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经学　小学及音韵学
以乾嘉学派为中坚之清代学者，一反明人空疏之习，专从书本上钻研考索，想达到他们所谓“实事求是”的目的。依我们今日看来，他们的工作，最少有一半算是白费，因为他们若把精力用到别个方向去，成就断不止此。但这是为时代性所限，我们也不能太过责备。至于他们的研究精神和方法，确有一部分可以做我们模范的，我们万不可以看轻他。他们所做过的工作，也确有一部分把我们所应该的已经做去，或者替我们开出许多门路来，我们不能不感谢。今将他们所表现的总成绩，略分门类择要叙述，且评论其价值。我个人对于继续整理的意见，也顺带发表一二。
一　经学
自顾亭林高标“经学即理学”之徽帜，以与空谈性命之陋儒抗，于是二百年来学者家家谈经，著作汗牛充栋。阮氏《皇清经解》、王氏《皇清经解续编》所收作者凡百五十七家，为书都三百八十九种，二千七百二十七卷。亦云盛矣，而未收及续出者尚不在其列。几部古经，是否值得费那么大工夫去研究，另为一问题。他们费这些工夫，到底把这几部古经研究清楚没有，以下请逐部说明。
　　(甲)《易经》：《易经》是一部最带神秘性的书。孔子自称“假年以学”，相传还有“韦编三绝”的故事，可见得这书自古已称难懂了。汉代今文博士有施、孟、梁邱三家，又有费氏的古文，又有京、焦的别派。自王弼注出，盛行江左，唐人据此以作正义，自是汉《易》诸家俱废。今官书之《十三经注疏》，所宗者，弼学也。而五代、北宋间道士陈抟始以道教中丹鼎之术附会《易》文，展转传至邵康节、周濂溪，于是有《先天》《太极》诸图，《易》益棼乱不可理。程伊川作《易传》，少谈天道，多言人事，稍称洁净。朱晦庵又综合周、邵、程之说作《易本义》，为明清两朝功令所宗，盖自王、韩康伯以后，《易》学与老庄之道家言混合；自周、邵以后，《易》学与后世矫诬之道教混合。清以前《易》学之重要流别变迁，大略如此。
　　清代《易》学第一期工作，专在革周、邵派的命，黄梨洲的《易学象数论》首放一矢。其弟黄晦木宗炎著《图书辨惑》，把濂溪《太极图说》的娘家——即陈抟自称从累代道士传来的《无极图》——找出来了。同时，毛西河有《河图洛书原舛》，大致与二黄之说相发明。其后胡朏明著《易图明辨》，引证详博，把所有一切怪诞的图——什么无极太极，什么先天后天，什么太阳少阳太阴少阴，什么六十四卦的圆圈方位，一概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千年蒙罩住《易经》的云雾算是开光了，这不能不说是清初学者的功劳。
　　他们对于周邵派的破坏算是成功了。建设的工作怎么样进行呢？论理，他们专重注疏，自应归到王韩一派，但王注援老庄以谈名理，非他们所喜。而且“辅嗣《易》行无汉学”，前人已经说过，尤为汉学先生们所痛恨。所以他们要另辟一条新路来。
　　清儒说《易》之书收入《皇清经解》者，最先的为毛西河之《仲氏易》。但这部书专凭个人臆见，学无渊源，后来学者并不重视他，所以影响也甚小。可以代表清儒《易》学者不过三家，曰惠定宇，曰张皋文，曰焦里堂。
　　惠定宇所著书，曰《周易述》二十一卷，《易汉学》七卷，《易例》二卷。其《九经古义》中关于《易》者亦不少。定宇的见解是，愈古愈好，凡汉人的话都对，凡汉以后人的话都不对。然则汉人的《易》说一部无存，怎么办呢？幸而有唐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内中征引许多汉儒各家遗说。定宇把他们都搜集起来，爬梳整理一番，用的劳力真不小。我们读这几部书，才知道汉人《易》学的内容如何。这便是惠氏在学界一大成绩，然成绩亦止于此而已。若说他已经把这部《易经》弄通了，我们绝对不敢附和。为什么呢？因为汉儒说《易》是否合于《易》旨，我们先已根本怀疑。汉儒讲的什么“互体”，什么“卦变”，什么“半象”、“两象”，什么“纳甲”、“纳音”、“爻辰”，什么“卦气六日七分”，依我们看来，都是当时燕齐方士矫诬之说，和陈、邵《太极》《先天》等图没有什么分别。王辅嗣把他们廓清辞辟，一点都不冤枉。定宇辈因为出自汉人，便认做宝贝，不过盲从罢了。而且定宇还有一个大毛病，是不知家法。同为汉儒，而传受渊源不同，彼此矛盾的地方便不少。定宇统而名之曰“汉学”，好像汉人只有此学，又好像汉人个个都是此学，这便大错了。定宇说的不过东汉末年郑康成、荀慈明、虞仲翔等几个人之学，顶多可以代表一两派，而且各人所代表的派也不能相通。惠氏凡汉皆好的主张，只怕汉儒里头先自打起架来，他已无法和解了。
　　张皋文所著书，主要的是《周易虞氏义》九卷，还有《虞氏易礼》《易言》《易事》《易候》，及《荀氏九家义》《易义别录》等。皋文凭借定宇的基业，继长增高，自然成绩要好些。他的长处在家法明了，把虞仲翔一家学问，发挥尽致，别家作为附庸，分别搜择，不相杂厕。我们读这几部书，可以知道汉《易》中最主要的部分《虞氏易》有怎样的内容，这是皋文的功劳。若问皋文的《易》学是否真《易》学，便要先问仲翔的《易》学是否真《易》学。可惜这句话我是回答不出来的。
　　焦里堂所著书，有《易章句》十二卷，《易通释》二十卷，《易图略》八卷。统名《雕菰楼易学三书》。阮芸台说他：“石破天惊，处处从实测而得，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王伯申说他：“凿破混沌，扫除云雾，可谓精锐之兵”。阮、王都是一代大儒，不轻许可，对于这几部书佩服到如此，他的价值可推见了。里堂之学，不能叫做汉学，因为他并不依附汉人。不惟不依附，而且对于汉人所纠缠不休的什么“飞伏”、“卦气”、“爻辰”、“纳甲”……之类一一辨斥，和黄、胡诸人辨斥陈、邵易图同一摧陷廓清之功。里堂精于算理，又精于声音训诂，他靠这种学问做帮助，而从本经中贯穴钩稽，生出妙解。王伯申说：“要其法，则比例二字尽之。所谓比例者，固不在他书而在本书也。”里堂这几部书，是否算得《易经》真解，虽不敢说，但他确能脱出二千年传注重围，表现他极大的创作力。他的创作却又非凭空臆断，确是用考证家客观研究的方法得来，所以可贵。他发明几个重要原则，曰旁通，曰相错，曰时行，曰当位、失道，曰比例，都是从彖、象、系辞所说中推勘出来。我细绎里堂所说明，我相信孔子治《易》确曾用这种方法。我对于里堂有些不满的，是嫌他太骛于旁象而忽略本象。“旁通”、“相错”等是各卦各爻相互变化孳衍出来的义理，是第二步义理；本卦本爻各自有其义理，是第一步义理。显堂专讲第二步，把第一步几乎完全抛弃，未免喧宾夺主了。
　　此外说《易》之书，虽然还有许多，依我看，没有什么价值，一概不论了。专就这三家看来，成绩还不算坏。《易经》本是最难懂的一部书，我们能否有方法彻底懂它，很是问题。若问比较上可靠的方法吗？我想，焦里堂带我们走的路像是不错。我们应用他以本书解本书法，把他所阙略的那部书——即本卦本爻之意义，重新钩稽一番，发现出几种原因来驾驭他，或者全部可以彻底真懂也未可知。这便是我对于整理《易经》的希望及其惟一方法了。
　　(乙)《尚书》：《尚书》是一部最罗唣、问题最多的书。相传本有三千余篇，孔子删成百篇，已算得骇人听闻的神话了。所谓百篇者，在汉初已有人见过，只传得二十八篇，却是有百篇的序文见于《史记》。不久又有什么河内女子得着一篇《泰誓》，变成二十九篇。那篇《泰誓》是真是假，当时已成问题，然而不管真假，它只是昙花一现，忽然又隐身不见了。二十八篇或二十九篇，正立于学官，人人诵习了二百年。到西汉末，忽然有所谓《古文尚书》者出，说是孔安国家藏，献入中秘，比原来的《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来。因此惹起今古文之争，学界生出绝大波澜。西汉末的《古文尚书》是否靠得住，已成千古疑案。到东汉末，这新出的十六篇又隐身不见了。经一百多年，到东晋之初，忽然又说《古文尚书》复活转来，却是由十六篇变成二十五篇，还带着一部孔安国的注，离奇怪诞，莫此为甚了。今文的二十八篇，到最近还有人对于它发生真假问题，这是后起之义，姑且不说。至所谓《古文尚书》者，伪中出伪，至再至三，说起来便令人头眩，内中夹着一个《书序》真假问题，越发麻烦极了。自唐人撰诸经正义，采用东晋晚出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自是这部书著为功令、立于学官者一千多年。直到清初，然后这种罗唣问题才解决十之八九了。
　　清初学者对于《尚书》第一件功劳，在把东晋《伪古文尚书》和伪孔安国传宣告死刑。这件案最初的告发人，是宋朝的朱子，其后元吴澄、明梅鷟等继续控诉。到清初，黄梨洲当原告律师，做了一部《授书随笔》给阎百诗，百诗便自己充当裁判官，著成《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宣告那部书的死刑。还有一位姚立方际恒可以算做原告律师，他做一部《尚书通论》，关于这问题搜出许多证据，其书似已失传，但一部分已被阎氏采入《疏证》了。同时被告律师毛西河不服判决，做了一部《古文尚书冤词》提起上诉。再审的裁判官便是惠定宇，著了一部《古文尚书考》，把被告的罪名越发弄确实了。还有两位原告律师：一是程绵庄廷祚做一部《晚书订疑》；一是段茂堂做一部《古文尚书撰异》，把毛律师强辩的话驳得落花流水，于是这件案总算定谳了。到光绪末年有一位洪右臣良品想再替被告上诉，却是“时效”已过，没有人受理了。这件案的决定，算是清儒在学术史上极有价值的事业。
　　假的部分剔除了，真的部分如何整理呢？《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本属春秋以前的语体文，佶屈聱牙，最称难读。自伪孔传通行之后，汉儒传注一概亡佚，更没有一部完书可为凭借。怎么办呢？乾隆中叶的学者，费了不少的劳力，著成三部书：一是江艮庭声的《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一是王西庄鸣盛的《尚书后案》三十卷；一是孙渊如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他们三位是各不相谋的同时分涂去著自己的书，他们所用的方法也大致相同，都是拿《史记》《尚书大传》当底本，再把唐以前各种子书及笺注类的书，以至《太平御览》以前之各种类书，凡有征引汉儒解释《尚书》之文慢慢搜集起来，分缀每篇每句之下，成为一部汉儒的新注。三部书里头江艮庭的比较最坏。艮庭是惠定宇嫡派，一味的好古，没有什么别择剪裁。王西庄搜罗极博，但于今古文学说分不清楚，好为调和，转成矛盾，是其短处。孙渊如算是三家之冠了。他的体例，是“自为注而自疏之”。注文简括明显，疏文才加详，疏出注文来历，加以引申，就组织上论，已经壁垒森严。他又注意今古文学说之不同，虽他的别择比不上后来陈朴园的精审，但已知两派不可强同，各还其是，不勉强牵合，留待读者判断从违。这是渊如极精慎的地方，所以优于两家。
