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历来学者们对中国东北部特别是辽宁省西部和内蒙古中南部考古学资料的讨论，主要是围绕辽宁式（琵琶形）铜剑文化展开的。其关注点集中在辽西地区青铜文化的承担者，以及分布于大凌河以东至辽东地区的辽宁式铜剑文化的族属问题。

据中国先秦文献记载，公元前8-7世纪，活动于辽西地区的种族是山戎和东胡族，其东边才是濊貊和朝鲜，而辽宁式铜剑的集中分布区位于山戎族活动的辽西地区。至于辽宁式铜剑的起源地是辽西还是辽东，还需要学界进一步研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其使用地区主要是辽西地区。因此，可以说主导辽宁式铜剑文化的民族应该是辽西地区的山戎等诸戎狄。

在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辽宁式铜剑出土相对较少。辽东地区只要有铜剑出现，就认为是辽宁式铜剑分布区，就都是韩国最初国家古朝鲜的领域，这是一种恣意的、浅显的历史认识。

要想搞清楚中国东北地区的考古学资料和住民集团，就要了解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东北地区的文明经过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与何种地域集团相关联而发展的。

本文整理了笔者一直关注的辽宁地区即南满洲一带的青铜器文化和初期铁器文化遗址，概述了他们与濊貊、古朝鲜的关系，从而对韩国青铜器文化的源流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在东亚历史的大框架中去理解韩国古代史和古代文化。

一 

辽西地区青铜器文化的特点 

1. 地域特点 

在辽西地区发展的青铜器文化，虽可设定为一个大的文化圈，但同时带有地域特点。过去人们主要是通过青铜短剑的形式分类，来把握辽宁地区青铜器文化的地域特点的。因为有特点的青铜短剑分布区是限定的，所以可以划分为青铜短剑分布区和非青铜短剑分布区。而青铜短剑分布区又没有明显的界限，比如在一些区域里出现一定样式的铜剑形式，但在另一区域里则是好几种铜剑形式混合出现。我们通过考察铜剑的属性及一同出土的其它遗物，就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其地域特点。

辽宁式铜剑作为代表地域特点的标准遗物，其剑身和剑把是分别铸造的，之后将它们与剑把头饰组合起来，就完成了一把剑。根据剑身、剑把和剑把头饰的样式，以及各自组合、排列的方式，形成多样的形式分类和编年案。中国学者林沄提出的分类案，包括典型形式到派生形式，产生了多种变化。

本文试以多数学者认可的公元前10-6世纪（春秋末期）所使用的典型的辽宁式铜剑（林沄的A型剑身）为例，考察其地域特点。

通过考察青铜短剑、陶器及其它青铜遗物，可以将辽西地区的文化再细分为冀北地区、滦河流域、老哈河流域、努鲁儿虎山南部地区、朝阳地区等五个不同地域特色的文化。

1)銎柄式直刃剑的发源地——冀北地区 

冀北地区（华北平原的东北部）是周代燕的中心区域，这里存在形式各异的铜剑。短剑的出现大概是在西周初期的公元前10世纪左右。在北京市昌平白浮村的两座木椁墓中，出土了六把卡拉斯科式短剑。另外，在董家林村遗址第52、53号墓中，各出土有柄式铜剑1把和2把。在这些有柄式铜剑中，发现好几个初期形态的銎柄式直刃剑，表明这里就是銎柄式直刃剑的发源地。
 

这里的铜剑样式与燕的周边流行的铜剑样式不同，具有中国特点，因此这种铜剑样式属于东周铜剑系统的可能性很大。另外，这里出土的有柄式剑，与鄂尔多斯式铜剑文化有很深的关系，还影响了西拉木伦河流域的銎柄式青铜短剑文化的形成。总之，这一地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同时对西拉木伦河等辽西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通过考察这里出土的文物的组合，可以发现这里是内蒙古系统集团的住地。

2）出土辽宁式铜剑和鄂尔多斯式铜剑的滦河流域 

与冀北地区不同，华北平原东北部的南侧即七老图山南麓和流淌于燕山的滦河流域，存在着更加复杂的铜剑形式。这里出现更多的辽宁式铜剑剑身，还出现鄂尔多斯式铜剑，还有剑身为辽宁式铜剑的曲刃，剑把则为鄂尔多斯式的剑，以及有銎部，剑身为直刃，剑格上有齿的剑。

