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乐卫士铜量是金石大家陈介祺收藏过的一件重要文物，带长柄，器身椭圆，平底，口沿外壁平行刻铭27字：“常乐卫士上次士，铜饭帻容八升少，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二月造”，铭文下方有一正方形斗检封。此器在簠斋身后流散出国，而形制在当时罕有人见到，拓片也流传不广，再加上铭文中存在难解之处，故学者讨论的并不多。2009年，国内一位收藏者在美国通过拍卖将此器带回北京，由于机缘巧合，我与器主结识，随即看到了这件铜量，得以上手仔细观摩，并撰写了《陈簠斋旧藏莽量的重新发现与研究》一文，发表在《文博》2013年第1期上[①]，重点在考释铭文和论证史实，对于器物和拓本流传并未作过多的探讨。

根据福开森（J. C. Ferguson）《历代著录吉金目》[②]，此器拓本分见于《簠斋吉金录》5.31（钤印“簠斋两京文字”）、《愙斋集古录》25.6（钤印“簠斋藏古”、“君车汉石亭长”）、《小校经阁金文拓本》13.51（未钤印）、《汉金文录》4.21（斗检封内有“海滨病史”钤印）。此外，孙慰祖等所编《秦汉金文彚编》列在529号[③]。这是当时查到此器拓本的一些情况，最近又发现了几种常乐卫士莽量的拓片，对于考察器物的流传与研究均有裨益，故作续论以补前文之阙。

一

晚清陈介祺收藏金石之富，冠绝一时，而辨审之精，更是得到了古器物专家的一致推崇，后来学者叹服“他的眼光太好了，他一生收藏的铜器等，不下几千件，没有一件是假的”[④]。簠斋每得一器，均拓印分送好友，数量多的则售出，以筹措助拓之资，金石圈中也争相购藏。常乐卫士铜量拓片赠送的记录，见于《致吴云书》：

弟今年又得一始皇诏者，拟合吴、鲍、李三量、诏版七八、吕不韦戈一、新莽饭帻制同秦量者，共各拓数十纸，装册分存诸同好，乞以尊藏先拓付二十纸为企。[⑤]

从中可以推测，这件莽量当时有几十张拓片，而流传至今已不过十来张。

本文要讨论的第一张拓片发表在1932年《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29期上（图1-1）。河北第一博物院的前身是由严智怡等人筹建、于1923年正式开馆的天津博物院，1928年改称河北第一博物院[⑥]。这份“新莽饭帻（原大）”拓片无钤印，影现的只是有铭文和斗检封的铜量外壁部分，图下说明“凤印楼赠刊”。凤印楼当为藏家室名别号，限于资料，只能阙疑待考。拓片右旁先列释文，次为解说：

按，王莽改长乐宫为常乐室，此常乐即长乐。莽以初始元年十一年^[⑦]戊辰，即真天子位，改正朔，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始建国元年正月朔，服色配德尚黄。其天凤元年，令天下小学，戊子代甲子为六旬首，又《莽传》载莽诏书有云：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孟康曰：戊，土也，莽所作曆名。莽以建丑之月为岁首，其二月，即夏时之正月也。

凤印楼的拓片应该也是来自簠斋或其后人，而随图考证虽短，仅涉及铭文中的“常乐”和新莽纪年，但论述有据，非常精当，值得称道。

二

中研院史语所的青铜器拓片资料库的数据非常丰富[⑧]，来源是晚清以来金石家的藏品，多由傅斯年经手购入，数字化之后可以在线上免费查阅。库中收录的常乐卫士铜量拓片有3种，具列如下（图2-1）：

第1种出自《謐齋金文拓本》，为柯昌泗旧藏，拓片只有铭文和斗检封部分，裱装右上有题记：“常乐卫士铜饭帻 表 此器已售归日本”。[⑨]

柯昌泗字燕舲，号谧斋，是近现代史学名宿柯劭忞的长子，以博闻强识著称。曾师从罗振玉，精于史学以及金石研究。1921年，北京一些金石文字学者及爱好者，发起组织了一个学术研究团体——冰社，取《荀子·劝学篇》“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之义。社长是易大庵，副社长为齐宗康、周康元，柯昌泗和孙壮是秘书[⑩]，主要成员有罗振玉、王国维、马衡、丁佛言、陈宝琛、陈半丁、陈汉第、寿石工，等等，当时顶尖的金石学家大都在内。冰社社章规定，固定在每星期六及星期日，社员各携所藏或新得金石文物参加集会，互通藏品，交流信息，展开研讨。冰社的成立促进了文物拓片的流传，对传拓技术的提高也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并在国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北方篆刻之学由此兴起，可与西泠印社媲美。冰社活动至1941年完全停止，柯昌泗购藏了大量的金石拓片，与此期间参与的高水平金石研讨交流是分不开的。

