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原统治的多民族融合的统一中央王朝。元代东西交通发达，自全国境内通向中亚、东亚、欧洲的驿站交通非常发达。古人把交通事业形象地比喻为人体的血脉。血液循环失常，人将失去健康甚至死亡。同样，交通通讯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成吉思汗西征之后，沿西征路线设立驿站，为中西商业贸易往来、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的驿站交通网络。继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诸部族建立大蒙古国之后，其孙忽必烈将蒙古汗国的统治范围扩大到中原地区，南征大理、灭南宋，统一中国，建立了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一体化的大元帝国。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驿站交通，并命高丽也设立驿站交通。

忽必烈统治时期制定的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宗教文化开放包容政策等一系列的治国理政国策，为元代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元代大力发展交通驿站建设，并从地方到中央设立相对应的馆驿、客馆，为元朝中央政府与中亚、西亚、东欧、东亚、南海诸国的人员往来、朝贡贸易及文化交流，提供了通达的交通网络和便捷的食宿条件。在中原王朝与周边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蒙古国时期及元朝的驿站、客馆的建设及其规范的管理制度，对元朝统治者在政治上统一与管理多民族国家，在元代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流，中外使臣交往，丝绸之路的畅通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元代的驿站和客馆成为元朝与边疆民族、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重要平台。

一、 从元代急递铺、站赤说起

元代的驿站有站赤、急递铺和递运站。有马站、水站。元代在继承前代急递铺、驿传的基础上，将驿站交通扩大到全国范围之内，并形成有效的规章制度。元代以前，中外已有传递公文、传送军事情报的邮驿或驿传。

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波斯就建立过传递急信的邮政驿站，设有待命的信使和驿马，一站接一站的传递公文或信件。大流士王朝时期，为控制全国，波斯帝国建立了完善的驿路网，其主干线西起小亚半岛，东到首都之一的苏撒，全长2400公里。波斯的驿站交通网，后来影响到罗马帝国修建驿路，其修筑驿路的技术及工具都来自于波斯。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为中国驿站的形成提供了便利条件。西汉时期烽火燧是为军事通讯服务的，驿置只限于传递文书和公文。交通方式以轻车快马为主。到了东汉时期，将车改为快马。隋朝加强驿、馆的同时，增设了急递铺，专门传递紧急军务。到了宋代急递铺、驿传更加健全。元朝继承宋朝急递铺、驿传旧制，并专门设立管理驿站的中央机构通政院。元代的驿站交通对明朝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朱元璋建立明朝初期，在元朝驿站制度基础之上，恢复和重修驿路，将元朝的站改为驿，在全国范围内设立水站、水马驿、递运所。

元代的交通事业有空前的发展，元朝政府建立了遍及全国的驿站制度，水陆站共计1500处左右。驿站以大都为中心，沿着几条交通干线，一直通达各边疆地区。元朝政府建立驿站，是为了“通达边情、布宣号令”，用以加强统治。但客观上对加强全国各地的联系，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元代的驿站也被称为站赤。是蒙古语“jamci”的音译。蒙古语“jamci”的词根是“jam”（站）具有道路、交通之意。“jam”（站）添加形成名词的词缀“ci”，形成新的名词，表示从事这一职业之人。站赤实指管理驿站之人，还具有向导的意思。但是，元代的站赤有时也指驿站的管理制度。陈高华先生指出：“元代的站赤，原意为管站的人，但又常常被用来泛指站的管理制度”。因此，元朝与唐宋不同，将汉语的驿传之名称改为含有蒙古语意的驿站或站赤，而且，站赤除了指管理驿站之人之外，还有泛指驿站制度的意思。

关于蒙古人最早利用站（“jam”）或站赤“jamci”始于何时，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其详细情况尚不清楚。但是，从唐宋以来北方游牧政权也有驿传的情况来看，蒙古人与北方游牧民族相接触、相互交往的过程中，理应有一套自己的交通体系。自成吉思汗时期开始，大蒙古国在汗国境内普遍设立驿站，由万户管理驿站事务。给驿站配备一些人和牲蓄，并配送食物等。这一时期，过往的使臣或传递军事情报者，可以持成吉思汗圣旨令牌，可以换乘铺马。窝阔台汗时期，建立驿站制度，并将驿站交通线路扩大到四大汗国境内。贵由汗、蒙哥汗时期，蒙古帝国的驿站，对东西方使者及人员往来方面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作用。大蒙古国时期，各地的驿站交通发达，各地的道路被连在一起，被阻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欧亚道路重新开通。

