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子毓
（《史学月刊》2017年第2期）
【关键词】史记；水德；色上黑；秦始皇；舆服制度
【摘要】《史记》所载秦始皇“色上黑”之制亦在先秦实已形成，历经两汉六朝，在唐宋以后仍长期延续，实与所谓“水德”无关。因先秦以“玄”、“黑”象征“天”，故有此尊崇。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冲日法”天文观测体系当对这一意象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秦始皇采用水德一事，向来被认为是五行学说发展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五行系统中，“水”对应的颜色是“黑”，是以《史记·历书》、《史记·封禅书》皆称秦始皇用水德改制后，“色上黑”。[1]《史记·秦始皇本纪》则有更为具体记载：“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2]
对此记载，学界主流观点多深信不疑，[3]许多学者更进一步指出，秦代之尚黑并不限于“衣服旄旌节旗”。赵潇先生认为，秦“更名民曰黔首”一事“亦是尚黑之意”，张分田、杨岗等先生亦略同此论。[4]林剑鸣先生认为，秦用水德后，黑色成为“秦代流行的颜色”。[5]他指出，1979年发掘出的秦咸阳三号宫殿遗址的壁画中，建筑和人物图案皆以黑色为主。证明“色上黑”在秦代“不是一句空话”。[6]
按此，所谓“色上黑”，在秦国上下方方面面都有体现。然而，根据考古人员对秦始皇陵兵马俑的服色统计，秦俑服装以颜色艳丽的红、绿色为主，而黑色极少，与上述结论显然是严重不符的。[7]此外，清儒孙希旦曾将服色之“色”释为“祭祀所用之牲色”，[8]然《史记·秦始皇本纪》云：
二世乃斋于望夷宫，欲祠泾，沈四白马。[9]
按此，秦代牺牲是用白色的。与之相应，《史记·高祖本纪》则有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说。可见秦代官方礼仪不但不是尽用黑色，反而颇有“上白”之风。细察史料即可发现，此风自秦立国时便已形成：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一云。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
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10]
虽然秦人亦有祭祀黄帝、炎帝、青帝之制，然白帝独占三畤，绝非其他三者可及。对于这些记载，顾颉刚先生曾以为是后人伪造。[11]然钱穆先生却指出：
本来把方位配五行颜色之说，在战国时早已盛行，所以秦襄公自以居西陲而祀白帝，汉高祖起兵，自称赤帝子杀白帝子，民间只知秦在西方是白帝子，楚在南方是赤帝子，不知道朝廷礼制早是改尚水德。[12]
对比二说，可以发现钱说实更为周到。五方五色是五行说早期的重要流派，其颜色按方位相配，与晚出的五德终始说本就不尽相同。
当然，若追根溯源，这一风气可能更为悠远。秦人此风与殷商“上白”[13]的记载颇为相合。按，殷人“上白”在甲骨文中可以得到印证，“白色动物在商代祭祀和占卜中占有重要地位”，[14]如果考虑到秦人与殷商之渊源，[15]可知此风确实渊源有自。顾颉刚先生在研究秦人族源问题时，曾指出，少皞本为东方之神，因秦民族西迁，“竟安然坐上了西方的神位”。[16]结合上述引文，可知“上白”之风实亦与少皞一同西迁，并最终化入了五方五色的系统。
颜色已不与秦代“上黑”之制尽符，而“黔首”之类推测就更是盖然之辞，难以成立。正如张传玺先生所论，“黔首”之名在战国前期的文献中即已出现，并且与“民”是同用、混用的。[17]其名既源自先秦，则将其视为水德之表现自亦难以成立。
那么，所谓“色上黑”，其所指又到底为何呢？《续汉书·舆服志》指出，秦代“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18]是知传统祭祀典礼上所著之服饰是秦代“上黑”的重要表现。不过，《续汉书》单以郊祀为言，当与东汉以后特重郊祀之礼有关。细察先秦与后世礼制方面的相关记载，[19]相关服色制度的使用场合除祭祀之外，还涉及其他重大礼仪，而范围除“衣服”外，亦涉及“旄旌节旗”。以理揆之，秦代制度当亦相类。总之，秦代这一“上黑”之风当主要表现在重大礼仪上，对于民间日常生活的影响力不应过分夸大。
事实上，如果我们细究史料，就可以发现，秦代礼仪的“上黑”之风有着悠久的传统，并且在秦代以后依旧长期流行，绝非是因始皇妄信水德，一时兴起所致。
一、先秦时代的“上黑”
自汉代以来，历代之礼制设计皆离不开先秦的儒家经典。细读“三礼”的记载，不难发现这几部儒家经典原本就是极度“上黑”的。
《周礼·春官宗伯·司服》郑玄注云：
凡冕服皆玄衣纁裳。[20]
所谓“玄”，《说文解字》云：
黑而有赤色者为玄。[21]
据今人考证，这是一种对赤色织物进行黑色套染，经多重染色形成的一种泛有赤色的黑色。[22]这种颜色与黑色有着极其轻微的差别，代表着一种尊崇，在有的语境下会被刻意区分，有的语境下则会被等同起来。如《小尔雅》即云：
玄……黑也[23]
这种游移而模糊的语义，在《周礼·考工记》的这段记载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24]
既云“五色”，却又将之配以天地四方共六个方向，显见是将“黑”与“玄”视作一而二，二而一的概念。
《周礼·天官冢宰·司裘》云：
司裘掌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郑玄注云：
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质。[25]
《周礼·春官宗伯·司服》云：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希冕，祭群小祀则玄冕。[26]
……
其齐服有玄端素端．[27]
《周礼·夏官司马》云：
弁师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里……[28]
《仪礼·士冠礼》云：
主人玄冠，朝服，缁带，素韠，即位于门东，西面。有司如主人服……乃宿宾。宾如主人服……[29]
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阶下，直东序，西面。兄弟毕袗玄，立于洗东，西面，北上。摈者玄端，负东塾。将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宾如主人服，赞者玄端从之，立于外门之外……冠者兴，宾揖之。适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挚见于君。[30]
《仪礼·士昏礼》云：
使者玄端至。摈者出请事，入告……纳征：玄纁束帛，俪皮。如纳吉礼……主人爵弁，纁裳缁袘。从者毕玄端。乘墨车，从车二乘，执烛前马。妇车亦如之……[31]
女从者毕袗玄，纚笄，被顈黼，在其后。主人玄端，迎于门外……[32]
《仪礼·特牲馈食礼》云：
主人冠端玄，即位于门外，西面。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有司群执事如兄弟服，东面北上……[33]
特牲馈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缁带，缁韠。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黄裳、杂裳可也，皆爵韠。[34]
相反，对丧事等不吉利的典礼，则一般不用黑色。《论语·乡党》云：
羔裘玄冠不以吊。[35]
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注云：
丧主素，吉主玄，吉凶异服。[36]
朱熹集注云：
丧主素，吉主玄。吊必变服，所以哀死。[37]
是知黑色为吉服颜色，不当赴凶事。
可见，秦代之“上黑”，实源于对先秦礼制的遵循，而与“德数”无涉。儒家这几部典籍成书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对当时的风气与西周旧制当皆有所反映。此外，根据西周金文的记载，玄衣等级最高，与传世文献恰相印证。[38]可见，在周代，在祭祀、冠礼、婚礼等重大典礼活动中，都是以黑色作为主色调的。
由此可见，秦代“上黑”之风实源自先秦旧俗，与水德无关。前文林剑鸣先生所举秦咸阳三号宫殿遗址的壁画以黑为主色的风格，实亦不过是对先秦风气的自然沿袭罢了。事实上，根据相关考古研究，黑色和红色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颜色，也往往是原始语言中最早出现的颜色词，上古时代以黑色为主色调本是非常自然的事情。[39]如考古所见，仰韶时期器皿虽以彩陶为主，然其上的绘画却以黑色为主，如著名的人面鱼纹盆即为其例。至于龙山文化，更是以黑陶闻名，大量的精美黑陶制品将史前人类对黑色的钟爱显露无疑。这一点在战国秦汉以后的漆器上体现的同样明显，如曾侯乙墓出土的大量漆器、漆画皆是以黑色与红色绘图的。对先秦艺术品进行汇总，不难发现，在所有人工着色的艺术品中，黑色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的记载亦可印证。
综上，可知秦之“上黑”与“水德”的关系甚微，主要是对传统的沿袭，只是将礼制上较为繁复的纹饰代之以较为朴素的“袀玄”而已，黑色这一主色调并无变化。
1975年云梦睡虎地7号墓出土彩绘凤鸟纹漆圆奁
二、汉初的“上黑”
刘邦起兵之时，原本有“上赤”之制：
汉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40]
但这一制度在立国不久却发生了变化。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立北畤祀黑帝[41]被认作这一政策的转向。[42]不过，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韩信背水一战之时，仍为“赤帜”，[43]则立北畤一事影响如何尚不明确。事实上，真正改变汉廷崇奉颜色的标志性事件，当是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采用叔孙通所制礼仪一事。叔孙通所制礼仪，系“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44]如前所论，无论“古礼”还是“秦仪”皆“上黑”，则此后汉廷所上以黑为主，当无疑义。
