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辽金西夏史史料

 

　　辽（916 一1125 年）、金（1115 一1234 年）、西夏（1038 一1227 年）是十至十三世纪间在我国北方和西北部出现的三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它们在我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三个王朝都曾效法前代中原封建王朝，设置修史机构，或指定专人修史。可惜的是，这些史书都已散失了。现在可以看到的有关这三个王朝的历史资料，主要是后代修撰的专史和宋朝方面的记载。它们自身的记载，只有一些金石碑刻、诗文集等。这三个王朝都分别创制了本民族文字，即契丹文、女真文和西夏文，在境内与汉字通行。这些文字的文献流传下来的为数不多（西夏文较多，契丹文、女真文都很少），目前尚不能完全解读，从内容来说主要是佛经、哀册、字书等，除个别例外，大多数的史料价值不高。下面分别作一些介绍。

第一节辽史史料

　　（一）《辽史》一一六卷  元脱脱等奉敕撰。其中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它是研究辽代历史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史料。

　　辽代沿袭唐、五代的制度，设有国史馆，修纂起居注、日历、实录和国史。金灭辽后，曾经筹划修辽史，但未能最后成书。元朝建立后，不断有人向政府建议修辽、宋、金史，但因正统问题争论不决，迟迟未能进行。直到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 年），才正式开局纂修。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总裁官有欧阳玄、张起岩、吕思诚、揭徯斯等。脱脱确定三史各为正统，各系其年号，使这一争论很久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至正四年（1344 年）三月，《辽史》完成，是三史中最先成书的一部，先后费时不到一年，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  、陈绎曾四人分撰。

　　元代修《辽史》之所以成书迅速，主要是利用了辽代耶律俨编纂的国史和金代陈大任纂修但未最后完成的《辽史》。元修《辽史》中有不少地方提到了耶律俨的著作。耶律俨本姓李，汉人，其父被赐姓耶律。《辽史》卷九十八本传说他在道宗末年“修皇朝实录七十卷。”卷二十七《天祚纪》则记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 年）十一月，“召监修国史耶律俨纂太祖诸帝实录。”后人根据这两段记载，便把《辽史》所引用的耶律俨书定名为耶律俨《实录》。但实录应为编年体，而从《辽史》所引耶律俨书的情况来看，它有本纪，又有部族、礼、仪卫诸志，还有后妃传之类的类传，应是一部纪传体的史书。而且元修《辽史》中还多次提到“耶律俨辽史”。据此推断，元修《辽史》所依据的很可能是耶律俨修的辽朝国史，而不是实录。金熙宗时修《辽史》，成于肖永琪之手，但未流传下来。金章宗时，又组织人力修辽史，后又命翰林直学士陈大任专任此事。但因德运、正统之争，未能最后完成。元修《辽史》中多处提到的“旧史”、“旧志”即指陈大任《辽史》而言。过去己有人指出，元代纂修《辽史》“悉本俨、大任二书也。”[1]

　　除了以上两书外，元修《辽史》还大量采用了宋人叶隆礼的《契丹国志》（详见下文）。耶律俨死于辽天祚帝天庆年间，他所修的国史下限最多到道宗朝。金陈大任的《辽史》，应是以耶律俨国史为基础编修的。两书都没有天祚帝一朝的记载，这大概就是《辽史》天祚纪及有关列传部分大量采用《契丹国志》的原因。元修《辽史》利用过的其他资料，有辽代修的《辽朝杂礼》（据《辽史》说，它所记以“汉仪为多”) ，有宋人王曾的《上契丹事》，刁约的《使辽诗》等（可能是从《契丹国志》转引的）；还有高丽的著作《大辽事迹》、《大辽古今录》等。

欧阳玄起草的《进<辽史>表》说：“耶律俨语多避忌，陈大任辞乏精详”，对两书表示不满。但元修《辽史》同样不能令人满意，数百年来一直受到研究者的指责，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都对它进行过批评。总的说来，元修《辽史》的主要缺点是：

　　一、过于简略，以至漏载了许多修史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例如，辽自建国以后，曾几次改变国号，先称契丹，后称大辽，后又称大契丹，又后复称大辽。象这样重大的史实，“《辽史》皆没而不书”，这实在是说不过去的[2]。辽朝从916 年阿保机建国到1125 年为金所灭，历时二百一十年，如果再加上西辽（1124 一1211 ) ，还有八十多年，时间不可谓不长。元修《辽史》共一一六卷，从卷数看为《宋史》的五分之一强，但每卷分量都很少，全书只有四十七万字，只相当于《宋史》的十分之一。就是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内容重复的地方也很多，如《高丽传》、《西夏传》的记事，大部分是将本纪中有关部分摘录而成，《百官》、《刑法》、《食货》诸志的内容，大半来自本纪和列传（《百官志》各官条下，就注明见某某纪、传）。篇幅小，内容又多重复，叙事的脱漏也就不可避免的了。清人赵翼说：“《辽史》太简略，盖契丹之俗，记载本少”[3]。契丹“记载本少”固是事实，但修史理应博采各种资料，认真加以整理，而元代修史者并未下这番功夫，例如《新五代史》中的《契丹附录》，是常见而又有一定价值的，便被当时修史者忽略了[4]。

　　二、书内各部分内容互相矛盾。这方面的情况很突出，如耶律余覩谋立晋王事，《天祚纪》及《萧奉先传》、《耶律余覩》以为是萧奉先诬陷，《晋王传》及《皇子表》则以为是事实。《兵卫志》载永昌宫正丁一万四千，而《营卫志》则载永昌宫正户八千，钱大昕已指出，“当有一误”[5] 。书中还有一人两传的情况。译名不一致，常常将一个人弄成两个人。如此等等。

　　三、错误甚多。元修《辽史》十分草率，错误之处比比皆是，有的是沿袭所据资料造成的，有的则是编纂者妄改的结果。例如《辽史》中道宗有“寿隆”年号，现存的辽代碑刻和钱币都作“寿昌”， “隆”字犯圣宗讳，可以确定《辽史》是错误的[6] 。又如，《兵卫志》中有“御帐亲军”及“大首领部族军”两目，所据是宋人宋琪所上《平燕蓟十策》，原文是：“契丹主头下兵谓之大帐，有皮室兵约三万。… … 国母兵述律下谓之属珊，属珊有众二万”。《辽史》将前者妄改成三十万，后者改为二十万，增加了十倍[7] 。

