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元史史料

第一节概况

　　从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蒙古族在北方草原兴起。1206 年，帖木真统一各部，建立蒙古汗国，自号成吉思汗。此后不久，便积极对外发动战争，一面南下进攻金、夏，一面西出略取中亚、西亚等地。1227 年，灭西夏。1234 年，灭金，统一北方。紧接着又与南宋发生冲突，双方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四、五十年。1260 年，蒙古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即位，积极推行汉法，改国号为大元（1271 ）。1279 年，南宋灭亡，元朝统一了全国。元朝统治的时间不长，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统一以后不过七十年，便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1368 年，元朝灭亡。蒙古统治者逃到北方草原上，仍然用元朝的名义发号施令，历史上称为北元。由于明朝的打击和蒙古贵族集团的内部矛盾，北元只延续了很短时间便灭亡了。和其他封建王朝相比，元朝统治的时间不算长，就是从成吉思汗建立政权开始算起，也不过一百六十年的历史。但是，这一段历史的内容却是十分丰富多采的。在这期间，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统一局面，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蒙古贵族发动西征，军锋遍及亚、欧许多地区，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的接触和中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如此等等。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也具有一些与前代不同的特点。

　　忽必烈及其以后的元朝诸帝，推行汉法，其中也包括采用中原封建王朝通常举行的修史制度，如编纂历朝实录和撰修后妃功臣列传以及各种政书等。这些都是用汉文撰写的，后来明初修《元史》，主要利用了这些资料。但是，早在蒙古汗国时期，已经出现了用蒙文编写以记述统治者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史书，称为“脱卜赤颜”(“历史”) ，这就是著名的《元朝秘史》[1]，它主要记录了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两朝的事迹。后来的元朝历代皇帝继续纂修“脱卜赤颜”。元朝政府修实录和后妃功臣列传，通常由翰林国史院负责，主持者主要是汉族文臣，是公开进行的（编成后藏于内廷）；至于修“脱卜赤颜”，则由皇帝指定少数蒙古、色目大臣执笔，不是公开进行的[2]。这样以两种文字双重修史的制度，是元代特有的。从现有的一些材料来看，两者的内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元史· 太祖纪》的史源是《太祖实录》，它的记载和作为“脱卜赤颜”一部分的《元朝秘史》就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惜的是，除了《元朝秘史》之外，其他诸朝的“脱卜赤颜”已不可复见；而历朝实录和后妃功臣列传原本也已散佚，只能从《元史》窥见其大概。

　　元代以蒙文大规模修史，这在我国史学发展上是一件大事。现在保存下来的《元朝秘史》[3]，其结构、叙事方式等等都和汉文史籍有很大不同。它提供了有关十二、三世纪蒙古社会生活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珍贵原始资料，这些正是汉文史籍所缺乏的。可以想见，其他“脱卜赤颜”一定也有同样的情况。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以兄弟民族文字修史，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元代史料的一个特点。

　　和宋代相比，元代私家修史之风不盛，这是因为元朝实施民族歧视政策，国家重要事务通常都由蒙古、色目贵族决定，一般汉族文人对国家政治生活中发生的事件都不甚了了，根本无法得到有关的资料，当然也谈不上修史了。现存的几种别史，主要根据自己见闻写成，有一定史料价值。元代私家的诗文集为数颇多，约有三百余种，虽然比不上宋代，但还是相当可观的。诗文集中蕴藏着许多珍贵的资料，是元代史料的宝库，迄今尚未得到充分的利用。值得注意的是，诗文集作者从地域来说以南方人居多，从民族来说汉族占压倒的优势，从时间来说大部分生活在元代中期以后，因此，诗文集中所反映的情况，也以元代中、后期江淮以南地区为主。关于北方的情况，记载并不很多。元代笔记的数量不多，作者的情况及其内容都和诗文集有相同之处。元代的方志现存的也很少，但一般体例比较谨严，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元代有大量碑刻文字传世，迄今没有比较准确的统计，其中有的已收集成书，有的还只有拓片，总的来说，还没有得到认真的整理，当然更谈不到充分的利用。元代史料中富有特色的是行记，这和蒙古西征和元朝的统一是有密切关系的。行记中提供了有关边疆兄弟民族地区和其他国家的丰富资料，一直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

元代，中外交往比起前代来有显著的发展，外国（不仅在邻近诸国，而且在遥远的西亚、非洲、欧洲等地）也出现了不少有关元朝情况的记载，有的为中国史料所无，有的可以互相参证。研究元史，必须重视其他各国的有关记载，这是元史史料不同于前代的又一特点。

 

第二节基本史料

　　研究元代历史最重要的资料，要数《元史》、《元朝秘史》、《元典章》和《通制条格》等几部书。此外，官修的《经世大典》一书也具有较高价值，可惜的是原书已散佚，只保存下很少一部分。

　　（一）《元史》二一O 卷宋濂等撰。明代初期官修的史书，二十四史的一种。元顺帝二十八年（1368 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年号洪武。同年，明军攻克大都，元朝灭亡。这一年的冬天，朱元璋就下令修《元史》，以文臣宋濂、王祎为总裁，从各地征起“山林遗逸之士”十六人为纂修。第二年二月，正式在南京天界寺置立史局，以元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等书为参考[4]。同年八月，完成了自元太祖到宁宗列朝史事的编纂工作，共一五九卷。顺帝一朝史事，因为缺少《实录》和其他资料，当时并未着手。宋濂等将己修成部分上进于朝，史局工作暂告一段落，同时便分遣使者十一人，遍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上送官。”仅北平（明初改大都为北平，即后来的北京）一地所得的资料“以帙计者八十”，所拓碑文四百通；山东所得资料四十帙，所拓碑文一百通[5]。以各地征集的资料为依据，洪武三年（1370 年）

二月重开史局，宋濂、王祥仍为总裁，纂修人员除一人外，均系新从各处征调来的，共十五人。同年七月，将顺帝一朝史事纂成，共五十三卷。前后两次所纂共二一二卷。宋濂等”合前后二书，复厘分而附丽之，共成二百一十卷“[6]。实际上，《元史》中仍然保存了明显的两次纂修的痕迹。如”表“中”三公表“、”宰相年表“均分为两卷，后一卷专记顺帝一朝；”志“共十三门，其中五门（”五行“、”河渠“、”祭祀“、”百官“、”食货“）记录了顺帝一代制度，均另立卷；其余八门均无顺帝一代的记载。《元史》成书仓促，纸漏甚多，历来受到学者们的讥议，”书始颁行，纷纷然已多窃议，迫后来递相考证，纸漏弥彰。“[7]著名学者顾炎武、钱大昕、朱彝尊、赵翼、魏源等都曾对它加以指摘。顾炎武指出《元史》中有一人两传的现象；”本纪有脱漏月者，列传有重书年者“， “诸志皆案犊之文，井无熔范”，等等[8]。朱彝尊说，《元史》一书“其文芜，其体散，其人重复”， “至于作佛事则本纪必书，游皇城入之《礼乐志》，皆乖谬之甚者”。[9]钱大昕是清代中期最渊博的学者，对元代历史下过很大功夫，他对《元史》深为不满，指出《元史》两次纂修涂合起来不过三百三十一日，“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卜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宵，不过数家，而郸国亦无传。垂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太祖诸弟止传其一，诸子亦传其一，太宗以后皇子无一人立传者。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龙一人而两传。宰相表或有姓无名，诸王表或有封号无人名。此义例之显然者。且纸漏若此，固无暇论其文之工拙矣“。[10]他还指出《元史》“不谙地理”及其他种种疵病。魏源是近代中国的启蒙学者之一，晚牟致力于元史研究。他说《元史》“疏外四出，或开国元勋而无传，或一人而两传。顺帝一朝之事虽经采补，亦复不详。至其余诸志，刑法、食货、百官全同案犊。在诸史中，最为荒芜。”[11]此外，还有不少人也发表过类似的意见。总起来说，他们对《元史》的批评，一是认为不合修史的体例，没有对所依据的原始资料作认真的熔铸加工；二是史实有许多错误、脱漏。

