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裕

    明代有許多次對抗朝廷和政府的武力活動，其中既有宗室成員對皇位的爭奪，也有因饑寒鋌而走險的農民起義，還有受宗教家煽惑出現的武裝鬥爭。但不論哪一種類型的武力活動，在其初發階段特別是預謀階段，都極難看到有朝廷文職官員的參與，即使是舉人一類的地方文士也不多。本文敍述的李士實則是一個例外，他官至正二品都察院右都御史，卻在致仕後自始至終地參與了武宗時期的寧王反叛，並因此而罹陷國法。這個例外，使我們注意到他。

    李士實歷官近五十年，“恩遇四朝，實托心膂”[i]，致仕前他的官聲一直很好，而且他的詩文、書法均爲世人所重，“詩文書法名一世”[ii]，他交往的也都是當時的名公巨宦，其中頗不乏君子直臣。這樣的經歷，按正常情況，他應該像許許多多官員那樣致仕後安渡晚年並享名後世；而他卻在古稀之年不顧身家性命參與了一次政治冒險和賭博。這個大的反差，也是我們有興趣研究他的原因之一。

    由於附逆，有關李士實的史料湮泯過甚，所幸他的詩集尚存於世，一些文集、史書中也有零星的記載，我們就根據這些材料，對他的人生經歷進行核考拼綴，希望能以此認識他，並找到一個身受國恩的封建士大夫走到朝廷對立面的原因。

                            一、履歷與家庭

    李士實字若虛，號白洲，江西南昌府新建縣人。

    關於李士實的籍貫，史書記載不一，或記爲南昌[iii]，或記爲豐城[iv]，甚至有言其爲廣東新興人者[v]。而根據李士實在參加會試時所登錄的籍貫,則爲新建縣[vi]，另外，大學士李東陽在正德年間記述，李士實生在豐城，後徙居新建[vii]。李東陽與李士實爲好友，關係密切，這個記述應是非常可靠的，則其爲新建籍無疑。所以王世貞在《弇山堂別集》中稱李士實爲“江西豐城人，新建籍”是比較準確的[viii]。

    天順六年（壬午，公元1462年），李士實通過鄉試，爲舉人[ix]。他之中舉，頗有些運氣和偶然，松江人曹安書云：“天順六年，予校文江西，新建縣乏舉，予以落卷中取一可者，其卷不批倒隨，取之，乃李士實也。”[x]成化二年（丙戌，公元1466年）李士實通過會試，成爲進士，其名次是第三甲第239名[xi]。這一年他24周歲。

    李士實的出生年月，目前所查到的史料中沒有記載。而對於其年齡，一些史料只記錄了他致仕時爲72歲，如李東陽的《桃花嶺壽鄉銘》、焦竑《國朝獻徵錄》中的《刑侍李士實傳》、談遷的《國榷》等[xii]。李士實致仕在武宗正德八年（癸酉，公元1513年）十一月[xiii]，如果諸書所記72歲爲實際年齡（周歲），則其當生於英宗正統六年（辛酉，公元1441年）；如果所記之72歲爲虛歲，則其應生於正統七年（公元1442年）。李士實《戊辰除夕》詩云：“閑吟與閑笑，六十六年過”[xiv]，戊辰爲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據此則可知諸書所記之72歲爲虛歲[xv]。因此我們推斷李士實出生於正統七年（壬戌，公元1442年），他中進士時的實際年齡爲24歲。

    成爲進士後李士實的任官情況，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以前，這個時期一直在刑部；二是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以後至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這個時期他先後在浙江、廣東、山東、雲南等地任職，後又回到刑部任右侍郎；三是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至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先在湖廣任巡撫，後任都察院右都御史。

    憲宗成化年間李士實在刑部的任職，目前只知道擔任過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等[xvi]，但各職具體的任職時間及任職情況，由於《憲宗實錄》等史料沒有記錄，故不得詳知。

    成化十七年（公元1481年）八月，在擔任了十餘年的刑部屬官後，李士實調任浙江按察司副使，提調學校[xvii]。李東陽在《送憲副李君提學浙江序》中云：“今年天下提學憲臣闕者五六人，吏部以次簡擬可任者，例以二人上奏，請親擇焉。最後擬二人爲浙江憲副，則兵部郎中劉君時雍、刑部郎中李君若虛，而受命者則李君也……命既下，朝論翕然稱爲得人。蓋雖未命而士望之屬君也久矣。”[xviii]浙江提學副使之職，是李士實擔任的第一個地方職務。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三月，李士實改任廣東按察司按察副使[xix]，負責海防事宜,這個職務通稱巡海副使。李士實自浙江改任廣東，是因爲在該年的考察中，主計者認爲他的能力不適合做提學副使，“若虛李先生為浙江提學憲副，坐‘才力不及’調官廣東。諸大夫士有聚議而惜其去者，予謂若虛此行正坐其才力有餘耳。”[xx]李到廣東所負責的事務，諸書多未言，除雷禮外，唯李東陽記云“擢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改廣東巡海”[xxi]。《白洲詩集》卷一中有大量與海有關的詩，當是公務之餘的作品。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八月憲宗崩，其子朱祐樘繼位，改次年（公元1488年）爲弘治元年，但這對遠在嶺南的李士實並無影響，直到弘治六年（癸丑，公元1493年）李士實的職務才有了變化。《孝宗實錄》載，六年三月升“廣東按察司副使李士實爲本司按察使”[xxii]，李一個多月後在江西接到任命[xxiii]。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正月爲天下官朝覲之期，李士實亦在朝覲之列，二月戊戌（初三）陛辭後，[xxiv]他顯然沒有直接返廣，而是便道回江西省親，故有江西拜命之事。李士實在廣東只做了一任按察使，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又逢朝覲之年，李當於八年（公元1495年）冬赴京，自此結束了在廣東的任職。[xxv]

    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二月李士實升任爲山東布政司右布政使[xxvi]，同年八月升爲左布政使[xxvii]。他在山東任上的情況目前所知不多，《實錄》載其關於處理納糧助賑農民的辯疏一通，反映了他在政務上與同僚的分歧。[xxviii]另外，《白洲詩集》中有《懷濟南四詠》[xxix]，略可見其對山東的懷念。

