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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卫士铜量研究拾遗

发布日期:2016-06-03 原文刊于:
苏辉

 

 

常乐卫士铜量是金石大家陈介祺收藏过的一件重要文物,带长柄,器身椭圆,平底,口沿外壁平行刻铭27字:“常乐卫士上次士,铜饭帻容八升少,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二月造”,铭文下方有一正方形斗检封。此器在簠斋身后流散出国,而形制在当时罕有人见到,拓片也流传不广,再加上铭文中存在难解之处,故学者讨论的并不多。2009年,国内一位收藏者在美国通过拍卖将此器带回北京,由于机缘巧合,我与器主结识,随即看到了这件铜量,得以上手仔细观摩,并撰写了《陈簠斋旧藏莽量的重新发现与研究》一文,发表在《文博》2013年第1期上[①],重点在考释铭文和论证史实,对于器物和拓本流传并未作过多的探讨。

根据福开森(J. C. Ferguson)《历代著录吉金目》[②],此器拓本分见于《簠斋吉金录》5.31(钤印“簠斋两京文字”)、《愙斋集古录》25.6(钤印“簠斋藏古”、“君车汉石亭长”)、《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3.51(未钤印)、《汉金文录》4.21(斗检封内有“海滨病史”钤印)。此外,孙慰祖等所编《秦汉金文彚编》列在529[③]。这是当时查到此器拓本的一些情况,最近又发现了几种常乐卫士莽量的拓片,对于考察器物的流传与研究均有裨益,故作续论以补前文之阙。

晚清陈介祺收藏金石之富,冠绝一时,而辨审之精,更是得到了古器物专家的一致推崇,后来学者叹服“他的眼光太好了,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不下几千件,没有一件是假的”[④]。簠斋每得一器,均拓印分送好友,数量多的则售出,以筹措助拓之资,金石圈中也争相购藏。常乐卫士铜量拓片赠送的记录,见于《致吴云书》:

弟今年又得一始皇诏者,拟合吴、鲍、李三量、诏版七八、吕不韦戈一、新莽饭帻制同秦量者,共各拓数十纸,装册分存诸同好,乞以尊藏先拓付二十纸为企。[]

从中可以推测,这件莽量当时有几十张拓片,而流传至今已不过十来张。

本文要讨论的第一张拓片发表在1932年《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29期上(图1-1)。河北第一博物院的前身是由严智怡等人筹建、于1923年正式开馆的天津博物院,1928年改称河北第一博物院[]。这份“新莽饭帻(原大)”拓片无钤印,影现的只是有铭文和斗检封的铜量外壁部分,图下说明“凤印楼赠刊”。凤印楼当为藏家室名别号,限于资料,只能阙疑待考。拓片右旁先列释文,次为解说:

按,王莽改长乐宫为常乐室,此常乐即长乐。莽以初始元年十一年[]戊辰,即真天子位,改正朔,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始建国元年正月朔,服色配德尚黄。其天凤元年,令天下小学,戊子代甲子为六旬首,又《莽传》载莽诏书有云: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孟康曰:戊,土也,莽所作曆名。莽以建丑之月为岁首,其二月,即夏时之正月也。

1-1

凤印楼的拓片应该也是来自簠斋或其后人,而随图考证虽短,仅涉及铭文中的“常乐”和新莽纪年,但论述有据,非常精当,值得称道。

中研院史语所的青铜器拓片资料库的数据非常丰富[],来源是晚清以来金石家的藏品,多由傅斯年经手购入,数字化之后可以在线上免费查阅。库中收录的常乐卫士铜量拓片有3种,具列如下(图2-1):

2-1

1种出自《謐齋金文拓本》,为柯昌泗旧藏,拓片只有铭文和斗检封部分,裱装右上有题记:“常乐卫士铜饭帻 此器已售归日本”。[]

柯昌泗字燕舲,号谧斋,是近现代史学名宿柯劭忞的长子,以博闻强识著称。曾师从罗振玉,精于史学以及金石研究。1921年,北京一些金石文字学者及爱好者,发起组织了一个学术研究团体——冰社,取《荀子·劝学篇》“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之义。社长是易大庵,副社长为齐宗康、周康元,柯昌泗和孙壮是秘书[],主要成员有罗振玉、王国维、马衡、丁佛言、陈宝琛、陈半丁、陈汉第、寿石工,等等,当时顶尖的金石学家大都在内。冰社社章规定,固定在每星期六及星期日,社员各携所藏或新得金石文物参加集会,互通藏品,交流信息,展开研讨。冰社的成立促进了文物拓片的流传,对传拓技术的提高也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并在国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北方篆刻之学由此兴起,可与西泠印社媲美。冰社活动至1941年完全停止,柯昌泗购藏了大量的金石拓片,与此期间参与的高水平金石研讨交流是分不开的。

柯昌泗的人生经历复杂,反复出入政、学两界,既在辅仁大学、山东大学等任过教,期间又曾在山东做过道尹,赴察哈尔省政府做教育厅长,未能潜心著述,时人都惋惜他过于热衷宦途[11],故他除了发表过几篇金石研究的文章,完整的学术著作较少,代表作就是《语石异同评》,此书是对叶昌炽《语石》的点评和订补,由陈公柔、张明善整理,收入《考古学专刊》丙种第四号[12],此外还有《辛巳金石偶谭》、《鲁学斋金石记》等。因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1945年后柯昌泗潦倒狼狈,一度只能靠变卖金石藏品维持生计[13],其收藏的拓片由史语所购入者编为《謐齋金文拓本》,这件莽量的拓片也是由此而易主。