　　江、孙、王三家都是绝对的墨守汉学，非汉儒之说一字不录。他们著书的义例如此，本也甚好，但汉儒所说一定就对吗？怕未必然。伪孔传虽伪，但都是采录魏晋人旧说而成，安见所解没有过于汉人处？宋儒经说，独到之处甚多，时亦可以补汉人之阙失。乾嘉间学者对于他们一概排斥，也未免堕门户之见。光绪末年简竹居朝亮补救这种缺点，著一部《尚书集注述疏》，也仿渊如例，自注自疏，惟汉宋兼采，旁及伪孔。这书成于江、孙、王之后，自然收功较易。他的内容也稍嫌过繁，但采择汉宋各家说很有别裁，不失为一良著。
　　汉代今古文之争，本由《尚书》而起。东晋伪古文不必论矣，即所谓西汉真古文者来历已很不分明。嘉道以降，今文学兴，魏默深著《书古微》，提出《古文尚书》根本曾否存在之问题，是为阎百诗以后第二重公案，至今未决。互见辨伪书条
　　西汉晚出古文，真伪且勿论，其学说传于东汉而为马融、郑玄所宗述，则甚明也。其与西汉今文博士说牴牾殊多，又甚明也。江、孙、王之书，以辑采马、郑注为中坚，只能代表古文说，不能代表今文说。郑君虽云兼通今古，择善而从，但仍祖古文为多道咸间陈朴园乔枞著《今文尚书说经考》三十三卷，《欧阳夏侯遗说考》一卷，很费些劳力才搜集得来，我们从此可以知《尚书》最古的解释了。
　　《尚书》里头的单篇，最复杂的是《禹贡》。胡朏明著《禹贡锥指》十卷，是为清代研究古地理之首，虽其书许多疏舛经后人补正，最著者成美卿蓉镜《禹贡班义述》，丁俭卿晏《禹贡锥指刊误》等，其余单篇及笔记中，此类著作甚多然创始之劳，应该纪念的。
　　《尚书大传》为汉初首传《尚书》之伏生所著，而郑康成为之注。这书在《尚书》学里头位置之重要自不待言，但原书在宋时已残缺不完，明时全部亡佚了。清儒先后搜辑的数家，最后陈左海寿祺的《尚书大传辑校》最称完善，而皮鹿门锡瑞继著《尚书大传疏证》，更补其阙失而续有发明，也算《尚书》学中一附带的成功了。互见辑佚书条
　　《书序》问题，亦至今未决。别于辨伪书条叙其经过，此不述。
　　总括起来，清儒之于《尚书》学，成绩总算不坏。头一件功劳，是把东晋伪古文打倒了，拨开无限云雾。剩下真的二十八篇，也经许多人费很大的劳力，解释明白了十之六七。我稍为不满意的，是他们有时拘守汉儒说太过；例如“粤若稽古”，郑注训“稽古”为“同天”，甚可笑，但以出于郑而强从之关于校勘文字，时或缺乏判断的勇气；例如“在治忽”之或作“七始咏”，或作“来始滑”；“心腹肾肠”之或作“优贤扬”。诸家往往好为穿凿曲护，致晦真意关于研究制度，好引异代之书强为比附。例如释“六宗”，附会《月令》之明堂，或《周官》大宗伯之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等这类都是多数清儒公共的毛病。后有治此经者，专从训诂上平实解释，不要穿凿，不要贪多，制度有疑则阙之。能泐成一部简明的注，或者这部书有人人能读的一天了。
　　(丙)《诗经》《诗经》和《尚书》相反，算是问题最少的书。三百篇本文，几乎绝无疑议之余地。其最为聚讼之鹄者，惟一《毛诗序》。《诗序》问题，别详伪书条下，现在暂且少讲。但略讲清朝以前诗学变迁形势。西汉十四博士，《诗经》惟鲁、齐、韩三家。毛氏则哀平间晚出古文，来历颇不分明。自郑康成依毛作笺，此后郑学孤行，而三家俱废。六朝经学，南北分派，惟《诗》则同宗毛、郑无异辞。唐初正义因之，郑学益成统一之局。惟自唐中叶以后，异论寝生，其发难大率由《诗序》，驯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王柏之横删圣籍”《四库提要》语，猖披极矣。朱晦翁亦因不满于《诗序》而自作《集传》。元、明以还，朱传立于学官，而毛、郑亦几废。清儒则乘此反动，以光复毛、郑之学为职志也。
　　清儒在《诗》学上最大的功劳，在解释训诂名物。康熙间，有陈长发启源的《毛诗稽古编》，有朱长孺鹤龄的《毛诗通义》，当时称为名著。由今观之，乾隆间经学全盛，而专治诗者无人，戴东原辈虽草创体例，而没有完书。到嘉道间，才先后出现三部名著：一、胡墨庄承珙的《毛诗后笺》；二、马元伯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三、陈硕甫奂的《诗毛氏传疏》。胡、马皆毛、郑并释，陈则专于毛；胡、马皆有新解方标专条，无者阙焉，陈氏则纯为义疏体，逐字逐句训释。三书比较，胡、马贵宏博而陈尚谨严，论者多以陈称最。陈所以专毛废郑者，以郑固笺毛，而时复破毛，严格绳之，亦可谓为“不守师法”；又郑本最长于礼，恒喜引礼解《诗》，转生轇轕。孔冲远并疏毛、郑，疏家例不破注，故遇有毛、郑冲突之处，便成了“两姑之间难为妇”，勉强牵合打完场，那疏便不成片段了。硕甫专宗其一，也可以说他取巧。但毛传之于训诂名物，本极矜慎精审，可为万世注家法程。硕甫以极谨严的态度演绎他，而又常能广采旁征以证成其义，极洁净而极通贯，真可称疏家模范了。
　　名物训诂之外，最引人注意的便是作诗的本事和本意。讲到这一点，自然牵连到《诗序》的问题了。清学正统派，打着“尊汉”，“好古”的旗号，所以多数著名学者，大率群守毛序。然而举叛旗的人也不少，最凶的便是姚立方，著有《诗经通论》，次则崔东壁述著有《读风偶识》，次则方鸿濛玉润著有《诗经原始》，这三部书并不为清代学者所重，近来才渐渐有人鼓吹起来。据我们看，《诗序》问题早晚总须出于革命的解决。这三部书的价值，只怕会一天比一天涨高吧？《诗经通论》我未得见，仅从《诗经原始》上看见片段的征引，可谓精悍无伦。《读风偶识》谨严肃穆，纯是东壁一派学风。《诗经原始》稍带帖括气，训诂名物方面殊多疏舛，但论《诗》旨却有独到处。
　　今文学复活，古文的毛氏《诗》，当然也在排斥之列。最初做这项工作者，则为魏默深之《诗古微》。《诗古微》不特反对毛序，而且根本反对毛传，说全是伪作。我以为序和传要分别论。序呢，无疑是东汉人妄作，传呢，我并不敢说一定出自“子夏所传”，《汉书?儒林传》述毛氏语也许是西汉末年人造出来，但他对于训诂名物解释得的确好，虽以我向来崇尚今文的人也不敢鄙薄他。老实说，我是厌恶毛序而喜欢毛传的，因为年代隔远的人作序，瞎说某篇某篇诗的本事本意万不会对的，这种作品当然可憎。至于训释文句，何必问他子夏不子夏，毛公不毛公？我们现在悉心研索还可以做一部好极的来哩。所以我对于攻击毛传认为不必，但默深这部书，偏激的地方不少，但亦有许多崭新的见解，可以供将来新《诗》学之参考。
　　齐、鲁、韩三家学说，汉以后便亡了。宋王应麟有《三家诗考》一卷，是为搜辑之始。到清嘉道以后，继起渐多。冯柳东登府有《三家诗异文疏证》九卷，有《三家诗异义遗说》二十卷，陈朴园有《三家诗遗说考》十五卷，《四家诗异文考》五卷，《齐诗翼氏学疏证》二卷，严铁桥可均有辑《韩诗》二十一卷，这都是兴灭继绝，不无微劳的了。
　　总括起来，清儒的《诗》学，训诂名物方面，我认为成绩很优良；《诗》旨方面，却不能满意，因为受毛序束缚太过了。但研究《诗》旨，却不能有何种特别的进步的方法，大约索性不去研究倒好。戴东原说：“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不必以作《诗》之意衍其说。盖字义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证也。作《诗》之意，前人既失其传者，难以臆见定也。”《诗补传》序目我想，往后研究《诗经》的人，只好以东原这话自甘。那么，清儒所做工作，已经给我们不少的便利了。
　　(丁)三礼　三礼依普通的次序，是一《周礼》，二《仪礼》，三《礼记》，有时加上《大戴礼》，亦叫做四礼。这几部书的时代真伪，都很有问题，留着有辨伪书条下再讨论，今且不说。三礼都是郑康成作的注。在康成毕生著述中，也可说是以这三部注为最。所以“三礼学”和“郑学”，几成为不可分的名词。虽然，自古说“议礼之家纷如聚讼”。自孔门诸子，已经有许多交锋争辩，秦汉以后更不必说了，一部《白虎通义》便是汉儒聚讼的小影，一部《五经异义》，是郑康成和许慎对垒，一部《圣证论》，是王肃和郑康成对垒。这种笔战，我们一看下去便头痛。六朝、隋、唐的争也不少。昔战国诸子诋斥儒家，大都以“穷年不能究其礼”为口实，何况在千余年异论更多之后。所以宋学兴起，把这些繁言缛语摆脱不谈，实是当然的反动。中间虽经朱子晚年刻意提倡，但他自己既没有成书，门生所做又不对，提倡只成一句空话。宋、元、明三朝，可以说是三礼学完全衰熄的时代了。
　　这门学问是否有研究的价值，俟下文再说。现在且说清朝“礼学”复兴的渊源。自黄梨洲、顾亭林惩晚明空疏之弊，提倡读古书，读古书，自然触处都感觉礼制之难懂了。他们两位虽没有关于礼学的专门著作，但亭林见张稷若治礼便赞叹不置，他的外甥徐健庵便著有《读礼通考》。梨洲大弟子万充宗、季野兄弟经学的著述，关于训诂方面的甚少，而关于礼制方面的最多，礼学盖萌芽于此时了。其后惠、戴两家，中分乾嘉学派。惠氏父子著《禘说》《明堂大道录》等书，对于某项的礼制，专门考索。戴学出江慎修，慎修著《礼书纲目》，对于礼制为通贯的研究。而东原所欲著之《七经小记》中，礼学篇虽未成，而散篇见于文集者不少。其并时皖儒如程易畴、金檠斋、凌次仲辈，皆笃嗜名物数制之学。而绩溪、泾县两胡竹村、景庄以疏礼名其家，皆江、戴之遗风也。自兹以往，流风广播，作者间出，而最后则孙仲容、黄儆季称最善云。
　　今先分经举其最有名之著述，而关于贯通的研究次于后。
　　(1)《周礼》：清儒礼学虽甚昌，然专治《周礼》的人很少。两经解所收，如江永《周礼疑义举要》，沈彤《周官禄田考》，段玉裁《周礼汉读书》，庄存与《周官记》《周官说》，徐养原《周官故书考》，王聘珍《周礼学》，不过寥寥数部，又皆属于局部的研究’未有贯穴全书者惟一的《周礼》专家就是孙仲容诒让。他费二十年工夫成《周礼正义》八十六卷，这部书可算清代经学家最后的一部书，也是最好的一部书。其价值留待下文论新疏条下另行批评。
　　《考工记》本另为一部书，后人附入《周礼》。清儒对于这部书很有几种精深的著作。最著者为戴东原之《考工记图注》，阮芸台之《考工记车制图考》，乃其少作，亦精核次则王宗涑之《考工记考辨》。
　　(2)《仪礼》：清儒最初治《仪礼》者为张稷若尔岐，著《仪礼郑注句读》，顾亭林所称“独精三礼、卓然经师”也。乾嘉间则有凌次仲廷堪的《礼经释例》十三卷，将全部《仪礼》拆散了重新比较整理贯通一番，发现出若干原则。凡通例四十，饮食之例五十有六，宾客之例十有八，射例二十，变例(即丧例)二十有一，祭例三十，器服之例四十，杂例二十有一其方法最为科学的，实经学界一大创作也。次则有张皋文惠言的《仪礼图》，先为宫室衣服之图；宫室七，衣服十二次则十七篇，每篇各为之图；士冠十，士昏十二，士相见一，乡饮酒九，乡射十三，燕十七，大射十二，聘三十，公食大夫十二，觐八，丧服三十九，既夕十一，士虞六，特牲馈食十七，少牢馈食八，有司彻十八其不能为图者则代以表，凡六篇每图每表皆缀以极简单之说明。用图表方法说经，亦可谓一大创作。宋人有《三礼图》等书，仅图器物，且多臆揣，不能援以为比道、咸间，则有邵位西懿辰《礼经通论》，专明此经传授源流，斥古文《逸礼》之伪。有这三部书振裘挈领，把极难读的《仪礼》变成人人可读，真算得劳苦功高了。其集大成者则有道光间胡竹村培翚之《仪礼正义》，为极佳新疏之一，当于新疏条下别论之。与竹村同时合作者有胡墨庄胡承洪之《仪礼今古文疏义》，但主于辨正文字，非为全书作新疏也，勿混视
