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推出线上展览“重回历史现场——文研院学术考察回顾展”，展现文研院历次田野考察对学术讨论的激活与促进。其中，文研院与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合作组织的内蒙古阴山南北社会史考察（2019年7月），凭借其参与学者的多语言背景、历史人类学的田野取向，取得了诸多收获。在此我们特发布考察成员之一、厦门大学历史系陈博翼老师所写的总结报告，以飨读者。
内蒙古考察报告
2019年7月19至24日间，我们进行了一次内蒙短途考察。本次考察为期五天，沿着呼和浩特、武川、达茂旗、固阳、包头、土默特右旗萨拉齐、土默特左旗察素齐绕了一个“三角形”回到呼和浩特，行程750公里。首日到达呼市，乌云格日勒老师演唱源于科尔沁地区的《诺恩吉雅》和包呼和木其尔老师贡献的《故乡》两首蒙古民歌可谓正当其时，让人对未来几日的行程充满期待。时隔我上一次来呼市已是8年，整体感觉是市容更干净了一些，草原上的宽阔感也还是很明显的。
7月20日的行程主要是武川县坝顶北魏祭祀遗址和敖伦苏木古城遗址。沿着公路开始一路深入大青山，景色渐佳，但越深入见到的村子聚落越小，也感慨20世纪游击队坚持斗争的艰苦性和老乡供养的艰难；在某个交汇口的村子还听闻了民国时代军阀争夺烟税的故事，益感生民之艰。由于刚好赶上那达慕（Naadam）这一蒙古族传统盛会，一路堵车，午餐也很难找到地方，这是之前欠缺考虑的，但也算侧面见识了一种“赶庙会”“看赛会”一样的仪式节庆。近年来那达慕越来越变成表演性质的节庆，所以此次也没专门去看。车到坝底村一处小路口停下，在我们大致南北向的行进道路上横亘的是有众多隘口的大青山，其中有诸多赵长城和秦长城段落，1960年代盖山林先生等已开始进行普查。此处的赵长城虽然主体基本已泯然于山，但西侧稍稍突起的烽火台土墩仍十分明显，我们就下去沿小山路往土墩方向走，路途不远大概就一两公里，但对于同行的老人家们来说还是颇为吃力。路途大概1/3处有很明显的夯土层剖面，同行的考古工作者介绍属于赵长城夯土层。接近土墩的地方有大片农户种植的油菜花。草丛里有一块无字的石碑，但正反面都有多道纵横刻痕，似乎是什么标识。石碑后的就是一个小山坡及其前面正在发掘的北魏祭祀遗址。现场只有若干施工的工人，已到生土层，排水工作仍未完全完成。根据航拍图，整个遗址外围圆周很清楚；考古人员依据蒙古地区已发掘的另一个同类遗址，断定该处为迄今为止发现的北魏最早的祭祀遗址，应当由三个圈层构成，而我们站上的小山坡便是圈层的核心处。可惜目前全面发掘还没有展开，未来依据考古成果，将可进一步认识早期游牧民族及其祭祀仪式的种种特征和形态。
坝顶下来继续西北而上，沿着104省道，大概是北偏西30度的方向，很快便穿越了大青山。有很长一段路其实我们是走在旧时的河床上的，后来才上了新修的省道。旧时从白道岭（即今蜈蚣坝）过山较为艰辛，但这条武川“白道”仍是走西口的晋商心中的“黄金道”。元代此道已是军旅粮饷从漠南到漠北的主要道路。据说进白道前首先要经过《水经注》提及的“白道城”、涉过“白道中溪水”，延祐七年（1320）所立《平治甸城山谷道路碑》也在今坝口子村，“供需漠北，以军旅粮储为重计”“给饷之正路”,可见古道的重要性（经营此道则是由“东甸城、尖山、李家户三村等鸠集丁役”派役完成）。据说坝顶村西峡谷南侧关帝庙还有乾隆三十八年（1774）所立的《千秋片石碑》等数通石刻，惜赶路匆匆，无法亲去观摩。