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现海
《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3期
绪论 近代化视野下的明史研究——百年来明史研究的主线
如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界限，将现代中国历史学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可以看出前一阶段即清末、民国的历史学研究，明显以中国历史的上半段研究为重心。与之相比，宋以后的历史研究，却显得较为薄弱与黯淡。这可能与先秦时期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汉唐为中华文明的盛世，素来为国人所重视；而宋、明积弱贫病、武力不张，素来为国人所轻视有关。
明史研究的转折，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为论证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与新中国建立的合理性，中国历史学家在意识形态的号召下，开始对中国五项主要问题展开讨论，这便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流行一时的“五朵金花”研究。五朵金花中，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农民战争史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明代。虽然经历“文革”的巨大挫折，但在克服意识形态“极左”思潮影响之后，这两项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仍是历史学界研究的焦点与突破口。
八十年代末期，伴随西方史学理论、方法与研究领域不断被引入国内，中国史学研究开始在观念与范式上呈现剧变。五朵金花研究不仅失去了往昔的核心地位，更被视为与意识形态过于关系紧密的反面教材，而倍受冷落与嫌弃。而伴随于此，明史研究的热度大为冷却。
不过客观而言，明代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时期。世界近代史的起点应始于蒙元帝国的解体，原先受其压制、威胁的中华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与俄罗斯文明，在纷纷掀起民族独立潮流的同时，也努力填补帝国解体所留下的权力真空，四种文明角逐与互动的历史，共同构成了世界近代史的主体脉络，也形成了当今世界的基本格局。由此角度而言，明代开创了中国的新时代，并影响至今。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明史研究也同样经历了一次快速的发展。受到“世界经济体系”研究的启发，欧美史学界在时间与空间上拓展世界近代史的研究视野，将更多的文明纳入进来，鉴于明代中国庞大经济实力与世界性的影响，将其视为推动世界近代史的重要动力。
可见，中外史学思潮对明史研究的注重，虽在时代背景、学术逻辑与表述话语上，都大相径庭，但皆集中于揭示明史与近代中国，乃至近代世界的密切关系。因此，近年来国内明史研究虽在视角、主题与方法上都日益多样化，以至于出现“碎片化”，而一旦由具体研究上升至理论构建，明代在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中的地位问题，便会成为一条基本思路与核心线索。通过审视2015年的明史研究，同样可以隐约地发现相似的研究旨趣。
一 明代的中央政治与地方管理
中国文明发源于完整而平坦的东亚地带，在此地理环境下长期维持了大一统的国家形态，政治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占据着核心位置。明代在中枢政治设计、政治群体互动、地方管理体制方面，都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本年度的研究便反映这一特征。
李福君《明代皇帝文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陈时龙《明代的敕和敕谕》（《故宫学刊》第2期）考察了以往研究较少的明代皇帝文书问题。胡丹《相术、符号与传播：“朱元璋相貌之谜”的考析与解读》（《史学月刊》第8期）指出朱元璋相貌在明代经历了不断变化与丰富的过程，黑子、奇骨、异形等一系列的神秘符号被赋予其相貌之上，最终完成了“龙形虬髯”的转化。包诗卿《翰林与明代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从整体上考察了作为内阁后院的翰林院的政治角色。余劲东《明代京察访单之研究》（《中州学刊》第2期）讨论了明代京察访单及围绕于此的权力制衡格局。齐畅《阁臣、宦官与万历朝国本之争——以京师〈东岳庙碑记〉为中心》（《社会科学辑刊》第4期）利用碑刻史料，钩沉出晚明名臣交接宦官、后妃的不为正史所载的黑暗面。
陈时龙《圣谕的演绎：明代士大夫对太祖六谕的诠释》（《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梳理了明代不同时期，改造并利用朱元璋六谕，对基层社会实施教化的历史现象。胡吉勋《通惠河的修浚及争议——兼论明代朝廷决策中的利益权衡》（《古代文明》第2期）指出明代围绕修浚通惠河的争论，实质并非是关于工程成本与效率的经济考量，而是不同政治势力，尤其地方政治势力的政治博弈。冯贤亮《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对州县行政及其社会治理进行了全面讨论，并考察了这一历史脉络对于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影响。李新峰《明代永宁政区浅议》（《史学集刊》第5期）、《论明代沿海卫所与州县人口田地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分别从明代卫所与州县在辖区、人口与田地管理的关系入手，质疑了传统的实土卫所、非实土卫所的区分，显示出对于明代疆土体制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二 明代的财政变革与历史影响
