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时龙

在明代的科举体制下，士人读书应科举，首场须考《四书》和五经。但是，他们实际上并不需要熟悉五经中的所有经典，而只需在五经中选择一门经典来考试，称为“本经”。由于传统经学资源、家族的引导、地域的风气等等的影响，会在一些地域形成共同选择一种经典的现象，可以称之为“地域专经”，其中最典型者如“安福《春秋》”、“黄冈《礼记》”、“鄞县《易》”等。笔者曾对明代科举中江西安福县的《春秋》经有过探讨。[1]学界对于麻城的《春秋》经也有相关研究，如张艺曦就谈到麻城与安福等县是当时研习《春秋》经的中心，只是未完整加以论述，而张育齐先生则在其硕士论文《思想人物与地方社会的交涉——以晚明湖北麻城、黄安为例》的第二章《从麻城到黄安——明代中后期新文化据点之形成》中用较长的篇幅讨论过麻城、黄安等地的《春秋》学。[2]本文主要对湖广麻城县以《春秋》经应明代科举的现象进行探讨，而尤其关注麻城县众多的《春秋》经世家在明代科举中的表现与影响力。

一、明代麻城县的科举与《春秋》经

明代麻城县隶属湖广黄州府。黄州府在今湖北省的东部，自宋以来便已是文化较为发达的区域。弘治《黄州府志》引宋人关咏《神光观记》云：“秀民乐于为儒而不轻释其业，彬彬喜学，有邹鲁之遗风。”[3]到明代，黄州府更是湖广地区经济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武汉周围的黄州府、武昌府、汉阳府，无论就学校数、科举考试中式人数，还是所出文化名人数，都高于省内其他地区。”[4]黄州府经济的发达，首先乃基于其地自然环境的优越性。据学者的统计，黄州府的可耕地面积达到393.3万亩，占全府面积15%，是湖广地区最重要的粮食产区，其税粮在明天顺年间高居湖广首位，直至明末。[5]其次，黄州府毗邻省会武昌，又地处交通要地，且商业发展比较迅速。有学者称，区位优势、历史积淀、经济勃兴，以及丰厚的教育文化资源，是黄州府成为湖北人文重镇的四个重要基础。[6]相对发达的社会经济，以及江西移民带来的重科举的文化传统，促进了该地区文化的发展。万历年间，茅瑞征在其所编的《黄州府志》，说：“黄固楚材薮也。……缝掖之士挟册而哦以万计。三岁一售，得补弟子员仅数十人，盖游士蜂屯矣。”[7]农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达、对于教育的重视，以及庞大规模的底层读书士子群体的存在，构成了黄州府科举成功的基础。明人黎淳说黄州府“多文儒，金榜甲科扬历中外”[8]。以成化十年（1474）的湖广乡试为例，该科遵制录取85人，黄州府“登名荐书者十有七人，魁经者三人，草木为之增辉，山川为之出色，猗欤盛哉”[9]！据现代学者统计，湖北在明代有进士1119 名，而黄州府即有321人，居诸府之冠。[10]然而，吴宣德统计黄州府9县在明代共产生进士261人，为湖广诸府之冠。[11]统计数据虽有差异，但黄州府作为明代湖广科举最发达的一个府，却是公认的。在黄州府，科举最成功的两个县，则分别是麻城县和黄冈县。根据罗威廉先生的统计，在明代，麻城县是湖广进士人数最多的一个县，有进士110人。[12]据吴宣德先生统计，明代麻城县有进士91人，列于湖广诸县前列。王楚平先生则列举了明代麻城县进士106人，但不包括像耿定向、耿定力等后来划入黄安县的部分进士。[13]统计的数据虽然有差异，但麻城作为明代湖广最成功的县却也是公认的。

麻城县位于黄州府北部，而且也是在湖广一省的东北边境，北接河南的光山和商城县，其西南为黄陂县，南面为黄冈县，东南为罗田县。隆庆末年，析麻城西隅与黄冈、黄陂地建黄安县，麻城的西北面即与黄安县毗邻。麻城一县，向称剧邑，有好讼之风。正统间学者周叙（1415进士）谈及麻城说：“民尚气而喜讼，长民者惟幸其戾之免乎己，尚何以致夫泽之究于下乎。”[14]嘉靖间麻城本地的学者熊吉论麻城之难治云：“麻城楚甲邑也，地饶而蕃。庶业儒力农。世家鉅族棼如也。南蕲黄，北陈蔡，水陆之会，多迎送之劳焉。长山大谷之民，愿而信巫，竞侈负气，俗痼已久，号称难治。”[15]不过，万历间麻城学者梅国桢（1542-1605）一方面承认晚明麻城风俗之弊，但却坚持认为麻城风俗在明朝前期和中期是纯朴的，说：“麻邑介光、黄之间，民生无贵贱，自从塾师习章句，上之为博士弟子取科第及明经选，或以训诂餬其口于四方，次则为府史功曹，不成则力田。无商贾灌输之利，亦无百工淫巧之技。士民奉官司惟勤，令即行，禁即止，有淳古之风焉，而往往目为难治，不佞窃叹冤哉。此可结绳治尔，奈何被此名也。不佞久于外。戊子（1588）归而渐异矣。辛丑（1601）归而大异矣。髫齓之童，皆能操权诈以侮人。以凌驾为节概，以诋毁为才辩。相见煦若春风，而中多荆棘；附耳刺刺布情素，而无一繇衷语。输赋不归官帑而归猾胥；词讼不以情实而讬之大辟。即得其情，犹讼不已，至于再三，或十余讼，断发刎颈，以示急迫。两台司府，讼无不遍，甚至持官司短长，莫敢谁何。不佞则又叹，异哉，俗何以至此极也！”[16]在他看来，风气的变化，只是晚明间的事情，只是万历以来的事情。虽然不同时间段的学者对麻城的风俗有不尽相同的议论，但是从中可以概见麻城县的特点：地理位置上地处两省交界、水陆交会；地饶而蕃的农业与人口状况；“业儒”的风气。正德年间麻城人毛凤韶修《麻城志略》，序云：“天下称文献上国莫如楚，楚诸郡莫如黄，黄诸邑莫如麻。”[17]与业儒风气密切相关的，则是明代麻城县的科举特别发达，其科举成功的人数甚至超过黄州府的附郭县黄冈。成化十三年（1477），邑人李正芳写道：“吾邑在汴河之南，汉江之北，前有龟峰之峻拔，后有凤岭之巍峨。人才之生，固自有矣。……矧吾邑自国初来，出自科目殆百余人。”[18]短短百余年，麻城县的科举题名碑便已经写满了，需要再立一碑以题名。而且，麻城县的科举有一明显特点，即麻城县进士多以《春秋》为本经。

