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思考欧亚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
发布日期：2020-11-09 原文刊于：澎湃·私家历史专栏，2020年4月25日
孙昊
4月17日，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宋元明清制度、文化传承与融合研讨班”主办的第三次在线讨论会侧重跨学科对话，邀请国际关系学、北方民族考古、边疆民族问题、世界史、中国古代史学者一同研讨，围绕“欧亚大陆”及相关问题对于古代中国的适用性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本次讨论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乌云高娃主持。
当前世界历史研究的一个主要趋势是就古代欧亚大陆的整体历史展开叙事，摆脱对文明进行简单罗列式的介绍，注重区域整体历史互动的描述与分析。跨文化区域的古代社会—经济互动网络，文明区域之间的比较与联系，历史事件的关联性问题都成为主要关注对象。这种新的分析框架摆脱以传统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叙述体系，凸显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在古代世界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相关研究不仅关注到中国与欧洲之间存在的前近代白银流通体系，更将中国与欧亚世界整体互动网络的历史追溯至史前青铜时代。欧亚大陆不再是世界史的边缘而是中心，这一观点在知识领域与“一带一路”倡议形成某种契合，重新认识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已经成为学界十分关注的议题。
这种研究趋势与视野影响到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研究者离开中、外两点加一线（交通路线）式的交往史，转而思考古代中国是如何通过整体区域网络扩展历史影响，摆脱以西方历史文化为基准参照系的做法，重新思考古代中国在欧亚世界中的历史定位。同时，国内外的一些研究往往把“欧亚”与另一概念“内亚”（或“中央欧亚”、“内陆亚洲”）混为一谈。后者本没有明确的地理范围，因研究者问题意识和学术立场各异，甚至彼此对立，相关理念也引发种种讨论与问题。这也体现出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国际对话、提升话语权的迫切性。鉴于此，本着理清概念内涵与外延之目的，发言学者立足于自身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从“欧亚”的学术史分析、东西方研究概念的界定与比较、古代中国与欧亚大陆关联的方法论问题分享了研究心得。本次云端讨论因关涉宏观，为聚焦主题，引言、与谈学者都事先设定发言论题，实现跨学科的集中交流。
1、东西“欧亚”之间的古代中国与周边
在引言阶段，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孙昊与复旦大学历史系邱轶皓两位学者分别从“东部欧亚”问题与“西部欧亚的中国史视野”两个角度介绍目前欧亚整体史理念对古代中国区域背景分析的影响，并指出国外学界相关理论思潮的优劣所在。
孙昊指出，欧亚整体历史理念注重多元中心的网络互动，其开放性与跨文化关联意识对传统东亚单一文化核心，相对闭合、内向的区域研究传统形成较大影响。一些考古与历史学者首先使用“欧亚东部”、“欧亚东部草原”等类似区域概念，强调古代中华农耕定居圈与草原游牧圈的交融关系与历史一致性，并以此作为一个整体，探讨其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域的历史关系。同时，近年日本学者重视“东部欧亚”区域内涵的理论化，体现出他们对于区域史与国别史立场之间的种种纠葛，即日本如何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与代表世界的欧亚历史进行直接进行衔接的问题。但实际上，因为研究主体立场的不一致，致使对待同一问题意识的论述导向出现较大差异。古代日本对外关系史学者试图突出日本在欧亚东部地区沟通欧亚草原通道腹地与海洋世界的中心地位，强调多元文化圈联通网络的重要意义，以摆脱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叙事。介入“东部欧亚”讨论的另一部分日本“中央欧亚”史学者方法论与之有异，强调北方游牧民族及其继承者主导了欧亚大陆东部的历史进程，并试图通过古代中国王朝血脉与文化的“中央欧亚”化论证来实现这一目的，其逻辑方法在于强调建国集团的族属非汉，来标识辽金元王朝主导的东部欧亚秩序的属性，反而忽略了古代中国传统国际秩序在区域内的主体性地位。
