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近年来，简帛文献成为西方汉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西方学者大都通过中国学者所整理的释文进行阅读和研究。隶定是中国学者做释文的传统方法，但是这一方法缺少统一的规则和标准。因此，不断有西方学者质疑中国学者做释文的方法。西方学者巴纳、鲍则岳、李孟涛、柯马丁和邢文等提出了直接释文法、释字三步曲和透明释字法等理论，期望做释文的过程更加透明、易懂。中国学者李零和冯胜君等就此问题作出了回应，认为西方学者的方法不具有操作性。本文旨在阐述中西方各家观点，剖析中西方学者释读简帛文献的原则和方法。
[关键词]简帛文献；隶定；直接释文
“释读”有广狭二义，狭义指将古文字转写成楷书文字及其过程，广义还包括对字词句的注释，甚至翻译。本文指狭义的“释读”，所引学者的释读观点也是就狭义而言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出土了大量的简帛材料。简帛文献长期埋藏于地下，文本残损，字迹漫漶等问题严重，加之古文字字形难以辨识，这些因素都为简帛文献的释读工作带来了诸多困难。
释读简帛文献的目的就是使读者可以借助释文读懂其中的内容，因此要求释文既要可读性强又要忠于原文。所谓简帛释文，就是根据对简帛上的古文字的考辨，用现代人熟悉的楷书文字把古文字一一对应转写出来。所以，做释文的本质是文字转写。中国古人转写古文字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隶定”。“隶定”最早见于孔安国的《尚书序》，当时叫“隶古定”，就是将古文字转写成隶书，后人把用楷书的笔法来写古文的字形也称为“隶定”。“隶定”对于汉字研究意义深远，它能够使我们看懂甲骨文、金文、简帛等古文献。“隶定”又粗略地分为“严式隶定”和“宽式隶定”，但是严与宽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最严可以严格到笔画的差异；最宽可以宽到不考虑字形结构，只表现与通行文字音义之间的对应关系。
李守奎先生将中国传统的古文字隶定法归纳为五种[1]：分别是(1)依照古文字的笔画隶定；(2)偏旁隶定法；(3)字形转换法；(4)综合隶定法；(5)音义转写法。
目前简帛文献整理者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已识字多对应现代通行字，未识字能隶定的就加以隶定，不能隶定的就摹出原形。
在研究简帛等出土文献时，西方学者对中国学界流行的隶定式释文的体例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一些改进方法。巴纳先生在整理楚帛书的时候首次使用直接释文法(Direct Transcription)。针对郭店简释文，鲍则岳先生提出直接释文法应该遵循的两个原则。柯马丁先生指出鲍氏的直接释文法的三个缺陷。李孟涛先生进一步提出了“释字三步曲”。最后，邢文先生又提出了“透明释字法”。下面详述西方学者的观点：
其实，从巴纳研究楚帛书开始，他的直接释文法受到坦瑟勒关于“文本复制”[2](P.209-210)思想的影响。“直接释文法”的定义是：“直接释文法是用现代汉字的形式转写古文字并保留古文字基本特征的方法。”(Direct transcription is essentially a means of preserving significant aspects of the original graph in a modern-style calligraphic form)[3](P.33)单从定义上来看，直接释文和传统隶定释文基本是一致的，但有两点不同：
第一，巴纳将直接释文法分为“现代汉字形式”(Modern Character Form)和“现代汉字平行形式”(Modern Character Parallel)两个步骤，其中，“现代汉字形式”是将古文字按照现代汉字的笔画转写，不能改变其结构，相当于严式隶定；“现代汉字平行形式”是根据文字所记录的词，转写成这个词相对应的现代汉字，相当于宽式隶定。比如，“
”的“现代汉字形式”是“”，“现代汉字的平行形式”是“生”。由到“”再到“生”，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整个释读过程。
第二，直接释文法比较机械，一个字符只对应一个转写形式，比如，巴纳将“”都转写作“肉”。我们知道，在古文字中所指有二：一是“肉”，另一是“月”。具体转写成哪个，要视情况而定。巴纳的这种做法自然是有问题的，会导致读者对古文字的误解，反而给读者带来负面干扰。
所以，夏含夷先生[4](P.34)也认为，简帛文献的直接释文文意难通。
虽然巴纳所作的“直接释文”很难读通，但是出发点是正确的，他希望让读者了解文字释读的全过程。
鲍则岳先生在首届郭店《老子》国际研讨会上指出：“释文应该是准确、不折不扣地反映原写本的文字原貌，而没有任何其他内容。释文的整理者对原抄本里出现某个非正规字、罕见字或异体字，本义要代表的是什么字或者对他们认为‘讹误’的字应该改成什么‘正确的写法’等诸类问题所持有的见解，不应该掺夹在释文里，因为释文不是发表这些见解的地方。”[5](P.44)鲍氏还提出直接释文法应该遵循的两个原则：
其一，凡是完全可以看到、看清的文字，一定要按照原写本里的字形一笔一划地照抄下来，整理者决不可以自己对这些文字的字形结构加以省略或补充。
其二，释文一定要严格区别原文和整理者经推测而增加、删减或修改的文字。
随后，鲍氏用直接释文法转写了郭店简《太一生水》，下面我们举第一枚简的释文：
大一生水=反大一是以成
=反
大一是以成
[
]□□□[6]
郭店简整理者的释文是：
大(太)一生水，水反(辅)大(太)一，是以成天。天反
(辅)大(太)一，是以成
(地)。天
(地)□□□[7](P.125)
通过对比发现，鲍氏的直接释文法虽然保持了文本原貌，但一般读者仍然很难读懂文本所要表达的内容。
因此，柯马丁先生[8](P.373-374)指出鲍氏方法的三点不足：第一，直接释文法可能会导致误解。第二，对于异体字，很多不能转写成楷书形式。第三，对于俗字，必须参考其正体加以说明。