《春秋》在明代科举中以其难学而肄习者少，也被称之“孤经”。然而，麻城县士子却多以《春秋》为本经。晚明麻城学者李长庚（1595进士）曾说：“余邑《春秋》，其世业也。习是经者十人而九。”[19]另一位麻城学者梅之焕（1575-1641）说：“古亭（麻城古称）以治《春秋》特闻。询之学宫，其经以《春秋》者十而九。阅《楚录》，其《春秋》魁以亭州者十而九；读《题名记》，其亭州第以《春秋》者十而九。”[20]这也就是说，绝大多数麻城县士人和儒学生员以《春秋》为本经，故而绝大多数麻城县的进士也是以《春秋》为本经，而且湖广乡试的《春秋》经魁十九来自麻城。清初黄安县人张希良（1685进士）的说法稍低调些，说：“海内以麟经相雄长者数处，安（安福）与麻（麻城）狎斋盟焉，先辈诸公取元魁登台省八座，皆以是经显，故乡、会以五经隽者率当他经半。”[21]对明代四十六科《会试录》的考察发现，从绝对数量上来说，麻城县以《春秋》经会试中式的人数是42人，在全国排名第二，仅次于江西吉安府的科举强县安福县的84人（参见表3-2）。但是，麻城的《春秋》经的专经程度却可能最高。从地方志的记载来看，安福县在这四十六科中有166名进士，因此84名《春秋》经进士仅占到其中的49%，而麻城县在这四十六科中只有50名进士，42名《春秋》经进士占到其中的84%。实际上，麻城县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春秋》经专经度最高的一个县（参见3-3）。李长庚、梅之焕等人“十而九”的说法，是可信的。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言，张艺曦先生才认为麻城县与江西安福县、浙江会稽县同为明代全国三大《春秋》学中心。[22]在湖广乡试中，麻城县的《春秋》学者也有极大的优势。对十三科湖广乡试录的统计发现：十三科共录取的《春秋》经举人105名，其中52名来自麻城县（参见表4-3）。姜宝称“麻城以是经（指《春秋》）举，殆居全楚强半”[23]，可谓确论。

二、麻城县的《春秋》经科举世家

张艺曦先生推测麻城的《春秋》学始于成化年间浙江富阳县的夏赉任麻城教谕之时。这一说法自有其依据。民国《杭州府志》引《富阳县志》云：“夏赉，富阳人，成化十六年举人，湛深经术，为后进师表。授河南息县教谕，以先儒成法，随才造士，士竞遵之，修《息县志》，后人奉为模楷。寻调湖广麻城教谕。赉家传《春秋》，笺疏传注，略皆通究，悉为诸生讲贯大义。麻城《春秋》为天下所推，自此始，特祠祀之。”[24]从弘治、正德年间麻城的会试中式人数的增加的情况来看，夏赉的经学教育可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夏赉来到的成化末年以前，麻城县就已经有以《春秋》经在会试中取得成功的人士，而且数量也不少。成化十七年以前，有8人以《春秋》经中进士。虽然中间有数科的断裂，但部分时期的延续性也很强，而且像锁口河刘氏、坝陂李氏等明代麻城著名的以《春秋》经为家学的科举家族已经崛起。因此，教谕夏赉的作用不能忽视，但是麻城以《春秋》经应科举的传统应该起源得更早。论明代麻城《春秋》的起源，要从吴山谈起。吴山，字仲安，号立斋。[25]弘治《黄州府志》载：“（麻城县）吴山，字仲安，仙居乡人，生而博极群书，淹贯五经，邃《春秋》，隐居授徒，学者多赖甄陶，名重京师，永乐中举经明行修，任河南格州训导，转升任四川合江教谕，历任内江、青城知县，道卒。山才膺经济，虽未大用，而道淑于徒，皆成大器。”[26]这些成大器的门人之中，最有名的即邹来学。光绪《麻城县志》于吴山的传中补充了一条说：“山博学多闻，尤精《春秋》，邹来学辈出其门。”[27]邹来学《明史》无传，是宣德八年（1433）进士，正统、景泰间的名臣，官至左副都御史，巡抚顺天、江南，景泰七年（1456）卒于官。[28]其于乡邦文化传承似无涉，然其孙邹骐却也以《春秋》中进士，[29]显示《春秋》经的传承在家庭之间的生命力。实际上，鉴于麻城一地家族的发达，其在明代科举中的表现更多地乃是以科举家族的形式呈现。梅之焕说：“敝邑麻，万山中手掌地耳，而明兴独为麟经薮。未暇遐溯，即数十年内，如周、如刘、如耿、如田、如李、如吾宗，科第相望，途皆由此”[30]。麻城的锁口河刘氏、坝陂李氏、董氏、周氏，都是以《春秋》学著名的家族。从以下这些家族的《春秋》传承来看，麻城《春秋》学的形成不仅早于夏赍，也早于邹来学。实际上，从永乐、正统年间起，依托家学传承而在《春秋》经上建立的科举优势，又吸引了麻城县几乎所有的学者投身到《春秋》经的肄习中。当然，最优秀的成功者也仍然相对集中在几个大家族中，前期有周氏、锁口河刘氏、坝陂李氏，后期则有异家突起的耿氏、梅氏。这些家族除以《春秋》经不断延续科举的成功外，还都留下一些经学著作。

