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子毓

（《形象史学研究》2013年） 

《史记》一百三十篇，是研究秦汉史至关重要的史料，尤其在秦代历史的研究中，因为相关文献史料极度缺乏，《史记》更是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

然而，由于汉朝政府刻意限制《史记》的流传，[①]再加上当时文字传播困难，故而该书的脱漏窜乱是比较严重的，东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即已谓“十篇缺” [②]。关于《史记》所缺十篇为何，自三国张晏始，即聚讼不休，至今尚无确凿之定论。[③]

事实上，所谓“十篇缺”只是指的完全遗失的部分，后人增补以及传抄错误的篇章绝不止此十篇而已。由于当时书籍流传全凭手抄，增补删改极易，因而相关的讹误、窜乱也就极多。南朝裴骃《史记集解序》称“考校此书，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辨其实”[④]，足见当时之混乱情形。

就今本《史记》而言，部分内容为西汉元帝、成帝间博士褚少孙所补，其所补内容多已注明“褚先生曰”，较易识别。除此之外，明显的窜乱处还有很多。如《秦始皇本纪》篇尾载班固答东汉明帝书，[⑤]《孝武本纪》全抄《封禅书》，[⑥]《张丞相列传》篇尾载昭帝至元帝时丞相事，[⑦]《平津侯主父列传》篇尾载平帝时太皇太后诏，[⑧]《司马相如列传》篇尾载扬雄语，[⑨]皆为其显例。 

不过，上述这些窜乱主要是为了补充史料，属于善意增补，对我们研究秦汉史的危害并不大。但对于秦代史事的改窜就远非如此简单了。由于秦廷与后世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派结怨甚深，因而秦代史料遭到的恶意捏造、扭曲篡改其实是最为严重的。经过这些窜乱，秦廷人物的道德低下、暴戾不仁乃至愚蠢痴呆的程度皆被夸大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

这种“众恶归之”的思潮显然也影响了后世的史学研究。古代史家对《史记》研究考辨虽多，但对秦代历史的辨伪却是相对较少，几乎无人关注此记载中的荒谬性。

近代以来，这一情况有了一定好转，吕思勉、钱穆、马非百、李开元等先生对这些荒谬的记载多有批判。[⑩]此外，日本学者栗原朋信、镰田重雄，美国学者卜德对这些记载的真实性亦多有质疑，并明确指出其中存在窜乱的可能性。[11]

然而，尽管有这些学者的努力，就整体而言，目前关于秦史辨伪的研究还是较为薄弱的，研究论著相对较少，且多只着眼于史事考辨，而未注意到日、美学者提出的史料窜伪问题，故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拙作《李斯“督责之书”系伪作辨》、[12]《李斯卒年考辨》[13]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考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探讨。

 

一、“邯郸献姬”事辨疑

 

吕不韦“以吕易嬴”一事，前人考证颇多，其伪基本已成学界定论。但历来之证伪者，其论证重点皆放在吕不韦所献赵姬是否怀孕这一点上，而忽视了更深层次的问题：“邯郸献姬”这一记载本身是否可信。此事在《吕不韦列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14]

 

子楚胆敢向吕不韦索要赵姬，而吕不韦犹豫一下便可以将赵姬像货物一样送给子楚。从这里我们足以看出，赵姬绝非吕不韦正妻，而只是吕不韦的侍妾、舞女，其地位是非常卑贱的。

然而仅隔两行字，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地位身份完全不同的赵姬：

 

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15]

 

这里的赵姬又成了“赵豪家女”，其族势力之大，竟堪抗衡赵国王廷。这样一位出身豪门的女子，又怎会沦为商人姬妾，转送如货物呢？

前人也有发现了这一矛盾，试图调和的。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云：“盖不韦资助之，遂为邯郸豪家。”[16]这显然是以后世形态臆想古代。所谓豪家，即豪强、豪杰、豪俊、强宗豪右，乃是分封制社会之遗，战国秦汉民间社会的一大重要势力。[17]汉代刺史所纠察的第一条即“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18]完全是针对这一势力而设。其势力依托于宗族，连皇权尚须与之妥协，绝非明清时代的土财主可比。