从隋唐都市史研究介入“东部欧亚”讨论的妹尾达彦建立起一个全球史体系，重视古代中国在欧亚东部地域流通网络的中心作用。在他的模型中，重视探讨东亚与域外物资交流的体系与手段，关注国家与地域的权力流动以及分散，并使用“都市”、“环境”、“交通”三个基本关键概念，构建起一个生态—社会网络区域阐释体系，进而提出“大中国”（农牧复合的多民族王朝）、“小中国”（游牧—农耕社会分离的多国并立状态）两种组织形式循环发展的命题。孙昊将“东部欧亚”作为一个问题，比较日本不同研究领域学者对其运用与理解的差异，认为同样重视多元中心的区域网络联动与物质资源流通的叙述，但阐释主体立场不同，对区域内涵与范畴的设定与理解则大不相同。将“欧亚东部”的整体史视野作为古代中国的区域背景自然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不能将之视作天然解构中国叙事的概念，应将之看成一种区域史研究的重要转向，但如何进一步实现中国话语结构下的理论化，仍需多个学科的共同努力。
邱轶皓对孙昊关于“东部欧亚”问题的介绍进行了回应，指出日本学者（古代对外关系史与中央欧亚史研究者）对“东部欧亚”的阐释，将中国东北、内蒙古地区从中国史内剥离出来，和古代朝鲜、日本、蒙古和西伯利亚等地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成为讨论世界历史的一个单元——这同时也是用区域—世界史这对概念来替换传统上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史。他将之与“西部欧亚”相关理解进行比较，认为“西部欧亚”虽然是一系列研究著作关注的对象，却并未充分地对自身加以定义，更不曾在事实上被塑造成和周边定居帝国（如罗马或拜占庭）构成对立的一个概念。这种差异，或许是因为“东部欧亚”始终徘徊在摆脱“（中国史中心的）东亚史”，接入“世界史”的身份纠葛中，而“西部欧亚”从一开始就已然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部分。同时，区域—世界的对立，在西部欧亚历史研究中也不凸显。相反，西部欧亚中的区域更多是依据自然地理的区域，对松散的人群联合体进行界定（如对各类钦察势力的划分）。
邱轶皓认为，日本学者论述中暗含“东部欧亚”与周边定居文明对立的意味，其原因可以从塞诺的“内亚”观中找到线索。塞诺认为“内亚”是一个共享政治文化的文明连续体，它与定居文明相抗衡，并进而与之互为依存。但是新近欧亚区域史，尤其是涵盖东西欧亚境域的蒙古史研究著作中已经不再采用这种对立分析的范式。如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彭晓燕（M. Biran）所主持的“蒙古欧亚的移动、帝国和跨文化联系”（Mobility, Empire and Cross-Cultural Contacts in Mongol Eurasia）项目、法国学者Marie Favereau主编的《金帐汗国与欧亚草原的伊斯兰化》专号等系列研究论著，都将蒙古帝国统治下的世界疆域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思考。同时，研究者也更倾向于在作为整体的帝国历史背景下，重新叙述新秩序的诞生和精英群体的重塑。“整体视角”（a holistic perspective）而不是文化、社会的对立与隔膜，成为学者关注的中心问题，他们的研究显示出精英和大众思想的连续传播和不同地区中演变之间的相似性，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整体的欧亚背景和跨区域宗教—社会网络的双重作用下的结果。他结合“西部欧亚”区域史研究的实践，最后总结道，“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区域史视角在东部欧亚历史研究的意义，以及整体性视角在涉及西部欧亚历史中的作用，它们不仅反映了不同方法路径上的差别，更体现出双方在思想资源、研究史方面的根本差异。”
2、何为“欧亚”——跨学科的理解
在进入与谈阶段以后，三位学者从各自学科的研究背景与方法畅谈对于“欧亚区域”的相关理解。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魏志江介绍了他对“欧亚世界的区域研究模式”的理解。他认为，丹尼斯·塞诺与西嶋定生的区域模式多是从语言、族群和宗教文化的认同方面来研究某一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堀敏一以及滨下武志的研究模式更符合区域研究的基本模式。所以他结合多年研究，在上述学者的基础上，提出古代欧亚世界研究应具有三大理论范式。