    無論是在廣東還是在山東，李士實所歷各職均非地方首腦。布政使在明初爲一方主官，但自各地增設巡撫後，情況漸變。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十月，升李士實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xxx]。這是他第一次成爲一個地方的實際首腦。由於責在一方，李士實在此任上之作爲，史書記錄稍多；亦是在此任上，李士實提出致仕的請求，“士實以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嘗具疏乞休”，沒有獲得批准[xxxi]。他之乞休，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身體，李士實體胖多病，早在廣東時，李東陽就聞其“體肥過昔數倍”[xxxii]，而其後來還鄉的原因也確與多病有關。二是與雲南沐氏發生矛盾且比較大，欲爲規避之計（詳見下文）。

    李士實巡撫雲南的實際時間只有兩年，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九月“升刑部右侍郎何鑒爲本部左侍郎，巡撫雲南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士實爲刑部右侍郎”[xxxiii]。任命雖下，但李士實遲遲沒有到任，並再次上疏請求致仕。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三月，孝宗命吏部催促李士實，“上命吏部曰：李士實已有旨不准休致，宜趣令到任治事”[xxxiv]。如果從弘治十四年（公元1510年）三月算起，到十八年（公元1505年）六月謝病還鄉，李士實在刑部右侍郎任上四年有餘，這期間根據《實錄》記載，他先後三次請求致仕，均未被批准。[xxxv]

    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六月，在經過屢次疏請後，李士實終於獲准還鄉養病，“刑部右侍郎李士實以疾乞歸，從之，令給驛以還”[xxxvi]。此次還鄉並非致仕[xxxvii]，他獲准致仕是在正德三年底（公元1508年），“正月八日聞有詔許致政……予時病臥歸東湖者四年矣”[xxxviii]，這令他十分高興，“忽聞優詔許閑休，喜劇江頭不自由”。這是他第一次致仕，此時他六十八歲。

    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對於明朝廷及李士實都是一個重要的年份，這年四月，封地在寧夏的安化王朱寘璠以討奸臣劉瑾爲名發動反叛，很快被平定；八月，在平定安化王過程中結成同盟的右都御史楊一清與太監張永，聯手剷除了太監劉瑾。劉瑾把持朝政多年，對祖制多所更張，朝臣仰其鼻息，心頗怨之。故劉瑾之除，令朝野興奮。李士實在得知消息後高興異常，連賦二詩[xxxix]，以表達其“請君放步行，蕩蕩無一礙”的快樂。不久，李士實就被重新起用。

    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冬，李士實被任命爲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鄖陽[xl]。李士實是從邸報中得此消息的，“正德五年庚午十一月十四日病中閱朝報知有起廢之命”[xli]，十二月八日和二十日分別接到正式任命及敕書[xlii]。而其到任，則應在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年初[xliii]。

    受命巡撫鄖陽不到一年，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十一月，李士實又被改任爲南京都察院管事[xliv]，而他是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正月初五才知道此事的[xlv]。但李士實並未到南京就職，仍繼續原來的職務，“命掌南臺，未至”[xlvi]。至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五月，李的職務已改爲巡撫湖廣[xlvii]。同年七月，“改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士實掌都察院事”[xlviii]，他又重新回到北京，“又召入蒞內臺事”[xlix]。

    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九月，即李士實執掌都察院一年多之後，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溥在一奏疏中，彈劾李士實“名行俱亡，風紀不振”[l]。此事之前李士實即有乞請致仕之疏，而此事使其致仕之心更堅，“召入蒞內台事，複乞致仕。蓋公在仕籍幾五十年，自爲都御史，前後凡十四疏而得請以去”[li]。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十一月，李士實致仕獲准，“賜敕給驛歸，命有司給食米月二石，役夫歲二名”[lii]。至此，李士實的仕宦生涯結束。

    李士實的家庭情況，我們知道得不多，現根據一些零散史料略作介紹。

    李士實的祖父以上各代情況，目前無可考述。其父，僅李東陽在《桃花嶺壽鄉銘》中提及，《銘》云：“公生於白洲，從厥考贈右都御史淡簡府君徙棠溪”[liii]，淡簡，應是李士實之父的字或號。

    李士實弟兄共四人[liv]，他排行最小[lv]。其長兄曾爲泗水教諭；二兄長爲諸生，未出仕；三兄長做過湖州府學訓導[lvi]。長兄卒於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或十八年（公元1505年）；二兄卒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三兄弘治末貢生，任訓導後於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左右致仕，卒年不詳。[lvii]

    李士實至少育有五子，即汝淇、汝淮、汝禎、四官及另一不知名者。汝淇或作汝祺，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入國子監爲監生[lviii]，正德五年他與汝淮、汝禎俱參加鄉試，未中[lix]，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寧王起兵，授其錦衣指揮，留守南昌[lx]。汝淮，爲李士實次子[lxi]，其他情況不詳。汝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之前入爲國子監生，十三年復班，後因寧王起兵，在京被捕[lxii]。四官，當爲乳名，六歲多即夭折[lxiii]。其不知名者，爲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李士實七十一歲時所生[lxiv]。另，李士實的女兒情況不詳，僅知其一女適國子監生方侃[lxv]。

                          二、宦績與交往

    除徐文溥的彈劾外，李士實在其仕宦生涯中，幾乎沒有受到輿論的什麽指責。相反，他獲得許多好的評價，“歷官中外，頗有聞譽”[lxvi]，這是《明武宗實錄》中的記錄，需要注意的是，這個記錄，是他因附逆而死之後官方寫入《實錄》的，這意味着他的政績可指責之處實在不多。而這個記錄本身，也可視作其仕宦生涯的一種官方評價。

    自踏入仕途，李士實有近一半的時間在刑部、都察院等法司任職。在刑名方面，他表現出很強的能力和較高的素質。“官劇曹理重獄，庭無留案，圄無滯囚。耳目所逮，有鮮明而無訾議”[lxvii]。“李侯豫章産，詩骨稟尤異。決獄最屢書，豈不稱法吏！”[lxviii]“君識見超絕，學問宏邁，練政務，精律例，于凡曲直利弊，皆燭照數乎其間，而又清謹廉靜，重名節，忘勢力，底裏洞徹，久而不變”[lxix]。雖然我們不確知這些評述的具體所指，但也從中可感受到李士實當時給人的印象是很能幹的。另有一件事情也可說明這個問題。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七月，朝廷欲派員到大同宣府及居庸關整理糧草，時內閣奉旨擬差戶部右侍郎顧佐，孝宗召大學士劉健等指顧佐名曰：“是嘗差幹事，力量頗弱，恐不能了此。”令劉健等“可再推有才力者，不必拘定戶部”，於是內閣另“擬管倉右侍郎陳清、刑部右侍郎李士實以進”[lxx]。可見，在朝臣中李士實是以幹練著稱的。

