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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诏令称引经传四题

发布日期:2020-01-10 原文刊于:

  

张梦晗

 

(《史学月刊》2015年第12期

内容提要:西汉时期,随着经学政治地位的提升,皇帝诏令多有称引儒家经传者。总体看来,西汉诏令的文体风格经历了儒学化的演变脉络,汉武帝以前,诏令文体的儒学化存在一条相对独立的发展线索。儒学化的诏令有其体系,对诏令引经的影响不容忽视。具体而言,武帝崇儒是儒学和诏令得以交融的关键,造成了诏令引经的正式发端。囿于诏令的功能和文体风格,诏令中引用最多的儒家经典是《诗》、《书》和《论语》。而在西汉中期受到统治者高度重视的《春秋》,即《公羊春秋》,则受制于其他经传的掣肘以及自身的晦涩难懂,被引用的次数较少,体现出诏令引经与实际政治运作的差异。

关键词:西汉;诏令;经传;诏令文体;崇儒

 

西汉中期以降,经学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的极大提高,于皇帝诏令中多有体现。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卷六《武帝纪·赞》,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2),儒家思想超拔为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后,诏令中称引儒家经传者屡见不鲜[按:西汉时期的“经”指《五经》(包括经说),即《易》、《书》、《诗》、《礼》和《春秋》。西汉通行今文经,六经中《乐经》已不存在,因此只有五经。其中《礼》指《仪礼》,时称《士礼》,《春秋》通常指《公羊春秋》。“传”指《论语》、《孝经》一类的准经以及解释说明经文的书,也称“记”]。清人皮锡瑞甚至不无夸张地说:“君之诏旨,臣之章奏,无不先引经义。”[]皮锡瑞:《经学通论·序》,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页)概而言之,诏令引经从开端到发展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历程,或与西汉前期黄老思想居于主导地位以及汉代新儒学的勃兴有关。而后称引次数由少而多,逐渐形成传统、达到波峰,乃至于诏令引经之风最终式微,则与两汉经学和经学治国的兴衰轨迹大致相同。关于西汉诏令引经这一问题,前人对其重要性早有认识,并进行了许多有益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孟祥才《从秦汉时期皇帝诏书称引儒家经典看儒学的发展》,《孔子研究》2004年第4期;夏增民《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南都学坛》2008年第5期;王健《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但尚存一些未尽之义。本文即试从以下四个方面略做补充,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教。

  诏令文体的儒学化演变脉络

西汉诏令引经,首先与诏令自身的文体风格有关。应当明确,西汉诏令的文体风格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认为,它大体是沿一条儒学化的发展脉络演变的,这条轨迹在汉武帝之前已初步奠定,至武帝崇儒,随着以经治国的发端,才遽然昭著起来。

总的来讲,汉兴迄于武帝,是西汉诏令文体风格的形成阶段。汉高祖刘邦“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可谓一代雄主,然而出身社会底层,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加之性格狂放不羁、不拘小节,是以凡事推求功利。他颁布的诏令,“既无典故,也不讲究言辞对仗之美,直自道来,几近口述”(吴承学、刘湘兰:《诏令类文体(一):诏书》,《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第2期)。如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五月《尊太上皇诏》(按:本文所有诏令名称皆取自[南宋]林虙、楼昉辑《两汉诏令》,北京图书出版社2005年版),陈述了尊太公为太上皇的理由,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第62),语言简练清晰。又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二月《求贤诏》“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第71页),更是直奔主题,毫不拖泥带水。高祖以后,惠帝、吕后深受其影响,总体上秉承了这种质朴无华、不加修饰的风格。

刘勰说“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杂”[南朝梁]刘勰著,周振甫注释:《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姚鼐《古文辞类纂序》则谓“汉至文景,意与辞俱美矣,后世无以逮之”[]姚鼐选纂,宋晶如、章荣注释:《古文辞类纂》第1册,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13页),观点或相左,但要旨归于一,那就是文景时期是西汉诏令文体发展的重要阶段。此期诏令文体发展的特征,可概括为以下两点:

第一,诏令开始称引儒家经传,以《尚书》记载的三代王言为参照,并体现出儒家的思想价值。汉文帝《除肉刑诏》征引《诗经·大雅·泂酌》“恺弟君子,民之父母”(《汉书》卷二三《刑法志》,第1098页),开诏令引经风气之先。又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日食诏》,根据夏增民先生的研究,此诏“在文法上与《尚书·汤誓》相似”,而首句“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16页),则“与《尚书·泰誓》中‘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精神一致”(夏增民:《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南都学坛》2008年第5期)。其说甚是。除此以外,文景时期的诏令内容还广泛涉及重孝、劝农、减刑、制礼等方面,如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三月《养老诏》,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十月《文帝庙乐舞》,皆与儒家思想价值契合。

