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杰之士”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对于理想人格的一种向往。本文讨论元代大儒吴澄的学术面向和道学承创, 他以千古以来的“豪杰之士”自期, 以承接二程、朱熹的“道统”继承者自居自任, 穷毕生之力“纂言”五经成说而承创道学, 从而救正沉浸于辨释考证的理学末流之失, 崇仁之学亦渐成追求一己自得的学问旨趣和博大的学术气象。吴澄所承载的儒学精神, 核心在于他期为“豪杰”, 从中可见宋代新儒学在元代传续发展的重要形态。

元代江西崇仁之学以吴澄 (1249—1333) 为重要代表, 其学传自朱子高第黄榦 (1152—1221) , 经饶鲁 (1193—1264) 传至吴澄而大显。其地又有如王安石 (1021—1086) 、陆九渊 (1139—1193) 等著名乡贤, 崇仁之学因之自具特色。元代崇仁之学究竟具有何种特点?他们是如何理解和力肩道统的?其为学面向意义何在?本文以吴澄的学术面向和道学承创为中心, 试图回答以上问题, 以呈现元代朱子学传递发展过程中丰富而多元的面向。

江西崇仁人吴澄, 是元代唯一可与二程、朱熹相提并论的一代巨儒。 ⁽¹⁾ 从他的学术面向可见崇仁之学的整体气象, 从他发明五经的具体方法更见他对道统的承创所在。因此, 实有必要对其学问志向及学术面貌专作概说。

官至翰林学士的吴澄, 在当时乃至后世的学术评价中, 往往在陆学学者、和会朱陆的折衷者、朱熹思想的继承者三种定位中变换。 ⁽²⁾ 但正如门人虞集 (1272—1348) 反复为他所辩解的那样, 只有跳脱出所谓“朱、陆”的“门户浅见”, 方可见吴澄是一个以传承和复兴自南宋朱熹已发明的道学或道统自任的独立而博通的学者。清初黄百家 (1643—1709) 称许他“有功经术, 接武建阳”, ⁽³⁾ 显示他无论在理学思想、学术成绩还是学问之广博上, 都是足以与朱熹“并驾齐驱”的理学家。

从吴澄早年求学经历和学术志愿, 可知他确以传承道统和复兴朱熹以来的“道学”为己任, 而不以门户之见“约束”自己。吴澄, 字幼清, 晚年称伯清, 学生称之为“草庐先生”, 其生平学行详载于虞集所撰《行状》。吴澄十五岁时从学于新安儒者程若庸 (咸淳四年 (1268) 进士) , 后者是黄榦高第饶鲁的门生。《行状》并未对吴氏受学于朱门正传的这段历史有过多着墨, 反倒是详细引述了他十九岁起即以道统自任的两篇论说文字。 ⁽⁴⁾ 其中称:

(吴澄) 十九岁, 著说曰:“道之大, 原出于天, 圣神继之。尧、舜而上, 道之原也;尧舜而下, 其亨也。洙泗、鲁邹, 其利也。濂、洛、关、闽, 其贞也。分而言之, 上古则羲皇其元, 尧、舜其亨乎。禹汤其利, 文、武、周公其贞乎。中古之统, 仲尼其元, 颜曾其亨, 子思其利, 孟子其贞乎。近古之统, 周子其元也, 程、张其亨也, 朱子其利也。孰为今日之贞乎?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盖有不可得而辞者矣。”

又尝与人书曰:“天生豪杰之士, 不数也。夫所谓豪杰之士, 以其知之过人, 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战国之时, 孔子徒党尽矣, 充塞仁义, 若杨墨之徒, 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时, 独愿学孔子, 而卒得其传, 当斯时也, 旷古一人而已, 真豪杰之士哉。孟子没千有余年, 溺于俗儒之陋习, 淫于老佛之异教, 无一豪杰之士生于其间。至于周、程、张、邵, 一时迭出, 非豪杰其孰能与于斯乎?又百年, 而朱子集数子之大成, 则中兴之豪杰也, 以绍朱子之统自任者, 果有其人乎?澄之龆龀, 唯大父家庭之训是闻, 以时文见知于人, 而未闻道也。及知圣贤之学, 而未之能学也。于是以豪杰自期, 以进于圣贤之学, 而又欲推之以尧舜其君民而后已。实用其力于斯, 豁然似有所见, 坦然知其易行, 而力小任重, 固未敢自以为是, 而自料所见愈于人矣。” ⁽¹⁾

