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子毓

（《形象史学研究》 2015年·上半年）

古文献之流传，以唐宋之交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宋以后印刷术全面普及，是为印本时代；而唐以前文献流传基本依靠抄写，是为抄本时代。在印本时代，印本的讹误与窜伪只有在制版时才能产生；而在抄本时代，每一次传抄即相当于一次制版，文字讹误固难避免，有意窜伪亦不存在任何困难，故窜乱问题远较后世严重。而在西汉晚期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群书、写定汗青之前，既无所谓“定本”可依，窜乱问题尤为猖獗。[①]梁启超先生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举了六个作伪最为盛行的时期，其中先秦与西汉竟占了半数。[②]关于先秦典籍的窜乱，前人研究甚多，近代古史辨派对此用力尤勤，其末流虽有“疑古过勇”之弊，然古文献真伪、源流、年代之基本框架实赖此派之工作方得以廓清。相较而言，学界对《史记》等西汉典籍的窜乱问题却不免有些忽略。

关于《史记》的窜乱问题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十篇缺”的讨论。此记载出自《汉书》，三国张晏更详细列举其篇目。但在传世本中，百三十篇俱在。故自唐宋学者开始，即对此十篇的真伪展开了争论，除了《孝武本纪》全抄《封禅书》，一般公认为伪之外，对其他九篇的争议延续至今未决。二是通过确定《史记》断限、司马迁卒年两大问题，以判定此后的记载皆为窜乱文字。此外，还有一个与窜乱不同却又极其相类的问题，即司马谈作史说，认为《史记》的部分文字出自司马谈之手。此说又与司马迁生年问题交织，研究者亦有不少争论。

通过这几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也存在一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现在的研究对“十篇”之外的文字与汉武帝以前的史事重视不够，忽视了其中的窜乱可能性。究其原因，是由于研究者多将增窜原因归之于增补史料或无意抄错，故而将问题聚焦于“十篇”与武帝后的史事，而忽视了有意窜伪的可能性。

事实上，这一问题是绝难忽略的，对秦代史事而言尤其如此。由于秦朝政府与儒生结怨太深，《史记》秦代部分的着意窜伪是非常严重的。拙作《李斯“督责之书”系伪作辨》、《<史记>秦代史事辨疑三题》[③]对此已有初步探讨，本文将就秦二世相关的若干问题进行考辨。

 

一、沙丘之谋疑点颇多

 

关于沙丘之谋，《秦始皇本纪》与《李斯列传》中皆有详略不同的记载，学界对此一般皆持肯定态度。但细考此记载，其间颇有可疑之处。

 

1、扶苏是否为始皇帝法定继承人

一般认为，胡亥系夺取扶苏太子之位而登基。然而，近人吕思勉先生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案古太子皆不将兵。使将兵，即为有意废立，晋献公之于申生是也。扶苏之不立，盖决于监军上郡之时。[④]

按，晋献公欲废太子申生，而使其将兵伐东山。里克谏曰：

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率师，专行谋也；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太子之事也。师在制命而已，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帅师。君失其官，率师不威，将安用之？[⑤]

献公不听，而申生终亦被废。此外，楚平王欲废太子建，“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⑥]，亦可为吕先生说法之一证。

《史记·陈涉世家》载陈胜语云：

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⑦]

试想，若扶苏已拥有法定继承人的地位，陈胜当直谓胡亥篡位，何需纠缠于“当立”、“不当立”的推测？这里所谓的“当立”，只是说扶苏“理应”即位而已。而后面“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一句分明是在解释“理应”即位的扶苏为何没有即位，否则这一句完全与主题无关。这一解释与吕思勉先生的推测是完全符合的。

 

事实上，至少到沙丘病重的时候，始皇尚未立太子，这是史有明文的。《李斯列传》中明确记载：

李斯以为上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祕之。[⑧]

其下载蒙恬语亦云：

陛下居外，未立太子。[⑨]

 

所谓胡亥夺位说的立足点，其实全在始皇临终前的那份遗诏上。然而，《秦始皇本纪》所载始皇赐扶苏书，只谓“与丧会咸阳而葬”，[⑩]《李斯列传》与此类似，仅谓“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 [11]而已，并无传位于扶苏的内容。既已谓“丧”、“葬”，则始皇已在考虑身后事，乃是临终遗命，若真欲立扶苏，焉能写的如此模糊？

