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书》是一种古代社会用来选择时日、卜断吉凶的文献。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这种文献大量出土，材料日渐丰富的同时，学界对它的认识也逐步深入。许多前辈从文字学、历史学、民俗学等角度展开研究，成果丰硕。其中，关于《日书》的使用问题亦有许多讨论：有学者以地方统治为切入点，将使用动机与地方吏治紧密结合起来，如林剑鸣的“助政”说[1]；吴小强认为《日书》“实际上就是日者用来决凶择吉的工具书”[2]；琴载元则指出目前出土《日书》的主要使用者应是地方基层官吏，且与一般百姓一样，相信数术知识，积极利用《日书》[3]。
我们认为，想要讨论《日书》的使用问题，对其目前的出土情况进行梳理是非常必要的。尽管之前已有学者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何双全在《汉简〈日书〉丛释》（《简牍学研究》，1998年，第45-51页）中列举了十二批材料。李零亦在其著作中多次讨论《日书》，如《中国方术正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1-171页）一书便对放秦《日书》、睡秦《日书》以及磨汉《日书》的具体内容做了一些分析，颇具启发意义。晏昌贵在《简帛〈日书〉的发现与研究》（《中国经济与社会史评论》，2012年，第1-31页）中梳理了多批《日书》的发现、整理、研究情况，在肯定学界研究成果的同时，还指出了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十分中肯。此外，骈宇骞、段书安、陈炫玮、陆平等先生也整理过部分《日书》的情况。但是，重新梳理《日书》仍有意义：一方面因为近年陆续有新材料刊布，本文整理意在汇集各批材料，对其基本情况及时跟进，综合分析《日书》的整体出土情况及特点。另一方面在整理的基础上，可结合墓主、墓葬年代、同墓随葬文献等信息，对其使用问题的部分观点进行辨析。同时，结合同墓随葬的其他文献，进一步探讨墓主与墓中书的关系。
一出土《日书》情况概述
通过对目前出土《日书》梳理（详见表1），我们发现：从出土情况来看，《日书》在战国秦汉时期是十分流行的。目前出土的《日书》材料共有28批。其中，20批出自墓葬，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4批来自汉代的边塞、邮驿遗址，这24批材料均为科学发掘品。另有4批是博物馆等机构于文物市场购藏的材料。从时间范围来看，战国晚期至东汉初期的每个时段都有发现，以秦末汉初居多。从出土地点来看，以湖北出土最多，睡秦《日书》、孔汉《日书》等重要材料皆出自该省。此外，甘肃、内蒙古、陕西、湖南、河北、江苏等省（区）亦有发现，可见《日书》出土地分布广泛。其中，甘肃出土的《日书》材料中，有两批发掘自汉代的邮驿遗址和边塞遗址，这表明该时期边塞和邮驿亦使用这种择日文献。先秦两汉时期的传世文献中亦有一些与《日书》相关的记载，如《墨子·贵义》云：“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4]，可见战国时期已经有“日者”的活动了。东汉时期，王充批判“是以世人举事，不考于心而合于日，不参于义而致于时”[5]，恰恰反映了汉代社会迷信择日之术的情况。出土文献具有偶然性，《日书》多次、多地、多来源的面世，且亦有传世文献的记载，说明这种文献在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中使用较为普遍。
另外，各《日书》的文本结构和内容不尽相同，这些差异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这种文献的流传、使用问题。首先，文本结构方面。何双全曾指出，磨汉《日书》虽内容多残缺，但与秦简《日书》有明显不同。两者相近的内容，在秦简《日书》中都分列于建除十二辰各条和入月的每天之中，或归于专设的章节里，如“室忌”“裁衣”“吉凶”“嫁娶”等。而磨汉《日书》却都综合于天干地支之下行事[6]。又如水泉子M8发现的三枚宜忌简与历谱编在一卷，编联顺序是篇题在前，后接宜忌诸简，最后为全年历表。整理者称，这种将宜忌简同历谱编在一起的现象尚属首见。其次，内容方面。水M5汉《日书》的整理者称，该材料中的“记时名称和职官典守有不同于其他日书的地方”[7]。据已公布的简文，水M5汉《日书》中的职官名有“诸丞”“郡史”“长史”“御者”“畜官”“啬夫”“吏”“县令”等，与睡秦《日书》中常见的“啬夫”“吏”“大夫”“官长”“使者”“爵”“巫”“医”“贾”“乐”等名称多有不同。放秦《日书》、孔汉《日书》中的职官名与睡秦《日书》大体相同，不过，睡秦《日书》所记更为丰富。可见，水M5汉《日书》有其独特之处。魏德胜指出居新《日书》中有专门的“出入奴婢良日”，睡秦《日书》中则无[8]。除了不同墓的《日书》材料有差异外，同墓所出材料亦不例外，如睡虎地11号墓随葬的甲、乙两种《日书》就有许多不同之处。