　　为什么《元史》会有如此多的毛病呢？据那些学者分析，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朱元璋急于成书，纂修者因时间仓促，根本来不及认真推敲，只好照抄各种资料，略加删节，辑集成书，应付了事。二是主持修史的宋、王二人是“词华之士”， “本非史才”；而临时征起的“山林遗逸之士”， “皆草泽腐儒，不谙掌故，一旦征入书局，涉猎前史，茫无头绪，随手挤扯，无不差谬。”[12]第三，元代史料内容的贫乏，也增加了修史者的困难，“人知《元史》成于明初诸臣潦草之手，不知其载籍掌故之荒陋疏外，讳莫如深者，皆元人自取之”。元代官修的《经世大典》、《大元一统志》等书，其中有不少问题已不甚了了，甚至“虚列篇名”， “又何怪文献无征之异代哉！”[13]但是，《元史》尽管存在上述很多缺点，我们今天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却没有任何理由加以轻视。《元史》的本纪部分，除顺帝一朝外，其他均是现已失传的元代列朝实录的摘钞。《元史》的志、表部分，除顺帝一朝外，绝大部分采自元文宗时官修现已散失的《经世大典》。列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对于研究元史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它的许多内容只能在《元史》中才能看到。《元史》的列传，一部分采自元朝官修的后妃功臣列传，一部分采自私家的家传、神道碑、墓志铭等。后妃功臣列传原稿早已散失，作为《元史》依据的某些家传、碑铭也已不再存在，因此，列传部分也有不少值得重视的资料。前面己经指出，《元史》的纂修工作草率，对所依据的原始资料一般改动不多，往往是只作一些删节。这种做法对为一种历史著作来说，当然难逃“荒芜”之讥，但是作为史料来说，能够较多地保持它所依据的原始资料的面貌，应该说比起那些经过较多加工润饰的正史来，是更有价值的。我们现在把《元史》看成研究元代历史的最基本的资料，不仅因为它是一部叙述全部历史的正史，而且也因为它确实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元史》成书后，当年便刻板付印，最早的版本通常称为洪武本。明代还有南监本和北监本。清代有殿本、乾隆四十六年本、道光四年本等。其中最坏的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本，这次的刊本对元史译名进行了错误百出的妄改，就在殿本的木版上剑刻，“有时所改之名不能适如原用字数，于是取上下文而损益之，灭裂支离，全失本相。”[14] 这种做法，造成了不少混乱。1935 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钠本《元史》，是以九十九卷残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在一起影印的，在各本中最接近洪武本的原貌。1976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元史》，以百钠本为底本，用其他各种版本进行校勘，此外还参考了前人对《元史》进行校勘的成果，并大量地利用了各种原始资料，从而使许多史文的讹误，得以校正。这是目前最好的一个本子。

　　《元史》成书草率，受到许多指摘，因而也就不断有人企图重修，先后成书的有明代胡粹中的《元史续编》，清代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魏源的《元史类编》，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曾廉的《元书》；民国以后有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柯绍态的《新元史》等。

　　《元史续编》十六卷（有永乐元年刊本）作者胡粹中，明成祖时曾任楚府长史。全书采用编年体，起自世祖至元十三年( 1286 年），终于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5 年），“编年系目，大书分注，有所论断，亦随事缀载，全仿《通鉴纲目》之例。”[15]从史料价值来说，此书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事实上也并未广泛流传。《元史类编》四十二卷（常见为扫叶山房本）作者邵远平，清康熙时曾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其祖邵经邦“曾续郑樵《通志》之余”，撰《宏简录》二五四卷，记唐宋辽金史事。邵远平志在继其祖父之业，撰《元史类编》以记元代史事，故此书又名《续宏简录》。成书后，曾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进呈。此书体例与《通志》相近，只有纪（“世纪”、“天王”）、传，没有志、表，“凡天文、地理、历律制度，皆按年入纪，令人一览而尽，故于本纪独详”[16]。全书是以《元史》为基础加以改编的，但邵远平已注意到利用《元典章》和其他一些史料，补写了一些人物传记[17]，并对若干史实进行了考订（采取在正文下加注的办法），尽管做得还很粗疏，但这些工作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元史新编》九十五卷[18]魏源撰。作者死后半个世纪始得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刊行（邵阳魏氏刊本）。全书分纪、传、表、志，与一般正史略同。在史料方面，他“采四库书中元代各家著述百余种，并旁搜《元秘史》、《元典章》、《元文类》各书，参订旧史”[19]。用《秘史》来补《元史》，应该说魏源是比较早的一个。尽管他并没有很好加以利用。魏源是最早注意世界情况的先进知识分子，著有《海国图志》，综述当时世界形势。他以元代有关的各种记载，“更加《海国图志》中所载英夷印度之事”，来考订元代西北地理[20]，虽然极为粗疏，但在这方面仍有开山之功。《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洪钧撰。洪钧是清朝的状元，光绪十五年（1889 年）起，出使俄、奥、荷、德等国，接触到西方有关蒙古史的著作。他以《多桑蒙古史》和波斯文史籍《史集》（见本章第四节）的俄译本（贝勒津译）为主，参考其他资料，编成本书。洪钧死于光绪十九年（1893 年），此书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始得出版，常见为国学基本丛书本[21]。由于洪钧的介绍，中国学术界才知道，研究元史，除了中国的载籍之外，还有丰富的波斯史料和其他史料。在这个意义上，洪钧对于元史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元史译文证补》一书的价值，也是守元史续编》、《元史新编》和《元史类编》等书所无法比拟的。当然，随着《多桑蒙古史》中译本的出版，《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波斯史料的各种文字新译本的相继出现，《元史译文证补》也逐渐失去了它的价值。《元书》一O 二卷（宣统三年刻本）作者曾廉，与魏源同　　为湖南邵阳人，在戊戌变法时曾上书要光绪“斩康有为、梁启超，以塞邪愚之门”；是一个顽固的守旧派。《元书》是他丢官失意时所作，以《元史新编》为蓝本，主要讲究所谓“春秋之义”[22]，在史料汇集和史实考订方面都未能在前人基础上有所进步，可以说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

　　《蒙兀儿史记》一六O 卷，现存一四六卷（结一宦自刊本）[23]作者屠寄，清末进士，生平致力于元史研究，曾亲身到东北、内蒙考察。他除了广泛搜集汉文文献、证以实地调查之外，还让儿子学习外文，翻译有关资料。他以毕生精力写成《蒙兀儿史记》一书，采用正史体，分纪、传、志、表，“自为史文而自注之，其注纯属《通鉴考异》的性质而详博特甚。凡驳正一说，必博征群籍，说明所以弃彼取此之由”[24]。他的许多考汀，从现在来看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但是，在利用西方资料方面有不少缺点，例如，他引以为据的乞米亚· 可丁的蒙古史，本身就没有多少价值。《新元史》二五七卷（有庚午重订本）[25]作者柯助态，清末进士，历任要职，入民国后以遗老自居，从事著述。《新元史》出版后，当时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列于正史，这便是“二十五史”（二十四史加上《新元史）) ）的由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因此书授与柯助态以文学博士学位。柯劫态的这一著作，搜罗资料相当丰富，有不少可供参证的地方，“然篇首无一字之序，无半行之凡例，令人不能得其著书宗旨及所以异于前人者在何处。篇中篇末又无一字之考异或案语，不知其改正旧史者为某部分，何故改正，所根据者何书。”《元史类编》、《元史新编》、《元史译文证补》、《蒙兀儿史记》都采取史文加注的办法，使读者便于查考，易于鉴定得失。《新元史》改变了这一传统，全书不注出处，不仅给读者带来很大不便，而且也必然降低了本身的价值[26]。除了上面几种全面重修元史的著作外，还有不少人从事《元史》表、志的补订工作，最著名的是钱大昕的《元史氏族表》（三卷）和《元史艺文志》（四卷）。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书中对元代历史作过不少精彩的考证。他有志重修元史，“尝欲别为编次，以成一代信史，稿己数易，而尚未卒业”，只留下《氏族表》和《艺文志》[27] 。这一表一志搜罗之广，考订之精，都远在同类著作之上，遗憾的是除《氏族表》中少数条目之外，一般均无出处。钱大昕还有《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表》。此外，黄大华有《元分藩诸王世表》、《元西域三藩年表》，吴廷燮有《元行省承相平章政事年表》，倪灿、卢文招有《补辽金元艺文志》，金门诏有《补三史艺文志》等，也可备查考。以上表、志，在《二十五史补编》（开明书店版，解放后中华书局重印）第六册中均己收录。

　　（二）《元朝秘史》，原名《忙豁仑· 纽察· 脱卜察安》[28]（《Monggol 一un Ni ' u 亡a Tob 亡a ' an 》，蒙古秘史）作者佚名。这是十三世纪蒙古汗国宫修的史书。书后题“鼠儿年七月”“写毕”。对“鼠儿年”中外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计有戊子( 1228 年）、庚子（1240 年）、壬子（1252 年）、甲子（1264 年）诸说，目前尚无定论。一般认为，此书原文是畏兀儿体蒙古文[29]，明朝初年，四夷馆用它作为教学资料，就用汉字音写蒙古语原文，逐词旁注汉译，并将全书划分为二八二节（段），每段后面有摘要的总译，定名为《元朝秘史》。后来，畏兀儿体蒙古文本散失了[30]，只有汉字标音本辗转传钞流传了下来。汉字标音本又有两种，一种分十二卷，一种分十五卷，内容则无区别。明代的十五卷本或十二卷本都已不可见，通行的叶氏观古堂刊本（十二卷）和《四部丛刊》本（十二卷，即顾广析本）都是清人传钞的，存在不少错讹。其中《四部丛刊》本的错讹相对来说少一些[31]。