　　(3)《礼记》：清儒于《礼记》，局部解释之小书单篇不少，但全部笺注，尚未有人从事。其可述者，仅杭大宗世骏之《续礼记集说》。其书仿卫湜例，为录前人说，自己不下一字。所录自宋元人迄于清初，别择颇精审，遗佚之说多赖以存。例如姚立方的《礼记通论》，我们恐怕没有法子再得见，幸而要点都采撷在这书里头，才能知道立方的奇论和特识，这便是杭书的功德。次则郭筠仙嵩焘的《礼记质疑》，对于郑注所匡正不少。将来有著《礼记》新疏的人，这两部书总算最好的资料了。朱彬的《礼记训纂》未见，不敢批评
　　《礼记》单篇别行之解释，有皮鹿门锡瑞之《王制笺》，康长素有为之《礼运注》，刘古愚光蕡之《学记臆解》，各有所新发明。
　　(4)《大戴礼》：《大戴礼》旧惟北周卢辩一注，疏略殊甚，且文字讹脱亦不少。乾嘉间戴东原、卢抱经从事校勘，其书始稍稍可读。阮芸台欲重注之，未成，而孔巽轩广森著《大戴礼记补注》，汪少山照著《大戴礼记补注》，二君盖不相谋，而其书各有短长，汪似尤胜也。孔书刻于乾隆五十九年，有自序及阮元序。汪书年代无考，然有王昶序自称同学弟，则汪年辈或稍先于孔也
　　《大戴礼》单篇别行之解释，则有黄相圃模之《夏小正分笺》《夏小正异义》。
　　书中《曾子立事》等十篇，清儒以为即《汉书?艺文志》“曾子十八篇”中之遗文，阮芸台元把他抽出单行，为《曾子注释》四卷。
　　(5)礼总：礼学家往往不专一经，因这门学问的性质本贯通群经也。通贯群经的礼学著作有几部书应该论列者，最初的一部徐健庵乾学的《读礼通考》，百二十卷，这部书是健庵居丧时编的，为言丧礼最详备之书，虽题健庵著，其实全出万季野，所以甚好。健庵为亭林之甥也，有相当的学问，礼学尤其所好。观《儋园集》论礼制诸篇可知中间的一部是秦味经蕙田的《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这书为续补《读礼通考》而作，我很疑心有一大部分也出万季野手，但未得确证，不敢断言。看第八讲论万季野著述曾涤生大佩服此书，说他“体大物博，历代典章具在；三礼之外，得此而四”。俞荫甫则说他“按而不断，无所折衷，可谓礼学之渊薮，而未足为治礼者之艺极”。俱见《礼书通故》俞序此书之短长，这两段话尽之了。此书成于众手，非味经自著。分纂的人确实可考者有戴东原、王兰泉，也许钱竹汀、王西庄都在里头，其余二三等学者当更不少。所以全书各篇价值不同，有很好的，有较次的，不如《读礼通考》之画一谨严。依我看，这书是一部很好的类书，价值在《文献通考》上。专指礼制一部分言，《文献通考》范围比它更广，所无的门类，自无从比较或者也可以说是中国礼制史的长编。“按而不断，无所折衷”，固然是它的毛病，但我总觉得“折衷”这句话是空的，自己以为折衷，别人看来不过多一重聚讼的公案。汉代的石渠奏议、白虎观讨论，何尝不是想折衷？况且在场的人都是第一流学者了，你看算不算空论？所以按而不断，或者也是此书的最好处理。最后的一部是黄儆季以周的《礼书通故》一百卷。儆季为薇香式三之子，传其家学，博而能精；又成书最晚草创于咸丰庚申，告成于光绪戊寅，先辈所搜辑所考证，供给它以较丰富的资料。所以这部书可谓为集清代礼学之大成。他对于每项礼制都博征古说而下以判断，正和《五礼通考》的性质相反，他的判断总算极矜慎极通明，但能否件件都算为定论，我却不敢说了。
　　以上三种，是卷帙最浩博、材料最丰富的。此外，礼学重要著作，在初期则有惠天牧士奇的《礼说》，江慎修永的《礼书纲目》，算是这门学问中筚路蓝缕的书。《礼书纲目》的体例，为后来秦、黄两家所本，虽后起者胜，而前人之功万不容没。在中叶则任幼植大椿、程易畴瑶田、金辅之榜、凌次仲廷堪都有精到的著作，檠斋的《礼笺》，易畴的《通艺录》最好，他们纯粹是戴东原一派的学风，专做窄而深的研究，所选的题目或者是很小的，但在这个题目的范围内，务把资料搜齐。类书式的案而不断，他们是不肯的，但判断总下得极审慎。所以他们所著虽多属小篇，但大率都极精锐。《东原集》中考证礼制之文有十几篇，正是如此又焦里堂之《群经宫室图》，虽标题“群经”，而所重在三礼，考证宫室最通赡之书也。此外则孔巽轩的《礼学卮言》，武虚谷亿的《三礼义证》，金城斋鹗《求古录礼说》，凌晓楼曙的《礼说》，陈朴园的《礼说》，性质大略相同，都各有独到处。又如凌晓楼之《公羊礼疏》，侯君模之《谷梁礼证》等，虽择他经，然专明彼中礼制一部分，亦礼学之流别也。其余各家文集笔记论礼精核之专篇极多，不能具录。
　　试总评清代礼学之成绩，就专经解释的著作论，《仪礼》算是最大的成功。凌、张、胡、邵四部大著，各走各的路，各做到登峰造极，合起来又能互相为用，这部经总算被他们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尽了。《周礼》一向很寂寞，最后有孙仲容一部名著，忽然光芒万丈。剩下的就是《礼记》，我们很不满意。《大戴礼》本来是残缺的书，有好几位学者替他捧场，也还罢了。
　　就通贯研究的著作论，有徐、秦、黄三部大著，分量总算很重；其余碎金式的零册数篇，好的也不少。用从前经学家的眼光看，成绩不能不算十分优良了。但这门学问到底能否成立，我们不能不根本怀疑。头一件，所根据的几部经，先自有无数问题。《周礼》之难信不必说了，《仪礼》成立的时代，也未有定论，《礼记》则各篇之真伪及时代，亦纠纷难理。万一所凭借的资料或全部或一部分是假的，那么，所研究的岂非全部或一部分落空？第二件，就让一步说都是真的，然而几部书成立年代有很大的距离，总不能不承认。如说《周礼》《仪礼》是周公作，《礼记》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首尾便一千多年了然而里头所记各项礼制，往往东一鳞西一爪，非互勘不能说明。互勘起来，更矛盾百出。例如五等封建的里数，井田的亩数，《孟子》和《周礼》和《王制》何等矛盾。五帝的祀典，《月令>和《帝系姓》何等矛盾。国学、乡学的制度及所在地，《礼记》各篇中相互何等矛盾。此类悉举，不下数十事学者对于哪部经都不敢得罪，只好四方八面弥缝会通。根本不能全通的东西，越会通越弄到一塌糊涂。议礼所以纷如聚讼，就是如此。从古已然，墨守汉学的清儒为尤甚。解释专经时稍为好些，《仪礼》问题比较少，所以《仪礼》独多好书所以他们的成绩虽然很好，我恐怕这些成绩多半是空的。
　　礼学的价值到底怎么样呢？几千年很琐碎很繁重的名物宫室、衣服、饮食之类，制度井田、封建、学校、军制、赋役之类，礼节冠昏丧祭之类，劳精敝神去研究它，实在太不值了。虽然，我们试换个方向，不把它当做经学，而把它当做史学，那么，都是中国法制史、风俗史、××史、××史的第一期重要资料了。所以这门学问不必人人都学，自无待言。说它没有学问的价值，却大大不对。清儒的工作，最少也算替后人把所需要的资料搜集在一处，而且对于各种资料相互的关系，和别择资料的方法，有许多意见足供后人参考，这便是他们不可没的功劳。我们若用新史家的眼光去整理他，可利用的地方多着哩。
　　(戊)《春秋》三传：《春秋》是孔子惟一的著作。孟子、董仲舒、司马迁说得如彼其郑重，这部书地位之尊不待言了。但文字简单到如彼，非传不能明白，所以治《春秋》不能舍传而专言经。西汉博士，只有《公羊》底下严、颜两家，也可以说《春秋》只有一传。后来《谷梁》出来，又后来《左氏》出来，东汉时便三传并行，各有专家，然终以《公羊》为最盛。六朝以后，《公》《谷》日废，《左氏》孤行。唐代便渐渐的“《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了。啖助、赵匡之流，把三传都攻击得一钱不值。自此以后，纷纷奋臆作传，而宋人胡安国的传盛行。明永乐将胡传立于学官，三传真皆废了。间有治《左传》者，不过拿来做策论的资料。清以前《春秋》学的形势，大略如此。清儒刻意复古，三传之学渐渐的都恢复转来。今分论之。
　　(1)《左氏传》：《左传》的真伪及著作年代很有问题，等到辨伪条书下再说。这部书本是史的性质而编在经部，所以学者对于它也有“史的研究”、“经的研究”之两派。史的研究派有一部极好的书，是顾震沧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其内容及价值前文已经说过。看第八讲末段经的研究派，大抵对于杜注、孔疏摭拾纠补。乾隆以前未有专治此传之人，到嘉、道间刘孟瞻文淇、伯山毓崧父子继续著一部《左传正义》，可惜迄未成书。当于新疏条下别论之。
　　(2)《公羊传》：清儒头一位治《公羊传》者为孔巽轩广森，著有《公羊通义》，当时称为绝学。但巽轩并不通公羊家法，其书违失传旨甚多。公羊学初祖，必推庄方耕存与，他著有《春秋正辞》，发明公羊微言大义，传给他的外孙刘申受逢禄，著《公羊何氏释例》，于是此学大昌。龚定庵自珍、魏默深源、凌晓楼曙、戴子高望都属于这一派，各有散篇的著述。而陈卓人立费毕生精力，成《公羊义疏》七十六卷，实为董、何以后本传第一功臣。其内容及价值，别于新疏条下论之。晚清则王壬秋闿运著《公羊笺》，然拘拘于例，无甚发明。其弟子廖季平平关于公羊著述尤多，然穿凿过甚，几成怪了。康先生有为从廖氏一转手而归于醇正，著有《春秋董氏学》《孔子改制考》等书，于新思想之发生，间接有力焉。
　　(3)《谷梁传》：谷梁学自昔号称孤微，清中叶以后稍振，其著作有钟朝美文烝之《谷梁补注》，有侯君谟康之《谷梁礼证》，有柳宾叔兴恩之《谷梁大义述》。柳书较佳。
　　综校清代春秋学之成绩，《左》《谷》皆微不足道。刘氏《左传正义》若成，则左氏重矣惟《公羊》极优良，诸经除《仪礼》外，便算它了。今文学运动以公羊为中心，开出晚清思想界之革命，所关尤重。
　　(己)四书：“四书”之名，是朱子以后才有的。明人及清的理学家关于四书的著作颇多，清的汉学家却很少。最著名的，前有阎百诗之《四书释地》，后有翟晴江灏的《四书考异》，但都是局部的考证，无关宏旨。清儒有价值的著作，还是将《大学》《中庸》璧回《礼记》《论语》《孟子》各别研究。
　　(1)《论语》：《论语》有一部名著，曰刘楚祯宝楠、叔俛恭冕继续著成的《论语通义》，其价值及内容，在新疏条下别论之。今文派有戴子高的《论语注》，引《公羊》为解，虽多新见，恐非真义。别有焦里堂的《论语通释》，虽寥寥短册，发明实多。而简竹居之《论语集注述疏》，则疏解朱注。宋人经注之有疏，此为创见云。
　　《论语》单篇别行之解释，则有江慎修之《乡党图考》，盖礼学之流。
　　(2)《孟子》：《孟子》也有一部名著，曰焦里堂循的《孟子正义》，别于新疏条论之。戴东原的《孟子字义疏证》，为清代第一流著述，但其目的不专在释《孟子》，别于戴氏学专篇论之。