这一势力与皇权的斗争贯穿了整个秦汉史。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徙天下豪富于咸阳” [19]、“堕名城，杀豪俊” [20]，然而未几“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 [21]。汉兴以后，亦曾用“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22]、用酷吏“鉏豪强并兼之家”[23]等手段进行压制，但最终并未成功。到西汉后期，政府已难以压制豪强，不得不与之妥协。后来由豪强扶植起来的东汉王朝先天不足，根本无力对其进行制约。质帝、桓帝时甚至到了要靠皇帝下诏禁止地方“驱逐长吏” [24]的地步。如此大罪尚只能流于警告，可见当时地方势力之强大与中央之无力。

这一势力的强大，在《史记》中多有反映：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25]

济南瞯氏宗人三百馀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26]

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27]

 

正因为当时豪杰势力如此之强，所以才能抗衡赵国王廷保护嬴政母子。试问，吕不韦为求商利，客居邯郸，对当地豪门示好犹恐不及，焉敢以豪门女子做婢妾，甚至转送如货物呢？

清人洪亮吉对钱氏的说法就提出了质疑：“若政之生母为邯郸之倡，即资之安得为豪家乎？” [28]他认为，赵姬与豪家女为两人，后者是子楚正妻。但恰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前面已经说明“子楚遂立姬为夫人”，洪氏的猜想也无法解决这一矛盾。[29]

事实上，这两条记载是完全冲突，无法共存的。如果它们出现在不同的纪传中，尚可以司马迁有意两存异说视之，但出现在同一传中且又前后相邻，就无法这样解释了。司马迁写《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30]是其重要原则，同传中的逻辑是务求自洽的。这一点可以参看《史记·苏秦列传》，为了调和《战国策》等史料中对苏秦记载的矛盾，司马迁把为燕谋齐的主角改为了苏代[31]。虽然根据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来看，这种修改并不符合史实，[32]但确实使《苏秦列传》自身的内部逻辑合理化了。

因此，这两条记载不但必有一假，而且这条假记载当是窜乱，并非原文。按献姬一事亦见于《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33]

 

疑者或可据此否定豪门女一事而肯定献姬一说。但个人以为，《秦始皇本纪》中这句记录或是后人注文、笔记衍入正文，删之上下文气反而更顺。从情理上讲，个人更倾向“豪门女”的记载，所谓“邯郸献姬”当皆非《史记》之原文。

 

 

二、“尉缭评秦王”事辨疑

 

《史记·秦始皇本纪》：

 

十年……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34]

 

尉缭的评语是《史记》中对秦始皇最直观的评价，是以学界评介秦始皇时多引尉缭语。如郭沫若先生《十批判书》即根据尉缭语分析，认为秦始皇生理残缺严重，以致影响了其心理：

“挚鸟膺”，现今医学上所说的鸡胸，是软骨症的一种特征。“蜂准”应该就是马鞍鼻，“豺声”是表明有气管炎……因为有这心理上的缺陷，秦始皇在幼时一定是一位可怜的孩子，相当受了人的轻视。看他母亲的肆无忌惮，又看嫪毐与太后谋，“王即薨，以子为后”（《吕不韦列传》），可见他还那么年轻的时候便早有人说他快死，在企图篡他的王位了。这样身体不健康，又受人轻视，精神发育自难正常。为了图谋报复，要建立自己的威严，很容易地发展向残忍的一路……“少恩而虎狼心”，便是这种精神发展的表征。[35]

不过，也有许多学者不相信这一记载。翦伯赞先生《秦汉史》就认为:

（秦始皇）并不如后世所想象的他是生长着一幅严肃得可怕的面孔，假如他多少有些母亲的遗传，他应该是一位英俊而又漂亮的青年。[36]

事实上，关于这段记载的研究，不仅仅涉及秦始皇本人的外貌特征，亦关乎尉缭的生活年代及其对秦国的影响。

《史记》中关于尉缭的记载仅此一处。按此记载，尉缭与始皇帝同时，始皇十年赴秦，对秦国一统六国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但这一记载却与传世的《尉缭子》产生了严重矛盾。今本《尉缭子》开篇即云：“梁惠王问尉缭子曰” [37]。按《史记·六国年表》的记载，梁惠王卒于周显王三十四年，即公元前335年，而秦始皇十年则为公元前237年，[38]前后相距98年。按杨宽先生《战国史》的考证，梁惠王卒于周慎靓王二年，即公元前319年，[39]距始皇十年亦有82年的时间。无论按哪种说法，尉缭都是不可能纵跨这两个时代的。