从这里出土的三足器（鼎、 鬲、甗等）和红褐色磨光陶器来看，可以认为是广义上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但是，单从青铜短剑和出土文物来看，辽西内部又有自己的特点，显然它与冀北地区不同，属于辽西的土著戎狄集团与冀北地区的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形成地域集团的差异。

3)出土独特的铜剑样式的老哈河流域 

努鲁儿虎山以北的老哈河流域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中心区域。夏家店上层文化有家畜出现，是以定居农业为基础的，这里出土的石刀和有孔石斧，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这里的青铜器代表中国青铜器的地域变化，特别是这里出土的青铜鼎、簋、鬲、尊、卣、盘、簠等，是辽西地区独有的，是通过北京昌平白浮村和唐山琉璃河等地区，接触殷代中国文化的结果。

在老哈河流域的代表性遗址南山根遗址里出土了7把青铜剑，其中一把具有典型的辽宁式铜剑剑身，但没有剑把和剑把头饰。另外，还出土了在米努辛斯克盆地盛行的卡拉斯克文化系统的铜剑5把。特别是出土了具有辽宁式铜剑剑身和不属于任何卡拉斯克系短剑样式的独特的铜剑样式，其剑把和剑身是一同铸造的，剑身为曲刃或直刃，剑把有的呈锯齿状。

小黑石沟遗址位于老哈河上游黑里河川南岸，在其中的长方形石椁墓中，出土了与南山根遗址相同的青铜短剑，还发现400多个青铜器和少量的石器、金器和骨器等。

笔者曾于1997年夏天和2007、2008年三次踏查小黑石沟遗址，该遗址位于距离老哈河不远的低丘陵地带，在遗址周边的丘陵和田地里，散落着建造石椁墓所用的大量石材。

在以小黑石沟遗址和南山根遗址为代表的老哈河流域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域里，伴随辽宁式铜剑出土了大量銎柄式曲刃短剑和直刃匕首式铜剑。特别是出土了铜镞、铜戈、铜鉾及青铜头盔等武器类遗物，表明这里曾经有武装势力，住民之间的征战频繁。

从这里出土的青铜遗物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鄂尔多斯地区和冀北地区的文化影响。但是，单从铜剑剑身的曲刃来看，受到辽宁式铜剑文化的影响仍很大。过去，学界对于銎柄式青铜短剑中的卡拉斯克铜剑要素，主要是从中国的影响中去寻找原因，最近则是从卡拉斯克地区去寻找源头。单从铜剑来看，銎柄式铜剑是与中国北方地区的文化有关联的遗物。

4）喀左、凌源地区的辽宁式铜剑 

从河北省东北部到滦河流域的喀左南洞沟、凌源三关甸子等地，在历史上是商朝系统住民进出东北地区的一个据点，这里分布着受中国和内蒙古土圹墓影响的土圹竖穴墓，还发现了不少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储藏坑遗址，但是越过七老图山到达夏家店上层文化中心区，则逐渐减少。在夏家沟、喀左南洞沟等公元前5世纪以后的战国遗址中，发现了在前一阶段见不到的铸造的剑把。

从总体来看，这里属于老哈河流域夏家店上层文化，但是在地理位置上，它位于从北京进入辽东地区的辽西走廊的中心区，所以受到商周青铜文化和中国北方系文化的双重影响。特别是在这里发现了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表明这里曾经居住着孤竹、令支等隶属于周的戎狄集团。

5）大凌河流域朝阳地区的典型的辽宁式铜剑 

夏家店上层文化不但分布于赤峰夏家店和宁城南山根等中心区域，而且向东分布于大凌河流域的朝阳、锦西和辽河平原一带。在朝阳十二台营子、锦西县乌金塘、北票市一带，出土了具有辽宁式铜剑剑身的铜剑，以及其它带有奇异装饰的青铜制品。