柯昌泗交游甚广,确知铜量被日本人收购,故在题跋上专门提及,较之其他学者消息可谓灵通。簠斋身后古器物为各房分属,陆续变卖,被日本人收购较多,最著名如“十钟山房”的青铜钟便成为了泉屋博古馆的藏品,民国时代的刊物中有过报道,如《潍县陈簠斋藏印将入鲁省馆》提到簠斋藏品流入日、德的情况(图2-2[14],等等。由于常乐卫士铜量在簠斋藏品并不算最著名的文物,其流入日本,后来又被转手到美国,最后由国内藏家购回,百年漂泊,其中坎坷,令人欷歔不已。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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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种出自《簠斋积古金文》,为带铭文的铜量外壁部分,左下有印记“玄伯”,是李宗侗的自用章。右下有印记“史语所藏金石拓片之库”,均见于数据库中的3种拓片。[15]这件拓片应是经李氏之手转入史语所。

李宗侗,字玄伯,河北高阳人,为晚清名臣李鸿藻之孙。中国古代社会史和清史专家,代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新研》[16]。李宗侗与故宫有不解之缘,1920年代后期曾任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和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参与故宫文物的清理和接收;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石曾是其叔父,易培基出任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任命女婿李宗侗为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故宫博物院盗宝案”便由此埋下伏笔[17]。抗日战争期间,护送故宫文物南迁宁沪和重庆,1948年故宫文物迁台,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建立,他均参与其中。后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华书局近年出版了《李宗侗著作集》,收入了他的部分撰述。

3种出自《簠齋吉金拓本》,除了史语所印章,左下另有“簠斋两京文字”钤记[18],是陈介祺的鉴藏自用印,从拓片上并无其他金石藏家的印鉴可以推知,史语所入藏之前转手的次数不多,甚至可能就是直接从陈氏家人手中购入。此拓引人注目的是铜量带文字外壁部分之外,还印了器口和长柄,可以看做是铜量的俯视图。

史语所的第3种拓片虽然罕见,但也不是绝无仅有,最近就公布了一件相近的常乐卫士铜量拓片(图2-3),目前藏于山东私人之手[19]。同样是既有铭文外壁也有器口加上长柄两部分的影拓,左下角也钤印“簠斋两京文字”,唯一的不同点在于右上有簠斋的亲笔题名“新莽常乐卫铜饭帻”,藏家请潍坊市博物馆孙敬明研究员等专家审鉴,确定是簠斋的原题和初拓本。《簠斋金文题识》一书关于该器有解说:“式如秦量而底平,名曰帻,可见古帻之形。莽量也,帻其形,二十六字,外一口高起,即斗检封。地皇上戊二年”。该文中指出了拓片实际为二十七字,与书中不符,当是后人抄录题记出错。笔者推测,簠斋此拓题名中“常乐卫铜饭帻”无“士”,是否在计算铭文中漏了“士”字所致。

类似史语所第3种的拓片还见于1941年《辅仁生活》杂志的第15期,在署名墨盦的文章《西汉常乐卫士铜帻考》中作为附录(图3-1)。由于刊物年代久远,图片已经较为模糊,拓片上的题跋和印鉴已经无法看清,幸好墨盦文章已经提供了相关的流传信息:“铜帻全形拓本,不可得见。此本为山东潍县陈介祺收藏时初拓本,何昆玉、杨守敬两氏旧藏,今归敝斋。”[20]文中还详细记录铜量的各部位长度,很有参考价值,惟铭文的考释未达一间,可采信者不多。

文中提到的何昆玉(1828-1896),字伯瑜,广东高要人,金石书画家,善治印,精摹拓。罗振玉对于何昆玉刻印之术非常推重,指出:

迄乎晚近,潍之王石经,粤之何伯瑜,又得古拨蜡法,能仿效古官、私玺,精雅渊穆,启前人已失之途径。至是,刻印之术三变,观止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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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经(1831-1918),字君都,号西泉,篆刻名家,与当时的收藏家都有交游。曾辑自刻印为《甄古斋印谱》[22],收录王石经为金石学家所治印120余方,盛昱、潘祖荫、吴大澂、王懿荣等均为题识或跋语,陈介祺并赠诗云:“王君通隶法,名字采中郎。好古天机妙,多才雅事详。印摹灯照汉,帖模拓追唐。何日编钟鼎,同登叔重堂。”最近新出的《西泉印存》录印248[23],列入《万印楼丛书》之一。西泉长期为簠斋制印,也多得陈氏指点。何伯瑜也与簠斋过从甚密,尤其他客居潍县之后,从簠斋游学,鉴赏水平日进,并应邀协助编辑《十钟山房印举》。陈敬第为《十钟山房印举》撰写序言记载:

同治壬申,高要何昆玉伯瑜携其吉金斋所藏,又以潘氏看篆楼、叶氏平安馆粤署烬余各印,约二千七百余事来归斋,即主其家。斋……督其次子厚滋与伯瑜同事编次,博收约取,师吾丘子行《三十五举》之意,名曰《十钟山房印举》。[24]

何昆玉还是一个活跃的文物古董商,簠斋也与他合作出售金石拓片和印谱,并有约定的利润分成,见陈介祺《复谭雨帆书》:

何伯瑜由津欲入都,其徒周子芳同往。前已印得二十部,与彼三七分。彼七者,以纸、印泥一切俱属彼。[25]

常乐卫士铜量拓片自然是何昆玉得自于簠斋,后来散出归杨守敬(1839-1907)。邻苏老人不仅以版本目录、历史地理名家,其金石碑帖之学也成就斐然,有《望堂金石》、《寰宇贞石图》等著述。杨氏之后,铜量拓片即辗转归墨盦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