    在外任，李士實的業績留下記載最多的是巡撫雲南期間。

    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七月，李士實以地方災異，“請暫取回清軍御史”，獲准。[lxxi]

    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十一月，李士實奏：“雲南銀場有九，近年礦脈甚微，各衛俱以礦夫口糧賠納，歲折銀三萬四百三十四兩，名曰礦夫口糧；余丁或三五人朋當一名，歲辦銀二萬一千九百四十五兩，名曰夫丁乾認。今判山、窩村、廣運、寶泉四場礦脈久絕，賠納無已，乞自十二年爲始，將四場銀課暫免，軍丁退還各衛操備，口糧有司收責，以備軍餉，則減者少而增者多矣。”戶部覆奏從之[lxxii]。此事《明史·食貨志》中亦有簡略記載。[lxxiii]

    在雲南，李士實還與沐氏家族發生了矛盾。洪武中，雲南平定後，太祖留黔國公沐英鎮守其地，此後，沐氏家族成爲雲南的不可忽視的勢力。[lxxiv]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十六歲的沐昆襲黔國公，而管理家政的是前黔國公沐琮的夫人王氏。“初，黔國公沐昆之祖英始平雲南，留鎮其地，許于所屬臨安、騰沖之處墾田自給，不煩有司，相傳至太傅琮無有所改。琮卒，夫人王氏總家政，性貪而狠，任用非人，以閽者趙升等爲心腹，雲南後衛指揮王昱等爲爪牙，指以昆當嗣爵及喪費爲名，令於舊租外各加一倍。昱等督租需索無藝，其害遍於境內”。李士實到任後，具奏其事，“請遣王氏還守琮墳”，王氏聞奏，即帶領趙升等還南京。隨後，沐昆列李士實罪狀上奏。朝廷命對沐昆所言李士實罪狀進行了核實，結果是“覆勘無迹”，而李士實所奏皆實。於是，當地官員聯名將調查結果上奏。這件事直到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六月才有了最後處理結果，都察院認爲，王氏治家無法，縱惡貪求，沐昆偏信妄言，李士實詢訪不詳細，皆有罪過；而王昱等則應予以嚴治。“上從之，命宥昆、士實不問”[lxxv]。需要說明的是，沐昆對王氏等人所爲也是有意見的，但他非沐琮之子，其能夠襲黔國公爵已頗費周折，故對王氏只能曲從；而他劾奏李士實，也是在王、李之間不得已的一種選擇。也許因爲他與李士實並無實質性的矛盾，李士實在雲南才能完成任職。

    李士實之劾奏王氏，實際是“以計安地方爲言”，考慮的是雲南地方的穩定，因爲對雲南來說，沐氏爲各族信向，沐氏安則一方安。從記載看，李士實在雲南任上，對當地社會經濟，民衆生活是比較關注的。繼李士實之後巡撫雲南的都御史陳金，在《海口記》中記錄了李士實弘治十二年（己未，公元1499年）欲疏浚滇池的事。“滇池在雲南會城之南，周回三百余裏，諸山之水皆歸焉。自南流而西折歷安寧、富民入金沙江，源廣末狹，若倒流然，滇之名所由始也。……顧下流地勢頗高，加以兩山沙石雨水沖入，衆流之會日溢焉，故汜濫彌漫，而膏腴沃壤浸沒十之八九，民甚苦之”，李士實見此，欲加以疏浚，“弘治己未，巡撫李公若虛慨然有志疏浚。予時爲左布政使，承命偕按察使陳君敬、都指揮僉事孫君輔往視之，得其所以汜濫彌漫之故，歸白於公。而東作方興，其事已，後無能爲矣”[lxxvi]。李士實沒有做成此事，直到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陳金才付諸實施。

    除地方民生多有意見外，廟堂祀典，其亦有言。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十月，李士實就祀孔配享事上奏，請求爲叔梁紇等立廟別祀。明沿前代之舊，天下祀孔，以顔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於堂上，而顔、曾、子思三者之父顔路、曾皙、孔鯉，則從祀於兩廡。這種做法自明初就有疑議，宋濂《孔子廟堂議》言：“今回、參、汲坐享堂上，而其父列食于廡間，顛倒彜倫，莫此爲甚，吾不知其何說也。”[lxxvii]至弘治改元，斯議復起，弘治戊申（元年，公元1488年），程敏政言：“顔曾子思配享於上，而父在兩廡，非以明倫，宜別立啓聖一祠，而以顔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lxxviii]。李士實的觀點與程敏政相同，其疏略云：“天下文廟通祀孔，而顔子曾子子思配享於堂上，以顔路曾皙孔鯉從祀於兩廡，似爲非禮。請于文廟之後增建後殿一所，中祀叔梁紇，而配以顔路曾皙孔鯉，兩廡舊位並請撤罷。”[lxxix]孝宗命所司知之，將此議擱置。其後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四月，禮部右侍郎謝鐸亦以立廟事爲言，因廷議不合而止[lxxx]。此事直至世宗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因張璁之議，才得實行[lxxxi]，是爲後話。要之，祀孔之典爲有明之大事，李士實之參與，足見其不止以雲南一地爲念也。

    李士實歷官多處，除雲南外，其他如浙江、廣東、山東、鄖陽等地的宦績我們知之甚少，即使如鄖陽這樣事端頻出的地方，也是如此。[lxxxii]李東陽曾說李士實“聞內地有急，隨馳兵赴之，不爲畏避計”[lxxxiii]，其事當爲不小，而所見史料同樣沒有記載。儘管如此，從現有材料及當時人的評價看，李士實應是一個稱職的官員，其官德也沒有什麽問題。

    李士實的名字在後世不顯，但在他生活的那個時代，卻完全不是這樣，而是“一時名公皆善之”[lxxxiv]。“士實……能文章、談道理，而尤以書法稱。張元禎、羅倫，其鄉大儒也，士實與齊名。于官尤善李東陽、林俊、楊一清，時翕然譽之”[lxxxv]；“談道理，詩文書法名一世”[lxxxvi]。顯然，他的名望與他所交往的人物及其詩文書法成就關係密切。

