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大学》传八章题为“修身齐家”,实质是为齐家而修身,修身是着重点。它通过设问、病症、原因、后果、警示五个层次,试图凸显修身的重要性。因其仅有96个字的篇幅,内容又是卑之无甚高论的人之常情,历来很少有人清晰、准确地把握传八章的这一理论使命。思想史阐释要求人们一方面将传七章讲的四种不好的心理表现与传八章讲的五种不好的人事态度归结为四五结构,另一方面将传七章讲的不正即偏与传八章讲的偏即不正抽象为偏正结构。借助这一分析,修身是修正主义者在日常伦理生活中不懈地克服四分五裂的心事困境,它在《大学》八条目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独特地位。
关键词：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语用逻辑的深度拓展与应用研究”(19ZDA042)子课题“语用逻辑的中国古代论证应用研究”阶段性成果;
《大学》仅有1751字1,分为经一章、传十章。现代学者对《大学》做总体研究者多,做单章研究者少;即使做单章研究,也是侧重哲学内涵丰富的经一章、传五章、传六章。用朱熹的话说,前一种做法是因“《大学》一篇乃入德之门户,学者当先讲习,得知为学次第规模,乃可读《语》《孟》《中庸》”2,总体研究《大学》是四书学的必然要求;后一种做法是因“《大学》重处都在前面。后面工夫渐渐轻了,只是揩磨在”3,经一章、传五章、传六章的哲学内涵确实比其他各章更加显明。但是,朱熹同样说过:“《大学》总说了,又逐段更说许多道理。圣贤怕有些子照管不到,节节觉察将去,到这里有恁地病,到那里有恁地病。”(《朱子语类》卷十四,第251页)这是认为《大学》的每一章皆有独立存在、不可忽视的价值。朱熹还说:“致知、格物,是穷此理;诚意、正心、修身,是体此理;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推此理。要做三节看。”“自格物至修身,自浅以及深;自齐家至平天下,自内以及外。”(《朱子语类》卷十五,第312页)这意味着强化单章研究,不仅是全面研究《大学》的题中之义,而且是深化《大学》研究的必由之路。以传八章为例,它既是“体此理”与“推此理”的对接,又是“自浅以及深”与“自内以及外”的榫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十分值得单独研究。
《大学》传八章又称“修身齐家章”,其原文为:“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四书章句集注》,第8页)“修身齐家”并不是“修身+齐家”的并列动宾结构,而是为齐家而修身,修身是着重点。
《大学》各章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朱熹曾说:“才说这一章,便通上章与下章。”(《朱子语类》卷十六,第341页)顺此思路,朱门弟子认为:“七章、八章颇似一意,如何?”朱熹回答:“忿懥之类,心上理会;亲爱之类,事上理会。心上理会者,是见于念虑之偏;事上理会者,是见于事为之失。”(《朱子语类》卷十六,第350页)朱门弟子又认为:“‘正心'章既说忿懥四者,‘修身'章又说‘之其所亲爱'之类,如何?”朱熹回答:“忿懥等是心与物接时事,亲爱等是身与物接时事。”(《朱子语类》卷十六,第351页)
在朱熹看来,读者必须对传七章、传八章的关联有所了解。一方面,传七章讲忿懥、恐惧、好乐、忧患,这是从心上讲;传八章讲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这是从事上讲。前一章是从心上讲,所以要从心上理会;后一章是从事上讲,所以要从事上理会。从心上理会,就得看到念虑之偏;从事上理会,就得看到事为之失。从心上理会、事上理会看,心与正心密切相关,事与修身密切相关,心身关系就是心事关系。另一方面,忿懥、恐惧、好乐、忧患是心与物相接之时发生的事情,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是身与物相接之时发生的事情。把心物、身物归结为事情,这是一个重要而又基本的哲学观点。人们的视听言动无一不是一件一件的事情。心可以说很实,也可以说很虚。要让很虚的心变得很实起来,就必须落实在一件一件的事情上面。心上理会、事上理会,归根到底,都要在事情上理会。
这里有两点值得特别重视。其一,四五结构是解读《大学》这两章需要不断敞开的心得体会。传七章讲四种不好的心理表现,传八章讲五种不好的人事态度,这个四五结构讲的是四分五裂的心事困境。其二,偏正结构是理解《大学》这两章需要不断落实的下手工夫。从传七章看,四种不好的心理表现是讲四个“有所……则不得其正”,不正即是偏。传八章有五个“辟”字句,“辟”就是“偏僻”的“僻”,偏即是不正。传七章讲不正即偏,传八章讲偏即不正,它们都是偏正结构4。
《大学》传八章究竟如何讲述为齐家而修身?它又是如何直逼人心,而嵌入人们的实际生活?下面以原文的五个层次为中心,尤其是紧密结合传七章,并辅之以四书学、朱子学,略作思想史的阐释。