如上所论，可知这一制度与“水德”关系甚微，原本沿袭自先秦旧制。然而当时五德终始之说风行天下，各项制度皆不得不依此解释。《史记·封禅书》云：
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45]
公孙臣将先秦遗制目为水德之符，自是无的放矢，而张苍之答语更是牵强附会。“外黑”尚可释为水德之色，“内赤”与水德何干？事实上，前引《周礼》郑玄注云：
凡冕服皆玄衣纁裳。[46]
前文已论，所谓“玄”，实即“黑”。而所谓“纁”，《说文解字》释为“浅绛”，[47]“绛”被释为“大赤”，[48]则“纁”自是浅红色之义。
然则张苍所谓“外黑内赤”，与郑玄注所言“玄衣纁裳”实为同义，其制乃先秦冕服制度之遗留，绝非秦用水德所立之制度。
公孙臣之建议虽为张苍所否认，却深得文帝之心：
后三岁，黄龙见成纪。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其夏，下诏曰：“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诸神，礼官议，无讳以劳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于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见雍五畤祠，衣皆上赤。[49]
文帝既欲奉土德，却是“衣皆上赤”，颇令人不解。[50]事实上，如前所述，汉初“上黑”源自叔孙通制礼所造成的既成事实，然叔孙通所制，实仅限于朝仪而已：
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51]
是后，刘邦征战不休，吕雉以女主临朝，既无外出祭祀之需，[52]对其礼当亦未深考，是以文帝郊雍方令礼官临时议礼。之所以最终采取“上赤”之制，其关键当在于有司所言“古者天子夏亲郊”一句。考之《管子》、《吕氏春秋》以及《淮南子》，其所主夏季服色皆为赤色。此制源自五色与四季相配之说，亦是早期五行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吕氏春秋·孟夏季》即云：
天子……乘朱辂，驾赤駵，载赤旂，衣赤衣，服赤玉……[53]
则文帝在夏四月郊祀五帝，衣上赤自是再正常不过了。然此制仅限于此次郊祀，对朝仪之“上黑”并无影响。
三、太初改制与三统说
汉初上黑之制学界一般没有疑义，但至汉武帝时，却发生了太初改制一事。《史记·封禅书》云：
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为太初元年。[54]
可见依照当时官方的说法，太初改制之后西汉朝廷应当是上黄的。然而，细究史料，却可发现实际情形并非如此简单。
太初改制一向被视作五德终始说的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方士儒生颇为热衷此事，被梁启超先生指为推动“五行说”兴起三大“罪人”之一的董仲舒[55]自不能例外。《汉书·董仲舒传》载董氏奏疏云：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56]
然而，细究董氏所著《春秋繁露》一书，虽然其言及五行的篇章甚多，然皆不预改制一事。其学说中关乎改制的，实为与“五行说”颇为不同的“三统说”，其说见于《三代改制质文》篇。[57]此说不再以五行相胜附会王朝兴亡，而以黑统、白统、赤统三统循环附会之，历朝之重要礼仪颜色皆当与统相符。其中，商周所上颜色与五德说相同，分别为白色、赤色，而夏统则采黑色，对应的，汉统亦当采黑色，与五行相胜说所主的黄色不同。
此篇文字铺陈极细，篇幅亦很长，当属《四库提要》所谓“非后人所能依托”的“根极理要之言”。[58]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引董仲舒说，[59]可见其曾受教于董氏，在其书中亦显现了董氏三统说对其的影响。《高祖本纪》云：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60]
《历书》云：
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天下有道，则不失纪序；无道，则正朔不行于诸侯。[61]
由此正可见三统说确系董氏所宗，而非后人依托。
关于董氏为何以三统说代替五行说，顾颉刚先生《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已指出，这是为了改定历法。[62]依干支纪月法，冬至日所在的农历十一月为子月，以此顺推，至来年十月为亥月。战国以来，向有所谓“三正”之说，认为夏、商、周分别以寅、丑、子三月为正月，是为建寅、建丑、建子。所谓“三统说”，实由此而来。
所谓太初改制，其重中之重不过“改正朔，易服色”六字而已。武帝以来所谓“改正朔”，即确定正月、岁首，实指三统说而言。虽然文帝时贾谊及鲁人公孙臣以终始五德上书时，亦言“改正朔”，然其说如何，并无明言。顾颉刚先生结合秦朝以十月为岁首的情况，猜测五德说的改正朔，当以建寅始，逆推至建戌，即以农历九月为岁首。[63]然此说逻辑上虽似合理，但并无记载，难以夯实。况秦虽以农历十月为岁首，但并不以农历十月为秦历正月，与所谓“三正”并不相同。钱穆《秦汉史》云：
《吕氏·应同篇》：“土胜尚黄，木胜尚青，金胜尚白，火胜尚赤”云云，仅以五色相配，亦不及正朔。疑五德终始说，本非有五正朔依德数相易。至汉人言历，仅有三统，与五德亦不相当。故武帝改制色尚黄，数以五，为土德。而改正朔则从夏正。若以五德推，夏乃木德，何以于土德之朝而从木之正朔。知汉儒自贾谊以来，至于司马迁，每以改正朔易服色并言，实亦不能严格相绳矣。[64]
则贾谊及公孙臣虽鼓吹五德终始，然其正朔或亦宗三统说，也未可知。
在“五德说”已然风行的情况下，坚持以三统说“改正朔”，是有原因的。与纯为迷信的“易服色”想比，“改正朔”牵扯历法演算，关乎农业生产，是不好凭空捏造的。而较之纯出附会的五行说，三统说其实是有一定历史和科学依据的。虽然将此三种历法附会于三代属于无稽，但历史上确有可能曾按此顺序先后出现过年首不同的三种历法。
清末王韬《春秋历学三种》之《春秋朔闰至日考》指出，鲁僖公、文公以前多建丑（以冬至日下一月为正月），此后多建子（以冬至日所在月为正月）。日本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之春秋长历图表所得结果相类。[65]关立行、关立言《春秋时期鲁国历法考》所推算结果亦相近，认为从隐公元年至僖公四年（公元前722年-公元前656年）的67年中，以正月建丑为多；从僖公五年至哀公十六年（公元前655年-公元前479年）的177年中，以正月建子为多。[66]
至于西周以前建寅的历法，文献没有直接记载。据推算，晋国历法当为建寅，有观点认为承袭夏历而来，但毕竟属于旁证，论据不足。然而，从《春秋》满纸的“春正月”就可以看出，建子、建丑绝非此历法之原貌，其原始的岁首实当晚于此二种历法。《说文解字》云：
春，推也。从草，从日，草春时生也……[67]
可见“春”所指本为草长之时节，断不当将冰天雪地的农历十二月、十一月称为“春”。其历法之原貌实当以天气开始转暖的农历正月甚至晚一点的二月作为岁首。
这种演变的背后其实正体现了先民对自然的认识。人类确定一年的时间，最早靠的自然是最为直观的物候。《大戴礼记·夏小正》所载，又见于《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等书，其内容虽未必为所谓夏代之遗留，却确实体现了上古以物候定历法的习俗。在以物候定历法的时代，以气温转暖的农历正月为岁首，即建寅无疑是最为适宜的。随着人类认识的进步，进入了更为精确的观象授时的年代，其对岁首的认识也就发生了变化。一年之中，以冬至日的晷长为最长，最易测定，且此日之后白昼逐渐增长，无疑是天文学家心目中最好的年首。但冬至日测定后，该月已过一段时间，只好以次月为岁首，是为建丑。[68]随着历算水平的进步，不必依靠测量，靠推步计算已能算出冬至日所在月，于是径以冬至日所在月为岁首，是为建子。是为所谓“三正”之本来面目。
然而这种天象上的协调却导致了人事上的不协调，出现了以冰天雪地的农历十二月、十一月为“春”的怪事——以农历十一月为“春正月”，则整个春季所在，实为全年最冷的三个月，与所谓草长毫无干系，而秋季对应农历五、六、七月，成了一年最热的三个月，农事安排全乱。
从科学的角度讲，冬至日过后，白昼增长，太阳高度角增加，辐射向地球的能量确实在增加。然而空气的温度却并非主要来自太阳的直接辐射，而是地表温度的间接传导。在冬至日后，太阳辐射的能量虽然在增加，但无法抵消地表热量的散失，地表的总热量仍在散失中。因此，北半球陆地一年由冷转暖的月份并不在冬至所在的农历十一月，而在农历正月。古人对此虽不能详，但实已有感性的认识。《白虎通》云：
三微者，何谓也？阳气始施黄泉，动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时，阳气始养根株黄泉之下，万物皆赤，赤者，盛阳之气也。故周为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时，万物始牙而白，白者，阴气，故殷为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时，万物始达，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为人正，色尚黑。《尚书大传》曰：“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不以二月后为正者，万物不齐，莫适所统，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若顺连环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时，知继十一月正者，当用十三月也。[69]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历算学家的的认识水平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变化，返璞归真，欲再以实际气温转暖的寅月为年首。这种变化在战国时实以发生，然秦所用之颛顼历虽以农历正月为“春正月”，却又以十月为岁首，颇为不便。而颛顼历行之日久，误差逐渐累积，出现了“朔晦月见，弦望满亏”[70]的问题，至汉武帝时已是亟待改革了。
