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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郭松义教授:在时代的风雨中且行且进

发布日期:2020-10-30 原文刊于:《明清史研究》公众号
邱源媛

郭松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清史、经济史、社会史,曾就清代人口问题、清代农业、商业、婚姻家庭,以及国家经济政策等作过重点研究。主要代表著作有:《清代全史》(“六五”国家重点项目)第三卷主编暨二、三、四卷写作;《中国史稿》第七册(所重点项目);《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十卷(院重点项目),以及《中国航运史》(与张泽咸)、《中国屯垦史》(与张泽咸)、《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与定宜庄等)、《清代民间婚书研究》(与定宜庄)、《中国妇女通史•清代卷》、《民命所系:清代的农业和农民》、《清代的赋役、商贸及其他》、《清代的社会环境和人口行为》、《清代政治与社会》。

入史学之门

  

郭松义先生于 1955 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入学后,经历“反右”、“大跃进”、批判白专道路、下乡下厂等接连的政治运动。1960 年,北大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由杨向奎先生(尊称向老或杨向老)具体指导,郭先生回忆道:“向老针对我读书不系统、基础不扎实的毛病开了一些书,像《清史稿》、《东华录》、《清朝文献通考》、《圣武记》,以及基本马列理论著作,要我一本本地读,每过半个月或二十天便找我谈话,要我说说读书进度和心得,这样大概持续了一年多。在这个过程中,我根据读书心得写了七、八篇札记和短文,八零年代初发表的文章,就是由这些札记修改而成。这段读书经历,让我对清代有一个整体的概念。”

 

1963 年,杨向奎先生提出从整理史料入手,展开清史研究工作。因此,明清史研究室的人员分为两批,何龄修、张显清、刘重日、钟遵先、张兆麟、胡一雅、郭松义,加上杨向老,共八个人,至山东曲阜挖掘整理孔府档案。在曲阜的四个月,郭先生跟着杨向奎先生一起看档案、挑档案。曲阜档案共二十万件,每一件里面至少有两到三种,多的十来种,不可能都要。由杨先生先订原则,有疑虑的再请教杨先生过目,过程严谨,在杨先生的指导下,郭先生与明清史研究室同仁系统地接受整理档案和利用档案的训练。在孔府档案挑选、整理地基础上,郭先生与同仁先后完成七百五十余万字的档案选编与《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的专著。由于因政治运动的耽搁,这套档案选编与专著,拖到八零年代初才得出版。郭先生说,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选择清史是受到北京大学商鸿逵先生的启发,而系统的基础训练,应归功于杨向奎先生。除了孔府档案的整理,郭先生另一件任务是参与《中国史稿•清史卷》的编写。然而,先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是单位整编,直至 1995 年才出版,前后延宕三十来年。郭先生认为,《中国史稿•清史卷》的编写过程使自己在清史学的眼界更加开阔,整体提升从点到面的整体的知识,并熟悉整个材料的概况。

 

学术新气象

  

文革结束后,沉寂多年的学术界涌现新的气象,各个学科都获致极大发展。郭先生认为,许多学术研究从这时才算真正开始,一向基础薄弱的清史学科更是进展迅速。为配合新学术形势的需要,历史所成立清史研究室,全面推动清史的研究。

  

在中华书局支持下,新成立的清史研究室出版了《清史论丛》和《清史资料》两种辑刊。《清史论丛》第一辑于 1979 年出版,由杨向奎先生主编。这是历史所第一个以研究室为单位出版的专刊,也是史学界最早以刊登清史论文为己任的学术刊物。郭先生是从第二辑起参与编辑工作。不久,清史研究室又酝酿出版《清史数据》,由三人组成编辑小组。《清史论丛》和《清史资料》虽然每年各发一本,总计字数在五、六十万到七、八十万间,但审稿、改稿事务不少,有时还要帮忙查对史料。《清史数据》主要靠编辑小组寻找数据线索,除了抄写、找人标点、翻译、加写按语,有时还须亲自注释。

  

其次,在具体研究工作上,从八零至九零年代初,郭先生参与数项较大规模的国家项目和社科基金项目,如十卷本《清代全史》、二十卷本《清代人物传稿》、《中国土地制度史》、四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中的《清代经济史》、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这些项目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总结和推动学科基础建设的性质。

  