忽必烈统治时期，在蒙古帝国驿站的基础之上，在全国范围之内实行驿站制度，以元大都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贯通东西、南北的较为发达的交通网络。自元大都向南河南行省、四川行省、云南行省、湖广行省、江西行省、江浙行省等，均设立驿站；向西陕西行省、甘肃行省伊始，直到四大汗国境内，均设立驿站；向东辽阳行省设有驿站；向北则自大都到上都，再到岭北行省，均设立驿站。在元朝全境内自大都向四周辐射出严密的驿站交通网络，在全国范围内水站、陆站多达1500处。

元代的驿站制度，在合理的距离内，在适当的地点设立站点，通过一系列的站点将交通线路连接起来，形成全国范围内的驿站交通网络。每站有一定数量的人员和交通工具，并有专门的房舍，负责接待来往的使臣，使臣必须持有专门的证明文书，才能在驿站住宿或利用驿站的驿马等交通工具，并得到驿站提供的定额的饮食。元代的驿站每60里左右设一站，过往使臣或王公贵族需持有圣旨令牌或铺马圣旨，同时有官府出具的证明文书，方可在驿站换乘铺马，并享用政府提供的首思（sigüsü）（按例分到的食物，汉语称为“祗应”）。

除驿站之外，忽必烈时期，还设立了急递铺。急递铺是元代官方邮驿系统，每10到15里或25里设一铺，设专人传递文书或军事情报。传递速度按一昼夜计算，一昼夜400至500里，加急时也有达到一昼夜700到800里的速度。元代的急递铺只有持有海青令牌者可以换乘铺马，并有专用驿道传递公文或军事情报。急递文件盛在匣子里或放到软绢布背囊内。

元代除驿站、急递铺之外，还有运输货物的递运站。分为马运、水运和车运等不同交通方式。

负匣骑马俑（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藏）背囊骑马俑（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元代的急递铺、驿站制度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已经确立。忽必烈之后，其继承者也多次规范元代的急递铺、驿站制度。有元一代，急递铺、驿站、递运站，在元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元代会同馆的设立及大都的繁华

元代的会同馆除了做为中央客馆，为中外使臣提供食宿之外，同时做为元代驿站交通的总枢纽，在元大都为中外使臣提供物品交易、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自古以来，中原王朝与周边的民族、国家有着密切的交往。历代中原王朝及北方游牧政权，在其统治时期，均设立过中央客馆，为四夷朝贡往来提供便捷条件。汉代的鸿胪寺、隋唐时期的四方馆、北魏时期的四夷馆，均有着接待四夷或外国使臣的客馆的性质。

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后，注重以儒家思想治天下，实行汉法。继位之初诏谕海内、四方，希望海外诸国来朝亲觐。为了给外国使臣、四夷宾客，归附的远人提供食宿的便利条件，至元十三年（1276）元代开始在中央设立会同馆，为远道而来朝见元朝皇帝的四夷宾客、外国使臣、归附人、诸王、驸马提供便利条件。同时，会同馆为外国使臣、朝贡人员提供译官、馆伴，为诸国使臣、朝贡贸易者提供经贸交易、文化交流的场所和条件。元代在会同馆设立专门的官员管理海内外远道而来宾客的事务，并设立蒙古、回回必阇赤（“bicigeci”）怯里马赤（“kelemerci”），即译使和通事，供四夷来客、外国使臣翻译之需。

元代的会同馆不仅是四夷、外国朝贡使臣居住的地方，而且，也是四夷、外国朝贡使臣、官商进行商品交换、贸易往来的地方。诸国使臣、商家汇聚于此，在馆伴、怯里马赤的协助下完成官方的贸易。元代四夷、外国朝贡使臣以官方名义携带商品，在会同馆进行交易，并从中央政府得到相应的赏赐。因此，元代会同馆的设立，对元代商业贸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四夷、外国使臣、文人居住会同馆期间，也与馆伴、陪同使臣进行诗歌方面的交流与切磋，为促进元代文人与外国使臣、文人学士之间的文化交流，及相互之间建立友好关系提供了平台。

元代会同馆为四夷宾客、外国使臣提供较为稳定的食宿场所，坐落在元大都。元代以前，辽朝燕京设立会同馆，金朝沿袭辽制也在中都设立会同馆，做为接待外国使臣的中央客馆。元朝沿袭辽金旧制，在大都设立会同馆，接待外国使臣及诸方宾客，使元大都非常繁荣。元大都作为元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常接待来中国参观访问的外国使节、传教士、旅行家和商人。元朝政府建立了以大都为中心的站赤制度，在全国共设站赤一千余处，远至今天的新疆、云南、西藏、俄罗斯的蒂尔等地，都有站赤。元代自大都向四周的驿站交通发达，东西交通非常通畅，使周边诸部落、民族及诸国与元朝保持密切的联系。元大都在农业、手工业、商业、水路交通方面均非常发达。尤其，元大都做为北方最大的商业活动中心，商铺林立，商品玲琅满目。诸多国家与元朝进行朝贡贸易往来，有不少外国商人到元大都进行交易活动，全国各地及外国商品聚集到元大都，使大都的商业贸易非常繁华。

