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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人殉风气最盛之原因

发布日期:2020-01-10 原文刊于:

 

张梦晗

  

(《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04期)

 

  要:直至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人殉现象仍相当普遍,尤以秦国为最。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则可以看出:秦国人殉风气之所以最盛,是因为秦人和殷人的族源相同,都来自东方,继承了东夷的人殉习俗;同时也与秦国奴隶制的后起有关。

关键词:秦国;人殉;原因

 

人殉是古代社会一种特有的丧葬文化[1],大致起源于父系氏族公社确立以后,反映了原始的灵魂不灭观念。殉葬者与墓主合埋一处,对墓主起到侍奉或拱卫的作用。在齐家文化的部分地区,以女人对男人殉死为形式的最早的人殉表现得十分突出。其后,随着私有制和国家的出现,殉人范围扩大到姬妾、臣下和奴隶。商代是人殉的一个高峰,无论规模还是数量都大大超过以往。周人灭商以后,人殉制继续存在,直到春秋,人殉现象仍然相当普遍[2]。各诸侯国中,以秦国人殉之风最为兴盛。自秦武公二十年(公元前678年)“初以人从死”到秦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止从死”[3],其间三百年,每位秦君死后,推测都有众多人殉[4]。近年来发掘的秦人墓葬,如秦公墓等,亦证实秦国的确大量存在着人殉现象。本文拟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就秦国人殉之风如此兴盛的原因,谈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秦人人殉概况

秦国的人殉制度肇始于秦武公二十年(公元前678年)。《史记•秦本纪》载:“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其他诸侯国有明确记载的分别是:齐国在公元前642年齐桓公死后,宋国在公元前589年文公死后,晋国在公元前581年景公死后,楚国在公元前529年灵王死后,吴国在公元前496年阖闾死后,都出现人殉[5]。秦国的人殉不仅在时间上较其他各国都早,而且在规模上也大大超过后者。根据《左传》记载,晋景公殉人一人[6],楚灵王两人[7],数量算多的邾庄公“殉五人”[8]。这与秦国国君的殉人数量形成了强烈反差——除了秦武公殉人六十六人以外,秦穆公殉人一百七十七人,秦景公时殉人数更达到一百八十六人,一代超越一代,数量之多令人咋舌。

殉人的身份和前代相比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一些贵族和大臣也被卷入了殉死的漩涡。如《史记·秦本纪》注引应劭云:“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荣,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缄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9]《诗经•秦风》中有名的篇章《黄鸟》正为感伤此事而作。此外,秦人殉死的方式,除了和主人同墓,还出现了“异穴”、“异地”等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新发展。如秦公一号大墓发掘中,除在墓内找到大量人殉和人牲棺椁外,还探明在秦公陵园“有的墓在墓道一侧建起安放殉人的耳室,有的在墓外挖了大型人牲祭祀坑,有的把人活活杀死压入墓道,夯进填土,其数量相当众多”[10]

不独秦国国君,秦国普通贵族和官员也有人殉的习俗。有的秦墓,“不过一椁一棺,随葬的器物平平淡淡,随葬的殉人却多达4个甚至5个”[11]。如春秋早期秦墓户县宋村3号墓,墓主一椁一棺,有殉人4[12];战国早期秦墓凤翔八旗屯西沟道3号墓,一椁一棺,二层台上有殉人坑5个,各殉1[13]。普通贵族或官员尚且如此,秦人人殉之风的兴盛,由此可以概见。

二、人殉与秦的族源

东周列国中,在人殉的起始时间和规模上唯一与秦国接近的是齐国。史载齐国人殉始于公元前642年,与秦国相差36年,是差距最小的;就殉葬规模而言,也是相当可观的。《史记•齐太公世家》注引《括地志》云,齐桓公墓中殉人“骸骨狼藉”[14]。在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齐国殉人墓的发掘中,亦“发现殉人九人,陪葬者十七人”[15]。这种规模的殉葬显然是晋、楚等国所不能比拟的,可谓仅次于秦国。

秦、齐两国浓厚的人殉之风令人联想到秦人与东方殷人的渊源:二者都以玄鸟为图腾,并且在陵园建制、宗庙、宫寝各方面十分相似。“秦人来自东方”,这一观点在史学界早已有人提出,并被广为接受。譬如林剑鸣先生就说:“秦人的祖先与殷人祖先,最早可能同属于一个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16]近年公布的清华简也坐实了这一推断。所谓“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朱圉,以御奴虘之戎,是秦之先”[17],即证明了“秦人本来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18]。众所周知,商代是人殉的鼎盛时期。根据黄展岳先生的统计,其总数约有一万五千多人[19],秦的人殉当与商文化的传统有着很深的渊源。而之所以齐国与秦国在人殉方面表现出较多共同之处,也与“商族就其起源来说本是东夷族的一部分”[20],齐人作为东夷人的后代,大量保存了东夷习俗有关。