首先，研究欧亚世界，必须要有一定的地理空间概念或范式。欧亚世界的地理空间，以天山山脉和河中地区向西沿着高加索山脉划一横断线，北部可以包括西伯利亚、蒙古高原和俄罗斯草原以及到东欧的多瑙河流域；南部则可以包括东南亚、印度次大陆、南亚和中亚以及两河流域、西亚等中东地区。同时，欧亚世界的地理空间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关键是考察历史主体的活动是否在欧洲与亚洲之间存在紧密的历史关联性。
其次，欧亚世界的历史主体和研究对象，是欧亚世界区域研究范式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第一，欧亚世界研究并非单独以国家为主体进行研究，其历史主体是多元的，除国家外，可能更多的是族群、军事集团乃至个人的历史活动等都可能对区域的结构和秩序产生影响。区域史研究的主体更强调各种人的活动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第二，欧亚世界的研究对象应聚焦在区域的国际结构和秩序，以及相应的交涉网络。从现实主义理论视角看，需要借鉴布罗代尔“长时段”的方法，考察欧亚区域的国家、族群、人的活动等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及其行为体力量对比的变动，得出欧亚区域的基本结构及态势。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来看，如果区域内主要行为体之间建立了一定的规范、规则和文化以及身份的认同，那就是国际秩序。
最后一个研究范式就是分析欧亚世界的层次体系，即不能局限于欧亚世界的地理空间进行研究，也不能仅仅从国别或全球体系进行研究，必须要从全球层次、区域间的层次、区域内部的层次、国家层次即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行为体其内政外交的决策及其活动等，欧亚世界的研究必须兼顾这四大层次体系，才能比较全面性整体性的研究该区域的历史，并全面揭示欧亚世界的历史面貌。
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王鹏介绍对于考古学中经常使用的“欧亚草原”应如何进行理解。他认为“欧亚草原”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欧亚草原”的分布范围从黑海西岸的多瑙河下游，向东一直延伸到大兴安岭地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欧亚草原”上的居民、文化、社会状况是不同的。以青铜时代为例，在“欧亚草原”这样大的地理范围内，各个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和文化传统也是不同的。因此，在讨论具体的考古学问题，尤其是东西文化交流的问题时，最好不要使用“欧亚草原”这样宽泛的概念，而是使用具体的地理概念，如“黑海”、“乌拉尔”、“巴拉巴拉草原”、“阿尔泰”、“米努辛斯克盆地”、“贝加尔湖”、“蒙古”等。就青铜时代而言，如果一定要使用“欧亚草原”的概念，将其限定在乌拉尔山两翼，经哈萨克斯坦中北部和西西伯利亚草原至阿尔泰山，是比较合适的。这是因为，在这一地域内，地理环境相对一致，且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文化传统大体相同。
东西文化交流是中国考古学家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但是，青铜时代东西文化交流的很多问题目前都没有解决，比如冶金术、小麦、大麦是何时、如何传入中国的问题等。研究东西文化交流，应以特殊的考古遗物为线索和出发点，并充分地结合当时的考古学文化背景和考古现象。只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的考古学问题解决了，才能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综合研究，进而理解和复原当时的历史。虽然很多具体的问题尚未解决，但是借助考古学家多年的研究成果，青铜时代草原上大体的情况是可以了解的：简言之，就是以乌拉尔为中心的草原、南面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明、北面森林-草原地带三者之间的互动。在草原之外，还有东部以贝加尔湖为中心的文化区，以及二者之间兼具东部和西部特色的南西伯利亚地区。