元代的驿站交通与其相匹配的中央客馆及地方驿馆，由官府为往来使臣、四夷朝贡人员提供食宿等便利条件。使臣根据文书和凭证乘驿马或在译馆食宿。有元一代，来到元大都的外国使臣、游客、商人、僧侣，文人、画家、诸王、公主、驸马、世子诸色人等非常之多，各国使臣、文人、僧侣络绎不绝地来到元大都，在这里进行商品的交换、文化交流，使当时的元大都成为各国商品集聚、各种文化融合、各种宗教盛行，极为繁华的国际大都市。

三、 元代驿站、客馆的特点及其功能

元朝海外交通发达，疆域辽阔，超过汉、唐以来的疆域。《元史》记载：“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越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元朝将驿站扩展到全国范围内。元朝境内民族众多，广袤的草原地带有游牧民，在中原、江南地区有诸多的农耕民，在东北森林地带分布着渔猎民。在这种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全国各地驿站的管理人员、马夫的配备定是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定。元代专门有站户负责驿站的马匹、食物。中原汉地由汉人充任站户，而草原地区的站户由牧民承担。东北森林、冰雪地带则用狗站。

元朝统治者是草原游牧民族之一的蒙古人，忽必烈虽注重汉法及儒家文化思想，但是，元代的驿站、客馆的管理及形成制度过程中，既继承了唐宋以来驿传的传统，还具有一定的蒙古文化因素。元代的驿站、客馆有些地区有着游牧文化因素，有些地区有着农耕文化特色。

元代设立专门的机构和官员负责监督驿站事务。元代通政院的官员多由蒙古、色目官员担任。党宝海认为这一现象与元代四等人制有关，明显有着民族等级差别或民族歧视色彩。笔者不赞同这一观点。事实上，元代驿站的圣旨令牌为八思巴字蒙古文令牌、铺马圣旨和证明文书也应该以蒙古文书写。因此，通政院的官员多以蒙古人、色目人充当，理应看重的是他们精通蒙古语这一条件。元代也有汉人精通蒙古语而被任命为脱脱禾孙的例子。因此，不难看出，通政院官员以蒙古人、色目人为主只是一种语言方面的需要，并无参杂民族等级或民族歧视色彩。脱脱禾孙（“todquγulsun”）是元朝在事务繁忙的驿站设立的查验乘驿公文的官员。因元代的驿站所需圣旨、公文均以蒙古文书写，充当脱脱禾孙者要求精通蒙古语言文字。与驿站相同，元朝在中央设立的客馆会同馆也配备了蒙古、回回翻译人员。为蒙古统治者与外来使臣、归附远人之间起到语言媒介的作用。

八思巴字乘驿圆牌（甘肃省博物馆藏）

元代蒙古人的饮食文化以肉食和奶制品为主。虽然肉食范围较广，但是，主要以羊肉为主。来往于元大都以及居住在会同馆的也有许多来自中亚商人或伊利汗国的使臣信奉伊斯兰教，他们也习惯于吃羊肉。蒙古人喜欢和酸马奶。元代驿站、客馆为过往使臣提供饮食也受到蒙古饮食文化的影响。即元代驿站提供给使臣的“首思”（蒙古语sigüsü的音译，汉语中称为“祗应”，到了明代会同馆称为“下程”）具有着一定的游牧文化色彩。元代提供给四夷宾客、外国使臣的食物中肉食以羊肉为主，没有羊肉的情况下以鸡肉来替代。饮料中还有酸马奶。尤其，北方的驿站、客馆充分体现了游牧民族的饮食文化习惯。蒙古语中“首思”（sigüsü）的本意其实是指宴席中出现的全羊。因此，元代驿站提供给使臣的饮食以“首思”（sigüsü）为份例，应该提供的肉食主要是羊肉有关系。