　　《元朝秘史》记载了成吉思汗祖先的谱系、蒙古各氏族部落的源流、成吉思汗的生平事迹，以及窝阔台汗统治前期的活动，是研究十二到十三世纪上半期蒙古族社会历史的最重要的资料[32]。但是，书中有不少年代和史实的记载是不确切的，有的甚至错乱颠倒。清代学者中最早注意《秘史》的是孙承泽，他编的《元朝典故编年考》第九卷将《秘史》收入。钱大昕对《秘史》十分重视，他说：“元太祖创业之主也，而史述其事迹最疏肿，惟《秘史》叙次颇得其实，而其文埋鄙，未经词人译润，故知之者匙，良可惜也”。“论次太祖、太宗两朝事迹者，其必于此书折其衷与！”[33]

　　经过钱大昕一番鼓吹，特别是通过研究工作的实践，人们日益认识到此书的价值。魏源、屠寄都利用过《秘史》的材料，李文田为之作注[34]，此外还有不少人对《秘史》进行过各个方面的研究。从十九世纪下半期起，《秘史》先后被译成日、俄、德、英等多种文字。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675 年为止，世界各国有关《秘史》的专著和论文己达三百余种[35]。《秘史》是研究早期蒙古社会和元朝太祖、太宗两代历史的最重要的资料，但是，由于它在语言文字上具有不同于一般汉文史料的特点，我们在利用时，应对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才可避免发生错误。

　　（三）《元典章》、《通制条格》有元一代始终没有制订出正式的法典，只是不时将“敕旨条令，杂采类编”，作为各级政府处理政务的依据[36]。现在保存下来的《元典章》和《通制条格》，实际上就是元朝政府的各种条例和案例的汇编[37]。《元典章》六十卷，收录自元世祖即位至元英宗即位为止的各项敕旨条令和有关案例，“其纲几十，曰诏令，曰圣政，曰朝纲，曰台纲，曰吏部，曰户部，曰礼部，曰兵部，曰刑部，曰工部。其目凡三百七十有三”。此外又有“新集”，体例略同，“皆续载英宗至治二年事，不分卷数”[38]。《通制条格》是《大元通制》的一部分，元仁宗时，命廷臣“类集累朝条画体例为一书，其纲有三，一制诏，二条格，三断例”[39]。元英宗时加以审订，定名为《大元通制》，颁行天下。此书只有第二部分“条格”的一部分流传下来，故称为《通制条格》，现存卷二至九（户令、学令、选举、军防、仪制、衣服），卷十三至二十二（禄令、仓库、厩牧、田令、赋役、关市、捕亡、赏令、医药、假宁），卷二十七至三十（杂令、僧道、营缮），共二十二卷。《元典章》过去通行的是沈刻本[40] ，错讹极多，陈垣作《沈刻元典章校补》，加以勘正[41]。1976 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将收藏的元刊本《元典章》影印出版，为使用者带来了很大的方便。《通制条格》只有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影印本。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元典章》研究班对《元典章》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出版了校定本《元典章，刑部》两册。日本冈本敬二编《通制条格研究译注》三册（国书刊行会刊），将《通制条格》全部加以标点，然后译成日文，并有详细的注释。日本学术界的这两项工作虽然还有一定的缺点，但都是很有价值的。

　　《通制条格》长期湮没，不为人们所知。《元典章》在清代尚有流传。清代修四库全书时，因其“所载皆案犊之文，并杂方言杂语，浮词妨要者十之七八”，竟被讥为“吏青钞记之条格，不足以资考证”。仅列于“存目”中[42]。其实，《元典章》收录了大量的诏令、条画和形形色色的案例，为元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它好就好在内容大都是“吏青之文”，没有经过文人的修改润饰，更能看出事物的本来面目。历来的元史研究者都很重视这部书，唯一例外的是魏源[43]。《通制条格》的价值和《元典章》是一样的。在研究元代历史特别是各种制度时，必须以这两部书为基本史料。

　　（四）《经世大典》  元文宗时官修的一部政书，始于天历二年（1329 年），成于至顺二年（1331 年）。它是按照《唐六典》和《宋会要》的体例，采辑元代的典故纂修而成的，大体上是就有关的案犊文字略加削，没有作很多的加工润色，用编者的话来说，就是”质为本而文为辅“。全书共八八O 卷，另有目录十二卷，公犊一卷，纂修通议一卷[44]。这一部八八O 卷的著作，又分十篇，君事四（帝号、帝训、帝制、帝系），臣事六（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臣事六典下又分若干子目。举凡职官、赋役、礼仪、宗教、军事、刑法、造作等各方面的制度，无不包括在内。明初修《元史》时，志的部分，主要利用了《经世大典》的资料。但是，这样一部篇幅浩繁内容丰富的著作，在明代中叶以后，即已散佚。清代前期修四库全书时，已不可得见，而”其散见《永乐大典》者，颠倒割裂，不可重编“[45]。所以重编元史的诸家，也未能很好利用。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经世大典》遗文，主要有三处。一是《国朝文类》（关于此书见本章第三节）卷四O 至四二中所载的《经世大典· 序录》，即将《经世大典》各类子目中的序录部分辑集而成。这些序录对各类子目的内容有提纲掣领的作用，对于了解各种制度很有用处。而”政典“部分的若干类子目除序录外，还收录了一部分子目中的内容，其中以“征伐”、“招捕”两类收录得较多，内容涉及元朝的统一、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和元代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等方面。二二是在现存《永乐大典》残本中保存了一部分《经世大典》内容，主要是出自《政典· 骚传》类的“站赤”，见《永乐大典》卷19 奴6 一19423 [46]；出自《赋典· 潜运》类的“海运”，见《永乐大典》卷15949 一15950 [47]。此外还有一些零星内容。三是《广仓学窘丛书》中的《大元马政记》、《大元仓库记》、《大元毡输工物记》、《元代画塑记》、《元高丽纪事》、《大元官制杂记》等六篇，都是清朝末年涂松和文廷式由《永乐大典》中钞出的，前五篇分别出自《政典· 马政》、《宪典· 仓库》、《工典· 毡所》、《工典· 画塑》、《政典· 征伐· 高丽》等类，只有最后一篇，原来散见《治典》有关各类，杂钞而成。除了载有《仓库》的一卷（卷7511）尚存外[48]，其余有关各卷《永乐大典》现在也已散失。此外，还有一幅《经世大典》的“西北地”图，原来也收在《永乐大典》中，魏源曾在《海国图志》（初印本）中予以转载。现在刊载原图的《永乐大典》业已散失，我们只好以《海国图志》转载的图为满足了。

　　《经世大典》是元代官修的政书，而其内容又都来自有关机构的档案，所以史料价值极高。可惜的是，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在研究有关问题时，我们必须予以特别的重视。

　　

第三节其它史料

 

　　除了上述几种基本史料之妙，元史的其它史料为数相当多，下面分成几类略作介绍。

　　（一）杂史  记述蒙古汗国时期历史的著作，有《圣武亲征录》、《蒙挞备录》、《黑鞑事略》等数种。

　　《圣武亲征录》  作者佚名，记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两朝史事，作于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此书纪事与《史集· 成吉思汗纪》很相近，有些记事为《元史》和《秘史》所无，因而其价值也是值得重视的。最早注意这部书的是钱大昕。何秋涛作有《圣武亲征录校正》。洪钧、屠寄都很重视这部书，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及。王国维综合各本，存其异同，疏其事实，成《圣武亲征录》一卷，见《蒙古史料校注四种》（收在《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内）。这是比较可读的一个本子。

　　《蒙鞑备录》一卷  作者南宋人赵琪。南宋宁宗嘉定十四年（蒙古太祖十六年，1223 年），遣使节出使蒙古，赵洪是使节之一。《蒙挞备录》记出使期间的见闻，对蒙古的种族、风俗、成吉思汗的经历、皇族功臣的情况、蒙古的军事组织等等，都有比较清楚的记载。

　　《黑鞑事略》作者南宋人彭大雅、徐霆，两人曾前后作为南宋使节的随员，前往蒙古大汗居留的草原，他们将自己见到的蒙古草原的风土习俗，各自作了记录，后来互相补充，编成《黑鞑事略》一书。此书关于蒙古汗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倩况的认识，比起《蒙鞑备录》来都要深刻得多。这两种书都是研究十三世纪前半期蒙古汗国厉史的重要资料。王国维分别为两书作了笺证，见《蒙古史料四种》。