过了大青山到达著名的北魏六镇之一武川后，也开始看到农牧交错地带的好风光。过包头界之后农地虽然还有但逐渐减少，尤其是需要用水较多的油菜花种植，牧场多起来，以及开始看到矿区。据师友们车上的讨论，当下牧区的问题反而在圈地为牢的政策——严格划定了牧场范围之后，违背了游牧的经济活动规律和特性，致使资源没法最有效地配置，牛羊吃草区域受限以及由此引发的草场退化，经济理论上讲就是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之间的脱节。矿区的问题则主要还是监管和环境污染，由于多是各级政府财政保障的要素，短期内问题无解。当然现在部分牧场搞期旅游观光业，也是一种出路。由于那达慕很难找到午餐的地方，所以只能托一位达茂旗本地的大爷找一家民宿的地方做了一顿饭，经过百灵庙之后我们便前往这家佰吉纳，虽然僻静，却属于“牧家乐指定接待单位”，提供的是很好的蒙古包和蒙餐，可见牧区兼做旅游业转型之一斑。席间当地的大爷讲述了德王的故事，很好地反映了地方民众对国族建构和蒙古族命运的历史认知，也显示了半个多世纪前统战工作的成功。就德王日本太太和儿子的故事而言，虽然缺乏可信性，但另有分析价值。其流传的一部书分成两份各持一半日后相见勘验的故事非常像汉人的故事，其讲述的方式也如此。
饭后一路向北到达敖伦苏木（Olun süm-e）古城（赵王城）遗址，此处距蒙古国边境只有130余公里，车程三个小时以内，如果不是地上的各种牛羊马粪，几乎不觉得有太多牧民的活动痕迹，颇有边境地区的感觉了。包头文管局的同志在张所长带领下开了两三辆车前来给我们开门并一同参观。在等待开门期间，四周探查，感慨此处确实驻守不易、看护成本太高，所以平时不对外开放省事。职是之故，我们也有幸成为新中国古城考古发掘以后为数不多前来拜访考察的学者了。1931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察报告发表后，沉寂三百余年的遗址便吸引了纷沓而至的著名学者，包括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江上波夫（Namio Egami）、海涅士（Erich Haenisch）等人。1974年盖山林发掘古城东一处被盗墓葬时发现了汪古部人三语墓碑，其后90年代也发掘了一批石碑雕像，移送到博物馆保护。
依据之前考古发掘总结，敖伦苏木先后发现5通叙利亚文景教石碑：1、东部墓地汉、蒙古畏吾尔文、古叙利亚文残碑；2、中间十字左右两侧各一行的叙文石碑；3、原古城内南部某建筑物台基下已断为两块的13行叙文石碑；4和5、城内发现的两块刻有十字纹样的石碑。古城大致呈45度斜角，东南枕艾不盖河，城外东北为元代汪古部居民遗址和墓地。目前遗址所剩一点为西北角楼和西城墙一小段，以及内城的一点城墙。我从中间的北城门开始沿着北城墙（实际走在其上）逆时针走了一圈，至南城门处转入内城及其上后人堆砌的小敖包返回。烈日下草籽浓烈的味道伴随着七百年的沧桑，令人感慨万分。干掉的牛马骆驼粪的程度显示此处已被围起不让放牧六七年以上（遗址和土地是国有的，但中间围栏界定上面植被归属不同民户），而地里偶尔嵌着的大理石或陶瓷用具碎片则提示二十年内河流冲刷河床仍有小变动。越临近内城，瓦片碎片越多，可判定为大型建筑构件，但琉璃瓦碎片不一定是元代赵王城的，甚至不一定是明代重修的部分，有些大约是清代的。内城如今也只是小土堆，后人堆了两座小敖包在上面凭吊祈福。除此以外，便只有蚱蜢、壁虎一类的小动物在残垣断壁上傲视夕阳。因为时间限制，附近的康熙营盘便没去，据说除了康熙亲征路过的扎营之处外，还有很俗气的便溺之所民间传闻。回到达茂旗发现那达慕的音乐节正在准备展开，群众们热情踊跃，夜间还有烟火表演，甚有气氛，连酒店工作人员也询问是否为那达慕而来。