按当时汉廷言改制，实多以三统说为言。董仲舒之论已见《春秋繁露》，司马迁论及太初改制，亦独重改历，而不及服色一字：
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71]
《汉书·律历志》则云：
至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是时御史大夫倪宽明经术，上乃诏宽曰：“与博士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宽与博士赐等议，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创业变改，制不相复，推传序文，则今夏时也。臣等闻学褊陋，不能明。陛下躬圣发愤，昭配天地，臣愚以为三统之制，后圣复前圣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统绝而不序矣，唯陛下发圣德，宣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于是乃诏御史曰：“乃者有司言历未定，广延宣问，以考星度，未能雠也。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然则上矣。书缺乐弛，朕甚难之。依违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为元年。”遂诏卿、遂、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72]
武帝下诏问“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而倪宽等但以“三统之制”为言，则倪宽等皆以为正朔、服色当宗三统说，殆无疑义。钱穆先生所谓“至汉人言历，仅有三统” [73]当近情实。
四、名实不符的“色上黄”
如前所述，五德说未豫“改正朔”，然颇热衷于“易服色”，其所宗黄色既与三统说所宗之黑色不同，大臣又多持三统说，武帝又当如何取舍呢？依顾颉刚先生的意见，太初改制是正朔采三统说，以正月为岁首，而服色采五德说，色尚黄。[74]钱穆先生亦同此说。[75]之所以这样说，是有依据的，如前所引，《封禅书》已明确记载太初改制后“色上黄”。这一点在《孝武本纪》中似也能找到旁证：
其明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命曰迎年”。上许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亲礼祠上帝，衣上黄焉。[76]
这里记载武帝衣上黄，似可为太初以后色上黄之证，然细思之，则又不然。史书纪事，多记异不记常，若其时各项服色皆为黄色，又何需特殊言明“衣上黄”？按《续汉书·舆服志》云：
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汉承秦故。至世祖践祚……[77]
依此，西汉一朝服色皆当承秦用黑色，武帝后并无变化。这一点在《汉书·元后传》中可以得到印证：
自莽篡位后，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无不为，然愈不说。莽更汉家黑貂，著黄貂，又改汉正朔伏腊日。太后令其官属黑貂，至汉家正腊日，独与其左右相对饮酒食。[78]
既然武帝后汉廷制度仍用黑，《史记·封禅书》为何又会有“色尚黄”的说法呢？这当是汉廷有意牵合五德说与三统说而导致的。五德说的本质其实是一种基于方术、迷信的民间学说，即所谓“小传统”；而三统说虽然借用了与五德说类似的神秘外壳，然其所主之夏代服色，实为对周秦既有传统礼仪之继承，至于改正朔更是涉及天文历算的专门学问，实为一种精英学说，即所谓“大传统”。[79]朝臣中习于传统礼仪、知识者，对内核相对浅薄而声势却极其浩大的五德说其实是有着某种鄙视心理的，司马迁在《封禅书》中多有嘲讽之语，正是这一心态的反映。
正因如此，武帝内心虽然更倾向“上黄”，然而这一喜好却未能改变朝仪等日常服色制度，其“上黄”之好在朝内或少有大臣支持，这一点从前引《汉书·律历志》倪宽答辞当可看出。这一方面或是出于对旧有礼制的维护，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按此改革的话兴作太繁，成本太高。这两条或许也正是三统说以夏为黑统的原因。董仲舒言论颇重平民之困苦，其鼓吹的三统说中，商周两统皆仿五德说，却独在最关键的夏统上采黑色，而与已成声势的五德说作对，很可能就是出于对现实的考虑。
最终，对现实有所考虑的三统说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改正朔”固依三统说，“易服色”实亦从了三统说——三统说所谓“易服色”，实为承旧制“不易服色”，至多略作改动而已。然而这样却实在满足不了汉武帝喜变更、多兴作的天性，亦难以照顾他所钟情的五德说，故而其名义说法仍要声言“色上黄”，以明更始之意。然而这一所谓的“色尚黄”，对实际制度改变甚少，与《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所铺陈的尽用黄色相去甚远。钱穆先生曾指出太初改制的“数用五”系“具文虚说”，[80]事实上，“色上黄”何尝不是如此。
当然，由于汉武帝本人更热衷神秘气息浓郁的五德说，其所热衷之“上黄”对现实制度并非全无影响。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汉武帝以“太一”、“后土”为名，祭祀天地，而其色用黄。然细考史料，可知此事并非源自太初改制。《史记·封禅书》云：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议曰：“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有司与太史公、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今陛下亲祠后土，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坛一黄犊太牢具，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于是天子遂东，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丘，如宽舒等议。
……
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而见太一如雍郊礼。其赞飨曰：“天始以宝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终而复始，皇帝敬拜见焉。”而衣上黄。
……
丙辰，禅泰山下阯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81]
《汉书·礼乐志》云：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练时日》一
帝临中坛，四方承宇，绳绳意变，备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数以五。海内安宁，兴文匽武。后土富媪，昭明三光。穆穆优游，嘉服上黄。[82]
武帝立后土祠在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封禅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是知早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改历之前，其祭祀神祇的服色早已多用黄色，与太初改制无干。如前所述，汉初叔孙通根据儒家礼制确立的主要是朝仪，至于各项祭祀则多由祠官与巫师来主持，[83]本无一定之规，是以武帝在祭祀中采“上黄”之制并无太大阻力，本无需藉改制之力。
除了保持祭祀神祇的仪式继续用黄色不变以外，所谓“上黄”见于史书者似仅节旄之颜色，然即使是这一改动亦非发生在太初改制时，而系受巫蛊之变刺激所致。《汉书·武帝纪》云：
秋七月，按道侯韩说、使者江充等掘蛊太子宫。壬午，太子与皇后谋斩充，以节发兵与丞相刘屈氂大战长安，死者数万人。庚寅，太子亡，皇后自杀。初置城门屯兵。更节加黄旄。御史大夫暴胜之、司直田仁坐失纵，胜之自杀，仁要斩。[84]
《汉书·刘屈氂传》云：
初，汉节纯赤，以太子持赤节，故更为黄旄加上以相别。[85]
此外，《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中，昌邑王被指责“变易节上黄旄以赤”，[86]亦可印证武帝时曾改节旄颜色。
西汉后期，又兴起了汉为火德说，这一说法之根源，当与汉初之上赤有关，此风在汉廷改制后仍多有保留，如上述节旄之色即为一例。然究其兴起之细节，可谓扑朔迷离，未有定论。此说在王莽秉政后甚嚣尘上，并成为后来新朝以相生说奉土德的根源。相较汉武帝，王莽对“服色”的执行力度要强得多。《汉书·王莽传》云：
是月，杜陵便殿乘舆虎文衣废臧在室匣中者出，自树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吏卒见者以闻，莽恶之，下书曰：“宝黄厮赤，其令郎从官皆衣绛。”[87]
王莽既“宝黄厮赤”，而令从官衣红，则其高官自当衣黄，这一点从前引《汉书·元后传》所载以黄貂易黑貂之事亦可得到印证，由此可见王莽改制对五德说的执行力度是远甚于汉武帝太初改制的，重大朝仪之色或已尽用黄色。如前所述，若依书中的描述去大范围普遍更易“服色”，其社会成本是非常惊人的，若非是尽信书而有胆魄的王莽执政，这种纸上谈兵的理论是断难落到实处的。王莽这一改制真正践行了“易服色”的理论，可谓登峰造极，不但空前，如后文所论，亦是绝后的。