　　比较重要的元代杂史，还有如下几种：

　　《平宋录》一卷 专记元朝平定南宋经过，作者刘敏中，曾任翰林学士。常见有《守山阁丛书》本。

　　《庚申外史》两卷 载元顺帝一朝历史。作者权衡，江西吉安人，元末农民战争期间流落河南，后到山东，明初返回乡里。他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下了《庚申外史》一书。元顺帝出生于庚申年，故称为庚申帝，《庚申外史》即庚申帝的外史。全书用编年体，起自元统元年（1333 年），终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其中所纪史实，很多为《元史》和其他著作所无，叙事生动、具体，对于研究元末农民战争以及当时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斗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书通行有《宝颜堂秘岌》本[49]。《保越录》一卷记至正十九年（135 引张士诚与朱元璋两部争夺绍兴事。作者徐勉之。当时张士诚已降元，作者站在元朝的立场，为张氏歌功颂德，对朱军多所污蔑。但对战争经过，叙述颇为详尽，足资考证。常见有《学海类编》本[50]。

　　《北巡私记》一卷  作者刘估。此书记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明军逼近大都元顺帝仓皇北逃以及最后死去的经过。关于这一段史实，《北巡私记》是唯一的汉文记载。有《云窗丛刻》本。

　　（二）政书  有元一代官修的政书为数颇多，但流传下来的，除了《通制条格》之外，只有《宪台通纪》、《宪台通纪续集》、《南台备要》、《秘书监志》等几种。前两种书是元代有关御史台（监察机构）的典章制度的汇编，《宪台通纪》编于顺帝后至元二年（1336年），《宪台通纪续编》编于至正十二年（1352 ）[51]。《南台备要》是南御史台（元代除中央设御史台外，还分设江南御史台和陕西御史台，南台所在地屡变，最后驻在集庆，即今南京）的有关典章制度的汇编，成书在《宪台通纪续编》之后。这三种书的刊本早已散佚，现在只能在《永乐大典》中见到，《宪台通纪》在卷二六O 八，《续集》在卷二六O 九，《南台备要》在卷二六一O - 二六一一。这三种书对于研究元代官制很有用处，也有少量社会经济的资料，《南台备要》中还保存了一些元朝政府策划镇压农民起义的档案资料。《秘书监志》十一卷，至正二年（1352 年）王士点、商企翁编。秘书监是掌管图书典籍的机构，《秘书监志》汇集了有关这个机构的资料，对于研究元代科学文化有很高的价值。例如，关于《大元一统志》的编纂经过，此书就有详细的记载。又如，书中登录了北司天台属秘书监）“合用经书”的名称，这些“经书”都是译作，对于研究中外文化交流有重要意义。此书有《广仓学宕丛书》本。

　　（三）奏议  元代重要的奏议有两种，一是元世祖至元末年“东平布衣”赵天麟所上的《太平金镜策》，元刊本八卷，极罕见。但明永乐年间编的《历代名臣奏议》中己加收录，散见于有关各门。一是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 年）郑介夫所上《太平策》，未见单刻本传世，也收在《历代名臣奏议》之内。这两种奏议涉及元代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广泛，如投下、驱口、匠户、钞法、盐法、军站、田制等等，都有所论述，对于了解元代各种制度，有很大的帮助。

　　（四）传记  元代传记中史料价值较高的是《国朝名巨事略》十五卷，苏夭爵编。此书编成于元文宗夭历二年（1329 年）以前。全书收录元代前、中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学者共四十七人的有关资料，每卷一人或数人，在每人名下按时间前后将有关资料加以编排。这些资料选自一百二十余篇碑传和其他文字，其中不少篇今已失传，赖此书得以保存下来。苏天爵是元代著名史学家，材料剪裁得当，比较能够反映这些人物的主要经历和活动。明朝初年纂修《元史》，从此书取材颇多，例如人物传记先蒙古、色目，后汉人、南人，即依此书体例。又如，《元史· 木华黎传》，差不多全部采自此书。过去通行的武英殿聚珍版刊本，错讹极多，而且人名、地名、官名都经改译，给使用者带来很大的不便。1962 年中华书局将元顺帝元统乙亥（1335 年）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加以影印，恢复了这本书的本来面目。我们在使用这本书的资料时，应以影印本为谁。

　　（五）行记  元代行记颇多，对于研究这个时期历史很有用处。属于蒙古汗国时期的行记有四种，即《长春真人西游记》、《西游录》、《西使记》和《纪行》。

　　《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  作者李志常。长春真人是金元之际全真道领袖丘处机的道号，李志常是他的弟子。成吉思汗西征中亚时，曾派遣使者到山东邀请丘处机前来自己营帐所在处讲道。丘处机于1220 年启程，经蒙古草原、天山到大雪山（今兴都库什），褐见成吉思汗，并于1224 年回到燕京（今北京）， 1227 年逝世。李志常跟随丘处机西游，并伴同回到燕京。丘处机死后，他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记述了西游均经过和路途的见闻，以及在燕京的活动，对于研究十三世纪初我国西北和北方的政治经济情况，有很高的价值。最早注意这本书的也是钱大昕。他在苏州玄妙观阅读道藏，从中钞出此书，并为之作跋，指出它“于西域道里风俗多可资考证者”[52] 。后来王国维为之作校注，是目前较好的本子，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西游录》一卷  作者耶律楚材，是蒙古汗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蒙古成吉思汗十三年（1218 年），他追随西征，前往中亚。《西游录》记载了一路的见闻，所述较为简略，可以和《长春真人西游记》相互补充印证。最早收录《西游录》的是元代盛如梓的笔记《庶斋老学丛谈》。清代李文田曾为之作注，见《灵鹅阁丛书》第四集。后来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发现一钞本，比起《庶斋老学丛谈》所载后面多了一部分，这多出的部分内容是对全真道和丘处机的抨击，《六经堪丛书》曾予重刊。

　　《西使记》一卷 刘郁撰。宪宗蒙哥即位后，命皇弟旭烈兀西征，征服西亚大片土地。宪宗九年（1259 年），常德奉命前往旭烈兀营帐所在地，往返凡十四个月。归国后口述经过见闻，由刘郁加以记录，即成此文。常德的旅行比起耶律楚材和丘处机来，要晚四十年左右，在此期间，中亚的面貌有了不小的变化。常德的有关叙述，为人们了解十三世纪中期中亚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更加可贵的是，《西使记》中记录了旭烈兀西征的活动以及西亚等地的凤土人情，这正是其他汉文史籍所缺乏的。《西使记》原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九四《玉堂嘉话二》，后来收入多种丛书之中。王国维为《西使记》作过校录，见《古行记校录｝) （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以上三种行记都是研究中亚历史、西南亚历史以及中外关系史的珍贵文献，从十九世纪起已先后译成多种外国文字。

　　《纪行》一卷  作者张德辉。张德辉是金朝的下级官吏，金亡后为真定军阀史天泽幕僚。定宗贵由二年（1247 年），忽必烈在漠北，闻其名，请他北上询问当世事，《纪行》即他记录这次北上的经历，对于当时蒙古族居住的大漠南北风上人情叙述颇详。《纪行》原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一百《玉堂嘉话八》，后来有不少丛书转载。

　　元朝统一后，出现了几种很有价值的有关中外关系的行记，那便是《真腊风土记》和《岛夷志略》，还有《安南行记》。《真腊风土记》一卷作者周达观。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 年），派遣使者到真腊（今柬埔寨），周达观是使者的随行人员之一。元贞二年（1296 年）正式起程，大德元年（1297 年）回国，在真腊共二年左右。回国后写成此书，书中对真腊的山川城池、人情风俗、语言文字、经济生活、宗教信仰，都有详细的记述。此书对于研究十三世纪柬埔寨的历史，以及中柬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夏鼎的《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 年版），是目前比较好的本子。

　　《岛夷志略》二卷  汪大渊作。汪大渊“当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所遇辄采录其山川风上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资用之所宜，非其亲见不书，则信乎其可征也”[53]。很可能，他本人就是一个从事海外贸易的舶商。至正九年（1349 年），他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写成《岛夷志略》一书，叙述了海外九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凤土人情、贸易状况。对于研究元代的海外贸易、中外关系以及这一时期亚、非广大地区的历史，这本书都是十分珍贵的资料。最近出版的《岛夷志略校释》（苏继扇，中华书局1981 年）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新义颇多。

　　《安南行记》（一作《天南行记》 ）一卷  作者徐明善。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 年），命李思衍出使安南，以徐明善为副使。《安南行记》即记此次出使事；有《说郛》本[54]。