　　(庚)诸经新疏合评：现在之《十三经注疏》，其注出汉人者六，《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公羊传》《孟子》出魏晋人者五，《周易》《左传》《谷梁传》《论语》《尔雅》伪托汉人者一，《尚书》出唐人者一；《孝经》其疏出唐人者九，自《周易》至《谷梁传》出宋人者四。《孝经》《论语》《孟子》《尔雅》清代提倡经学，于是注疏之研究日盛。然愈研究则愈发见其缺点。就疏的方面论，唐人孔、贾诸疏，本成于众手，别择不精，牴牾间出。且六朝经学，本分南北两派，北尊实诂，南尚空谈；初唐诸疏，除三礼外，率宗南派，大为清儒所不喜。宋人四疏，更不足道了。就注的方面论，除汉人六种外，其余七种，皆大为汉学家所不满意。以此之故，他们发愤另著新疏，旧注好的便疏旧注，不好的便连注一齐改造。自邵二云起到孙仲容止，作新者十余家。十三经中，有新疏者已得其十，这些新疏的作者，都是竭毕生之力，熔铸几百种参考书才泐成一稿，真算得清朝经学的结晶体了。今列举各书，稍为详细点说明，备将来汇刻《新十三经注疏》者采择焉。(一经有两部以上之新疏者，只采一部，余部附论。)次第以著作年代先后为序。
　　《尔雅正义》二十卷。余姚邵晋涵二云著，乾隆四十年属稿，五十年成。凡经十年
　　附：《尔雅义疏》二十卷。栖霞郝懿行兰皋著
　　邵二云是头一位作新疏的人。这部《尔雅正义》，在清学史中应该特笔记载。旧注疏本《尔雅》，为晋郭璞注，宋邢昺疏。“邢疏多摭拾《毛诗正义》，掩为己说。南宋人已不满其书，后采列诸经之疏，聊取备数而已。”原序语二云此书，仍疏郭注。但旧本经文有讹舛，注亦多脱落。二云先据唐石经及宋椠本，详为增校，又博采汉舍人、姓名也，旧认为官名，误刘歆、樊光、李巡、孙炎，梁沈旋，陈顾野王，唐裴瑜诸君佚注，以郭为主，而分疏诸家于下。郭注云未详者，则博征他经之汉人注以补之。《尔雅》缘音训义者颇少，二云更取声近之字，旁推交通，申明其说。书凡三四易稿乃定。《郝氏义疏》成于道光乙酉，后邵书且四十年，近人多谓郝优于邵。然郝自述所以异于邵者不过两点，一则“于字借声转处词繁不杀”，二则“释草木虫鱼异旧说者皆由目验”。胡培翚撰郝墓表引然则所异也很微细了，何况这种异点之得失，还很要商量呢。因前人成书增益补苴，较为精密，此中才以下尽人而可能。郝氏于发例绝无新发明，其内容亦袭邵氏之旧者十六、七，实不应别撰一书。其有不以邵为然者，著一校补或匡正误等书，善矣《义疏》之作，剿说掠美，百辞莫辨。我主张公道，不能不取邵弃郝。
　　《尚书今古文注疏》三十卷。阳湖孙星衍渊如著，乾隆五十九年属稿，嘉庆二十年成，凡经二十二年
　　附：《尚书集注音疏》十二卷。吴县江声艮廷著
　　《尚书后案》三十卷。嘉定王鸣盛西庄著
　　《尚书集注述疏》三十五卷。顺德简朝亮竹居著
　　自《伪古文尚书》定案之后，旧注疏里头的《伪孔传》跟着根本推翻，孔颖达疏也自然“树倒猢狲散”了。于是这部经需要新疏，比别的经更形急切。孙、江、王三家和段茂堂的《古文尚书撰异》，都是供给这种需要的应时著述。但这件事业甚难，因为别的疏都是随注诠释，有一定范围。这部经现行的注既要不得，而旧注又皆散佚，必须无中生有造出一部注来，才可以做疏的基本。孙、江、王、段年辈相若，他们着手著述，像是不相谋，而孙书最晚成。四家中除段著专分别今古文字，罕及义训外，余三家皆诠释全经，纯属疏体。江氏裁断之识较薄，其书用篆体写经文，依《说文》改原字，其他缺点甚多。王氏用郑注而兼存伪传，又不载《史记》及《大传》异说，是其所短。孙书特色，一在辨清今古文界限，二在所辑新注确立范围。他认定《史记》为古文说，因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尚书大传》及欧阳、大小夏侯为今文说，因皆伏生所传马融、郑玄为孔壁古文说。因出自卫宏、贾逵他名之曰“五家三科”。这些人的遗说都升之为注，其余先秦诸子及纬书、《白虎通》等之今古说，许氏《说文》中之古文说，皆附之疏中。取材矜慎，树例谨严，故最称善本。据钱衎石《记事稿》(卷十)说，渊如的经学书大半由李次白贻德续成，此书当亦在其列
　　现在《尚书》新疏中诚无出孙著之右，但孙著能令我们满足否？还不能。汉人注也有许多不对的地方，我在前段《尚书》条已经论过。但这一点姑且不管，即以汉注论，马、郑注和欧阳、夏侯遗说，孙氏搜集未到而再经后人辑出者也很不少。所以我想现在若有位郝兰皋，倒有一桩买卖可做。试把孙、江、王以后续辑的《尚书》古注重新审定一番，仍区画今古文，制新注新疏，一定可驾诸家之上而不算蹈袭，可惜竟无其人哩。
　　简竹居就是想做这桩买卖的人。可惜他学问不甚博，见解又迂滞一点。他的《集注述疏》，枝辞太多，还不能取孙渊如而代之哩。
　　《孟子正义》三十卷。江都焦循里堂著，嘉庆二十年始为长编，二十三年属稿，二十四年成
　　《孟子》有赵岐注，实汉经师最可宝之著作。惟今注疏本之孙爽疏，纯属伪撰，钱竹汀及《四库提要》已辨之。其书芜秽踳驳处不可悉数，与孔、贾诸疏并列，真辱没杀人了。所以新注之需要，除《尚书》外，则《孟子》最为急切。里堂学问方面极多，其最用力者为《易学三书》。注《易》既成，才着手做此书，已经垂老，书才成便死了。他说：“为《孟子》作疏者十难”。见本书卷末，文繁不录但又说生在他的时代，许多难工夫都经前人做过，其难已减去七八。他备列所引当代人著述，从顾亭林、毛大可起到王伯申、张登封止，凡六十余家，可见他搜采之勤与从善之勇了。他以疏解赵注为主，但“于赵氏之说或有所疑，不惜驳破以相规正”。卷三十，叶九是于唐人“疏不破注”之例，也并未尝墨守。这书虽以训释训诂名物为主，然于书中义理也解得极为简当。里堂于身心之学，固有本原，所以能谈言微中也。总之，此书实在后此新疏家模范作品，价值是永永不朽的。
　　《诗毛氏传疏》三十卷。长洲陈奂硕甫著，嘉庆十七年属稿，道光二十年成，凡经二十八年
　　这部书和并时胡、马两家书的比较，前在《诗经》条下已略为说明。孔颖达《毛诗正义》，合毛传郑笺而并疏之。硕甫以为郑康成本治《韩诗》，后改从毛，而作笺又时杂鲁说，实为不守家法。他自序虽未明斥郑，言外实含此意所以舍郑而专疏毛。他自述撰著方法，说道：“初仿《尔雅》，编作义类。凡声音训诂之用，天地山川之大，宫室衣服制度之精，鸟兽草木鱼虫之细，分别部居，各为探索，久乃铲除条例章句，揉成作疏。”原书自序可见他这部书，先有一番分类的草稿，后来才通贯成书，所以全书没有一点矛盾罅漏。硕甫是段茂堂弟子，最长于训诂，毛传是最古最好的训诂书，所以此书所疏训诂，最为精粹。至于礼数名物，则毛传阙而不详，郑笺所补，以这部分为多。而硕甫不满于郑，他“博引古书，广收前说，大抵用西汉以前之说，而与东汉人不苟同。”原书条例十九这一点是他很用力的地方，但成功如何，我却未敢十分相信。总之这部书，硕甫“毕生思虑，荟萃于兹。”自序语其价值与《毛诗》同悬天壤，可断言也。
　　《仪礼正义》四十卷。绩溪胡培翚竹村著。此书属稿及告成年月难确考，惟卷首有道光己酉十月罗惇衍序，称“先生力疾成书，书甫成，而遽归道山”。己酉为道光二十九年，竹村正以其年七月卒，然则书亦成于其年也。罗序又言此书“覃精研思，积四十余年”。然则嘉庆十年前后已属稿矣
　　竹村为胡朴斋匡衷之孙。朴斋著有《仪礼释官》，甚精洽，故《仪礼》实其家学。竹村又受业凌次仲，尽传其礼学，所以著《仪礼》新疏的资格，他总算最适当了。他以为“《仪礼》为周公所作，有残阙而无伪托。郑注而后，惟贾公彦疏盛行，然贾疏疏略，失经注意”，于是发愤著此书。自述“其例有四：曰补注，补郑君所未备也；曰申注，申郑君注义也；曰附注，近儒所说虽异郑旨，义可旁通，广异闻祛专己也；曰订注，郑君注义偶有违失，详为辨正，别是非，明折衷也。”胡培系著《族兄竹村先生事状》引，见《研六室文抄》卷首我们看这四个例，就可以知道此书内容大概了。
　　《春秋公羊传义疏》七十六卷。句容陈立卓人著。此书著作年月无考。因我仅见《经解》续编本，序例皆失载，无从考定。惟据《句溪杂著》卷六《论语正义序》云：“道光戊子秋，立随刘孟瞻、梅蕴生两师，刘楚桢、包孟开两先生赴乡闱。孟瞻师、楚桢先生病十三经旧疏多踳驳，欲仿江氏、孙氏《尚书》，邵氏、郝氏《尔雅》，焦氏《孟子》，别作义疏。孟瞻师任《左氏传》，楚桢先生任《论语》，而以《公羊》属立……。”则是书发意著述当在道光八年，时卓人年仅二十耳。惟《杂著》有刘文淇(孟瞻)癸卯七月叙，语意全在敦促卓人之著此书，则似癸卯时尚未有端绪。《杂著》自序称庚申出守滇南，不克履任，以后蹀躞道路，不能著述，又遭乱，藏书尽毁云云；《论语正义序》又言“近甫辑成稿本，复橐笔游楚越”。刘叔俛为作墓志铭，则其游楚越，正在授云南曲靖府不克到任之后。然则是书当成于癸卯(道光二十三年)之间，前后可十八年。惟戊子至癸卯间，预备工夫亦当不少耳
　　注《公羊》的何邵公与郑康成齐名，自然是诸经注中之最好者。但徐彦的旧疏空言敷衍，毫无发明，因为唐时公羊之学久绝，也难怪他。然疏之当改造，则学界所同认了。凌晓楼尝锐意以此自任，晚年病风，精力不逮，仅成《公羊礼疏》十一卷。据刘孟瞻《句溪杂著序》。孟瞻，晓楼外甥也卓人为晓楼弟子，继师志以成此书。此书严守“疏不破注”之例，对于邵公只有引申，绝无背畔，盖深知公羊之学专重口说相承，不容出入也。其所征引，自董仲舒、司马迁以下，凡汉儒治公羊家言者，殆网罗无遗；清儒自孔、庄、刘以下，悉加甄采，而施以严正的裁断；礼制一部分，则多采师(凌)说而笃宗郑氏，程易畴、金辅之驳正最多。其余公羊家三世九旨诸说——邵公所谓“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者，阐发无余蕴，不独非巽轩所梦见，即方耕、申受亦逊其精锐。在公羊学里头，大约算登峰造极的著作了。此书序例失传，不能知其义例要点。我是二十七八年前曾读过一遍，久已忘记，这段批评总不能写出原书的特色
　　《论语正义》二十四卷。宝应刘宝楠楚桢著，子冕恭叔俛续。叔俛后序云：“道光戊子，先君子与刘先生文淇、梅先生植之、包先生慎言、柳先生兴恩、陈丈立，约各治一经。先君子发策得《论语》。先为长编数十巨册。次乃荟萃折衷之。……既而精力就衰，后所阙卷，畀恭冕使续成。咸丰乙卯，将卒业，而先君子不起。又十年，及乙丑之秋，而后写定。”某某部分有叔俛所续，难确考。李莼客《越缦堂日记》谓所续为《雍也篇》以后，当有据。然莼客又指出，《公冶篇》以前所引书，有为楚桢未见及者。然则全书殆皆经叔俛增订矣
　　附：《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十卷。顺德简朝亮竹居著
　　《论语》学在汉有齐、鲁、古三家，自张禹合齐于鲁，郑康成复合齐、鲁于古，师法不可复辨。何晏集解，自言“集诸家之善，其不安者颇为改易”。然去取多乖，意蕴粗略，皇、邢二疏，益无所发明。皇疏近人已疑其伪刘氏此书，仍疏何注。叔俛所述凡例云：“注用集解者，所以存魏晋人著录之旧。而郑君遗注，悉载疏内。至引申经文，实事求是，不专一家。故于注义之备者则据注以释经，略者则依经以补疏；其有违失未可从者，则先疏经文，次及注义。”据此可知，他对于何平叔集解实深致不满，不过不得已而用之。故各章之疏，破注居半，在诸疏中算是最例外的了。陈卓人说：“视江、孙、邵、焦诸疏义，有过之无不及。”我未细读，不敢多评，大概总不错吧。