再者,就是花费郭先生很多精力的《有关玉米、番薯在我国传播的资料》,为了编辑这部史料集,郭先生和合作者邓自燊先生在几年内,先后翻阅包括档案在内的各种史籍三千余种,并从千余种史籍辑出两千条,几乎跑遍北京主要的图书馆,虽忙碌却感到充实。

 

经济史的研究之路

  

在郭先生的论著中,经济史占有相当的分量。谈到如何开始经济史研究,郭先生表示,其实是起于研究室的一次分工。在八零年代初,清史研究室刚恢复,人丁兴旺,有二十几人,总不能仅做一两个专题。为合理布局,均衡力量,需要分工。有人说,“叫郭松义去搞经济史吧!”郭先生没有反对,经济史从此成为他研究的重点。

  

郭先生认为,自己研究经济史,初期集中于经济政策方面,撰写如垦荒政策、摊丁入地、蠲免政策、粮食运销政策和关税政策、清初更名田、康熙禁航南洋和雍正重开南洋贸易等文章,同时也写了些有关贸易的文章,共发表十几篇论文。一方面是想弄清这些政策的来龙去脉、实施状况,再探讨国家的政策法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另外则着重于史实和某些数据的考订,纠正若干错误和不够确实却却又广为流传的看法,如<清初的更名田>一文就是如此。

  

随后,郭先生又把清代的农业生产作为研究重点。这主要是因为 1978 年,《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筹划一篇关于中国古代粮食生产的文章,历史所指派张泽咸、王曾瑜与郭先生三位合写。过往的研究多偏重于生产关系,长期忽视对生产力的研究则,留下不少空白,这就引起郭先生研究农业生产力的兴趣,根据积累的资料,陆续发表〈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等数篇文章,还写了《中国古代水利史话》、《中国古代农业》等著作。尽管有关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的成果不少,但郭先生认为,自己的研究还是给学界提供一些新的内容。至于粮食产量,因情况比较复杂,近期很难得出大家都认可的结论,不过作为一种探索,还是有意义的。

 

人口史研究的历程

  

郭先生从事经济史研究之际,注意到许多有趣的人口史料。当时人口史研究已经受到关注,但是从人口流动的角度,在中国国内还未见成果,于是就依据自己抄录的材料,着手研究。

  

1987 年,美国历史人口学会召开第三次亚洲人口年会,郭先生受邀发表〈清代人口问题与婚姻状况的考察〉一文,主要以家谱作为人口研究的论据,这是中国大陆第一篇人口史研究使用计量方法的文章。

  

1993 年,郭先生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李中清教授,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清代皇族人口及其环境——人口与社会历史 (1600-1920)”研讨会。这个会议的缘起,与台湾中研院有关。当时李中清与刘翠溶、赖惠敏教授合作输入清代皇族《玉牒》数据,将男女姓名、出生日期、婚嫁、爵职(女性则记夫婿爵职)、死亡(女性包括夫婿亡故日期),以及父母等内容,已完成近八万笔数据(一共二十多万人)。藉此他们想举办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讨论会,请郭先生协助筹备。在过程中,郭先生介绍王钟翰先生高足定宜庄教授与李教授认识。定教授当时是中央民族学院(后为民族大学)副教授,对满族和民族史造诣颇深,也受过田野调查的训练。李中清教授遂邀请定教授加入团队。这次会议强调人口问题的社会背景和环境状况,邀请不同学科的学者参加,希望学科之间可以相互借鉴。参会的学者有王钟翰、侯仁之、张丕远、陈可冀与台湾的赖惠敏、刘素芬等学者,分别从民族史、历史地理学、疾病学、经济史等专业共同讨论。

 

1998 年,北京大学召开“中国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研讨会。这次会议的具体工作由定宜庄教授安排,邀请许多人类学、社会学的学者。分别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各个学科如何看待婚姻家庭,从哪些角度切入研究。

  

郭先生认为,两次会议的启发都很大。前一次会议强调事物不是孤立发展,比如人口的出生、死亡,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因此,应该重视各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落实于具体研究,也就是重视各学科之间相互的关联性。后一次会议,强调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切入,和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将会发生碰撞,从而在方法、思考上得到启发。

  