　　元代还有两种国内的行记，也有一定的价值，即《大理行记》和《河朔访古纪》。

　　《大理行记》一卷  作者郭松年，记述了游历云南大理地区的见闻，对山川风土记述颇详。有《奇晋斋丛书》本。《河朔访古记》作者哈刺鲁（葛逻禄）族名诗人乃贤，他在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 年）自家乡绍兴出游，“迎大河而济，历齐、鲁、陈、蔡、晋、魏、燕、赵之墟，吊古山川城郭、丘陵宫室、王霸人物、衣冠文献、陈迹故事，暨近代金宋战争疆场更变者，或得于图经地志，或闻诸故老旧家，流风遗俗，一皆考订。夜还旅邸，笔之于书，又以其感触兴怀，慷慨激烈，成诗歌者继之，总而名日：河朔访古记。凡一十六卷。”此书内容不仅限于访古、考古，而且“于今京都国家之典礼，官署城池，庙廷祭享，朝班卤簿，圣德臣功，文武士庶，一代威仪制作，尤加详备”[55]，可见还有关于当代典章制度以及政治生活的记述。可惜的是，这部著作很早就散佚了。清代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得一百三十四条编成三卷，上卷真定路，中卷彰德路，下卷河南路，所记以文物考古为主，但也保存了一些当时风土人情的资料，例如上卷对真定城市生活的描写，虽然文字不多，仍是很有价值的。通行有《守山阁丛书》本。

　　（六）地志  现存的元代地理志书为数不多，可以分三类。

第一类是全国的地理志书，有《大元一统志》。

　　《大元一统志》至元二十二年（1285 年），元世祖下令“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由秘书监负责这一工作。到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告成，“编类天下地理志书，备载天下路府州县古今建置沿革及山川土产风俗里至宦迹人物，赐名《大一统志》“，凡七八七卷。但这次编成的志书实际上是不完全的，还有一些边远地区的资料并未收齐。不久，”续有辽阳、云南远方报到沿革，及各处州县多有分拨陆改不同去处“，因而又作了补充修改，由李兰盼（禧）、岳铱主其事，成宗大德七年（1303 年）最后定稿，总计六百册，一千三百卷，除文字外，还有”彩画“地理图[56]① 。这部篇幅浩繁的地理著作有很多内容取材于前代的志书，也有一部分是当代所作的记录。它不仅有关于山川形势物产方面的记载，而且还有阶级斗争、城市生活、宗教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此书在元末曾刊行，但早已散佚。金毓献曾有辑本并加考证，收在《辽海丛书》内。后来赵万里又加辑录，分成十卷，以《元一统志》为名，1966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第二类是行省范围的志书，现存有《云南志略》。

　　《云南志略》一卷李京著。李京在元成宗大德五年被任命为乌撒乌蒙宣慰副使，参与了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的活动，”巡行调发，馈给填抚，周履云南，悉其见闻，为《志略》四卷“[57]。”撮其古今兴废人物山川草木类为一编“[58]。现存的一卷只有”云南总叙“和”诸夷风俗“两部分，并非完本[59]。但就是这两部分，但后者内容较少，只有古今沿革部分。此外，在现存《永乐大典》中还保存了少量侠文。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是元代有关云南民族状况的唯一较为详尽的文献。

　　第三类是路府州县的方志。现存有《至顺镇江志》、《至正金陵新志》、《延被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大德昌国州志》、《至正觉山郡志》等。

　　《至顺镇江志》二十一卷俞希鲁纂．，这是元代编得最好的一部方志，记载详赡，材料丰富，对于研究元代地方政府组织、城市经济、赋役制度、宗教活动都很有用处。例如，此书关于也里可温教的记载，就是十分宝贵的。常见有丹徒鲍氏刻本。

　　《至正金陵新志》十五卷张祛纂。此书详于历史沿革，其他部分比较简略，但其中关于元代官制、兵制的记载，也是有价值的。北京图书馆藏有元刻本。

　　《延砧四明志》二十卷袁桶、王厚孙纂《至正四明续志》十二卷王厚孙纂。这是先后修成的庆元路（今浙江宁波）的两部方志，材料比较丰富。由于庆元当时设有市舶司，是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所以除了一般方志共有的职官、赋役、寺院等方面的记载外，还有关于市舶亦即海外贸易的资料，《续志》中关于”市舶物货“的记载，对研究海外贸易是很有用的。

　　《大德昌国州志》七卷郭荐纂。昌国州即今定海，元代属庆元路。此书记事比较简略。以上三种方志有《宋元四明六志》本。

　　《至正良山郡志》六卷杨德纂。良山是元代新兴的一个港口，这种方志有不少关于海运和市舶的资料。有《太仓旧志五种》本。

　　《齐乘》六卷于钦纂。此书着重于古今沿革，而对当代制度则很简略，有乾隆周氏刻本。

　　《至元嘉禾志》三十二卷徐硕纂。此书”修于前至元甲申（至元二十一年，1284 年），至戊子岁（至元二十五年，1288 年）刊行，其时江南初入版图，惟沿革、城社、户口、赋税、学校、廊舍、邮置数门稍有增改，其余大率沿宋《志今之旧文耳“[60]。《南海志》成书子成宗大德甲辰（1304 年），陈大震纂，已散佚。现存的《永乐大典》残卷中保存了该志的部分内容，主要见于卷一一九O 五一七”广· 广州府“门，其中有关元代广州赋税、土产以及舶货等记载都是很有价值的，特别是舶货后附有”诸蕃国“名，是这一时期海外交通的珍贵资料。

  　除了元代方志外，明、清两代编纂的方志中，也常可发见有关元代的史料，需要我们认真去发掘。

　　（七）石刻  元代流传下来的石刻文字，大部分己分别编入各地区的金石志或方志的金石门，杨殿甸编的《石刻题跋索引》（商务印书馆1957 年版）中已有收录。在已收录的石刻资料中，比重最大的是墓碑、墓揭，其次是宗教碑刻和儒学碑刻。这些己经收录的石刻资料中，有一部分已收人作者的文集或总集，但有的文字颇有出入，可资考证。例如虞集的《高昌王世勋碑》，是关于元代畏兀儿人历史的极其重要的文献，而碑刻文字（见《乾隆武威县志》）与虞集的《道园学古录》卷二四所收碑文有好几处是不一样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收录的碑刻，没有收入各种文集或总集，有不少可以弥补典籍的空白，例如《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七《忽神伯里阁不花碑》所述蒙古许兀慎氏族世系，可补《元史》之不足。除了已经收录在各金石志或石刻丛编之外，还有不少碑刻文字，或只有拓片流传，或散见于各种书刊，其中也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例如，元初王万庆所撰《侮云和尚道行碑》，记述了临济宗长老海云的事迹，对于研究元初政治、经济、宗教都有很高的价值。这样一篇重要的文献，却从未为任何金石志或石刻丛编收录。近年来，还不断有新的元代石刻发现，如1978 年陕西户县出土贺仁杰墓志铭和贺胜墓志铭，就是一例[61]。对于这些零散的石刻资料，我们也要注意搜集利用。过去对于元代碑刻的研究，首先要推钱大昕。他收集了大量拓片，作了很多有价值的考证，见《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潜研堂全书》本）。他的名著《元史氏族表》，就广泛利用了石刻文字资料。解放前冯承钧辑有《元代白话碑》一书，专门搜集元代蒙古语硬译文体的碑文。后来蔡美彪又进一步搜集有关拓片，辑成《元代白话碑集录》一书（科学出版社1955 年版），并作了标点、注释，对于研究元代历史和语言都很有用处。

　　（八）诗文集  元代各类史料中比重最大的是诗文集。据有人统计，辽、金、元三代诗文集有四百七十余种，其中元代的在四百种以上[62]。但是，有不少已散佚了。清代修《四库全书》时，著录的元人诗文集（包括”存目“在内）共二百零五种[63]。后来陆续有所发现，目前统计，元人诗文集现存约二百五十种左右。其中文集（文集中一般也有诗词）约一百五十种，诗集（没有文章，只有诗词）约一百种[64]。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元人“的界限是不很明确的，例如，金亡以后名诗人元好问还在蒙古汗国统治下活了二十余年，他的文集中很多诗文都是：在此期间写的，但一般习惯都说他是”金人“。又如牟嗽的《陵阳文集》中，有不少文章是入元以后写的，有的甚至晚至成宗大德时，但一般也将他列为”宋人“。又如，有不少作家是由元入明的，朱元璋的文学侍从宋镰和王纬的文集中很多文章是在元末写的，但因他们是明朝的开国功臣，所以都算成”明人“。我们除了元人的诗文集外，对于一部分金人和宋人诗文集（特别是由金、宋入元者）以及明人诗文集也应认真的阅读利用。

　　元人诗文集中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史料，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钱大昕、屠寄、柯助态等都曾大量加以利用。陈垣的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主要便是利用诗文集的资料写成的。无论是元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中外关系任何一个方面的研究，都可以从诗文集中找到有价值的资料。但是，二百五十种左右诗文集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有的史料价值很高，有的没有多大用处。这里不可能一一予以介绍，只能按照时间的先后，分成几个阶段，列举一些比较有价值的诗文集。