由于自南宋以来，今本《尉缭子》即被视作伪作，过去关心这一问题的学者并不多。但根据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尉缭子》残篇，可以断定此书确实是刘向、班固所见，录于《汉书·艺文志》的原作。何法周先生指出，根据其中不避汉帝名讳、文字又带有篆书特色，可以进一步确定此书至少为秦以前的作品，伪作之说不成立。[40]此说基本已为学界所公认。既然如此，有关尉缭的矛盾记载也就必须要解决了。

对此问题，学术界主要有四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梁惠王时的尉缭与秦始皇时的尉缭为两人。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即持此观点：

崔适曰，尉缭以官为姓。愚按《汉书·艺文志》，杂家有《尉缭》二十九篇，盖此人作。《隋志》：杂家《尉缭子》五卷，梁惠王时人，与此别人。[41]

但这一说法显有曲为弥缝之嫌。“缭”不是常用名，“尉”不是常见姓，国尉是显官，名叫尉缭的人应当极少。而且，两个尉缭，一个是魏国大梁人，一个回答梁惠王的咨询，即令不是魏国人，与魏国关系亦极密切。[42]如此巧合，实在难以解释。钱穆《先秦诸子系年》、[43]林剑鸣《秦史稿》均不信之。[44]

第二种说法，尉缭为秦始皇时人。林剑鸣先生《秦史稿》持此观点：

《尉缭子》记“梁惠王”事，乃出于依托，不一定真有此事。在先秦诸子中，这是屡见不鲜的，依托黄帝者有之，依托老子者有之，在战国末年的作者，为什么不能依托梁惠王呢?[45]

但这一说法同样存在逻辑上的问题。所谓假托，是为了以古人为言宣扬其理论。秦始皇时代的尉缭若要假托梁惠王时代，当假托孟子等当时人，岂有假托自己到梁惠王时代的道理？如此假托，岂不成了自娱自乐的现代穿越剧，哪里能有宣扬其理论的作用？

第三种说法，认为《尉缭子》与《史记》的这两段记载均不可信。如钱穆先生即认为“窃疑《史记》载缭事已不足尽信，书又称梁惠王问，则出依托。” [46]按此说法，似乎尉缭当系向壁虚构之人。但从银雀山出土《尉缭子》一事来看，这一说法恐怕并不能成立。

第四种说法，尉缭是梁惠王时人。何法周《<尉缭子>初探》指出，《尉缭子》中所举历史人物，止于吴起，而且提到吴起的次数最多，完全符合作者生活的时间（梁惠王时代）与地点（魏国）；书中“民有饥色，马有瘠形”[47]的国家不可能是虎视东方的秦国，只能是梁惠王晚年的魏国。[48]

 

可以看到，这四种说法中，最合理的无疑是梁惠王时人说，该说与传世《尉缭子》切合的是最为密切的。其立论上唯一的障碍仅在于《史记》上这一小段记载。

然而，这段记载的内容实在堪疑。所谓“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乃直观特征，尉缭初见秦王时即已一目了然。当时见此外貌不吝为秦王出谋，待秦王表现出礼贤下士的态度后反以此为说辞，岂不荒谬？献计时云“诸侯可尽”，议论时又害怕“天下皆为虏”的情况出现，又当何解？况此评语为私下之言，焉能被记下？若此言已传入秦宫，即令秦王不计较，尉缭又何敢自安于国尉之职？钱穆认为，[49]尉缭对秦王的评语与范蠡评勾践“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50]相类，当为附会，诚为灼见。

至于尉缭所献计策，钱穆指出，[51]与战国策所载顿弱事相类[52]。实际上，与此事相类的还有《李斯列传》所载李斯事[53]：

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秦王拜斯为客卿。[54]

则此计之真实性亦堪疑。

更为重要的是，所谓“国尉”，据张守节正义云：

若汉太尉、大将军之比也。[55]

按此，国尉当是主管军事的高官，尉缭当在始皇十年至二十六年的统一六国战争中多有表现。但综观整篇《秦始皇本纪》乃至整本《史记》，竟不再记载尉缭一字。《史记》中对秦始皇时代战争的记载是很多的，从人所共知的王翦、王贲、蒙骜、蒙武、蒙恬、李信，到不太出名的桓齮、杨端和等皆有战绩留下，偏偏最高军事长官尉缭却没有留下半字记载，这难道不奇怪么？