这一地区比起辽西的山地地势较低，以这里的平坦区为中心，夏家店上层文化与辽东的农业文化结合在一起。这里出土的青铜器及其它遗址、遗物，既有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有北方游牧文化的影响，还有辽东农耕文化的因素混合在一起，表现出多样性。这个地区属于戎狄集团的最东边，山戎族以大凌河、医巫闾山为界，与东边的濊貊族相邻而居。从大凌河以东的医巫闾山至东边的辽河流域之间，则是一个文化接触区，是一个居住者不多的空白地带。

<图3> 中国东北地区古代文化圈 

(A)夏家店上层文化 (B)辽宁式铜剑文化(C)西团山文化 

(D)白金宝文化 (E)团结文化 (F)小营子文化 

2、辽西地区的住民集团与戎狄（山戎） 

公元前1000年纪至公元前8-6世纪，以中国东北部长城地区为活动舞台的少数民族集团，统称戎狄。这些戎狄并非隶属于某一个势力，而是保持各自独立的生活。

在先秦文献里，孤竹、令支、屠何等种族是以戎狄的名称出现的，其中，孤竹与箕侯铭的青铜礼器一同出现，叙述其与箕子朝鲜有关。

除了山戎以外，文献中出现的孤竹和令支，虽有不少商族在里边，但主要还是戎狄系统的住民。孤竹则是商的侯国伯夷和叔齐的国家。

据文献记载，山戎在孤竹国的北边，孤竹与令支一起在辽西地区。 如《韩非子》说林记载，齐桓公征伐入侵燕、齐的孤竹和山戎。《汉书》地理志记载，孤竹和令支位于辽西地区。

综合诸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孤竹国位于今天的河北省迁安即渤海沿岸，其东边与辽宁省兴成县相接，北边与辽西北票市一带相接，一直到达内蒙古敖汉旗的西南。

最近在辽西喀左县发现的商周时期的储藏坑遗址，可以作为文献记录的旁证。其中出土了带有“孤竹”铭文的青铜礼器，如青铜“亚微罍 ”的铭文中有“父丁（孤）竹亚（微）”的字样，这里的“（孤）竹”似为“孤竹”，即商代的“孤竹国”。这一青铜礼器铭文表明确实存在商的“侯国”，而孤竹国位于以辽西喀左县为中心的地区。

综合分析迄今为止有关辽宁地区青铜器文化的研究成果，文献中以山戎为中心的戎狄的活动年代和地区，以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等，可以得出它们与辽西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大体相符。

与山戎活动时期的戎狄相对应的辽西地区的考古文化，就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主要分布在山谷之间，这一点与“山戎”这一名称也相符。特别是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墓地中，发现了大量铜鉾、青铜短剑、铜刀等武器，这也与戎狄擅长征战的事实相符。

“朝鲜”的名称最早见于史料的是《管子》和《史记》等文献，其中记载“朝鲜”的活动相对较少，而记载“山戎”的内容相对多些。从先秦文献来看，公元前8-7世纪，活动于辽西地区的主要政治势力是以山戎为中心的令支、孤竹、屠何等戎狄集团，其东边才是濊貊集团的朝鲜。

二 

辽东地区青铜器文化的 

地域特点及其承担者 

1、 辽东地区初期青铜器文化的地域特点 

辽东地区位于从辽西进入吉林及朝鲜半岛的交通要道，文化交流和传播异常迅速，这些使它容易接受辽西和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再把这些文化传给吉林及朝鲜半岛。与此相关联，辽东地区的青铜文化不但呈现出复杂多样性，而且其内在要素的变化也是异常迅速的，随之，文化要素的特点也不易把握。

辽东地区青铜文化的代表性遗物是辽宁式青铜短剑，比起辽西地区出土的剑，其剑身稍短，中间突起的下半部稍宽，属于形式分类中的初期形式。从青铜器的制作和文化变迁过程来看，辽西要领先于辽东，经历由辽西向辽东传播的过程。有的学者认为，由北韩学界划分为初期形式的铜剑不具有实用性，不过是处于“宝器化”或“仪器化”阶段的装饰品而已。要想了解辽东地区的辽宁式铜剑是否处于青铜器时代的初期，还要考察一同出土的其它共伴遗物，以及与周边的青铜文化做一个比较，这才是重要的和行之有效的办法。