何双全认为造成磨汉《日书》与睡秦《日书》存在差异的原因有两种可能：一是汉代《日书》不像秦时那样专门化，而是有所归并；二是该墓主人择抄了有关章节为己所用[9]。我们认为，除时间因素外，使用者摘抄内容以适应己需的现象在当时是有可能的。通过上述诸例，不难看出《日书》在流传过程中，内容和文本结构并不固定。虽然促使《日书》变化的原因有多个方面，但作为一种“开卷即见吉凶”的实用手册，其文本结构、内容安排与其使用者密不可分。再者，刘乐贤所言“《日书》并不是某一个人的著作，它只是当时流行的各种择日方法的汇编”且“内容复杂，形式不一”[10]诸语，为这种现象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另外，通过梳理，我们发现出土《日书》材料本身存在一些问题，一定程度上给相关研究带来不便。第一，出土情况不佳。部分《日书》出土时残损严重，缀合困难。或文字已漫漶不清，导致简文内容不完整，往往只言片语，如八角廊汉简《日书》、睡虎地汉简《日书》等。第二，多数出土《日书》原无书题。目前仅4批材料自题“日书”，即睡秦《日书》乙种、睡汉《日书》、孔汉《日书》、北汉《日书》。其中，睡秦《日书》乙种是首次发现的自带书题材料，且墓葬信息完整、内容丰富。后来材料多通过与其比勘，补加书题。而一些零简由于没有书题，整理时往往不易区分。第三，相关信息不完整。出自墓葬的《日书》，因各种各样的原因，部分信息缺失，如墓主身份、墓葬编号不明，同墓随葬文献不清等。而自文物市场购藏的材料，则墓主、出土地点均无从知晓。第四，材料刊布问题。《日书》材料数量可观，但目前有很多没能及时刊布，仅在整理报告或是其他介绍性的单篇论文中提及部分内容，如水泉子M5《日书》、水泉子M8《日书》等。
表1 出土《日书》信息统计表
说明：1.行文中各批《日书》用表中简称；2.因上博简、北大秦简、北大汉简、港中文四批购自文物市场，并非科学发掘品，无法确定已刊布的文献是否与《日书》材料同墓，故表格不列，用“□”表示。
二出土《日书》使用问题辨析
前文已述，《日书》的文本结构和内容都不固定，故其有可能是使用者根据自己的使用需求抄录而成。目前出土的大部分简帛文献，是作为随葬品埋葬在墓中的。在有限的空间里，这些古书能占有一席之地，有其缘由。虽然目前我们难以全面知晓这种现象的社会原因，但墓中书作为随葬品的一部分，应与墓主息息相关，墓主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墓中书的阅读者、使用者。
在发现《日书》的诸多墓葬中，可知墓主身份的共16座，可大致分为王侯墓、官吏墓、庶民墓三类。其中，基层官吏墓9座，王侯墓3座，庶人墓1座。基层官吏墓随葬《日书》的现象最为普遍，王家台、睡虎地、磨咀子等部分官吏墓中同时还随葬有律令、文书等文献。对这些官吏来说，《日书》与其公务所需的律令文书或许同等重要。林剑鸣曾指出睡秦《日书》中捕盗、徙官、谒见上司等内容都与官吏有关。就目前而言，其他出自官吏墓的《日书》也涉及这些内容。例如放秦《日书》、孔汉《日书》中都有记载占测盗者的简文。虽然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可说明当时社会对追捕盗者的重视。官府在追捕盗人时，或许会参考《日书》，其在基层官吏的日常工作中占有一定地位。汉代的邮驿、烽燧遗址出土的屯戍简中，往往混有《日书》零简，魏德胜认为边塞的《日书》简可能来自内地，因经常使用，不会随便丢弃，所以出土的都是残简[39]。这些残简的使用者应是戍边士卒，亦可说明，《日书》与基层官吏关系密切。
但是，林剑鸣先生“秦汉时代的官吏墓葬中，《日书》与律令共存与其说是偶然现象，毋宁说是一条规律”[40]的说法，有待商榷。由表1可知，有一部分随葬《日书》的官吏墓中，并没有发现律令简，而是书籍、历谱、字书、志怪故事等其他文献。我们认可《日书》与基层官吏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官吏墓中《日书》和律令同时随葬的现象，受多种因素影响，并不是定律。以尹湾6号汉墓为例，墓主师饶生前任东海郡功曹史。“功曹史”，《后汉书·百官志》载“主选署功劳”[41]，即主要掌管吏员的考绩和升迁。故而，其墓中便以大量的郡级行政文书档案随葬，如《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等，并无律令文献。其中《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一篇记载了东海郡所辖三十八个县、邑、侯国以及盐、铁官的长吏的官职、籍贯、姓名、原任官职及迁、除缘由。可见，墓中随葬文献的性质与墓主的身份、职务有密切关系。