(1）前四汗时期，即忽必烈称帝以前（1206——1259年）。以反映这一时期史事为主的诗文集有：《遗山文集》四十卷，元好问撰，《四部丛刊》本洲庄靖先生文集》十卷，李俊民撰，石莲盒汇刻九金人集本洲湛然居士文集》十四卷，耶律楚材撰，有《四部丛刊》本；《陵川文集》三十九卷，郝经撰，清道光八年增补重刊本。

(2）元世祖、成宗时期（1260——1307年）。主要活动于这一时期的作家，按不同情况，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作者是北方人，他们大都是元朝政府的中、下级官吏，诗文集中有许多关于当时社会状况、政治措施等方面的记载。比较重要的有：

　　《许文正公遗书》十二卷许衡，清雍正补修明万历刊本。

《紫山大全集》二十六卷胡抵适，《三怡堂丛书》本。

《秋涧先生大全集》一百卷王挥，《四部丛刊》本。

《静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刘因，《四部丛刊》本。

《藏春集》六卷刘秉忠，清钞本。

《青崖集》五卷魏初，《四库珍本丛书初集》本。

《双溪醉隐集》六卷耶律铸，《知服斋丛书》本。

一类作者是南方人，他们中有些是出仕元朝的官僚，这些人的诗文集中有不少当代政治、经济方面的资料，如：

　　《雪楼集》三十卷程组夫，陶氏涉园刻本。

　　《松雪斋文集》十卷赵孟倾，《四部丛刊》本。

　　《吴文正公全集》四十九卷吴澄，清乾隆五十一年万氏刻本。

　　《桐江集》八卷方回，宛委别藏本。

《桐江续集》三十六卷方回，《四库珍本丛书初集》本。

《养蒙先生文集》十卷张伯淳，北京图书馆藏钞本。

还有一些南宋遗老，他们的诗文集中以反映江南社会状况的资料居多，如：

　　《水云村泯稿》二十卷刘埔，清道光十八年爱余堂刻本。

　　《陵阳文集》二十四卷牟啾，《吴兴丛书》本，

　　《炎叮源先生文集》三十卷戴表元，《四部丛刊》本。召青山集》八卷赵文，《四库珍本丛书初集》本。《申斋集》十五卷刘岳申，北京图书馆藏抄本。《墙东类稿》二十卷陆文圭，《常州先哲遗书》本。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两类作者的诗文集中，往往也有关于前一阶段（前四汗时期）的资料，特别是一些碑、铭文字。不少作者一直到下一阶段仍在活动，所以他们的诗文集中也有下一阶段史事的资料。

　　(3）武宗到宁宗时期（1308 一1332 年），以反映这一时期史事为主的诗文集较多，价值较高的是：

《道园学古录》五十卷虞集，《四部丛刊》本[65] 。

《中庵集》二十五卷刘敏中，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66] 。

《牧庵集》三十六卷姚隧，《四部丛刊》本。

《巴西文集》一卷邓文原，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

《石田文集》十五卷马祖常，古书流通处刻《四大家集》

　　《燕石集》十五卷宋癸，北京图书馆藏抄本。

《金华先生文集》四十三卷黄揩，《四部丛刊》本。

《归田类稿》二十卷张养浩，乾隆五十五年周氏刊本。

《清容居士集》五十卷袁桶，《四部丛刊》本。

　　《柳待制文集》二十卷柳贯，《四部丛刊》本。

《揭文安公全集》十四卷揭懊斯，《四部丛刊》本。

《渊颖集》十二卷吴莱，《四部丛刊》本。

　　《圭斋文集》十六卷欧阳玄，《四部丛刊》本。

　　这些诗文集也或多或少包含有上二阶段或下一阶段史事的资料。

　　( 4 ）元顺帝时期（1333 一1368年）。这一时期元代社会矛盾加剧，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许多诗文集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变革。如：

　　《至正集》八十一卷许有壬，清宣统三年河南教育总会石印本[67]。

《存复斋文集》十卷朱德润，《四部丛刊续编》本。

《圭峰集》二卷卢琦，明万历庄敏庆刊本。

《侨吴集》十二卷郑元砧，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

《滋溪文稿》三十卷苏天爵，《适园丛书》本。

《东山存稿》七卷赵访，清康熙辛酉赵吉士刊本。

《东维子文集》三十一卷杨维祯，《四部丛刊》本。

《云阳集》十卷李祁，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68]。

《师山先生文集》八卷郑玉，清补明嘉靖刊本。

《青阳集》九卷余阔，《四部丛刊》本。

《玩斋集》十卷贡师泰，清乾隆南湖书塾刊本。

《夷白斋稿》三十五卷陈基，《四部丛刊三编》本，

《羽庭集》六卷刘仁本，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69] 。

《经济文集》六卷李士瞻，《湖北先正遗书》本。

《梧溪集》七卷王逢，《知不足斋丛书办本。

《宋文宪公全集》五十三卷宋镰，《四部丛刊》本。

苏天爵、许有壬的文集，有不少反映农民起义爆发前社会状况的资料。其他的诗文集，都有关于元末农民战争的记载，这些作者都是江淮以南人，他们所记录的史实，主要也是南方的情况。

　　以上列举的，是需要认真阅读的重要诗文集。对于其它诗文集，也应尽可能浏览。其它诗文集的版本、卷数；作者等情况，在没有一份完整的目录以前，可以先利用陆峻岭编的《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和《四库总目提要》。

　　（九）总集  所谓总集就是将不同作家的文章或诗篇辑录在一起的集子。

　　《国朝文类》七十卷苏天爵编。是元代最重要的总集。苏天爵”芜披国初至今（元顺帝即位之初―引者）各人所作，若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积二十年，凡得若干首，为七十卷。百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苏天爵选编的原则是经世致用，”然所取者，必其有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或取其雅制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70] 因此之故，不少元代的重要文献，赖此书得以保存。如《经世大典序录》，由此可以窥见《经世大典》的结构，又如，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的神道碑和伟大科学家郭守敬的行状，也仅见于此书。研究元代历史，《国朝文类》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著作，常见有《四部丛刊》本。《天下同文》前甲集五十卷周南瑞编，缺七卷，实存四十三卷。有《雪堂丛刻》本。此书编成于元成宗大德年，所收诗文限于元代前期，内容远不及《国朝文类》丰富，其中有些诗文为他书所无，有一定价值。如黄文仲的《大都赋》，有助于了解元代大都的情况；赵璧的《大藏新增至元法宝记》有助于了解元代佛教的兴盛等。

　　还应该提到的是，后代编纂的几部元代杂剧、散曲和诗歌总集，也是很有用的。明代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藏晋叔编《元曲选》，收元代杂剧百种，有中华书局1958 年印本。解放后中华书局又出版了隋树森编的《元曲选外编》，将传世的元代杂剧《元曲选》所未收者，辑在一起，共得六十二出。现存的元人杂剧，可以说尽见于这两书了。清代前期，顾嗣立广事搜罗，先后编成《元诗选》三编，每编又分十集，每集收诗人十家。这是规模最大的一部元诗总集（但仍是选编性质，与《全唐诗》不同）。不少诗集已经散佚，赖此书得以部分保存。1964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隋树森编的《全元散曲》，将目前所能见到的元人散曲加以辑集。元代杂剧和元代诗歌中有很多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史料，散曲在这方面总的来说比不上杂剧和诗歌，但有些散曲突破了通常的题材局限，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作出了贡献。如刘时中的《〔正宫〕 端正好· 上高监司》，形象地描写元朝钞法的弊病和人民生活的困苦，就是很好的史料。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杂剧、诗歌、散曲中的社会史料，还没有充分得到利用，有待进一步去发掘。

　　（十）笔记  元人笔记传世的有四十余种，比起宋代来要少得多。比较重要的有：周密的《齐东野语》和《癸辛杂识》，杨礴的《山居新语》和陶宗仪的《辍耕录》。《齐东野语》二十卷，有商务印书馆刊涵芬楼藏元刻明补本；周密祖籍济南，故用此名。《癸辛杂识》六卷，有《津逮丛书》本。周密曾居住于杭州癸辛街，书名即由此而来。两书所记多为宋元之际史事，兼及轶闻琐事。周密祖先世代为官，本人在宋亡后以遗老自居，交游很广，俨然是江南文坛领袖，所以见闻甚博。两书的记述，很多可补史籍之不足。如《齐东野语》中“李全本末”、“端平入洛气”二张援襄“，《癸辛杂识》的”襄阳始末“等条，都是很有价值的。其他一些记载，也有不少足资参证的资料，例如《癸辛杂识》中”佛莲家紫“一条，不过六十余字，但对于了解宋元之际海外贸易的情况，是极为珍贵的资料，常为研究者所引用。