　　元修《辽史》缺点甚多，但辽、金两朝所修辽史均已失传，辽代其他文献保存下来的也很少，因此，它就成了现存最早也最完整的一部辽代史书，是我们研究辽代历史的最基本的史料。《辽史》修成后，自元至清，曾经多次刊刻，但版本都有问题。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百衲本《辽史》，以元刊本为底本，但这个元刊本也是“刊板粗率，讹字亦多”[8]。1974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广泛吸收了前人校勘《辽史》的成果，是目前比较好的一个版本。

　　（二）《契丹国志》二十七卷  包括帝纪十二卷，列传七卷，晋降表、宋辽誓书议书一卷，南北朝及诸国馈、贡礼物数一卷，杂载地理及典章制度二卷，宋人行程录及诸杂记四卷。此书所附进书表题“淳熙七年三月秘书丞叶隆礼上”，则应是南宋前期人所作。但历来对此书作者及成书年代颇多怀疑，余嘉锡认为应是宋、元间人钞撮各种记载和传说而成，托名叶隆礼；但“纵属伪作，亦出自元人之手”[9]。

　　关于《契丹国志》一书的史料价值，历来评价不一。最早提到这本书的是元代史学家苏天爵，他认为：“叶隆礼、宇文懋昭为辽、金国志，皆不及见国史，其说多得于传闻。”[10]后来的学者也曾指出其中种种疵病。但是，宋元时期通记辽朝一代史事的著作，除《辽史》外，只有《契丹国志》。尽管缺点很多，仍是较原始的资料。辽代史料为数甚少，元末修《辽史》，已有文献不足征之苦，就从《契丹国志》引用了不少材料。可以断定的是，《辽史》中有关天祚帝一朝的史实，因无《实录》可凭，主要取材于此书[11]。今夭我们将《契丹国志》和《辽史》加以比较，尚有不少可以订正、补充后者的地方。所以，本书仍不失为研究辽代历史的基本史料，值得我们特别予以重视。

　　（三）辽人著作《辽史》没有经籍志或艺文志，后人补作者为数颇多，商务印书馆1957 年出版的《辽金元艺文志》一书，收录比较完备，可以参看。总的来说，见于记载的辽人著作，为数甚少，除去翻译作品不算，仅有四、五十种，属于史部和集部的不过二、三十种。就是这些著作，也大都己散失。现存的只有《焚椒录》、《龙龛手镜》和《续一切经音义》三书。

　　《焚椒录》一卷王鼎撰。王鼎，辽进士，官至观书殿学士，事迹见《辽史》卷一O 四本传。《焚椒录》记述耶律乙辛诬陷道宗宣懿后一案的始末，常见有《宝颜堂秘笈》本和《津逮秘书》本。此书记载与《契丹国志》所述颇有出入，所以有人怀疑它是伪作，但也有人以此来证明“隆礼（指《契丹国志》托名作者叶隆礼― 引者）之疏”[12]。对此可以进一步研究。

　　《龙龛手镜》（宋刊本避讳作鉴）》四卷辽幽州（今北京地区）僧人行均编。这是一部通俗的汉字字书，“集佛书中字，为切韵训话，凡十六万字。”当时颇为流行，传入北宋，著名学者沈括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13]。此书还曾流入高丽和日本，有刻本和活字本。　　

　　《续一切经音义》十卷  辽燕京（今北京）僧希麟撰。此书系为《开元释教录》以后的佛经加音注，先传至高丽，由高丽传入日本，至清末又由日本传回我国。

　　（四）宋人著作

　　( 1 ）有关五代时期契丹状况的宋人著作   契丹建国于916 年（后梁末帝贞明二年），与五代诸朝关系密切。宋人纂修的《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契丹传》，《新五代史》卷七二、七三《四夷附录· 契丹》，都有关于这一时期契丹历史的全面记述。此外，在两书的纪、传中也有不少关于契丹的记载。《资治通鉴》编年纪事，终于五代。其中有关契丹的记载，可以和新、旧五代史相参证。宋人编纂的类书《册府元龟》中也有不少契丹的资料（关于上述四种书第五章已作过介绍，此处不再重复）。

　　( 2 ）宋人使辽语录  宋、辽澶渊之盟以后，彼此保持着和平友好的关系，一百余年间，双方不断互派使臣祝贺正旦及生辰、登极，或祭奠对方皇帝逝世等，直至宋、金合盟夹攻辽朝，始告中止。宋朝派往辽朝的使臣归来后，照例须向朝廷上报自己撰写的“语录”，报告在辽朝应答的情形及在辽境的所见所闻[14] 。宋使语录有的全部保存下来，有的只保存了一部分，还有一些则散失了。现将保存下来的介绍如下：

　　《乘轺（遥）录》  作者路振曾任国史编修官，在“大中祥符初，使契丹，撰《乘轺录》以献”[15] 。《乘轺录》文字较多，对于辽幽州、上京记载较详，关于辽朝的赋役、兵制等方面也有所叙述。有《续谈助》本，《指海》本，并见《皇朝类苑》卷七七《契丹》门。各本文字颇有出入，可互为补充。

　　《上契丹事》  作者王曾是宋朝名臣，其事迹见《宋史》卷三一O 本传。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 年）出使契丹，回朝后上契丹事，见《长编》卷七九，及《宋会要辑稿》蕃夷二之六至八。此文记载道路里程颇为详细，对于燕京和中京大定府以及沿途生产和民族情况也有所介绍。《辽史》卷三九和《契丹国志》卷二四都引用了其中片断。

　　《薛映记》  作者薛映生平见《宋史》卷三O 五本传。大中祥符九年（1016 年），为契丹国主生辰使，回朝后上语录，现存不过二百余字，所记上京情况，有一定价值。见《长编》卷八八，及《宋会要辑稿》蕃夷二之八至九。《辽史》卷三七所引文字略有出入。《契丹国志》卷二四误作富弼《富郑公行程录》。

　　《契丹风俗》  作者宋绶生平，见《宋史》卷二九一本传。真宗天禧四年（1020 年），使契丹归，献《契丹风俗》，见《长编》卷九七，《宋会要辑稿》蕃夷二之九至十。全文约七百余字。这篇“语录”的可贵之处是记述了辽朝君主“四时捺钵”的一些情况，以及契丹人的服饰。

　　《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  作者陈襄生平见《宋史》卷三二一本传，“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设席小异于常，不即坐。契丹移檄疆吏，坐出知明州”。其出使所上语录，载于本人文集《古灵集》后，此外有《辽海丛书》单行本。