此外,郭先生还和定宜庄、李中清、康文林共同合作《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一书,这本书是多学科合作的具体实践。这次合作,与 1993 年的人口史会议有一定关系。李中清教授在整理《玉牒》后,接着整理沈阳《盛京内务府户口册》。但单纯的统计工作,其价值仅囿于人口统计学的有限范围内,无法应用于广义的历史研究。譬如对户口册记载的上百万人口,究竟是些什么人,属于什么民族,来源于何处,均难厘清。于是,郭先生提议,一面继续查阅文献,再辅以田野调查。从 1998 年到 2000 年,郭先生与定教授先后五次前往户口册记录地区,以户口册提供的地名(村屯名)和姓氏为线索,寻找户口册所记人群的后裔。经过多次田野调查,逐渐查出他们的后裔,由此确定这群人的身分。这个过程非常艰辛,但同时也引人入胜。

  

在田野调查的同时,李中清教授在美国继续使用人口统计学的方法,将户口册大约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输入计算机,大概有五十万人次、十万笔个人的材料,并对此进行婚姻、生育、死亡、病残等人口统计分类。这个研究小组于中国和美国两地双管齐下同时展开,在传统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借鉴民族学家的田野调查,以及人口统计学的方法,可说是一次跨越不同国界、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不同学科的合作,是一次很好的尝试。

  

接着的几年,郭先生着手进行家庭规模、生育、疫病、死亡等人口行为的专题,发表六、七篇文章,写过农民进城和城市史的文章,并把重点放在清代北京的外来移民。相关论文,多数收于 2012 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代社会环境和人口行为》一书中。

 

转向社会史

  

郭先生在经济史和人口史的研究既已有相当多成果,此后又开启了社会史研究,这一研究转变与历史所的学科建设安排有关。1990 年,历史所主事者为适应新的学科发展需要,决定成立社会史研究室,由郭先生负责筹设。为适应新的研究方向,郭先生选择了「清代的婚姻和家庭」作为专题。选题的原因在于郭先生过去曾写过〈清代人口问题与婚姻状况的考察〉一文。郭先生认为,此题虽然不乏研究者,但有待填补的空缺仍多,亦有其潜力可以挖掘。后来,婚姻部分比较成熟,就以《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单独成书。

  

过去研究婚姻,大多从制度层面着眼,郭先生希望能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思考,关注上层社会与下层百姓婚姻行为的差别。士绅家庭把受到旌表看成家门荣誉,妇女自幼受此熏陶,视贞节为性命。从整体环境到个人的思想,全被传统礼教所俘虏,所以即使年轻守孀,乃至已聘未婚而聘夫早亡,也要挣扎着做节妇、贞妇。在郭先生所接触到的资料中,士绅家庭不乏年轻寡妇,有的甚至不到二十岁,却无一例再嫁。但下层百姓基于生活所迫,虽也有守节的,但多数年轻寡妇会选择再嫁。不同的人群,地位不同,身分不同,经济条件不同,情况就会不同。

  

2000 年,郭先生与定宜庄教授开始撰写《清代民间婚书研究》。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过去从来没有人把婚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史学界对地契、房契、卖身契等等文书均有利用,唯独婚书却一直未能进入史家的视野。郭先生指出,在多年研究清代婚姻史、妇女史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婚书的价值。中国传统社会,有关下层民众婚姻生活的史料非常缺乏,仅有的也凌乱难稽。方志、笔记与其他私家著述,对这类题目多是空泛之谈,从中很难把握实质。婚书却是当事人持有、并作为证据的最直接、最原始材料,它展现婚姻各方与社会道德以及国家法律之间的真实关系,都是其他任何史料难以具体和系统呈现的。因此,婚书的研究对婚姻、家庭史研究有极大意义。

  

郭先生认为他研究清代婚姻、家庭,费力最多而收获最大。从地方志烈女传三十至四十万个女子中,查到一万五千多位初婚年龄数据,加上从年谱、档案、文集中得到的数据,共辑得一万七千多的个案。男子初婚年龄记录较少,但也辑得七百多个例子。他以这些数据作为样本,计算清代男女初婚年龄和各年龄段的比例,并考察不同阶级、不同地区和清朝前后不同时期婚龄的变化。

  

郭先生亦透过户口册和家谱的数千笔数据,计算夫妻年龄差距,及在南方、北方、绅衿和一般平民百姓中的不同情况。此外,郭先生根据《清实录》等资料,统计有清各朝旌表节妇、烈女、贞女的人数和情况,利用家谱等数据,就婚姻地域圈进行抽样考察。又对童养媳的童养年龄和结婚年龄,表亲婚在整个婚姻中的比例等等,一一进行统计。更利用刑案记载,对流民和童养媳的婚姻质量,以及婚外性关系的通奸原因和通奸男女原来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郭先生认为上述统计,尽管有些部分已有人研究,比如女子婚龄,有的统计人数更多,但这些研究大抵限于某一地区或某些特殊群体,如皇族,在面的覆盖不广。再就是有的统计不够圆满,或由其他数字间接推算得出。例如有的学者根据《古今图书集成》,辑得清代节妇 9,482 人,烈女 2,841 人。这个数字最多只能反映清代康熙以前(包括康熙朝)的情况;相较之下,郭先生的统计材料,仅节妇一项,就有百万之众,相差很多。