《大学》传八章的第一句话是“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这个“其”字是多余的吗?且看传六、七、八、九、十章的开头:传六章是“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传七章是“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传八章是“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传九章是“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传十章是“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5。对比之下,“齐其家”的“其”字看起来确实多余。
小程的《伊川先生改正大学》就认为“齐其家”的“其”字属于衍文6,但朱熹的《大学章句》没有采纳这个观点。笔者的猜测是:因为传八章“所谓齐其家”与传六章“所谓诚其意”的语法是一样的,所以朱熹不认为“其”字是衍文。小程对于《大学》还有一处改动。《大学》的最后一句话是:“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四书章句集注》,第13页)《伊川先生改正大学》做了小字夹注,指出另有版本写作“彼为不善之小人,使之为国家”7。对于这一说明,《大学章句》不仅没有采纳,而且只字未提。
小程与朱熹的《大学》改本是有差异的。朱熹对于小程的改本有四个地方予以借鉴8,而以上两个地方没有借鉴。《大学》在《四书》中是比较特别的一本书。校勘学所说的衍文、阙文、错字、错简等情形在《大学》中都有出现,所以《大学》有古本、改本之分,而《论语》《孟子》《中庸》一般不存在这类情况。正因《大学》存在衍文、阙文、错字、错简,最具理论水平的宋明思想家由此获得改造并阐释的巨大空间,为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具开放性的思想理论平台。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旨在让实实在在的日常伦理生活能与整齐家庭的目标一拍即合。它通过“所谓”进行设问,然后展开论证。《大学》传七章是拿四种不好的心理表现开刀,传八章是拿五种不好的人事态度开刀,它们展开论证的方式都是拿缺点开刀。
传八章拿缺点开刀,涉及五个“辟”字句:“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它描写了五种不好的人事态度,可以视作病症。其中说的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是指五类人,但又素称难解。王夫之将它们视作五类、析作十义,亦即:“亲者相洽相近之谓,爱则有护惜而愿得之意。”“贱以待庸陋,恶以待顽恶。”“畏者畏其威,敬者敬其仪。”“哀则因其有所丧而悼之,矜则因其未足以成而怜之。”“敖者,亢敖自尊而卑之也。惰者,适意自便而简之也。”9简言之,“亲爱”是指值得亲爱的人,“贱恶”是指值得讨厌的人,“畏敬”是指值得敬畏的人,“哀矜”是指值得同情的人,“敖惰”是指值得轻视的人。
《大学》传八章认为:这五种不好的人事态度,体现为过分对待以上五类人。为什么把“辟”解释为“过分”?这是因为《大学章句》说:“辟,读为僻。”“辟,犹偏也。”(《四书章句集注》,第8页)朱熹指出“辟”读作“僻”,意思就是“偏”。笔者认为传八章勾勒了一个偏正结构,就是基于这一解释得出的。下面依据《朱子语类》卷十六《大学三·传八章释修身齐家》以及《读四书大全说》卷一《大学·传第八章》,对朱熹、王夫之如何具体区分这五类人略作解读。
第一,对于“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朱熹举的例子是:“如父子是当主于爱,然父有不义,子不可以不争;如为人父虽是止于慈,若一向僻将去,则子有不肖,亦不知责而教焉,不可。”(《朱子语类》卷十六,第352页)父子之间以爱为主。但是,父亲如有不义之举,儿子可以批评;儿子如有不肖之举,父亲必须教育。人们对于亲爱的人不能过分亲爱,亲爱要符合一定的度。王夫之认为:人们面对亲爱者,于“言”是“因亲爱而黩”,于“行”是“因亲爱而荏”,于“动”是“因亲爱而媟”10。举凡轻率、软弱、亲昵,均属过分对待亲爱者。
第二,对于“人之其所贱恶而辟焉”,朱熹举的例子是:“人固自有一种可厌者,然犹未至于可贱恶处,或尚可教,若一向僻将去,便贱恶他,也不得。”(《朱子语类》卷十六,第352页)可恶之人虽有可恶之处,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亦有必要。王夫之认为:人们面对贱恶者,于“言”是“因贱恶而厉”,于“行”是“因贱恶而矫”,于“动”是“因贱恶而暴”10。举凡严厉、强行、凶暴,均属过分对待贱恶者。
第三,对于“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朱熹举的例子是:“如事君固是畏敬,然‘说大人则藐之',又不甚畏敬。孟子此语虽稍粗,然古人正救其恶,与‘陈善闭邪'‘责难于君',也只管畏敬不得。”(《朱子语类》卷十六,第352页)人们过分敬畏那些大人,不仅不对,更无必要。该敬畏的就敬畏,不该敬畏的就不敬畏,孟子的做法是有道理的。王夫之认为:人们面对畏敬者,于“言”是“因畏敬而隐”,于“行”是“因畏敬而葸”,于“动”是“因畏敬而馁”11。举凡隐讳、犹豫、胆怯,均属过分对待畏敬者。