　　竹居疏晦翁集注，当然与汉学家不同调。但平心而论，晦翁集注实比平叔集解强。若把汉宋门户搁在一边，则疏他也何尝不可？只是竹居的疏，我总嫌他空话太多一点。
　　《左传旧注疏证》八十卷。仪征刘文淇孟瞻著，于毓崧伯山、孙寿曾恭甫续，末成
　　这部书始终未成，真是学界一件憾事。孟瞻、伯山父子之学，我们读青溪旧屋、通义堂两集可以想见一斑。这部书之发起，据陈卓人说是道光八年和《论语正义》《公羊义疏》同时动议的。见前据伯山说“草创四十年，长编已具，然后依次排比成书”。《通义堂集》卷六《先考行略》但《左传》卷帙如彼其繁重，卒业自属大难。孟瞻未及写定而卒，伯山继之，时值乱离，年仅五十卒，迄未能成，恭甫又继之，年四十五卒，至襄公而绝笔。三世一经，赍志踵没，可哀矣！据《国史儒林传》稿此书既未得见，自无从妄下批评。但据伯山所述，知道他是革杜注的命。《左传》自刘歆创通义训后，贾逵、服虔两注盛行，自杜预剽窃成今注，而旧注尽废。预助司马氏篡魏，许多诐邪之说夹在注中，所谓“饰经术以文讦言”者，前人论之甚多，大概不为冤枉。这些且不管它。至于盗窃成书，总不能不说是破坏著述家道德。孟瞻父子，就是要平反这重公案。此书体例，“先取贾、服、郑三君之注疏通证明。凡杜氏所排击者纠正之，所剿袭者表明之，其沿用韦氏《国语注》者，亦一一疏记。他如《五经异义》所载左氏说，皆本左氏先师，《说文》所引《左传》，亦是古文家说，《汉书?五行志》所载刘子骏说，实左氏一家之学。又如经疏史注及《御览》等书所引《左传》注，不载姓名而与杜注异者，亦是贾、服旧说。凡若此者，皆称为旧注而加以疏证。其顾、惠补注及洪稚存、焦里堂、沈小宛等人专释左氏之书，以及钱、戴、段、王诸通人说，有可采，咸与登例。末始下以己意，定其从违。上稽先秦诸子，下考唐以前史书，旁及杂家笔记文集，皆取为证佐。期于实事求是，俾左氏之大义炳然复明。”伯山《先考行略》此事若成，价值或为诸家新疏之冠，也未可知。今既不得见，所以我不嫌繁重，把伯山的话全录如前。刘家子弟闻尚有人，不审能把家藏稿本公之于世否？就是缺了昭、定、哀三公，也无妨呀！
　　《周礼正义》八十六卷。瑞安孙诒让仲容著，同治季年草创，光绪二十五年成
　　此书和黄儆季的《礼书通故》，真算得清代经师殿后的两部名著了。此书重要的义例有如下诸点：其一，释经语极简，释注语极详。就这点论，和刘楚桢的《论语正义》正相反。盖楚桢本不信任何氏集解，仲容则谓“郑注详博渊奥，注明即经明，义本一贯也”。其二，多存旧疏，声明来历。盖贾疏在诸旧疏中本较好，原非《孟子》伪孙疏、《公羊》徐疏、《尚书伪孔传》之孔疏等可比也。唐疏多乾没旧义，近儒重修，时亦不免。如胡竹村《仪礼正义》袭用贾疏处盖不少，而每没其名。仲容则绝不攘善，于著述家道德守之最严。其三，虽极尊郑注，而不墨守回护。他说：“唐疏例不破注，六朝义疏家原不尽然”。且康成对于杜(子春)、郑(众)亦时有纠正。所以他窃比斯义，“寻绎经文，博稽众家，注有牾违，辄为匡纠”。其四，严辨家法，不强为牵合。清儒治礼，嗜博太过，每揉杂群书，强事会通。仲容谓“《周礼》为古文学，与今古师说不相同，曲为傅合，非惟于经无会，弥复增其纷纠”。所以他主于以本书解本书，他书不合之处，疏通别白使不相淆。就这点论，最合守约之法。综而论之，仲容斯疏，当为清代新疏之冠，虽后起者胜，事理当然，亦其学识本有过人处也。《周礼》本书价值问题，迄未解决。仲容极端的尊信，是否适当，原很有商榷的余地，但这部书最少也是西汉末一种古籍，就令出于汉人理想的虚构，也很值得细心研究。仲容这部疏，总算替原书做一个大结束了。
　　以上所举九部新疏，附见四部十三经中已得九经了，余下四经，还要附带一讲。
　　一、《孝经》：有善化皮鹿门锡瑞的《孝经义疏》，但我未见，不敢批评。《孝经》价值本来仅等于《礼记》之一篇，我想有无不甚足为轻重的。
　　二、《谷梁传》：这部传可谓“数奇”。据我所知，邵二云曾著一部《谷梁正义》，像是未成。洪稚存《邵学士家传》说他著有《谷梁古注》；钱竹汀《邵君墓志铭》说他著有《谷梁正义》。我想或是古注已成，正义正在属稿。盖二云以五十四误药暴卒，著作多未成也其后梅蕴生植之又拟著《谷梁集解正义》，亦未成而卒。薛寿《学诂斋文集》卷下《嵇庵集后序》云：“丁亥、戊子间，先生欲仿孙氏《尚书》、焦氏《孟子》例，撰《谷梁集解正义》，草创疏证而书未成”。案蕴生为刘孟瞻、刘楚桢之友，陈卓人之师。卓人述道光戊子与蕴生、二刘及包孟开赴乡闱时，相约著各书(看前文《公羊义疏》条注)。当时，楚桢任《论语》，孟瞻任《左氏》，卓人任《公羊》，蕴生则任《谷梁》。蕴生《嵇庵集》中有赠薛子寿诗云“泛舟及包、刘，遂结著书约”，即指此事也。蕴生中年咯血，寿仅五十(见孟瞻所为《梅君墓志铭》)，故此书独不成
　　大概邵著拟另集古注，如孙氏《尚书》例梅著拟仍疏范宁集解，如焦氏《孟子》例但都未成，不必多讲了。
　　三、《礼记》：这部书始终未有人发心做新疏，总算奇事。
　　四、《易经》：做这部书的新疏，我想怕是不可能的。因为疏王、韩旧注，不独清儒所不肯，且亦没有什么引申发明的余地，除非疏李鼎祚的集解或另辑一注。但汉儒异说纷歧，遍疏亦穷于术。在我们看是“一丘之貉”，在尊崇汉学的清儒看是“两姑之间难为妇”所以，或如焦里堂之空诸依傍，独抒己见；毛奇龄之《仲氏易》，姚配中之《周易姚氏学》等亦近此类或如张皋文之专释仲翔，抱残守缺。皋文之《周易虞氏义》亦全经通释，但非疏体若要作一部“惠氏《易汉学》式”之新疏，恐怕谁也没有这种勇气。
　　以上所举诸家新疏，是否算已经把这几部经完全弄明白？这几部经是否值得下恁么大的工夫？都是别问题，我不敢轻下判断。但和现行的《十三经注疏》比较，最少有两种优异之点：第一，每一部疏由一人独力做成，不像旧疏成于众手；第二，每人只做一部疏，不像孔、贾辈之“包办的”、“万能的”。此专指唐疏言，几部恶劣的宋疏更不足齿论我们对于几位著作家不能不十二分感服，因为他们的忠实和努力是很不容易学的。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只是为学问而学问，把全生涯费在一部书，卒能贯彻初志。他们的学问有用无用另一问题，但他们做学问的方法真可学。做一门学问便要把他的内容彻底了解，凡一切关系的资料搜集一无遗漏。着手著述之时，先定计画，各有别裁。每下一判断，必待众证都齐之后。判断对不对另一问题，也许证甚博而断仍错，但待证乃断，便是忠实于学所以这几部书，无论如何，总是在学术史上有纪念的价值。至于他们所以能著成这几部书，也非专靠他们个人之力。九部之中，两部成于乾隆末年，七部在嘉、道以后，实由先辈已经做过许多工作，他们才利用而集其成。倘使他们生于明代或清初，也不能有这种成绩。所以，我名之为“清代经学的结晶体”。有好事者能把诸书汇刻为一编，亦一佳话也。
　　(辛)其他通释群经之著作：清儒以经学为学问中心。凡笔记类如《日知录》《十驾斋养新录》《东塾读书记》……等，文集类如戴、段、阮、钱……诸集等，说经之文占大部分。想完全了解清人经学，这类书实极重要，但内容既不尽属于经，我只得别标一题评它们的价值。这里有几部书，应该特提：
　　一朱竹垞彝尊的《经义考》三百卷。这部书把竹垞以前的经学书一概网罗，簿存目录，实史部谱录类一部最重要的书，研究“经史学”的人最不可少。还有谢蕴山启昆的《小学考》，也是踵朱书而成，其内容价值当于谱录条下论之，今互见于此。
　　一臧玉林琳的《经义杂记》三十卷。这书若出在乾、嘉以后，并不稀奇，因为它是康熙初年作品，而饶有乾嘉学派精神，所以要另眼看待。这书久藏于家。嘉庆间，才由他的玄孙臧在东庸刻出。有人说，内中一部分是在东所著，归美先人，但无确据，不敢遽认为事实
　　一王伯申引之的《经义述闻》三十二卷。王石臞、伯申父子，为清学第一流大师，人人共知。这书名为“述闻”，盖伯申自言闻于石臞者，其实他们以父子而兼师友，此书亦可称父子合作也。这部书最大的价值，在校勘和训诂方面，许多难读或前人误解的文句，读了他便涣然冰释。王氏父子理解直凑单微，下判断极矜慎，所以能为一代所宗。试留心读嘉、道以后著作，罕有能引《经义述闻》而驳之者世所称“王氏四种”者，乃此书与《经传释词》《读书杂志》《广雅疏证》合称。实则四种合起来，才见得出王氏经学之全豹。今为叙述方便起见，那几部在小学及子书两条下别论。
　　一俞荫甫樾的《群经平义》十卷。此书全应用《经义述闻》的方法，继续有所发明，价值也仅下《经义述闻》一等。
　　平心论之，清代风尚所趋，人人争言经学，诚不免汉人“碎义逃难”、“说三字至二十余万言”之弊。虽其间第一流人物尚或不免，承流望风者更不待言。所以，在清末已起反动，现在更不消说无人过问了。他们若能把精力和方法用到别的方面，成就或者可以很大，仅用之几部古经，已觉十分可惜。即以经学论，讲得越精细，越繁重，越令人头痛，结果还是供极少数人玩弄光景之具，岂非愈尊经而经愈遭殃吗？依我看，这种成绩，只好存起来算做一代学术的掌故，将来有专门笃嗜此学之人，供他们以极丰富的参考。至于整理经学，还要重新辟一条路，令应读之经，非全数都应读也。注意！人人能读而且乐读。我虽然还没有具体方法，但大概在用简明的方法解释其文句，而用有趣味有组织的方法发明其义理。义理方面且另说，文句方面则清儒替我们做过的工作实不少。大约清儒经学诸书，名物制度一类，聚讼不结者尚很多；训诂一类，工夫已经做到八九成。这便是各位经师对于一般人最大的贡献了。
二　小学及音韵学
小学本经学附庸，音韵学又小学附庸，但清儒向这方面用力最勤，久已“蔚为大国”了。方才说他们最大的贡献在训诂，他们为什么能有这种贡献？就因为小学音韵学成为专门之业。今为叙述方便起见，所以于经学之外，别立一节论他。
　　“小学”是袭用汉人的术语，实际上应该叫做文字学。这门学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研究一个字或一个词的意义，二是研究字和词的连缀用法。我为下文说明便利起见，杜撰两个新术语：第一类叫做“字义学”；第二类叫做“字用学”。音韵学也是字义学的一部分。所有的小学书，什有九是字义学。“字用学”现在还幼稚得很哩。
　　字义学即是字典之学。我国古来之字典有三种组织法：一、以各字(或辞)所含意义分类组织，《尔雅》《方言》《释名》《广雅》等书便是。二、以各字的形体及所从偏旁分类组织，《说文》《玉篇》等书便是。三、以各字的读音分类组织，《切韵》《集韵》《广韵》等书便是。本书所讲，以第一二类归入小学，以第三类归入音韵学。
　　崇祯十五年出版之方密之以智《通雅》五十卷，实为近代研究小学之第一部书，体例略仿《尔雅》，而门类稍有增减。看第十二讲方密之条此书有许多新理解，先乾嘉学者而发明，但后来人征引很少，不知何故。《尔雅》一类书之专门的研究，盖始于戴东原。他著有《尔雅文字考》十卷，其书成而未刻，今恐已佚。据自序所说，原系随手札记之书，大约于舍人、刘歆、樊光、李巡、郑康成、孙炎旧注多所搜辑，补郭注之漏，正邢疏之失，至于“折衷前古，使《尔雅》万七百九十一言，合之群经、传记靡所扞格，则俟诸异日”。据此，知东原对于整理《尔雅》尚有许多计划，此书尚非满意之作也。其此类书现存者则有：