麻城周氏与《春秋》经。周氏在元朝初年由江西饶州府的鄱阳县迁入，受六、受七兄弟二人分别居于蕨淡山、新店，其后人称“西分”与“东分”。周氏在明代为麻城望族之首，据称有进士13人，举人40人。[31]西分周氏之科举，乃是从第四世周鉴（1401-？）正统十年（1445）中进士开始的。《正统十年进士登科录》载：“周鉴，贯湖广黄州府麻城县，民籍，国子生。治《春秋》。字孔明。行一。年四十五，三月初七日生。曾祖受，祖希孟，父仲馗，母罗氏。具庆下：弟铎。娶鲁氏。湖广乡试第三十七名，会试第五名。”[32]会试第五名的成绩，就意味着周鉴是正统十年会试的《春秋》经魁，其《春秋》经义也会自然要收入到《会试录》中，这本身就代表着一定时期《春秋》经应科举的最高水平。或有一种轶事，谓周鉴中进士前曾游学江西，师从江西安福县的著名《春秋》学者彭华，而后来巡按江西时又在乡试中取中彭华，则似部分非实。宣德七年（1432）出生的彭华到周鉴正统十年（1445）中进士时也只有十几岁，是不可能做周鉴老师的。周鉴取中彭华，倒是事实。耿定向《观察周鑑传》载：“公讳鉴，字孔明。……正统乙丑会试第四名（应为第五名），选授北道监察御史，出按江西，值宾兴，公总裁典试。是榜得御史钟忠愍、尚书何椒、都御史高明、会元彭华。”[33]此亦安福《春秋》与麻城《春秋》之一段渊源。在周鉴之后，其子周洙中景泰元年（1450）举人，孙廷徵中弘治二年（1489）举人。景泰元年湖广乡试录不可见。但是，《弘治二年湖广乡试录》则载：“第四十三名周廷徵，麻城县学生，《春秋》。”[34]这表明周廷徵仍以其祖父周鉴所擅长的本经《春秋》为本经。周廷徵之子周载、周戴分别中嘉靖元年（1522）、嘉靖二十二年（1543）举人，而亦可知周戴确以黄州府学生的身份和《春秋》的本经中嘉靖二十二年湖广乡试第七十五名。[35]周廷徵之孙周弘祖、周弘禴分别中嘉靖三十八年（1559）、万历二年（1574）进士，本经均为《春秋》，而且周弘禴还曾是乡试第五名，即湖广乡试《春秋》经的经魁。[36]这样，西分周氏自周鉴之后，六代之中出了五名进士，除周鉴外，别有四人分别是周岱、周弘祖、周弘禴、周弘谟。周岱是周鉴之曾孙、周廷徵之从侄周岱，也即是周弘祖兄弟的从叔。然而，与周氏诸人皆以《春秋》为本经不同，唯独周岱以《易》中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嘉靖十四年进士登科录》载：“周岱，贯湖广黄州府麻城县，民籍，国子生。治《易经》。字汝镇，行二。年三十八，九月二十二日生。曾祖鑑，按察司副使；祖泗；父廷仪；母朱氏。生母彭氏。慈侍下：兄传，知县；弟俜；娶赵氏。湖广乡试第七十七名，会试第二百九十七名。”[37]现在尚不清楚周岱因为何种机缘改易了祖、父一脉相传的本经。但是，抛开周岱的特例，不难看出从周鉴到周弘祖兄弟，六代之间，《春秋》应该始终是西分周氏家族成员所坚持的本经。东分周氏之最早获中进士，则始于正德九年的周文熙，虽然之前有其叔父宋兑（即周兑）中景泰六年（1456）举人。《正德九年会试录》载：“第三百二十七名周文熙，湖广麻城县学生，《春秋》。”[38]这明确表明东分周氏的科第崛起亦依靠《春秋》为本经。至嘉靖、隆庆年间，周思久兄弟一时并起，同辈数人进士。周思久嘉靖三十二年（1553）会试中式，然而本经却是《易》。《嘉靖三十二年会试录》载：“第三十九名，周思久，湖广麻城县学生，《书》。”[39]隆庆二年，周思敬、周思稷同榜中进士，本经则均《春秋》，而周思稷乃是周文熙之弟周文雍的孙子。[40]之后，周思稷之子周之夫、周之茂分别中万历三十五年（1607）、崇祯七年（1634）进士，但本经不详。同样，东分周氏的5名进士中，明确以《春秋》为本经者有三人，周之夫、之茂二人本经不详，而唯周思久明确治《尚书》，《春秋》在东分周氏仍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

锁口河刘氏与《春秋》经。姜宝《刻春秋心问小序》云：“今举子业《春秋》者，往往难其传，专门名家之渊薮，海内悉数之不多有也，而湖广之麻城居一焉。麻城以是经举，殆居全楚强半，多秘密以相习而私相授受，即有叩请，靳弗传。专门名家外有可以传，即欲举而传诸人，人弗信，亦弗传也。其为积习之弊，盖从来然矣。交甫刘君既为麻城产，其家故业是经，又以是经取科第，后先相望，在海内最有名。君又以是经领楚解，登辛未（1571）进士第，于是经尤为有名者。其所著《春秋心问》十二卷，由文定旨綮，以窥宣圣称心之奥，真可以传，非靳于传者，殆能一洗其俗秘习而私授之积弊，非但专门名家而已也。江阴生黄通游君之门，而喜于得其传，又欲公其传于人也，以予尝与君相遇于南雍，忝相知，托其伯兄海南君道征予言以为序。予因业是经，初亦苦于无传者，后有可以传，欲传诸人，人以予非专门名家所自出而未必信，且亦未必传也。因君与黄生有感焉，遂不辞而题其卷端如此。若君之行业，则方以业是经而发挥于其身于政治，别有可传者。兹盖其一云。”[41]姜宝这篇长长的序文，对于理解《春秋》经在明代科举中的境状颇有意义：其一，海内以《春秋》经闻名科场的地域不多，而麻城居其一；其二，《春秋》经肄习者少，其传承多依赖于“私相授受”，而人们往往更信任“专门名家”，非科举世家所出的出版物，往往不足以取信于学人；其二、麻城“交甫刘君”出身《春秋》经的科举世家，并以《春秋》经中进士，乃在其门人黄通的协助下出版了一本名为《春秋心问》的科举化经学著作。[42]