考古学家已经揭示出，青铜时代在欧亚草原上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自西向东的人口流动，一次是以洞室墓文化向东的扩散为代表，另一次是以辛塔什塔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向东、向南的扩散为代表。这些背景有助于理解当时的东西文化交流。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陈浩以“欧亚研究的全球转向与国别史叙事”为题，介绍了欧洲学界是如何处理全球史、欧亚整体研究与本国国别史之间关系的。他指出，欧洲国家的欧亚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范式：一是以德法英为代表，这些国家曾经在欧亚地区搜集了大量的文献考古资料，他们学术研究的支撑也正是这批资料，而近几十年来这些国家的欧亚研究呈现出向现当代研究转型的趋势；二是以匈牙利、芬兰、保加利亚为代表，他们试图在欧亚历史脉络中寻找本国的位置，譬如通过匈牙利语中突厥语借词的研究来推测匈牙利的族源，或者保加利亚与历史上伏尔加河的不里阿耳人之间的关系；三是以俄罗斯为代表，专注于本国与欧亚帝国在历史上的纠葛，譬如研究俄国与金帐汗国在税收制度上的继承关系。
陈浩主张欧亚研究在方法论上应转向全球区域分析。中国的欧亚史学界近年来尤其重视语文学的方法。语文学在欧洲学界听上去似乎是19世纪的观念，但是中国的学术传统与欧美不同，我们在语文学上并没有那么深厚的学术积累，所以补上这一课是十分必要的。当然，在方法论上有所坚守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提出和回答当下的问题。全球史作为一种开放包容的学术思潮，能为欧亚研究提供宝贵的理论工具。譬如，近年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狄宇宙从环境的角度去分析欧亚游牧帝国的兴衰，可谓另辟蹊径，对老问题作了新的解读。
此外，近年来中国学者呼吁民族、族群这些现代概念不适合拿来分析古代欧亚社会结构，于是提倡“政治体”的概念。政治体是很有益的视角，但它不应该是一个边界明晰、封闭的政治实体。欧亚草原政权的社会结构，从根本上讲还是一个不断变化，呈现非稳定状态的形式，其地理范围一直处于变动状态。除了此之外，对于欧亚历史而言，“文化”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分析单元。无论帝国还是文化，都是全球史中得到热烈讨论的议题，欧亚研究应该能从中有所借鉴和启发。
3 、“区域转向”分析的跨学科实践
在讨论中，两位学人分别从考古学和边疆民族两个学科的研究实践，围绕两个热点——中国历史进程与内陆欧亚的区域关联；古代中国的“丝绸之路”问题，探讨了区域分析在古代中国与周边关系史中的应用问题。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潘玲做了题为“欧亚视域下秦汉中国北方社会”的发言，在新近译著《内欧亚大陆史》（大卫·克瑞斯汀著）的 “内欧亚”区域时空框架下，分析了秦汉时期中原政权与匈奴、鲜卑等北方民族关系的动态变迁。作为自然—人文区域的“内欧亚”是指欧亚大陆腹地的干燥、寒冷地带，以畜牧业与狩猎采集为主要生业方式，人口密度较小；与之对应的是外欧亚大陆，由温度适宜，面向海洋联通的传统农业定居文明构成。从宏观区域结构来看，内欧亚大陆可以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地域，其中东部大陆由准噶尔盆地、蒙古高原与西伯利亚部分地区构成，通过中国北方、西北部的边地与外欧亚的中国进行频繁历史互动。
具体到秦汉中国统一中央集权国家出现的历史时期来看，外欧亚的古代波斯、马其顿曾先后征服中亚绿洲城市，使该地原本发达的贸易范围进一步扩大，与当时的古代中国形成了跨越东西方世界的贸易网络。对于内欧亚大陆东部而言，其游牧人群早在公元前一千纪中期，，就已与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建立起紧密的内欧亚政治、文化联通网络。此后以匈奴为代表的北方游牧帝国通过军事威慑得到农业定居帝国的贡赋，垄断中亚部分东西方商业路线的税收，用以维系其统治。汉武帝对于匈奴北伐的重要意义在于切断了匈奴财富来源的经济通道，并大规模向长城以北地带扩展中原文化。东汉中期，北匈奴在中原王朝的压力下开始瓦解，东胡系的乌桓、鲜卑不断南下、西迁，参与到中国中原社会的历史进程之中，开启了不同于“内欧亚”游牧帝国的历史发展模式。