　　《方言疏证》十三卷。休宁戴震东原著。互见本节音韵条
　　扬雄《方言》为西汉最好的小学书，东原首先提倡他。但这部书虽名为疏证，然而注重校勘，诠释的工作尚少。自序说：“广按群籍之引用《方言》及注者交互参订，改正伪字二百八十一，补脱字二十七，删衍字十七，逐条详证之。”盖自得此校本，然后《方言》可读。《四库》所著录，聚珍板所印行，即此本也。段茂堂著《东原年谱》，称“东原曾将《方言》分写于《说文》每字之上”，亦是一种整理法次则：
　　《尔雅正义》二十卷。邵晋涵著，见前
　　《尔雅释义》十卷，《释地以下四篇注》四卷。嘉定钱坫献之著
　　《尔雅义疏》二十卷。郝懿行著，见前
　　此为疏释《尔雅》之专书，皆乾、嘉间作品。《尔雅》这部书，清儒认定他是周公所作，把他捧得很高。依我们看，不过西汉末刘歆一派人将汉儒传注采辑而成，年代也许在《方言》之后。但他把各字的性质意义分类排纂，又不但解释单字，而且兼及二字以上连缀而成的“辞”，在当时确是一种很进步的字典或辞典，价值当然不朽。清儒提倡小学，于是这部书的研究日盛。邵二云的《正义》，就是把戴东原所计划的事业赓续成功，在这门学问里头算是创作。郝兰皋补缀一番，愈益精密。这两部书的比较价值，前节已论过，不再赘了。钱著未细读，不敢妄评此外有专释《尔雅》名物之书，如程瑶田《通艺录》中释宫、释草、释虫诸小记，任大椿之《释缯》，洪亮吉之《释舟》，刘宝楠之《释谷》，钱大昕之《释人》等有专辑《尔雅》古注之书，如臧庸之《尔雅汉注》、黄奭之《尔雅古义》等有释《尔雅》著作体例之书，王国维之《尔雅草木鸟兽虫鱼释例》甚好，惜仅限于一部分这部书经二百年学者之探索，大概已发挥无余蕴了。又次则：
　　《释名疏证》八卷，《补遗》一卷，《续释名》一卷。镇洋毕沅秋帆著
　　《释名》为汉末刘熙撰，时代较《说文》稍晚。这书体例和《尔雅》略同，但专以同音为训，为以音韵治小学之祖。《释名疏证》题毕秋帆著，实则全出江艮庭声之手。旧本讹脱甚多，毕、江据各经史注、唐宋类书及道释二藏校正之，复杂引《尔雅》以下诸训诂书证成其义。虽尚简略，然此二书自是可读。其最博洽精核者，则：
　　《广雅疏证》十卷。高邮王念孙石臞著
　　《广雅》为魏张揖著，出《尔雅》《方言》《释名》之后，搜集更博。石臞本著，先校正其讹舛，继诠释其义训。校正讹字五百八十，脱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自序其著作宗旨及体例云：“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其或张君误采，博考以证其失；先儒误说，参酌而寤其非。”所谓“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实清儒治小学之最大成功处。而这种工作，又以高邮王氏父子做得最精而最通。《广雅疏证》实为研究“高邮学”者最初应读之书。读了他，再读《读书杂志》《经传释词》《经义述闻》，可以迎刃而解。石臞76岁才着手著此书，每日限定注若干个字，一日都不旷课，到临终前四年才成，石臞年89所以这部书可算他晚年精心结撰之作。昔郦道元作《水经注》，论者咸谓注优于经。《广雅》原书虽尚佳，还不算第一流作品，自《疏证》出，张稚让倒可以附王石臞的骥尾而不朽了。以石臞的身分，本该疏《尔雅》才配得上，因为邵疏在前，耻于蹈袭，所以走偏锋，便宜了张稚让。然和郝兰皋相比，兰皋也算笨极了。此外应附记者有：
　　《小尔雅疏》八卷。上虞王煦汾原著
　　《小尔雅训纂》六卷。长洲宋翔凤于庭著
　　《小尔雅疏证》五卷。嘉定葛其仁铁生著
　　《小尔雅义证》十三卷。泾县胡承珙墨庄著
　　《小尔雅》，本是伪《孔丛子》中之一篇。清儒因他存辑汉人训诂不少，抽出来单行研究。以上四书，大略同时所著，不相谋而各有短长，也算是走偏锋而能成家的。
　　以上各书，都是清儒把汉、魏以前分义编纂的字典，用极绵密的工作去解释，成绩真可佩服。至于他们新编的字典则有：
　　《经籍纂诂》一百六十卷。仪征阮元芸台编。互见类书条
　　这部书是阮芸台任浙江学政时候，手创义例，命诂经精舍学生臧在东庸、臧礼堂和贵、洪筠轩颐煊、洪百里震煊、陈仲鱼鳣、周郑堂中孚等二十几位分途编辑的。各字依《佩文韵府》的次序排列。每字的解释，专辑集古书成说。所收者约为下列各种：一、古经古子本文中之训诂。如“仁者人也，义者宜也”，“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之类。所收子书最晚者为《颜氏家训》二、各经注。以《十三经注疏》为主，佐以清儒所辑所古佚注三、汉、魏以前子书及古史注。自《国语》韦注，《战国策》《吕览》《淮南子》高注，下至《列子》张注，《管子》房注，《荀子》杨注等四、古史部集部注。限于《史记》裴集解、司马索隐、张正义，《汉书》颜注，《后汉书》李注，《三国志》裴注，《楚辞》王注，《文选》李注五、小学古籍。《尔雅》《方言》《说文》《广雅》《释名》《小尔雅》《字林》《埤苍》《声类》《通俗文》《匡谬正俗》《经典释文》《一切经音义》《华严经音义》《翻译名义》《隶释》《隶续》等唐以前训诂，差不多网罗具备，真是检查古训最利便的一部类书。这书虽依韵编次，但目的并非在研究韵学。所以我不把他编在音韵条而编在本条。
　　最简朴的古字典，出在《尔雅》《方言》以前为《汉书?艺文志》所述的秦时李斯的《仓颉》七章，赵高的《爰历》六章，胡母敬的《博学》七章。《汉志》说《史籀》十五篇，周宣王时书，我们不相信汉兴，闾里书师把这三种糅合起来，每章六十字，共五十五章，名为《仓颉篇》。其后司马相如的《凡将》，史游的《急就》，扬雄的《训纂》，班固的《续训纂》，相继而起。这类字典，很像后世的《千字文》《百家姓》，又像医家的《汤头歌诀》，挑选几百或几千个单字，编成韵语，意义联贯，专备背诵之用，并没有什么训释。西、东汉之交，研究日趋细密，便把所有的字分起类来——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谓之六书。六书两字始见《周礼》，其六种名则首载《汉志》，次为《说文序》。东汉人说是起自周公时，我们不相信。大概是扬雄、刘歆、杜林这班小学家研究出来的和帝永元间许叔重根据六书义例，以各字的形体及所从偏旁分类，著成一部《说文解字》，遂为秦、汉以来小学一大结束，又为后来字书永远模范。
　　《说文》这部书，清以前的人并不十分作兴他。宋、元间徐铉、徐锴、李焘、吾邱衍等，虽间有撰述，然发明甚少，或反把他紊乱了。明末有一群文学家好用僻字，拿来当枕中鸿秘，但并不了解他的价值和作用；赵光宦著《说文长笺》，顾亭林极攻击他明清之交，方密之算是最初提倡《说文》的人，在《通雅》中常常称引或解释。康熙一朝经学家虽渐多，但对于《说文》也并没有人十分理会。乾隆中叶，惠定宇著《读说文记》十五卷，实清儒《说文》专书之首，而江慎修、戴东原往复讨论六书甚详尽。东原对于这部书，从十六七岁便用功起，虽没有著作，然传授他弟子段茂堂。自是《说文》学风起水涌，占了清学界最主要的位置。谢蕴山启昆《小学考》，说当时关于《说文》的名著有三部：
　　《说文解字注》三十卷。金坛段玉裁茂堂著。《小学考》作《说文解字读》，想是原名，后来很少人知道
　　《说文统释》六十卷。嘉定钱大昭晦之著
　　《说文解字正义》三十卷。海宁陈鳣仲鱼著
　　茂堂的《说文》注，卢抱经序他说，“自有《说文》以来，未有善于此书者”，《小学考》卷十引王石臞序他说，“千七百年来无此作”。本书卷首百余年来，人人共读，几与正经正注争席了。《说文》自唐宋以来，经后人窜改或传抄漏落颠倒的不少。茂堂以徐锴本为主，而以己意推定校正的很多。后人或讥其武断，所以《段注订》、钮树玉著，八卷《段注匡谬》、徐承庆著，八卷《段注考正》冯桂芬，十六卷一类书继续出得不少。内中一部分，诚足为茂堂诤友。茂堂此注，前无凭借，在小学界实一大创作。小有舛误，毫不足损其价值，何况后人所订所匡也未必尽对呢。茂堂又最长韵学，订古韵为十七部，每字注明所属之部，由声音以通训诂。王石臞序最称赞他这一点，我想这点自然是他的好处，但未足以尽之。
　　钱、陈两书未见，不知有无刻本？钱书有自序述十例：“一、疏证以佐古义，二、音切以复古音，三、考异以复古本，四、辨俗以证讹字，五、通义以明互借，六、从母以明孳乳，七、别体以广异义，八、正讹以订刊误，九、崇古以知古宇，十、补字以免漏落。”《小学考》引晦之为竹汀弟，其书应有相当价值。陈仲鱼书，阮芸台谓其“以声为经，偏旁为纬”。《论语古训序》《小学考》引果尔，则当与后此姚文田、朱骏声各书同体例，参看次段但书名“正义”似是随文疏释，颇不可解。
　　自段注以后关于《说文》之著作，如严铁桥可均之《说文校议》，三十卷钱献之坫之《说文斟诠》，十四卷皆主于是正文字，而严著号称精核。其通释之书最著者，则：
　　《说方义证》五十卷。曲阜桂馥未谷著
　　《说文释例》二十卷。安丘王筠箓友著
　　《说文句读》三十卷。同上
　　桂书与段书不同之处：段书勇于自信，往往破字创义，然其精处卓然自成一家言；桂书恪守许旧，无敢出入，惟博引他书作旁证，又皆案而不断。桂之识力不及段，自无待言，但每字罗列群说，颇似《经籍纂诂》触类旁通，令学者紬索而自得，不为著者意见所束缚。所以我常觉桂书比段书更为适用。王箓友《释例》，为斯学最闳通之著作。价值可与凌次仲《礼经释例》、刘申受《公羊释例》相埒凡名家著书，必有预定之计划，然后驾驭材料，即所谓义例是也。但义例很难详细胪举出来，近人著述方法进步，大率自标凡例，以便读者，然终不能十分详尽，古人则用此法者尚少令在好学者通观自得，《说文》自然也是如此。又《说文》自大徐徐铉以后窜乱得一塌糊涂，已为斯学中人所公认，怎么样才能全部厘整他呢？必须发见出原著者若干条公例，认定这公例之后，有不合的便知是窜乱，才能执简御繁，戴东原之校《水经注》即用此法。段茂堂之于《说文》，虽未尝别著释例，然在注中屡屡说“通例”如何如何，我们可以辑一部“说文段注例”他所以敢于校改今本，也是以他所研究出的“通例”为标准。篆友这部《释例》就是专做这种工作。他所发见的例是否都对，我不敢说，但我觉得六七成对的但他的创作力足与茂堂对抗，灼然无疑了。《说文句读》成于《释例》之后，随文顺释全书，自然与段氏不尽同者五事：一、删篆，二、一贯，三、反经，四、正雅，五、特识。见自序，文繁不录此书最后出而最明通，最便学者。
　　学者如欲治《说文》，我奉劝先读王氏《句读》，因为简明而不偏诐；次读王氏《释例》，可以观其会通。未读过《说文》原书，骤读《释例》不能了解段注呢？他是这门学问的“老祖宗”，我们不能不敬重他，但不可为他意见所束缚。或与《句读》并读亦可桂氏《义证》摆在旁边当“顾问”，有疑义或特别想求详的字便翻开一查，因为他材料最丰富，其余别家的书，不读也罢了。用我的方法，三个月足可以读通《说文》。我很盼望青年们送一个暑假的精力给这部书，因为是中国文字学的基础