从元代驿站、客馆的功能来说，首先，元代的驿站担负着军事功能。成吉思汗将蒙古驿站延伸到西域，蒙古西征的军事情报、信息均由蒙古驿站得以传递。长春真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也是利用驿站，途中换乘驿站的铺马、在沿途驿馆食宿，才顺利西行。使全真教捷足先登，成为北方宗教中最早受蒙古统治者青睐的一支，全真教也由此开始步入其鼎盛阶段。元朝的驿站具有为元朝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商业、物流、宗教、文化服务的多重功能。元朝的官员、王公、驸马，中外使臣均可利用驿站。尤其，外国使臣、朝贡人员不仅能够利用驿站换乘马匹、得到食物、住所，而且，驿站的马夫带路，有着向导的作用。元朝商业发达，元大都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来自五湖四海的商品汇聚元大都，以此为集散地再向四面八方流通。元代又是多种宗教文化兴盛时期，在元代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盛行，这些道士、僧侣等宗教人士也利用驿站，在大都、江南、西藏等地自由穿梭。元代驿站、客馆为元代宗教文化兴盛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四、 元代丝绸之路畅通及经济文化交流

关于丝绸之路，中国学者中刘迎胜师较早做了研究。他指出：丝绸之路起源于各人类文明中心之间的互相吸引。丝绸之路是指东起我国，西至西非欧洲的古代商路。其中从中亚至地中海的部分可称为中间部分。考古学家曾在公元前三千纪末的西亚古代遗址中发现过天青石（又称为青金石）。经过研究发现，这种天青石是产于阿富汗的丛山之中的一种半宝石，这证明中亚通往西亚的民间商路早已存在。波斯帝国的中央集权统治制度的建立和驿路系统的完善，使地中海东岸地区到中亚的交通变得更为便利，这就为后来丝绸之路的开通创造了条件。学界关于丝绸之路的最早提出，普遍认为是1877年李希霍芬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ef gegründeterstudien）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silk road)一词。但是，鱼宏亮根据俄罗斯历史学家叶莲娜·伊菲莫夫娜·库兹米娜的研究，对李希霍芬第一次使用丝绸之路的观点提出了置疑。叶莲娜·伊菲莫夫娜·库兹米娜认为早于李希霍芬在公元4世纪早期的马赛林（Ammianus  Marcellinus）的《历史》第23册中，第一次出现过丝绸之路的名字，李希霍芬使用“丝绸之路”一词属于再发现。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波斯帝国的兴起，使东到中亚西达地中海的土地连成一片，大大便利了人类东西交通，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蒙古西征之后，在波斯建立伊利汗国，并设立驿站系统，并开通了伊利汗国到元朝的驿站交通，为元朝与中亚、西亚、欧洲的人员往来、信息沟通、物资运输提供了重要的交通网络。

蒙古兴起之前，由于西夏的缘故，辽、金时期，丝绸之路一度受到阻隔。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经由漠北地区的草原丝绸之路前行。成吉思汗西征灭西夏、讨平西辽之后，丝绸之路经由河西走廊通往西域之路重新畅通，加之畏兀儿亦都护归附成吉思汗，更使中原通往西域的中西交通线畅通无阻。加之，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时期，蒙元政府大力发展、建设中央到地方各级驿站、客馆，使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均得以空前的繁荣发展。

元朝与四大汗国之间的驿站交通通畅，使阿拉伯、波斯科技文化传播到中原和草原地区。色目人札马剌丁绘制大元帝国辖区内及四大汗国在内的地图，使元代的人们开阔眼界、增加了地理知识。西域、蒙古、汉儿饮食文化相互影响。元代的西域食品秃秃麻食也在蒙古地区久为流传，深受蒙古人喜爱。蒙古饮食中虽没有保留秃秃麻食这一名称，但是，以猫耳朵的名称流传至今，并多以荞麦、莜麦面制作。

元代实行开放的民族政策，对各种宗教采取各随本俗的政策。西藏萨迦派在元朝地位特殊，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尊佛教为国教，致使西藏宗教僧侣利用元朝的驿站，往返与元大都与青藏高原之间。虽然，有时肆意使用驿站及驿馆，但是，这些僧侣在元朝藏传佛教传入内地起到了很大作用。

元代海上丝绸之路也非常发达。由于元朝驿站有水站，大都的货物通过大运河输送到泉州、广州、宁波等港口，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往东亚、中亚以及更远的欧洲。东南亚、印度的香料，西洋的布匹等各种物品也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输入到元朝港口，再经元朝驿站输送到全国各地，为元代的海洋贸易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元代的海外贸易的兴盛，远超过了汉唐时期。

随着元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大量的阿拉伯、波斯、印度商人、游客进出广州、泉州等港口城市，使异国文化、生活情调传播到南方的港口城市。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等多种宗教也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以及元代驿站交通网络传播到泉州、杭州以及中原、蒙古地区。按照马可波罗的话说，元代是理想的国家、人间天堂。可以说，13－14世纪元代的经济文化是非常发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