    關於李士實的書法，在其附逆起兵前，“翰墨爲時所重，號稱李白洲者數十年”，其後則“片紙不復見於世矣”[lxxxvii]，而惡評亦隨之而來，“時有李士實者，爲右都御史，坐寧藩事伏法，其書尤瘦險醜怪，而一時聲甚著”[lxxxviii]。其書法到底如何，不得而知，祈望有識之方家賜教。然則，毀譽雖不同，其獲知于時自不待言矣，故識之以見李士實當日之名也。

    在與李士實相善的名公中，當首稱李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官至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他是明代著名的文學家，《明史》言“自明興以來，宰臣以文章領袖群臣縉紳者，楊士奇後，東陽而已”[lxxxix]。他天順八年（公元1464年）中進士，比李士實早一科，但他年齡比李士實小四歲。二人的友誼從成化時開始，至老不替。李東陽在送李士實到浙江任職時說：“予，君之知己也。”[xc]這是成化十七年（1481）的事，至正德七年（1512），李東陽爲《白洲詩集》作序時又說：“予與先生夙相知厚，爲文字道義交。過從倡和，動窮日夜，或沿流忘歸，或然絮繼燭，亦嘗有脫習遠俗爲之者。”[xci]其後，在《桃花嶺壽鄉銘》中他說：“予雅知公久，敬之道未嘗少弛。”[xcii]可見，二人是詩友，也是相知很深、相處融洽的朋友。

    李東陽在《白洲詩集序》中所言之“然絮繼燭”，非泛泛而言，而是實有其事，“往在予家，嘗拆褥取絮代燭爲聯句”[xciii]。這事成爲他們共同的美好回憶，也是當時的一段佳話。多年後他們在詩中還不斷地詠及此事，李士實在廣東時有《憶昔奉柬西涯》云：“催朝小吏蓽門前，我正西堂作客眠。燈燭爲誰分被絮，分明人在雪花天”[xciv]；李東陽晚年在《次白洲留別韻》中云：“清覃虛堂夜臥遲，昏燈長到曉鍾時；看花不厭多傷酒，然絮還供未了詩……”在李東陽留下的詩作中，有數十首與李士實的唱和詩，記錄了他們的交往和友誼；而李士實的《白洲詩集》裏也有多首寄贈李東陽的詩，這些詩都是李士實在外任職時所作，表達了他對詩友的懷念，如《次韻聯句奉酬方石西涯》云“何處美人相見難，十年江海思漫漫。吟邊風月三千首，坐裏煙花十二欄。金炬賜來春色近，青藜送與夜光寒。瀟瀟兩鬢誰應好，何日重逢細細看”[xcv]；又如《六月十九日有懷西涯學士》云“一葉秋風江上地，無由相對兩微酣”[xcvi]等等。這些詩足見二人往來之多、友誼之深。

    由於二人關係密切，李士實的詩集序、墓志銘均請李東陽來作，而李東陽也欣然承命。在《白洲詩集序》中李東陽高度評價了李士實的詩作和人品，同時，他還說：“比予解組後，方喜盍簪，而先生複別我而去。然則徽州雖不吾請，固將有以張之，況其請之勤也？”[xcvii]徽州，指爲李士實刊刻詩集的徽州知府熊桂，他是李士實的門人。李東陽的話，明確表達了自己宣傳李士實作品的願望，這是二人友誼的反映。李東陽爲李士實所寫的幾篇文字，特別是《白洲詩集序》和《桃花嶺壽鄉銘》，是研究李士實的重要資料。

    李士實交往的另一位名人是陳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號石齋，世稱白沙先生，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李士實與陳的密切交往始于李任廣東提刑按察副使時。李到廣東時，陳已名滿天下，當時無論是在廣的大小地方官，還是過路的官員，幾乎都要登門拜謁，“白沙先生倡道幾四十年矣，天下之士聞風景從，而凡東西往來與夫部使過者必謁焉，村落茅茨土棟至無所于容。”[xcviii]李士實初來時，只是這些官員中的一人而已。

    我們注意到一點，在《白洲詩集》內，李士實對陳只稱白沙，敬重之意油然可见；而在陳獻章的詩文中，對李的稱謂則前後有變化。早期稱李憲副或李若虛憲副等，顯得很客氣，後來則稱白洲李先生或白洲先生等，表明陳獻章對二人的關係的認可是逐漸的，開始應是應酬爲多，後來則友誼和敬佩的成分增多，這與二人交往的逐漸深入有關。

    白洲在廣東任職近十年，他與白沙的交往一是生活上的關照，一是詩文唱和。

    生活上的交往，如一起遊賞，“比日奉同李憲副看山”[xcix]；而饋贈之事亦多，陳詩有《承白洲李先生見惠白米蛇酒香茗諸品不勝榮感用韻以謝》[c]；《與沈都憲》云“前所付白洲先生書物一一拜領”[ci]；白沙還因與鄉鄰田土糾紛致書李士實，請其幫助以平事端[cii]。而最可記者，當是李士實爲白沙在廣州置宅之事。

    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末或八年（公元1495年）初，新會白沙鄉附近地面不靖，“近來敝鄉東西盜劫連夜，白石譚蘭雪一家遭害，馬默齋輩剝床以膚，可畏之甚”[ciii]。爲此，陳獻章欲遷居省城廣州，李士實亦以此爲勸，在與張廷實的信中，白沙云“近來敝邑夜寇甚於前日，有殺盡一家十餘口者矣。地方如此，不可不早爲之所，況有大於此者乎。意欲就省城內求一地，頗幽僻寬廣，及此時築室奉老母居之。適得士實口信，亦倦倦以此爲言，與鄙意正合”[civ]。白沙的動機是避亂奉母，免得災禍及身，當時的心情很急迫，請張廷實拿主意“幸爲我裁之”，並囑其保密。

    但張似乎在保密上做得不好，“廷實念我深，不自知其傷於饒舌”。李士實獲知後，即極力促成，但一段時間後白沙又猶豫了，原因似有兩方面，一是經濟上有些緊張，“今歲創修祠墓凡五處，財用竭矣，不如且置之”；二是不想太張揚，欠人情，李士實顯然提出要爲其置宅，但白沙不想幹累于人，“蓋有離世樂道，如戴簡以居東池之地，然後可當弘農之賜；主之以鄭公司馬，在康節則可，無康節之才與德，豈不爲識者所譏乎？有可得之勢，無可受之義，取捨之間甚不苟也”[cv]。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白沙的老母於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二月去世，且這年七月起白沙患病，這使事情拖延下來。