以上所见的少年吴澄, 是一位怀着复兴儒学的强烈愿望, 力肩圣人道统之传的“豪杰之士”。“豪杰之士”语出《孟子·尽心上》, 原指称那些即使未有“文王之化”也能够守身正行的人, 这样的人在千万人中始有一人。韩愈 (768—824) 《伯夷颂》中则指“不顾人之是非”的明道而笃行者。在韩愈看来, “特立独行”的屈原、孟轲、司马迁、扬雄等人都可称为“豪杰之士”。 ⁽²⁾ 朱子及其后学也并未给此词加上过多的含义。 ⁽³⁾ 但到了吴澄这里, “豪杰之士”却别具意味。

吴澄所谓的“豪杰之士”, 具有力接道统的气象和特点。从韩愈的“举世非之, 力行而不惑者, 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的论说出发, 吴澄的“旷古一人”实指力挽儒学于衰微的道统继承者。在吴澄看来, 朱子之后, 儒学发展到元代已经泯没不堪, 学者因笃守门户之见, 令朱子承接和光大的理学精义与宏观体系落入隐蔽不显的境地, 更遑论圣人之道统、道学了。正因为此, 吴澄期做朱子之后的“豪杰之士”。这既见其志向之高远, 又见他今后之向路应是由朱子而光大振兴儒学, 是做朱熹以及理学的功臣而非谨守朱学门户的“述朱”者。与同时期稍早的著名儒者郝经 (1223—1275) 相比, 郝经也有以“豪杰之士”励志的专篇文字, 但他所说的“豪杰”仍是没有贤王出现也能“尊德乐道”的贤者, 当中并没有继承道统的“野心”。 ⁽⁴⁾

显然可见的是, 吴澄的自任可谓远大之至。他经由《易经》的“元亨利贞”之说, 实将自己视为千古以来集儒学之大成的唯一人选。朱熹称“物生为元, 长为亨, 成而未全为利, 成熟为贞”, 四阶段周而复始, 因此“贞下起元”进入新的轮回。 ⁽⁵⁾ 按吴澄所说, 以大阶段言之, 宋儒“濂、洛、关、闽”已为“贞”, 以小阶段言之, 而朱熹则只是“利”而已, 由此, 他便成了“贞”中之“贞”, 万世以来之“旷古一人”。换言之, 他认为朱熹尚未集孔孟周程以来之大成, 而他却要成为集濂洛关闽之学的真儒。值得注意的是, 吴澄的道统说大致因循朱熹及其门人的说法而来, 并在其中加入了张载的学说。 ⁽¹⁾

吴澄的为学规模和趣向, 确实朝着他早年的期许向前进展。虞集为吴澄所作《行状》的末尾, 重新回到“道统之传”这一核心命题, 评价了吴澄一生的行事与成就。虞氏称:

呜呼!孟子殁千五百年而周子出, 河南两程子为得其传。时则有若张子精思以致其道, 其迥出千古, 则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学既无传, 而张子之殁, 门人往往卒业于程氏。程门学者笃信师说, 各有所奋力以张皇斯道, 奈何世运衰微, 民生寡佑而乱亡随之。悲夫!

斯道之南, 豫章延平高明纯洁, 又得朱子而属之。百有余年间, 师弟子之言, 折衷无复遗憾, 求之于书, 盖所谓集大成者。时则有若陆子静氏, 超然有得于孟子, 先立乎其大者之旨, 其于斯文, 互有发明, 学者于焉可以见其全体大用之盛。而二家门人, 区区异同相胜之浅见, 盖无足论也。

朱子以来, 又将百年, 为其学者毫分缕析, 日以增盛, 曾不足少救俗学利欲之祸, 而宋遂亡矣。先生之生, 炎运垂息, 自其髫龀, 特异常人, 得断简于众遗, 发新知于卓识, 盛年英迈, 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 盖不可御也。摧折穷山, 壮志莫遂, 艰难避地, 垂十数年, 其所以自致于圣贤之道者, 日就月将矣。历观近代进学之勇, 其孰能过之?南北未一, 许文正公先得朱子之书于边境, 伏读而深信之, 持其说以事世祖皇帝, 而儒者之道不废, 许公实启之。是以世祖以来, 不爱名爵, 以起天下之处士。虽所学所造各有以自见, 其质诸圣贤而不悖, 俟乎百世而不惑者, 论者尚慊然也。