在辽河中游新民市一带的青铜器时代墓中，出土了无纹红陶壶和三足杯，这种文化被称作高台山文化。在高台山文化的分布区出土了很多灰褐陶，在鬲、甗等三足器上还发现有绳席纹的装饰，与此相同的器具在相邻的辽西夏家店下层文化中也有发现。

早期高台山文化，其特征和分布区都是很明显的。从高台山文化出土的青铜制工具和武器来看，它属于辽东地区先进的青铜文化。这一地区之所以能够发展先进的青铜文化，是因为所处地理位置有利于吸收辽西地区的先进文化。

辽河中游的早期青铜器文化，随着高台山文化在末期住民集团的迁移，形成为顺山屯文化。另一方面，高台山文化的一部分集团，向辽河以西经过阜新、库伦，越过医巫闾山，定居于大凌河流域，在这里与当地的土著融合，创造出魏营子文化。

如上，辽东地区早期青铜器文化的代表高台山文化，在辽河北边铁岭地区发展为顺山屯文化，再发展为使用辽宁式铜剑的新乐上层文化，从而使辽河中游地区进入新的青铜器文化的时代。

新乐上层文化意味着辽东地区进入青铜器文化的发展阶段，到了这一时期，在整个辽东地区，支石墓和石棺墓相当普及，而且使用着辽宁式铜剑。从前一阶段发展而来的不同的文化类型和住民集团，都被包括在了辽宁式铜剑文化当中。

在辽宁式铜剑发展时期，从辽东到吉林直至朝鲜半岛，居住着一群葬有弦纹壶和深钵形瓮的住民集团，这些陶器最初发现于平安北道义州美松里，故被称作美松里形陶器。在一定区域里它表现出定形化的特点，所以被称作美松里形陶器文化。

美松里形陶器，不但分布区域广泛，而且形态多样。其最早形态是在浑河流域的石棺墓中发现的，相当于辽东地区开始铸造铜剑和铜斧的时期，即公元前8-7世纪，下限为公元前4世纪左右。

在辽东，美松里形陶器的分布区大致与支石墓、石棺墓、辽宁式铜剑的分布区一致，还与其后出土的明刀钱的分布区大致相同。这一地区自青铜器时代以来一直居住着濊貊族，因此，可以认为拥有美松里形陶器的住民集团是濊貊系的。从政治体而言，可以把它和古朝鲜联系起来。

< 美松里型土器(上) 和 陀螺形土器(下)> 

据迄今为止的资料，可以把辽东地区下辽河平原的文化分为三个阶段，即高台山文化、新乐上层文化、郑家洼子文化，它们之间的文化继承性比较明显。

特别是第二阶段的新乐上层文化，相当于公元前1000年纪左右的商周时期，此时开始出现支石墓、石盖石棺墓、积石冢、辽宁式铜剑等，在把握编年和继承关系方面，是极为重要的时期，但缺乏可断定年代的确切资料，因此区分系统仍较困难。

2、辽东地区的青铜器文化及承担者 

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辽东和辽西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发现的三足器和绳席纹装饰，影响到了辽东下辽河平原，成为以新民市为中心的高台山文化的重要文化要素。举个例子，在抚顺市望花遗址出土青铜环首刀的文化堆积层里，发现了掺有沙粒的红陶片和三足器，所占比重很大，还发现了不少鼎，表明辽东抚顺地区从很早开始就受到商周青铜文化的影响。

从公元前8-7世纪到公元前5-4世纪，以辽阳二道河子支石墓为代表的辽宁式铜剑文化，伴随着青铜斧和青铜凿的出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元前8-7世纪以后，辽东地区进入辽宁式铜剑文化阶段，和辽宁式铜剑一起出土美松里形陶器。

这以后，辽东地区出现与辽宁式铜剑一起使用支石墓和美松里形陶器的现象。在支石墓中北方式支石墓（桌子式支石墓）在一定区域里，即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西北部，呈现密集分布的状态。