    至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春，白沙移居之念仍未改，此時，李士實在廣州北門附近用數百兩白銀爲白沙購置了一處房産，慷慨相贈，並將房契帶給了白沙。這事，讓白沙很感慨，也更爲難，他對李的高義很欽佩，但他不願領這麽大的人情，同時，他又覺得廣州過於嘈雜，與自己養老的想法不夠符合。他的這些想法反映在一封信中：“老朽亦欲深潛遠去，爲終老計。此間民日變爲盜，地方多虞。白洲李先生爲卜地于省城，破數百金，古人之事，不意今複見之……委余齡於喧囂之境，卒恐不能成其美，未易裁也。”[cvi]他也對李士實直接說：“破數百金先生不惜與人，顧受之者未易耳。”儘管猶豫，他還是表示接受，只是要等到服闕之後，“病夫平生山水稍癖，待明年服闕後采藥羅浮，訪醫南嶽，上下黃龍洞，嘯歌祝融峰，少償夙願，然後歸拜先生之賜未晚也”[cvii]。當然，這些話也可看作是婉辭之言，他還沒有下定決心。

    如果不是李士實升任山東，白沙應該會接受這份饋贈的，但在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二月十三日吏部任命李爲山東右布政使。這個變化，讓白沙做了拒絕的決定，他托學生周文都將房契還給李士實。“數日前，山東邦伯之報至矣……北門園池之賜，聞者以爲美談。某不欲以一時虛名累左右。券書一通，謹封納。平生山水債欲嘗之餘年者，托周生口陳，高明想能亮之”[cviii]。白沙的學生張詡所作《白沙先生行狀》言“晚年，按察使李白洲仿鄭富公故事，破數百金買園一區於羊城，先生皆卻不受，封券至於三四往返”[cix]。雖未接受饋贈，但白沙對李士實的行爲非常欽佩，他在書信中言“北門園池之惠，每念及此，慨息久之。仁人君子之爲朋友，慮至此乎！”[cx]。

    詩文唱和是二人交往的又一重要內容。在中華本《陳獻章集》中收有白沙寄贈、憶懷李士實的書信六通、詩十首，四庫本《陳白沙集》收有書信四通、詩四首。而李士實《白洲詩集》中至少存有三十首與白沙相關的詩,這些應當不是他們詩作往來的全部，李集內所錄是回祿之餘。這反映出李陳關係確非一般。

    在存留的詩中，記錄了他們相過從的經歷和感受，其中既有真情的坦白，也有應酬的俗語。另外，白沙有兩首詩是寫在李士實離開廣東以後，一爲《詩罷懷白洲先生》，這時李在山東，一爲《寄李白洲都憲》，時李在雲南。前詩云“山東無近耗，海上立斜暉；童子覓牛去，漁翁罷釣歸；登舟人欲別，見月鳥還飛；何限相思意，千峰獨掩扉”[cxi]；後詩云“東南遺愛望重臨，萬里滇南恨正深；引領東山歸去路，騎牛跨鳳許相尋”[cxii]。二詩情真意切，說明陳白沙確實比較看重二人的關係和友誼。關於其他詩的具體內容，這裏就不多及了。

    李士實中進士的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丙戌科在明中期頗有影響，不僅是由於人數多，而且由於名人輩出。“成化丙戌，憲宗純皇帝再策多士，才俊彙出，敷遺累朝，皆獲其用”[cxiii]，“成化丙戌科，至弘治辛亥二十六年間，同年雖存亡不一，通計束金者一百六十六人矣。故近時言科目之盛者，多以丙戌爲稱。然其間如羅倫上疏論李文達奪情起復之非，卒著爲令；章懋、黃仲昭、莊昶諫鼇山煙火之戲；陸淵之論陳文諡莊靖之不當；賀欽、胡智、鄭已、張進祿輩之劾商文毅、姚文敏；強珍之劾汪直、陳鉞，皆表表出色。後來各科，多無此風，此丙戌之科所以爲尤盛也”[cxiv]。在陸容所提及的名人中，李士實與黃仲昭、莊昶等來往頗多，但他雖與丙戌狀元羅倫同鄉且齊名，但關係似不密切。在同年中，李士實還與屠滽、程敏政等交往較多。

    同年之外，李士實與謝鐸、劉大夏等關係密切，謝鐸、劉大夏與李士實既是詩友，又是朋友，在李士實未任外職時，他們都是李東陽這個圈子裏的人，相互唱和，儼然詩社。當時，與他們在一起的還有倪岳、沈仲律、馮佩之、羅明仲、陳師召、金德潤等。他們的友誼一直保持到晚年。李士實交往的遠不止以上諸人，在《白洲詩集》裏涉及的就有近百人，其中包括閔珪、秦宏、邵寶、李夢陽、林俊、洪鐘等等。這些都是有詩文往來者，其他則難以盡知了。

    從李士實的交往看，他的朋友、同寅，多爲君子直臣、文學巨擘、道理名家，而這些人對李士實的接納，表明他在這些人的心目中，是可引爲同道的。

                           三、附逆與結局

李士實致仕後回到江西，居住在南昌新建之東湖畔。而自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底至十四年（公元1519年）六月這數年間他的生活情況，今天已難以有更多的瞭解，但可以肯定的是，他這期間與寜王朱宸濠的往來當較爲密切，“家居與宸濠親厚，晚年復起爲都御史……未幾復歸，蹤迹益稔”[cxv]。參與寜王的逆謀及反叛，是李士實晚年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不僅使其付出生命代價，也影響到世人對他的評價。

封國在江西南昌的寜王朱宸濠是繼朱棣、朱高煦、朱寘鐇之後，明王室又一位以皇位爲目標的反叛者，他正德十四年（公元1419年）六月十四日舉兵，一個多月後的七月二十六日，被王守仁等平定，寜王被執，參與者或死或俘。