五、东汉之“上黑”
东汉虽然推翻了新莽，却继承了新莽所支持的五德相生体系，亦以火德自命。然查其舆服制度，实亦承自先秦礼制，以黑色为主。非但如此，因东汉开国君臣多为儒生，与西汉“布衣将相之局”差别甚大，[88]对礼制的制定也就更为周密完善，“上黑”之意更浓。《续汉书·舆服志》云：
天子、三公、九卿、特进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乘舆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皆备五采，大佩，赤舄絇履，以承大祭。百官执事者，冠长冠，皆祗服。五岳、四渎、山川、宗庙、社稷诸沾秩祠，皆袀玄长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执事，各服常冠袀玄以从。[89]
可见，在东汉一朝，祭祀之制亦严格遵循儒家礼制，作出明确的“上黑”规定。上黑之制一统官方的重大礼仪，较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则如此，细读此规定，倒也不难发现“五郊各如方色”这样与“上黑”之制不符的规定。事实上，如开篇所述，旧有研究中将“易服色”视作一统朝野的观点是立不住的，即使是在官方仪式中亦非如此。如前所引，虽然秦廷采纳周代以来的礼制，“上黑”，但旧有的“上白”之风亦并未消亡，仍依附五方五色之说，作为一种补充性礼制存在。汉文帝欲奉土德，却同时采五行四季相配之说，在郊祀时“衣皆上赤”。类似的，西汉初年上赤，在汉廷采秦制上黑之后，旧有上赤之制在汉节等方面仍长期保留。
事实上，这些因不同理论而形成的“异端”制度所在多有，历代舆服制度中对此多有对考量与妥协。礼制归根到底是文化潮流交融的产物，虽然东汉君臣出自对儒家礼制的信奉，服色多用黑色，但对于“五行说”这样声势浩大的“小传统”，同样需要有所考量。实际上，东汉礼制几乎把五行说互相抵牾的几种说法都容纳了进来，体现在不同的场合。
上述“五郊各如方色”[90]体现的是五方五色相配之说。此外，《通典》有云：
后汉制，太史每岁上其年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读五时令。皇帝所服，各随五时之色。[91]
其说显然来自五行四季相配之说，与汉文帝“上赤”相类。至于所谓“火德”，根据后文所引西晋傅玄的上议，可见主要体现在节幡颜色上，与西汉的汉节颜色一脉相承。不过，对比上引《舆服志》的记载，上述这些规定显然只能作为“上黑”之制的点缀而存在罢了。
至东汉末年，黄巾起事，有“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之语，“黄天”自然指黄巾军服色而言，而“苍天”何指，甚不明朗。大多数学者皆从火德生土德的角度立论。然《礼记·月令》孔颖达疏云：
苍亦青也。[92]
则苍与青同义，对应的似为木德，与火德无涉。为解释此问题，吕思勉先生推测，所谓“苍天”，乃“赤天”之误，[93]东汉上火德，服色上赤，按五德相生之理论，代之者自为“上黄”之土德，然并无确据。
朱绍侯《“苍天”试解》、[94]胡克森《原始道教的兴起与“五德终始说”的演变——东汉黄巾军口号与“五德终始说”关系讨论》[95]则提出，“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是基于五德相胜之说形成的。此说眼光颇为独到，但对于黄巾军为何以汉廷为水德，皆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论断。朱先生以“赤帝子斩白帝子”与秦廷官方德数不符为据，但这只是类比，而非解释。赤、白可以五方五色为解，苍、黄又能如何解释？胡先生认为由于西汉后期以五行相生说代替了五行相胜说，因而要以早期的德数为准。然汉武帝太初改制亦采相胜说，为何不采汉武帝之土德说，而要采早期的水德说呢？况何时改制这种书斋学问于起事何益？民间起事，直观易懂是第一要义，以两三百年前的德数旧制号召民众反抗，实在未免牵强。
按，“苍”之色，朱文认为是水之颜色，胡文则进一步具化为蓝色，认为是民众不知水德之色而有此误，与后世李自成同。事实上，其解释大可不必如此曲折附会。在古文中，“青”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自深绿色往下，基本覆盖了所有短波长的颜色——深绿、蓝、青、紫，甚至包括了全吸收光——黑色。《尚书》云：“厥土青黎”，孔颖达疏引王肃语云：
青，黑色。[96]
而《晋书·阮籍传》所载则更为直观：
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97]
以黑眼珠为“青眼”，则青之所指不言自明了。
至于青的同义词——“苍”，《说文解字》云：“草色也”。所言不甚明白，然清人段玉裁注云：
引伸为凡青黑色之称。[98]
是知这里的“苍”字，实即“黑”之意，正与“水德”相符。对起事民众而言，官员与豪族用来标榜地位的各种黑色服饰，远比官方名义上宣称的“火德”要来得真切，将朝廷视为“苍天”，自命“黄天”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此外，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有云：
五壤之胜：青胜黄，（黄）胜黑，（黑）胜赤，（赤）胜白，（白）胜青。[99]
可见，独立的五色相胜之说早已从五行相胜理论中抽象而出，黄巾起事之宣传或许完全不用深究五行德数。
六、魏晋南北朝之“上黑”
东汉以后，这一上黑之制仍在延续。《通典》云：
傅玄上议：“帝王受命，应历禅代，则不改正朔，遭变征伐则改之。舜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无改正之文，唐虞正朔皆同，明矣。至殷周革命，乃改。魏受汉禅，亦已不改，至于服色，皆从其本，唯节幡用黄。大晋以金德王天下，顺五行三统之序矣。”诏从之。由是正朔服色，并依前代。[100]
可见，魏虽号为土德，却只改了节幡颜色而已，晋则连节幡颜色都未改变，一依魏制。事实上，傅玄之所以有此上书，是因为晋朝遇到了五德终始说服色设计最荒谬的一环，不得不予以解决。晋受魏禅，所奉当为金德，对应的是白色。白色虽然曾在商代被崇奉，但在周代已成为丧服的颜色。《礼记·郊特牲》云：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终也。葛带、榛杖，丧杀也。[101]
郑玄注云：
送终、丧杀，所谓老物也。素服,所谓衣裳皆素。
孔颖达疏云：
以物老，故素服。物老将终，故葛带榛杖。素服，衣裳皆素者,谓白素衣积素裳。[102]
晋为金德，若严格遵循服色之礼，则当尽用白色，与丧服同。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极其不吉利的窘况，才会有傅玄建议“正朔服色，并依前代”的上议。
类似的，青绿色由于缺乏肃穆的感觉，故一直也被视作品级较低的色彩：
青绿民所常服。[103]
刘聪大会，使帝著青衣行酒。[104]
士卒百工人，加不得服大绛紫襈……履色无过绿、青、白。奴婢衣食客，加不得服白帻……履色无过纯青。[105]
即使是在唐以后受到尊崇的黄色，在先秦时代地位亦不高。《礼记·郊特牲》云：
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106]
可见，黄色在唐以前只是庶民常服而已，这也正是汉末黄巾起义“上黄”的基础所在。
上述这些不合理之处使得五德终始说虽然在理论上声势颇大，但在实际执行上根本无法撼动由先秦沿袭而来的“上黑”之制。东晋以后，宋、齐、梁、陈相继，所崇“德数”虽屡更，然其服色等各项制度实“一依前制”，并无更改。至于北朝，北魏孝文帝时用“水德”。其后北齐虽号称木德，然“正朔服色，皆如后魏”，而北周则干脆号称承北魏水德不改。[107]东晋“郊牲用玄”，北齐“礼以苍璧束帛，苍牲九”，北周祭天时，“皇帝乘苍辂，戴玄冕，备大驾而行。从祭者皆苍服”。[108]
除了这些记载以外，唐人阎立本《历代帝王图》更直观体现了“上黑”传统在汉魏六朝以来的长期延续。此图绘从汉至隋共13位帝王，其中著冕旒冠盛装出行的共7人，分别为汉光武帝刘秀、魏文帝曹丕、汉昭烈帝刘备、吴大帝孙权、晋武帝司马炎、北周武帝宇文邕、隋文帝杨坚。这些帝王所奉德数各不相同，然其服色皆为“玄上纁下”，无一例外。剩余著常服的6位帝王中，也有两位著黑色服饰，中古以前的上黑之风实已不言自明。
隋文帝杨坚
七、唐代以后之“上黑”
至唐代时，服色之制发生一个较大的变化，即黄色地位的上升。如前所引，黄色在先秦时只是“草服”，虽然后来历经汉武帝、王莽两次“色上黄”的改制，却仍为民间服饰。至隋代时，黄色在上流社会流行了起来，然仍为常服，君主吏民皆可穿著：
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文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黄袍，出入殿省。天子朝服亦如之，惟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盖取于便事。[109]
此制至唐代发生了变化，黄色逐渐成为皇帝之专属：
武德初，因隋旧制，天子宴服，亦名常服，唯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110]
不过，此制在起初时尚不严格，“虽有令，仍许通著黄。”至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前668年），“始一切不许著黄”。[111]此后历代多行此制，黄色成为皇帝的专属颜色。作为常服，黄色常年被帝王使用，同时又禁他人穿着，遂使黄色的地位上升，成为皇权的象征。
然而，单从礼制角度讲，黄色依旧不过是常服而已，并非顶级的礼仪服饰。唐廷虽禁民间服黄，然其祭祀之礼服，仍以“玄衣纁裳”、[112]“玄裘纁里”[113]的先秦礼制为准。此制延绵宋明，其间虽偶有“纁裳”、“黄裳”[114]之变化，然上黑之“玄衣”皆一脉相承。
虽则如此，毕竟唐代以后，皇帝常服黄色，高官常服朱紫，略有古意的唯乌纱官帽而已。“玄衣纁裳冕而旒者，是为祭服”[115]——上黑之风只能在祭天等极重要的仪式里窥见，地位虽尊却不为民众所习见，延绵数百年后自然不免隔膜。是以明末农民军方有“用水德，色尚蓝”之举：