交甫刘君即刘守泰（1537-？），号凤隅，隆庆五年（1571）进士，次年任江阴知县，升吏部主事。[43]出身于明代麻城著名的科举世家——“锁口河刘氏”。刘守泰的祖父名刘天民，是名臣刘天和（1479-1546）之弟。刘天和是在正德三年（1508）以《春秋》中进士。刘守泰的父亲刘澜是一名举人，与明代名臣张居正同科。锁口河刘氏自南宋时迁居麻城县西锁口河，其在明代科举之兴起，可以追溯到麻城第一位明代进士刘从政（1394进士），[44]然其本经不明。刘氏明确地以《春秋》经在科举上获得成功，则最早可追述到正统四年（1439）进士刘训，即刘从政的侄子，也是刘天和的曾祖父。刘训是湖广乡试的第四名，乡试的《春秋》经魁。在刘训之后，刘氏家族延续了《春秋》经的传统。刘训之孙刘璲以《春秋》经中弘治三年（1490）进士。[45]刘天和之子刘澯以《春秋》经中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46]刘璲是弘治三年会试的《春秋》经魁。《弘治三年进士登科录》载：“刘璲，贯湖广黄州府麻城县民籍，国子生，治春秋。字士约，行一，年三十二，七月初六日生。曾祖从宪，赠御史；祖训，右参政；父仲輢，知县；母董氏。永感下：弟㺭。娶秦氏。湖广乡试第六十五名，会试第四名。”[47]所以，人称其“起家世官”。不过，刘璲中进士前，沉潜于诸生亦十年之久。罗玘在送刘璲出任丰城知县的赠文说：“弘治壬子（1492）冬十一月，进士麻城刘君士约以选授知丰城县。于时在朝凃侍御卿仪、李司谏充昭縣人也，属予文以为赠。……君起家世官，刚直之质有养也，而又问学以煅炼之，磨淬十年之久，至以《三传》魁南宫，裒然颖脫。”[48]因此，到刘璲之子刘天和的时候，刘氏已是数代研习《春秋》了，故黄冈人王一鸣说：“天和家世世受《春秋》，为进士高第。”[49]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锁口河刘氏自刘训至刘守泰五世之间的科举成功：刘训（1439年进士）——刘仲輢（知县）——刘璲（1490进士）——刘天和（1508进士）、刘天民（王府教授）——刘澯（1532年进士）、刘守泰（1571进士）。五代内进士5人，还仅是笔者所阅登科录材料反映出来的。实际上，刘氏中进士者，还有与刘天和同辈的刘淑湘（1514进士）、与刘澯同辈的刘洓（1553进士）、七世孙刘侨（？进士）、刘侗（1634进士）等人，均治《春秋》。合计锁口河刘氏在明代八世有九人中进士。[50]而且，刘氏在乡会试中的名次也不错，屡获乡会试《春秋》经魁：刘训是湖广乡试第四名，《春秋》经魁；刘璲是弘治三年会试第四名，《春秋》经魁；刘天和是正德三年会试第十一名，应为该科《春秋》经亚魁；刘守泰则是湖广乡试的第一名，《春秋》经魁。

以这样久远而深厚的家学传承为基础，刘守泰的《春秋心问》自然可以称得上专门名家之学，是完全可以传世的。而且，关键的是刘守泰的“非靳于传”。他没有再将自己数代以来研究《春秋》应科举的心得靳而弗传，而将其付之版刻，从而“一洗其俗秘习而私授之积弊”。至于刘守泰何以能如此慷慨，可能除了个人的性格因素以外，社会的大背景也起到很大的作用。这社会大背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之前的不传之秘，随着越来越多的交流以及人们竟相对于科举考题的摸索，其本身的私密性与价值都已经降低；二是晚明出版业的发达与其商业的力量，无孔不入。

坝陂李氏与《春秋》经。坝陂李氏以南宋枢密副使李奎为始祖，自宋朝末年李奎第八子季八迁入麻城，遂定居于此。[51]坝陂李氏之科举，始自正统七年（1442）进士李正芳。《正统七年进士登科录》载：“李正芳，贯湖广黄州府麻城县，民籍，国子生，治《春秋》。字彦硕。行一，年三十二，四月二十七日生。曾祖友德，祖思敬，父瑗，母邹氏。具庆下：弟大芳、能芳、善芳。娶张氏。湖广乡试第二十一名，会试第七十九名。”[52]据称李正芳的胞弟能芳、堂兄弟腾芳、本芳，亦相继在景泰、成化年间考中举人。考《成化七年湖广乡试录》，李本芳为该科乡试第九名，《春秋》经的亚魁。[53]由是可推测，李正芳兄弟可能均以《春秋》为本经，从而奠定了李氏的《春秋》家学。李正芳长子李濂为天顺六年（1462）举人，本经不详，而次子李㵾则以《春秋》经中成化五年（1469）进士。《成化五年进士登科录》载：“李㵾，贯湖广黄州府麻城县，民籍，国子生，治《春秋》。字士清，行二，年三十五，十一月初二日生。曾祖思敬。祖瑗，封户部主事。父正芳。右布政使。母张氏，赠安人。继母余氏，封安人。具庆下：兄濂，贡士；弟瀚溥、瀹、潓、滋、润、涣、泾、潞……，娶赵氏。湖广乡试第四十二名，会试第九十名。”[54]李㵾之子李文祥，字天瑞，“十三能文，十五学《春秋》……二十中乡试高第”[55]，中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成化二十三年进士登科录》载：“李文祥，贯湖广黄州府麻城县，民籍，国子生，治《春秋》。字天瑞，行一，年二十四，八月初八日生。曾祖瑗，封户部主事。祖正芳，布政司右布政使进阶囗奉大夫正治卿。父㵾，户部郎中。母赵氏，封宜人。重庆下：弟文祯、文钦、文表、文昌。娶邹氏。湖广乡试第四名，会试第二百七十八名。”[56]“乡试第四名”的成绩，表明李文祥是成化十九年（1483）湖广乡试的《春秋》经魁。而且，李文祥之弟李文钦亦以《春秋》弘治十一年（1498）湖广乡试中式，第九名，为《春秋》经亚魁。[57]据称，与李㵾同辈的李溥、李润、李沐等人亦陆续中举，而万历二十三年（1595）以《春秋》中进士的李长庚亦出自坝陂李氏[58]，而明代李氏一门共有进士7人，举人16人。[59]

梅氏与《春秋》经。麻城梅氏亦以《春秋》经名。梅氏崛起在麻城相对较晚，但在晚明的麻城影响最大，除了科第之外，还包括梅氏作为望族在晚明乱世间结寨自保之举。梅氏的声誉之大起，乃在梅国桢兄弟科举仕宦之腾起。然而，推本其族科第之兴，则始于梅国桢祖父梅吉（1499进士）。《弘治十二年会试录》载：“第六十一名，梅吉，湖广麻城县人，监生，《春秋》。”是为梅氏专经《春秋》之始。梅吉五子，第五子梅汝观又生六子，即梅国桢兄弟。[60]万历十一年（1583），梅国桢、梅国楼兄弟同科中进士。《万历十一年进士登科录》载：“梅国桢，贯湖广黄州府麻城县，民籍，国子生，治《春秋》。字公生，行一，年三十四，九月十九日生。曾祖玉鼎，赠兵部郎中；祖吉，知府；父汝观；母陈氏。重庆下：弟国楼，同科进士；国森，贡士；国楹，国棨，国林。娶刘氏。湖广乡试第五十五名，会试第一百六十九名。”又载：“梅国楼，贯湖广黄州府麻城县，民籍，县学生，治《春秋》。字公岑，行二，年二十九，八月十四日生。……娶黄氏。湖广乡试第七十六名，会试第三十二名。”[61]兄弟二人同科中进士，门第一时极盛，而之前一年即万历十年（1582）三弟梅国森还曾与梅国楼同科中湖广举人。在该年的乡试录中，梅国楼、梅国森均作“梅楼”、“梅森”：“第二十一名，梅森，麻城县学增广生，《春秋》”；“第七十六名，梅楼，麻城县学生，《春秋》。”[62]梅国桢曾参与万历三大征之平哱拜之役，官至兵部右侍郎，宦绩显赫，对于提升梅氏的族望起到很大的作用。