经济史是明史研究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研究领域，也是最具理论思考与框架建构的研究领域。本年度的明代经济史研究，尤其集中于从中国史，乃至世界史的角度，审视明中后期赋役制度改革及其历史影响。
赵毅、丁亮《明代上供物料的增长趋势与办纳方式的变迁——以浙江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指出明中后期浙江物料实行折银征收之后，物料收支并未实现货币化运行，反映出实物财政运行方式依然延续下来。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考察了16世纪末财政总量、结构与货币化比例，指出明代财政体系从以实物与力役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全面转型，标志着中国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转型。常文相《明代士大夫对商税征收的认识》（《求是学刊》第2期）指出明代士大夫既将商税视作缓解减轻农业税的方式，又倡导工商皆本，强调保障商众生计，呈现出明人关于国家、农业、商业之间可以共生并荣的新判断。康健《明末徽州异姓共业山场的析分实态——以祁门汪氏〈抄白标书〉为中心》（《西华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明代族际之间也普遍存在共业现象。异姓共业山场多为按股分配，依赖契约维系。
三 明代思想、社会文化的变迁与应对
伴随政治变动与财政改革，明代思想、社会与文化相应衍生出诸多新的历史现象，对此不仅明人常感世事不古，今人也多有将之视为社会转型的标志。不过整体而言，这些新现象仍受到强大的政治系统与正统的意识形态的压制与约束，而未形成类似于西欧社会那样的自治形态与内在增长。
刘勇《中晚明士人的讲学活动与学派建构：以李材(1529～1607)为中心的研究》（商务印书馆）考察了16世纪初到17世纪末，明代理学群体的内在嬗变与学说传播。张献忠《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借鉴“新文化史”研究范式，考察了明代商业出版的整体情况及其社会、思想文化变迁的内在关联。陈宝良《说“妖”：明代中晚期社会与文化的异动及其妖魔化》（《安徽史学》第1期）指出明代中晚期士大夫将社会、文化转向引起的诸多现象，视为家庭的不祥之相和社会的“大怪”。伴随“妖人”辈出，“妖言”四起，“妖物”勃兴，“妖事”频出，当时社会堪称“妖魔化”时代。王健《十五世纪末江南毁淫祠运动与地方社会》（《社会科学》第6期）指出十五世纪末江南发生的毁淫祠事件是地方官员实践理学、改革社会计划的组成部分。俞士玲《文书、书籍、印刷与纠纷社会史——以明末〈祝赵始末〉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第3期）以明末丹阳“士变”为例，考察了明代社会观念、法律实践中的良贱观念、良贱地位，以及揭帖的社会舆论作用。
四 明代的边疆治理与族群嬗变
明朝虽然标榜复归华夏政权脉络，但却接受了元朝的多民族、广疆域的历史遗产，那么明朝将何以自处，以处理这一矛盾、应对四边危机，便是关系明朝命运的根本问题。近年来研究伴随研究逐渐增多，关于此的历史面相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
刘大治《试论明与后金对蒙古降人的安置》（《古代文明》第1期）对比了明朝与后金对待蒙古降人，采取了不同态度，明朝“用夏变夷”，对其持防范、同化政策；后金则将其视为同类，以设旗、联姻、盟誓等方式，实现满蒙一体。赵世瑜《卫所军户制度与明代中国社会——社会史的视角》（《清华大学学报》第3期）、《如何深化中国北方的区域社会史研究——〈长城内外：社会史视野下的制度、族群与区域开发〉绪论》（《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对于长城地带，乃至全国卫所制度的研究，都应从社会史的出发，利用民间文献记载的大量信息，审视区域人群与制度、事件如何共同构成了地方社会的结构。加拿大学者江忆恩《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朱中博、郭树勇译，郭树勇校，人民出版社）指出中国古代存在两种战略：孔孟哲学类文献蕴含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主义战略文化；《武经七书》等军事类文献蕴含的以极端现实主义为特征的现实主义战略文化。经由对《明臣奏议》等文献的解读，该书指出明代战略文化是“居安思危”或倾向进攻与暴力的现实主义文化，而孔孟理想主义战略文化甚而连象征性作用也未能发挥。张金奎《明代渐进式“改流”浅议——以西北洮、岷一带为例》（《遵义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指出明代在西北地区实行渐进式的改土归流。谢湜《14—18世纪浙南的海疆经略、海岛社会与闽粤移民——以乐清湾为中心》（《学术研究》第1期）考察了明清时期活跃于浙闽海域的闽粤之人，如何在官方厉行海禁之后成为无籍之徒，又如何结成各种社会组织，与国家发生互动，影响了浙闽海域的社会文化。许淑杰、何苗《马注“变通”的民族宗教观》（《东北师大学报》第3期）指出在明清之际的汉文伊斯兰译著运动中，面对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衰微状况，“变通”成为译著家们的共同呼声。马注既吸收中国本土文化中有利于伊斯兰教发展因素，同时也保持了伊斯兰教的信仰宗旨。
五 西欧因素的进入东亚与明朝的应对
16世纪，西欧火器便已逐渐传入东亚、东南亚，日本、越南、缅甸等国家对此大力吸收，借此开始挑战明朝主宰的东亚国际秩序，从而标志着东亚区域开始卷入世界近代史潮流之中。本年度的明代关系研究，便呈现出这一时代背景下东亚国际秩序从建立到崩溃的历史过程。
刘晓峰《明代神机营建立前后若干问题考述——以火器的发展为中心》（《明史研究论丛》第14辑）考察了明朝吸收安南火器的契机与建立神机营的经过。日本学者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杨翰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东亚史乃至世界史的视野出发，考察了十四至十六世纪倭寇的发生环境、中日外交背景、重要战役、中国沿海政策、走私贸易、东亚海域特点等诸多问题。赵现海《晚明东亚海域地缘政治变迁与天津镇、登莱镇的建立》（《国家航海》第11辑）指出面对“壬辰倭乱”的冲击，明朝开始在东亚海域加强以防御为主的军事经营。尤淑君《明末清初琉球的朝贡贸易与其多重认同观的形成》（《世界历史》第3期）借助明清之际琉球放弃南明，改投清朝的个案，指出认识17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需跳出朝贡体制的框架局限，从周边诸国角度出发。