实际上，所谓始皇欲立扶苏一说，仅出自《李斯列传》所载赵高之语。其与胡亥密谋时，云：

上崩，无诏封王诸子而独赐长子书。长子至，即立为皇帝。[12]

所谓立长仅是宗法理论而已，在实践中并不被完全遵循，子楚即以中子而成为秦王，赵高的这一推论显然并无说服力。[13]更重要的是，据《李斯列传》前文所载，此书乃赵高奉命手书，其间内容赵高完全明了，若其中真有立扶苏为太子的内容，赵高自当明言始皇已立扶苏，何需发此推测之语？

而到了与李斯密谋时，又云：

上崩，赐长子书，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14]

“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与“与丧会咸阳而葬”前六字皆同，显系同源，却多了“立为嗣”这一内容。显然，“立为嗣”比“与丧会咸阳而葬”要关键得多，前文正式节录始皇书时，竟只节录了一句无关紧要的“与丧会咸阳而葬”，而半字不提立嗣事，非得借赵高之口言之，是何道理？况皇帝临终遗命，自当向多名重臣口授，然竟只有赵高一人知晓，连丞相李斯尚须赵高转达，亦殊不合情理。且此书既为遗书，即当云“立为嗣而与丧会咸阳”，岂有到了咸阳再立嗣的道理[15]？由“与丧会咸阳而葬”一变为“长子至，即立为皇帝”，再变为“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原始概念就这样被偷换了。[16]

 

综合上述种种疑点，个人以为，扶苏并非秦始皇的法定继承人，其遇害是因为统重兵在外而遭胡亥猜忌，与夺位并无关系。

 

2、二世是否为赵高、李斯所擅立

赵高、李斯密谋擅立胡亥一事，《李斯列传》所载颇详，然其间疑点亦颇多。

(1)行文问题

在赵高劝李斯的言谈中，至少有两处不合理的地方。

一是赵高在劝诱李斯立胡亥时问的五句“孰与蒙恬”：

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於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17]

上述五条中，除后两条或可勉强成立外，前三条所谓的“能” 、“功高” 、“谋远不失” 问的实在是不知所谓。这三个设问中，分明流露出来对李斯才华的鄙视。然而司马迁明确宣称“能明其画，因时推秦，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 [18]，面对这样的功绩，赵高焉能以此设问？

二是赵高利诱李斯时，曾有这么一句话：

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19]

“必有……孔、墨之智”实在是不知所谓，以致有学者认为这里当有脱漏。但“孔、墨之智”实与上句“乔松之寿”对仗，不当存在脱漏。这里想表达的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意思，由于一味追求形式整齐，以致产生了如此不伦不类的说法。这样的文才恐怕很难和司马迁划上等号。

(2)情理问题

第一，关于二世篡位或擅立一事，秦末汉初人绝少提及。如陈胜谋划起义，却根本无视这一绝好的宣传材料。如贾谊《过秦论》言秦之过失甚多，却亦不言二世篡位。北大藏西汉竹简《赵正书》更云：

昔者，秦王赵正出游天下，还至柏人而病，病笃……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20]

此书记载秦始皇采纳李斯、冯去疾的建议，亲自册立胡亥，完全颠覆了《史记》的记载。整理者认为，北大藏西汉竹简的抄写年代大多在汉武帝时期，[21]与《史记》基本同时。关于《赵正书》的性质，学界尚存在争议，在其全文公布以前，或难对此记载全盘采信，然而值得重视的是，如整理者所言，本书称秦王而不称“皇帝”，显然作者持反秦立场，并不以秦为正统。在此立场下，作者尚不采用胡亥篡位之说，足可见在西汉中期以前胡亥篡位之说绝非主流。

第二，《李斯列传》所载沙丘之谋颇详，却对留守京城的右丞相冯去疾不及一字。另一位重臣冯劫亦未被提到。

第三，好文者往往热衷于评论赵高与胡亥、李斯之间密谋的文辞，但治史者当知，这种涉及篡位的阴谋断无把细节流布于外间的道理。即使我们相信二世为擅立，亦绝不能将这几段洋洋洒洒的言辞当信史看待。