万历三十二年（1604），梅国森之子梅之焕（1575-1641）再以《春秋》经中进士。[63]值得一提的是，梅之焕的母亲出身河东刘氏，系嘉靖八年（1529）《春秋》经进士刘采的孙女。以刘采（1500-1573）为代表的河东刘氏，同样是麻城县擅长《春秋》学的家族。其家族的科举成功，始于刘采父亲刘汉登弘治十一年（1498）举人。耿定向《刘端简公外传》云：“公讳采，字汝质，别号安峰。其先为洪都人，国初有讳均详公者始徙麻城，居邑东细石岭，是为河东刘氏。曾大父曰德敏，以宾贡登仕佐郎。大父曰纪。父曰汉，举弘治戊午乡试，为建德令。……建德公长子木，举乡试，仕至济南府同知。次术，补邑庠生。公，季也。初昆仲咸以文行著时，称‘河东三凤’云。……自少愊貌颖中，不事攻苦，而自娴博士业，宿学名彦，倾心下之。嘉靖壬午，遂以《春秋》举乡试第三。中己丑会试，次《春秋》第二。”[64]从记载看，刘采为嘉靖元年的湖广乡试《春秋》经魁，嘉靖八年会试《春秋》亚魁，在《春秋》经上取得了优秀的成绩。至其师友渊源，耿定向说：“端简始师里中三泉董公某，董公故清修苦节人，而又继师少保庄襄公，其父兄师友渊源所渐如此。”[65]也就是说，刘采曾以刘天和为师。其后，刘采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宦业显赫。因此，梅之焕的《春秋》学可以说受到了梅氏及河东刘氏两方面的影响。在梅之焕十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带着他与弟弟梅之炜“隐于邑之东山沈庄，教其读书”[66]，在他的《春秋》经的肄习之路上可能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梅之焕，字彬甫，号长公、信天居士，官至甘肃巡抚，乡居时又建立山寨“护生堡”，供远近避乱者聚居。[67]梅氏不仅以《春秋》经取科第，而且留下相关的《春秋》学著作，最著名的即梅国桢之子梅之熉的《春秋因是》。光绪《麻城县志》载：“梅之熉，号惠连，国桢之子。晚披缁为僧，号稿木，博涉群书，于海内名宿颉颃主盟，以袭荫官，值国变，即解组归，祝发入山，衣麤食粝，以终其身。刻有文稿及《春秋因是》，并翻译诸释典。”[68]《春秋因是》在后世的影响也较大，几被四库馆臣视为“经学之蟊贼”的代表了。

耿氏与《春秋》经。与锁口河刘氏的《春秋》经自明初一直延续至明末不同，名儒耿定向（1524-1597）的家族所传之《春秋》学的崛起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但在晚明却一度极为耀眼。耿氏虽然在嘉靖四十二年后划入黄安县，但其家族兴起时仍属麻城，故仍在此将其家族放在麻城县《春秋》的讨论中。耿氏的《春秋》学，始于耿定向的祖父耿大振（1466—？）、耿光世兄弟。耿定向说，“吾家先世惟力田作业，未事诗书。自府君率教授公相与奋励力学，始以儒术起家。”耿大振本人未出仕，一再试不第之后即终隐林下。但是，耿大振的从弟耿光世（1469-1527）为弘治辛酉（1501）湖广乡试举人，仕至衢州府教授，族中称教授公。耿光世初名大熹，字谦甫，号笔崖，十九岁始为举子业，“治胡氏《春秋》”。耿光世的《春秋》学，经何人传授不清楚，但其后随汪姓举人治《春秋》，士誉渐起。中举后，会试第乙榜，授河阴教谕，历仪真训导、江阴教谕、衢州府学教授。耿光世非但是耿氏家族第一个以《春秋》经取得高级功名的人，而且在耿氏家族的《春秋》学传承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将耿大振诸子“俱携之宦邸督教”。耿大振次子耿晖、三子耿金、四子耿晓“同业儒”，虽皆无成，然耿晖（1488-？）却稍稍崭露，成为耿氏家学向下传播的又一环节。耿晖自少即从耿光世治博士业，“教授公初任河阴校，已训仪真，已迁江阴，公皆从，因得友诸名彦，业益进”。耿晖虽然没能入仕，只能“授徒里中”，却是耿定向的启蒙老师，即耿定向的名字亦是由耿晖命名的。耿晖又与锁口河刘氏刘天和有交集。耿定向谈到：“公尹金坛时，予仲父曾以叔祖教授公命往省，公留，与诸子处。”[69]可见，若论耿氏《春秋》学的渊源，与锁口河刘氏亦有一定关系。当然，耿定向幼年所师承的，还有他的另一位族叔耿宗进（1515-？）。耿定向记载说：“囗山，字宗进，时相公季子。正德乙亥六月初三日生。公少治博士业，为文好奇字。余龆时大父携从受学……嘉靖丁酉补邑弟子员，初进取志甚锐，嗣数试不偶，遂自堕，授经里中代耕，屡空终身。”[70]其后，耿定向、定力兄弟皆以《春秋》中进士，仕宦显达，耿氏《春秋》一时影响至于极点。耿定向，字在伦，号天台，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为会试第四名、《春秋》经魁。其弟耿定力（1541-？），字子健，隆庆五年进士。[71]当然，其时耿定向家族所在已划归入新设的黄安县。