在中国人的眼里从很早开始，黄海以北沿岸地区就属于东夷族的居住区，被认为是“夷秽之乡”。据文献记载，在辽西地区活动的种族是以山戎为代表的戎狄，其东边是濊貊和朝鲜，因此，可以认为葬有辽宁式铜剑和美松里形陶器的住民集团是濊貊系的。

3、辽东地区的青铜器文化与古朝鲜 

中国学者林沄认为，辽宁式铜剑分布区，伴随铜剑出土的如扇形铜斧、圆形牌饰、多钮铜镜等青铜器，虽表现出某种亲缘关系，但没有可称得上统一文化的标志性东西。这表明，要想把辽东地区的青铜文化看作单一种族的文化，尚缺乏统一性。

同样地，把中国古文献中的早期古朝鲜，与辽东地区的青铜文化联系起来，还需慎重，只有进一步深入探讨当时的资料后，才能下结论。比如，北韩学界以琵琶形铜剑和冈上墓、楼上墓的殉葬为例，指出古朝鲜是以辽东地区为中心的奴隶制国家，这不但缺乏说服力，而且不能反映古朝鲜的实际情况。

如果把辽东地区青铜文化的变化过程，与当时的种族迁移联系起来，就能更加清晰地看到辽东与古朝鲜的关系。总起来看，辽东地区的初期青铜器文化，是在中国商周青铜文化和中国北方式青铜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发展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的。比如，在法库县湾柳街出土的鹿首刀、环首刀及把端有孔的刀，在抚顺市望花遗址出土的刀子等，都属于辽东地区辽宁式铜剑以前的青铜器。远的来看，它们与贝加尔湖沿岸出土的遗物类似，近的来看，与辽西地区的初期北方式青铜文化有关联。到了公元前8-7世纪，辽东地区发展为葬有辽宁式铜剑和美松里形陶器的石盖石棺墓、支石墓文化，即带有被称作“美松里形陶器文化”或者“壶文化”的辽宁式铜剑文化的特征。

到了公元前5-4世纪，辽宁式铜剑文化受到中国战国时期文化的影响，发展为沈阳市郑家洼子遗址和辽阳市二道河子遗址那样带有土圹墓的早期细形铜剑文化。表明伴随着中国势力的进入，濊貊系住民集团内部发生了迁移和变化。

4、朝鲜侯的成长 

支石墓是由辽东地区的有力集团建造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性质，反过来，要想了解有力集团的社会属性，就应考察支石墓的特征。

小型支石墓集中分布形成一定的墓域，中间有大型支石墓的地方，就是古代文献中的小国的邑落或者国邑的前身——优势集团成长的地方。据《管子》轻重甲篇记载，这些势力不断成长，并与汉族发生关系，此时，齐渡海与发、朝鲜进行贸易。辽东地区的政治集团就是《史记》朝鲜传和《魏略》所记载的“朝鲜侯”，后来它发展为“称王”的阶段。

美松里形陶器的使用集团大规模向朝鲜半岛西北部移动，这与中国燕势力的发展不无关系。公元前5-4世纪以来，在辽东地区成长的美松里形陶器集团，约在公元前4世纪，由于燕势力占据辽东，被迫向朝鲜半岛西北部移动。于是，这两个地区的文化和住民集团逐渐融合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两个集团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在所难免，这一点从朝鲜半岛西北部陀螺形陶器的出土地，大部分有火烧痕迹便可知晓。

公元前7世纪“朝鲜”西部以“山戎”为代表的令支、孤竹、屠何等种族集团，据记载“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即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体，而是各有君长，散居于溪谷间，形成松散的联合体。其东边的“朝鲜”最初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只是辽宁式铜剑文化圈内诸种族的居住地而已，据后世史料记载，这些包括“朝鲜”、“真番”、“濊貊”等祖先的居住地，他们之间没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相对松散的关系中，发展为各自独立的文化。

然而到了青铜器文化的后期，从辽东到朝鲜半岛，均衡分布着在支石墓、石棺墓中葬有美松里形陶器的统一的辽宁式铜剑文化。这种现象表明，濊貊系的种族利用辽东地区和朝鲜半岛西北部有利于农业的环境，相互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交流关系，结成了相对松散的联盟关系。