柯昌泗的人生经历复杂，反复出入政、学两界，既在辅仁大学、山东大学等任过教，期间又曾在山东做过道尹，赴察哈尔省政府做教育厅长，未能潜心著述，时人都惋惜他过于热衷宦途[11]，故他除了发表过几篇金石研究的文章，完整的学术著作较少，代表作就是《语石异同评》，此书是对叶昌炽《语石》的点评和订补，由陈公柔、张明善整理，收入《考古学专刊》丙种第四号[12]，此外还有《辛巳金石偶谭》、《鲁学斋金石记》等。因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1945年后柯昌泗潦倒狼狈，一度只能靠变卖金石藏品维持生计[13]，其收藏的拓片由史语所购入者编为《謐齋金文拓本》，这件莽量的拓片也是由此而易主。

柯昌泗交游甚广，确知铜量被日本人收购，故在题跋上专门提及，较之其他学者消息可谓灵通。簠斋身后古器物为各房分属，陆续变卖，被日本人收购较多，最著名如“十钟山房”的青铜钟便成为了泉屋博古馆的藏品，民国时代的刊物中有过报道，如《潍县陈簠斋藏印将入鲁省馆》提到簠斋藏品流入日、德的情况（图2-2）[14]，等等。由于常乐卫士铜量在簠斋藏品并不算最著名的文物，其流入日本，后来又被转手到美国，最后由国内藏家购回，百年漂泊，其中坎坷，令人欷歔不已。

第2种出自《簠斋积古金文》，为带铭文的铜量外壁部分，左下有印记“玄伯”，是李宗侗的自用章。右下有印记“史语所藏金石拓片之库”，均见于数据库中的3种拓片。[15]这件拓片应是经李氏之手转入史语所。

李宗侗，字玄伯，河北高阳人，为晚清名臣李鸿藻之孙。中国古代社会史和清史专家，代表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新研》[16]。李宗侗与故宫有不解之缘，1920年代后期曾任清室善后委员会顾问和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参与故宫文物的清理和接收；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石曾是其叔父，易培基出任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任命女婿李宗侗为故宫博物院秘书长，后来闹得沸沸扬扬的“故宫博物院盗宝案”便由此埋下伏笔[17]。抗日战争期间，护送故宫文物南迁宁沪和重庆，1948年故宫文物迁台，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建立，他均参与其中。后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华书局近年出版了《李宗侗著作集》，收入了他的部分撰述。

第3种出自《簠齋吉金拓本》，除了史语所印章，左下另有“簠斋两京文字”钤记[18]，是陈介祺的鉴藏自用印，从拓片上并无其他金石藏家的印鉴可以推知，史语所入藏之前转手的次数不多，甚至可能就是直接从陈氏家人手中购入。此拓引人注目的是铜量带文字外壁部分之外，还印了器口和长柄，可以看做是铜量的俯视图。

史语所的第3种拓片虽然罕见，但也不是绝无仅有，最近就公布了一件相近的常乐卫士铜量拓片（图2-3），目前藏于山东私人之手[19]。同样是既有铭文外壁也有器口加上长柄两部分的影拓，左下角也钤印“簠斋两京文字”，唯一的不同点在于右上有簠斋的亲笔题名“新莽常乐卫铜饭帻”，藏家请潍坊市博物馆孙敬明研究员等专家审鉴，确定是簠斋的原题和初拓本。《簠斋金文题识》一书关于该器有解说：“式如秦量而底平，名曰帻，可见古帻之形。莽量也，帻其形，二十六字，外一口高起，即斗检封。地皇上戊二年”。该文中指出了拓片实际为二十七字，与书中不符，当是后人抄录题记出错。笔者推测，簠斋此拓题名中“常乐卫铜饭帻”无“士”，是否在计算铭文中漏了“士”字所致。

三

类似史语所第3种的拓片还见于1941年《辅仁生活》杂志的第15期，在署名墨盦的文章《西汉常乐卫士铜帻考》中作为附录（图3-1）。由于刊物年代久远，图片已经较为模糊，拓片上的题跋和印鉴已经无法看清，幸好墨盦文章已经提供了相关的流传信息：“铜帻全形拓本，不可得见。此本为山东潍县陈介祺收藏时初拓本，何昆玉、杨守敬两氏旧藏，今归敝斋。”[20]文中还详细记录铜量的各部位长度，很有参考价值，惟铭文的考释未达一间，可采信者不多。