但是，耿定向的子侄辈却再没有取得进士这样的高级功名。耿定向之子耿汝愚，字克明，数试不第，绝意仕进，著书自娱，著有《耿氏春秋》一书；耿定力之子耿汝忞，字克励，乙卯（1615）举人，两上公车，会试不第，著有《春秋愍渡》，[72]另外还著有《麟经古亭春秋世业》。从麻城的古称“古亭”二字看，虽然已划归新设的黄安县，但是耿氏家族仍然视其《春秋》学为麻城《春秋》的一部分。当然，这不能排除出版的品牌策略考虑的因素。梅之焕《麟经古亭世业序》云：“古亭以治《春秋》特闻。询之学宫，其经以《春秋》者十而九。阅楚录，其《春秋》魁以亭州者十而九；读题名记，其亭州第以《春秋》者十而九。顾其于《春秋》也，犹筌鱼刍狗耳，过则舍之矣。独叔台耿先生闵然，上厘定经学之疏，惜当时专门名家于诸当道者不合，疏寝未行。往焕待罪谏垣，窃志先生之未竟，乃性不时宜，扶众所挤，弗自为地，无暇及纸上阳秋也。坐念焕为诸生日，痛凿传荒经之习，盖尝废卷而叹，以此愧其平生。今年，耿克励梓《麟经古亭世业》，弁其尊公叔台先生之疏于首，而问序于焕。视《春秋》若负逋，何克励之发吾愧也。抑克励便便经笥，行则为朝士冠冕，青箱可念，土音不忘。克励有心人也，愿毋分吾愧。”[73]梅之焕表达了自己对科举化经学“凿传荒经”的研习方法的抵触情绪，但欣赏耿定力要求“厘定经学”的倡议。所谓厘定经学，大概指耿定力曾经上疏要求适应晚明经学状况重新组织一类似于明初《五经大全》之类的工程。但与明初编《五经大全》不同，这一工程需要“专门名家”即各地的科举世家的协作。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耿汝忞是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其父亲耿定力的志向。耿汝愚他们没有博取父辈那样的功名，但却对父祖们的《春秋》学做了总结。《耿氏春秋》内容不详。《春秋愍渡》则有明末曼山馆刻本。耿汝思在《春秋愍渡序》谈到，此书出后，将“布之囗塾，习之生徒”，而“为耿氏学者将遍天下”。[74]耿汝思的序无疑在暗示，代表家学成果的经学著作的出现，可能有益于一个家族藉此获取文化权力。实际上，在十七世纪，随着麻城在科举上的衰弱，士人选择将传统的经学优势通过出版的方式予以展示，从而推出不少《春秋》经学教科书，以获取文化权力，耿汝愚《春秋愍渡》如此，梅之熉《春秋因是》亦如此。

在麻城的《春秋》世家间，彼此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往来密切。十五世纪后期的耆英堂，就是数族之间关系勾连的一个象征。淳安王宾（1466进士）《耆英堂记》记载说：“麻城致政三老先生，宪副周公鉴，佥宪董公应轸，方伯李公正芳，皆有德之士，故天皆命之贵而又命之寿也，其偶然也哉？周与董生同庚，壮同游，学同道。李也幼则鼓笥启蒙于董也，长则执经问难于周，师友相传，讲明正学，名登科第，发身一也。”[75]周鉴、李正芳二人生平已如上述，而董应轸则是出身另外一个《春秋》经世家董氏的。董应轸，字宗南，号万松，宣德七年（1432）湖广乡试解元，授郑州学正，历福建提学佥事、参议，生有八子，三人登进士，即分别是成化八年（1472）进士董绂、弘治三年（1490）进士董𦁄、弘治六年（1393）进士董䋊，且均治《春秋》经，[76]而董朴（1484进士）据称亦出自董氏族中，[77]则亦治《春秋》经者。[78]所以，虽无法从科举录的信息中知道董应轸的本经，但其治《春秋》的可能性极大。更何况，董应轸与周鉴乃是同庚、同学，而李正芳曾向董应轸学，则所学即为《春秋》无疑了。三位出自不同的《春秋》世家的进士，彼此师承或同学的关系密切，而致仕后常聚会于地方官为之所建之耆英堂。有意思的是，王宾也是以《春秋》经中进士的，[79]以此似乎又交待出淳安《春秋》与麻城《春秋》之间的交流。当然，最少此刻我们能看到的是麻城董氏、李氏、周氏等《春秋》世家之间的交往。河东刘氏、周氏、梅氏之间亦有联姻的关系。刘采与周思敬（1532-？，1568进士）即是儿女亲家。曹胤昌（1643进士）在《明司空周友山公传》中记载说：“公讳思敬，字子礼，号友山。……年十一补邑弟子员。……邑刘端简（采），人伦冰鑑。……刘（采）特延公西席，剂水乳，后联秦晋，遂为奕世通好云。”[80]前面也谈及刘采孙女嫁给梅国森并育有梅之焕等子。据记载，耿定向所在的耿氏，与锁口河刘氏的关系也比较密切。耿定向年少时曾作书为贽谒见刘天和，后又与刘天和之孙刘守复交善，可谓数世的交情。故耿定向乐为刘天和撰《刘庄襄公逸事略》。内云：“公讳天和，字养和，别号松石。……逮我明兴，公祖讳梦者以从义故，赐田麻城，遂定焉。公曾大父讳训，宣德己未进士，选御史，终参晋藩。大父讳仲輢，景泰癸酉乡进士，为崇德令。父讳遂，成化庚戌会魁，登进士，为丰城令。刘氏故世阀，至大参公且官三品矣，时家田不盈二百亩。……以白衣领弘治戊午乡荐，寻游胄监，大著声称。……正德戊辰，成进士。”[81]

当然，世家之外，麻城的一般读书人对于《春秋》经的关注，也应重试，因为并非所有的麻城《春秋》学的成功者都出自世家大族。也有平民依靠数代的积累，从完全没有儒学基础的村庄或家族中崛起。陈以闻即是一个例子。《万历三十五年进士登科录》载：“陈以闻，贯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军籍，县学附学生。治《春秋》。字无异，行二，年二十二，六月十一日生。曾祖秀。祖良卿。父大道。前母毛氏，母饶氏。慈侍下：弟以愿，以悫，娶曾氏。湖广乡试第八十名，会试第九十八名。”[82]陈以闻之所以能中进士，与他的祖父、父亲不懈地坚持儒业是有关系的。马之骏在为陈以闻父陈大道所作的《陈赠公义菴先生传》中记载说：“先生讳囗囗，字行之，别号义菴先生，自南昌迁于麻城，卜居三崙山中。七传有崙峰公，先生父也。三崙在西陵东鄙，里人族子皆不治儒，去而治刀笔，或给事台察监司，为邮繻行李，辄得小官，不则亦媮衣美食自豪。而崙峰公独治儒，儒又不售，生事益旁落。族子窃唇訿之。比先生受儒，崙峰公督愈切。族子至相戒曰：‘无若孟两世钻故纸，不能易一饱也。’乃先生儒自若。邑有曾孝廉者，名为知人，得先生文，心异之，杂门下诸生试，试辄得前行。诸生皆哗不服，而未几先生试有司，补弟子员高等。”陈大道虽然为县学生，但最后科举不第，直到陈以闻才改变了家庭的局面，以《春秋》经中进士。这种累代的努力，跟耿定向家数代坚持而至耿定向兄弟崛起何其相像！陈以闻，字无异，与梅之焕等人，都是好友。陈以闻曾任无锡知县，因熟知冯梦龙，向梅之焕等人“津津推毂冯生犹龙也”[83]。