李士實在寜王謀反過程中，始終是一個支持者和謀劃者。“致仕都御史李士實恩遇四朝，實托心膂……今皆反面事讎，爲之出謀發慮”[cxvi]，“濠舉逆，尊爲國師，資其謀議”[cxvii]。根據寜王其他同謀被俘後的交待以及刑部的審理結論，李士實參與寜王的謀劃具體有以下數項。一、謀復護衛。“正德九年正月內，宸濠要行謀逆，密與獲故致仕都御史李士實等商議，謀復護衛，方好整備軍馬，圖謀天下”[cxviii]。二、謀議招納賊首亡命。正德十二年“宸濠復與李士實並（劉）吉等相議，圖謀天下，必須慣戰賊走。當令王淳、涂欽等招敘已故賊首淩十一、閔念四、萬賢一、萬賢二、熊十七……不計其數，藏縱丁家山等處”[cxix]。三、捏造孝行，騙取人心。正德十四年正月“宸濠要得暗收人心，商同李士實、王春，各不合捏造孝行，有畢真亦不合知謀，主張寫成呈文，逼令南昌縣學官、生員、耆老人等，具呈都布按三司，轉呈鎮守、巡撫衙門會奏，求虛譽，取信朝廷”。四、撰寫宣傳品及檄文。正德十四年四月宸濠“于大院內張設勾闌，扮演雜劇。預令李士實等撰寫疏詞，差人浙江直隸等處，各路粘貼，招致遊俠光棍，誘引四方人心”，十四年六月舉兵後，“劉養正、李士實就行撰造僞檄及安民僞榜，專一指斥乘輿，放免稅役。俱用木板雕刻，印刷各千張，俱不用正德年號，止稱大明己卯”。五、贊同舉兵，接受僞職。十四年五月宸濠自知反謀敗露，即招李士實等人進府商議，“宸濠說道‘如今差官勘我府中事情，革我護衛，若不起手，斷然不好。十三日是我壽日，鎮巡三司等官必來慶賀，候其次日謝酒，就協令各官順從起兵。彼若不從，即行斬首警衆，大事就定。’比（劉）吉與士實等，各不合回說：‘此謀最好。’宸濠當將李士實僞授國師”。六、爲舉兵後的軍政獻議。“有宸濠要僭稱大號，及改元順德，比劉養正、李士實各合議稱‘起事之初，未可遽稱大號、改易正朔。待至南京正位，然後稱號改年，布告天下，豈不爲好？’宸濠聽止”。七月十六日，圍攻安慶的寜王聞知王守仁欲進攻南昌，“與李士實等謀，要退守江西省城”。而李士實反對退守，建議先取南京，“太師李士實等勸阻，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寜王不應”[cxx]。十天後寜王及李士實被俘。

以上諸事，雖非李士實本人之供，但也是出自當時的一些重要當事人，故大體是可信的。據此，李士實自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底致仕後，隨即就開始參與寜王的逆謀，並不斷地貢獻計謀，最後一同舉兵，且接受僞職。以此觀之，李士實可謂晚節不保。但據史料，李士實被俘後絲毫不見悔愧之意，相反，卻有些大義凜然的味道，“士實被執，見按察使伍文定，立不跪，文定怒撻之二十”[cxxi]。可見李士實對參與反叛是堅決的，而對失敗也心有不甘。換言之，在他自己而言，根本就不存在所謂晚節不保的問題。

那麽，作爲一個“恩遇四朝”的朝廷高官，爲什麽會堅定地與反叛者站在一起，並成爲其重要一員的？事實上，這個問題也一直困擾著一些明朝人，如王廷相《南昌行》詩云：“白洲老子中臺長，何用文章諛新莽？”[cxxii]如朱國楨曰：“自來從逆之人多由迫脅，有卑官末秩，苟全性命者爲之。若二品大臣、賢科名士，如李士實、劉養正，千古僅見。”[cxxiii]又如佚名《刑侍李士實傳》的作者云：“即士實不入八十，死當天子恩極榮哀之盛，何以至此極也。士君子等死耳，死獨遺穢千萬年，何心哉？”[cxxiv]當時人們對李士實的行爲很不理解。

對此，有一則史料是這樣說的：“侍郎李士實家居失明，一夕夢人語曰：真天子來，目當自開矣。未幾，宸濠泛湖，望見其宅，命駕往訪。家人驚報，士實竦然而起，兩目忽明，遂委心焉”[cxxv]。另有一則史料是這樣說的：“士實家頗近寜王，王詫其富強，有異志，盛欲交，士實不可，乃縱其下侵辱之。不得已往見王，坐語良久，王大悅曰：公，吾子房也。士實因更爲寜王畫策”[cxxvi]。兩個說法，一涉玄怪，難以憑信；一嫌不詳，難知底裏。而最根本者是沒有李士實本人的直接表述，因此對於他的心路，只有根據當時情況及相關材料加以分析。

在第一則史料中，提及李士實因目疾獲愈而委心寜王，士實眼目失明之事，史無實據，但他因病而對寜王感激有加，則確有其事。李士實體胖多病，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他的還鄉即是因此，前文對此已略有涉及。對於身體狀況，李士實自己在詩中也多有敍述。如《復病起》云：“一疾屢輾轉，吾衰忽心驚。淺髭幸無多，白髮添一莖。筋紓骨亦脆，和風變淒清”；《醉中》云：“況復病余身，皮骨渾脆弱；日出始下床，及晡聊草酌。人皆勸我出，不知吾正樂”；《病中爲移心之計，得古體雜詩二十五首，近體雜詩十首》云：“藕花開時吾正病，小兒報我開數朵”，“我病總看今歲別，醫家道與衆人同。名方自撿多加朮，小榻頻移欲避風”，“兩眼黑花羞見日，周身寒慄怯當風”，“家尚未歸終是客，我因多病半成醫。起來不自知肥瘦，只覺從前帶孔移”[cxxvii]。疾病使他由胖而瘦，其身體之不佳可以想見。