第二,开始注重文辞的修饰和句式的工整,“追求艺术形式的精美”(张明华:《试论西汉诏书的独特性》,《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如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三月《劝农诏》:“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24页)十五年(公元前165年)九月《策贤良文学士》:“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汉书》卷四九《晁错传》,第2290)。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四月《令两千石修职诏》:“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汉书》卷五《景帝纪》,第151页)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五月《赀算诏》:“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厌也。”(《汉书》卷五《景帝纪》,第152页)虽仍未彻底脱离质朴的本色,但通过使用对偶、排比、铺陈的修辞手法,增添了感情表达的力度。同时多用四言、五言,有别于之前诏令不拘句式长短的特点,更加整齐美观。

通过上文概括可知,诏令文体儒学化的初始形态,已明确表现在文景二帝的诏令中。固然这种儒学化不可能与儒学无关,但在儒学尚未达到统治地位,诏令并未受到过多干预影响之前,其文体风格实存在某种相对独立的发展线索。在此线索中,诏令可能不是受到儒学支配的客体,而是作为主体,主导着自身的变化。这里不妨对照上述两点特征进行考察。就第一点而言,文帝《除肉刑诏》征引《诗经》,即与宽刑省法的目的相一致,因为《诗经》正是以“温柔敦厚”著称的。而参照《尚书》撰写诏令,也是一个力证。《尚书》本就是五经之一,作为诏令最早的起源,后代诏令撰写者不可能轻易忽视。更何况《尚书》中还蕴含着大量治国安邦之术,如《尧典》记载尧、舜推行的各项举措、《皋陶谟》讲述为君之道等,故而《尚书》与它背后的儒学,堪称诏令文体无法绕过的大山。对《尚书》的进一步参考、引用乃至于更广泛地称引儒家经传,都是可以预见的发展方向。至于第二点,看似与诏令文体风格的儒学化无关,但实际上,此中透露出的推崇典雅及辞意俱美的趋势与取向,为儒学化的后续发展,特别是诏令愈加频繁地引经做好了准备。概言之,文景时期诏令文体风格的儒学化实际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是从具体时间段内析出的纯粹理路,其最主要部分是诏令文体发展的自身要求,而与意识形态的关联则居于次要。只不过武帝以降,这条本就不够显著的线索被轰轰烈烈的崇儒“运动”所湮没,即便依然延续其存在,对于诏令文体风格的发展,也必然是以内外合力,外力为主、内力为辅的形式呈现。是亦证明了诏令文体的儒学化并非全因崇儒,后者关系到的只是儒学化的进度快慢和程度高低,而非有无。

武帝开始,是西汉诏令文体风格走向成熟稳定的阶段,也是儒学化演变宣告完成的阶段。此期诏令文体发展的特征,亦即演变完成的标志,可与文景时期相对接[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封齐、燕、广陵三王之策书,从词句到文法都明显引用、效法自《尚书》(参看《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112113页)。《文心雕龙·诏策》谓“策封三王,文同训典”(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第215页),比之文帝《日食诏》更进一步。又公孙弘因“小吏浅闻,弗能究宣”,奏请递补宣讲诏令的官吏,“以明布喻下”(《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第3594页),亦可证],同样概括为两点:

第一,撰写格式趋于统一,称引儒家经传成为常态。所谓“武帝崇儒,选言弘奥”(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第215页),儒学化诏令的完整格式,大致由称述上古圣王、列举现存问题、引用儒家经典、指称上古时代解决之道、颁布具体措施、以法令形式下达、敦促执行七部分构成(夏增民:《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南都学坛》2008年第5期)。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四月《遣谒者巡行天下诏》,是一典型例证:“朕闻咎繇对禹,曰在知人,知人则哲,惟帝难之。盖君者心也,民犹支体,支体伤则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诗》云:‘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已赦天下,涤除与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鳏独或匮于衣食,甚怜愍焉。其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曰:‘皇帝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职,使者以闻。县乡即赐,毋赘聚。’”(《汉书》卷五《武帝纪》,第174页)武帝以后诏令大都如此(按:“儒学化诏令的完整格式”毕竟理想化,现实中诏令常会出现个别部分的缺失,呈现出根据需要决定取舍、有机组合七块“拼图”的形态),类似这样的撰写格式,深受儒家“言必称尧舜”、“法先王”的传统和思维影响,与之相得益彰。同文景时期相比,就不仅仅是诏令内容,甚至连撰写思路都要与儒家的思想价值保持一致了。