第四，徐志斌《秦二世胡亥夺位说质疑》指出，按《李斯列传》，李斯与始皇为姻亲，始皇皇子中当多有其婿，如果李斯真要擅立皇子，当立其女婿，而非胡亥。[22]

(3)始皇之意向

关于始皇带胡亥东巡一事，《李斯列传》是这样记载的：

少子胡亥爱，请从，上许之。[23]

依此，似乎仅仅是始皇带喜欢的小儿子出游而已。但我们应该注意，胡亥这个时候已年满二十，是个成年人了。难道始皇带着一个成年的儿子出巡，仅仅是为了让他去游玩吗？李开元《秦始皇的秘密》推测秦始皇带胡亥出游是为了训练政务，观察其能力考虑的，[24]应该说这才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之所以我们把始皇带胡亥出游视作带小孩子游玩，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胡亥“少子”的身份。一般认为，他是始皇最小的儿子。但事实上，这一说法是有争议的。《李斯列传》集解注明载：

辩士隐姓名，遗秦将章邯书曰“李斯为秦王死，废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则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书在善文中。[25]

“始皇有二十余子” [26]，按此，二世并非始皇最小的儿子。事实上，始皇生二世时不过三十岁左右，正当壮年，若说其就此丧失了生殖能力，未免让人难以置信。参看一下吕不韦邯郸献姬、嫪毐阴关桐轮之类的流言，若始皇真有此隐疾，民间恐怕是少不了类似的编排的。

实际上，《陈涉世家》载陈胜语云：“吾闻二世少子也” [27]，一个“闻”字已把“少子”说的源头标的清清楚楚了。所谓“少子”一说很可能源自民间谣传，民间但知扶苏、胡亥，故一长一少分言之耳。

如果二世并非少子，那么他随始皇东巡就更不能视作是游玩了。若仅仅是爱幸幼子，带孩子出来玩，理当带更小的小孩子出行才对。始皇带着这么一个成年的中子出巡，很可能他已有了立胡亥的打算。

关于这一点，恰如吕思勉先生所指出的，[28]《蒙恬列传》所载蒙毅语言之甚明：

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29]

此外，《新序》中亦云：

秦二世胡亥之为公子也……胡亥下皆视群臣，陈履状善者，因行践败而去。诸子闻见之者，莫不太息。[30]

若胡亥仅为普通公子，又是最小的儿子，其众兄长或当阻止，或当指责，或当一笑置之，何至于叹息？无论该记载是否真实，其产生背景已足证明蒙毅所谓胡亥“去诸公子绝远”并非虚言。[31]

 

总之，沙丘之谋一事疑点甚多，个人以为至少应以存疑的态度视之。按，近年发现之秦汉简牍多有否定沙丘之谋一事者，除上引《赵正书》外，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文告亦云“朕奉遗诏”。[32]单就此文字本身而论，或可视为欲盖弥彰之官方辞令，然而结合上文所列的诸多疑点，或许此文告所述方系当日之史实。

 

二、二世引韩非语一事系仇视法家者捏造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

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曰“……”二世曰：“吾闻之韩子曰：‘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饭土塯，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臿，胫毋毛，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于法？朕尊万乘，毋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竟，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33]

 

《李斯列传》云：

而二世责问李斯曰：“吾有私议而有所闻于韩子也，曰‘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斫，茅茨不翦，虽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粝之食，藜藿之羹，饭土匦，啜土鉶，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矣。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会稽，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然则夫所贵于有天下者，岂欲苦形劳神，身处逆旅之宿，口食监门之养，手持臣虏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贵于有天下也。夫所谓贤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身且不能利，将恶能治天下哉！故吾愿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为之奈何？”[34]

 

按照《李斯列传》的记载，李斯遭到责问后立刻呈上诱导君主享乐的“督责之书”，二世读后“悦”。可以看到，无论是二世的责语还是李斯的“督责之书”，无不称引韩非之言，从《韩非子》中为君主行乐寻找借口。

然而，如拙作《李斯“督责之书”系伪作辨》所论，“督责之书”绝非李斯所作，而这两段责语，亦多有不合理处。吕思勉先生曾对此记载提出强烈质疑：“世有立功而必师古者矣，有图行乐而必依据师说者乎？” [35]此判断堪称一语中的。惑于这几段记载的学者关注点往往集中于法家“正明法，陈严刑”[36]的理论与秦廷政治的相合处，却忽视了这几段记载的核心并不在严刑峻法上，而在纵容君主享乐这一点上。