在李士實患病時，寜王給了他不少的幫助，這使他感激不已。他有一詩，題爲《病起》，其序云：“今年六月，予忽病疽兼病痢，危病也。荷蒙國主殿下軫念衰朽，命醫賜藥，無所不用其情，才獲平復。已鏤刻予心矣，復記以詩，以志不忘。”國主，即寜王之自稱。銘刻在心猶嫌不足，必發之以詩，方能達其情，此種感激可謂深徹骨髓矣。而其詩復云：“垂老作疽仍作痢，人人相見爲公憐。竹窗對雨秋猶臥，藥鼎分江夜亦煎。暮景可堪多種病，誰家能有兩重天。得延殘喘君須記，都是東平宿世緣。”[cxxviii]視寜王爲再生之天，其感恩之意可謂極矣。另據《志懷》詩，在李士實患病期間，寜王多次前往探視，詩云：“臥病湖邊感正深，淮王幾度荷光臨（自注：用淮王載酒過語）。寶猊簇隊春隨路，彩仗分行畫若林。一飯正無爲報地，千金難盡賜來心。金光草共宜男草，欲獻惟應托短吟。”[cxxix]“幾度荷光臨”，正言其多也，故此詩繼續表達其感恩之情，並以無力回報爲愧。顯然，他的這些詩是無法視作應酬之作或泛泛之語的，因而，可以說寜王對李士實的關懷和垂青，奠定了李士實對寜王的情感基礎。雖然我們現在還無法斷定寜王此時是否已有謀逆之心，但感恩圖報的思想應該是李士實參與寜王之事的重要原因和前提。

對李士實的關照，僅是寜王諸多禮賢事例之一。在當時的輿論中，寜王頗有賢名，他對當世的名流，極盡交結之能事，“時常設宴邀請兩司官入府，擇有時名及阿順者，留至深夜方散，或與聯詩，或與論事，曲加禮待”[cxxx]，“寜平日厚遇士大夫，中外皆爲所餌”[cxxxi]。如對李夢陽，“以夢陽有大名，折節下之，夢陽初不爲所動，久之陷其計中”[cxxxii]；如對學者張元禎（東白），寜王也主動交往，並有饋贈，雖遭拒絕，但也顯示了寜王的態度[cxxxiii]。寜王的良好聲名，從另一個側面也可以得到印證。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三月，江西兵備副使胡世寧上《昧死陳言地方利害疏》，這是一通揭發寜王不法行爲的奏疏，而在此疏中，胡世寧寫道：“寜王懿親，天資英睿，博學多才，凡在朝廷臣子無不敬仰，豈有毫髮過議者。但由內外臣僚輔導非法，自因劉瑾討衛兵以來，威勢日盛，而上下官司奉承太過也……更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德，遠避嫌疑，遵依祖訓。”[cxxxiv]本是揭露寜王做下的越軌不法之事，但在疏中卻要加以回護，甚至對其本人的品德加以頌揚，此情形說明，寜王在外部社會中的形象是很良好的，已經有了比較穩定的評價，在沒有證實其大奸大惡之前，要想否定他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實上，胡世寧疏中所言之事，已經夠嚴重的了[cxxxv]，但他尚且曲筆如此，當時之勢及胡世寧的不得已之心可以想見。儘管如此，此疏之出，仍在當時引起巨大震動，而這震動很大程度上緣自疏中揭露之事與人們既有印象差別之大。胡世寧的奏疏肯定對寜王的聲譽有損害，但並不是根本性的，直到寜王起兵前後，寜王的賢名猶在流傳，朝鮮《李朝實錄》載：“謝恩使金克愊馳啓曰：‘寧王起兵江西，皇帝征諸道兵往討之，又將自征云。’承旨韓忠持入，仍啓曰：‘臣往北京聞之，寧王乃弘治皇帝之弟也，而有賢聞，故天下皆屬望，至於兒童皆知其賢。’”[cxxxvi]寧王聲名之卓，對於李士實的歸附當有促進作用，更何況李士實曾受其大恩。換言之，如果寧王系一天下唾駡者，李士實雖受其恩，亦未必會有榮耀之感，既不會言之於詩、公之於世，更未必會隨其反叛了。

在當時，寧王的另一面對李士實的抉擇也會有影響，那就是寧王對與己爲難者往往施以毒手。寧王禮賢下士是真實的情況，但他同時也是一個果於報復的人。“宸濠懷逆，招致文學，凡吏於江西有才名者，即啗以利，否則威劫之”[cxxxvii]。說寧王爲謀逆而打擊異己，在後來可能是這樣，但寧王在弘治時還很難說有謀逆之心，那時他就有過這類表現。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寧王多次請求用琉璃瓦改造宮殿，有旨同意，五月巡撫江西都御史林俊上奏：“寧王累乞用琉璃瓦改造宮殿，有旨於各府縣路引錢內支二萬兩給換。緣江西地方公私匱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及益府宮殿近因蟻妬修蓋約用銀三萬餘兩，若寧府改換琉璃，事在可已。”[cxxxviii]雖然皇帝沒同意林俊的請求，但林俊得罪寧王是無疑的，次年正月林俊就遭到報復，“罰巡撫江西都察院都御史林俊俸三月，以聖節出巡，爲寧王所奏也”[cxxxix]。進入正德年間，寧王有幾次較大的打擊異己的行動，一是對江西按察使鄭岳，一是對胡世寧，一是對大學士禮部尚書費宏。鄭岳對寧王所作不法事多有瞭解，意欲奏聞，寧王探知，“就暗令與伊有讎，今閑住未到本司副使李夢陽，不合依聽，將跟隨鄭岳門子劉奉，送府拷打，逼供無名贓私”[cxl]，鄭岳於是被罷職爲民。胡世寧將寜王事上奏後，寧王即開始各處搜集胡的把柄，“世寧廚廨門逵，本貫舊任，濠皆置人焉。久之無所得”[cxli]，於是將胡世寧疏中“禮樂政令不出朝廷”等語，指爲離間親親，妖言誹謗，以此誣奏。爲保證成功，寧王“又令涂欽等齎帶銀兩饋錢寧等，符同蒙蔽”[cxlii]，最後胡世寧被謫戍遼東瀋陽中衛。費宏得罪寧王主要是因爲他不同意爲寧府恢復護衛，以及在處理鄭岳時與寧王意見相左。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秋“此賊與方伯鄭汝華有嫌，遣人通意，欲中鄭以危法，仆以國有正律不敢從。其冬，請復護衛，又遣其承奉致賂，欲必得之，仆時有嚴禁不敢受。二事皆大忤其意”[cxliii]。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四月底，費宏被無故解職，還鄉途中遇險，“至五月十七日三更時分行至臨清戴家灣地方，臣已睡熟，舟中火發，莫測其端。臣與妻愴惶避災，倖免焚溺，衣囊家具悉爲煨燼”，“說者謂由於沮止逆濠護衛之請，觸忤錢寧，以及於禍，而舟中回祿之變，濠實爲之”[cxliv]。費宏歸後，寧王多次派人示好，費宏不應，於是費家屢罹事端，“歸而屢受群凶之侮，皆出於其陰中也”[cxlv]。名望越大，地位越顯赫者越是寧王拉攏的目標，而不與寧王交好，就會麻煩不斷。寧王的行爲，具有很大的威懾作用，“吏於江西者，咸劫於積威，勢怵利啗，唯其欲之是聽。志富貴結腹心，如潘鵬、王泰不少也；間有稍知順逆者，不過循默自保、觀望規避，以脫虎口爲幸耳”[cxlvi]。