贼云以水德王，衣服尚蓝，故军中俱穿蓝，官帽亦用蓝。[116]
清廷源起关外，对中原舆服制度既不熟悉亦颇有抵触。皇太极时，即下令云：
嗣后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其馀悉令遵照国初定制，仍服朝衣。并欲使后世子孙勿轻变弃祖制。[117]
入关后，依关外旧俗，对中原衣冠样式改动甚多。乾隆时，复下诏强调：
即取其文，亦何必仅沿其式？[118]
事实上，清代礼制的变动不仅是“式”，除了继承日常所见的黄色常服之外，旧有制度多有变革。其制云：
祭服圜丘、祈穀、雩祀，先一日，帝御斋宫，龙袍衮服。届期天青礼服。方泽礼服明黄色，馀祀亦如之。[119]
传统的玄纁之制基本尽废。
对于最为重要的祭天仪式中的“天青礼服”，由于“青”字语义的模糊，有学者认为其意当为黑色，[120]与旧有“玄衣”之制相类。然《舆服志》云：
朝服，色用明黄，惟祀天用蓝，朝日用红，夕月用月白。[121]
查诸《穿戴档》，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十一月初三为冬至祭天之日，皇帝祭祀前“穿蓝缂丝面貂皮边白狐膁接青白膁朝袍”。[122]
可见，所谓“天青礼服”之“青”，其义确为“蓝色”，清廷所上之色竟与其死敌大顺军一脉相承。
不过，传统的惯性是不可小觑的。不知是出于礼官的建议还是皇帝个人对先秦礼法的喜好，上黑之风虽不见于礼制条文，却依旧以某种形式存留了下来。虽然依清廷礼制祭天时只能服蓝袍，但外面御寒用的“端罩”却被作了文章：
端罩，紫貂为之。十一月朔至上元用黑狐。明黄缎里。[123]
冬至祭天之日恰在十一月，祭天仪式又在室外，则祭天时所著的“端罩”也就必然是黑狐皮所制的了，其意与“玄衣”颇类。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祭天时，所服为“黑狐皮朝端罩”，[124]再如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祭天所著为“黄江绸里黑狐皮朝端罩”。[125]不过，此制的执行或不严格，如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祭天所穿为“黄面黑狐皮芝麻花朝端罩”。端罩材质虽亦为黑狐皮，却为“黄面”所覆，此处若非误书，则此次祭天“玄衣”之意尽失。
与端罩类似，冠冕之制似亦有“上黑”之用意，《清史稿》云：
皇帝朝冠，冬用薰貂，十一月朔至上元用黑狐。[126]
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祭天日《穿戴档》亦记载其在祭天前“更换黑狐皮缎台朝冠”。[127]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紫貂、薰貂之属皇子、高官皆可穿着，而黑狐皮却为皇帝专属，他人皆不得染指，违制者较定例从重论处：
官员军民服色有用黑狐皮、秋香色、米色、香色及鞍辔用米色、秋香色者，于定例外，加罪议处。[128]
可见，黑狐皮是作为礼制最高等级存在的，其中隐含的“上黑”之意其实是很清楚的。
虽则如此，就总趋势而言，上黑之风在清代毕竟是流于消亡了。但在清廷覆灭后，这一风气却有一次轰轰烈烈的回光返照。1915年年底，袁世凯推行帝制，令内务部议定祀天冠服。其制模仿周礼，采“玄衣纁裳”之制，袁世凯著之祭天称帝，“上黑”之风俨然有卷土重来之势。[129]然而袁氏八十三天皇帝梦碎，此风遂伴随着传统舆服制度就此消散了。
八、天之神，日为尊
通过以上几节的梳理，可以发现，早在五德终始说形成之前，官方礼制便已有上黑之风，其后“德数”屡变，然历朝皆“上黑”如故。宋代以后五德终始说淡出官方政治，然上黑之风依然统治着官方顶级礼仪制度，直至近代犹有余波。可见这一风气与“水德”的关系并不紧密。
事实上，由于“暴秦”使用了“水德”，引起人们在心理上的忌讳，而刘歆在设计五德相生理论时，又创造了所谓“闰水”的德数，因此在五德当中，“水德”往往是被有意回避的德数，历代之“上黑”绝难依此解释。
或许正因为这种长期延续的“上黑”传统无法用五德终始说解释，故郑玄释“服色”为“车马”以为回护，孙希旦更曲为弥缝云“服如‘服牛乘马’之服……色，谓祭祀所用之牲色”。[130]然而，查诸铺陈服色极侈的《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等书，可以发现，其本意实为帝王衣着、服饰、车马尽用相应颜色之意。不难看出，这种解释显然是强为附会，绝非“服色”本意。而经学家这种牵强附会的背后，其实正显现了所谓“易服色”徒有其名的窘境。
那么，“上黑”之风的渊源究竟何在，何以能对抗声势浩大的五德终始说，统治中国官方礼制近三千年呢？
心理学的原因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据研究，亮色会引起有机体扩展性的反应，暗色则会引起有机体收缩性反应。黑色为全吸收光，是各种颜色中最暗的一种，会引起有机体最强烈的收缩刺激。[131]这种刺激与肃穆庄重的场合无疑是相合的，正因如此，欧洲人同样以黑色系衣服出席庄重场合。
不过，对黑色的崇尚虽较为普遍，但崇尚其他颜色的民族、地区也是很多的，这一心理学原因显然只是一个加成原因，而非决定性因素。
事实上，这一观念的形成与中国上古天文历法的发展当有直接的关系。如上文所述，在顶级礼制中，与黑色相伴而生的另一个重要辅助颜色是纁色，亦即红色。作为人类最早使用的两种颜色，红与黑代表了中国上古天文观测方式的两个重要阶段。
天文学的萌芽与农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农业是古代社会的最为核心大事，而制定较为精确的历法又是发展农业的关键。最初的历法是通过观察动植物生长、变化等物候现象而制定的，属于原始物候历，《夏小正》可能就是这种原始历法的遗留。但以物候变化制定历法总归比较疏阔，对天象的观察也就成为制定精确历法的必经之途。
太阳作为天空中一家独大的天体，无疑是最先被观察的，通过立表测影等方法，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皆可得以确定。除此之外，还有通过观测偕日而出的星辰以确定回归年长度的方法，即“偕日法”。古埃及人通过观测天狼星偕日而出的时间确定一年的长度。此法在中东、欧洲被普遍采用，每月偕日而出的星辰正好连成了黄道，并由此产生了黄道十二星座。中国在原初时代，恐怕亦曾采用过这种较为简易的观测方法。庞朴先生结合甲骨卜辞与文献，认为当时中国曾通过观测大火星观象授时，制定历法，他把这一历法称为“火历”。[132]冯时先生则认为，殷商历法就是通过观测大火星偕日而出的时间来确定岁首的。[133]
在这一观测体系下，初升时太阳的颜色——红色也便成为“天”的代表色。这一思想在后世儒家经典中仍有遗留。《礼记·郊特牲》云：
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牲用骍，尚赤也。
郑玄注云：
天之神，日为尊。
孔颖达正义注云：
天之诸神，唯日最尊。故此祭者，日为诸神之主，故曰主日也。[134]
此思想渊源极早。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中，代表天的三衡以红色石头摆出，置于祭天的圜丘中，正与太阳初升的颜色相合。[135]此外，如前所述，在早期的陶器、漆器上，除黑色以外，红色同样是另一个重要的主色调。前述祭天礼制中，所谓“玄衣纁裳”之“纁”色实当源自太阳崇拜。
然而，随着红色的地位相对下降，对此思想的理解在后世发生了偏颇。《礼记》明确将祭天的冬至释为“迎长日之至”，显然是将“日”与“天”视作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然孔颖达正义注却云：
不用所出之帝为主，而主日者，所出尊，不以诸神唯宾主也。犹如君燕群臣，使膳宰为主人，不以君为主也。[136]
可见在后世的观念中，“天”与红色的“日”是相互剥离，不能互相替代的。
此源头既晦而不彰，而五行方色之说风行天下，遂有“上衣玄，下裳黄”[137]之臆想。此说原本只停留于书面，然唐代以后，黄色为皇帝常服专用，日久天长，其制影响于帝王心理，使得“玄衣黄裳”在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被正式纳入了衮冕之制。其制行之未久，至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时即为“玄衣纁裳”所代。然延至嘉靖时，皇帝再度自作聪明，声言“古色用玄黄，取象天地。今裳用纁，于义无取，当从古。”[138]此语虽系信口妄言，然既出自专制帝王之口，自有九鼎之重，“黄裳”遂代替“纁裳”,在明代后期成为祭天地宗庙之服色。
九、天道玄远——“上黑”之渊源
红色地位的相对下降与中国古代天文观测方法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除“偕日法”以外，在中国还有着另一种通过观测夜晚星斗的变化确定坐标的方法。这一观测体系迥异于西方，被称为“冲日法”。事实上，相较孤悬的太阳，夜晚的满天星斗无疑是更为精确的坐标体系。随着地球自转、公转，在地球看来，满天的恒星也在绕着大地周期旋转，通过观测星斗的变换，也就可以实现对时间的度量。但采用这种方法，势必需要对众多恒星的运转有足够了解，远较偕日法繁难，而且，这一方法是以赤道面为坐标的，与偕日法完全不同。因此在中西交流之初，许多汉学家都对这样一种不依靠黄道的天文学体系表示了惊诧与不解。[139]
虽然从科学发展规律上讲，繁难的“冲日法”应当后于较为简单的“立表测影”与“偕日法”，但其渊源也很久远，在史前时期即已出现萌芽，只是并不处于主流罢了。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中，墓主头南向，其南的圆形穹顶代表着太阳所运行的轨迹，亦象征天，墓室南方的遗址代表了墓主升天之路，其尊南之意不言自明。但同时，墓主左右两侧又有青龙、白虎二象，脚下则对着由胫骨摆成的北斗，[140]可见当时以北天极为中心的夜间观测体系亦已出现。至迟到春秋战国时代，这一观测体系在中国成为了绝对主流。