从很早开始，辽东至朝鲜半岛西北部就吸收从辽东输入的先进的青铜文明，形成多个地域集团。他们通过自我发展，同时与相邻集团相互交流和发生冲突，逐渐形成统一的政治体。这在中国人的眼里被看作是“朝鲜侯”这样的势力集团。也就是说，到了建造支石墓和石棺墓的最后阶段，在辽东和朝鲜半岛西北部，形成了被称作“朝鲜侯”的联盟体政治集团，它与中国的燕势力相对立而存在。

三 

铁器文化的传入 

进入公元前5-4世纪，在辽东地区出现了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土圹墓，除了个别的例子以外，在这些土圹墓中发现了青铜短剑。这一时期的青铜短剑，已经摆脱了辽宁式铜剑的曲刃形态，进入初期细形铜剑阶段。拥有初期细形铜剑文化的地域集团，在辽东到朝鲜半岛西北部，形成三个地域集团，在辽东和吉林一带的文化被消灭以后，只有朝鲜半岛类型吸收辽东地区的文化，发展为新的真正的韩国式铜剑文化。这表明到了公元前5-4世纪，在辽东至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形成了范围很广的联盟体。

辽宁式铜剑文化是用以说明青铜器时代初期古朝鲜社会状况的文化指标，表明当时的社会处于由土著族长在各个地区领导部族国家的阶段。以后，古朝鲜以青铜社会的发展为基础，逐渐普及铁器等金属文化，农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产生社会分化，最终形成国家。同时，由于拥有先进铁器文化的中国势力的压迫等因素的影响，公元前4-3世纪，逐渐形成中央统治权力。

据《魏略》记载，约在公元前4世纪，“朝鲜侯国”称王，准备攻打燕国，并形成一定的支配体制。当时“朝鲜侯国”的王，履行着集团联盟长的职责，需要辅佐他的官吏，于是形成不大成熟的官僚体系，古朝鲜具备了国家特征。

如上，公元前4世纪以来，在燕势力进入东北地区的情况下，古朝鲜吸收中国先进的铁器文化，成长为早期国家，并将辽东地区濊貊族的部分地区包括进来，形成联盟形态的国家体制。

当时的古朝鲜文化已经用土圹墓代替了过去的支石墓，还包括韩国式铜剑和其它各种铁制武器。韩国最初的国家古朝鲜，就是以青铜器文化为基础，吸收铁器文化而发展起来的。以往人们一谈起古朝鲜文化，就会提起青铜时代的辽宁式铜剑文化，实际上还应包括进入铁器时代的韩国式铜剑文化。

公元前3世纪以后，燕攻打东胡，在辽东的千山山脉修筑了长城。在这些城址里，发现有大量的瓦当、明刀钱、铁器等，这些遗物在朝鲜半岛西北部以清川江为界，存在于其以北地区。这些考古资料表明，在公元前3世纪初，燕在进攻辽西的东胡时，对古朝鲜也发动了进攻，这促使辽东地区朝鲜联盟体的地域集团开始迁移，于是，古朝鲜以清川江（浿水）以南为中心，继续谋求国家的发展。

公元前4-3世纪以来，在朝鲜半岛西北部出现的如云城里、成岘里等巨大的邑落，建有土城，形成相对独立的地域集团。这在孤山里、反川里及石山里的土圹墓中出土细形铜剑及铜戈、铁斧，并且在一定的地域集中分布，也可以得到证明。这种统治阶层的墓地集中分布的现象，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的平安南道、黄海道木椁墓中更加强化。

公元前3-2世纪以来，分裂为“真番”、“临屯”、“东沃沮”等地域集团和不同阶层的古朝鲜，在与中国东进势力相互对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以国王为中心包括整个地域的支配体制，它不断强化中央政府的统治力，从而达到了古代国家的形成阶段。

小结 

在中国东北的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了与中国中原文化不同的支石墓、石棺墓、辽宁式铜剑、土圹墓、细形铜剑等大量遗物，它们属于连接内蒙古-东北-朝鲜半岛的中国北方文化系统。对于这一文化系统，与其把它们全部说成是中国文明的影响，不如先探究一下本地区独有的文化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