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奎先生简介

杨向奎先生，字拱宸，汉族，1910年1月10日生于河北丰润，逝世于2000年7月23日，享年91岁。

1931年，杨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从史学大师顾颉刚、傅斯年受业。毕业后，杨先生留校从事研究工作，还一度到过日本东京访学。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他被迫随校南迁。迄于抗战胜利，杨先生先后执教于甘肃学院、西北联大、东北大学和山东大学，曾任甘肃学院文史系讲师、教授，西北联大副教授，东北大学教授，山东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并主编《文史哲》杂志。杨先生喜欢办刊物，他认为由此可以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当今我国文、史、哲学界的一些知名专家，杨先生都为他们提供过发表论文的园地。1956年（一说为1957年）杨先生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一所任研究员、明清史研究室主任，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创立后，任该院历史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导师。此外，杨先生还担任了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墨子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等职。

杨先生的研究领域，横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晚年似以自然科学、尤其是熵物理学为主）两大学术领域。在社会科学领域，先生治学以史学为主，兼及哲学、经学、小学、民族文化、历史地理；在自然科学领域，以探索理论物理学、尤其是熵物理学的奥秘为主，兼及量子力学和数学。其主要代表著作有：《墨经数理研究》、《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哲学与科学——自然哲学续编》、《引力与熵》、《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中国古代史论》、《中国屯垦史》、《西汉经学与政治》、《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清儒学案新编》（一、二卷）、《绎史斋学术文集》、《繙经室学术文集》等。

杨先生在治学方法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历史学研究。杨先生主张学术研究要坚持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杨向老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实证研究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实证研究的成果。并运用唯物史观在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土地制度史等方面成果显著。杨向老还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提出了历史研究要以文化人类学资料、文献资料、考古资料相结合的“三重证据法”，并利用这种研究方法，论述了我国古代彝族地区阶级分化、婚姻上的“转房制度”等问题。

其二，文理并治，经史兼通。杨向老认为：“历史学是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因为它是探讨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因为它是探讨自然发展规律的科学。”而两者都要以哲学研究为基础。因此，杨向老在《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一书中，将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通过时空讲自然科学，讲自然秩序，人类的规范行为，以及自然秩序和人类规范行为之谐和一致等问题”。可见杨向老由治学之“广”以致治学之“通”，取得了文理兼治、兼通的治学视域。

其三，体现了学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现实的治学宗旨。杨先生的墨学研究，就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杨向老说，齐鲁大地，古多圣人，孔子是“大成至圣”，孙子是“武圣”，而墨子则是“科圣”，也就是“科学之圣”。 指出墨子在时空理论、数学等领域的成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杨向老的观点，既培养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又使得我们对古代圣贤思想有了深入的了解。

杨向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上的学术成就颇丰。在自然科学方面，主要体现在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上。杨先生强调理论物理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是探讨和研究自然发展规律的科学。具体而言，则体现在时间与空间、引力和熵的研究上。在理论物理学研究中，自从爱因斯坦以“广义相对论”引进引力场，从而取得重大突破以来，引力问题一直困扰着研究者，迄今尚未彻底解决。杨先生将熵引进引力问题的探讨，他指出，熵和引力都是物理学中，也是自然界中最重要的物理实在，熵即引力作用，黑洞即熵洞，通过熵可以了解引力，通过引力可以了解时间、空间。杨先生不同意天体演化中的“大爆炸”理论，认为这是日暮途穷的理论，是“观测天文学”，而非理论物理学。他主张，21世纪的理论物理，应致力保持自然本身的和谐，以及天人之际的和谐，也就是维护一个富有生机的宇宙。尽管杨先生的观点目前尚存争议，但杨向老对科学的探索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此外，杨向老还在量子力学和数学的理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在量子力学方面中，波粒二重性是先生最感兴趣的问题，杨向老认为，高速运动中的基本粒子，既是波又是粒子。杨向老在数学研究中认为：—次幂只能有一个根，但在2的计算中却可以出现无理数及正整数“1”两个根，这种矛盾构成了悖论。

在社会科学方面，杨向老在历史学、经学、哲学、红学、小学等领域均有突出贡献。

杨向老在历史学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上古史的重建上。杨向老通过研究神守和社稷守的问题，指出，儒家托古改制的说法，只是把他们的理想放在古代，并没有伪造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至少虞、夏、商、周的时代是存在的，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体系。认为有虞氏是我国阶级社会的开始，在中国古代史上，虞、夏两代是应当大力研究的对象。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与分期的观点，也是杨向老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贡献。杨向老在《从<周礼>推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一文中指出，《周礼》一书在学术上极有价值，它提供了古代东方社会的许多有用材料，我们通过这些材料可以了解古代东方社会的特点，同时又可了解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难以解决的原因。在《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一文中指出，解决西周社会性质的问题，是解决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的关键，他还特别强调说，《周礼》所反映的社会不是奴隶社会，而是封建社会，主张中国封建社会当自西周开始。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历程，杨向老认为可以分为下列三个阶段：—、封建社会前期，西周到西汉（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二、封建社会成熟期，后汉至晚唐（公元1世纪到9世纪）；三、封建社会后期，北宋到鸦片战争以前（公元10世纪到19世纪中叶）。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杨向老认为，战国以前，我国存在着以井田（村社）为主干的土地国有制；此后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宋以后更成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

杨向老在经学研究上的贡献也是卓著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左传》和西汉经学的研究。杨向老指出，《左传》的真伪问题是与西汉政治紧密相连的，《左传》之书法、解经语、凡例、“君子曰”等均为“《左传》所原有，可成铁案”，并非“刘歆之徒所窜加”。杨向老早年对公羊学的理论进行过认真研究，80年代末期又写出了《大—统与儒家思想》一书，详细而又全面地论述了大—统思想的缘起、公羊学的内容及其发展历程。他指出，《公羊传》中的“中国”、“夏”与“夷狄”不是狭义的种族概念，夷狄可进为中国，华夏可退为夷狄。

在哲学研究方面，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杨向老用了很大的精力潜心研究哲学，写出了许多诸如《哲学与科学》的著作和有关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这些著述中，他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线索、“理”的概念、“中庸”思想、儒学、“宋学”和“汉学”等都提出了自己独到见解。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中“仁”、“诚”理论的探讨。杨先生指出，中国自古讲天人之学，也就是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人居自然中，应当理解自然，否则将为自然淘汰。天人之学是中国哲学课题中的重点，也是光辉所在，是我们可以自豪于世的文化财富。

此外，杨向老在红学研究中，对《红楼梦》的作者、《红楼梦》中宁、荣二府的来源，对丰润和辽东两个曹氏族谱和宗谱，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杨向老在文字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利用甲骨文和金文解决了关于黄帝的来源问题，还对西周初年的历史事实进行了详尽的考证。

杨向老还积极推进历史所的发展，对清史学科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杨向老1956年调入历史所任研究员，担任历史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主任、隋唐至明清史研究组组长、明清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教授、硕士、博士生导师等职。为历史所的发展付出了很大精力。杨向老还对清史学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杨向老1979年在清史学界率先创办清史研究刊物《清史论丛》，向老以此提携后学，为培养当时清史室研究人员，为清史研究室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成为清史学界研究重镇，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