先生自布衣用大臣荐, 出处久速, 道义以之, 三命益隆, 遽至内相之贵, 稽其立朝之日, 未尝有三年淹也。施教成均, 师道尊重, 劝讲内廷, 诚意深远。与大议, 论大事, 虽可概见而无悠久浃治之功者, 非人之所能为也。然而先生生八十有五年, 耳聪目明以终其身, 得以其学肆于圣经贤传, 以辨前儒之惑, 以成一家之言, 天下后世之学者, 可以探索玩味于无穷矣。 (2)

虞集的上述文字, 大致遵循吴澄早年的道统传承套路, 但他应因其时的需要, 更具体指明了在当时当下, 如何才能成为旷古一人的“豪杰之士”。虞集举朱子集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所谓“北宋五子”之大成方足以承继道统的实例, ⁽³⁾ 旨在暗示如下的逻辑和启示:学问博通而上达的吴澄, 也只有在吸收陆学以光大朱子学, 才可以复兴儒学并成为朱子功臣, 这已是历史上的理学所证明的。虞集如此论说, 不仅出于对不以门户为意的吴澄之学的真切解说, 也是对时人非议吴澄为陆学的有力回应。 ⁽¹⁾

虞集为突显吴澄作为道统继承者的位置, 在上文中所采用的对比手法颇为高妙。他的道统说既是因循宋儒而来, 因此在孟子、周子、二程的传承序列中, 张、邵二人的角色只是与二程同时代发明道学的儒者, 并不在道统序列之内, 实要由朱子总其大成并承接道统;与之相应, 与朱子同时代、以孟子继承者自任的陆九渊也未入道统之列, 要由吴澄集其大成并力担道统。于是, 虞集不仅赋予吴澄以清晰的历史定位, 也合理化了吴澄的所谓朱陆和会问题。

引文中“许衡”的历史位置, 尤堪注意。许氏是在上述道统传递的叙述中唯一与吴澄同时代的重要人物。他在吴澄早年“豪情万丈”的“豪杰”说中自然不入流, 但在虞集此时的叙述中也未必入“流”。在虞集看来, 有着北传理学之功的许衡, 只是一位令道统延续不断的开端性人物, 但并未对发明圣贤奥义做出多大的贡献。 ⁽²⁾ 从这一意义上, 吴澄则是集前贤之大成从而“辨前儒之惑, 以成一家之言”的真“豪杰”。虞集在元儒中独提许衡, 实有其用意所在。许衡早在皇庆二年 (1313) 已获从祀, 成为元朝所尊崇的真儒, 那么, 发明圣学之功不亚于甚或超出许衡的吴澄, 自然也应予表彰。虞氏所论 (大约写于1333—1335之间) , 与欧阳玄 (1283—1357) 至元元年 (1335) 十一月奉诏为许衡所作《神道碑》大有分别, 后者不独将许衡之功业地位, 抬至可与元世祖并论之境地, 乃至称他直接孔孟道统之传, 而跳过了程朱。 ⁽³⁾ 而在随后揭傒斯 (1274—1344) 奉诏为吴澄所作的《神道碑》中, 也大体参考虞集《行状》所定基调, 委婉道出吴澄可与许衡之功相对等的情形。⁽⁴⁾ 结合许衡在元廷之地位与影响的背景, 实可见以上南方官员在奉诏作文时的实际考虑和处境。

怀着以“豪杰之士”自期自任的热望, 吴澄自年少到85岁的前后六十多年间皆致力于承创朱熹所传的道统。他早年将朱熹仅列于“贞”之“未成熟”阶段, 只因后者并未完成集宋儒之大成的经学撰著, 因而吴氏毕生之志皆在于承续此一未竟事业。那么, 他对于已经朱子编定并注释的四书作何态度?对朱子未完成五经著述又何以承继?