第二,更加注重文辞的优美和句式的整饬,骈散结合。如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诏策贤良》:“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汉书》卷五《武帝纪》,第160页)又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五月《议武帝庙乐诏》:“协音律,造乐歌,荐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褒周之后;备天地之礼,广道术之路。上天报况,符瑞并应,宝鼎出,白麟获,海效巨鱼,神人并见,山称万岁。”(《汉书》卷七五《夏侯胜传》,第3156页)不仅文辞丰富,还具有和谐的音韵美,感情色彩浓郁。句式以四言为主,运用大段对偶铺陈排比,工整考究,笔法较之前也愈益纯熟。作为诏令撰写的根本,诏令语言以其典雅的艺术特色、骈散结合的句式,配合前揭撰写格式以及对儒家经典的引用,共同形成了西汉诏令儒学化的文体风格。

上述脉络梳理意在阐明两方面认识:其一,武帝以前,诏令文体的儒学化有一条以诏令为主,相对独立的发展线索,是儒学化演变过程的基础和源动力。其二,儒学化的诏令文体风格有它的体系,除了引用儒家经典外,还包括诏令撰写的格式(从中体现的思路)、语言艺术特色等组成部分,每个部分的存在都不唐突,都不孤立,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总而言之,如果说尊奉儒家思想、经学治国乃是诏令称引儒家经传的大背景,那么诏令文体的儒学化就是造成诏令引经的小环境,后者的重要意义亦不容忽视。

  崇儒对诏令引经的具体影响

由本文附表可知,从武帝起,随着经学地位的提升,西汉诸帝的诏令开始比较普遍地称引儒家经传。为什么黄老思想居于主导地位时,诏令几乎从不引用黄老之学;而“儒术独盛”以后,就频繁地称引儒家经传呢?为析疑解惑,这里就诏令引经正式发端的原因,即崇儒对诏令引经到底产生了哪些具体影响作一陈说。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先秦以来,儒家学者一直有为文引经据典、以增强说服力的传统。远者如《论语·子罕》引《诗经·邶风·雄雉》“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子罕篇》,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5页),朱熹注曰:“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南宋]朱熹:《论语集注》卷五《子罕》,《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1983年版,第115页)《孟子·梁惠王》引《尚书》“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页)以及“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同上,第31页)。近者有陆贾《新语·术事》引《诗经·小雅·节南山》“式讹尔心,以蓄万邦”([西汉]陆贾撰,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卷上《术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页),贾谊《新书·等齐》引《礼记·缁衣》“长民者,衣服不二,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一”[西汉]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一《等齐》,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7页)。据学者统计,贾谊《新书》曾五引《周易》、三引《尚书》、十六引《诗经》、在《审微》篇中两引《左传》(章权才:《两汉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董仲舒《春秋繁露》曾三引《周易》、六引《尚书》、二十六引《诗经》,在《三代改制质文》、《官制象天》和《爵国》引《礼记》,在《楚庄王》、《玉杯》、《竹林》、《精华》、《度制》、《身之养重于义》、《深察名号》、《郊语》、《郊事》、《执贽》和《山川颂》诸篇引《论语》(同上,第109页)。可见西汉诏令称引儒家经传,不仅在引用的具体内容上体现出对儒学的重视,就其行为本身而言,也深合于儒家诸子的一贯作风,是统治者服膺儒学的表现。

此外,值得留意的是,皇帝诏令引用儒家经典的影响又通过上行下效,反施于臣僚、学者。如吾丘寿王《议禁民不得挟弓弩对》引用《礼记》、《论语》、《诗经》反诘公孙弘;匡衡《上疏言治性正家》、《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每论一事,必先征引圣贤的言行为依据;刘向《条灾异封事》(按:以上篇名皆取自《全汉文》,参看[]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也大量引用了《诗经》、《周易》、《论语》、《春秋》中的经文。这种皇帝与文臣间的“互动”(孟祥才:《从秦汉时期皇帝诏书称引儒家经典看儒学的发展》,《孔子研究》2004年第4期),使得引经据典之风愈演愈烈,并延及后世。其积极之处在于促进了经学和传统文化的延续发展,经学笺注层见叠出;消极或如南朝时盛行的骈体文,议论必稽古,遣词必用事,过当地引经据典,流于形式主义、缺乏创造力的弊端。