虽然直接释文法有缺陷，但是柯马丁先生仍认为，它总体上是可以接受的，只是在实际操作中需要避免产生歧义，整理者的意见可以出现在注释中或者采用括注的形式。
针对直接释文法的不足，李孟涛先生提出了“释字三步曲”，即直接释文(Direct Transcription)、类比释文(Analogy Transcription)和阅读释文(Reading Transcription)。具体是：(1)“直接释文”大致相当于严式隶定和摹写，能够隶定的就隶定，不能隶定的就摹写；(2)“类比释文”是与原字形最为相似的楷书字形；(3)“释读释文”是原字形记录的词在现代正字法中对应的字形。[9]
以下是李氏所举的例子：
例1的三个原字形不同，因此“直接释文”也不同，但是“类比释文”和“阅读释文”都是“不”。例2的三个原字形相同，因此“直接释文”和“类比释文”一样，但是三个字记录的是不同的词，所以“阅读释文”不同。这样看来，李氏的“释字三步曲”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直接释文法歧义的发生。
邢文先生在李氏“释字三步曲”的基础上提出了“透明释字法”(Transparent Transcription)，“透明释字法”包括四个步骤：“摹写释文”(Tracing Transcription)、“直接释文”(Direct Transcription)、“隶定释文”(Liding Transcription)、“解释性释文”(Interpretive Transcription)。具体是：(1)“摹写释文”是对原文的准确描摹，其中涉及到风格式笔画的问题；(2)“直接释文”也是对字形的摹写，只是在“直接释文”中，所有具有个人风格的笔画都必须被忽略，除非这种表现个人风格的笔画具有区分意义的功能；(3)“隶定释文”是根据隶变的规则将古文字的部件和整字转写成隶书形式；(4)“解释性释文”是依据文字所记录的词，将古文字字形转写成这个词相对应的通行形式。下表是邢文先生以上博简《民之父母》简1中的“”字为例，阐述其“透明释字法”。
对比李氏的“释字三步曲”，首先，邢文将李氏的“直接释文”分为“摹写释文”和“直接释文”。将“类比释文”改为“隶定释文”，“阅读释文”改为“解释性释文”。其次，刑氏的“直接释文”与李氏的“直接释文”是不同的。上文提到，李氏的“直接释文”相当于严格隶定和摹写，而刑氏的“直接释文”是将古文字中弯曲的笔画拉直。“隶定释文”是根据隶变规则转写将古文字字形或部件。“阅读释文”和“解释性释文”含义一样。
邢文先生强调，并不是每个字的释读都需要经过这四个步骤，在多数情况下，其中的某一个或两个是可以省略的。有可能所释字形的“解释性释文”和“隶定释文”是一样的。这四个步骤的目的在于揭示释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或困惑，让释文更具可读性。[10]
总体来说，刑氏的“透明释字法”是比较符合古文字的释读实际的，对于一般读者或初学者来说，这种方法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字释读的全过程，非常有用。但是这种方法太过繁琐，目前中国学者很少采用这种方法释读简帛文献。
面对西方学者的质疑，中国学者并没有视而不见，如李零先生和冯胜君先生即予以了回应。
对于隶定的标准问题，李零先生[11](P.246)认为，自古以来，隶定的宽严尺度由学者的考释水平而定。对于常见字，往往从宽；对于新见字，往往从严；对于未识字，能隶定就隶定，不能隶定就摹写。传统的隶定没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必要统一。
鲍则岳的第一条标准即通常所谓的严格隶定法，对于严格隶定，冯胜君先生[12]认为，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尺度和标准。一方面所谓的“严格”也是相对而言的，不少古文字是很难严格隶定的。有的字严格隶定下来反倒易滋疑惑。对于一些字的隶定还必须考虑到其早期形体结构。所以，看似严谨，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反映文字的结构。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日益成熟，现在简帛文献的图版非常清晰，完全可以满足学者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将出土文献用隶古定的方式严格楷化，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专业研究者完全可以阅读和利用出土文献本身，而非专业人士又必须参考专业人士的释读意见。所以鲍则岳的第一条原则，即出土文献的释文规则是完全可以再讨论的技术性问题。
比较中西方学者的观点可知，不管是中国传统的隶定法还是直接释文法，目的都是给读者提供一个准确、易读的文本，只是在具体操作上有分歧。西方学者追求的是保持文本的原貌，学者个人的考释意见不应该不加说明地出现在释文中，而中国学者认为做释文就是要把文字考释的成果融入到释文当中去，使得本来扞格难通的文字涣然冰释，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释文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更进一步说，我们通常看到的释文只有结果，没有过程，而西方学者最想了解的是做释文的过程。中国学者认为，西方学者提出的方法太过繁琐，难以实现，有阅读古文字能力的学者可以直接看彩色图版或红外扫描图版，没阅读古文字能力的学者即使按照直接释文法的步骤做释文，他们也未必看得懂。
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发现中西方学者在简帛文献的释读方法上都有一些遗憾，主要有以下两点：
1.包括直接释文在内的任何释文没有也不可能保存原文本的全部信息，如果想了解文本全部信息，则只能直接查看实物或者原件照片。
2.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同，字符所表达的字义不等于文字所记录的语言单位的意义，文字记录的语言单位的意义才是释文的核心。因此，就算我们把古文字的所有信息都转写出来，它仍然需要我们通过对古文字形音义的综合考察，再结合上下文才能确定其记录的语言单位的意义。这自然是包括直接释文在内的任何释文都不能解决的问题。