　　《熙宁使虏图抄》、《乙卯入国别录》作者沈括是北宋著名政治家、学者，其生平见《宋史》卷三三一本传。熙宁八年( 1075 年），沈括奉命出使辽朝，商议疆界事，“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风俗之纯庞，人情之向背，为《使契丹图抄》上之”。《熙宁使虏图抄》久已散佚，幸好在残存的《永乐大典》中（卷一O 八七七，中华书局刊本第一百七册）保留了下来，所记辽境的地理路程，在现存各篇语录中最为详尽，对于研究辽代历史地理有很高的价值。此外也有关于辽朝境内各族状况的记载。《乙卯入国别录》主要记与辽朝官员争论疆界的经过，见于《长编》卷二六五。

　　《使辽录》作者张舜民生平，见《宋史》卷三四七本传。元祐九年（1094 ）使辽，其所上《使辽录》见《契丹国志》卷二五。

　　( 3 ）宋使杂作  宋朝派往辽朝的使节，如苏颂、刘敞、苏辙等，在使辽期间及归来后，或作诗文，或上奏议，记叙辽朝情况，对于考订史实，很有用处。特别是苏辙，在使辽途中作有《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其中《出山》、《木叶山》、《虏帐》数首，都谈到了契丹的风俗（《奕城集》卷十六）。回朝后所上《论北边事札子五首》，其中有关于辽、宋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和辽朝政治、宗教等方面情况的报道（《栾城集》卷四十一），这些资料都是很有价值的。苏颂有前、后使辽诗，见《苏魏公集》。刘敞有使北诗，见《公是集》。

　　还应该提及的是余靖的《契丹官仪》一文。他曾“三使契丹，亦习外国语，尝为蕃语诗。”[16]宋朝使节能通契丹语者，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余靖既通契丹语言，又能注意调查，搜集资料，他自己说：“予自癸未至乙酉，三使其庭，凡接送馆伴使副、客省、宣徽，至于门阶户庭趋走卒吏，尽得款曲言语，虏中不相猜疑，故询胡人风俗，颇得其详”。《契丹官仪》就是根据调查所得写成的，虽则篇幅不多（约一千二百字），但所述辽朝官制和兵制，颇有其他资料所未曾言及者。此文收在余靖的文集《武溪集》卷十七。

　　( 4 ）宋代其他著作  由于北宋与辽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宋朝的许多官私文献中都有关于辽朝的记载，难以一一列举。读者可以参看上一章宋代史料。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宋会要辑稿》蕃夷一、二“契丹”门，详细记录了北宋时期的宋、辽关系。此书的其他部分，也有一些零散的资料。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以编年的形式记述北宋历朝史事，大量采录了宋朝所修国史、实录、会要等书中有关辽朝的记载。两者都是研究辽朝历史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料。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记述宋、金联盟灭辽经过，极为详尽，其钞引资料多为他处所未见，对于研究辽朝末期的历史，很有价值。宋代许多文集和笔记，也有不少有关辽朝历史的资料，需要认真收集整理。例如王易的《燕北录》，有关于契丹柴册仪、风俗、牌符制度、刑法等记载，都是很可宝贵的资料，可惜的是此书早已散佚不全，目前能看到的只是一部分（商务印书馆《说郛》本）。沈括《梦溪笔谈》、范镇《东斋记事》中的一些有关记载，历来也是受到研究者重视的。

　　（五）《高丽史》一三九卷   朝鲜李朝郑麟趾撰。包括世家四十六卷，志三十九卷，表二卷，传五十卷，目录二卷，成书于李朝文宗元年（明景泰二年，1451 年）。

　　《高丽史》记述朝鲜历史上高丽王氏王朝的事迹。高丽王氏王朝起自918 年，亡于1392 年，大体与我国宋辽金元时期相当。辽朝与高丽王氏王朝是境土相接的邻邦，彼此之间有密切的关系。《高丽史》中记载了不少有关辽朝的事迹，特别是辽与高丽交往的史实。有些可补我国文献之不足，有的可以互相印证。因此，在研究辽史时，《高丽史》也是必不可少的资料。此书有朝鲜平壤1957 年刊本。

　　（六）遗事遗文辑录  后代学者鉴于《辽史》的简略和辽代史料的缺乏，多方搜求，作了不少辽代遗事遗文的辑录工作，对辽史研究很有帮助。这种工作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关于辽代史实的辑补，一类是辽人著作的辑佚。

　　属于前一类的有清人厉鹗的《辽史拾遗》和杨复吉的《辽史拾遗补》。

　　《辽史拾遗》二十四卷  采集各种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的纪、志、列传，分别加以补充；对其记载有错误的，并作分析考证。后来杨复吉又采集厉鹗未见诸书（如《旧五代史》）再加补充，作《辽史拾遗补》五卷。两书有苏州书局合刻本，对于研究辽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属于后一类的著作，先有著名目录学家缪荃孙的《辽文存》六卷，王仁俊《辽文萃》七卷，系补缪书而作。继之又有黄任恒《辽文补录》一卷，黄氏未见王书，二者往往互见。罗福颐又拾三家之遗，成《辽文续拾》二卷。后来，陈述在前人基础之上，辑成《辽文汇》十二卷。《辽文汇》最后出，所以能博采众家之长，收录最为完备，特别是据拓本著录了不少辽代碑刻文字，是珍贵的原始资料。本书由中国科学院于1953 年出版。

（七）考古资料  近代以来，特别是解放以后，对辽朝遗址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解放以前，日人在东北对辽庆陵进行过发掘，发现了壁画、哀册及其他文物，田村实造等编有《庆陵》专题报告，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出版，两卷本，内容相当丰富。解放以后，考古工作者对辽中京遗址进行考察，对吉林库伦辽墓进行发掘，其他地区也陆续有辽代墓葬发现。通过这些工作，出土了许多汉文和契丹文的墓志，表现辽朝境内契丹人、汉人生活的壁画，以及富有契丹民族特色和作为各族文化交流见证的文物等等。这些考古资料，或可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或可印证史籍记载之正误，都是很有价值的。有关辽代的考古发掘情况比较分散，可以参考《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和《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以此作为索引，进一步查考有关的报告或论文。新发现的辽代墓志、墓碑，还有不少未正式刊印，只在某些文章中有所介绍，也要随时留意搜集。例如，辽宁北票出土的耶律仁先墓志，记载了武清李宜儿起义的情况；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发现的《   奉殷墓志》，虽已残缺不全，但仍保存了有关辽代人口掠夺和买卖的资料。这两块墓志都只在某些论文中引用过[17]。

