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史学之门
郭松义先生于 1955 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入学后，经历“反右”、“大跃进”、批判白专道路、下乡下厂等接连的政治运动。1960 年，北大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由杨向奎先生（尊称向老或杨向老)具体指导，郭先生回忆道：“向老针对我读书不系统、基础不扎实的毛病开了一些书，像《清史稿》、《东华录》、《清朝文献通考》、《圣武记》，以及基本马列理论著作，要我一本本地读，每过半个月或二十天便找我谈话，要我说说读书进度和心得，这样大概持续了一年多。在这个过程中，我根据读书心得写了七、八篇札记和短文，八零年代初发表的文章，就是由这些札记修改而成。这段读书经历，让我对清代有一个整体的概念。”
1963 年，杨向奎先生提出从整理史料入手，展开清史研究工作。因此，明清史研究室的人员分为两批，何龄修、张显清、刘重日、钟遵先、张兆麟、胡一雅、郭松义，加上杨向老，共八个人，至山东曲阜挖掘整理孔府档案。在曲阜的四个月，郭先生跟着杨向奎先生一起看档案、挑档案。曲阜档案共二十万件，每一件里面至少有两到三种，多的十来种，不可能都要。由杨先生先订原则，有疑虑的再请教杨先生过目，过程严谨，在杨先生的指导下，郭先生与明清史研究室同仁系统地接受整理档案和利用档案的训练。在孔府档案挑选、整理地基础上，郭先生与同仁先后完成七百五十余万字的档案选编与《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的专著。由于因政治运动的耽搁，这套档案选编与专著，拖到八零年代初才得出版。郭先生说，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选择清史是受到北京大学商鸿逵先生的启发，而系统的基础训练，应归功于杨向奎先生。除了孔府档案的整理，郭先生另一件任务是参与《中国史稿•清史卷》的编写。然而，先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是单位整编，直至 1995 年才出版，前后延宕三十来年。郭先生认为，《中国史稿•清史卷》的编写过程使自己在清史学的眼界更加开阔，整体提升从点到面的整体的知识，并熟悉整个材料的概况。
学术新气象
文革结束后，沉寂多年的学术界涌现新的气象，各个学科都获致极大发展。郭先生认为，许多学术研究从这时才算真正开始，一向基础薄弱的清史学科更是进展迅速。为配合新学术形势的需要，历史所成立清史研究室，全面推动清史的研究。
在中华书局支持下，新成立的清史研究室出版了《清史论丛》和《清史资料》两种辑刊。《清史论丛》第一辑于 1979 年出版，由杨向奎先生主编。这是历史所第一个以研究室为单位出版的专刊，也是史学界最早以刊登清史论文为己任的学术刊物。郭先生是从第二辑起参与编辑工作。不久，清史研究室又酝酿出版《清史数据》，由三人组成编辑小组。《清史论丛》和《清史资料》虽然每年各发一本，总计字数在五、六十万到七、八十万间，但审稿、改稿事务不少，有时还要帮忙查对史料。《清史数据》主要靠编辑小组寻找数据线索，除了抄写、找人标点、翻译、加写按语，有时还须亲自注释。
其次，在具体研究工作上，从八零至九零年代初，郭先生参与数项较大规模的国家项目和社科基金项目，如十卷本《清代全史》、二十卷本《清代人物传稿》、《中国土地制度史》、四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中的《清代经济史》、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这些项目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总结和推动学科基础建设的性质。
再者，就是花费郭先生很多精力的《有关玉米、番薯在我国传播的资料》，为了编辑这部史料集，郭先生和合作者邓自燊先生在几年内，先后翻阅包括档案在内的各种史籍三千余种，并从千余种史籍辑出两千条，几乎跑遍北京主要的图书馆，虽忙碌却感到充实。
经济史的研究之路
在郭先生的论著中，经济史占有相当的分量。谈到如何开始经济史研究，郭先生表示，其实是起于研究室的一次分工。在八零年代初，清史研究室刚恢复，人丁兴旺，有二十几人，总不能仅做一两个专题。为合理布局，均衡力量，需要分工。有人说，“叫郭松义去搞经济史吧！”郭先生没有反对，经济史从此成为他研究的重点。
