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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李学勤编“地图集”的日子

发布日期:2019-05-04 原文刊于:

    1983年末,我完成《合集释文》后不久,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室主任的李学勤先生找到我,说所里决定让我和齐文心参加《国家大地图集·历史地图卷》(后定名为《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工作。这是一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本来是我所历史地理组的事,估计是组里没有人搞甲骨金文,而我与齐先生在编纂《合集释文》的过程中,写过一些甲骨金文地名的研究文章,所以把我俩选上了。

    《国家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编委会成立于1982年,主任委员是张友渔,副主任委员兼总编辑是谭其骧,秘书长是高德,下分20多个专题图组。《图集》的要求是:全面呈现我国从史前时期到1949年之间的历史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发展过程,计划全《图集》编图1300多幅。

    历史所的先秦专题图组20多个专题图组之一,由李学勤先生担任编纂组长,又分为三个小图组,商周图组是三个小图组中的一个,成员除了我和齐文心外,后又增加了新来的研究生曲英杰和郑超。

    我们商周图组的工作由李先生直接抓,1985年他担任副所长后,因工作繁忙,图组的事多由我和齐文心来做。组内有关简报、总结、信函处理、经费报销等事务工作由我负责。我作为图组成员、一名新党员,李先生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图组的事当然要多干。

说实话,李先生富有才华,学识渊博,他的脑子像百科全书一样,文史哲、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地理,样样精通,对人亲切和善,自从来我们室当主任后,大家都很佩服他。我一直把他视为同事、同志、师长和朋友,他让我做的事,我从不推却,总是尽力去做。

    工作之初,商周图组先由李先生拟定了18个图目,再由我们看有没有要补充的,议论后初步定下20多个图目。这些图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商的兴起和伐夏图》《商王国形势图》《商的迁徙图》《周的兴起图》《武王伐商与牧野之战图》《周初分封图》《西周黄河长江中下游形势图》《穆王西征图》《逸周书·王会篇所见方国图》《宣王与猃狁、淮夷的战争图》《春秋时代黄河长江中下游形势图》等。

    这类图的内容主要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编纂者必须对每一处地名做深入研究。我们知道,一幅图中的一个地名,往往也就一两个字,最多三五个字,但要确定下来,却要查阅很多材料,写出少则数十至数百字,多则上千或上万字的材料,实际上就是写一篇地名考证文章。

    我做过的《武王伐商与牧野之战图》,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一幅图, 图中要素不多,也就十来个地名,但我为此写出了上万字的材料,费了很大劲,编出草图,终因地点多难肯定,最后也没有纳入到《图集》中。后来,我以此材料整理成《武王伐纣探路》一文发表在1990年《中原文物》上。

    类似这种收集大量材料作过深入考究比勘而最终被拿掉的情况, 别人也遭遇过。如《穆王西征图》《逸周书·王会篇所见方国图》《宣王与猃狁、淮夷的战争图》,虽然编稿的同志已收集了大量材料,但还是由于资料所限,图中地点的古今地名沿革变迁难辨是非,故最终没有采用。

    第二类是根据甲骨金文资料确定的《殷墟卜辞地名图》《西周金文地名图》。甲骨金文地名有上千个,很多都难以和文献记载对上号,学者考证的也不少,但众说纷纭,能确知为今何地的不多。我们的取材原则是:以甲骨金文为依据,文献记载作参考,考古文物材料为佐证,同时考虑学界认同度。最后,只选取了甲骨地名50多个、金文地名80多个,编成了两幅地图。

    第三类是商与西周的文化遗址遗物分布情况图。这主要根据全国各地19918月以前公布过的历年考古文物资料来编制,如《商遗址和遗物分布图》《西周文化遗址和遗物分布图》《周原文化遗址和遗物分布图》等。制作这类图,需要查阅历年的《考古》《文物》等刊物,也很费时间和精力。总之,要在图纸上确定一个点,并把它准确地标出来,都是要再三斟酌的。

    还有第四类,就是根据商、周考古发掘的实测资料绘制图,如《偃师商城遗址图》《殷墟遗址图》《盘龙城遗址图》《郑州商城遗址图》等。这一类地图,我们可以与参加过实地考古测绘和发掘的单位联系,约请他们合作。

    商周图组初步确定下图目后,李先生把我们召集在一起,采用自我认领的办法,分题编稿。齐文心认领《甲骨地名》和《商遗址和遗物》两幅;曲英杰认领《西周文化遗址和遗物》《周原文化遗址和遗物》分布图;商、周考古发掘的古城遗址实测资料图,由我负责联系相关单位协作。还剩十几幅图没人做。

    最后,李先生说:《金文地名》和《西周春秋黄河长江中下游图》我做。邦炯,余下的你就多做点,相信你有能力做好。接着,他又说,《穆王西征》《王会篇所见方国图》两幅,多是传说,难以落实,就不要了。《宣王与猃狁、淮夷的战争》由李先生的学生郑超先把问题摸摸看。后来,郑超调走了,这个图也取消了。

    我的工作除了要完成余下的七幅图、统筹各图稿进度等,还要按《图集》的统一要求,定出编例,最后复制加工,与协作者联络,定时向总编室汇报。记得我先后给我院考古所的赵芝荃、刘忠福、陈志远、郑振香,河南省考古所的裴明相、杨磊,湖北省考古所的陈贤一等同志,多次以书信联系协商。当时,通信手段不发达,一切都靠手写或复写纸反复抄录寄出。

    当时的经费十分有限,只可用于订购底图、必需的绘图仪器、文具参考书和印制编稿表格等,处处都要精打细算。出差经费更紧张,我们只能利用参加别的学术会议的机会,顺便去办理《图集》的事。当时更无电脑、电传、打字复印的条件。

    在《图集》第七次编委会上,为了调动大家积极性,决定对提前完成初稿,并经审查合格者给予奖金。我们组只有陈贤一的《盘龙城图》提前完成并审查合格。申报后,奖金只有30元,但他回信给我说还是很感谢。1995年,所有的图稿终审合格通过。同年5月,第十次编委扩大会决定先发给70%的稿费,按图的繁复等级,我组最高等级图可得350多元,最低107元,全组采用15幅,共有稿费3070多元。我想,大多数参加者都不是为了名和利。

    1993年,商周图组图稿全部编完,经李先生亲审修定,6月交《图集》总编室,初步告一段落。19969月,我受托写《商周图前言》初稿,经李先生与《史前组前言》合并为一后,我再将其打印好,交总编室刘宗弼先生。至此,这个项目算完成了。高德、宗弼老先生对工作特别认真负责的态度,确实使人感动,总编室终审到我组各幅图稿时,高德、宗弼先生还不忘拉我参加终审会。直到本世纪初图稿交出版社清绘前,我已退休十多年了,高德先生还让我把本组各幅图稿审阅一遍,时至今日也已15年了。

    如果从1983年开始接受任务算起,到现在30多年过去了。去年,《图集》中别组的一册出来了,我们总算是看到了希望,相信不久的将来也能看到我们自己的那册。

作者:彭邦烱,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3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