吴澄未有撰写四书著述, 这与他对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基本认可的取态有关。他在为友人的《中庸》类撰著所写序言中称:

朱子因之 (程子及其门人) , 著《章句》、《或问》, 择之精, 语之详矣。唯精也, 精之又精, 邻于巧;唯详也, 详之又详, 流于多。其浑然者巧则制, 其粲然者多则惑。虽然, 此其疵之小也, 不害其为大醇。……澄少读《中庸》, 不无一二与朱子异。后观饶氏伯舆父 (饶鲁) 所见亦然, 恨生晚, 不惑就质正。 (1)

以上显示, “小疵不害大醇”是吴澄对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基本看法, 既然“大醇”已见, 所需用功之处已不多了。而吴氏并非一味恪守朱注的门户之儒, 他因此甚为欣赏元初朱子学者饶鲁。饶鲁的四书解说多有与朱注相异处, 可见于其所撰《四书辑讲》一书 (现已不存) , 这使他成为不少朱学笃守者的攻击对象。元中期新安儒者胡炳文 (1250—1333) 、元末浙江学者史伯璿 (1299—1354) 皆撰有旨在纠正饶鲁之作的四书专著。 ⁽²⁾ 在这样的群情中, 吴澄却难得的成为饶鲁的支持者。

除不作四书著述外, 吴澄任职国子监的教学实践中也有意避开四书, 这导源于他对朱学末流之弊的深切认知。吴氏并非不重视四书, 他少年时曾勤奋诵读《论语》《孟子》, 并经由读朱熹《大学章句集注》等书而领悟“为学之要”。 ⁽³⁾ 从他文集也屡见其劝人读四书的记载。 ⁽⁴⁾ 但他在至大四年 (1311) 担任国子司业时拟定的四条教法中, 却只详细规定了五经的阅读书目和方法而不及四书, 而他“凡治经者, 皆要兼通小学书及四书”的训诫, 更显示其把四书默识为从学者的必备基础而非日后研习重点的观念。 ⁽⁵⁾ 这样“降格”四书的做法, 与当时学者普遍所持“看得此书 (四书) , 他书可一见而决, 六经可不治而明”的观点和撰述行动相左。 ⁽⁶⁾ 眼见一时学者纷纷为朱子四书的文辞义理做脚注, 读书者又陷入记诵词章之功利俗学, 吴澄有意避四书不谈而提出四书罪人说, 诚如钱穆所言, “其所以退四书而进五经, 若与朱子所论轩轾倒转, 则所处时代相异, 而为学之心情有不同耳”。 ⁽⁷⁾ 意即吴澄“不重”四书之取态实有针砭朱学末流之失的用意。简言之, 四书、五经正如鱼水之关系, 鱼从水中来却不可脱离水而活, 只有从过于强调四书的偏颇倾向回归其本源的五经, 方可挽救宋儒所传道学于衰竭之地。吴澄所虑正在于此。

由上述观念出发, 吴澄用力皆在五经的“纂言”成说, 以发明道学。所谓“纂言”, 虞集将其解释为“纂古人今人之言有合于己之所自得者”, ⁽⁸⁾ 乃是对吴氏学问深切认识之见。既出于“自”得而非某人之“得”, 因之吴澄“纂言”的对象自然不限于朱子未作之经, 而是遍及五经。

朱熹在撰写完成《四书集注》以后, 有意完成五经注释而未果, 仅为《诗经》撰有《诗集传》, 为《仪礼》著有《仪礼经传通释》, 为《周易》作有《周易本义》。他晚年还请门人蔡沈 (1167—1230) 为《尚书》作《书集传》, 此书也因出自朱子亲授遂成为元代官定诠释《尚书》的经典读本。此外, 朱熹也未有《礼记》《春秋》的相关撰述。

吴澄“纂言”五经的工作是分阶段循序展开的。他早年用功于校定五经等基础工作, 为学者阅读五经提供好的蓝本。晚年才分别撰就《五经纂言》, 为学者研习五经提供完备精当的注释。据门人危素 (1303—1372) 纂次的吴澄年谱载, 至元十八年 (1281) 吴氏纂次诸经并注释《孝经章句》, 次年校定《易》《书》《诗》《春秋》, 修正《仪礼》及小戴、大戴《礼记》。至延祐三年 (1316) , 始修成《易纂言》, 延祐五年修成《书纂言》。泰定三年 (1326) 后, 又相继完成《诗纂言》《春秋纂言》《礼记纂言》《易纂言外翼》四书。 ⁽¹⁾

概论之, 吴澄纂注五经以发明道学的实际行动, 自他中年时已开始, 至晚年撰写《五经纂言》方告完成。其所作《四经叙录》《三礼叙录》二文, 完成于他撰著《五经纂言》之前, 推测是其至正十九年校订四经和修正三礼后所写的记录, 也是他撰写《五经纂言》的文本基础和基本设想。 ⁽²⁾