事实上，假若我们能够细读一下这段记载的上下文，当可发现，这段文字前后有着明显的窜乱痕迹：

 

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大梁人尉缭来……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而李斯用事。[56]

 

此段上接始皇诛嫪毐、免吕不韦事，是以有逐客及李斯上谏逐客书事。之后叙李斯建议攻韩事，至“与韩非谋弱秦”一句关键处戛然而止。此谋究竟结果如何，怎样进展，竟不再叙述半字，而突然插入与前文无半分干系的尉缭事，这是不符合常理的。所谓“谋”，即“谋划”、“策划”，该动作本身并无意义，其内容及其造成的影响才是关键所在。不载该谋划之内容、影响，单单一句“与韩非谋弱秦”也就完全不值得一记了。查诸《史记》十二本纪，对“谋”的记载不外乎如下两类：

其一，当事人将该谋划付诸实施，造成了一定影响：

舜乃至于文祖，谋于四岳，辟四门，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论帝德，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57]

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58]

秦饥，请粟于晋。晋君谋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君从之。[59]

其二，他人针对该谋划采取一定行动，造成影响：

叔带与戎、翟谋伐襄王，襄王欲诛叔带，叔带奔齐。[60]

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61]

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62]

综观十二本纪，既不载谋划内容，亦不载其影响的，唯“谋弱秦”一句而已。可知 “谋弱秦”一句之后，本当载有该谋之内容或影响，今本当有脱漏。

 

另外，此段结尾处叙尉缭事毕，又冒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而李斯用事”。所谓“用事”，即“当权”、“主事”，和“谋”一样，并无单独记录的意义。《史记》十二本纪中所载“用事”，亦可分为两类，其一是该人用事造成某种影响，如“赵高用事于中，下无可为者”，[63]其二是与职位任命等相关内容连及而言，如“赵高为郎中令，任用事”。[64]作为与上下文无关的中心句单独出现的，只有“而李斯用事”一例而已。况此句与前文所载之李斯事同在一年而皆无确切时间，中间所夹之尉缭事与此二事毫无关系，若按一般笔法，自当将这一句话与上文李斯事合而记之，单列于此殊为不伦。综上种种，可知此句之前当有脱漏。

由此可见，“与韩非谋弱秦”与“而李斯用事”二句之间很有可能存在脱误窜乱，正好夹于其间的尉缭事自然也就分外可疑了。综合上述诸多问题及窜乱痕迹，当可得出结论：尉缭实为梁惠王时人，作有《尉缭子》，所谓“尉缭评秦王”一事系后人附会。

 

 

三、赵高陷李斯事辨疑

 

《史记·李斯列传》中，李斯向二世所献的“督责之书”存在着严重的逻辑问题，其非李斯所作甚明。[65]不过，仅据内证，尚不能确凿判定此文进入《史记》系窜乱还是误抄。但《李斯列传》后半部分所存在的问题绝对不仅此一端，而是存在着大量的问题与矛盾。通过分析这些问题，可以看出，《李斯列传》后半部分已遭严重窜乱，“督责之书”只是其中较为明显的一个例子而已。

 

《李斯列传》叙李斯在二世朝的经历如下：

（1）二世即位当年，关东即爆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起义军西向伐秦，“兵至鸿门而却”。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李斯数欲请閒谏，二世不许”，[66]反被二世所责。之后，朝中开始责问李斯及其子李由不能阻止起义军的责任。

（2）李斯恐惧，上“督责之书”谄媚二世。宣扬应用严刑峻法“灭仁义”，实现君主“恣睢”[67]的愿望。二世悦。

（3）之前，赵高曾因结仇太多，怕这些人攻击自己，故以避免“谴举有不当” [68]为名，谏二世不见大臣。

（4）赵高“闻李斯以为言”，便怂恿李斯进谏二世享乐一事，李斯称“上居深宫，吾有所言者，不可传也，欲谏无閒”。[69]赵高声言他将等二世无事的时候通知李斯。结果赵高专挑二世玩乐的时候通知李斯进谏，待二世恼怒后进谗言离间了李斯与二世的关系。

