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20年来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有一些普遍流行的观点，这些观点似乎都存在一些对中西哲学史的误解。其中，关于哲学是否起源于古希腊的问题，在学术界就存在着误解，即以西方哲学为“原生物”，认为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原本属于西洋学术；中国本无“哲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只是“依傍”西方哲学的产物。对于这一误解，我们有必要加以廓清。
“哲学起源于古希腊”说与历史不符
西方自古就有哲学究竟起源于何处的争论。在希罗多德笔下，希腊人是以东方人为师的，不仅他们的数学、天文学和几何学知识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而且“可以说，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埃及人还第一个教给人们说，人类的灵魂是不朽的……早先和后来的一些希腊人也采用过这个说法，就好像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一样”。
公元1世纪的普鲁塔克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论埃及神学与哲学——伊希斯与俄赛里斯》的长文，揭示了希腊哲学与埃及哲学的师承关系。他认为，梭伦、泰勒斯、柏拉图、欧多克索斯和毕达哥拉斯等人都曾到过埃及并与祭司们同吃同住，梭伦在塞易斯听过宋西斯（Sonchis）的课，欧多克索斯听过孟斐斯的克努菲斯（Chonuphis）讲学，毕达哥拉斯曾经与厄努菲斯（Enuphis）交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埃及的）所谓的圣书文献和大部分毕达哥拉斯派的格言之间，并无任何区别”。埃及人以数学为“获知一切奥秘的指南”与毕达哥拉斯以数为“存在由之构成的原则”一脉相承。埃及人把希腊人引上了爱智之路。毕达哥拉斯诚然是希腊人中第一个自称“爱智者”的人，但史料证明，“关于爱的最早的文字记录是在埃及发现的”，古埃及的爱情诗亦以“在水一方”为审美意象。埃及人的斯芬克斯之谜，更激发着一代又一代西方哲人的形而上追求。
柏拉图说“惊奇”是哲学活动的决定性起点，哲学是惊奇之女，犹如传达着天神意旨的彩虹女神伊希斯（Iris）。不仅埃及人、希腊人哲学活动的起源是如此，中国也是如此（由屈原《天问》之开篇及老庄哲学可见），“惊奇”这一“哲学家的情绪”并不像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所说的只属于西方人。
“哲学的突破”具有东方渊源
公元3世纪的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名哲言行录》中正式提出了“哲学从希腊开始”的观念。该书序言开篇就举出“有人说哲学研究开始于蛮族”的观点来加以反驳，说“这些作者们忘记了，他们归之于野蛮人的那些成就实际上属于希腊人，正是从希腊人那里，不仅是哲学，而且人类自身才得以开始”，又说：“哲学只能起源于希腊人，它不接受野蛮人的任何称谓。”
当然，《名哲言行录》序言中也有与其立论自相矛盾的论述。该序言在反复强调哲学和人类起源于希腊以后，突然出现了一段专讲“埃及人的哲学”的话：“关于神和正义，埃及人的哲学有如下述。他们认为，质料是本原，然后从中分离出四种元素，进而产生出各种生物……他们认为，宇宙是生成的，也会毁灭，且呈球形；星星是火，由于其中火的混合情况，地球上会发生各种事情……他们制定了有关正义的各种规则，并将它们归于赫尔墨斯。”研究者认为这段话是后来的传抄者添加的。但《名哲言行录》中所保存的一些关于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柏拉图、皮浪等人都与“蛮族”人有交往甚至还从他们那里获益颇多的史料，却足以说明希腊人的“哲学的突破”其实是在古代东方哲学的影响下实现的。
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
哲学究竟起源于何处，还是要实事求是。哲学在古埃及、波斯和印度的起源远比希腊要早，这不是某些西方学者说这些民族的哲学还处于宗教之中所能抹杀的。至于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与希腊哲学不约而同地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东西方文明世界各书精彩的奇观，前人或称之为“合全地而论之”的“民智之开”的“世运”（严复），或简洁地称之为“全地球之盛运”（梁启超），或称之为“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或称之为“哲学的突破”（塔尔科特·帕森斯），都无不肯定哲学在世界历史上多元发生的事实。
有学者认为，中国人把智慧看作是达到功利目的的工具，没有希腊人的“爱智”观念。这一观点也不是事实。谢无量、唐君毅等人对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作了词源学论证，说明中国古人对哲学的理解与希腊人相通；钱锺书更列举大量文献，证明中西哲人都运用“秋水伊人”之类的审美意象来表达善道可望难即的爱智追求。
一百多年前，王国维在回应“中国哲学合法性”质疑时，认为“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不仅是一个客观事实，而且有其来自普遍人性和人的本质的深层依据。他指出，是否具有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一个显著标志，正是这一追求使哲学在各文明民族中的产生成为必然：“叔本华所以称人为形而上学的动物而有形而上学的需要者，为此故也。故无论古今东西，其国民之文化苟达一定之程度者，无不有一种之哲学。”这一论述，是中国哲人自己提出的关于哲学起源的穷本极源之论，说明来自普遍人性的追求，使脱离了蒙昧和野蛮阶段的世界各民族无不有其哲学；而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正标志着一个民族在何种程度上远离了狭义的动物界。从这一原理出发，就必须据实确认哲学在东西方一切文明民族中产生的必然性，而不是无视客观事实，另外去寻找自外于文明人类、自我贬低的所谓特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