  

郭先生认为,虽然进行社会史的研究是上级安排的任务,但自从进入后,也觉得挺有意思。经济史研究的对象多半是死的,如生产力、生产关系、政策之类的。社会史研究的是活的人,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显示出它具魅力的一面。

 

史料决定历史

  

郭先生对清代的档案、地方志等史料之熟悉,在学界是出名的,许多后辈在寻找史料时,都曾得到郭先生的指点和帮助。郭先生分享史料的收集经验,启蒙于北大念书时,曾受商鸿逵先生的良言“多看、多想和多动手”。郭先生表示,多看就是多看书,凡是涉及题目范围的书,能看到的尽量多看。多想指边看书边想问题,或者看完一些书后归总起来再想问题,不断为自己提出问题,否则就像现在行话说的,找不到感觉。至于多动手,是不要怕麻烦,在书中凡是看到好的观点,有用的资料,统统抄下来。郭先生指出当时一般人还没有计算机,只好用手抄,起先抄在本子上,后来觉得抄多了,本子上使用不方便,换成抄卡片,一条数据抄一张,必要时划上重点,加上标题,可随意摆弄。郭先生现在手头上几十万张卡片,就是平时翻书时一张张抄下来的。时间长了,养成习惯,每写一本书或从事一个专题,大体都循着这个路子做。郭先生给予年轻学者的建议便是,尽管这样的研究方法繁琐耗时,好处是资料先行摸得透,基础打好了,写时有底,心里就踏实。郭先生亦自嘲,过去有人针对像我这样的笨人调侃说,只知道读书抄卡片,然后把这些卡片凑在一起,拼成文章,简直成了史料的奴仆。郭先生对此响应,虽然只是拼凑史料,没综合出观点固然不好,但史料是基础,搞历史的不把握足够的史料,不管是“论从史出”,或是“以论带史”,总是危险的。

  

针对史料方面的心得,郭先生提醒后进,史料切忌单一化,要用不同史料进行二重证、三重证,“细节决定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史实决定了历史。再者,清代史料浩如烟海,很难以个人力量穷尽,对于存在争论的事情,切勿以为现在肯定了,就可以当成定论,很可能几年后,就会有新史料,会被推翻。郭先生认为学术就是一个一个台阶逐级而上,每一个新的台阶都离不开底下的台阶。

 

给年轻学者的治学体会

  

郭先生的史料功底扎实,跨越数个不同的领域,其中的治学经验与体会有益于后进治史。对此,郭先生表示,第一,自己研究的题目通常比较微观、具体,这可能与自己看重史料有关。当然,这并不是说专注史料就不能做宏观、理论性的东西。郭先生说:“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注重微观,注重史料的收集和积累,强调立论要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要有史料证据,不要空谈。”因此,郭先生除正史外,像野史、文集、笔记、年谱、家谱、日记、方志,以及公私档案,平时都注意搜集。另外郭先生也注意上溯下联,如前代明朝和后来民国的资料与著述,使结论不至于与时代脱节。

  

第二,郭先生认为自己在研究上并不保守,愿意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社科院经济所的吴承明先生就主张,方法可能有新旧之分,但没有高低之别,不必太过拘泥,需要用哪种,就去用哪种。郭先生相当同意,回顾初做研究时,用是传统的考证方法,不少论文也按照这种方法写出,比如〈论摊丁入地〉、〈清初的更名田〉等文章。另外,还有几件事也对郭先生的治学方向影响很大。如:八零年代,历史所希望加强经济史,准备成立经济史研究室或研究组,委托孙毓棠先生筹办,当时也曾找过郭先生。郭先生记得孙先生说到:「严格说,这些年来有的经济史文章,不像在作经济史。」当时自己很纳闷,不知什么意思。后来体会,是指研究经济史应该吸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郭先生指出,吴承明先生认为研究经济史,既允许用传统史学实证的方法,也可以用经济学方法,所以“我们经济史也应注意定量分析,或根据资料可能,从经济学中吸取一些方法,如投入产出以至回归分析等”。1985 年吴承明先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出版,该书就一些宏观数量作了估算,用统计或计量学的方法,检验所作的定性分析。郭先生认为过去写资本主义萌芽的文章,主要从史学的角度,举例子来论断,而吴先生用量化的方式,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尽管有些人不同意吴先生的某些观点,有些论点现在看来仍有待精进,但就当时来讲,吴先生的研究成果是过去史学传统的实证方法所做不出来的。