她通过比较“内欧亚”游牧帝国与中国东北农牧共生政体的历史轨迹，认为内陆欧亚草原游牧帝国如匈奴、突厥等都很难与农业社会融合，在丧失定居社会的支持后，都选择向西发展而不是向东，这应该与失去农业帝国稳定贡赋后，向西寻求控制维持其统治的另一个资源——商路税收有很大关系。中国东北地区生态多样，东北民族能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内尝试建立畜牧业和农业共生的系统，兼顾农民、牧人利益。因此东北民族建立的政权绝大多数向中原发展，极少数西迁，并多次成功定都中原或统一中国北方，乃至全国。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跨境民族与边疆安全研究中心（中亚研究中心）黄达远据其新作《从域外与周边看中国：丝绸之路研究的区域转向》向听众阐释了在“丝绸之路”研究中运用的区域研究方法。他指出，以往丝绸之路的史学研究，忽略了地理环境与地域社会的依托，丝绸之路依托农耕社会、游牧社会和绿洲社会展开，这三个异质性社会的互动需要在一个长时段的跨区域研究中才能体现。并且，他还指出通过区域研究可以认清“丝绸之路”具有异质社会与文化共生的区域特征，绿洲作为其典型例证应加以重视。贯穿于丝路沿线社群的活动，而不是物的流动，构成了古代中国与欧亚世界开放性联系的历史纽带。首先，他指出，丝绸之路研究区域转向的核心在于空间中理解、阐释不同生计—文化方式背景下人群的开放性流动性。以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申遗论述为例，“路网”链接四个地域，即中原地区（农业核心区）、河西走廊（绿洲区）、天山南北（南为绿洲，北为草原绿洲）和七河流域（游牧核心区）。他们在近千年的历史关联中，主要是围绕区域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互动展开的。
其次，他揭示了河西走廊的区域格局是古代中国在欧亚范围内拓展历史影响的关键区域因素。以张骞凿空西域为象征，出现中国掌控河西走廊，通过政治影响西拓，重构了原来游牧社会掌控的政治通道，促使游牧、农耕与绿洲社会之间的历史互动呈现网络化。最后，他指出丝绸之路的区域研究与江南、华南经验的区域研究都有本质区别，异质性社会在特定地域内的互动与整合构成其主要特征，而绿洲则构成这一嵌套社会的中间节点，可以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连接在一起，形成共同的社会结构。
作为结论，他认为，欧亚史（亚洲史）中的“历史中国”具有开放性和国际性，通过“廊、道、路、网”将中国与周边地域联系在一起，形成共享共通的历史空间，产生共同的历史记忆。作为联系这种共通性的纽带，丝绸之路以绿洲为中心，形成异质性社会与文化的共生现象。在讨论世界历史中的古代中国时，应当重视这种跨文化间的区域连通现象。
4、大历史中的个体及其抉择
区域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落脚点主要在于行为主体的历史活动与能动性，很多研究者都将着眼点落在这些个体之上。由于区域分析的层次不同，其间的主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某个群体或个人。这些大小不一行为主体的活动是观察古代中国与欧亚世界关系的重要内容。本次研讨也关注到不同层面的行为主体及其政治、文化背景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冯立君注意到中古中国与周边世界互动的区域范畴及其从宏观到微观的不同层次。他指出，中古中国（公元3至9世纪）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是欧亚性的，并非仅局限于“东亚”。其中绝大部分核心事件和关联内容，可以使用“Eastern Eurasia”（东部欧亚）来概括，对中国与域外互动构成实质性、根本影响的重要场域也大多是在这一范围。这不仅是一个相对的地理范畴，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文化与经济等多方面综合联系、交流构筑起的交叉网络，其本质是人及其社群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他进而举出三个研究案例进行说明。