其二,作为一种训政方式,诏令引经可为统治者提供施政的理论依据。而之所以能够取得让众人信服的功效,则与经学神学化有着密切联系。《周易·观卦·彖传》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36页)“神道”即“天道”,言下之意,当“圣人效法天道制定人道以行教化”(杨阳:《“圣人以神道设教”辨》,《孔子研究》1990年第1期)时,就会出现天下宾服的太平盛世。实际上,经学神学化的初衷与此正如出一辙。对经学的神学化,董仲舒作了许多阐发。他以《公羊春秋》为基础,通过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学说,在把君主权力上升到天的高度的同时,一体两面,也使得儒学与神学结合,其实质是“把儒家的以道德情操为基础的正名主义庸俗化,把阴阳家的五行说唯理化,把汉之代秦的王朝更替,归结于奉天承运的天道的必然性,把现实中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说成官制像天的、永恒不变的神圣机构”(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5页)。而经学神学化的理论之一便是董仲舒提出的“名号以达天意”,即将名号的起源归结为天意。如《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事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号为诸侯者,宜谨视所候奉之天子也。号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礼义,使善大于匹夫之义,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从上而已。”([西汉]董仲舒撰,[]苏舆义证,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86页)它不仅为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作出理论上的论证,推而广之,“根据这种理论,儒家经典的每句话,每个字,特别是《春秋公羊》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圣人表达天意的符号”(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还使得征引儒家经传的皇帝诏令更具神圣性、权威性,更加不容置疑。在方便统治者取信臣民、发号施令的同时,一并收到了弘扬儒学、教化万民的效果,故史有“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癃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汉书》卷五一《贾山传》,第2336)。

归其要旨,前文所述“武帝以前,诏令文体的儒学化有一条以诏令为主,相对独立的发展线索”,惟发展尚不充分。直至武帝时儒家思想取得统治地位,这条较为隐性的线索,才在外力的推动下一日千里,变得可观起来。武帝在54年共引经传18次,便是证明。崇儒之举如红娘一般,使儒学和诏令文体之间实现了真正的水乳交融。以此为宏观认识,诏令称引儒家经传的“发端”就好比水到渠成——上述两方面,即个中微观的体现。

  易于引用的《诗》、《书》、《论语》

根据附表统计,《汉书》中诏令引用的儒家经典,以《诗》、《书》以及《论语》的频率最高,分计《诗》20次,《书》25次,《论语》22次,约占总数的五分之四。探究其中缘由,应与以下两方面有关。

首先,从诏令的功能而言,它是一种“皇帝命令为主的下行公文,也包括那些官方命令性质或告示、晓谕天下民众的文体”(吴承学、刘湘兰:《诏令类文体(一):诏书》,《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第2期)。因而诏令的撰写,必须考虑到是否便于受众理解,太过艰深恐不利于旨意的传达。适应于这样的要求,《诗经》、《论语》抑或《孝经》,最大的优势即表现在不仅较为简明易懂,学习的人数通常也多。如汉宣帝“师受《诗》、《论语》、《孝经》”(《汉书》卷八《宣帝纪》,第238页),元帝“年十二,通《论语》、《孝经》”(《汉书》卷七一《疏广传》,第3039页)。民间亦是如此。崔寔《四民月令》规定,十一月“研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东汉]崔寔撰,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71页)。按王国维《汉魏博士考》:“汉人受书次第,首小学,次《孝经》、《论语》,次一经。”(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1页)是以诏令称引《诗经》、《论语》、《孝经》,在易于晓喻圣意的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西汉时期“小学”的教育风貌。此外,《诗经》长于通过讽谏表达政治主张的特点,更是其他经传所无法比拟的——“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毛诗正义·周南·关雎》,《十三经注疏》,第270页)“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阳货篇》,第185页),不仅可作为臣僚的谏书,统治者亦可利用它宣明劝诫或省改之意。