三、麻城《春秋》经在明代科举中的影响

终明一代，麻城擅长《春秋》的风格没有改变。这种声名的维持依靠的是其在《春秋》经上的科举成功，而外界的期望也会加强和固化这种趋势。有记载说，因为黄冈《礼记》和麻城《春秋》所具有的巨大声誉，主考湖广乡试的官员也常有心选择麻城的《春秋》考生或黄冈的《礼记》考生为解元。官抚辰为其父亲官应震（1568-1635）的行状中记载说：“府君讳应震，字东鲜，号旸谷……世为黄冈人……甲午（1594）闱中牍已冠多士，旋臆黄、麻为楚材薮，麻以《麟经》著，而黄冈之士多治《戴记》者，欲以二经冠军，改府君卷置第三。”[84]由于明代科举考试的录取是分经录取的，肄习相同经典的人之间是存在竞争关系的。用明初陈循的话来说，是“各方之士同治一经往往自相战取先后”[85]。因此，黄冈县选择《礼记》做为本经，而麻城县选择《春秋》作为本经，两个相邻的县似乎刻意地使双方的竞争适当地错位。这种错位的形成是人们趋利避害的自然选择。在不少的地域，这种错位竞争的策略是存在的。例如，常州府武进县以《诗》闻名，而邻近的无锡县以《尚书》闻名，与无锡相邻的苏州府常熟县则以《诗》闻名。黄冈《礼记》与麻城《春秋》的格局，是一种差异化竞争策略下形成的格局。

但是，不得不说，差异性竞争策略的另一面，双方彼此却也互相影响。邻近的两个县域在科举本经的选择上的错位竞争策略是一个方面，而彼此事实上在人员的交集、信息的流动方面带来的便利，又使彼此存在着相互之间的密切影响。从湖广乡试来看，麻城县以《礼记》经中举的人不少，而黄冈县以《春秋》经中举的人数同样很多。对十三科《湖广乡试录》的分析表明，十三科中一共录取的《春秋》经和《礼记》经举人的人数分别为105人和84人。其中，麻城和黄冈两县的《春秋》经举人分别有56人、11人，合计占十三科湖广《春秋》经举人数的63.8%；麻城、黄冈两县的《礼记》经举人分别为9人、32人，合计占十三科湖广乡试《礼记》经举人数的48.8%。综合起来，两县肄习《春秋》、孤经而中举的人数（108人），占湖广《春秋》、《礼记》两种孤经举人总数（189人）的57.1%。须强调的是，十三科中，黄冈的15《春秋》经举人、麻城的9名《礼记》经举人，不仅远超过《诗》、《书》、《易》几种经典，而且在与其他县的比较中也是居于前列的。从两县在乡试举人本经交叉的情况看，彼此的影响是切实存在的。在黄冈县士人的家族教育中，不选择《春秋》，则选择《礼记》。这种例子不少。陈文烛（1565进士）记其进士同年熊养中的父亲说：“先生在学宫有名，治《春秋》，工藁书，摹印钟王，诲中甫兄弟业《礼经》。昔仲尼志在《春秋》，而伯鱼过庭，曰：‘学礼。’盖礼施于未发，而《春秋》严于己著。先生得孔氏遗教矣。”与其说像陈文烛形容那样，熊氏父子在《春秋》、《礼记》间的改易是因为“得孔氏遗教”，毋宁说更真实的原因是“先生诎于一第”，[86]故而在教子时令其改易本经。不过，大概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本经的选择也只是在《春秋》、《礼记》两种孤经之间摇摆。在麻城县，《春秋》和《礼记》的经师也同时存在。民国《麻城县志前编》载：“刘春，四川巴县人，弟名台，父规任麻城知县，随任。春受《礼记》于举人刘瑄，台受《春秋》于进士刘旭。后归，兄弟俱中四川解元，俱登进士。”[87]

除了影响黄冈，麻城县的《春秋》经可能还对北面紧邻的河南光山县产生了影响。在笔者考察的四十六科《会试录》中，光山县贡献了8名会试中式者，在河南仅次于罗山县（16人）。从光山县的地方志记载来看，光山县在《春秋》经上科举优势的建立，其因素可能是多方面的。清乾隆年间编写的《光山县志》于《名宦》部分载入两位学官，均与《春秋》学有关：“法恺，丹徒人，嘉靖间以贡生为光山训导，博通经籍，尤深于《春秋》。性恭谨，授生徒，虽甚暑必衣冠，取与一毫不苟。部使者首荐之，中河南辛酉亚魁”；“唐朝㑺，全州人，隆庆间为光山训导，性醇谨，言动有礼，深于《春秋》之学。诸生服其教，以为真师云。”[88]法恺与唐朝㑺均能载入地方志的《名宦》中，除了他们的品行——“性恭谨”、“性醇谨”外，更多地是与他们“深于《春秋》”及成绩有关。他们之所以能够得到地方士人的认同，大概是因为他们所专长的经术与地方传统的契合，从而使士子们有自然的亲近，而法恺以教官的身份参与河南的乡试并且取得亚魁的成绩，表明他在《春秋》学上确实有非常的造诣。十六世纪以来河南光山县在《春秋》经上的成绩突出，大概与这些教官的业绩不无联系。乾隆《光山县志》所特别提及的光山县以《春秋》知名于科举的人物，大概多在嘉靖至万历年间：“何思，号淮浒，性恬澹，寡营家贫，读书并日而食，弱冠以《春秋》魁嘉靖丙午（1546）乡试，屡上公车不第，年六十始谒选知房山县”；“胡锭，字可登，号东皋，舒城训导绍良子，初名锐，字可前。嘉靖三十四年（1555）以《春秋》举乡试，连赴春官不第。十年后更今名，入试，又连不第。万历二年授知雄县”；“胡孟清，字汝扬，号湛宇，壶关令锭之长子也，年十二补邑诸生，万历四年以《春秋》举乡试，十七年登进士，知长治县”；“熊山，字辉玉，万历戊午（1618）举于乡，授仪封教谕，天启甲子山西乡试，分校《春秋》房，得士六人，捷春闱者五。擢浑源知州。”[89]入清后，光山县仍有士子深研春秋者。乾隆《光山县志》载：“胡虞胄，字又元，号三山，塔山河人。……顺治十六年登进士……授吉安府推官。……虞胄经学深于《春秋》，后研究心性之理，大约本诸新会主静为多。”[90]虽然现在尚未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光山县的《春秋》学直接受到麻城县的影响，但地域上的接近，甚至族群上的交叉，使这种可能性日益上升。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冈、麻城、光山等地虽然是不同的县，行政区划不同，但家族之分布却会交叉。例如，黄冈郭氏在明洪武初年时云甫、明甫、虚甫兄弟三人入黄冈，郭云甫家黄冈庶安乡，郭明甫生子二人，希秀居黄冈石屋山区，希祖居麻城歧亭西乡，郭虚甫生子希乐，转迁至河南光山县的郭乐河，故其《家谱》亦自谓“蔓延楚蔡间”[91]。而且，光、黄、麻一带彼此人员的往来也很频繁，并不因行政区划而受限。黄冈王同轨的祖父，“锐意业儒。计里中无可为鼓箧，游河之南”，后中嘉靖三十八年（1559）进士。[92]麻城人周柳塘，便曾“讲学光、黄之间”[93]，而不限麻城一地。麻城彭好古曾对麻城、黄梅、黄冈三地的诸生点评，称瞿甲、王一鸣、周应秋为三奇。王一鸣说：“舞勺之岁，麻城彭伯篯好古掀髯而语之曰：‘黄梅瞿充国甲、不腆敝邑周子中应秋，与夫夫也，三孺子当称三奇。’于是都人士称三子。”[94]可见，在明代科举史上，黄冈、麻城、光山等县之间的交流和熟悉，远超我们的理解。但是，数县皆以《春秋》或《礼记》这两种孤经而驰骋科场，虽居于相对偏僻和经济不发达的大别山区，却成为明代科举文化中人尽皆知的“现象”，是很值得重视的。