西方学者提出的质疑虽然不太符合汉语和汉字的实际，但是他们质疑的精神有利于让我们反思释读简帛文献的方法。中国传统隶定的方法也有其局限性：
1.隶定后往往有多个楷书形式或构件对应一个古文字或构件的情况。从理论上来讲，原形字与其隶定字应该是一一对应的，但实际情况是同一个原形字可能会对应了几个不同的隶定字。郭店《老子》中整理者释文中的“卞”(包括作构件)，其实一作“卞”，一作“”。《汉语大字典·异体字表》中“乱”字有多达21个异体，大部分就是由于隶定造成的。
2.“系统性不强”。由于古文字中有不少同一形体实际上指不同的文字，即异字同形，这势必导致释文中会表现为构件隶定不能类推，从而让不懂古文字的读者感到迷惑，造成文字释读系统性不强的假象。如可以转写为“辶”“
”或“廴”。
(郭店《老子》乙本简13)转写作“逨”；
(郭店《老子》甲本简2)转写作“足”；
(郭店《老子》乙本简11)转写作“建”。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的隶定法或西方学者提出的直接释文法都无法完美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首先，作为中国学者应该保持客观的态度，既不应该盲目自信，也不应该有崇洋媚外之心。其次，我们在以后释读简帛文献时需要做到以下两点：
1.简帛文献整理者应当建立明确的释读原则，同一个整理成果更应尽量标准统一。现有的简帛释读成果中，往往隶定的宽严不一，有的过宽，而有的太严；使用的符号往往也各异。①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读者阅读。所以，即便使用不同的方法和原则，也应该明确告诉读者理由。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建立一套简帛文献释文整理的理论体系，包括原则、方法、步骤、术语、符号等等，使简帛文献释读变得规范化、标准化。
2.加强中西方沟通和交流。中国学者一般借助图版、释文、文字编等多种方式阅读简帛文献。仅从郭店简释文到清华简释文，就可以看出中国学者整理简帛释文的方法是在变化的，现在的清华简的释文体例是：原图版、放大图版，并配有严式隶定的释文和字形表。西方学者想看到的信息大都呈现出来了。清华简释文的体例应该说是多多少少吸收了西方学者的意见。所以，要加强沟通与交流，既重视西方学者的意见，又尽量让西方学者接受我们的阅读习惯。
综上，为了让更多人能够读懂简帛文献，投入到简帛的研究之中，我们应该重视西方学者提出的直接释文法、释字三步曲和透明释字法等理论。简帛文献的释读工作如果可以在传统的隶定释读的基础上，兼顾中西方学者的学术背景和治学特点，让整个释字过程变得更加透明、易懂，那么就可以增加释文的可读性和通俗性，进而使古文字的阅读门坎得以降低。如是，一定会有利于促进简帛学在世界的发展。
注释：
①关于简帛释读符号不一的问题，可参张显成《楚简帛逐字索引·凡例》中有关阐述，第4-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
参考文献：
[1]李守奎.《曹沫之陈》之隶定与古文字隶定方法初探[A]//汉字研究(第一辑)[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2]苏杰.西方校勘学论著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BARNARD，Noel.The Ch’u Silk Manuscript: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Canberra: 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History，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4][美]夏含夷.西观汉记——西方汉学出土文献研究概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5]邢文译，艾兰编.郭店《老子》:东西方学者的对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BOLTZ，William G.The Fourth-Century B.C.Guodiann Manuscripts from Chuu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Laotzy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9.4 (1999): 590-608.
[7]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8][美]柯马丁.方法论反思：早期中国文本异文之分析和写本文献之产生模式[A]//伊沛霞，姚平译.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9]RICHTER，Matthias.Suggestions Concerning the Transcription of Chinese Manuscript Texts—A ResearchNote.3.1 (2003): pp.1-12.
[10]Xing wen，Towards a Transparent Transcription.Asiatische Studien 59.1 (2005).
[11]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补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2]冯胜君.有关出土文献的“阅读习惯”问题[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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