《四经叙录》中, 吴澄简述《易》《书》《诗》《春秋》的流传历史和经他整理校订后的篇次内容, 从中显见他对朱子学的尊崇之意。对朱子已有著述的《周易》, 他在“大义不能有所损益”的前提下, 对朱注“文字阙衍谬误”处重加修订, 厘为新本。就《书经》而言, 他循着宋代吴棫 (1100—1154) 、朱熹对古文《尚书》的疑辨, 区分而列今、古文。就《诗经》而言, 他“因朱子所定, 去各篇之序 (诗《序》) , 使不淆乱乎《诗》之正文”。就《春秋》而言, 他称“今则如朱子意, 专以《左氏》为主。傥义有不然, 则从其是。”在另一篇《三礼叙录》中, 吴澄详述其承续朱子《经传通解》的工作, 对“三礼”重新编次的具体篇章安排。 ⁽³⁾ 他“因朱子所分《礼》章, 重加伦纪”, 即按照朱熹的设想, 以《仪礼》为纲, 将《礼记》《大小戴记》及郑玄《三礼论》重新编排, 最终形成《仪礼正经》《仪礼逸经》《仪礼传》三部份内容, “《正经》居首, 《逸经》次之, 《传》终焉”, 从而实践朱熹分《仪礼》为经、传的未竟理想。 ⁽⁴⁾ 上述依据朱子思想体系而来的篇章架构, 既可求证于虞集所撰《行状》中的叙述, 又详细呈现于吴澄的《五经纂言》书中。

要言之, 吴澄虽师出朱子嫡传, 却立意于自得之学, 并以承接千古之道统为己任。 ⁽⁵⁾ 在纂次校订五经的基础上成就一家之言, 是他表彰朱子学的具体方法。除“忘其僣妄”以重新编次整理经文外, ⁽¹⁾ “折衷以己意”的《五经纂言》更显示他能够立足于朱注而有所推进, ⁽²⁾ 这是他发明朱子学的特点, 也是其区别于其他朱子后学之处。

综上所述, 元儒吴澄所代表的崇仁之学, 力主博通广大、会通自得, 无意于唯朱子是尊, 也未以“传续”朱子谱系自负自任。吴澄一生的学问旨趣和理学实践, 皆围绕着“期为豪杰”的志向展开, 他以承接二程、朱熹的“道统”继承者自期, 致力于“纂言”五经而成一家之言, 对于日渐沉浸于考证辨释的理学发展而言意义深远。吴澄身后的记述更显示, 他是以朱熹之后的道统继承者, 而非朱子后学的身份出现的, 因此其作为朱子四传弟子的事情并未被特别提出。在吴澄等人看来, 道统传承的基础并非必然的“一对一”师承授受关系, 而是可以横跨时空, 以志向和明道与否为转移, 这也是宋儒传道的一种典型叙述。以上江西崇仁之学的为学面向和学术旨趣, 随着吴澄后继者虞集等人的政治影响和学术交往, 在元末明初思想史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亦成为宋代新儒学在元代传续发展的重要形态。

注释

1 有关吴澄理学思想的研究较多, 参看钱穆:《吴草庐学述》,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六) 》,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78年, 第54-76页;David Gedalecia.“Wu Ch'eng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the Classical Heritage in the Yüan.”in John D.Langlois, ed.China under Mongol Rule.pp.186-211;“Wu Ch'eng's Approach to Internal Self-cultivation and External Knowledge-seeking, ”in Hok-lam Chan and W.T.de Bary, eds.Yüan thought:Chinese thought and religion under the Mongol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279-323;孙美贞:《吴澄理学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 2000年;詹海云:《吴澄的〈易〉学》, 《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 2000年, 第237-268页。

2 吴澄在元代已被攻击为陆学的情形, 见虞集:《送李扩序》, 王颋点校:《虞集全集》,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7年, 第540页。现代学者认为吴澄是陆学学者、朱陆和会者或朱熹思想继承者的情形, 见于David Gedalecia.“Wu Ch'eng's Approach to Internal Self-cultivation and External Knowledge-seeking, ”pp.279-323;侯外庐等编:《宋明理学史 (上)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年, 第752页;方旭东:《吴澄哲学思想研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年。

3 《草庐学案》, 黄宗羲著, 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九二, 陈金生、梁运华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 1986年, 第3037页。