事实上，虽然法家并不重道德说教，但亦从不鼓励君主享乐，所谓“专用天下适己”、“荒肆”、“恣睢”等无耻的目的从未在法家经典中被宣扬过，相反，在《韩非子》中多处遭到了明确反对：

 

贵夫人，忧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37]

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病形；曼理皓齿，说情而捐精。故去甚去泰，身乃无害。[38]

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39]

好宫室台榭陂池，事车服器玩好，罢露百姓，煎靡货财者，可亡也。[40]

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内禁淫奢。[41]

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42]

 

法家对荒淫国政的态度如何，于此已可见。至于秦二世的这两段所谓的责语，其实是用断章取义的方法剪裁出的诬陷之言。

这两段话实际上是对《韩非子·五蠹》里的这段话不同形式的节选：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43]

 

韩非以尧和禹为例，无非是认为古人让天子仅是因为利薄，并不比今人高尚，反驳儒家厚古薄今的言论而已。而在这段责语中，居然被掐头去尾，作为淫乐的理由出现，作者之用心不是显然的么？

此外，依纪传体例，同一事件在两卷中分别出现时当各有详略侧重，《秦始皇本纪》里的这段话几乎是重复照搬《李斯列传》，同样是不合理的。

更重要的是，二世的这两段话实在是典型的不知所云。所引的韩非的这段话，与上下文没有任何关系，除了给韩非抹黑之外，别无它用。尤其是《李斯列传》里，二世所言全部集中在抒发自己倾心淫乐的强烈感情。姑不论是否有人会公开大肆宣扬这种无耻的目的，单说这些不知所云的言辞里哪里有“责问”的内容？所谓二世“责问”李斯从何谈起？

可知这两段“韩子曰”与“督责之书”一样，当系后人窜入。这几个记载前后关联，同把秦廷罪犯韩非尊为“韩子”，且二世责语中“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专用天下适己”等语与“督责之书”中“徇人者贱”、“专以天下自适”等语思想倾向、用词风格皆同，当是同一人所为，用意全在抹黑法家。

就窜乱细节而言，个人以为，《李斯列传》的这段话完全是凭空插入；《秦始皇本纪》里的这段话则是插到了正式责语之前，由“吾闻之韩子曰”至“充吾号名”为窜入，后面那个“且”字亦是为了连接窜入部分而添加的。

 

三、秦二世的形象与历史真实

 

按照《史记》相关纪传，尤其是《李斯列传》的记载，秦二世极度贪图享受、愚蠢痴呆而又暴戾阴狠，称得上千古第一昏君。然而，这一系列描写实多有捏造丑化之处。

 

（1）只知享乐

按《李斯列传》记载，二世杀诸公子之前，和赵高有如下的对话：

二世燕居，乃召高与谋事，谓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高曰：“此贤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乱主之所禁也……” [44]

赤裸裸的宣称“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即前之桀纣，后之桓灵，亦远不至如此。类似的，前面所论的“督责之书”、二世引“韩子曰”之责语，亦无不表现了二世的荒淫。假使这些记载均为真实，二世真称得上当之无愧的千古第一昏君了。

然而，如前所述，“督责之书”必为伪造，二世所引的“韩子曰”亦不可信。至于上面所引的这段话，同样难以置信。这几段记载具有同一个特征，即二世完全以“贪图享受”为荣，毫不顾忌的宣扬自己的这一无耻目的。这显然是谬于常理的——暴君昏君本当文过饰非，绝不会如此直白的表达出来。同样，赵高那句赤裸裸颠倒黑白的谄媚语也未免太不高明了。

而且，上面所引的这段话是二世“燕居”时与赵高的密谋，退一步来讲，即令二世确实说出了这种无耻的话，又怎会被记录下来呢？

 

（2）愚蠢痴呆

在李斯上“督责之书”的记载中，已经折射出作伪者对二世智力水平的藐视。这一点在《李斯列传》中所载的“指鹿为马”一事中，显现的更为明显：

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马也”。二世惊，自以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45]