郭先生认为，自己研究经济史，初期集中于经济政策方面，撰写如垦荒政策、摊丁入地、蠲免政策、粮食运销政策和关税政策、清初更名田、康熙禁航南洋和雍正重开南洋贸易等文章，同时也写了些有关贸易的文章，共发表十几篇论文。一方面是想弄清这些政策的来龙去脉、实施状况，再探讨国家的政策法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另外则着重于史实和某些数据的考订，纠正若干错误和不够确实却却又广为流传的看法，如<清初的更名田>一文就是如此。
随后，郭先生又把清代的农业生产作为研究重点。这主要是因为 1978 年，《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筹划一篇关于中国古代粮食生产的文章，历史所指派张泽咸、王曾瑜与郭先生三位合写。过往的研究多偏重于生产关系，长期忽视对生产力的研究则，留下不少空白，这就引起郭先生研究农业生产力的兴趣，根据积累的资料，陆续发表〈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等数篇文章，还写了《中国古代水利史话》、《中国古代农业》等著作。尽管有关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的成果不少，但郭先生认为，自己的研究还是给学界提供一些新的内容。至于粮食产量，因情况比较复杂，近期很难得出大家都认可的结论，不过作为一种探索，还是有意义的。
人口史研究的历程
郭先生从事经济史研究之际，注意到许多有趣的人口史料。当时人口史研究已经受到关注，但是从人口流动的角度，在中国国内还未见成果，于是就依据自己抄录的材料，着手研究。
1987 年，美国历史人口学会召开第三次亚洲人口年会，郭先生受邀发表〈清代人口问题与婚姻状况的考察〉一文，主要以家谱作为人口研究的论据，这是中国大陆第一篇人口史研究使用计量方法的文章。
1993 年，郭先生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李中清教授，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清代皇族人口及其环境——人口与社会历史 (1600-1920)”研讨会。这个会议的缘起，与台湾中研院有关。当时李中清与刘翠溶、赖惠敏教授合作输入清代皇族《玉牒》数据，将男女姓名、出生日期、婚嫁、爵职（女性则记夫婿爵职）、死亡（女性包括夫婿亡故日期），以及父母等内容，已完成近八万笔数据（一共二十多万人）。藉此他们想举办一个阶段性的成果讨论会，请郭先生协助筹备。在过程中，郭先生介绍王钟翰先生高足定宜庄教授与李教授认识。定教授当时是中央民族学院（后为民族大学）副教授，对满族和民族史造诣颇深，也受过田野调查的训练。李中清教授遂邀请定教授加入团队。这次会议强调人口问题的社会背景和环境状况，邀请不同学科的学者参加，希望学科之间可以相互借鉴。参会的学者有王钟翰、侯仁之、张丕远、陈可冀与台湾的赖惠敏、刘素芬等学者，分别从民族史、历史地理学、疾病学、经济史等专业共同讨论。
1998 年，北京大学召开“中国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研讨会。这次会议的具体工作由定宜庄教授安排，邀请许多人类学、社会学的学者。分别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各个学科如何看待婚姻家庭，从哪些角度切入研究。
郭先生认为，两次会议的启发都很大。前一次会议强调事物不是孤立发展，比如人口的出生、死亡，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因此，应该重视各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落实于具体研究，也就是重视各学科之间相互的关联性。后一次会议，强调对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切入，和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将会发生碰撞，从而在方法、思考上得到启发。