其一，日本学者堀敏一在其“羁縻”理论经典著作《中国与古代东亚世界》中，从中华思想的源、流及其实践的角度，剖析10世纪以前历史中国与周边世界互动关系的结构和模式，认为古代中国王朝采取天下思想之下的华夷、封贡观念及其实践，处理对北方游牧社会，以及西域等异文化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种视野已经跳出以同质文化为核心的“东亚世界”观之局限，从区域关系的视野看待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这一创见要早于当下日本的“东部欧亚”论者。其二，8世纪新罗僧人慧超的旅行足迹，先是渡海来到中国，随后从广州乘船经过东南亚前往印度，经过西亚—中亚陆路回到唐朝。他的足迹到达过天竺、中亚的萨珊波斯、阿拉伯倭马亚王朝，亦记录了拜占庭帝国的对外关系。慧超的欧亚旅行代表了当时一批奔赴西域的僧人与旅行者。他们的启示在于，东部欧亚的视野不在于强调内陆欧亚与东亚的历史联系，更应看到中古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等更远的南部陆—海世界的互动关系。这种区域互动的联系，不是各个区块多点一线的简单罗列，而是如前所述，要注重一体化的互动网络的研究。其三，隋唐王朝的辽东经略，不仅从内外两个层面搅动了东亚诸国，其影响还远波及至欧亚大陆的西、北、南的诸多人群。这启示我们，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代，中国虽立足于东亚汉字文化圈，但其定位已超出单纯的“东亚”范畴，应置于欧亚世界的范畴内看待其历史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沿线国家支持与响应的历史原因或在于此。
东北师范大学古典研究所李强则关注到国家这一行为主体，探讨了古代拜占庭东方外交及其与欧亚丝绸之路的历史关联性。他指出，公元4-7世纪拜占庭、萨珊波斯和中国是欧亚大陆上最强大的帝国势力，与众多草原族群并存，欧亚丝绸之路呈网状结构将他们联结在一起。但是，由于强敌环伺，尤其是东方萨珊波斯的制衡，拜占庭东方外交战略多采用固守与平衡，通过外交、商贸和宗教等非军事行动来实现。至6世纪，拜占庭帝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健全的外交制度来践行其东方战略。拜占庭与东方交往最密切的阶段集中在6世纪中期至7世纪初，主要战略目的在于联合萨珊波斯东部边境的西突厥制衡波斯，消除其战争威胁。西突厥主要通过丝路上的商人集团粟特人作为代表与拜占庭进行沟通，而后者则是向西突厥派遣正式使团进行联络。拜占庭使团携带大批的金银以及丝绸织物，而来自西突厥的粟特使团则以出售丝绸等商品为条件，建立起双方的联盟。从史料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二者之间的交往，更多的是一种平等互惠的方式，这与东亚的怀柔远人的朝贡体系多有不同。
在双方政治往来中，大量拜占庭金币被作为礼物和可能的商品的支付手段大量落入西突厥和粟特人的手中，并得以间接进入中国。这已经得到了吐鲁番文书和考古挖掘的证实。其中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关注：第一，拜占庭金币流通到欧亚草原和中国后，不是发挥其法定货币价值，而是作为装饰品或者贵重金属流通。拜占庭金币在6-7世纪作为一种纯度极高、且代表拜占庭帝国权威的钱币，受到帝国周边区域族群的追捧，金币的向外流动更多地是作为礼物和赎金等非商业活动手段来完成。流通到帝国之外的金币，除了那些被融化掉的之外，大多是作为贵重物品被珍藏，或者作为装饰品，或作为宗教用途。第二，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绝大多数都是仿制品。根据这些金币仿制品的特征以及出土地点我们可以发现，绝大部分是来自高昌故地和部分粟特人的墓葬，或位于死者的口中，或位于身旁，金币仿制品上或有穿孔。鉴于此，绝大多数学者推断，这些仿制品很可能是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人粟特人制造的，由于手中掌握真的金币有限，因此借此替代拜占庭金币，完成一些象征性的用途。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舒健用元代中国的“小生活”回应了“世界帝国”的大叙事。他比较了代表西学（伊斯兰）东传的“塞儿汤”，以及象征东亚文化的“高丽秘色”在元代中国的认知与接受程度，以此来讨论当时中国的文化个体对于古代欧亚整体历史进程的理解。《南村辍耕录》称回回医官为人“额里取蟹”，颇令人费解。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的跨文化认知深意，是时人在看到伊斯兰医学的肿瘤手术时，误将阿拉伯/波斯语医学术语“肿瘤”解读为与之同音的螃蟹一词سرطان(sarṭān)（《回回馆杂字》音译做“塞儿汤”）。与之相对应的案例是，元朝皇帝好饮茶，高丽女性往往通过善于茶艺而在皇宫中得以上位。中国瓷器制造技术与茶艺影响到东亚的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并形成东方熟知的茶文化圈。两个微观的生活插曲都发生在当时横跨欧亚的蒙元帝国整体架构之下，或者说是蒙古的全球史时代。无论当时东西交流多么顺畅，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社会依然展现出强烈的东方主体色彩，彼此认同的传统文化圈依然是他们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的依托，对于西来文化的收容则存在一定的隔膜。