辽代先后行用过契丹大、小字。现存契丹大、小字的文物文献为数不多，总共不过三四十件，其中以帝后哀册和墓志等较为重要[18]。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为解读契丹文作出了很多努力，但迄今尚未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有关契丹文的文物文献资料，目前尚难在历史研究中加以利用。近年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已经有所进展，可以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取得成绩，为辽史研究提供新的资料。

（八）《宋史》和《金史》   宋朝和辽朝长期并存，金朝取代辽朝而起，所以《宋史》和《金史》中都有大量关于辽朝各方面情况的记载，不少地方可以补《辽史》之不足。元末同时修辽、宋、金三史，但各史依据的资料各不相同，修成后又没有统一加工修改，所以《辽史》和《金史》、《宋史》之间互相抵悟之处甚多，需要认真加以考辨。

 

第二节金史史料

　　（一）《金史》一三五卷 元脱脱等奉敕撰。包括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全书近一百万字。它是研究金代历史最基本、最重要的资料。

　　《金史》与《宋史》、《辽史》于至正三年四月同时开修，至次年十一月修成，历时一年零八个月，费时比《辽史》长而比《宋史》短。三史总裁官相同，分撰《金史》的是沙刺班、王理、伯颜、费著、赵时敏、商企翁等六人。历来的评论，都认为三史之中，以《金史》的质量较好。如赵翼说：“《金史》叙事最详核，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19]。《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金史》“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20]。《金史》之所以修得较好，主要原因是在正式修史以前，已经有不少人先后作过大量的工作，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四库总目提要》就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取办仓卒者不同”。

金朝统治者重视文化[21]，金代的修史制度也远较辽代健全。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所属有著作局，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金代官修的各类史书中，以实录的编修最为完备，从太祖阿骨打以下至宣宗诸帝，均有实录，只有卫绍王和哀宗未修成[22] 。除此之外，还有记载金朝先世的《先朝实录》（一作《祖宗实录》）三卷。世宗生父睿宗、章宗生父显宗（生前未为帝，后追加尊号）也都有实录。实录之外，还修有国史，包括列代皇帝本纪和功臣列传等。

　　金宣宗南迁时，将实录等文献资料带到汴京。金朝亡国之时，由于张柔、王鹗等人的努力抢救，部分文献得以保存下来。张柔是依附于蒙古政权的地方军阀，参与蒙古军攻打汴京的战争。汴京陷落时，“柔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到忽必烈中统二年（1261 年），他“以金实录献诸朝”[23]。这批宝贵的资料一直保存在元朝的史馆内[24]。王鹗是金正大元年的状元，在蔡州陷落时被俘，得到张柔的解救，成为后者的座上客。他以金朝遗老自居，十分注意搜集有关史料。忽必烈即帝位前，大事招徕汉族士大夫，为自己出谋画策，王鹗也在其列；即帝位时，授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向忽必烈建议：“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周不臣属，皆太祖庙摸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遗忘。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忽必烈听从了他的意见，“命国史附修辽、金二史。”[25] 元朝修史制度的建立，王鹗是起了作用的。金卫绍王一朝没有实录，现在《金史》的《卫绍王本纪》的材料，全是王鹗在中统三年搜集的[26]。他还拟定了金史的体例，把修史事交托给王恽，并要王恽特别注意向金朝的遗臣采访史实[27] 。张柔、王鹗二人对于保存金代文献作出了特殊的责献，所以，在《进＜金史＞表》中特别提到他们二人的名字：“张柔归金史于其先，王鹗辑金事于其后”。此外，金、元之际还有两个人，也留心搜集有金一代文献。一是刘祁，先世累代在金朝做官，他从小随祖、父在任所，后来成了太学生，有机会听到和见到很多事情。汴京陷落时，他正在城内，亲身经历了这次战争。后来，一度隐居家乡，作《归潜志》，保存了许多金末史料（见下），《金史》不少地方即以此为本[28]。另一是元好问，金、元之际最著名的诗人、文学家。金末曾为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以为“国亡史作，己所当任”。他曾向张柔提出，准备以张保存的金朝实录为基础，编纂金史，但因为旁人阻挠，未能实行。于是，“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直）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著有《遗山文集》、《中州集》（均见下）及《壬辰杂编》（今已佚）[29] 。他的著作对于金史的编纂也起了不少作用，《金史》的编者曾说：“刘京叔《归潜志》与元裕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征者焉”[30] 。

　　元末修《金史》，既有实录和国史作依据[31] ，又有王鹗等搜集的资料，还有刘祁、元好问等人的著作可供参证。此外，金代政书《大金集礼》等书也都存在。它所依据的资料远比辽史丰富，而且经过一定的加工整理，编纂者易于着手。所以《四库总目提要》说，金代“制度典章，彬彬为盛，征文考献，具有所资”；而“相承纂述，复不乏人”。

　　《金史》编成后多次刊行。元代初刻本今存八十卷，此外有元覆刻本，明南、北监本，清殿本等。解放前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金史》，是以元刊本影印的。1975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金史》，以百衲本为底本，充分吸收了前人校勘的成果，是目前最好的一个版本。

　　清代学者虽然对《金史》评价较高，但也指出其中存在不少缺点，如自相矛盾、内容重复、史实错误等，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都有所论列。杭世骏等人还对《金史》作过考订。在这方面施国祁的成绩最为显著。他本是布店掌柜，用了二十多年的功夫，读《金史》十余遍，写成《金史详校》十卷。他用《金史》各种版本互校，也用其他书校《金史》，订正了不少版本和史实的错误，既有校，也有注。《金史详校》是读《金史》时必备的参考书。常见有光绪六年会稽章氏刻本。