此外，郭先生还和定宜庄、李中清、康文林共同合作《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一书，这本书是多学科合作的具体实践。这次合作，与 1993 年的人口史会议有一定关系。李中清教授在整理《玉牒》后，接着整理沈阳《盛京内务府户口册》。但单纯的统计工作，其价值仅囿于人口统计学的有限范围内，无法应用于广义的历史研究。譬如对户口册记载的上百万人口，究竟是些什么人，属于什么民族，来源于何处，均难厘清。于是，郭先生提议，一面继续查阅文献，再辅以田野调查。从 1998 年到 2000 年，郭先生与定教授先后五次前往户口册记录地区，以户口册提供的地名（村屯名）和姓氏为线索，寻找户口册所记人群的后裔。经过多次田野调查，逐渐查出他们的后裔，由此确定这群人的身分。这个过程非常艰辛，但同时也引人入胜。
在田野调查的同时，李中清教授在美国继续使用人口统计学的方法，将户口册大约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输入计算机，大概有五十万人次、十万笔个人的材料，并对此进行婚姻、生育、死亡、病残等人口统计分类。这个研究小组于中国和美国两地双管齐下同时展开，在传统文献的研究基础上，借鉴民族学家的田野调查，以及人口统计学的方法，可说是一次跨越不同国界、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不同学科的合作，是一次很好的尝试。
接着的几年，郭先生着手进行家庭规模、生育、疫病、死亡等人口行为的专题，发表六、七篇文章，写过农民进城和城市史的文章，并把重点放在清代北京的外来移民。相关论文，多数收于 2012 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清代社会环境和人口行为》一书中。
转向社会史
郭先生在经济史和人口史的研究既已有相当多成果，此后又开启了社会史研究，这一研究转变与历史所的学科建设安排有关。1990 年，历史所主事者为适应新的学科发展需要，决定成立社会史研究室，由郭先生负责筹设。为适应新的研究方向，郭先生选择了「清代的婚姻和家庭」作为专题。选题的原因在于郭先生过去曾写过〈清代人口问题与婚姻状况的考察〉一文。郭先生认为，此题虽然不乏研究者，但有待填补的空缺仍多，亦有其潜力可以挖掘。后来，婚姻部分比较成熟，就以《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单独成书。
过去研究婚姻，大多从制度层面着眼，郭先生希望能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思考，关注上层社会与下层百姓婚姻行为的差别。士绅家庭把受到旌表看成家门荣誉，妇女自幼受此熏陶，视贞节为性命。从整体环境到个人的思想，全被传统礼教所俘虏，所以即使年轻守孀，乃至已聘未婚而聘夫早亡，也要挣扎着做节妇、贞妇。在郭先生所接触到的资料中，士绅家庭不乏年轻寡妇，有的甚至不到二十岁，却无一例再嫁。但下层百姓基于生活所迫，虽也有守节的，但多数年轻寡妇会选择再嫁。不同的人群，地位不同，身分不同，经济条件不同，情况就会不同。
2000 年，郭先生与定宜庄教授开始撰写《清代民间婚书研究》。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过去从来没有人把婚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史学界对地契、房契、卖身契等等文书均有利用，唯独婚书却一直未能进入史家的视野。郭先生指出，在多年研究清代婚姻史、妇女史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婚书的价值。中国传统社会，有关下层民众婚姻生活的史料非常缺乏，仅有的也凌乱难稽。方志、笔记与其他私家著述，对这类题目多是空泛之谈，从中很难把握实质。婚书却是当事人持有、并作为证据的最直接、最原始材料，它展现婚姻各方与社会道德以及国家法律之间的真实关系，都是其他任何史料难以具体和系统呈现的。因此，婚书的研究对婚姻、家庭史研究有极大意义。
郭先生认为他研究清代婚姻、家庭，费力最多而收获最大。从地方志烈女传三十至四十万个女子中，查到一万五千多位初婚年龄数据，加上从年谱、档案、文集中得到的数据，共辑得一万七千多的个案。男子初婚年龄记录较少，但也辑得七百多个例子。他以这些数据作为样本，计算清代男女初婚年龄和各年龄段的比例，并考察不同阶级、不同地区和清朝前后不同时期婚龄的变化。