第四,对于“人之其所哀矜而辟焉”,朱熹举的例子是:“哀矜,谓如有一般大奸大恶,方欲治之,被它哀鸣恳告,却便恕之。”“这便是哀矜之不得其正处。”(《朱子语类》卷十六,第352页)对于大奸大恶之人,绝对不能姑息养奸,必须痛打落水狗、斩草除根。王夫之认为:人们面对哀矜者,于“言”是“因哀矜而柔”,于“行”是“因哀矜而沮”,于“动”是“因哀矜而靡”2。举凡怀柔、沮丧、萎靡,均属过分对待哀矜者。
第五,对于“人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朱熹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孔子不见孺悲,一是孟子不与王驩言(《朱子语类》卷十六,第352页),该看不起的人一定要看不起他。王夫之认为:人们面对敖惰者,于“言”是“因敖惰而简”,于“行”是“因敖惰而吝”,于“动”是“因敖惰而骄”3。举凡疏远、仇视、骄横,均属过分对待敖惰者。
朱熹举的这些例子试图表达:该亲爱的人要亲爱,但不要过分亲爱;该讨厌的人要讨厌,但不要过分讨厌;该敬畏的人要敬畏,但不要过分敬畏;该同情的人要同情,但不要过分同情;该轻视的人要轻视,但不要过分轻视。他还指出:“亲者则亲爱之”,亲爱的对象是亲者;“贤者则畏敬之”,敬畏的对象是贤者;“不率者则贱恶之”,讨厌的对象是不率者;“无告者则哀矜之”,同情的对象是无告者;还有一种人既不是亲者、也不是贤者,既不是不率者、也不是无告者,这就是敖惰者(《朱子语类》卷十六,第352页)。
与朱熹相比,王夫之对于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的解读更为清晰。如上所述,他一方面经由五类、十义凸显其语义内涵,另一方面经由言、行、动揭示其修身通病。在他看来,修身的通病体现为:“有所当言,因亲爱而黩,因畏敬而隐,因贱恶而厉,因哀矜而柔,因敖惰而简;有所当行,因亲爱而荏,因畏敬而葸,因贱恶而矫,因哀矜而沮,因敖惰而吝;于其动也,因亲爱而媟,因畏敬而馁,因贱恶而暴,因哀矜而靡,因敖惰而骄:皆身之不修也。”10“有所当言”是指自己该说的话,就得直言不讳;“有所当行”是指自己该做的事,就得雷厉风行;“于其动也”是指必须解决的问题,就得彼动此应。否则,它们都是自身修养尚不到位的体现。
依据《大学》传八章的逻辑,辟即是不正。《大学章句》说:“人,谓众人。之,犹于也。辟,犹偏也。五者,在人本有当然之则;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审焉,则必陷于一偏而身不修矣。”(《四书章句集注》,第8页)这里的“人”是指所有人,“之”是面向自身,“辟”是偏僻之意。在朱熹看来,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是“当然之则”、人之常情,每个人面对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者难免都有过分的表现,但道德实践主体要改正它们,不能让它们陷于一偏。如何做到不过分呢?《中庸章句》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四书章句集注》,第17页)人们要在五种不好的人事态度上有所改变,哲学方法就是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具体做法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但基本方法是中庸之道。
人们对于中庸之道有过很多误解。究其实,中庸之道不是乡愿、好好先生的八面玲珑、四方讨好,而是无过无不及,同时带有锋芒。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讲到哈巴狗:“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12哈巴狗一样的嘴脸,不是儒家说的中庸之道。在过与不及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度的把握,这个度的把握又必须用满身的道德力量来执行,这才是中庸之道的本质。
人们遇到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者,为什么有过分的表现?《大学》传八章说:“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过分喜欢就会爱屋及乌,过分讨厌也会爱屋及乌,而这都是以偏概全。只有喜欢一个人而又知道他的缺点,讨厌一个人而又知道他的优点,才能在具体的人、事、物当中辩证地看待问题、处理问题。《大学》认为五种不好的人事态度之所以频繁发生,原因就在于能够这样做的人实在太少。
所谓“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亦即《礼记·曲礼上》讲的“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13。《礼记》将《曲礼上》编为第一篇,就是因为“曲”很重要。《礼记·中庸》有“致曲”之说。郑玄注:“曲犹小小之事也。”孔颖达疏:“曲谓细小之事。”14琐碎、细小之事往往是平常之事,但无数重大的人生道理恰恰是在看似平常的小事中体现出来的。人们必须在实际生活当中坚守并践履那些具体而微的礼节,这即是《礼记》讲的曲礼及其致曲之道。忽视平常小事,不把它们当作真正的事情来做,就会如同《荀子·解蔽》所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闇于大理。”