在此基础上，舒健进一步展开关于蒙元时期大叙事的讨论。他认为，中国蒙元史界学术传统关注北部边疆民族史地及中外交通问题，重视语文学与史料批判之法。近年开始出现“全球化的第一波”、“重新讲述蒙元史”等新的大叙事风格。中国元朝版图辽阔，加之与四大汗国的关系，具有了大历史大叙述的先天条件，考察这样历史进程所带来的影响力的确是必要的。但是，相关研究不能绕开微观的“人”，需要在大叙述的结构下，回到历史现场，以了解之同情审视时人。从宏观格局的“回归东方”到微观自省的“理解东方”一个都不能少。在全球史的叙事转向中，应该充分考虑到传统区域文化内在逻辑的连续性。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跨越不同时代的人们一直延续着相似的宗教文化与生活方式，这是审视全球整体历史的另一面镜子。
5、总结与展望
此次云端讨论超过三个小时，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会议室旁听人数爆满，导致部分主讲学者无法入场，采用电话公放的形式完成发言与讨论。最后舒健进行凝练和准确的总结，他认为本期研讨会聚焦于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欧亚区域背景，讨论欧亚区域这一范畴对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重要方法论意义。从引言人到与谈者共计有10位学者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讨论。本次研讨在内容上不仅对欧亚区域史的概念进行界定和梳理，并对其中的研究对象与相关方法都进行了重点讨论；还在研究方法方面呈现多维度的视野；同时也充分评介了国内外欧亚历史研究的前沿动态，内容涵盖从日本到欧洲，整个欧亚范围内不同学术立场的研究观点。
本次研讨同时也是一次跨学科的对话，与会学者结合中国古代史、国际关系学、考古学、世界史、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共同聚焦于“欧亚区域”研究对古代中外关系史适用性的讨论。其讨论时间范围不仅上起史前，下至宋元，还实现了“丝绸之路”研究的古今贯通。在空间范围上，注重从欧亚东西方历史视野比较中审视古代中国的历史定位与影响。他们在个别问题上虽然存在分歧，但形成了几点较为一致的意见。
第一，“欧亚”研究及其次级地域如“内陆欧亚”本质上属于区域概念。在具体研究操作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根据问题意识厘定空间范围仍是一个不变的选项。区域分析有不同层面，即有跨越国别的互动分析，也有小于国别的地方史研究。区域研究的核心在于活动主体（人、社群、国家等）之间的互动网络与相互关联。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史实际上是通过区域网络的一个面展开的，其对外关系与影响通过周边的区域结构呈现差序性的扩展，而不是单层面点线结合的交往史。第二，重视异质文化的区域嵌套在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史中的重要作用，其中既包括东西方异质文化链接构成的区域走廊，也包括古代中原与北方草原社会进行长期互动形成的多元文化交错地带。这些嵌套型区域是古代中国在欧亚地域发挥影响的主要渠道。第三，古代中国是世界历史中的中国，需要反思传统欧洲中心观及其方法论，既要从全球史的视野审视古代中国的对外交流问题，也要重视东西方比较与联系中省思中国的历史地位，在学理方面关注东西方学界对于“欧亚”等共同问题认知差异的分析。第四，宏观整体历史需要微观视野与坚实研究的支撑，重视与欧亚环境史的对话、综合运用包括语文学、人类学在内的多学科基础研究方法是推进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
总之，与会学者认为，本次研讨闪光点和学术价值值得细细回味，关于欧亚区域性的探讨是开放性，远远没有到达终点。这是国内外学界共同关注的议题，中国学者应坚持自身立场，发出中国声音，将相关讨论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