　　《山居新语》四卷[71]作者杨墉在元顺帝时曾于中瑞司、太史院任职，《山居新语》是他致仕退隐杭州时所作，其中有不少关于典章制度和政治活动的记载，对于研究元末史事颇有用处。常见为《武林往哲遗著》本。

　　《辍耕录》三十卷是一部享有盛名的笔记。作者陶宗仪，元末明初人，元末曾应科举未中，农民战争爆发期间隐居松江乡村，从事著述，作品甚多。《辍耕录》一书内容庞杂，漫无条理，上至帝王世系、宫网制度，下至神仙鬼怪、民间琐事，无所不收。从资料来源说，《辍耕录》的大部分条目，都是从前人或同时代人的著作中抄录得来的。例如，上面提到的《国朝文类》、《癸辛杂识》、《山居新语》等书都有一些内容被摘录到《辍耕录》中。这些被抄录的著作有不少已经散佚了，它们的部分内容赖《辍耕录》得以保存。例如卷二一”宫阀制度“条，应出自《经世大典》，原书已不可得见，仅见于此。又如卷一”大元宗室世系“、”氏族“等条，对于元史研究有很重要价值，也应是抄自其他著作，但现在已无从查考了。还有相当一部分条目，其内容是陶宗仪亲身见闻，也是很有意义的。如卷二七”扶箕诗“、卷二九”纪隆平“等条，都是研究元末农民战争时一再引用的重要资料。

　　除了上述四种笔记之外，还有：

　　《庶斋老学丛谈》盛如梓，《知不足斋丛书》本。

　　《至正直记》孔齐，《粤雅堂丛书》本。

　　《遂昌山樵杂录》郑元砧，《学海类编》本。

　　《农田余话》长谷真逸，《宝颜堂秘岌》本。

　　

　　（十一）类书  分类芜集各种资料以备查考的书叫做类书。现存的元代比较重要的日用百科全书型的类书有以下几种：《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金钱》分前、后、续、别、外五集。顾名思义，此书登载的主要是当时通用的各种文字格式和典故出处，如来往书信、婚丧文状等。对于研究社会历史较有意义的是外集卷一、二《方舆胜纪》，可资地理考证；外集《公私必用》，有”事产“、”人口“、”头匹“的买卖雇用典当契式，可供研究当时社会经济关系之用。此书有日本古典研究会影印的泰定甲子（昭和三十八年，即一九六三年）日新书堂重刊本。

　　《居家必用事类全集》 分十集。此书最早刻于元代，后来屡次补修重刻，现在通常能见到的是明嘉靖刊本。内容庞杂，从为学、家法、仕宦到宅舍、农桑、饮食、卫生，无所不有。最有意义的是该书辛集所收《习吏幼学指南》（简称《吏学指南）) ) ，这是大德五年（1301 年）吴郡（今苏州）徐元瑞编的一部法学词典，对当时通行的法律词语作了详尽的解释，是研究元代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丙集中有关地方行政弊病的记载，对于了解元代政治的腐败，也是很有用的。此外，农桑、饮食方面的材料，也从不同侧面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国内各民族之间交往提供了有价值的例证。

　　《事林广记》 陈元靓编，最早成书于南宋末年，元代多次增广删改重印。它的内容极为广泛，上至天文、地理，下至文艺、饮食，无所不有。现存的元刊《事林广记》有至顺建安椿庄书院刻本、后至元六年建阳郑氏积诚堂刻本、日本元禄十二年翻刻元泰定二年刻本等三种，内容互有出入，以至顺本较为完整，资料比较丰富。至顺本《事林广记》分前、后、续、别四集，前集的郡邑类可资地理考订，续集的文艺类所收”蒙古字体“（八思巴字）、”蒙古译语“（蒙语汉字标音）对于研究元代蒙古语言文字和典章制度都有重要价值；别集官制类所载元朝内外官职，别集刑法类所载大元通制，别集公理类所载告状新式，对于研究政治、经济各方面问题，都是很有用的资料。

上面我们分门别类对元史的汉文史料作了简略介绍。此外，元代还有一些科技方面的著作，如专门叙述盐业生产的《熬波图》（陈椿，《雪堂丛刻》本），专门讲述农业生产状况的《农书》（王祯，中华书局1957 年印本）[72]、《农桑辑要》（元朝官修，上海图书馆影印元刊本）、《农桑衣食撮要》（鲁明善，《墨海金壶》本），专门记载饮食的《饮膳正要》（忽思慧，《四部丛刊》本）等，对于研究元代社会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也是很有用的。

 

第四节国外史料

 

　　研究元史，必须注意利用国外史料，这是不同千其他断代史的一个重要特点。与元史研究有关的外国史料为数颇多，下面对其中较重要者作简略的介绍。

　　（一）波斯史料  蒙古三次西征的结果，使波斯及西南亚其他地区成为蒙古汗国的组成部分，在这里建立了伊利汗国。伊利汗国的历史家们对当代的历史，写下了不少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部，一部是《世界征服者史》，一部是《史集》。

　　《世界征服者史》作者志费尼（Juvai ： ui ) ，出身子波斯一个古老的显贵家族，其祖父是花刺子模国王的大臣，其父则为蒙古征服者效劳，得到信任。志费尼曾追随伊利汗国的创始者旭烈兀出征巴格达等地，并被委任为巴格达州的长官。他曾三次前往蒙古地区，第一次（1247 年）因得知贵由汗去世而中途折回，第二次（1250 年），到达斡兀立海迷失皇后的行宫所在地，第三次( 1252 年），到达蒙古汗国首都哈刺和林，居住达一年零五个月之久。许多重要历史事件都是他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世界征服者史》是志费尼当1252 一1253 年在哈刺和林时开始写作的，完成于十三世纪六十年代初（其中尚有相当一部分章节未完成）。此书长期只有抄本流传，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多桑《蒙古史》，从中引用了大量材料，欧洲人对此书的内容有所了解，因而使它的价值受到了人们的重视。1912 一1937 年，此书的波斯文集校本分三册先后出版。1958 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出版部出版了英国学者约翰· 安德鲁· 波义耳翻译的英译本。1981 年，内蒙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何高济根据英译本翻译的中文本。

　　《世界征服者史》共分三卷，第一卷记述成吉思汗和窝阔台、贵由、术赤、拔都、察合台等的事迹，还有畏兀儿人的历史等。第二卷为花刺子模王朝史。第三卷为拖雷、蒙哥、旭烈兀等的事迹，以及亦思马因派王朝兴亡史。这部书被公认是十三世纪上半期蒙古和中亚、西亚历史的最有权威性的著作。

　　《史集》  作者拉施德丁（Rashid 一ad 一D），出身于波斯哈马丹地区的一个医生世家，他本人担任过伊利汗国的宫廷御医，后为合赞汗（伊利汗国的第七代统治者）赏识，被任命为宰相，备受宠遇。最后因统治集团内部倾轧，惨遭杀害。合赞汗在伊斯兰历700 年（1300 ， 9 . 5 一1301 ， 9 . 5 ）下令拉施德丁编纂蒙古史，但未及看见此书完成便已死去（1304 由幼。蒙古史编成干1307 年，拉施德丁进呈于嗣位的完者都汗（．合赞汗之弟），受到赞赏。完者都汗又要他编纂世界各民族历史和世界地理志，并将三部分统称为《史集》。《史集》全书完成于伊斯兰历710 年( 1310 一1311 年），但流传到后世的，只有第一部蒙古史和第二部世界史，没有第三部世界地理志。第一部蒙古史共分三卷，第一卷（上）突厥蒙古部族志，第一卷（下）成吉思汗先祖及成吉思汗纪；第二卷伊利汗国蒙古诸汗以外的成吉思汗后裔史（窝阔台、察合台、拖雷、贵由、蒙哥、忽必烈、铁穆耳等）；第三卷伊利汗国史。拉施德丁在编纂蒙古史时，不仅广泛参考了当时各种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历史著作，还利用了伊利汗国宫廷中秘藏的档案资料《金册》[73]，此外，他采访了蒙古、印度、畏兀儿等族的学者，收集各种口头传说资料。其中特别是来自元朝的蒙古朵儿边氏族的学罗垂相，对他帮助极大。因此，《史集》的蒙古史部分，内容丰富，具有很高的价值。它的许多记载，可以和《秘史》、《元史》互相参证；还有不少记载，可补后者之不足。例如，关于蒙古各部起源、分支和亲属关系的叙述，在各种史料中，要以《史集》最为清楚详细。又如，关干忽必烈对阿里不哥及西北诸王的斗争，《史集》也要比《元史》和其他有关记载详尽。总之，对于研究十二、三世纪蒙古史、中亚史以及元史来说，《史集》都是必不可少的。《史集》的部分内容来自《世界征服者史》，但总的来说，《史集》的内容比《世界征服者史》更为广泛。