　　（二）《大金国志》四十卷   内纪二十六卷，开国功臣传一卷，文学翰苑传二卷，杂录三卷，杂载制度七卷，许亢宗奉使行程录一卷。这是《金史》之外惟一一部系统的金史。

　　《大金国志》题淮西归正人宇文懋昭撰，并载有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 年）进书表一通。据此，它应是一个从金朝统治地区投奔到南宋的人在金亡那一年写成的书。后人从此书对宋、金、元的不同称谓，所叙事实及所转录的书（如《中州集》）等方面，怀疑它是伪作[32]。所谓“伪”，如果就书的某些内容与作者身分及所载成书年代不相符合，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它的内容都靠不住。元代苏天爵同时提到《大金国志》和《契丹国志》，可知至迟在元代中期已经成书。他认为两书都“不及见国史，其说多得于传闻”[33]。可见《大金国志》的记载和以国史为资料来源的《金史》有所不同，这正是它的可贵之处。《大金国志》一书，清代李慈铭说它“是宋元间人钞撮诸记载，间以野闻里说”，是比较近于事实的。李慈铭进一步还说此书“多荒谬无稽，复杳冗俗，而亦时有遗闻佚事，为史所未及”[34]，未免有些过分。此书所钞撮的宋元诸记载，有的尚可考出，有的早已散佚，幸赖此书得以保存，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其中记事固有错误之处，但大部分或可与他书相印证，或可补他书之不足，是不能称之为“荒谬无稽”的。总之，这部成书在《金史》之前的历史著作，对于研究金史来说，仍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史料。本书常见的有扫叶山房刊本及商务印书馆1936 年排印本。

　　（三）金人著作  金代文化号称兴盛，见于著录的金人著作为数相当可观，如各种文集即有七八十种之多[35]。但目前保存下来的为数寥寥。下面分别作简略的介绍。

　　《大金吊伐录》 金人编辑的一部金宋关系文书汇编，编者佚名。“其书纪金太祖、太宗用兵克宋之事，故以吊伐命名。盖荟萃故府之案籍编次成帙者也。”[36] 共收录金、宋之间往来国书、誓诏，以及有关金宋关系的册表、文状、指挥、牒檄等文书共一百六十一篇，起自金太祖天辅七年（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 年）宋金交割燕云，迄于金太宗天会五年（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 年）金立刘豫伪齐，宋高宗南渡。所有文书均按年月顺次编排。书末附金降封昏德公（宋徽宗）、重昏公（宋钦宗）、海滨王（辽天柞帝）诏书及他们所上的谢表。一百六十一篇文书中，见于《三朝北盟会编》的有四十九篇，详略互异，有些以《吊伐录》所载更为真实。例如秦桧在天会五年〔 1127 年）二月向金人进乞立赵氏状，《吊伐录》卷三所载凡二百二十余字，与《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十所载无一句相同（《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与《会编》同）。显然，《吊伐录》所载系原文，《会编》所载是秦桧自金朝返宋后另行撰写的文字[37] 。因此，在研究宋、金关系史时，此书是值得重视的。此书《四库全书》本自《永乐大典》钞出，分四卷。《守山阁丛书》所载即为《四库》本。《四部丛刊三编》影印钱曾进古堂钞本，分上下二卷。

《大金集礼》四十卷  章宗明昌六年（1195 年）礼部尚书张暐等所进，包括尊号、册谥、祠祀、朝会、燕飨、仪仗、舆服等门，分类排纂。《金史》卷二八《礼志》序说：“故书之存，仅《集礼》若干卷，其藏史馆者，又残缺弗完，姑掇其郊社、宗庙、诸神祀、朝觐（近）、会同等仪而为书，若夫凶礼则略焉”。这里所说的《集礼》即本书，元修《金史》的《礼志》、《仪卫志》、《舆服志》等，均以本书为蓝本。但《金史》上述诸志引文颇有脱漏、讹误，故本书可补诸志之阙。《四库总目提要》说：“数金源之掌故者，此为总汇矣。”[38] 此书有光绪二十一年广雅书局本。

《拙轩集》六卷  王寂撰。王寂金进士，世宗、章宗时历县令、刺史等职，官至中都路转运使。著有《拙轩集》、《北迁录》等书。《北迁录》已佚，《拙轩集》也已散佚，清代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常见有《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王寂屡任地方官，所到之处甚多，其诗文颇可供研究金史参考之用，如卷五的《瑞葵堂记》，讲官兵扰民情况，可以看出金代政治之腐败。

　　《辽东行部志》一卷  王寂撰。王寂在明昌元年（1190 年）提点辽东路刑狱，出巡各地，写成此篇。以诗文为主，但所经之地，均记历史沿革，可资考证。此篇未收入《拙轩集》，常见为《藕香零拾》本。

《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二十卷  赵秉文撰。赵秉文是金代后期著名文学家，闲闲老人是他的号，历任礼部尚书、翰林学士等职，金末有不少重要文告都出自他的手笔。文集二十卷中诗九卷，文十一卷。文中有国书、诏书、表、谥议、哀册和碑文，可以参证金朝史事。他的诗篇也有不少反映当时政治、社会状况的作品，如卷三的《春水行》、《扈从行》，记述了金朝皇帝的春水秋山制度，历来为研究者所珍视。常见有《四部丛刊》本。

《滹（户）南遗老集》四十五卷  王若虚撰。作者在金末曾任刺史、直学士等官，金亡后回乡死。王若虚对经学、史学、文学都有较深的研究，文集中占主要部分的是经学和史学、文学等方面的读书札记，碑文和其他文字只占五卷，其中也有一些可作史料，如关于太一道的记载，就是很有用的。常见有《四部丛刊》本。

　　《黄华集》八卷  王庭筠撰。王庭筠是金代中期最有名望的文学家和书画家，其文集早已散佚。金毓黼从各书中辑得不少遗文，编成此集，前四卷为王庭筠自作，后四卷为其他资料。现存金人文集为数极少，此集编成是颇有用处的。有《辽海丛书》本。

　　《明秀集》六卷  现存三卷，蔡松年撰。蔡松年是金代后期政治家、文学家。此集全是词，可供考证人物、史事之用。有《石莲盦（庵，圆形草屋，多指文人书斋）汇刻九金人集》本。

　　《二妙集》八卷段克己、段成己兄弟二人的诗集。二人由金入元，“成己登正大进士第，主宜阳簿。及内附，朝廷特举平阳提举学校官，不起。而克己终隐于家。一时诸侯大夫士皆尊师之。”[39]《二妙集》全部是诗词，可供考订史事、人物时参考。有《石莲盦汇刻九金人集》本。

　　《中州集》十卷，附《中州乐府》一卷  元好问编纂。《中州集》是金代诗歌选集，共收诗一千九百八十余首，作者二百四十余人。《中州乐府》收词一百十五首，作者三十六人。元好问编定此集在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 ) ，当时汴京已经陷落，元好问被蒙古政权北迁至聊城羁管。他在序中说：“念百余年以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日力之久，故其诗往往可传，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总萃之，则将遂湮灭而无闻，为可惜也。乃记亿前辈及交游诸人之诗，随即录之。”他为每一作者写一小传，并有一传附见数人或附载其他文字的。可见，元好问编《中州集》的目的，在于以诗传史，保存金代的文献、史实，这和他立志撰修金史的意图是一致的。《中州集》中有不少诗歌，描写统治阶级剥削的残酷，劳动人民生活的困苦，都是关于当时社会状况的珍贵资料。无论对于研究金代历史或是金代文学来说，《中州集》都是一部必不可少的著作。有《四部丛刊》本，1959 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将此书标点出版。