4 吴澄:《道统图说并叙》《谒赵判簿书》, 《草庐吴文正公外集》卷二、三,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十一年崇仁县训导万璜校刊本。其中, 《道统图并叙》撰于南宋咸淳三年 (1267) , 吴澄阐明儒家道统历代承传和发展脉络, 并以朱熹之后的道统接续者自居。

5 虞集:《故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临川先生吴公行状》, 《虞集全集》, 第859-860页。第一段引自《道统图说并叙》, 第二段出自《谒赵判簿书》。

6 韩愈:《答崔立之书》, 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卷三,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年, 第97页。

7 参见宋元朱子学者的相关论说, 真德秀:《孟子集编》卷一三,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0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年, 第358页下;赵顺孙:《孟子纂疏》卷一三,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1册, 第733页下;许谦:《读四书丛说》卷三,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2册, 第601页上。

8 郝经:《论·厉志》, 《陵川集》卷一九,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2册, 第209-210页。

9 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八,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0册, 第384页上。

10 李元纲南宋乾道六年 (1170) 序言的《圣门事业图》, 当中孟子之后所传, 只包括二程 (参考土田健次郎:《道学之形成》, 朱刚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 第468页) 。周敦颐与二程的授受关系问题, 涉及到谁才是宋代道学的开端?把周敦颐当作宋代道学之祖来表彰的是朱熹, 已有研究显示朱熹坚持“周程授受”是为了在道学中主张自己的正统性, 并贯穿相应的道学观和历史脉络, 事实却是二程及其门人都对周敦颐持冷淡态度 (参考土田健次郎:《道学之形成》, 第119-136页) 。葛艾儒有关张载思想的研究, 则证实张载思想有别于二程的独立性, 他重新检讨经程氏学派的追随者所书写的道学历史, 给予张载更准确的历史定位 (参见葛艾儒:《张载的思想》, 罗立刚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年) 。

11 虞集:《故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临川先生吴公行状》, 第859-860页。

12 朱子成学之汇通博大的取向, 可参考钱穆《朱子象山学术异同》, 载《朱子新学案》第三册, 台北:三民书局, 1971年, 第388-389页。

13 虞集在吴澄《行状》中称“盖先生尝为学者言:朱子道问学工夫多, 陆子静却以尊德性为主, 问学不本于德性, 则其弊偏于言语训释之末, 果如陆子静所言矣, 今学者当以尊德性为本, 庶几得之。议者遂以先生为陆学, 非许氏尊信朱子之义。”可知吴澄实以陆子之学而警示朱学之弊, 他的这番说辞却遭到时人的非议。虞集《送李扩序》也载:“近臣以先生荐于上, 而议者曰:吴幼清, 陆氏之学也, 非朱子之学也, 不合于许氏之学, 不得为国子师, 是将率天下而为陆子静矣。遂罢其事。” (以上分别见《虞集全集》, 第862、540页)

14 与这一观点相辅证的是, 虞集将许衡之功清晰定位为:“使国人知有圣贤之学, 而朱子之书得行于斯世者, 文正之功甚大也。”而吴澄则是“使学者得有所据, 依以为日用常行之地, 得有所标指, 以为归宿造诣之极。噫!近世以来未能或之先也”。 (见虞集:《送李扩序》, 《虞集全集》, 第539页) 可知两人之理学贡献, 确有分别。

15 参见朱鸿林:《元儒吴澄从祀孔庙的历程及时代意涵》, 《亚洲研究》1997年第23期, 第274-275页。朱文已揭示欧阳玄《神道碑》中有着把道统系于元世祖、许衡一体的论说, 并认为欧阳氏之文“其夸张近于诬汉唐之治不见而程朱之学不存, 不免文人之词。”结合大德元年 (1297) 元廷封许衡谥号时的《敕辞》看来, 欧阳氏之文实有出处, 其所作代表的是当时的“众意”。《敕辞》开篇即称:“上天眷命, 皇帝圣旨, 惟昔圣祖, 图任相臣, 思与真儒, 共成治效”, 全篇亦仅提尧舜之道与孔子之教, 而不及程朱诸儒 (见许衡《鲁斋遗书》卷一三附录, 第426页) 。值得留意的是, 此时许衡尚未从祀。