（5）李斯听说赵高陷害自己，又见不到二世，遂“上书言赵高之短”。[70]二世为赵高辩护，李斯坚持自己的观点，二世怕李斯杀赵高，遂将此事私告赵高。赵高反诬李斯欲反，于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属郎中令！” [71]

（6）“赵高案治李斯。”李斯在狱中感叹道：“……二世之无道过于桀、纣、夫差……吾非不谏也，而不吾听也……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 [72]

（7）“于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赵高治斯，榜掠千馀，不胜痛，自诬服。” [73]李斯狱中上书辩冤，结果被赵高扣下。  

（8）“赵高使其客十馀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 [74]最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 [75]

 

按此，李斯被杀一事颇为曲折离奇。然而，在《秦始皇本纪》中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平实记载：

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戌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二世曰：“……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竟，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去疾、劫曰：“将相不辱。”自杀。斯卒囚，就五刑。

三年……冬，赵高为丞相，竟案李斯杀之。[76]

按此，李斯之死仅是因为简单的进谏事，与《李斯列传》所载的离奇记载完全不同。二者孰是孰非呢？梁玉绳《史记志疑》云：

李斯传诸侯叛秦，斯数欲请閒，二世不许，而责问之。斯阿意求容，以督责之术对。而纪云去疾、斯、劫进谏，必纪误也。斯既阿意、求容，何能直谏？况请閒而二世不许，继请而为赵高所卖，斯实未尝一言。或去疾、冯劫谏而连斯之名与奏牍乎？又斯就五刑因高之谮，而后文谓因谏被诛，亦纪之误。[77]

梁氏注《史记》，对本纪、列传出现矛盾者，多从本纪。独于此不加辨析而皆谓本纪有误，当与其主观好恶有很大关系。明清时，李斯已被儒生目为公敌，这种情绪显然影响了梁氏的判断。《六国年表》云，二世二年“诛丞相斯、去疾、将军冯劫”，[78]所指与本纪显系一事。事实上，《李斯列传》的这段记载内容尽幼稚而前后多矛盾，几乎完全难以采信。“督责之书”之伪已作专文论述，现列举其他严重问题与矛盾如下：

第一，按《李斯列传》记载，赵高“闻李斯以为言”，然后陷害李斯。前文所记李斯之言，唯“督责之书”而已。若“督责之书”为窜乱，则上面这句话就没了着落；若谓“督责之书”非窜乱，为司马迁误抄，亦又造成了严重矛盾：所谓“督责之书”，用意全在鼓励君主享乐，试问，刚刚上书谄媚二世的人又怎会受赵高的鼓动，再度去劝诫二世享乐？同理，若赵高既已听说李斯上“督责之书”，又何能说出“君何不谏”[79]的话来？个人以为，原文本当有李斯忧心朝政之言论，“闻李斯以为言”一段即指此而言，其后“督责之书”的窜乱又覆盖掉了李斯的批评，最终导致了这种进退两难的矛盾问题。

第二，李斯谓因二世不朝而“欲谏无閒”，实在荒唐之极。朝政上下交流，本以文书为主，既能为谏逐客书，能“上书言赵高之短”，则上书进谏有何难处，何至因二世不朝而“欲谏无閒”？清末官员出身的郭嵩焘称“赵高所以愚弄二世及李斯者，多近于故事传说”[80]，所言甚是。此故事之逻辑实当源于“有本出班早奏，无本卷帘散朝”的民间想象，绝非出自为官数世的司马氏手笔。

第三，李斯“上书言赵高之短”一事中，二世云：

何哉？夫高……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勿疑。 [81]

二世称李斯为“君”，称赵高为“赵君”，[82]语言又极通俗，显非正式文书往还，而是当面来言去语的辩驳。这与赵高劝二世不见大臣，李斯“不得见”的记载亦是矛盾的。

第四，赵高陷害李斯成功后，已明言“于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属郎中令！’赵高案治李斯。” [83]之后叙李斯狱中叹词毕，忽又云“于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狱” [84]。同一事件重复两遍，当为窜乱所留之痕迹。

第五，《李斯列传》在叙述“李斯数欲请閒谏”遭二世责难后，已记载了使者案查李由一事：

李斯子由为三川守，群盗吴广等西略地，过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广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属，诮让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85]

然而，在后面二世为赵高所欺时，又复言：

欲案丞相，恐其不审，乃使人案验三川守与盗通状。[86]