　　（四）宋人著作

　　《三朝北盟会编》上一章中已经介绍《会编》为宋金关系的资料汇编，当然也是研究金朝（主要是金代前期）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中有不少金朝文书和关于女真历史的记载，非常珍贵，如书中所收宋金往来国书（有些为《大金吊伐录》所未载）、金太祖实录、《神麓记》、《金虏节要》、《金虏图经》、《正隆事迹》、《金国文具录》、《金国闻见录》、《金国部曲族帐录》等。此书卷三还有一段五千余字未标明出处的关于女真状况的记事，材料多为他书所未载，很可能出自李焘的《四系录》。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关于此书情况在上一章中己有介绍。书中所引有关金朝的材料，虽不及《三朝北盟会编》丰富，但也可供参考。

　　《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 原题许亢宗撰，应为钟邦直撰。宣和七年（1 125 年），宋朝派遣许亢宗为使，贺金太宗登极，钟邦直为管押礼物官。这是辽朝灭亡后宋朝派往金朝的第一次使节。许亢宗一行经过燕京，到金的上京会宁府。《奉使行程录》记此行的里程和见闻，其中有关燕京和上京以及女真族习俗的记载，都是很有价值的。原载《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七、二十，及《大金国志》卷四十，均有脱漏，陈乐素曾作校补[40]。

　　《松漠纪闻》一卷，续一卷  洪皓撰。洪皓于建炎三年( 1129 年）使金，金人迫使仕伪齐，不从，被扣留十五年，先在上京附近之冷山，后在燕京。《松漠纪闻》记述金朝杂事。洪皓被金朝扣留时，随笔纂录；回宋时惧为金人搜获，全部烧毁，回宋后重新追记，写成此书。洪皓在金统治区生活了很长时间，所了解的情况当然要比南宋方面其他人来得多。但是，他在金朝是被拘留的，书中所记，主要是得之于传闻，其中有些很有价值，另一些则不免有失真之处。总的来说，对金朝前期历史，是有参考价值的。《四库总目提要》说：“盖以其身在金庭，故所纪虽真质相参，究非凿空妄说比也。”[41]这个评价大体是公允的。通行有同治泾县洪氏三瑞堂刊本。

　　《北行日录》二卷  楼钥撰。楼钥于乾道五年（1169 年）出使金朝，此书记出使经过，采用日记形式。他的文集《攻媿（愧）集》最后两卷，即《北行日录》。另见《知不足斋丛书》。

　　《揽辔（配）录》一卷  范成大撰。范成大于孝宗乾道六年（1170 年）出使金朝，此书即以日记形式记录此行经过。有《知不足斋丛书》本。此外，在范成大的诗集《石湖集》（有《四部丛刊》本）中，卷十二所收全都是这次出使的纪行诗，可与《揽辔录》对照。

《北辕录》一卷  周煇（辉）撰。孝宗淳熙四年（1177 年），周煇随张子政（一作正）出使金朝，此书为随行日录，常见有《历代小史》本（收在《景印元明善本丛书》中）。周煇的笔记《清波杂志》（有《四部丛刊》本）也有关于金朝的记载，可以参看。

以上三种行录的内容，都是作者亲身的见闻。所述金朝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情况，都很有价值。例如，关于金中都燕山府建造和规模的记载，历来为北京史研究者所重视；有关金朝金银牌的记载，可与考古发现相印证。三种之中，以《北行日录》最为详尽，其他两种较简单。

　　除了上述著作之外，南宋人的文集、笔记、别史等作品中往往都有关于金朝历史状况的记载。宋、金南北对峙，对金关系问题是南宋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影响到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所以很多著作中都有这方面的资料。可参看上一章有关部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五）由金入元诸家著作

　　《归潜志》十四卷刘祁撰。刘祁简历，前面已有叙述。此书卷一至卷六为当时官僚士大夫的小传，卷七至卷十记时人逸事和时政得失，特别是卷七、八记载了宣宗南迁后金朝的种种弊政，卷十一、十二记蒙古围汴京、崔立投降事，内《辨亡》一篇提出了他对金朝由盛转衰原因的分析；卷十三、十四为杂志、杂感等。此书所记很多是刘祁本人的见闻，是第一手的资料，历来受到人们重视，对于研究金朝特别是金朝后期历史有重要价值。《金史》不少地方即采用了此书的资料。常见有《知不足斋丛书》本。

　　《汝南遗事》四卷王鹗撰。本书记作者随金哀宗在蔡州围城中事，为纲目体，共一百零七条，按时间排列，始于天兴二年（1233 年）六月金哀宗入蔡州，止于次年正月初五（四天之后，蔡州即为宋、蒙联军攻陷，金亡）。王鹗有意保存这一段史实，在蔡州围城时即已起草了本书的“目录”（提纲）；金亡后，又“承都元帅（应是张柔― 引者）之命”， “惟大中书（应是耶律楚材― 引者）之言”，以亲身见闻撰成此书，以备“他日为史宫所采择”。它是金王朝灭亡情况的真实记录。有《指海》及《畿辅丛书》本。

《庄靖集》十卷  李俊民撰。李俊民曾中金进士第一名，授应奉翰林文字。不久弃官不仕，教授乡里，金亡后隐居。忽必烈即帝位前，曾“以安车召之，延访无虚日”[42] 。此集分赋、诗、乐府七卷，文三卷。文中颇多可供考史之用，如《题登科记后》 （卷八）、《泽州图记》（卷八）等。常见有《石莲盦汇刻九金人集》本。

《续夷坚志》四卷 元好问撰。此书“所记皆金泰和、贞祐间神怪之事”[43] ，但透过神怪的迷雾，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状况，其不少记载是很有价值的。有《石莲盦汇刻九金人集》本。