來江西爲官者，尚有逃離的希望，而作爲一個致仕還鄉且與寧王同城而居的李士實，他的選擇的餘地是很小的。有記載說，李士實在致仕後，也想避開寧王，但沒有成功，“及致仕，避宸濠之害，居別郡。濠必欲招致來南昌，因厚遇之，遂爲知己”[cxlvii]。前文引述的史料也言及寧王爲招致李士實，縱其下人侵辱之，士實不得已而往見寧王。雖然無法確定此事發生在李士實哪一次致仕之後，但這些記載的出現表明李士實在與寧王相處的問題上，是被動的，沒有更多的選擇。退而言之，即使這些記載不準確，這些傷害李士實的事沒有發生過，那麽，李士實也會清楚寧王打擊其他異己者的事實，而這些事實，對李士實所作選擇的影響，是不能被排除的，至少可以使李士實的觀望之意減弱。

但是，不能認爲李士實對寧王的歸附是被迫的，除了報恩心理之外，他與寧王在時事上的看法的一致性，也是促成他們走到一起的原因。一些材料記載他與寜王“語合”，講的就是這個問題。武宗之世，時事之壞，在明代十分突出；而武宗個人的荒唐行爲，更是明初以來諸帝之所無。關於這些，史有明載，此不贅述。李士實從本質上說還是一個傳統的封建士大夫，一方面他喜歡閒適淡雅的生活，而另一方面他又有較強的憂世情懷，他會隨時事的好壞而悲歡。如劉瑾被除，他十分興奮，賦詩二首，一爲《快哉言》，一爲《快哉謠》，其《快哉言》小序云：“時朝廷誅一大奸，喜劇得此，正德五年八月二十三日也”，而《快哉謠》云：“怪哉復怪哉，可怪真可怪，分明是白晝，如何忽昏晦？天地亦反覆，紅日失所在；不知何鬼物，顛倒弄世界。眼中不見人，觸手即顛沛；閉門旦縮首，無地避禍害；大廈幾欲傾，豈但梁柱壞。忽然天眼開，豈復容奴輩，一聲霹靂來，立見成粉碎；陰霾豁爾開，依舊乾坤大。請君放步行，蕩蕩無一礙；相逢各慰藉，往往向天拜”[cxlviii]。快樂之情溢於言表。劉瑾被除後不久，李士實被重新起用，巡撫鄖陽，這期間他的詩多了幾分沉重，《有感》云：“禿筆提來不忍書，無端時事竟何如？二三亡命欲避罪，百萬無辜翻被驅。幾許蝸涎直緣壁，奈何螳臂敢擋車？會當訊掃郊原淨，卻恐人家不似初。”“奈何螳臂敢擋車”，這是因劉六劉七起義而對時事提出的責難。《晝坐》之一云：“厲階何處問來蹤？欲問蒼蒼路不通。兩歲人餘三歲債，十村家已九村空。薦賢我愛蕭丞相，退虜誰如郭令公。轉日回天終有地，未須惆悵對東風。”之三云：“懶將時事問何如，種種看來不似初。處處旆旌非較獵，村村煨燼豈焚書。一壺正踴中流價，五畝誰安在野居。可是彼蒼渾不管，釜中應爾著遊魚。”這裏對時事的痛心和責問就更深切、更直接了，在《白洲詩集》中，其他時期的詩，表達這種情感的幾乎沒有，顯然，鄖陽期間的經歷以及這時期的時事對他的思想觸動是很大的。《白洲詩集》刻於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三月，此時李士實仍在湖廣任職，他此後的作品如今已無法看到，因而對後來他心迹的觀察，缺少了第一手的材料。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時距離史料所說的正德九年(1514年)正月他直接參與寧王謀逆的時間很近，也就是說，對時事的看法他不僅沒有改變，反而更激進了。寧王舉兵後，發佈了李士實參與撰寫的檄文，此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李士實對時事及武宗的看法，“其大略謂今上以莒滅魯，使高皇帝不血食。又謂建寺於禁中，雜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服，至於市井屠敗下流賤品之事，[無]不樂爲。棄置宗涉陵寢而造行宮，至於宣府稱爲梩，黷貨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cxlix]此外，檄文還指斥稅賦沉重，“宸濠之叛，首以僞檄除租要結人心”[cl]。對現實的痛心和不滿，應是他參與反叛的又一基礎。

要之，李士實作爲弘治、正德時期頗有時名的官僚，致仕後受到寜王的禮遇和無微不至的關照，他對此感恩刻骨。隨著時事日壞，他對武宗的失職十分不滿，所謂“厲階何處問來蹤，欲問蒼蒼路不通”，所謂“可是彼蒼渾不管，釜中應爾著遊魚”，而此時，賢名滿天下的寜王正欲京城問鼎，在寜王的苦心招致下，李士實從猶豫到積極地參與到其中。循着這樣的線索，才能理解他的義無反顧的獻身，與李士實一樣積極投身反叛的舉人名士劉養正被俘後說：“吾不幸而敗，然千秋萬歲後，必有以吾此舉爲義舉者！”[cli]顯然，他們都認爲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正義的。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七月二十六日，李士實被俘，被押回南昌後[clii]，很快因年老受刑而死，“文定怒撻之二十，創甚，死獄中”[cliii]，卒年78歲。“怨家碎其屍，傳首至京，闔門遂無噍類”[cliv]。

對於李士實的評價，其早年爲官的一段已如前述，雖無顯要政績，但也無什麽過失；而其晚年附逆一段，史書自然罵聲一片，在當時人眼裏、對朝廷而言，他是罪人無疑。但這裏有一個問題是，在當時，用武力反對頗不為史家所肯定的皇帝，是否合適，這個問題解決了，李士實晚年的評價也就清楚了。

作者单位：张兆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