判断力和道德感的获得，是我们能够进步的根基，它的存在，不仅使过去的错误、痛苦和灾难不再重现成为可能，也能够帮助人类在未来任何时刻努力将我们的创造致力于造福于最广大的人群。历史学的这种“用”是模糊的，也不能立现，但这“无用之用”却是历史学的最大“用”，是历史学实践性价值的最终体现。

（本文原刊于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