21日参观达茂旗博物馆、百灵庙，之后造访怀朔及城圐圙古镇，最后到固阳和五当召。达茂旗是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简称，“达尔罕”（Darhan）为蒙语神圣、圣洁的意思，也可延伸为禁地意，“茂明安”（Muminggan）则比较复杂。“明安”为“千”，“茂”为“不好”，二者连用时，“茂”可能是一个蒙古人的名字，并为“千户首领”之意。茂明安部其实13世纪时已有，比达尔罕还要早300年。达茂旗博物馆目前暂不对外开放，多亏当地的老大爷专门找人开门带我们进去。地上的巨型地图显示了一条从福建崇安经由归化城、库仑和恰克图前往俄罗斯的贸易商路。
展厅从游牧文化历史开始，展示了丰富的达茂旗地域的历史遗存，包括远古岩画、矿石、动植物标本。其中，石刻遗存的展示给人以较深刻的印象，而且所涉区域远逾今日达茂旗地界。例如，泰定四年（1327）六月的残碑旁另有一块待释读的“临西将军云中王纳征（？）弟建威将军马邑……”石碑。另外，大量敖伦苏木出土的石构件和毕其格图壕来墓群的发掘石件也移置于此，包括至元十年（1273）造石磨、汪古部景教石棺和镇墓石、下嫁汪古部信奉景教的16位公主们的石椁木棺墓残片——其中之一绘有阔里吉思（赵王）与鸟图以及莲花、鹰兔鸭等动物、应该是属于赵王城的拴和拦马一体的精致石桩、建城轧土工具。另有两块比较重要的石碑，一是俺答汗蒙古文碑（1594年左右），系对俺答汗、其孙大成台吉（dayicing noyan）与夫人太后哈敦（tayigal qatun）等人建庙弘扬佛法功德的赞颂，全荣《明清时期蒙古文碑刻述略》有介绍；二是一块道光十二年（1832）的蒙汉双语旗地界碑，系对达尔罕、茂明安与土默特两翼牧场分界的裁定，说明清中叶以后此类侵界纠纷相当普遍，碑文则类似民间契约的形式约定各自权限。碑文言开列的十条并不在其间，可见其过程为裁定文书先出（松筠奏报《勘定土默特、茂明安等四旗地界章程十条》可见），地方人士再依据判决到当地立碑。由碑文所记，此处为哈达玛勒河源。博物馆出来后去百灵庙。这是一个很著名的喇嘛庙，系“贝勒因庙”讹音而成，有各种达尔罕贝勒詹达固密请求康熙协助建庙（后赐名广福寺）的故事。听说“抗日武装暴动”时庙里更多的是反对德王的下层劳工，属于“蒙政会”的一大功绩。寺内香火很旺，也有不少古老遗存物件，仍有喇嘛颂唱念经，与四周墙上藏传佛教诸神辉映。后殿三尊佛像，托底座的金刚很独特，至少我未在青藏高原看到类似的生动喜感形象。另有坛城像一幅遮住部分佛像。其后拜访城圐圙古镇与附近的怀朔古镇遗址。此处位于固阳地界，从大路拐入西行的过程中进入了一片非常有意思的区域，基本是清代中期以后汉人进入引水开荒种植定居的区域（一些走西口的晋商大概也定居下来），从现有村落名称即可看出全部跟水利和壕沟挖掘相关：窑壕、枳机壕、土龙湾、前渠、后渠、保元壕、东河沿、下公中渠村、公中渠村、上瓦窑壕、下瓦窑壕、北召滩、召滩、席麻湾、老邓沟、前沟、后羊场沟、后脑包沟等等。