  

自从受量化分析的启发,便希望能藉此方法,结合自己的研究。因此郭先生尽可能的从「量」这个角度出发,收集数据,做定量的分析。像〈清前期南方稻作区的粮食生产〉、〈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粮食数量的估测〉、〈清代北方旱作区的粮食生产〉、〈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等文章都采用这种方式。

  

19921993 年起,郭先生的主要精力转向社会史,这是郭先生在清史研究层面上的又一次拓展。不过因为郭先生此时已年近六十,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张开大网广加求取。作社会史理论探讨又非其长处,所以郭先生从选择具体题目入手。先前研究人口史时,曾触及过婚姻问题,于是将清代的婚姻和家庭作为切入点,而社会史中的婚姻家庭史可以关联到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人口学以及伦理学等诸学科。郭先生坦言对这些学科自有不熟悉之处,除了花时间了解与学习,也包含方法论的借鉴和吸收,他的研究门类,很多是从社会学中得到启发的。郭先生亦举例社会学中经常使用的如抽样分析、典型分析、定量与定性数据统计法,以及某些田野调查的问卷设计等等,都是社会史研究需要借鉴的。另外,郭先生还提到 1989 1999 年,与合作者定宜庄、李中清教授到辽宁盖州、海城和法库、开原、铁岭等地,就「清代辽东内务府旗人」后裔的历史记忆所进行的田野查访,收获最为巨大。

  

当前史学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有些随着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而产生联系。比如人口史,就是因为八十年代后国内人口现实问题,迫使学界关注历史上的人口问题。再如环境史的兴起,也与当前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有关。总之,无论是清史还是社会史,都要沉下来踏踏实实的研究。现在有的研究比较浮,炒冷饭的太多。郭先生提醒,我们应该不断注意前人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下去。郭先生以乾隆南巡这个前人已多关注的题目为例,自己在 2004 年写了〈曲阜「孔府档案」中记载的乾隆南巡和东巡〉这篇文章,用上曲阜档案里面的一些史料,有学者评价说这篇文章做出新东西。事实上,曲阜档案已经出版很多年,但是却没人注意。关键还是要扎实地从不同视角来研究,通过事实来说话。

 

郭先生回顾,从六零年代初开始从事清史研究,至今已过一甲子,如果扣除文化大革命前后的空白,亦近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在清史这块园地涉及许多领域,也编过刊物,整理过资料,历经甜酸苦辣。至于对清史整个体系提出什么看法,或做过什么令人仰慕的创造性成果,从而总结出一大套理论?郭先生相当谦虚地说,那是大师们做的,自己不过是个普通研究者,做些零敲碎打的工作。史学的特性,从来不属于显学,自己能做成些事,就是耐着寂寞,循着设定的路子走下去。郭先生说:“我不自卑,也不高估自己。了解自己不是个有很高灵性、理论魅力不是很强的人,所以只能按照一定的起点,从数据工作开始,由史料形成论点,再综合出结论,写书作专题。当然也要吸收借鉴其它的成果和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因为它可以开阔眼界,提高研究质量。”

  

郭先生在研究中也碰到成果刚出来或不久,就觉得不满意。究其原因,不外几个原因:一是设定的起点不高,或未得知已有的高水平成果;二是形成论点时考虑不周密;三是发现新的资料;四是采用其他视角或不同的研究方法,也许能得出更新的结论。郭先生提醒研究者要随时虚心,更指出清史资料太多,即使竭尽全力,也不敢说自己看的数据已齐备,有时新资料甚至足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郭先生最后谈到研究的核心态度,亦以此勉励后进学者:“我从不说我的研究具有创造性或有全新突破这样的话。对于每一个经过努力得出的结论,我都由衷地尊重,也绝不因为自己有些新看法而贬低他人的努力,因为每一项研究均不可能凭空而起,都或多或少地参照吸收过前辈或同辈先行者的成果,是在他们基础上前进的,并愿以此与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