《遗山先生文集》四十卷元好问撰。自金朝灭亡以后，“故老皆尽，好问蔚为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44]四十卷中，碑铭表志碣占了十六卷，保存了有金一代和金、元之际的大量历史资料。诗十五卷，有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篇章，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记金朝灭亡时人民的悲惨遭遇，历来为人们所传诵。其他十四卷为记、序、引、书等，也有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反映了他自己以及汉族士大夫在金朝灭亡时的思想动向。在研究金史时，《遗山先生文集》是必须认真阅读的。常见有《四部丛刊》本。此外，施国祁曾为元好问诗作笺注，成《元遗山诗集笺（见）注》十五卷，对于理解其诗歌背景、涵义很有帮助。195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出版。

《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耶律楚材撰，耶律楚材祖、父均在金朝做官，他自己则在燕京陷落后归附蒙古，受到成吉思汗、窝阔台汗的信用，在当时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湛然居士文集》以诗为多，文只占很小部分，写作时间大都在金亡之后。其中涉及金朝史事者甚少，但如《怀古一百韵寄张敏立》（卷十二）所述辽、金以及西辽历史，若干碑铭、序、记，述及金代宗教情况，都可供参证。常见有《四部丛刊》本。

除了上述几种作品之外，元人（主要是由金入元的北方作者）的文集中还有不少金代史料，比较分散，需要认真搜集。例如，王恽的《秋涧先生大全集》中，不少碑、记都涉及金代史实，特别是宗教和金末战乱的情况。文集最后一部分为《玉堂嘉话》，记录了若干金朝文献和史实，对于研究金史是很有用处的。此书有《四部丛刊》本。

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八卷，有《辽海丛书》本。耶律铸是耶律楚材的儿子，“其家在金、元之间，累世贵显，谙习朝廷旧闻，集中如《琼林园》、《龙和宫》诸赋，叙述海陵、章宗轶事及宫室制度，多《金史》所未及。”[45]郝经《陵川文集》三十九卷，有乾隆凤台王氏刻本。郝经是元好问的学生，后为忽必烈的谋士，他所写的碑铭、记、序中有不少金朝的历史资料，诗篇如《三峰山行》、《青城行》、《汝南行》和《金源十节士歌》等（均见卷十一）都可供考证金末史事之用。此外，如《紫山大全集》（胡祗遹（郁）著，《三怡堂丛书》本）、《静修文集》（刘因著，《四部丛刊》本）、《青崖集》（魏初著，《四库珍本丛书》本）、《滋溪文稿》（苏天爵著，《适园丛书》本）等，对于研究金史也都是有用的。

　　（六）遗文辑录

　　《全金诗》七十四卷  清郭元釪（于）康熙五十七年奉旨编。本集是在《中州集》基础上增补的，所收诗约六千首，作者近五百人。有康熙五十年刊本。

《金文雅》十六卷  清庄仲方编。本书从文集、正史、《元文类》、《玉堂嘉话》及几种地方志中辑出金人诗文，按赋、诗、诏令等文体分类编排。有光绪辛卯（十七年）江苏书局刊本。

《金文最》一二O 卷  清张金吾编。本书只收文不收诗。收罗范围远较《金文雅》为广，包括地方志、金石碑版、医书谱录、杂家小说、道藏佛藏、《高丽史》等，亦按文体编排。有光绪七年广雅书局本。通行者为光绪乙未（二十一年）江苏书局六十卷本，删去了《金文难》已著录诸篇。

　　（七）《高丽史》  《高丽史》中所录金人文书（如金朝诏书等）虽然已收入《金文最》中，但还有许多关于金丽关系及女真史事的重要材料，特别是关于女真早期情况的记载，是很宝贵的。

　　（八）考古发掘资料  解放以后，金代文物时有发现，可参考前述《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和《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两书。金朝的文献，总的来说是不很多的，考古发现有不少地方可补文献之不足。

　　女真初起时用契丹文和汉文，建立金朝后创制女真大、小字。现存女真字资料有碑刻、印章等，为数不多。由于女真语与满语之间有着血缘关系（满族即女真人后裔），人们对女真字的了解要比对契丹文多。通过对现存女真字资料的分析，有不少可以订正、补充《金史》，如猛安、谋克名和地名、人名、姓氏等。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参看金光平、金启宗著《女真语言文字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 年版）。

　　（九）《宋史》、《辽史》和《元史》  元末同时修三史，但互不照应，已如前述。研究金史，必须认真将《金史》与《辽史》、《宋史》加以比较、参证，互相补充、校正。例如，《辽史》记阿骨打用铁州杨朴策，称帝建国，并求册封；《金史》则不载此事，列传亦无杨朴其人[46] 。至于辽金战争和金宋关系，必须参阅各史，更是不言而喻的事。《元史》在明初修成，其中记事与《金史》不符或详略不同之处甚多[47] 。研究金史，也有必要认真参考《元史》。

　　

第三节西夏史史料

　　（一）宋、辽、金史的《夏国传》及有关的纪、志、列传《宋史· 夏国传》说，西夏设有翰林学士院，负责修实录。现存西夏文《天历年改定新律》第十章 “司次行文门”，有史院一名[48] 。史院与翰林学士院或即一事。元代虞集记载，斡道冲一家在西夏世代专掌国史[49] 。凡此种种可以说明，西夏应与我国历史上其他封建王朝一样，设有纂修实录、国史的机构。可惜的是，西夏的实录和国史都没有流传下来。

　　现存的关于西夏历史比较系统、比较原始的记载，是宋、辽、金三史中的《夏国传》或《西夏传》。前面已经说过，三史虽然是同时纂修的，但是它们所依据的资料各不相同，三史的《夏国传》（《西夏传》）的情况也是一样。元朝修史诸人没有做什么统一工作。材料来源不一样，角度不一样，叙事详略不一样，所以三者对于研究西夏历史都很有用处。三者之中，以《宋史· 夏国传》最为详细（但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这是因为宋国史有西夏传，而且元朝修史诸臣在考订西夏诸帝谥号、庙号、陵名时，还参照了《夏国枢要》（宋人作，今已佚）等书。《辽史》的《西夏传》最为简略，基本上是将本纪中的有关内容摘编而成。《金史· 西夏传》主要依据是金历朝实录，卫绍王和哀宗朝无实录，所以这两朝的西夏事实也就失载。例如，《金史· 西夏传》载，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 年）夏国王“安全薨，族子遵顼立”。接着又说：“遵顼立在安全薨前一月，卫绍王无实录，不知其故。”遵顼在安全薨前一月即自立为王，在《宋史· 夏国传》中有明确记载。同书还载，金卫绍王在次年三月遣使册封遵顼为夏国主，而在《金史· 西夏传》中反而失载了。《金史》又说，哀宗正大三年( 1226 年）七月夏国主“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这里所说的“史”，是指金的实录或国史，其实《宋史》明白记载继德旺而立的是南平王  。