　　清儒之治《说文》，本由古韵学一转手而来，所以段注后头附一部《六书音韵表》，注中各字于韵特详。戴东原的《转注二十章序》说：“昔人既作《尔雅》《方言》《释名》，余以为犹阙一卷书……”这“一卷书”是什么呢？就是以音韵为主的新字典。陈仲鱼的《说文正义》“以声为经，偏书为纬”，像是就想做这一卷书。后来姚秋农文田、钱溉亭塘各著《说文声系》，姚十四卷，钱二十卷苗仙麓夔著《说文声读表》七卷，严铁桥可均著《说文声类》二卷，张皋文惠言著《说文谐声谱》二十卷，其他同类的作品尚不下十余家，最后则有：
　　《说文通训定声》十六卷。吴县朱骏声允倩著
　　这些人都像是因东原的话触发出来，想把《说文》学向声韵方面发展，而朱氏书最晚出，算是这一群里头最好的。这部书把全部《说文》拆散了重新组织。“舍形取声贯穿连缀”，凡例语，下同各字分隶于他所立古韵十八部之下，“每字本训外，列转注、假借二事”，“凡经传及古注之以声为训者，必详列各字之下，标曰声训”，双声字“命之曰转音”。总算把《说文》学这片新殖民地开辟差不多了，可惜吵了一张表。姚秋农是这一派的先登者，他的书全部是表，但做得不好
　　此外尚有对于《说文》作部分的研究者。如，因《说文》有徐氏新附入之字往往与本文混乱，于是有《说文新附考》一类书；郑珍著，六卷因《说文》引经多与今本有异同，于是有《说文引经考》一类书；吴玉搢著二卷，陈瑑著八卷，臧礼堂著二卷因钟鼎文字学发达的结果，对于《说文》中之籀文引起研究兴味，于是有《说文古籀疏补》一类书。庄述祖著六卷，潘祖荫著一卷此外这种局部的著述还不少，真算灿烂极了。
　　恁么多关于《说文》的书，这门学问被他们做完了没有？我说还不会。第一件，从姚秋农到朱允倩所做声系一类书，我都认为不满意，因为他们都注意收音，忽略发音，还不配戴东原所谓“那一卷书”。我对于这项意见，曾发表过《从发音上研究中国文字之源》一篇短文。见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下第二件，《说文》的会意字还没有人专门研究。《说文》标明“会意”的字虽不多，但凡云“从某、从某”，或云“从某、从某省”，都是会意；云“从某、从某、某亦声”者，都是形声兼会意。而且依着“声系一派”如我所说的发音来源才算彻底的主张，每字所谐的声都有意义。然则形声字的全部都是形声兼会意了。会意字既如此其多，我们用社会学的眼光去研究，可以看出有史以前的状况不少。这是文字学上一件大事业。这项意见，我二十年前曾发表过《国文语原解》一篇短文，见《饮冰室丛书》可惜我的见解都未成熟，《国文语原解》尤其要不得近来学问兴味，又不向这方面发展，大概不会再往前研究了。但我确信这两条路是可走的，很愿意推荐给后起的青年们。
　　以上把“字义学”的成绩大概说过了，附带着要说说“字用学”。
　　最初的字总是从实物或实象纯客观的一定之象，如方位、数目之类造起，渐渐到人类的动作，人类和外界发生关系，兼主客两体而成渐渐到人类的心理，渐渐到纯抽象的名词，文字发展的次第大概如此。动作心理等已经有大部分来不及造，用旧字假借。还有所谓“语词”的一部分，发语词、接续词、感叹词、停顿词、疑问词等等最初纯用口语或手势表现，根本就没有这类字。书本上这类字都是假借同音之字来充数的。然而音是古今时时变化，地方又各各不同，既没有一定之字，便随人乱用。例如“乎”、“无”、“么”、“吗”，本是一个音变化出来，但现在读去，音已经很不同，字形更是渺不相属而且用法摆在一句话中间的位置之类也常常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古书所以难读，最主要的就是这部分。不独古书，白话亦然所以有眼光的小学家发心做这部分工作，替后人减除困难。清儒头一部书是：
　　《助字辨略》五卷。确山刘淇南泉著
　　南泉是素不知名的一位学者，这部书从钱警石、《曝书杂记》刘伯山《通义堂集》先后表章，才渐渐有人知道。书成于康熙初年，而和王伯申暗合的极多，伯山都把他们比较列出。伯申断不是剽窃的人，当然是没有见过这部书清初许多怪学者，南泉也算其一了。至于这门学问的中间，自然要推：
　　《经传释词》十卷。高邮王引之伯申著
　　伯申以为：“自汉以来，说经者宗尚雅训。凡实义所在，既明著之矣，而语词之例，则略而不究，或即以实义释之，遂使其文扞格而意亦不明。”自序语，下同他拿许多古书比较研究，发见出许多字是“其为古之语词较然甚著，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者”。他于是“引而伸之以尽其义类，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成了这十卷书。我们读起来，没有一条不是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而且可以学得许多归纳研究方法，真是益人神智的名著了。后此从伯申脱化出来而范围更扩大者，则有：
　　《古书疑义举例》七卷。德清俞樾荫甫著
　　荫甫发见出许多古人说话行文用字之例，卷一至卷四又发见出许多后人因误读古书而妄改或传抄讹舛以致失真之例。卷五至卷七上半部我们可以叫他做“古代文法书”，下半部可以叫他做“校勘秘诀”。王、俞二书，不过各两小册，我想凡有志读秦汉以前书的人，总应该一流览的。最后则有：
　　《文通》十卷。丹徒马建忠眉叔著
　　眉叔是深通欧文的人，这部书是把王、俞之学融会贯通之后，仿欧人的文法书把语词详密分类组织而成的。著书的时候是光绪二十一、二年，他住在上海的昌寿里，和我比邻而居。每成一条，我便先睹为快，有时还承他虚心商榷。他那种研究精神，到今日想起来，还给我很有力的鞭策。至于他创作的天才和这部书的价值，现在知道的人甚多，不用我赞美了。
　　音韵学为清儒治经之副产物，然论者或谓其成绩为诸学之冠。我素来没有研究，完全外行，对于内容得失不敢下半句批评，只把这门学问的来历和经过说说，还怕会说错哩。
　　清代的音韵学，从一个源头上分开两条支路发展，一是古韵学，一是切韵学。
　　古韵学怎样来历呢？他们讨论的是那几桩问题呢？稍有常识的人，总应该知道现行的《佩文韵府》，把一切字分隶于一百零六个韵。上下平声合三十，上声二十九，去声三十，入声十七韵府本于南宋的《礼部韵略》。《韵略》百七部，比《韵府》多一部《韵略》本于唐的《广韵》。《广韵》却是分为二百零六部，现在韵书最古而最完备的莫如《广韵》。所以研究此学都以《广韵》为出发点。为什么由二百零六变为一百零七？这是唐宋后音变的问题，古韵家懒得管他。《广韵》二百六部分得对不对？这是唐音的问题，古韵家也懒得管他。他们所讨论者，专在三代秦汉时候韵之分部如何。古书中如《易经》《诗经》《楚辞》《老子》等几乎全书都协韵，然而拿《广韵》和《韵略》比对起来，却十有九并不同韵。宋以来儒者，没有法子解释这缘故，只好说是“借叶”，本不同韵，勉强借来叶的清儒以为漫无范围的乱借乱叶，岂不是等于无韵吗？所以他们反对此说，一定要找出古人用韵的规律来，换句话说，就是想编一部“古佩文韵府”。
　　清代音韵学的鼻祖共推顾亭林。他著有《音学五书》，一《音论》，二《易音》，三《诗本音》，四《唐韵正》，五《古音表》为生平得意之作，凡经三十年，五易其稿。自言：“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据古经以正沈氏(约)、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赜而不可乱。”同时柴虎臣绍炳、毛稚黄先舒等皆治此学有著述，而理解远不逮亭林。毛西河喜立异争名，专著书和亭林作对，书名《古今通韵》，凡十二卷然而所说话毫无价值，没有人理他。亭林以后中兴此学者为江慎修，著《古韵标准》。慎修弟子戴东原著《声类表》《声韵考》。东原复传其弟子段茂堂、王石臞、孔巽轩。茂堂著《六书音韵表》，据以注《说文》；石臞、巽轩都各有撰述。石臞书近由上虞罗氏印行，巽轩书名曰《诗声类》而段、王后辈有江晋三有诰著《音学三书》，亦颇多创获。要之，乾嘉以后言古韵者虽多，而江、戴门下薪火相传，实为其中坚。
　　他们最主要的工作是研究古韵分部。他们以为《广韵》二百六部乃唐以后声音繁变派衍出来的，古代没有那么复杂，所以要把他归并成若干部，以求合古人所用之韵。
　　这种工作，不始于清儒。宋朝的郑庠是最先研究的，他把二百六部归并成六部。亭林拿他作研究基础，析为十部，慎修又析为十三部，茂堂又析为十七部，东原析为十八部，巽轩析为十九部，石臞析为二十一部，晋三也是二十一部，而和石臞又微不同，东原所谓“以渐加详”也。后人虽于诸家互有从违，然很少能出其范围。
　　我想读者一定要发问：二百六部规定为六部、十部……不太少吗？怎样归并法呢？
　　勿惊！《广韵》的二百六部系兼包平、上、去、入四声的。四声虽有清浊高低舒促之别，韵总是一贯，所以拿平声可以代表上、去、入。《广韵》的平声也只有五十七部，将五十七归并为六或二十一，并非不可能之事。归并到怎样程度才能和古书所用的韵吻合？便是他们苦心研究的第一个问题。
　　平声和上声去声是容易印合的，“东”、“冻”、“动”一读下去，当然知道是同部。惟有入声最罗唣，每每调不出来。《广韵》平声有五十七韵，入声只得三十四韵。对照起来，便有二十二韵，只有平上去而无入。到底这三十四个入声韵该如何分配？最足令讲古韵的人头痛，这是他们苦心研究的第二个问题，许多辩难都从此起。
　　读以上所讲，大概可以知道他们问题焦点所在了。为力求明晰起见，将郑庠、顾炎武、江永、段玉裁四家所分类列出一张表。把这表说明之后，再说戴、孔、王诸家所以异同之故。
　　郑、顾、江、段古韵分部比较表
郑氏六部 顾氏十部 江氏十三部 段氏十七部
平声 入声 平声 入声 平声 入声 平声 入声
1东冬江阳庚清蒸 屋沃觉药陌锡职 1东冬钟江 无 1东冬钟江 无 9东冬钟江 无
  7阳唐  8阳唐  10阳唐 
  8耕庚清青  9庚耕清青  11庚耕清青 
  9蒸登  10蒸登  6蒸登 
2支微齐佳灰 无 2支脂之微齐皆灰咍 质术栉物迄月没曷末黠辖屑薛麦昔锡职德 2支脂之微齐皆灰咍 麦昔锡职德 1之咍 职德
      15脂微齐皆灰 术物迄月没曷末黠辖薛
      16支佳 陌麦昔锡
3鱼虞歌麻 无 3鱼虞模侯 药铎陌 3鱼虞模 药铎陌 4侯 无
      5鱼虞模 药铎
  6歌戈麻 无 7歌戈麻 无 17歌戈麻 无
4真文元寒删先 质物月曷黠屑 4真谆臻文欣元魂痕寒极删山先仙 无 4真谆臻文欣魂痕 质术栉物迄没 12真臻先 质栉屑
      13谆文欣魂痕 无
    5元寒桓删山先仙 月曷末黠辖屑薛 14元寒桓删山仙 无
5萧宵尤豪 无 5萧宵肴豪尤幽 屋沃浊觉 6萧宵肴豪 无 2萧宵肴豪 无
    11尤侯幽 屋沃烛觉 3尤幽 屋沃烛觉
6侵覃盐咸 缉合叶洽 10侵覃谈盐添咸衔严 缉合盍叶怗洽狎业乏 12侵 缉 7侵盐添 缉业
    13覃谈盐添咸衔严凡 合盍叶怗狎业乏 8覃谈咸衔严凡 合盍洽狎业乏
　　(表的说明)
　　一将《广韵》五十七个平声韵挑出三十个当代表，此三十个就是现行《佩文韵府》所采用再将他分成六部，这是郑氏作始之功。