从《大学》传八章看,这里的“天下鲜矣”与前文的五个“辟”字句形成明显的众寡之辨。过分者之所以众多,原因就是“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寡少,而关键又是知好恶者寡少。刘宗周的《大学古记》指出:“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即喜、怒、哀、乐之及于人者。有所不已,则随人而之其所,人己同此所也。好不知恶,恶不知美,正知不至之证也。”15其《大学杂言》亦云:“好、恶二字,是《大学》一篇骨子,直贯到平天下处。中间忿懥、恐惧、好乐、忧患、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皆好、恶之机所发。”16知好恶不仅是道德认识论问题,更是修身伦理学课题。
《大学》传八章对于知好恶与修身关系的揭示,因其平实简朴,反而难以被人觉察。朱门弟子就有类似的困惑:“《大学》释‘修身齐家'章,不言修身,何也?”朱熹回答:“好而不知其恶,恶而不知其美,是以好为恶,以曲为直,可谓之修身 乎?”(《朱子语类》卷十六,第354页)喜 欢他而不知其缺点,讨厌他而不知其优点,就是以好为恶、以曲为直,这不是修身;唯有道德实践主体批评并反思“好而不知其恶,恶而不知其美”,这才是修身。
《大学》传八章引用的谚语是“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人们对于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都有所过分,原因在于“好而不知其恶,恶而不知其美”,后果则是“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唐文治的《大学大义》指出:“欲其子之美,人情也。欲其苗之硕,亦人情也。乃欲其子之美,私其子之极,而至于莫知其子之恶;欲其苗之硕,私其苗之极,而至于莫知其苗之硕。然惟莫知其子之恶,而子乃愈恶;莫知其苗之硕,而苗竟不硕。人情之颠倒,事理随之,而当局者辄迷谬而不悟,吁,亦可怜矣哉!”17这也是人们历来认可的通解。
《大学章句》对于这句谚语的注解说:“溺爱者不明,贪得者无厌,是则偏之为害,而家之所以不齐也。”(《四书章句集注》,第8页)在朱熹看来,“莫知其子之恶”是讲溺爱者不明,“莫知其苗之硕”是讲贪得者无厌,它们都是偏即不正造成的危害,致使齐家难以做到。如果“莫知其苗之硕”仅仅是讲不知道自家禾苗的茁壮,又与齐家有何密切关系呢?在笔者看来,因为两个“其”字都指自己,所以《大学》引用这句谚语的目的是谈家庭问题,而且是谈亲爱问题,亦即“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的问题。人们“莫知其子之恶”,因而对于自家的孩子过分亲爱。人们“莫知其苗之硕”,在“亲爱”的范畴中如何体现呢?有句更为众所周知的口头禅说:“孩子是自家的亲,老婆是别人的好。”前者足以对应于“莫知其子之恶”,后者是否对应于“莫知其苗之硕”呢?汉语把子孙后代称作苗裔,而苗裔是与女性密切相关的。基于男女问题同样是中国哲学关注的大问题,笔者试图对“莫知其苗之硕”略作新解。
《周易》六十四卦的两大卦是乾卦、坤卦。《周易·系辞上》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卦与男性相关,坤卦与女性相关。《周易·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天地、万物之后就到了男女,男女在天道自然的秩序当中居于极其关键的位置。男女是人类的开始,由此才有了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尽管男女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大问题,但为什么独独把“莫知其苗之硕”解释到女性身上呢?小程解释《周易·家人卦》曾说:“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则男正可知矣。”18女方正了,家就正了;女方正了,就知道男方也正了。由此可见坤道在《家人卦》中的重要。
受此启发,笔者觉得《大学》讲“莫知其苗之硕”,田里的禾苗自然是字面意思,但家里的女性有可能是背后所指。古代是男权、父权的时代,儿女、妻子是最重要的两类家人。所以《大学》的“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前一句是讲人们不知道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儿女,后一句是讲人们不知道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妻子。很少有人知道自家孩子的缺点,很少有人知道自家妻子的优点,这与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一样都是人之常情。再进一步理解,“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要建立的观点是:自家的孩子是有缺点的,自家的妻子是应该呵护的。这何尝不是为齐家而修身的题中之义呢?话得说回来,因其文献依据并不充分,笔者这一新解的用意不是为了否定传统的通解,只是增补一种符合常情常理的解释而已。