不仅如此,人牲人殉在同时代东夷苗裔分布的其他地区,亦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在鲁国之南部及东南部有邾、滕,薛、莒、鄫等小诸侯国以及子姓宋国。这里原属东夷旧地,是保留远古流传的人牲人殉风俗最多的地区。”[21] 例如,在山东临沂相公乡王家黑墩凤凰岭春秋晚期墓葬中,就发现“墓室内殉人十四具”[22]。前揭邾庄公死“殉五人”,虽然并不足以和秦国相提并论,但也说明殉葬之风在邾国比较普遍。因之“东周时期,这里仍然是人牲人殉的高度流行区”[23]

    更重要的是,齐建国甫始,即在对待旧有礼俗方面表现出与鲁、卫等国的不同之处。《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民之多归齐,齐为大国。”[24]《鲁周公世家》亦载:“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25]此举堪称意义深远,后世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和晏婴,都是“因其俗”政策的忠实执行者。管仲重视安土重迁,通过“四民分业定居”的措施使人民各安其业,形成各自保守的风俗;晏婴亦极力维护齐地风俗,认为儒家的礼制不符合齐国的礼俗文化风格。正是由于齐国上层统治者的主观意愿以及下层人民的实际行动,齐国得以大量保存了东夷的旧有习俗。其中就包括“先鬼而后礼”[26],重视灵魂不死观念的风气。这与秦人也十分相似,已经出土的云梦秦简《日书》、放马滩秦简《日书》等都有大量涉及鬼神的记载。故基于对“鬼能降福降灾、作祟害人”[27]的恐惧,秦人往往表现出“事死如事生”的心态。这可能就是人殉在秦、齐两国比较盛行的一个原因。   

当然,齐国人殉的盛行比秦国还要略逊一筹。究其原因,或与齐国地理位置上接近鲁、卫等国,受到周礼文化影响制约有关。西周建立以后,随着“敬天保民”思想的兴起,在“轻鬼神、重人事”的人文主义精神作用下,人们的迷信程度稍减,人殉之风已呈现衰颓之势。特别是到了春秋中晚期,它越来越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与反对。《礼记·檀弓下》所载齐国大夫陈子亢、陈尊己制止人殉的事迹,就是证明。而周族国家,例如与齐国一山之隔的鲁国,彼时人殉现象就更为少见了。

反观秦国,一方面立国于西陲,与少数民族为四邻,在“戎狄”环绕的环境里,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畜牧和狩猎生活,被中原各国以蛮夷等视。《史记·六国年表》称:“秦始小国僻远,诸夏之,比戎狄。”[28]另一方面,秦人所处的社会阶段较之中原地区亦相对落后,商鞅说秦人:“始秦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为其男女之别。”[29]西汉初年的贾谊也说:“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耗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带,立而淬语。抱哺其子,与公并据,妇姑不相悦,则反唇而相讥。其慈子嗜利,不同禽兽者无几耳。”[30]这与中原各国敬老爱亲、和睦相处的家庭氛围相距甚远。可见,造成秦、齐二国人殉之风相仿的是历史上族源的亲近;而二者生存环境和所处社会阶段的迥异,则是秦国人殉风气比齐国更盛的原因。

三、人殉与秦国的奴隶制

秦人的人殉风气实际早已有之,并非秦武公死后才有。根据甘肃大堡子山秦公墓葬可知,至迟在秦襄公或者文公时已经有了殉人[31]。襄公、文公年代上分别比武公早8838年,这说明秦的殉人远比史料记载的要早。从襄公到武公,正是秦人致力于战争,同戎狄争夺生存空间的阶段。随着秦人势力的扩大以及经济水平的提高,各个方面的发展渐趋稳定,为建设这个新国家,一系列法律和制度的创制被提上议程,人殉的制度化当在此时。它是秦人立国之初克服生存危机的成果和表现。

人殉的兴盛同样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与秦国奴隶制的发展密切相关。与中原列国相比,秦国无疑是一个后起的奴隶制国家。在其他诸侯国的奴隶制不断衰落、封建制正在孕育之时,秦国的奴隶制却在开始兴盛与繁荣,所以它的阶级结构具有鲜明的奴隶社会的特征。“奴隶不仅可以被买卖,而且常常被奴隶主屠杀。”[32]其中,大量的人殉、人牲就是屠杀奴隶的一种主要方式。这些奴隶或来自秦占领的西周故地,或来自同西戎战争俘获的戎狄俘虏,或来自秦人内部的分化[33]。从秦武公、秦穆公渐次到秦献公,殉人数量愈来愈多,反映出奴隶主阶级的实力日趋雄厚的史实。