　　宋、辽、金三史的《夏国传》（《西夏传》）的记事都是从本国的角度出发，记载西夏与各自国家的关系，概括起来，不外是和平时期的朝贡关系和冲突时期的战争情况。而对西夏国内的情况，特别是社会阶级结构、生产力水平等等方面，语焉不详，记载是很不完全的。

　　除《夏国传》（《西夏传》）之外，三史中的本纪、志、表、列传的有关部分，也有关于西夏的记载。以《宋史》的列传为例，太宗朝的曹光实、田仁朗、李继隆、石保兴、郑文宝、王德用诸传，都涉及西夏，因为这些人都曾处理过有关西夏的事务。其它各朝的列传，也可按这样的线索去寻找。《辽史》和《金史》的情况也一样。

　　（二）宋人著作

　　1 ．宋代基本史料上一章提出的八种宋代基本史料，除《宋史》已介绍外，其余七种都或多或少涉及西夏史事，需要认真阅读整理。特别是《长编》一书，所载西夏史料比较丰富，是研究西夏历史时必须重视的。

　　此外，《隆平集》卷二十有《夏国传》。《隆平集》成书较早，《夏国传》有关西夏习俗和制度的若干记载，不见于《宋史· 夏国传》，而与《辽史· 西夏传》相近，可供参证。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二七和一二八为《夏国传》，纪事终于靖康元年。叙事比较简略，但成书在《宋史》之前，也可供参考。

　　2 、宋人文集  北宋时期，与西夏的和战是当时政治生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某些时候甚至可以说是牵动全局的中心问题。因此，这一时期的许多文集中都有关于西夏情况的记载，特别是一些直接或间接与处理西夏问题有关的官员们的文集，更是如此，如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韩琦的《韩魏公集》（包括家传），欧阳修的《欧阳文忠公集》、余靖的《武溪集》、司马光的《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等。其他文集中也往往有西夏史料。

　　3 ．宋人笔记  北宋人的笔记中有不少西夏史料，如沈括的《梦溪笔谈》、司马光的《涑水纪闻》、魏泰的《东轩笔录》、陈师道的《后山谈丛》等。宋人的文集、笔记数量很大，有关西夏的记载散见各处，有待汇集整理。

　　（三）金、元人著作  西夏与金朝并存达一百余年之久，与西夏的关系是金朝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关金朝的历史记载常有涉及西夏史事者，如《大金国志》、《归潜志》等。其他金代的史料中间亦有西夏史料，如《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就有金朝回答夏国的国书（卷十二）。

　　西夏为蒙古所灭，不少西夏人后来在元朝做官。元代有的史籍和文集记载了西夏覆灭的过程，以及若干西夏人在元朝的活动，如《元朝秘史》、《国朝文类》、《国朝名臣事略》和虞集《道园学古录》、程钜夫《雪楼集》、姚隧《牧庵集》等（关于这些著作的情况见下一章）。应该特别提到的还有《青阳文集》，作者余阙，自己就是西夏后人，文集中有一篇《送归彦温赴河西廉访使序》（卷四），谈到他所了解的西夏人传统习俗以及后来的变化，是研究西夏社会的珍贵资料。

　　明初修成的《元史》，对于研究西夏历史（特别是后期）是很重要的资料。其列传部分所收西夏诸人，有些是其他著作所没有的。太祖本纪中有关攻灭西夏过程的记载，也是值得特别重视的原始资料。

　　（四）有关唐史、五代史诸书  西夏建国虽在元昊时，但在唐末已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研究西夏建国前的历史，需要查考新、旧唐书的《党项传》，《旧五代史》的《李仁福父子传》，《新五代史》的《李仁福传》，以及《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书中的有关记载。

　　（五）西夏文文献   元昊时创制西夏文字，在境内通行。西夏时期的西夏文文献[50] 传世颇多，有字书、佛经、法律文书、医书、档案、碑刻、印章、诗歌、以及各种汉文典籍的翻译作品等，为数甚多。其中最大的一批，是沙俄军官柯兹洛夫在1908 至1909 年以“地理考察”为名，从我国内蒙额济纳旗黑水古城盗走的，现藏于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和苏联爱密塔什博物馆。西夏文文献，直接记录了西夏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法律文书、碑刻、档案和字书等、都是研究西夏历史的珍贵资料，可以补汉文史料之不足。而西夏文的解读，经过中外学者多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少，有可能将西夏文文献加以释读，在不同程度上供研究者使用。遗憾的是苏联方面迄今未将所收藏的西夏文文献公布，目前所能看到的，只是他们陆续发表的一小部分。例如，对于研究西夏典章制度极为重要的《天盛年改定新律》，全书二十卷，尚存十九卷，苏供只公布了第十卷。

　　关于西夏文文献的一般情况，可以参看白滨的《西夏文及其文献》一文（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 年第7 期）。

　　（六）清人著作  据记载，清代修西夏史的有十余家，但现存的只有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吴广成的《西夏书事》、周春的《西夏书》等。入民国后，有戴锡章的《西夏纪》。张、周、戴三书都是就常见的资料剪裁排比而成，吴广成的《西夏书事》四十二卷搜罗资料最丰富，特别是关于西夏后期历史的记事，有不少不见于其他史籍，因此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有些关于西夏史的论著径直作史料来引用。但是这些记载都不注明出处，有些地方已发现是对宋、元史籍的误引，因而在使用时应该慎重。此书初刻于道光五年，1935 年北平文奎堂有影印本。

　　（七）考古文物发现  本世纪初，俄国柯兹洛夫、英国斯坦因等先后到黑水古城考古，除搜集西夏文文献之外，还发现不少其他西夏文物，包括西夏时期的汉文文书等。关于他们的考古发掘情况，可以参看向达翻译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斯坦因所获文书见马伯乐（Henri Maspero ）编的《斯坦因在中亚细亚第三次探险的中国古文书考释》（1953 年伦敦出版）。

　　西夏强盛时，曾控制河西地区，敦煌也在其内。自斯坦因盗窃敦煌宝藏之后，中外学者对敦煌作了许多研究。敦煌千佛洞中保存了西夏时期的塑像、壁画等，为研究西夏历史提供了形象化的资料。解放以后，西夏文物迭有发现，特别是近年来对银川附近西夏王陵的发掘，很有价值，部分发掘报专已发表[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