《大学》传八章首先设问,接着描写病症、分析原因、揭示后果,最后说道:“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为齐家而修身,这既是基于本章做出的结论,更是面向整个儒家修身哲学敞开的警示。修身是中国古代儒家哲学中的大问题。下面以《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为中心,试对四书学视域中的儒家修身哲学予以思想史阐释,由此可见曾子力倡的修身主题,既赓续了孔子重视修身的精神传统,又规约了子思、孟子强化修身的思想方向。
先看《论语》与《大学》。《论语》没有出现“修身”二字,但这方面的内容相当丰富。其荦荦大者是孔子何以修身的三重目的:一是“修己以敬”,修养自己是为了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二是“修己以安人”,修养自己是为了让治国理政者得到安乐;三是“修己以安百姓”,修养自己是为了让老百姓得到安乐(《论语·宪问》)。这对于《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学》论修身,集中于经一章与传七章、传八章。中国古代推崇修身,最经典的名言出自经一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四书章句集注》,第4页从天子到老百姓都将修身当作最根本的事情来做,传七章、传八章又以修身为主题,这表明修身在《大学》思想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再看《中庸》《孟子》。《中庸》论修身,均见第20章,伦理政治色彩鲜明19。一方面,“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四书章句集注》,第28页),唯有勤勉修身,由此才会孝顺父母、知人论世、敬畏上天。另一方面,“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修身是治国理政的第一条准则,然后才能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四书章句集注》,第29页)。《孟子》论修身,可以《离娄上》为例。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里的“人有恒言”相当于《大学》传八章的“故谚有之曰”。老百姓把“天下国家”当作口头禅,是因为天下的根本在于国,国的根本在于家,家的根本在于自身。孟子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修养自身是有方法的,就是必须知道善为何物,否则不可能让自身得到真正的修养。这里的“明乎善”相当于《大学》经一章的“止于至善”。
刘宗周的《大学古记》曾说:“身不修,从心不正来。此但言不修之身,不可以齐家而已。”20其实,《大学》传八章的结语“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已然指明身家关系的内在逻辑。对于身家关系而言,既要不做坏事、多做好事,更要坚持道义、坚守岗位。孔子曾说“守道不如守官”(《左传·昭公二十年》)。坚持道义不是空谈,而是必须施诸具体的岗位职责。君子对于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者不偏不倚、正道直行,实质即是在其位、谋其政的自身修养。至于其中的未尽之意,则是《大学》传九章将要说的“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四书章句集注》,第9页)。
在笔者看来,《大学》传七章、传八章存在紧密关联:一方面,四种不好的心理表现是不正即偏,五种不好的人事态度是偏即不正,构成两个偏正结构;另一方面,四种不好的心理表现、五种不好的人事态度加在一起,构成一个四五结构。《大学》有经一章、传十章,但其思想含量的分布极不均匀。经一章以及传五章(亦即朱熹补写的“格物致知”章)、经六章(亦即“诚意”章)最有哲学内涵,而传九章、传十章最有实践内涵。相比之下,传七章只有72个字,传八章只有96个字,其哲学内涵比不上经一章、传五章、传六章,其实践内涵比不上传九章、传十章。我们提炼两个偏正结构、敞开一个四五结构,目的就是强化其思想内涵、提升其实践内涵。
要让《大学》传七章、传八章的思想内涵与实践内涵得以有机统一,必须紧扣正心、修身两大主题。第一,从心事关系看。正心是从心上讲,修身是从事上讲。不抓住自己的心,不抓住具体的事,就嵌入不了正心、修身的境界。心、事在人生实践当中是实实在在的,心、事是理解《大学》这两章最重要的概念。第二,从人之常情看。正心关、修身关面临的问题不是根本的善恶,而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人之常情。无论四种不好的心理表现还是五种不好的人事态度,都不是大恶,而只是人在实际生活当中有可能、并且经常犯下的过失。面对这两个偏正结构,道德实践主体的任务是做修正主义者,在日常伦理生活中不懈地克服四分五裂的心事困境,从而成就其自身。第三,从不懈修身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属于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外王,而修身在《大学》八条目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修身既是对内圣的总结与夯实,又是对外王的开启与奠基;修身既是承前启后,又是继往开来。修身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所以又叫自修;修身是人们一生的事,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束,而是永无止境的。