在奴隶制快速发展的同时,秦国的奴隶制国家机器也在逐步升级,其中等级制度的愈加森严、君主集权的不断强化便是明证,并且很快将影响施及人殉,催发了这朵罪恶之花。首先,秦人人殉表现出鲜明的阶级差别,人殉数量与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相一致。国君死后动辄上百人殉葬,而诸如卿大夫之类的中等奴隶主,死后殉葬规模就小得多。不仅如此,即使是殉葬者内部也有不同的等级,在葬具和随葬品方面,亦存在有无、多少和优劣之分[34]。其次,一些大臣和中小奴隶主亦成为殉葬者,如为秦穆公殉葬的奄息、仲行和缄虎。如果没有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和君主集权作后盾,这是难以想象的。

作为秦国奴隶制的附属品,人殉制度与奴隶制的盛衰是同步进退的。随着奴隶制的衰落,残暴的人殉制度也最终逃脱不了盛极而衰的历史规律。在封建制度的确立过程中,特别是农耕经济的发展中,人的重要性得到日益凸显,人殉制度阻碍生存力发展的负作用愈加明显。秦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也就是商鞅变法的前夜,秦国终于废止了人殉制度。虽然这并不意味人殉在秦国境内将被彻底根除,但时代浪潮是不可抗拒的,人殉终究要和奴隶制一起走向衰亡——其替代品人俑的出现就雄辩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后世人殉死灰复燃的现象,如秦始皇死后的大规模人殉,则可作为人殉之风在秦国流毒人心至深至刻的实例,为探析秦国人殉风气盛行的原因更添一个注脚。



 

  释:

[1] 关于人殉尤其秦国人殉的研究,学界成果较多,主要有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白建刚《秦公陵墓之谜》、文笑、德省《秦国人殉制度的演变》和陈绍棣《东周秦国人殉、人牲与社会风貌》等。这些论著都利用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对秦国人殉文化及制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在秦国人殉为什么风气最盛的原因上目前还论述较少,或比较简略。本文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再作一些探讨。

[2] 《墨子·节葬》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版,第242页)

[3]《史记》卷五《秦本纪》,第183页、第201页。

[4] 赵翼:《陔余丛考》卷二《汉儒说〈诗〉》:“按《史记》秦武公葬,以人从死者六十六人,至献公元年方止,则武公以下十八君皆以人臣殉葬。”(中华书局,1963年,第29页)

[5] 文笑、德省:《秦国人殉制度的演变》,《文博》1998年第6期。

[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年》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850页。

[7]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十三年》第四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347页。

[8]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定公三年》第四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1531页。按:邾是小国,有五人殉葬的确要算是多的。

    [9] 《史记》卷五《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195页。

[10] 白建钢:《秦公陵墓之谜》,《光明日报》1986713日。

[11] 张正明:《楚墓与秦墓的文化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12] 吴镇烽,尚志儒:《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10期。.

[13] 尚志儒、赵丛苍:《陕西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发掘简报》,《文博》1986年第3期。

    [14]《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1494页。

[15] 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16] 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页。

[17]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下册,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1年,第141页。

    [18] 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光明日报》201198日。

[19] 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问题》,《考古》1987年第2期。

[20] 孟祥才、胡新生:《齐鲁思想文化史——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先秦秦汉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4页。

[21] 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80页。

    [22] 树明:《凤头斤、“暗纹”矛》,《东岳论丛》1985年第3期。

[23] 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70页。

    [24]《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1480页。

    [25]《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1524页。

[26]《礼记·表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中华书局,1980年,第1462页。

[27] 陈绍棣:《东周秦国人殉、人牲与社会风貌》,《中原文物》1985年第2期。

[28]《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中华书局,1959年,第685页。

[29]《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234页。

[30]《汉书》卷四八《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244页。

[31] 杨惠福、侯红伟:《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主之管见》,《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

[32] 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7页。

[33] 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970页。

[34] 陈绍棣:《东周秦国人殉、人牲与社会风貌》,《中原文物》1985年第2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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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吴镇烽,尚志儒.陕西户县宋村春秋秦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5(10).

[9]尚志儒,赵丛苍.陕西凤翔八旗屯西沟道秦墓发掘简报[J].文博.1986(3).

[10]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J].考古学报.1977(1).

[11]林剑鸣.秦史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2]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李学勤.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下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2011.

[13]李学勤.清华简关于秦人始源的重要发现[N].光明日报2011-9-8.

[14]黄展岳.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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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8]陈绍棣.东周秦国人殉、人牲与社会风貌[J].中原文物.1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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