郭先生亦透过户口册和家谱的数千笔数据，计算夫妻年龄差距，及在南方、北方、绅衿和一般平民百姓中的不同情况。此外，郭先生根据《清实录》等资料，统计有清各朝旌表节妇、烈女、贞女的人数和情况，利用家谱等数据，就婚姻地域圈进行抽样考察。又对童养媳的童养年龄和结婚年龄，表亲婚在整个婚姻中的比例等等，一一进行统计。更利用刑案记载，对流民和童养媳的婚姻质量，以及婚外性关系的通奸原因和通奸男女原来的关系，进行量化分析。郭先生认为上述统计，尽管有些部分已有人研究，比如女子婚龄，有的统计人数更多，但这些研究大抵限于某一地区或某些特殊群体，如皇族，在面的覆盖不广。再就是有的统计不够圆满，或由其他数字间接推算得出。例如有的学者根据《古今图书集成》，辑得清代节妇 9,482 人，烈女 2,841 人。这个数字最多只能反映清代康熙以前（包括康熙朝）的情况；相较之下，郭先生的统计材料，仅节妇一项，就有百万之众，相差很多。
郭先生认为，虽然进行社会史的研究是上级安排的任务，但自从进入后，也觉得挺有意思。经济史研究的对象多半是死的，如生产力、生产关系、政策之类的。社会史研究的是活的人，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显示出它具魅力的一面。
史料决定历史
郭先生对清代的档案、地方志等史料之熟悉，在学界是出名的，许多后辈在寻找史料时，都曾得到郭先生的指点和帮助。郭先生分享史料的收集经验，启蒙于北大念书时，曾受商鸿逵先生的良言“多看、多想和多动手”。郭先生表示，多看就是多看书，凡是涉及题目范围的书，能看到的尽量多看。多想指边看书边想问题，或者看完一些书后归总起来再想问题，不断为自己提出问题，否则就像现在行话说的，找不到感觉。至于多动手，是不要怕麻烦，在书中凡是看到好的观点，有用的资料，统统抄下来。郭先生指出当时一般人还没有计算机，只好用手抄，起先抄在本子上，后来觉得抄多了，本子上使用不方便，换成抄卡片，一条数据抄一张，必要时划上重点，加上标题，可随意摆弄。郭先生现在手头上几十万张卡片，就是平时翻书时一张张抄下来的。时间长了，养成习惯，每写一本书或从事一个专题，大体都循着这个路子做。郭先生给予年轻学者的建议便是，尽管这样的研究方法繁琐耗时，好处是资料先行摸得透，基础打好了，写时有底，心里就踏实。郭先生亦自嘲，过去有人针对像我这样的笨人调侃说，只知道读书抄卡片，然后把这些卡片凑在一起，拼成文章，简直成了史料的奴仆。郭先生对此响应，虽然只是拼凑史料，没综合出观点固然不好，但史料是基础，搞历史的不把握足够的史料，不管是“论从史出”，或是“以论带史”，总是危险的。
针对史料方面的心得，郭先生提醒后进，史料切忌单一化，要用不同史料进行二重证、三重证，“细节决定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史实决定了历史。再者，清代史料浩如烟海，很难以个人力量穷尽，对于存在争论的事情，切勿以为现在肯定了，就可以当成定论，很可能几年后，就会有新史料，会被推翻。郭先生认为学术就是一个一个台阶逐级而上，每一个新的台阶都离不开底下的台阶。
给年轻学者的治学体会
郭先生的史料功底扎实，跨越数个不同的领域，其中的治学经验与体会有益于后进治史。对此，郭先生表示，第一，自己研究的题目通常比较微观、具体，这可能与自己看重史料有关。当然，这并不是说专注史料就不能做宏观、理论性的东西。郭先生说：“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注重微观，注重史料的收集和积累，强调立论要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要有史料证据，不要空谈。”因此，郭先生除正史外，像野史、文集、笔记、年谱、家谱、日记、方志，以及公私档案，平时都注意搜集。另外郭先生也注意上溯下联，如前代明朝和后来民国的资料与著述，使结论不至于与时代脱节。
第二，郭先生认为自己在研究上并不保守，愿意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社科院经济所的吴承明先生就主张，方法可能有新旧之分，但没有高低之别，不必太过拘泥，需要用哪种，就去用哪种。郭先生相当同意，回顾初做研究时，用是传统的考证方法，不少论文也按照这种方法写出，比如〈论摊丁入地〉、〈清初的更名田〉等文章。另外，还有几件事也对郭先生的治学方向影响很大。如：八零年代，历史所希望加强经济史，准备成立经济史研究室或研究组，委托孙毓棠先生筹办，当时也曾找过郭先生。郭先生记得孙先生说到：「严格说，这些年来有的经济史文章，不像在作经济史。」当时自己很纳闷，不知什么意思。后来体会，是指研究经济史应该吸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郭先生指出，吴承明先生认为研究经济史，既允许用传统史学实证的方法，也可以用经济学方法，所以“我们经济史也应注意定量分析，或根据资料可能，从经济学中吸取一些方法，如投入产出以至回归分析等”。