各村几乎都有小庙，我们专门看了在窑壕到前渠之间村口小庙的龙王庙，内中是很简朴的一座小神像，神态怡然，前面一个小香炉和旁边一块上书“龙王之神位”的小木牌，推想这一带主要需要对付的是水患和农事相关的祈雨。村落还有明显的大水井，羊则基本是被圈养起来。到城圐圙古镇口问了几位老乡，始知怀朔古镇还要往西但已基本没啥可看，他们对此著名北魏六镇的感知基本和长城边村庄的村民一样，即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遑论各种伟大的意义。古镇有很多民居在1970年代以后已为迁徙的居民弃置，井口结满了蜘蛛网，屋前干涸但平摊巨大的河道表明有水时仍是很好的水源以及过去水患很大的威胁。圐圙镇西北角小山丘上有个新修的龙王庙，但主位祭祀的是观音和关公，左侧才是龙王，右侧是财神。山丘东边旧的龙王庙里有三尊泥塑的小神像，保存状况较差，最东边的神像已无头部。背后墙上是一幅欢度春节的对联和新近各家捐款的“功德布”记录。由新旧龙王庙龙王地位的下降也可以推知时代变化（居民迁出、水利荒废、引水和水患减少）下居民需求的变化。从古镇西行一公里即到达怀朔古镇遗址。一千多年早已埋掉了被废弃但曾经雄壮的军镇，东北角城墙角仍相对较高点，现在看起来像小土堆。从考古发掘文物和报告看，城圐圙当就是怀朔古镇，旁边这个怀朔古镇遗址则就是原有的带有城墙的军镇。
离开古镇前往五当召，路上随便找了个小店吃饺子，发现其提供的呼和浩特名牌果味汽水大窑嘉宾竟然不是呼市生产而是分给宁夏产，可见以包头为界东西内蒙及相关辐射范围基于运输成本各有“势力范围”。五当召（Badyekar zuu）为蒙古地区著名的学问寺，“五当”为“柳树”意，其藏名“巴达格勒”意为白莲花。“召”藏语本意兄长、尊者，后演变扩大为供奉尊者之地，是故众多庙宇即被称为召庙。五当召始建于康熙年间，乾隆十四年（1749）重修并赐汉名广觉寺。五当召的活佛是清代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地位相当高，有自己的庙产并且类似一个独立的“旗”，不受其他旗和盟管辖。此处有众多“扎仓”（藏传佛教格鲁派研究佛学的学塾），现已被开发为旅游景区，以“九殿”的格局（另有蒙藏医药馆和宗喀巴小赞庙）示人，与传统的“六殿、三府 、一陵”（仅存六座的八大经堂、三座活佛邸和一幢本召历世活佛舍利塔灵堂）划分模式略有不同。苏古沁和却依拉殿内的壁画都相当精美，呈现了佛陀成道的故事。洞阔尔殿前有“广觉寺”的汉、满、蒙、藏四体匾额。另外，寺外壁罗睺捧着的六道轮回图与通行的略有不同，其六分不按比例，且人界部分有蒙古包毡房，相当有地方特色。第九殿的甘珠尔活佛府看来不受甘珠尔瓦呼图克图五世解放前去台湾的影响，比较难得。召庙西面的晒佛台登高可俯瞰整个建筑群。五当召在大青山深处，周边亚白沟、根皮沟、吉木斯太沟、后白菜沟、前白菜沟、腮大坝、阿什浪沟、井沟、打井沟、五羊壕、五当召沟、东壕、流水河、羊肠沟、石门沟、白石头沟等地名和聚落也隐约表明该区域旧时引水建村的历史。本有从河套引出的新干渠水逆时针流过，但因为上游开矿截流抽水，现在只剩干涸的河床，召庙只好在河道中筑栏围水储备以解决自身问题，唯不知此类断流会在何种程度对整个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22日走110国道大致沿平行于黄河的线路感受敕勒川的景观，造访板申气村、忽洞沟村清泉寺、土右旗萨拉齐、水涧沟赵长城遗址和沟口水利设施。这边的村很大，与很多地方的小村落完全不同，所以城市化过程整合也慢一些，一路不断有一些“穿村过镇”的标语提示行车注意行人从“村”里出来。板申气村就是这样一个相当大的村。村外西面有个分选煤厂（细分不同成色的煤以对口不同市场层级需求），旁边有个小山丘，上面就是旧的龙王庙。庙文革时曾遭破坏，原基址在外围一圈，现存的则是缩小版。庙内现供奉的四海龙王像为重建时所立，四周雷公雷母等天神放水降雨的壁画也是后来新绘。但内中有一块乾隆四十年（1775）石碑。依据之前录文，现场校定碑文如下：