文中提到的何昆玉（1828-1896），字伯瑜，广东高要人，金石书画家，善治印，精摹拓。罗振玉对于何昆玉刻印之术非常推重，指出：

迄乎晚近，潍之王石经，粤之何伯瑜，又得古拨蜡法，能仿效古官、私玺，精雅渊穆，启前人已失之途径。至是，刻印之术三变，观止矣。[21]

王石经（1831-1918），字君都，号西泉，篆刻名家，与当时的收藏家都有交游。曾辑自刻印为《甄古斋印谱》[22]，收录王石经为金石学家所治印120余方，盛昱、潘祖荫、吴大澂、王懿荣等均为题识或跋语，陈介祺并赠诗云：“王君通隶法，名字采中郎。好古天机妙，多才雅事详。印摹灯照汉，帖模拓追唐。何日编钟鼎，同登叔重堂。”最近新出的《西泉印存》录印248枚[23]，列入《万印楼丛书》之一。西泉长期为簠斋制印，也多得陈氏指点。何伯瑜也与簠斋过从甚密，尤其他客居潍县之后，从簠斋游学，鉴赏水平日进，并应邀协助编辑《十钟山房印举》。陈敬第为《十钟山房印举》撰写序言记载：

同治壬申，高要何昆玉伯瑜携其吉金斋所藏，又以潘氏看篆楼、叶氏平安馆粤署烬余各印，约二千七百余事来归簠斋，即主其家。簠斋……督其次子厚滋与伯瑜同事编次，博收约取，师吾丘子行《三十五举》之意，名曰《十钟山房印举》。[24]

何昆玉还是一个活跃的文物古董商，簠斋也与他合作出售金石拓片和印谱，并有约定的利润分成，见陈介祺《复谭雨帆书》：

何伯瑜由津欲入都，其徒周子芳同往。前已印得二十部，与彼三七分。彼七者，以纸、印泥一切俱属彼。[25]

常乐卫士铜量拓片自然是何昆玉得自于簠斋，后来散出归杨守敬（1839-1907）。邻苏老人不仅以版本目录、历史地理名家，其金石碑帖之学也成就斐然，有《望堂金石》、《寰宇贞石图》等著述。杨氏之后，铜量拓片即辗转归墨盦所有。

《辅仁生活》（FU JEN LIFE）是辅仁大学的校园周刊[26]，每周一发行，刊登的都是校内师生的文章。此文作者墨盦在《辅仁生活》上还发表了《说斝》（1941年第13期）、《后周夏承厚铸舍利塔考》（1941年第15期）等有关铜器碑帖的文章，也是一位金石学家，且必定属辅仁大学人士。《辅仁美术月刊》1933年第1期上刊出《陆和九治印》四方，其中“竹根印二”就是“墨盦”（图3-3），由这些条件推定，墨盦只能是陆和九。曾在辅仁任教的台静农回忆当时校内教师，对陆氏的爱好碑帖仍深有印象：

在美术系教篆刻书法的陆和九先生，以玩“黑老虎”知名于厂甸，收藏拓片多而能鉴别，偶见其有碑版的考证文，但他的收藏未见编有目录。[27]

陆和九（1883-1958），湖北沔阳人，祖父为清两江总督陆建瀛。金石书画家、篆刻家。本名开钧，号墨盦，有名号印“古复州陆和九字墨盫”、“墨盦”、“墨盦鈢”（图3-2）。其篆刻颇具特色，以“怪”取胜。1936年东娄班书阁为《墨盫竹印选》序云：

吾友陆君墨盫，幼负不羁才，壮不克行其所学，及其老也，遂不得已托艺术以自食其力，诗怪书怪画怪，治印尤怪，盖兼有郑（板桥）、高（南阜）二怪之能，而无其失，又独立於八怪之後，而自出其新意趣，并能不悖于古之法，虽以治印鸣于时，吾知其必不独以印人传也。^[28]

齐白石也让其子齐良迟入辅仁拜陆和九为师学习篆刻，马国权《近代印人传》评价道：

和九书画篆刻，盖承家学。治印至和九已七传，以深谙金石文字之学，又善变化，故能不泥於古，不染於俗，竹印尤朴茂有高致，酷似周秦两汉人铸印。……今观其所作“古复州陆和九字墨盫”、“开钧”、“楚人”三竹印，气格确高出板桥、南阜之上。^[29]