仿佛完全忘记了前面已案查过一次，对上次案查的结果亦未予任何评论。而且，若说是案查了两次，从行文来看，后一次至少得加个“复”字罢？况且后面也仅记载了一次使者的还报：

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则项梁已击杀之。使者来，会丞相下吏，赵高皆妄为反辞。[87]

可见这两段案查的记载分明只是一事的重复出现，亦当为窜乱之痕迹。

第六，如梁玉绳所言，《李斯列传》并未载李斯上谏事。然而，后面李斯下狱后的叹词中却分明又有“吾非不谏也，而不吾听也”[88]一语，这又造成了本传内部的严重逻辑矛盾，而为《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提供了辅证。事实上，如果李斯仅仅是“欲”谏，又何来二世“不许”？二世又何须“责问” [89]？

第七，“狱中上书”本身的真实性亦堪怀疑。姑且不论这篇被赵高扣下的文章如何得以流传出来，其文风亦与作者身份遭遇不符。这篇上书以所谓“七罪”的形式回顾自己的功劳以求二世宽恕，用的是“反语”这种修辞方式。须知，此种修辞方式带有一种很强的讽刺、嘲弄意味，是带有怨气的。韩信在云梦被擒时所感叹的“天下已定，我固当亨” [90]即为显例。当时李斯已经被下狱，写此书是为了求得宽恕，作为一位政治家，何以能用一种带有攻击性的文风恳求二世宽恕呢？

事实上，该文的第一句其实已经漏了马脚：“臣为丞相，治民三十馀年矣。” [91]恰如梁玉绳所论，“始皇二十八年李斯尚为卿，本纪可据，疑三十四年始为丞相，则相秦仅六年。” [92]按始皇帝二十六年统一天下时，李斯还只是廷尉，二十八年琅琊刻石中亦明言“卿李斯” [93]，三十四年议焚书时方称“丞相李斯” [94]，则李斯为相应在始皇帝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之间，到二世二年少则六年，多则十二年而已，远不及三十余年之数。此书若为李斯亲笔所写，自不会记错，既是正式上书，亦不当模糊言之，其非出自李斯手笔已是显然。

 

同传之内存在如此之多盘根错节的矛盾与问题，[95]足以证明《李斯列传》的这段记载已遭极其严重的窜乱。这段记载不但并非完全出自司马迁手笔，而且篡改者也并非一人，当是在流传过程中为众手所窜。窜乱如此之严重，想确凿证明其中孰是孰非亦是不大可能的。相较而言，《秦始皇本纪》所载李斯遇害事合情合理，又有《李斯列传》中的狱中叹词和《六国年表》为辅证，当以《秦始皇本纪》为准。可知李斯获罪实因进谏事，与《李斯列传》所载离奇故事无干。

 

依吕思勉先生的意见，《李斯列传》这段记载“尤类平话”，[96]全不足取。个人以为，吕思勉先生这一判断虽看似太过大胆，其实却是较为谨慎的观点。在已知这些记载可信度很低的情况下，不如单挑出相对可信的记载，对其他离奇的记载暂时保持存疑的态度，似乎更为科学一些。对照记载较为合理的《秦始皇本纪》，剔除《李斯列传》后半部分矛盾而离奇的内容，所剩的可信记载其实是不多的。现试从《李斯列传》这部分记载中摘出个人以为较为可信的非窜乱文字，列于下方：

 

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又作阿房之宫，治直道、驰道，赋敛愈重，戍徭无已。于是楚戍卒陈胜、吴广等乃作乱，起于山东，杰俊相立，自置为侯王，叛秦，兵至鸿门而却。李斯数……谏，二世不许……李斯子由为三川守，群盗吴广等西略地，过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广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属，诮让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

于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赵高治斯，榜掠千馀，不胜痛，自诬服……

赵高使其客十馀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则项梁已击杀之。使者来，会丞相下吏，赵高皆妄为反辞。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97]

 

如上所列即是个人认为较为可信的文字，其内容与《秦始皇本纪》大致相同。引文中的省略号代表个人以为不可信，予以删除的部分。不得不承认，就目前而言，这一摘录无法确凿证实，只是个人意见而已，列于此仅供参考。希望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能对这段遭到严重窜乱的记载进行更为确凿的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