这一观测体系的变化促使天文学家对天的颜色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在冲日法确立的天文观测体系下，满天星斗后面的背景正是黑色，亦即“幽远”[141]的“玄”色。
正因如此，对“玄”的推崇在先秦的典籍中多有体现。《老子》有云：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142]
《老子》中将“玄”视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这种万物之源的意味其实正指向了“玄”所代表中国文化中最为原初而神秘的事物——“天”。这一点在其他典籍中说的更为明白，《周易》云：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又云：
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143]
《仪礼》云：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设六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黄。[144]
《周礼·考工记》云：
天谓之玄，地谓之黄。[145]
而《周礼·春官宗伯》则云：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146]
可见，在先秦文化中，黑色和“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以《礼记·郊特牲》虽以“尚赤”为名，却又云：
祭之日，王披衮以象天。[147]
其主色调自为黑色无疑。事实上，如前面几节所述，就像冲日法取代偕日法成为主流一样，在后世的礼制、文化中，黑色较之红色，有着更为重要、更为主流的地位。
综上，周代以来，黑色既成为代表“天”的主色，传统礼制又以天为至尊，对黑色的推崇自当无以复加，秦代及其前后数千年的上黑之风实当渊源于此。惜乎“周汉之际，畴人丧业”，[148]此制之渊源遂湮没无闻，竟为后起之五德说所乱，李代桃僵，至今难明。
注释
[1]《史记》卷二十六《历书》、卷二十八《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59、1366页。
[2]《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37页。
[3] 参见杨宽：《秦始皇》第四章《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创建》，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页。杨宽：《战国史》第九章《秦的统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0页。周桂钿：《秦汉思想史》第一章《秦汉思想的序曲——<吕氏春秋>》，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8页。
[4] 赵潇：《论五德终始说在秦的作用和影响》，《中国哲学史》1994年第4期，第57页。张分田：《秦始皇传》第六章《思想篇：偏爱法家的“杂家”君主》，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页。杨岗：《秦始皇创水德制度与阴阳五行学说》，《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秦俑学第七届年会会议论文》，2009年10月，173页。
[5] 林剑鸣：《秦史稿》第十三章《秦王朝的建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6页。
[6] 林剑鸣：《秦汉史》第二章《秦王朝的建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7]《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上）》，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141页。
[8] 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三十四《大传第十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07页。
[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73-274页。
[10]《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1358、1364、1365页
[11]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第十一章《汉为火德说及秦为金德说》，收录于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2] 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收录于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514页。
[13]《史记》卷三《殷本纪》，第98页。按，《史记》三代本纪中，唯《殷本纪》在正文部分明确有易服色的记载。
[14] [英]汪涛：《颜色与祭祀——中国古代文化中颜色涵义探幽》，郅晓娜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页。
[15] 参见《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74-175页。《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貳）》之《系年》第三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1年，第141页。
[16] 顾颉刚《鸟夷族的图腾崇拜及其氏族集团的兴亡》，收录于《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之《本编下 历史之部——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丁 周公东征的胜利和东方各族大迁徙》，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947、960页。
[17] 张传玺：《“更名民曰黔首”的历史考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第92-94页。
[18]《后汉书》志第三十《舆服志下》，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662页。
[19] 参见后文所列三礼记载的先秦礼仪、《管子》、《吕氏春秋》倡导的五行服色、《通典》所载傅玄上议以及南北朝时祭天所涉及之服色制度。
[20]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春官宗伯·司服》，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21页。
[21] 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卷八之《玄部》，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545页。
[22] 肖世孟：《先秦色彩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23] 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卷三之《小尔雅第十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9页。
[24] 闻人军：《考工记译注》卷上之《画缋第十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8页。
[25] 以上两条见[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之《天官冢宰•司裘》，第491页。
[26]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春官宗伯·司服上》，第1620页。
[27]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一《春官宗伯·司服下》，第1660页。
[28]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六十之《夏官司马·弁师》，第2522页。
[29]《仪礼注疏》卷第一《士冠礼第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9、17页。
[30]《仪礼注疏》卷第二《士冠礼第一》，第32-34、38、43页。
[31]《仪礼注疏》卷第四《士昏礼第二》，第69、70、77、82、84页。
[32]《仪礼注疏》卷第五《士昏礼第二》，第89-90页。
[33]《仪礼注疏》卷第四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969、970页。
[34]《仪礼注疏》卷第四十六《特牲馈食礼第十五》，1023-1024页。
[35] 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二十《乡党中》，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79页。
[36] 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二十《乡党中》，第679页。