1985 年吴承明先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出版，该书就一些宏观数量作了估算，用统计或计量学的方法，检验所作的定性分析。郭先生认为过去写资本主义萌芽的文章，主要从史学的角度，举例子来论断，而吴先生用量化的方式，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尽管有些人不同意吴先生的某些观点，有些论点现在看来仍有待精进，但就当时来讲，吴先生的研究成果是过去史学传统的实证方法所做不出来的。
自从受量化分析的启发，便希望能藉此方法，结合自己的研究。因此郭先生尽可能的从「量」这个角度出发，收集数据，做定量的分析。像〈清前期南方稻作区的粮食生产〉、〈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粮食数量的估测〉、〈清代北方旱作区的粮食生产〉、〈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等文章都采用这种方式。
1992、1993 年起，郭先生的主要精力转向社会史，这是郭先生在清史研究层面上的又一次拓展。不过因为郭先生此时已年近六十，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张开大网广加求取。作社会史理论探讨又非其长处，所以郭先生从选择具体题目入手。先前研究人口史时，曾触及过婚姻问题，于是将清代的婚姻和家庭作为切入点，而社会史中的婚姻家庭史可以关联到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人口学以及伦理学等诸学科。郭先生坦言对这些学科自有不熟悉之处，除了花时间了解与学习，也包含方法论的借鉴和吸收，他的研究门类，很多是从社会学中得到启发的。郭先生亦举例社会学中经常使用的如抽样分析、典型分析、定量与定性数据统计法，以及某些田野调查的问卷设计等等，都是社会史研究需要借鉴的。另外，郭先生还提到 1989 到 1999 年，与合作者定宜庄、李中清教授到辽宁盖州、海城和法库、开原、铁岭等地，就「清代辽东内务府旗人」后裔的历史记忆所进行的田野查访，收获最为巨大。
当前史学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有些随着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而产生联系。比如人口史，就是因为八十年代后国内人口现实问题，迫使学界关注历史上的人口问题。再如环境史的兴起，也与当前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有关。总之，无论是清史还是社会史，都要沉下来踏踏实实的研究。现在有的研究比较浮，炒冷饭的太多。郭先生提醒，我们应该不断注意前人的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下去。郭先生以乾隆南巡这个前人已多关注的题目为例，自己在 2004 年写了〈曲阜「孔府档案」中记载的乾隆南巡和东巡〉这篇文章，用上曲阜档案里面的一些史料，有学者评价说这篇文章做出新东西。事实上，曲阜档案已经出版很多年，但是却没人注意。关键还是要扎实地从不同视角来研究，通过事实来说话。
郭先生回顾，从六零年代初开始从事清史研究，至今已过一甲子，如果扣除文化大革命前后的空白，亦近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在清史这块园地涉及许多领域，也编过刊物，整理过资料，历经甜酸苦辣。至于对清史整个体系提出什么看法，或做过什么令人仰慕的创造性成果，从而总结出一大套理论？郭先生相当谦虚地说，那是大师们做的，自己不过是个普通研究者，做些零敲碎打的工作。史学的特性，从来不属于显学，自己能做成些事，就是耐着寂寞，循着设定的路子走下去。郭先生说：“我不自卑，也不高估自己。了解自己不是个有很高灵性、理论魅力不是很强的人，所以只能按照一定的起点，从数据工作开始，由史料形成论点，再综合出结论，写书作专题。当然也要吸收借鉴其它的成果和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因为它可以开阔眼界，提高研究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