板申齐新修庙宇碑记
且夫天道昭彰，惟感而遂通；人心不贰，始有求则必应。癸巳之夏，五月既望，阴阳失偶，而甘霖未降，则苗将槁之时也，而农贾恍然，不知所之。或人忽忆脑包沟有神泉在焉，何不祷而神祗，拜水于此泉乎？吾众洗心涤虑，忻然前往，未几则云油然作雨，沛然降则苗勃然兴之矣。吾里之人踊跃欢呼献戏以酬，神灵之有感则应矣。是以公议下地于沟门建庙，塑像以表神功，以励阖村之虔诚耶。所建之庙貌虽微，紧靠青山之屏，前临黄河之滨，其形势亦足有有可观者焉。惟勒石镌志，永垂不朽云尔。
可见建庙本意确为农业所需，而且这边的龙王系从脑包沟那边迎请分香，但村民说脑包沟那边更早的雍正时期的龙王庙已不存。值得注意的是，碑上捐钱的“丰恒号”和“元兴永”均是来自山西的票号，刻工石匠也明言是山西人。而据陪同考察的当地小学的杨老师介绍，元兴永属于其祖先所娶的女子家。杨家从康熙二十几年来此，碑阴上的“杨元仲”为其30世先人，当时系定居于此的第三代。杨老师说依据族谱自己是37世。碑阳落款处是另一处重大发现。最先我照常竖着读：保 老赞；什 老赞打什；号 必力兔。但是随即发现下面的“甲头”为横写并附“毛扣、恼儿冒、郜木架、艮扣”四个人名，便意识到上面的“保什号”应该也横着连读，而非“保长、什长、号长”的缩写。木其尔与伟杰立刻反应过来“保什号”就是蒙语的“拨什库”（bošokū/boshokho），即“领催”，满语也一样，八旗里的拨什库的职能也一样，源媛发现这个她有所研究的重要职位以这种方式在碑刻中呈现也很激动。这个重要的发现进一步确认此处的地原来是蒙古人的，管理人员从领催到甲头也都是蒙古人名，清中叶以后涌入的汉人应该是向蒙古人佃种的地，但集资兴建龙王庙时仍需得到领催们和甲头们的同意和联署。
由龙王庙路口向南沿旧河床（现在旁边的新河床基本平行并且两边石堤岸已固定住）走到脑包沟南面便是著名的“十二寡妇”敖包。这是一个用石头堆起来的玛尼堆，也就是蒙古人的敖包。蒙古人一般用木头、石块或土堆垒砌敖包，外围十二个或中间堆一个大的，所以有的村民也说原来有十三个，但只剩一个（12+1模式）。此处原为官道驿站，故而作为道路和境界标志的敖包被立起来很正常（旗与旗或旗与驿站的分界立敖包）。村民移置了传统和传说，说这是杨家将西征的界标，所以现在一路往西还有很多地方有；因为杨家女人很多守寡，所以为纪念则名之为“十二寡妇”。此敖包文革时曾被要求推平，也确实推了很多，但由于村民觉得其有神圣性，所以也有很多动了它有不详的故事出现。比如生产队长派人清理石头但运输时爆胎了等等。运动过后大家又慢慢把石头和各种烟酒果堆了回来，遂见今日敖包的样子。不仅如此，因为觉得当时推平“十二寡妇”不好（工厂有人生病了），还在旁边新盖了座大仙庙，虽然只画神像而无塑像，仍手书“十二大仙常在位”于对联上。杨家将与十二寡妇的故事、十二大仙庙的故事，当地知识阶层的先生们说出来的都有些不同，基本是他们自己认为较为正确的版本。虽然汉人接手了蒙古人的敖包并有了不同的故事，其祭祀方式却也仍是混合的。蒙古人祭敖包一般在阴历五月十三，奏诵唱跳之外要顺时针绕三圈；现在村民则是正月祭祀，只烧香拜并不唱跳绕圈，但请龙王则恰好也在五月十三。看完脑包沟的十二寡妇和大仙庙，我们又转回板申气村看了戏台、村庙、被废弃改为学校工厂的“大庙”（内有敬奉给“本山后土之神”的残碑，推测为土地庙社庙；另有山西民人嘉庆十九年捐赠的石狮子一对）、已荡然无存但保留了“人字形”道路格局的三元宫、旁边已废置变为民居的旧教堂等等。