16 揭傒斯《神道碑》参考虞集《行状》而作。对揭文用意的深入分析, 参见朱鸿林《元儒吴澄从祀孔庙的历程及时代意涵》, 第272-276页。朱文指出《神道碑》有着“天降真儒, 北有许衡, 南有吴澄”的反复强调, 这特别把吴澄抬至许衡对等地位的做法, 既与朝廷的有意表彰有关, 也代表或制造着从祀吴澄的舆论基础。

17 吴澄:《中庸简明传序》, 《全元文》第14册,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 第342页。

18 胡炳文《四书通》专为纠正饶鲁之学而作, 书中多有驳斥饶鲁说法之处, 《元史》亦载“余干饶鲁之学, 本出于朱熹, 而其为说多与熹抵牾, 炳文深正其非, 作《四书通》, 凡辞异而理同者, 合而一之, 辞同而指异者, 析而辩之, 往往发其未尽之藴” (见宋濂等撰:《元史》卷一八九《儒学·胡一桂传》, 北京:中华书局, 1976年, 第4322页) 。此外, 史伯璿《四书管窥》一书中多处批评饶鲁对朱子的阐释, 而史氏《上宪司陈言时事书》一文中也明确提出饶鲁经解的“污漫”之弊 (载《全元文》第46册, 第424页) 。

19 吴澄门人虞集为其所作《行状》称, 吴氏七岁已能诵读《论语》《孟子》, 十岁由朱熹《大学章句集注》等书“恍然知为学之要”, 并在随后三年间日夜苦读此书 (见虞集:《故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临川先生吴公行状》, 《虞集全集》, 第859页) 。

20 吴澄:《答邓以修书》《赠学录陈华瑞序》《送陈洪范序》分别载《全元文》第14册, 第19、103、141-142页。

21 危素:《年谱》, 《吴文正集》附录,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7册, 第932页下。

22 史伯璿:《上宪司陈言时事书》, 《全元文》第46册, 第423页。史氏的看法在元代南方学者中多有同道者。同邑章仕尧即以发明四书旨意著称, 认为“时之治乱, 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 由学术之醇疵”。 (载冯从吾:《元儒考略》卷三,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3册, 第792页下) 许谦亦有“圣贤之心, 尽在四书”的讲法 (见黄溍:《白云许先生墓志铭》, 《黄溍全集》, 第461页) 。

23 钱穆:《吴草庐学述》, 载《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六) 》, 第68页。

24 虞集:《故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临川先生吴公行状》, 《虞集全集》, 第865页。

25 危素:《年谱》, 《吴文正集》附录, 第928-935页。

26 吴澄:《四经叙录》《三礼叙录》, 《全元文》第14册, 第428-439页。吴澄《四经叙录》述及他撰著《春秋》之作的设想, 称:“顾有此志, 而未暇就, 故先为正其史之文如此。若圣人所取之义, 则俟同志者共讲矣。” (页433) 可见吴氏此前仅为校订工作。此外, 吴氏另为《中庸》《太玄》《孝经》《老子》《庄子》等书作有《叙录》 (载《全元文》第14册, 第440-442、449-450、453-455页) 。

27 现存四库本《礼记纂言》中吴澄原序, 以及朱彝尊《经义考》所引吴澄原序, 仅为《三礼叙录》中约四分之一的内容。

28 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 第27页。吴澄重编经典的详情, 可参考姜广辉:《评元代吴澄对〈礼记〉的改编》, 《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2002年, 第559-578页。

29 历史上类似于吴澄之师承关系的著名例证, 如周敦颐与二程, 邵雍与李之才, 都是曾经从之受学, 但最终却以自得为多 (参考土田健次郎:《道学之形成》, 第136页) 。

30 吴澄:《三礼叙录》, 《全元文》第14册, 第435页。

31 虞集阐述吴澄《纂言》诸书的特点是“决以己意而折衷之”。已有研究显示, 吴氏确在五经注解上对宋儒思想多有推进。蔡方鹿《吴澄的〈尚书〉学述要》称, 吴澄在宋学的基础上对伪古文《尚书》做了考辨和研究, 他进一步疑伪古文《尚书》, 并且弃《大禹谟》“十六字心传” (载《元代经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第337-362页) ;杨自平《吴澄之〈易经〉解释与〈易〉学观》一文显示, 吴澄继承并发展朱子《易》学, 他不只关注朱子《易本义》及其他程朱之说, 而是关注《易经》本身, 通过致力于易象的解释以补朱子释象之不足 (“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