七 宏观研究与理论构建
明史研究在长期的微观研究基础上，目前缺乏对相关成果加以整合，构建理论体系的宏观研究，本年度几位学者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深化了相关理论认知，从而提出或完善了各自对于明清社会认识的框架体系。
赵世瑜《从移民传说到地域认同：明清国家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从明清时期流传的祖先移民传说个案入手，指出明朝通过制定各项国家制度，强化对土地、人口的管控，形成比元朝更强的内在凝聚力，并在全球化背景下，逐步向外扩展。清朝对基层社会支配方式几乎完全延续明朝，只是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支配强度更大。故而，从明至清，正是国家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
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要义》（《求是学刊》第2期）提出了关于中国十五至十九世纪中国社会形态与演变道路的假说——“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该社会形态的特征是在中央集权的帝制体系框架内，展开的以农业、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商业化程度日益增强的社会，其基本特征是帝制——官僚——郡县体制与农商混合经济达成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共生态。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覆盖广袤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来保持基本社会平衡和持续性，具有独特的性征和演进倾向，应该被看作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赵轶峰《世界大变迁与明清中国：对现代早期东西方历史进程的再思考》（《社会科学辑刊》第6期）将西方现代早期与明清中国相对比，指出二者虽有一定相似性，但差异更大，以单纯某一指标，比如雇佣劳动关系、GDP、伦理价值，是以偏概全的。
万明《传统国家近代转型的开端：张居正改革新论》（《文史哲》第1期）指出张居正改革是在全球化开端的历史背景下，明朝推动了财政体系从以实物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转型，与全球经济发生了密切关联，标志着中国从传统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型。樊树志《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2015年）从全球化的角度，指出晚明中国的历史变迁，是中国历史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发生颠覆性大变局的思想和文化潜源。赵现海《新农战史研究大有可为》（《中国社会科学报》10月27日第1版）以对包括明末农民战争在内的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整体审视的基础上，倡导利用多学科方法，利用区域史研究范式，对中国古代农民战争进行“区域农战史”的研究，将之置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视野下，审视其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意义与历史影响，建立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农民战争史理论体系，即“新农民战争史”。
万明《整体视野下丝绸之路的思考——以明代南方丝绸之路为中心》（《中华文史论坛》第9期）提出“整体视野下丝绸之路”的概念，以审视明代丝绸之路与全球一体化的内在关联。陈尚胜《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质疑了费正清提出的“朝贡制度”，指出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石元蒙《明清朝贡体制的两种实践：1840年前》（知识产权出版社）指出中国传统朝贡体制以“怀柔远夷”的主题；面对欧洲人的东来，中国开启了朝贡体制中“保持自主性”的实践。
结论
从本年度明史研究来看，政治史、经济史依然是明史研究中成果最多的研究领域。经济史依然是在理论思考、框架建构上，最为自觉地与西方话语体系进行对话的研究领域。而边疆史的研究开始发力，劲头甚猛，这既与国外边疆研究热潮的兴起有关，也与当前中国边疆治理存在诸多问题与隐患有关。另外，对外关系史的研究，由于借鉴西方史学方法，开始更多地从东亚史，乃至世界史的视野出发，也开始进一步走向深入与宏观。与之相比，近年来思想、社会、文化的研究，在曾经的热潮之后，显得较为冷寂。
未来的明史研究，应在充分梳理学术史的基础上，在对同行的研究进行充分学习、借鉴、批评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内外史学方法、视角，以及其他学科理论、方法，展开专业性分析与研究，对明代在中国历史，东亚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之地位，进行更为全面而深入的思考。
比如对于明代专制主义的研究，便可以从蒙元帝国解体后，欧亚大陆的整体视野下，审视蒙古“家产制”传统对于欧亚大陆不同文明加强君主专制的历史影响着眼，将其与同一时期其他文明也同样加强君主专制，以及世俗政权对思想、宗教的控制相对比，审视明代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呈现出何种普遍性与特殊性，这对于认识明代中国的历史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