从十五至十七世纪，麻城县《春秋》经在全国也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不少学子不远千里裹粮而至，以期学得《春秋》经之微旨。早在明正统年间，已有外地人从麻城学得《春秋》而后藉此以获功名之例。民国《麻城县志前编》记载：“黄绂，其先封邱籍平越人。父中商重庆，娶于张，生公。长依舅氏张宗琦，为麻城学官，从至麻城，学《春秋》。归平越，补卫学生。正统丁卯，以《春秋》中云南乡试第五。明年，登进士，历官南京户部尚书，改左都御史。”[95]黄绂早年至麻城学《春秋》，在正统十二年（1447）为云南乡试《春秋》经魁。因此，麻城的科举成功人士，也成为远近士子学习的对象。麻城人詹莹（1514年进士）“于书史虽未始数数占毕，而究其大义，士远近从经指授成名者甚众”[96]。陕西盩厔人赵应麟（？-1529）即远赴麻城向阮朝东学习《春秋》。文征明《凤山赵先生墓表》载：“先生赵氏，讳宗鲁，字应麟，以字行，别字文亨，凤山其号也。……生而颖异，少则知学。稍长，习《春秋》为举子业，寻选隶学官为弟子员，益精进不怠。然试有司辄不利，念《春秋》旨微，而盩厔偏鄙，无所师承，乃裹粮束书走，由汉之蜀，溯三峡，沿湘江，至麻城而次止焉。时麻城阮公朝东以《春秋》鸣，先生从之受业，钻研淬砺，居一年，尽得其旨而归。归试有司又辄不利，而先生病矣，于是尽以其所学授其子忻。……忻，辛丑进士。”[97]阮朝东（1490-？），字子西，麻城人，湖广乡试的解元，嘉靖二年（1523）以《春秋》经中进士。[98]在得到阮朝东的传授之后，赵应麟虽未科举成功，但传经于其子，而其子赵忻乃以《春秋》经中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99]这种影响力因麻城县在科举中的成功而持续上升。到晚明，麻城是士子们学习《春秋》经的圣地。梅之焕说：“四方治《春秋》者，往往问渡于敝邑，而敝邑亦居然亦老马智自任。”[100]民国《麻城县志前编》云：“明代邑人捷春秋闱者，多以麟经显，外省有不远千里来麻就益者。巴县刘尚书春兄弟，均学于麻城，以《春秋》起家。他如重庆刘成穆、浙江吴云、四川张大用辈，均随父祖任来麻城受经，卒魁乡榜，捷南宫焉。江西安福相传得麻城《麟经》诀。”[101]这种影响力因科举发达而获得，却并不因科举衰微而立即消失。万历四十年（1612）前后，冯梦龙应田生芝之邀到麻城，与梅之焕等八十余人结社研习《春秋》。[102]他在1620年刊行的《麟经指月》可能是这一社集的产物，因而梅之炜、梅之损、李春潮、李春江、刘启元、耿汝思、耿汝态、耿应旗、耿应验等人列名为《麟经指月》一书的参阅者。[103]社集中的人物，大部分都没有获得高级功名，但其作为《春秋》经世家子弟的声望，显然足以让冯梦龙的经学教材更得世人的认同。麻城在《春秋》经上的声名，在晚明仍与江西安福齐名。江西宁州周希令（1613进士）、王夫之的父亲都曾经到麻城、安福等地学习《春秋》经。

终明一代，麻城县《春秋》经与其科举相终始，几乎从未改变。进入清代后，原先麻城著名的《春秋》世家少有在科举上卓有建树的，但以《春秋》擅长的传统似乎没有太多的改易。民国《麻城县志前编》载：“董天策，字克勷，康熙壬申岁贡，参议公应轸五世孙，……以《春秋》教授，远近学者称柳溪先生。……著有《四书制义》、《春秋文稿》、《柳溪杂稿》。”[104]但清初科举中的《春秋》经，常能见到麻城的身影。麻城县人周礼在顺治六年（1649）以《春秋》中进士，而熊宗彦在顺治十五年（1658）以《春秋》会试中式。雍正十年（1732），湖北乡试录取举人52名，《春秋》经录取三人，分别是云梦彭友臣、麻城万绳宗、蕲州熊应源，而万绳宗也是该科唯一的一名举人。[105]这大概意味着麻城县的《春秋》学传统直到清代中期仍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总体上来说，麻城县、黄冈县的科举轨迹都是在十五世纪后期兴起，入清以后衰弱。林济先生说，麻城县在明代产生了进士101人，举人450人，形成李氏、刘氏等缙绅世家。但是，这种局面在清代结束了。同样，明代科名显赫的黄冈县“自康熙以后，士鲜大魁，民无世富”，而麻城县在清代也只有47名进士和209名举人。[106]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在整体的科举优势下降之后，所谓其在科举中专经《春秋》的优势也就再也无从谈起了。

（原载于《明史研究论丛》第十五辑，中国社科出版社，2016年11月）

 作者单位：陈时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