[37] 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二十《乡党中》，第680页。
[38] 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第292页。肖世孟：《先秦色彩研究》，第148页。
[39] 肖世孟：《先秦色彩研究》之《余论》。
[40]《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1378页。
[41]《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1378页。
[42] 《历书》云：“汉兴，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顾颉刚先生据此认为，汉廷就此用了水德，袭了秦代的服色。参见《史记》卷二十六《历书》，第1260页。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收录于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363-364页。
[43]《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2616页。参考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收录于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514页。
[44]《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722页。
[45]《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1381页。
[46]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春官宗伯·司服》，第1621页。
[47] 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卷二十五之《丝部》，第1858页。
[48] 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卷二十五之《丝部》，第1858页。
[49] 《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1381-1382页。
[50] 以张苍所言“外黑内赤”为据，陈启云、李培健二位先生认为汉廷以火德为“内德”，陈鹏先生则认为黑、赤分别代表了秦、楚之俗，并进一步认为文帝著赤是为了改土德做准备。然如前所述，所谓“外黑内赤”，实即周礼之“玄衣纁裳”，而著赤与土德的关系似亦牵强，上述结论恐难成立。不过，西汉朝廷在黑色之外，确实对红色亦颇尊崇，然实难以“德数”释之。当如前文所引钱穆先生所言，系受五方五色说之影响。参见陈启云、李培健：《西汉火德疑案新解》，《理论学刊》2012年第10期，第89-93页。陈鹏：《汉初服色“外黑内赤”考》，《史学月刊》2015年第4期，第17-23页。
[51] 《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722页。
[52] 《高祖本纪》云：“于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祀之”。《封禅书》叙其立北畤之事后，又言明“有司敬祠，上不亲往”，其后叙灭项羽后所立诸祠，又云“以岁时祠宫中”。是知汉初多事之秋，时局微妙，当政者如履薄冰，于祭祀之仪并未措意，有之亦多于宫内进行，不以郊祀为意。参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卷二十八《封禅书》，第372、1378、1379页。
[53]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3-85页。
[54]《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1402页。
[55] 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载于《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53页。
[56]《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10页。
[57]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第七之《三代改制质文第二十三》，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85-195页。
[58]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九《春秋类四》之《附录》，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6册第84页。
[59]《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297页。
[60]《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93-394页。
[61]《史记》卷二十六《历书》，第1258页。
[62]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第六章《汉武帝的改制及三统说的发生》，收录于顾颉刚：《古史辨自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5页。
[63]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第六章《汉武帝的改制及三统说的发生》，收录于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371页。
[64] 钱穆：《秦汉史》第三章《西汉之全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31页。
[65] 钱宝琮：《从春秋到明末的历法沿革》，《历史研究》1960年第3期，第36-37页。
[66] 关立行、关立言《春秋时期鲁国历法考》，《自然科学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63-169页。
[67] 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卷二之《草部》，第154页。
[68] 建丑缘由之推断参见王胜利：《西周历法的月首、年首和记日词语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1期，第42-43页。
[69] [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八之《三正》，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63-364页。
[70]《汉书》卷二十一上《律历志上》，第974页
[71]《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296页。
[72]《汉书》卷二十一上《律历志上》，第974-975页。
[73] 钱穆：《秦汉史》第三章《西汉之全盛》，第131页。
[74]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第六章《汉武帝的改制及三统说的发生》，收录于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377页。
[75] 钱穆：《秦汉史》第三章《西汉之全盛》，第131页。
[76]《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第484页。按今本《孝武本纪》多抄《封禅书》，然此处“衣上黄”三字则仅见于《孝武本纪》，不见于《封禅书》。
[77]《后汉书》志第三十《舆服志下》，第3662页。
[78]《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第4035页。
[79] [美]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80] 钱穆：《秦汉史》第三章《西汉之全盛》，第131页。
[81]《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1389、1395、1398页。
[82]《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第1045、1052、1054页。
[83] 《封禅书》云：“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晋巫，祠五帝、东君……秦巫……荆巫……九天巫……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各有时日。”参见《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第1378-1379页。
[84]《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08-209页。
[85]《汉书》卷六十六《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第2881页。
[86]《汉书》卷六十八《霍光金日磾传》，第2944页。
[87]《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下》，第4161页。