饭后前往忽洞沟清泉寺。该寺因后面一口清泉得名，不过寺内真正古老的水母像却鲜为人知。水母像系道光年间旧物，神态怡然安详，甚为独特。此村有一个蒙清遭遇狐狸精之后自我救赎，最后观音出手、地上出现一眼清泉所以村庄得以获救的民间传说。该传说表达了人与动物和环境需要和谐共处的寓意，在大青山里，水是非常重要的资源，所以与相关传说匹配的祭祀存在并不出奇。根据一份民国三十五年（1946）忽洞沟的契约档案看，“荒滩”“水渠”“旱地”的划分是明显的，“地契”和“水契”传统上也应该分别订立。跨过包头朱尔圪岱滞洪区便进入土默特右旗治所萨拉齐地界，直奔水涧沟。进村的街道很有意思，像博物馆一样在两旁展示了许多过去使用的旧物件以及革命年代的领袖风采。村口一眼便看到农民合作社前的一对道光七年（1827）石狮子以及一排坐着聊天的老人。其后边的院子内是旧的龙王庙，虽然无人看管，但居民还用其放杂物、晒豆荚和杏干、晾衣服等等。香炉较旧，但从“闫根全制作”字样看也不会超过百年。内中三殿已翻新供奉新神像，中殿为“刘关张”和龙王、财神；左殿供奉罗汉，包括达摩祖师像；右殿为太上老君和王母以及八仙，整体颇有儒释道三教代表的意味。整个院落为旧建筑部分翻新，惜无碑铭留存。出院子后沿着一条杏树小道走很快就到达水涧沟分水工程处。此处分水相当壮观，有两山之间水流倾泻而下的感觉。一段保存较好的赵长城遗址屹立其上，配合对面的山口更有沧桑感。1931年，美国地理学家彭德尔顿（Robert Larimore Pendleton）曾到访此处并留下大量照片，也记录了居民分水的艰辛。赵长城也在旧照中，且外观形制未有明显改变。如此，在现存赵长城墩台石头上发现的一些感觉较新的嵌入碎石可排除为解放后修葺掺入，更可能是后代加固或风雨磨平光滑的结果。23日从土右旗前往土左旗察素齐，顺路转了一圈美岱召、中途考察了万家沟水库、把什村龙王庙，其后看了兵州亥张家大院，最后回呼和浩特拜访了乌素图召。枕着大青山，美岱召是非常壮观的拔地而起的城庙一体的代表，体现了俺答汗的地位和权势。号称草原黄教首寺的美岱召有“大明金国”之号，据专家考证，俺答汗的尊号为“格根汗”（Gegenqan），即“光明”（大明）之意。“金”为蒙语阿勒坦（俺答），故大明金国为硬译体汉文“格根汗俺答（汗）之国”。如今此处已成旅游热点，各种附属建筑修装过多反失其原来韵味和气势，召庙后面山上的白塔也是新建的。车行过云社堡村，便往万家沟水库去。路上见到很多饮水的羊群，虽然水携带大量泥沙。继续往上游走到达大青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界碑，万家沟管护站的管护人员出来盘查并提醒要注意山上碎石。万家沟水库目前水势平缓，所以让人有点怀疑在此修建这么大的大坝是否真的有必要。其被拦住的水库水位也颇低，表现在靠近路的角落大面积见底，对岸的滩涂大量露出且各种拖船搁置在其上、远高于水位。不过该项目介绍言其需要蓄水以在干旱时保障8500亩农田，属于“抗旱应急水源工程”，枯水的情形倒是凸显水库的需求。其下游的分水系统相当复杂，远远超过水涧沟所见的一闸两路分水。此处主流即有多处岔开分水，而至项目区的水道更是有并列的六道闸门可供调节。附近的村落看起来均受惠不少，随处可见果园和辛勤劳作的农民们。