陆和九民国时期任职于中国大学国学系和辅仁大学，讲授金石、书法、篆刻等课程，1952年由于辅仁大学被解散，始专任中央文史馆馆员。代表作有《中国古器物学》、《中国金石学》前编和正编等，是现代影响较大的金石学教材。1947年陆氏和乡人彭一卣、石荣暲等组织楚学精庐，编辑《湖北文徵》，有功于桑梓。陆氏好古，久负盛名，吴仲《续诗人徵略后集》云：

君工诗善画，尤僻爱古文字，凡碑碣钟鼎之类，辄摩挲竟日，非求得其精义，不忍释手，其勤学好古有足多者。^[30]

墨盦收藏碑帖数万种，抗战期间为生计所迫，曾将大部分委托琉璃厂古董商出售。他去世后，尚存的千余种碑帖拓片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31]。《辅仁生活》刊文所附常乐卫士铜量的拓片也不知去处，该拓历经何伯瑜、杨守敬、陆和九等金石名家收藏，且有钤印题跋，若能留存至今，一定是珍贵异常。

余  论

对于常乐卫士莽量，如果结合前引簠斋“制同秦量者”的描述，对其形制应无疑义，可惜簠斋之后百年之间，所有收入此器拓片的金石图录都没有将其放在度量衡的类别，这一点我的前述小文已经谈及，直至铜量回归，始得识真容。原因自然是学者在无法见到原物的情况下囿于铭文，不可否认，铭文研究非常重要，但单纯根据铭文进行古器物研究也有局限性，一旦没有明确的器物自称，或是器物称名有所歧异，如一套成组配套使用的器物互相借名，均会造成难以论定的情况，于是观察原器在文物研究中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好的方式要有照片、拓片，同时观摩原器，缺一不可，才能避免研究的疏失。

对于古器物研究来说，拓片是非常重要的材料，一些难以用肉眼辨析的细节在拓片中反而能够得到很好的显现，在无法观摩原器与核对照片的情况下更是必须依赖拓片才能进行分析讨论，故一张精美的拓片在金石学家看来既是重要的史料又是艺术珍品。同一张拓片递经不同的学者收藏、钤印、题跋，由此在原拓的基础上又附加了文化含量，历时越久，藏家越多，题跋印鉴也就随之如锦上添花，内涵必定丰富无比。一件文物的拓片通常不会只有一张，因为还有同时锤拓或是不同时期传拓的拓片，常乐卫士莽量拓片的多样性，提示古文物资料汇编中要尽可能将同一器物各种拓片都选录，以便读者进行多方面的比较研究。上述关于拓片的两个方面，对于器物本身的研究，以及学术史的探讨，都是极有意义的。

此外，两汉金文的资料汇编仍是一个亟待加强的工作，应作为重要课题，尽快完善计划提上议程。民国时代容庚先生的《汉金文录》作为专门著录汉代金文的工具书[32]，首次将见诸传统金石图录中的两汉材料收罗排列，对秦汉史的研究大有裨益。于1996年面世的《秦汉金文汇编》也是只收拓片[33]，在汉代器物的数量上超过了容氏之书，因为补充了20世纪30年代之后陆续出土的资料，但遗漏也不在少数，尤其容书已收的一些器铭居然未被列入，如最早著录於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补遗》的關邑家壶等[34]，颇让人感到意外。再往后就没有学者做类似的汇编工作。近二十年来，汉代考古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大型墓葬遗址如广州中山四路南越国宫署遗址、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其中出土的金文已不在少数，还有难以例举的散出材料，要是都收集起来汇为一编，体例上应包括器物照片、铭文部位细部照片、拓片、摹本，按照出土单位或时代先后顺序或器类排列均可，提供详细的器物背景信息，包括尺寸、大小、出处、流传、原有著录、已有研究目录，等等，正好作为《殷周金文集成》的姊妹篇，可以极大地推动秦汉史的深入探讨。李学勤先生早就呼吁：“尽可能把海内外收藏的战国秦汉文宇材料集中起来，编成大型汇编出版，必能大大促进战国秦汉文字这一学科分支的研究，对这一时期历史、考古、语言文字以及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也将有深远影响。把这一大批材料的整理研究同文献的研究结合起来，更会产生许多有意义的成果。”[35]这已经不限于汉代的材料，属于更长远的学术规划，一旦完成意义非凡，值得学界重视并着手实施落实。

（原刊于《形象史学研究 2015下半年》，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