[88]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二之《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卷四之《东汉功臣多近儒》，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37、90-91页。
[89] 《后汉书》志第三十《舆服志下》，3663页。
[90] 《后汉书》志第三十《舆服志下》，3663页。
[91] 《通典》卷七十《礼三十·沿革三十》之《读时令》，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23页。
[92] 《礼记正义》卷十四《月令第六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3页。
[93] 吕思勉：《三国史话》，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
[94] 雏飞：《“苍天”试解》，《史学月刊》1981年第5期，第13页。
[95] 胡克森：《原始道教的兴起与“五德终始说”的演变——东汉黄巾军口号与“五德终始说”关系讨论》，《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第17-27页。
[96] [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卷第六《禹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19页。
[97] 《晋书》卷四十九之《阮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361页。
[98] 以上两条见[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0页。
[99] 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上编之《地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1-72页。
[100]《通典》卷五十五《礼十五·沿革十五》之《历代所尚》，第1545-1546页。
[101] 《礼记正义》卷第二十六《郊特牲第十一之二》，第936页。
[102] 以上两条见《礼记正义》卷第二十六《郊特牲第十一之二》，第937页。
[103]《汉书》卷十《成帝纪》，第325页。
[104]《晋书》卷五之《孝怀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25页。
[105]《宋书》卷十八《礼志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18页。以上几条参见赵庆伟：《中国古代服色流变探讨》，《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49-50页。
[106]《礼记正义》卷第二十六《郊特牲第十一之二》，第937-938页。
[107]《通典》卷五十五《礼十五·沿革十五》之《历代所尚》，第1546页。
[108] 以上三条见《通典》卷四十二《礼二·沿革二·吉礼一》之《郊天上》，第1175、1180页。
[109] 《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51页。
[110] 《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第1952页。
[111] 以上两条见《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第1952页。
[112] 《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第1931页。
[113] 《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第1936页。
[114] 《明史》卷四十二《舆服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15、1618页。
[115] 《旧唐书》卷四十五《舆服志》，第1931页。
[116] [清]赵士锦：《甲申纪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页。
[117] 《清史稿》卷一百零三《舆服志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033页。
[118] 《清史稿》卷一百零三《舆服志二》，第3034页。
[119] 《清史稿》卷八十二《礼志一》，第2499-2450页。
[120] 李宝臣：《礼不远人——走近明清京师礼制文化》第二章《吉礼——敬天法祖的庇佑情结》，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3页。
[121]《清史稿》卷一百零三《舆服志二》，第3035页。
[1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9页。
[123]《清史稿》卷一百零三《舆服志二》，第3035页。
[124] 房宏俊：《试论清代皇帝明黄色朝袍的功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3期，第27页。
[125] 房宏俊：《试论清代皇帝明黄色朝袍的功用》，第31页。
[126]《清史稿》卷一百零三《舆服志二》，第3034页。
[12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册，第309页。
[128]《清史稿》卷一百零三《舆服志二》，第3063页。
[129] 参见李俊领：《仪式与“罪证”：1914年袁世凯的祭天典礼》，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105页；[韩]崔圭顺：《中国历代帝王冕服研究》，东华大学出版社2007版，第114页。
[130] 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三十四《大传第十六》，第906-907页。
[131] [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第七章《色彩》第二节《对色彩的反应》，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参见肖世孟：《先秦色彩研究》。
[132] 庞朴：《火历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第131-137页；《火历续探》，原载《中国文化集刊》第一辑，收入《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庞朴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5-497页；《“火历”三探》，《文史哲》1984年第1期，第21-29页。
[133] 冯时：《殷历岁首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1期，第19-42页。
[134] 《礼记正义》卷二十六《郊特牲第十一之二》，第926-927页。
[135] 冯时：《红山文化三坏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兼论中国最早的圜丘与方丘》，《北方文物》1993年第1期，第9-17页。相关内容亦见于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七章《早期宇宙模式》第二节《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第475页。
[136] 《礼记正义》卷二十六《郊特牲第十一之二》，第926页。
[137] 《后汉书》志第三十《舆服志下》，第3661页。
[138] 以上三条见《明史》卷四十二《舆服志二》，1615、1616、1618页。
[139] 参见李约瑟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十章《天文学》
[140] 参见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六章《星象考源》第四节《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诸遗迹的天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41] 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卷八之《玄部》，第545页。
[142] 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上篇第一章，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页。
[143] 以上两条见[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二之《坤》，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4、94页。
[144]《仪礼注疏》卷第二十七《觐礼第十》，第610页。
[145] 闻人军：《考工记译注》卷上之《画缋第十一》，第68页。
[146]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三十五《春官宗伯·大宗伯下》，第1389-1390页。
[147] 《礼记正义》卷二十六《郊特牲第十一之二》，第932页。
[148]《宋书》卷十三《律历志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