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降,礼崩乐坏,及至战国,诸子蜂起,各言治乱,即如《庄子·天下》篇所言:“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道术将为天下裂。”重要的是,道术破裂之后怎么办?《老子》首先否定了儒家恢复礼乐制度的做法,认为礼非但不能安顿社会秩序,而且是导致社会大乱的祸端。《老子》之后,出现了回归大道和重建价值体系两种不同的做法,《庄子》和《淮南子》便是这两种做法的典型代表。

《庄子》在继承《老子》“道生万物”的基础上,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道朴散为器、人性失真成伪的过程,所以主张“返性于初,游心于虚”,如《天地》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虚,虚乃大。”《庄子》从泰初说起,到了万物成形具性,却还要“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这是道家宇宙生成思路伴随复返思想的典型表述。“复”的思想是道家一贯的思路,如《老子》第十六章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第十四章“复归于无物”;第二十八章“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无极……复归于朴”;第五十二章“复归其明”等,都含有“复”的思想。之所以有“复”的要求,是因为按道家的思路,在宇宙生成过程中,大道剖散了,人性丧失了,只有不断地复、返,回到所从来的泰初,才能与道合为一体,才能全性保真。

纯粹的“道”存在于至德之世,《庄子》希望返回到“含哺而游,鼓腹而熙”的至世,但历史不可倒流,如何复返大道呢?《庄子》的办法是在“心”上下功夫,用心斋、坐忘、游心等方式保持心的虚静。“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道玄而又虚,落到心上,才可被人把握。所谓“心斋”,并非像颜回那样数月不饮酒不茹荤,那只是祭祀之斋而不是心斋,后者实质上是保持心的虚、静、止。庄子认为,只有保持心的虚、静、止,不为物役,不受情、欲、智的扰乱,人才能处于自然本真的状态,即所谓“达于性命之情”,而达于性命之情才能与道合一。“坐忘”也是一种心斋,《庄子·大宗师》记载颜回先忘仁义,次忘礼乐,最后“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达到了“无己”“丧我”的“大通”境界,即心与道合而为一。庄子又提出所谓“游心”,即让心自由自在地活动,逍遥仿佯于尘埃之外,如《庄子·人间世》“乘物以游心”;《德充符》“游心乎德之和”;《应帝王》“游心于淡”;《骈拇》“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田子方》“游心于物之初”;《则阳》“游心于无穷”。相较于“坐忘”的心静、心止,“游心”更强烈地表达出要求从物累、世俗和情、欲、智中超脱出来,任意驰骋天地之间,进入心道合一境界的愿望。

汉初,随着政治上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确立,思想学术上也呈现出百川归海的趋势。这时,为新王朝提供治国纲领成为迫切任务,但时移世易,去圣日远,回归大道已无可能,重建思想和学术的价值体系便成为必然选择。所谓重建,就是综合百家,折中诸子,把破碎的大道重新统合起来,为我所用。《淮南子》便是站在道家立场上对破裂的诸子百家作了统合。

《淮南子》开篇从老庄之“道”写起,提出了全书的最高哲学范畴“道”,这一部分内容主要体现在《原道训》和《俶真训》两篇中。其中,《原道训》总论“道”,并对道体的特征及如何得道作了详细的论述。《俶真训》则追溯道的历史演变过程,并在古今世道的对比中,抨击当今之世道德的沦丧,感叹体道抱德的不易。在论述道家大道的同时,《淮南子》并没有忽略其他诸子思想。阴阳五行家的天人感应思想以及天文、地理、时节知识,正适合了汉朝神学政权的需要,因此,汉初道家将其吸收进来,充实了自己的宇宙论,主要体现为《天文训》《地理训》《时则训》三篇。在阴阳家望天的同时,庄子和孟子开始了“问心”,《淮南子》吸收了庄、孟的心论,主要集中在《精神训》和《缪称训》两篇。《精神训》发挥庄子的心性论,对帝王提出了持守精神的要求。如果说《精神训》的主调还仅是要求帝王保持心性的虚静、虚无,那么,在《缪称训》中,作者则开始在“虚”空的人性中装入了“善”和“诚”的内容,如“善生乎君子,诱然与日月争光,天下弗能遏夺”。“诚”是把人的善心充分发挥出来的功夫以及所达到的道德境界。“诚”是思孟学派的重要概念,子思在《中庸》中总结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力图通过描述“诚”的精神境界来弘扬儒家“仁”的精神和“义”的品格,最终达到人格上的完善与浩然。其实,“诚”义不仅包含着“善”,也包含着“真”,庄子就曾用“诚”字释“真”,《渔父》篇曰:“真者,精诚之至也。”《淮南子·精神训》中“勇士一呼,三军皆辟,其出之也诚”,其“诚”就是“善”与“真”的统一。可以说,“诚”是庄子性真说与孟子性善说的相通点。由对人性虚静的持守到对人性诚善的弘扬,可以看出《淮南子》从老庄道家到儒家思孟学派的过渡。

有了天道和人性两方面的理论论证,《淮南子》接着具体论述了“帝王之术”的实际内容,思想线索也由庄子和思孟的心性说转向注重现实政治的黄老派。老庄不以现实政治为理论的重心,而儒法两家则有许多实际的政治主张。为了使无为而治有实现的可能性,道家必须吸取法家“法、术、势”的思想以及“循名责实”等具体主张。《淮南子》对法家进行了改造,一方面,《淮南子》以“道”为其形上根据,主张道、法结合,而一改法家一任于法的酷烈与过分的有为;另一方面,则以儒家的民本德治思想改变了法治的方向,主张仁义为本、法制为辅,在无为而治的最终实现上,强调要落脚在道德的感化之上,认为为了保证政权的稳固与长久,皇帝必须采用儒家的仁政理论。儒、法的具体政治主张从实践的层面上大大丰富和扩展了道家的“无为”思想,使其真正成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帝王之道”。这样,《淮南子》在治术上,由老庄道家转向了兼采儒、法等百家之善的黄老道家;在心性上,由庄子的追求精神自由转向思孟学派的修养道德。总的来说,《淮南子》的“帝王之术”是以道为本,统合诸子百家而成,这正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道家的概括:“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解决时代课题是主观缘由,统合诸子只是客观结果,是学术发展的大势所趋。任何时代皆有各自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而现实问题的解决需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答案。问题是如何面对传统文化?是回归还是重建?《庄子》与《淮南子》的不同做法也许会给后人以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