　　《史巢》在写成后，长期只有抄本流传。多桑《蒙古史》就从它的抄本中征引了许多资料。1863 年，法国出版了卡特麦尔的《史集· 旭烈兀传》波斯文校注本和法文译本。1858 一1888 年，俄国出版了贝勒津的《史集》蒙古史部分第一卷（包括部族志、成吉思汗先祖及成吉思汗纪）波斯文校注和俄译本。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第一卷上、下欢太祖本纪译证》，就是根据这个本子转译的。二十世纪初，法国学者伯劳舍出版了《史集》蒙古史部分第二卷波斯文校定本（1911 年）。邵循正在解放前发表的《刺失德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清华学报》第14 卷第1 期）即是从此本转译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后改称亚洲民族研究所）从1946 年起分卷出版了《史集》蒙古史部分的波斯文校勘本和俄译本。英国学者波义耳在完成了《世界征服者史》的英译以后，又将《史集》蒙古史部分的第二卷译成英文，1971 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部出版，题为《成吉思汗的继位者们》。波义耳的翻译是以伯劳舍本为底本的，但也参考了俄译本。这个译本利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名词的译写和注释方面都有较高的水平，对于元史研究来说是很有用的。《史集》蒙古史部分的中译本，也正在积极进行中。

　　（二）欧洲文字史料  蒙古汗国的两次西征震动了整个欧洲。十三世纪中叶，教皇和法国国王先后派出使节访问蒙古，以传教为名，实为刺探消息。教皇的使节普兰· 翅儿宾（Plano Car pini ）于1245 年从里昂出发，参加了选举贵由为大汗的忽里勒台大会，在贵由的营帐附近住了近四个月，” 47 年秋返回里昂，向教皇提交了这次旅行的报告，标题叫做《被．我们称为挞粗的蒙古人的历史》，后来被人们称为《普兰· 迎儿宾行记》。全书共分九章，作者详细记录了他所看到的和听到的有关蒙古人的一切：土地、人民、风俗、习惯、国家的起源和发展、皇帝与诸王的权力、军队组织和装备、战争特点，还专门有一章阐述与蒙古人作战的方法，最后一章则记述了经过的地方和遇到的情况。1253 年，法国国王遣教士卢布鲁克（Wiliam of Rubruck ) 出使蒙古。卢布鲁克在这一年年底到达哈刺和林以南的蒙哥汗营帐所在地，后来又到哈刺和林，逗留达五个月之久，回国后向法国国王呈递了这次旅行的报告，后来被人们称为《卢布鲁克行记》。全书共分三十八章。卢布鲁克详细叙述这次旅行的见闻，他的旅行路线与柏兰· 迎儿宾有所不同，见闻也有区别。其中关于大汗宫廷、和林城面貌、蒙古境内各种宗教活动情况以及畏兀儿等民族状况的记载，是特别令人感兴趣的。

　　这两位教士都是经过严格挑选来承担出使任务的，他们观察细致，记载翔实，在当时是为了向教皇和国王提供可靠的情报，但在后代却成了具有特殊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当然，由于语言的隔阂和时间的短促，他们的见闻也难免有失误之处。这两种行记出现后一直使人们感到浓厚的兴趣，有过多种抄本和刊本传世，目前比较常见的英文本是道松（Dawson ）编的《出使蒙古记》( 1955 年伦敦版，1966 年纽约版）[74] 。俄文本是莎斯契娜编的《柏兰· 迎儿宾和卢布鲁克东方旅行记）) （莫斯科苏联国家地理学文献出版社1957 年版）[75] 。

　　在柏兰· 迎儿宾和卢布鲁克之后，不断有欧洲人到中国来，有的经营商业，有的传播基督教。他们中有些人写下了文字材料，其中最有名的是马可波罗（Marco . Polo ）所写的旅行记。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人，年轻时随父亲和叔父来中国，受到忽必烈赏识，在元朝政府中任职十余年，足迹遍及中国各地。后来，他奉命护送元朝公主到伊利汗国，1291 年由泉州启航，1293 年到达伊利汗国，然后返回家乡。十三世纪末，威尼斯与热那亚交战，马可波罗被俘，在狱中口述自己在东方的见闻，由他人笔录，这便是闻名世界的《马可波罗行记》。《行记》共分四卷，第一卷记马可波罗来中国途中的见闻，成吉思汗的兴起和建立汗国的经过；第二卷记忽必烈的活动，大都、上都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情况；第三卷记日本和东、西洋各国的情况；第四卷记诸汗国之间的战争。马可波罗所到地方之广，远远超过了当时任何其他旅行家，而他的观察细致而且敏锐，叙事又很准确，这便使得这本行记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它为研究元史．亚洲史以及这一时期的许多历史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例如，轰动一时的王著杀阿合马事件，在行记中便有详细的记载，可以和中国史籍的有关记载互相印证。又如，关于忽必烈新建的上都城和大都城，马可波罗都作了详细而且生动的描写，可以补中国史料之不足。马可波罗对中国的经济生活也很注意，行记中有关纺织业生产和用煤等方面的记载，也是很有价值的。行记对亚非各国的叙述，也有助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行记写成后，风靡一时，人们争相传诵，有多种抄本传世，文字互有出入。后来整理刊行，也有各种不同的版本，而且已经译成世界各种文字。过去比较流行的是亨利· 玉尔（H · Yule ）译注本（第三版，19f ) 2 年）。法国著名东方学家伯希和（P · Pellot ）为行记作注释，共三百八十六条。全书分三卷（第三卷为素引）在伯希和死后陆续出版。作者广征博引，新义颇多，对研究元史、蒙古史、中西交通史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国过去出版过繁简不同的五种版本，比较流行的是冯承钧翻译的沙海昂译注本，原书缺点较多。张星娘译过玉尔译注本的一部分。现在伯希和的注释正在积极翻译中。此外，基督教僧侣鄂多立克、孟德高维努、马黎诺里等先后来过中国，写有游记或书信。关于他们对中国情况的报导，张星娘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有所介绍，可以参看。1981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鄂多立克东游录》（收在《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

　（三）非洲史料  十四世纪有一个著名的摩洛哥旅行家，名叫伊本· 拔都他（lbn Battuta ) ，曾经游历亚非各国，在十四世纪四十年代来过中国。他留下了一部旅行记，其中讲到游历中国的情形。他在行记中说，曾到过刺桐（泉州）、行在（杭州）、汗八里（大都）等地，对于中国的丰富物产和人情风俗，都作了一些叙述。他特别称赞中国的瓷器，据他说中国瓷器向印度诸国输出，直至他的家乡摩洛哥。但是拔都他在中国停留时间较短，所到地方有限，叙述也不免有夸大和信口开河之处，所以他的行记史料价值远不及以上诸书。拔都他行记常见有1929 年出版的吉比（H · gibb ）英文节译本。吉比后来又将全书译成英文，自1958 年起陆续出版。此书无中文译本，但张星娘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中曾将有关中国部分作了节译。

　　（四）朝鲜史料  元代中国与朝鲜（当时称为高丽）关系密切，因此在朝鲜的史籍中有不少关于元朝历史的记载。高丽王氏王朝（918 一1392 年）灭亡后，继起的朝鲜李朝编纂了《高丽史》。关于《高丽史》的一般情况，上一章已作过介绍，此书为高丽与元朝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对于了解元朝的政治、经济、农民战争、东北女真族的活动，以及元朝灭亡后北元政权的活动，都是很有价值的。

　　在十四世纪上半期，朝鲜出现了两本汉语教科书，一本叫《老乞大》，一本叫《朴通事》。《朴通事》分成许多段落，以对话的形式，叙述元代大都各方面的社会生活。《老乞大》则以高丽商人来中国贸易为中心线索，以对话的形式，叙述商业活动和其他各方面的社会生活。这两本书作者的本意，在于使朝鲜读者熟悉中国的社会生活，掌握有关的汉语词汇，却正好为我们了解元代社会特别是大都的面貌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史料。这两种书在李朝时代曾作过一些修改，继续作为当时的汉语教科书，但基本上仍保持了原来的面貌。现在一般见到的是1677 年边逞、朴世华等编辑整理的《朴通事谚解》和《老乞大谚解》，两书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曾由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列入《奎章阁丛书》予以刊行。

（五）越南史料  《大越史记全书》，在本书第六章宋代部分已作过介绍。此书对于研究元代中国与交趾、占城的关系是很有用处的，也有一些元代政治状况的记载。此外，归附元朝的交趾人黎荆编有《安南志略》一书，其中也有关于两国关系的资料，还收录了一些往来的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