无论是从中国思想史还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看,修身强大的思想力量与实践力量都是毋庸置疑的。修身更是《大学》最高层级的关键词。《大学》传七章、传八章又称“正心修身章”“修身齐家章”,但其固有的表述仿佛游离于“正心”“修身”两大主题,进而未必能够充分释放儒家修身学的思想性、实践性。《大学章句》早已坦承:“凡传文,杂引经传,若无统纪,然文理接续,血脉贯通,深浅始终,至为精密。熟读详味,久当见之,今不尽释也。”(《四书章句集注》,第4页)如果说《大学》单章以“若无统纪”为表象,以“文理接续”为实质,那么,“熟读详味”是我们今天将其各章与全书“血脉贯通”的路径依赖。笔者选择《大学》传八章作为解读对象,不敢说是为了弥补朱熹“今不尽释”的遗憾,但却是为了验证朱熹“深浅始终,至为精密”的教导。经由“久当见之”的文本解读,道德实践主体在“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复杂人生当中,方有可能尽力做好当下的每件事,于心身倶安之处皈依自我的家园。
1 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4页。
2 参见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180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3 参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第251页。
4(1)有关《大学》传七章的研究,参见杨海文:《为修身而正心:〈大学〉传七章的思想史阐释》,《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5(2)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7、8、8、9、10页;按,个别标点符号略有校改。
6(3)参见《河南程氏经说》卷五,《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130页。
7(4)参见《河南程氏经说》卷五,《二程集》,第1132页。
8(5)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6、8、12页;按,个中情况又需具体分析。
9(6)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1991年,第425-426页。
10(7) 参见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第428页。
11(8) 参见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六册,第428页。
12(9)鲁迅:《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234页。
13(10)参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第1230页上栏。
14(1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第1632页中栏。
15(12)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一册《经术》,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31页。
16(13)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一册《经术》,第661页。
17(14)崔燕南整理:《唐文治四书大义·大学大义中庸大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4页。
18(15)《周易程氏传》卷三,《二程集》,第884页。
19(16)参见杨海文:《三达德、五达道、九经与一、诚——〈中庸〉第20章解读》,《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5期。
20(17)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一册《经术》,第6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