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奎
1931年,杨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从史学大师顾颉刚、傅斯年受业。毕业后,杨先生留校从事研究工作,还一度到过日本东京访学。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他被迫随校南迁。迄于抗战胜利,杨先生先后执教于甘肃学院、西北联大、东北大学和山东大学,曾任甘肃学院文史系讲师、教授,西北联大副教授,东北大学教授,山东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并主编《文史哲》杂志。杨先生喜欢办刊物,他认为由此可以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当今我国文、史、哲学界的一些知名专家,杨先生都为他们提供过发表论文的园地。1956年(一说为1957年)杨先生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一所任研究员、明清史研究室主任,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创立后,任该院历史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导师。此外,杨先生还担任了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墨子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等职。
其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历史学研究。
其二,文理并治,经史兼通。杨向老认为:“历史学是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因为它是探讨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因为它是探讨自然发展规律的科学。”而两者都要以哲学研究为基础。因此,杨向老在《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一书中,将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通过时空讲自然科学,讲自然秩序,人类的规范行为,以及自然秩序和人类规范行为之谐和一致等问题”。可见杨向老由治学之“广”以致治学之“通”,取得了文理兼治、兼通的治学视域。
其三,体现了学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现实的治学宗旨。
杨向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上的学术成就颇丰。在自然科学方面,主要体现在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上。
在社会科学方面,杨向老在历史学、经学、哲学、红学、小学等领域均有突出贡献。
杨向老在历史学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上古史的重建上。杨向老通过研究神守和社稷守的问题,指出,儒家托古改制的说法,只是把他们的理想放在古代,并没有伪造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至少虞、夏、商、周的时代是存在的,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体系。认为有虞氏是我国阶级社会的开始,在中国古代史上,虞、夏两代是应当大力研究的对象。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与分期的观点,也是杨向老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贡献。杨向老在《从<周礼>推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一文中指出,《周礼》一书在学术上极有价值,它提供了古代东方社会的许多有用材料,我们通过这些材料可以了解古代东方社会的特点,同时又可了解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难以解决的原因。在《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一文中指出,解决西周社会性质的问题,是解决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的关键,他还特别强调说,《周礼》所反映的社会不是奴隶社会,而是封建社会,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当自西周开始。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历程,杨向老认为可以分为下列三个阶段:—、封建社会前期,西周到西汉(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二、封建社会成熟期,后汉至晚唐(公元1世纪到9世纪);三、封建社会后期,北宋到鸦片战争以前(公元10世纪到19世纪中叶)。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杨向老认为,战国以前,我国存在着以井田(村社)为主干的土地国有制;此后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宋以后更成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
杨向老在经学研究上的贡献也是卓著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左传》和西汉经学的研究。杨向老指出,《左传》的真伪问题是与西汉政治紧密相连的,《左传》之书法、解经语、凡例、“君子曰”等均为“《左传》所原有,可成铁案”,并非“刘歆之徒所窜加”。杨向老早年对公羊学的理论进行过认真研究,80年代末期又写出了《大—统与儒家思想》一书,详细而又全面地论述了大—统思想的缘起、公羊学的内容及其发展历程。他指出,《公羊传》中的“中国”、“夏”与“夷狄”不是狭义的种族概念,夷狄可进为中国,华夏可退为夷狄。
在哲学研究方面,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杨向老用了很大的精力潜心研究哲学,写出了许多诸如《哲学与科学》的著作和有关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这些著述中,他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线索、“理”的概念、“中庸”思想、儒学、“宋学”和“汉学”等都提出了自己独到见解。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中“仁”、“诚”理论的探讨。
此外,杨向老在红学研究中,对《红楼梦》的作者、《红楼梦》中宁、荣二府的来源,对丰润和辽东两个曹氏族谱和宗谱,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杨向老在文字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利用甲骨文和金文解决了关于黄帝的来源问题,还对西周初年的历史事实进行了详尽的考证。
杨向老还积极推进历史所的发展,对清史学科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杨向老1956年调入历史所任研究员,担任历史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主任、隋唐至明清史研究组组长、明清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清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