接着我们去拜访把什村的龙王庙。清代存留的一些分水系统提醒我们思考谁有权执行哪道闸的开关。事实证明，当代水库兴建后，各村落的用水权仍然是不一样的，以前龙王在的核心村落至今仍有优先的几日用水权，之后再按惯例各村轮流。把什村便是这个“老大”，道光三十年（1850）的一份告示明言“断令把什板申、察素齐二村各浇灌二日二夜，荣社堡村浇灌一日一夜，轮流浇灌周而复始，毋许紊乱。并不许将水分私典民人，亦不准另开支渠引水，以杜争端”。从毕克齐留下的诉讼档案看，分水是很严肃的大事，需要由佐领指派公推的三人代表亲临现场办理，相当于各社的水头，且需轮流充任。把什村的龙王庙翻新过（外面旁边的五层石堆佛塔较旧），目前也不开放，专门去找了附近的老乡开门。里面的龙王及其到各村游走的轿子也是新的，不过不影响该村龙王庙的权威和地位，老乡也确认了他们至今仍有分水的优先权，他们的人当然也会到现场。殿中神像旁还有民间自印的不同版本的《玉历宝钞》《阴律无情》等宣扬因果报应、惩恶扬善的书，通过一些简明的故事和说教对民众进行非常有效的宣传和劝善灌输。故事的真伪不是关键。例如，书中有一篇讲白人贩卖奴役屠杀黑人，上天帮黑人讨回公道便“先后三次将大瘟疫惩恶”。作者也许并无什么历史依据讲哪三次，我们也许会去根据已有的历史事件比附（非洲大三瘟疫为疟疾、黄热病和西班牙流感，如果是美洲，则为疟疾、天花和西班牙流感），普通民众则并不会在乎，只需知道天道好轮回便已足够，是故这类读物对维持社会稳定有重大功效。如果说分水是汉人移民垦殖的一个必然结果，那围堡则是应对动乱和地方秩序变差的另一个结果。兵州亥张家大院就是一处典型的近代围堡，硕大的城墙和墙上的枪眼口无不昭示着防御的需求，墙内则是比邻的民居。由于有城墙的存在，现可见的土地订立契约也常常以城墙作为分段地标，可见其在公共生活空间中的位置。兵州亥这些残存的硕大的围堡堪称移垦区有特色的景观，也让我想起闽南的那些堡寨。
离开兵州亥前往此次考察的最后一站乌素图召。这是呼和浩特地区的“八小召”之一，为旧城之外规模最大的召庙建筑群。“乌素图”（Wusuto）为蒙语“水很多”之意，可见此处以前的生态环境，召则因村得名。寺始建于明代万历十一年（1583），乾隆年间修缮主寺后赐名庆缘寺，此外尚有长寿、法禧、罗汉、广寿等寺。乌素图召中碑刻均有蒙汉双语，前殿四大金刚和殿内释迦摩尼各金身均为旧塑像。主殿后的庙门口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石狮子一对。召后面有东西向的赵长城遗址，登上新修复的白塔还可以俯瞰呼市回民区。主殿左侧的寺有嘉庆七年（1802）蒙汉碑一对，讲述了从康熙三十六年（1697）提议开始重修此庙的过程和艰辛。
整个乌素图召保留的旧佛金身特别多，藏传佛教风格浓郁，另外还有印度白象莲花图案的壁画。回到呼和浩特赛罕区后，我们又沿南马神庙走了一下，重新感受了绥远城的历史和交汇的落凤街。步行路过绥远城将军衙署到格日勒阿妈奶茶馆，看到店主萨日娜写的介绍，心头万般感慨：“格日勒阿妈、是我的养母，她烧的奶茶、闻名乌珠穆沁草原。为了让她的奶茶、流传人间，我开了这家奶茶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