　　二把郑氏的第一部东冬江阳庚青蒸析为四部，一、东冬钟江，二、阳唐，三、庚耕清青，四、蒸登，是顾氏的发明。江、段无改。
　　三郑氏的第二部，支微齐佳灰顾、江无改。段氏把他析为三部，一、之咍，二、脂齐皆灰，三、支佳这是段氏的大发明，东原、石臞都拍案叫绝。“之”、“脂”、“支”，现在读起来毫无分别茂堂从古书中考出他分别甚明，但亦没有法子读成三种音，晚年以书问江晋三云：“足下能知其所以分为三乎？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
　　四郑氏的第三部，鱼虞歌麻顾氏析为二，一、鱼虞模侯，二、歌麻江氏因之，但把“侯”剔出归并“尤幽”部。段氏则既不以“侯”合“鱼虞模”，也不以合“尤幽”，完全令他独立，所以共析成三部。这部分的问题，以“侯”之分合为最主要。
　　五郑氏的第四部，真文元寒删先顾氏因之。江氏析为二，一、真谆臻文欣魂痕，二、元寒桓删山先仙段氏复将江氏第一类析为二，变成三部，又将江氏第三类的“先”移入第一类的“真臻”。“真”和“文”之分，是段氏特点。
　　六郑氏的第五部，萧宵尤豪顾氏因之。江氏析为二，一、萧宵肴豪，二、尤侯幽段氏因之，但将“侯”剔出另立部。“侯”和“尤”之分，是段氏特点。
　　七郑氏的第六部，侵覃盐咸顾氏因之。江氏析为二：一侵，二覃谈盐添咸衔严凡段氏因之，但割“盐添”合于“侵”。
　　以上为平声五十七部之分合变迁，比较的还容易了解。最麻烦的是入声分配问题，另加说明：
　　八郑氏六部，有入声者仅三。顾氏十部，有入声者四。江氏十三部，有入声者七。段氏十七部，有入声者八。这是将入声性质剖析逐渐精密的表征。
　　九顾氏入声的分配和郑氏几乎全相反。除郑第六部与顾第十部相同外，郑第一第四部有入声，顾无；郑第二第三第五部无入声，顾有。
　　十顾、江、段公认为无入声者五部：一、东冬钟江，二、阳唐，三、庚耕清青，四、蒸登，五、歌戈麻。江、段认为无入声者一部：萧宵肴豪。
　　十一入声中问题较少者，“缉合”以下九韵配“侵覃”以下九韵，“质栉”配“真臻”，“屑”配“先”。其余皆有问题。
　　以上把四家异同之点大概说过。以下把余人改正的部分略说：
　　一戴东原之特点。戴虽为段之师，然其《声类表》实作于段氏《六书音韵表》之后，进一步研究。他最主要的发明：(一)将段氏的“脂”部再剖析，立“祭泰夬废”一部，此部有去声而无平上。(二)将“缉合”以下九韵另为一部，此部有入声而无上去。盖四声之分，本起六朝，古人无此。戴氏分部，不限平声，是其通识。其余入声之分配各部，亦颇有异同，不具述。
　　二孔巽轩之特点。巽轩对于段：析“东”、“冬”为二，并“真文”为一，亦别出“缉合”等九韵为一部，共十八部。
　　三王石臞之特点。石臞工作，专在剖析入声。他别立“质”、“月”、“缉”、“盍”四部，合诸段氏所分，共为二十一部。“质”、“月”二部皆有去而无平上，“缉”、“盍”二部则无平上而并无去
　　四江晋三之特点。晋三亦分二十一部，但不与王氏同。其分“东”、“冬”为二，同孔氏；“祭”部独立，同戴氏；入声则别立“叶”、“缉”两部。晋三于戴、孔之书皆未见，据段茂堂信上说盖暗合，非蹈袭也。
　　以上重要之古韵说略具。此后尚有庄葆琛之十九部，张皋文之二十部，乃至近人之二十三部、二十八部等，大抵衍江、戴、段、王之绪稍事补苴，不复述。至于各家所说谁是谁非，我完全外行，不敢参加讨论。
　　古韵学研究的对象，在各字的收音。还有专从发音方面研究的，名为切韵学。用旧话来比附，也可以说古韵学是研究叠韵，切韵学是研究双声切韵之学，起于东汉孙炎，以两字切成一字之音，实我国音学初祖。后来魏李登作《声类》，书已佚，见《隋书?经籍志》始整齐而衍其绪。隋陆法言作《切韵》，书已佚，近在敦煌石室发见唐写残本为后此《广韵》所自本。自梵语随佛典入中国，中唐以后释神珙、释守温仿之创立字母，为斯学别创一蹊径，即“见溪群疑”第三十六母是也。宋人用之以治旧有之反切，则为等韵学。直到今日，创立注音字母及其他新字母之种种研究，皆从孙炎、陆法言、守温所走的线路逐渐发展出来。
　　清代切韵学，也是顾亭林提倡起，他的《音论》，论发音原理的不少。但亭林最大的成绩还在古韵学，其对于切韵学的贡献，像还比不上方密之。看第十二讲亭林弟子潘次耕耒著《类音》《四库提要》述其内容云：“耒受业于顾炎武。炎武之韵学欲复古人之遗，耒之韵学则务穷后世之变。其法增三十六母为五十母；每母之字，横播为开口、齐齿、合口、撮口四呼；四呼之字，各纵转为平上去入四声；四声之中，各以四呼分之……。”据此可知次耕的工作全在创新字母。尤当注意者，字母和四声的关系，实近来新字母学一个颇费讨论的问题，次耕已顾及了。《类音》这书我未得见，但《遂初堂集》里头有《声音元本论》《南北音论》《古今音论》《全分音论》《反切音论》等篇，读之可见其学说大概。他说：“声音先文字而有。声止于一，字则多寡不论，或一音而数字，或有音而无字。后世字书韵书，不得其天然条贯，则如散钱乱卒而不可整齐。”他极赞字母为发天地之密，但以为旧行三十六母“有复有漏”，他把复的删去，例如“知彻澄娘”之与“照穿床泥”而别增其缺漏者十余母。他最注重“无字之音”，说道：“今所厘正，皆出乎天然。天然者，人所本有之音也。本有之音而不能尽出，则以习诵有字之音，罕道无字之音也。”大抵次耕的目的，在把中国人口里所说得出的音都搜齐，改造一套科学的合理的字母。他的成绩如何我不敢说，眼光总算高极了。同时吴修龄乔亦治此学，“以二合翻切收尽诸法，立二十四条以尽谐声之变”，斥守温为“无知妄作，贻毒后人”。见《广阳杂记》卷四其书今不传。
　　康熙末则刘继庄献廷治此学，他曾从几位怪僧研究等韵，又曾见过吴修龄。但他说：“修龄于天竺陀罗尼、泰西蜡顶(即罗马字)、天方、蒙古、女直诸书，皆未究心，特震旦一隅之学耳。”他创的新字母，以三十二音为韵父，二十二音为韵母，横转各有五子，又可以用来谱四方土音。他的书名《新韵谱》，可惜久已失传了。看他所著《广阳杂记》及《鲒埼亭集》中刘继庄传
　　乾嘉大师之音韵学，全部精力耗在古韵上头。但江慎修的《音学辨微》，讲切韵的地方也不少。戴东原著《转语》二十章，已佚。其自序曰：“人之语言万变，而声气之微，有自然之节限。……今各从乎声以原其义。声自微而之显，言者未终，闻者已解，辨于口不繁，则耳治不惑。入口始喉下抵唇末，按位以谱之，其为声之大限五，小限各四。于是互相参伍，而声之用盖备矣。……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此书专由声音以究训诂，为戴氏独得之学。后此王氏父子即应用此法卓著成绩，然固是切韵之学，非古韵之学也。此外则钱竹汀亦极意切韵，考证沿革及新创理解颇多。看《十驾斋养新录》卷五
　　专门研究古代切韵，孙炎至陆法言当以吾乡先辈陈兰甫先生沣的《切韵考》为绝作。书凡六卷，附外篇三卷，自言：“仆考《切韵》，无一字漏略。盖专门之学必须如此，但恐有武断处，如段茂堂之于《说文》耳。仆为此甚辛苦，若有证误，亦犹亭林先生之古韵，后人因而加密可耳。”《东塾集》卷四与赵子韶书其书取《广韵》中所录陆法言《切韵》之反切语，如“东，德红切”，“同，德红切”……等综合剖析为科学的研究。“切韵之法，以二字为一字之音，上字与所切之字双声，下字与所切之字叠韵。”原书条例语，见卷一他把上字——即双声字，分为四十类。他说切韵最要紧是辨清浊，引孙愐《唐韵》序后论语切语上字即清浊所由定，故四十类中复分为清声二十一类，浊声十九类。他说这四十类所用字，“实孙叔然(炎)以来，师师相传以为双声之标目，无异后世之字母。”卷六页七我曾用英语拼音印证他的四十类。其发音如d者一，如ch者四，如chi者三，如s者三，如g者一，如k者二，如B者二，如J者二，如Ph者一，如y者三，如u者二，如Js者三，如JS者二，如x者二，如uh者二，如p者三，如hs者一，如sh者一，如i者一，如m者一，如qu者一，如e者一，如n者二，如Xh者一，共为二十种发音。其重复者，当是从前实有分别而现在已经分不出来。如段茂堂所讲的“支”、“之”、“脂”汉至唐的发音，大约尽于此了。以上都是说上一字的双音。至于下一字的叠韵，则依《广韵》，以四声为类。我们若用江、段诸人古韵分部为韵的标准，亦得他于是做成一篇表，分为两卷，“取《广韵》每一音之第一字，以其切语上字声同类者直写之，下字韵同类者横写之，平上去入，相承编排。”卷四页一守温以前中国固有的字母及其用法，大略可考见了。
　　这部书除对于《切韵》本身严密研究发明外，还有附带的价值。他对于切韵学发达的历史，叙述得详赡而有体要。他的外篇有一张表，切韵和守温字母对照，对于守温的长短得失批评得最为公平。
　　唐以后韵学，专门研究的很少。亭林《唐韵正》以后，像没有几部书，也许是我固陋宋以后更不必说了。依我看，倒是越近越要紧。我们研究这门学问的目的，是要想知道现在中国话的来历。秦汉以前古韵虽讲得甚明，中间已脱去一截了。人的口音，日日转变，古有今无，古无今有的，不知凡几。若能仿钱竹汀研究“古无轻唇音”的法子，看《十驾斋养新录》卷五研究得若干原则，真是学界之宝。依我想，做这种工作有两条路可走：用《广韵》及《经典释文》之音，和《礼部韵略》《洪武正韵》《佩文韵府》之音，和现在读音逐一比较，此其一。隋、唐以来，翻译佛典盛行，元代和中亚细亚及欧洲皆来往频繁，明中叶以后则欧人东来译语输入，累代所译名词，现在尚有大部分有原语可以对照，从这里面最可以调查出各时代的读音。知道读音之后，便可以求出变化的原则。例如Bhuda，用现在话该译作“布达”，而佛经却译作“佛陀”。因这个“佛”字，我们可以推定唐时还没有F发音。竹汀所谓“古无轻唇音”，至唐犹然。因这个“陀”字，我们可以推定唐时“歌”、“麻”不分，或者只有歌韵而无麻韵。从这方面用心研究，或者有意外收获也未可知，此其二。此外在各家笔记诗集中也许有零碎而可宝的资料。例如苏东坡的双声诗：或称口吃诗“江干孤居高关扃”，“皓鹤下浴红荷湖”。用广东话读起来，前一句都是K发音，后一句都b发音，煞是可笑。当时以此作游戏，可见其发音必同一。用现在北京话读，便是好几个字不同发音了。某种音某时失掉，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得出来。例如法国语h发音已经失掉，许多字头一母为h者都省却不念。我们亦然，原来的h发音多变为ch。拿广东话和北京话比对，可见广东话多唐宋旧音也我想这是音韵学的新殖民地，清儒还未有开辟，有志的青年不妨试试。
　　方言学是音韵学极重要一部门，所以最古的小学家扬雄便注意到他。清儒这方面用力很少。次耕、继庄虽知道注重，但他的成绩如何，今已不可考了。直到章太炎炳麟才特别提倡，太炎是现代音韵学第一人。他的《文始》，由音衍训，直凑单微。他还有一部《新方言》，极有价值。但这件事总算各地方人分担研究，才能得相当资料，恐怕非组织学会不可。
　　研究方言学主要目的，要发见各地方特别发音的原则。像陈兰甫先生的《广州音说》，《东塾集》卷一把广东话和北京话不同的那几点提出纲领来，才算学者的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