其次,就诏令文体而言,如前所述,一方面《尚书》作为我国古代应用文体的滥觞,堪称诏令的起源。刘勰曰:“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第19页)此事甚明。加之《尚书》“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页),不仅是诏令称引的适宜对象,还能起到法三代圣王的自我标榜之用,统治者对它自然格外垂青。另一方面,西汉中后期的皇帝大多雅好辞章,受到当时辞赋创作的影响,在句式工整、语言优美的基础上,诏书逐渐形成“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第3594页)的艺术风格。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季氏篇》,第178页)《诗经》的文学价值自不待言,兼及汉赋与《诗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赋者,古诗之流也”[南朝梁]萧统编,[]李贤注:《文选》卷一《两都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推此及彼,《诗经》对诏令文体的影响可想而知。不独乎此,《尚书》和《论语》亦分别具有洗炼审慎,善用比喻、对比和精约平实、言简意赅的艺术风格特点。故而在诏令称引儒家经传的过程中,以上三者是更契合于实际需要的被参考较多的对象。

  诏令引经与实际政治运作的差异

所谓诏令称引儒家经传与实际政治运作的差异,并不是说诏令引经违背了汉代经学治国的大政方针,而是指统治者在政治上倚重的经传,于诏令称引中表现得并不突出——引用的次数不多,与它的实际地位无法形成正相关。

五经之中,西汉统治者高度重视的是《公羊春秋》,汉武帝把它当作意识形态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指导思想加以尊崇。如史家明确记载:“上(武帝)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617页)然而,在诏令称引的儒家经传中,这一点并未得到充分体现。明确引《春秋》的例子寥寥无几,武帝以《春秋》有“讥臣不讨贼”之义,诏令“楼船十万师”(《汉书》卷九五《南粤传》,第3857页)讨伐南越,已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一个。故而没有比《公羊春秋》更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了。诏令反映的情况为何会与实际的政治运作不同?这就要从汉武帝为何重视《公羊春秋》说起:乃是因为《公羊春秋》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适应了汉武帝“内求统一而外攘夷狄”的政治需要。

首先,《公羊春秋》的“大一统”思想,为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提供了关键性依据。西汉中期,王国问题虽已基本解决,但地方上仍有许多隐患。如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史称“武有衡山、淮南之谋”(《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第395页);强宗巨族与豪强地主势力猖獗,“武断于乡曲”(《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第1136页)、“权行州域,力折公侯”(《汉书》卷九二《游侠传》,第3698页);更有甚者,会稽太守严助因会稽鄙远,“数年,不闻问”(《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第2789页),对中央下达的政令置若罔闻。凡此种种,均严重阻碍了汉政府统一政令的贯彻与执行。因此,为削弱王侯势力,镇压地方豪强,汉武帝尊《公羊》,借助其“大一统”说,强化了君权和中央集权。如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风俗,擅“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汉书》卷六四下《终军传》,第2817页),被武帝以《春秋》“王者无外”的理由,论其“矫制”。而所谓“王者无外”,其实质就是“大一统”。

其次,《公羊春秋》的“大复仇”理论,为汉武帝继续对匈奴的战争制造了借口。武帝反击匈奴,经过几次决定性的胜利,已基本解决了匈奴侵扰问题。但他仍不满足,在“既诛大宛,威震外国”(《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76页),取得通西域,“断匈奴右臂”(《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赞》,第3928页)的有利态势下,为一举遂成“困胡”的战略意图,不顾人力、物力损耗严重、社会矛盾激化的现实,还要继续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为了证明其战争的合理性,武帝便祭出《公羊春秋》的“大复仇”理论,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第3776页)既高扬了春秋大义,又达成了用兵匈奴的目的。

范文澜先生指出:“汉武帝独尊儒家,归根到底是尊《公羊》。”(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10页)可见《公羊春秋》地位之崇高,非其他经传所能比。然而,诚如上文所陈,作为显赫一时的儒家经典,《公羊春秋》的重要性却没有在诏令称引的儒家经传中体现。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统治者在不同时期对儒家经传的侧重有所不同。西汉一朝,《公羊春秋》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虽然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地位,但是在某些具体的历史时期,其重要性或被其他儒家经典分润。如宣帝时期,《谷梁》学就曾经盛极一时。宣帝特别偏爱《谷梁春秋》,设《谷梁》博士,并将其列于学官。史载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谷梁》说,……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第3618页)。宣帝以后,由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统治者在放弃“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的同时,也调整了对儒家经传的侧重,不再独尊《春秋》,转而尊崇提倡“温柔敦厚”的《诗经》(晋文:《论<春秋><诗经><孝经><>在汉代政治地位的转移》,《山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其中尤以元帝为最,不仅本人爱好《诗经》,还擢拔通《诗》的经学之士,例如:“(匡衡)补博士,拜为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诗》,而迁为光禄勋,居殿中为师,授教左右,而县官坐其旁听,甚善之,日以尊贵。”(《史记》卷九六《张丞相列传》,第26882689页)统而言之,不同时期历史条件不同,西汉《公羊春秋》的独尊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它受到尊崇的儒家经典的掣肘,或使《公羊春秋》无法凸显其重要。