按，“指鹿为马”一事在《秦始皇本纪》中亦有记载，《本纪》中的赵高，是在以开玩笑的形式试探大臣，里面的秦二世尚可被视作是政治敏感度不够。而这段记载，增加了二世“自以为惑”的记载，一下子把二世的智力水平砸入了智障的行列。公认的白痴皇帝晋惠帝不过说了句“何不食肉糜” [46]而已，相较“自以为惑”的秦二世，聪慧何止千倍。[47]

 

（3）暴戾阴狠

二世即位，听信赵高的蛊惑，将诸公子与众老臣杀戮殆尽。又欣赏李斯“督责之书”，认为“杀人众者为忠臣” [48]。最后，李斯亦被处死。

这一特点应该是相对符合实际的，杀包括李斯在内的众老臣以及扶苏当无疑问，杀诸公子或亦有其事。唯“督责之书”既伪，则所谓“杀人众者为忠臣”的标准亦当是夸大。秦二世元年文告云：

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流罪，今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分县赋援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

以元年十月甲午下，十一月戊午到守府。[49]

可见，至少在官方辞令上，秦二世并未以刑杀耀世，其公开宣扬的原则是符合仁、义等传统理念的。[50]

 

综上可知，《李斯列传》对二世形象的塑造并不合常理，尤其在“只知享乐”和“愚蠢痴呆”这两点上，更是被严重捏造和夸大了。二世贪图享受或有其事，但不至于公开宣扬；二世政治才能大约有限，但不至于马、鹿不分，“自以为惑”。

《秦始皇本纪》中虽然也掺入了不可信的内容，但相较《李斯列传》而言，所叙的二世事迹相对可信，被改动的应该较少。

比如，杀大臣及诸公子一事，《秦始皇本纪》载二世的问话是：

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51]

虽不失阴戾之气，但基本是一正常人的理性思维，较之《李斯列传》中只知玩乐的二世，要正常得多。

再如，责李斯等人的言辞，虽然也掺入了“韩子曰”之类不可信的言辞，但剥离这部分谬论，后面确实有对李斯等人的责难：

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竟，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52]

较之《李斯列传》中完全不知所云的“责问”，显然要合理得多

 

而且，《李斯列传》中描述的二世形象并不统一。“燕居”时用道家语，责李斯时用韩非语。如果说这两点还能用韩非思想与黄老同源解释的话，沙丘之谋时二世俨然一儒家信徒，绝不似一暴戾阴狠之人，又当何解？同样，李斯在沙丘之谋时亦尽儒家语，和建议焚书的上书、“督责之书”尽不同，和后面的狱中叹词倒是有些相似。这些驳杂而冲突的思想亦当是《李斯列传》后半部分遭众手窜乱所致。

此外，关于二世和赵高的关系，显然也是《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更为合理。长期以来，人们囿于《李斯列传》中的记载，认为二世蠢笨愚呆，只知贪图享乐，完全是赵高的傀儡。然而，如果真是这样，在秦廷已风雨飘摇，旦夕不保的情况下，赵高又有什么动机去弑君呢？

关于这件事，《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要合理得多：

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二世……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高惧，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谋曰：“上不听谏，今事急，欲归祸于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婴。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 [53]

陈世《论秦二世不是赵高的傀儡》据此认为，二世尚具有相当的威慑力，并非赵高之傀儡，[54]个人完全赞同这一观点。当时二世对朝政应仍有相当的影响，赵高之杀二世，并非野心包天，而是因为实实在在的面临死亡的威胁。其发动望夷之变，不过兔死狐悲，恐重蹈李斯覆辙而已。按此记载，赵高杀胡亥亦未敢计划自立，而是要立子婴，这也是符合现实情况的想法。[55]

 

综上，可知我们旧有对秦二世的认识有很大的误差。二世确系一暴戾狠毒之人，但“只知享乐”、“愚蠢痴呆”这两点则系后人夸大。二世以青年即位，对长兄与老臣颇不信任，在杀扶苏之后，又将蒙毅、蒙恬、冯去疾、冯劫、李斯等重臣先后杀害。赵高在其中起的最多是推波助澜、落井下石的作用，而并非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最后，二世因关东起义事逼问赵高过急，反被铤而走险的赵高发动宫廷政变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