第二,《公羊春秋》作为一套政治哲学,行文古朴规整,主要使用问答的形式,意在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比之《诗》、《书》、《论语》,自然显得语言生硬,缺乏文采。与诏令所推崇的辞意俱美的文体风格,亦相去甚远。故而诏令很少称引《公羊春秋》,一个重要的考量即为了避免造成突兀,影响诏文的整体美感。另一方面,与同样以内容艰深著称的《尚书》相比,《春秋》本就有过之而无不及:“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备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第1819页)即便《公羊传》是阐释发明《春秋》的著作,也依然难改其晦涩难懂的特点。杨伯峻谓之“不是空话,便是怪话”(杨伯峻注:《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页),虽然有点夸大其辞,但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由此可见,囿于诏令的功能和文体风格,引经时不可避免地会有所侧重。如果不能融入诏令文体风格的体系,纵使地位再崇高的儒家经典,也不会被另加青眼。

综上所述,诏令固然能揭示汉代经学治国的某些方面,但不可以偏概全。应该说,通过统计诏令称引儒家经传的情况,为考察统治者对经学的运用以及汉代经学的发展另辟了一条蹊径,裨益良多。然而,作为西汉王朝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研究经学还不能仅仅着眼于诏令。仍以《公羊春秋》为例,考诸整个国家的运行,其重要性就未能在诏令中充分体现。实际上,《公羊春秋》对汉代社会的影响极其广泛。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云:“考西汉以来,《春秋》学以《公羊》为最盛。凡朝廷决大疑,人臣有献替,必引《春秋》为断,而所尊者,《公羊》家言也。”([]唐晏:《两汉三国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3444页)陈直先生也评论盐铁会议说:“汉代盛行公羊春秋。桑大夫、御史、丞相史及贤良、文学所辩论,多引公羊事例,在当时为普遍学说。”(陈直:《盐铁论解要·前言》,载氏著《摹庐丛著七种》,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21页)而且不光是《公羊春秋》,西汉后期统治者重视《诗经》的特征,在诏令引用中尽管有所反映,也同样不是特别明显。如武帝引用了7次《诗经》,超过元帝引用的5次;成帝只引了3次《诗经》,却引用了多达12次的《尚书》(详见附表)。因此,诏令引经并不能反映经学治国的全部,也不能和实际政治运作完全等同,亦是研究中不得不注意的一点。

 

附:《汉书》记载西汉皇帝诏令称引经传统计表

经传

诏令

春秋

论语

孝经

其它

合计

出处

高祖

 

 

 

 

 

 

 

 

0

 

惠帝

 

 

 

 

 

 

 

 

0

 

文帝

 

 

1

 

 

 

 

 

1

《刑法志》1

景帝

 

 

 

 

 

 

 

 

0

 

武帝

4

3

7

 

3

1

 

 

18

《武帝纪》7、《王子侯表》1、《郊祀志》1、《卫青传》2、《董仲舒传》1、《武五子传》1、《严助传》1、《田千秋传》1、《匈奴传》1、《两粤传》1、《西域传》1

昭帝

 

1

 

 

 

1

1

 

3

《昭帝纪》3

宣帝

 

4

2

 

 

2

 

 

8

《宣帝纪》6、《王褒传》1、《循吏传》1

元帝

 

1

5

 

 

7

 

 

13

《元帝纪》5、《于定国传》1、《贡禹传》1、《韦玄成传》1、《宣元六王传》5

成帝

1

12

3

 

 

6

2

3

27

《成帝纪》11、《刑法志》2、《宣元六王传》4、《匡衡传》1、《翟方进传》2、《外戚传》6、《元后传》1

哀帝

 

4

2

 

3

4

 

 

13

《哀帝纪》3、《礼乐志》1、《李寻传》2、《郑崇传》1、《孙宝传》1、《孔光传》2、《王嘉传》1、《佞幸传》2

平帝

 

 

 

 

 

1

 

 

1

《平帝纪》1

合计

5

25

20

0

6

22

3

3

84

 

 

说明:本表所统计的儒家经传除立于官学的今文经学和《论语》、《孝经》之外,其余经传或纬书归入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