琴载元提出当时的基层官吏是相信数术知识且积极利用《日书》的，其说可从。琴氏以睡秦《日书》为主，结合相关律令以及其他《日书》材料（《战国秦汉基层官吏的〈日书〉利用及其认识》（《史学集刊》2013年06期）一文中，用到了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孔家坡汉简、周家台秦简、尹湾汉简等5批《日书》材料）提出“目前出土《日书》的主要使用者是地方基层官吏”[42]，这一说法迄今为止依然是正确的。但我们仍应注意，除基层官吏墓之外，庶民墓、王侯墓亦发现了《日书》材料。庶民墓只有1座，即九店56号楚墓，王侯墓3座，墓主分别为沅陵侯吴阳、汝阴侯夏侯灶和中山怀王刘修。作为随葬品，墓中书与墓主密不可分，所以，庶民、王侯也可能是《日书》的使用者。
三从同墓随葬文献看墓主与墓中书的关系
李学勤先生很早便指出，“一批随葬的竹简，反映了墓主的思想和学术倾向”[43]。考虑到《日书》仅是墓中书的一部分，故而，我们还需结合同墓随葬的其他文献进行整体分析，才能大致勾勒出墓主生前的阅读情况。
除《日书》外，王侯墓中经典文献、史事、诸子、诗赋、方技、数术皆有涉猎，其中经典文献、诸子较为普遍。官吏墓中多为文书、数术文献，偶有诗赋、方技，史事较少且多与记录墓主生平经历的简文编在一册。庶民墓仅有十余支与农作物有关的衡制、量制换算简，即庶民墓中有数术、方技两类文献。整体上，贵族阶层墓中文献种类丰富，官吏、庶民则相对单一。
各墓皆有数术文献随葬，说明在古人心中，是把数术、方技“两类知识当作同一个知识系统来对待，就像今人尊崇科学知识”[44]。但究其细节，不同阶层阅读的数术、方技文献存在差异。
双古堆1号汉墓和周家台30号秦墓皆有方技文献随葬。前者墓主为汝阴侯夏侯灶，其墓中所葬的《万物》《行气》属于“神仙类”。《汉书·艺文志》：“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45]。后者墓主是秦时的一位佐吏，其墓中随葬了一些医药病方，属于“经方类”。《汉书·艺文志》解释“经方类”时云：“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46]。可见，王侯追求的是长生求仙之法，基层官吏则从实际出发，注重对症下药。当然，这不是说贵族就不使用“经方”文献，长沙马王堆3号墓（关于3号墓的墓主，学界历来有争议：一种认为墓主是第二代軚侯利豨；一种认为是利苍之子，軚侯之弟。《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认为是“利苍和辛追之子”。按：不论墓主是利豨还是利豨之弟，可以肯定的是，作为第一代軚侯利苍之子，墓主也应属贵族）的随葬文献中，就有“经方类”文献，如《五十二病方》记录了当时的医方，将近300个，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但除此之外，此墓中还有《却谷食气》等“神仙类”、《阴阳十一脉灸经》等“医经类”及《养生方》等“房中类”文献。与基层官吏相比，王侯贵族不仅仅满足于药到病除，更注重延年益寿、长生不老。他们阅读的方技文献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具，寄托着使用者渴望延长生命的心愿。
《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将数术文献进一步细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及“形法”六小类，《日书》即属于“五行类”。就表中各墓发现的数术文献来看，除《日书》外，贵族阶层，以汝阴侯夏侯灶墓为例，五行类、天文类、历谱类、形法类皆有。其中《五星》《星占》等天文类文献，不见于基层官吏墓和庶民墓。官吏墓则多见历谱类，如周家台30号秦墓《历谱》、睡虎地77号汉墓《算术》等，个别官吏墓中还发现了杂占类及蓍龟类。
天文学自春秋战国以来多被统治阶级垄断，战国秦汉时期成为一种为政治服务的占卜文化。目前来自墓葬的“天文类”文献共3批，除汝阴侯墓外，还有马王堆3号墓所出《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以及银雀山1号汉墓所出《占书》，前者墓主是王侯之子，而据李学勤推测，银雀山1号墓主或许是一位军事家[47]。不难发现，随葬“天文类”文献的墓主，其社会等级都比较高。《汉书·艺文志》云“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48]，言明这类文献的观察对象主要是日月星辰。古人认为天象和人事是一一对应的，据《汉书·天文志》，凡是图文典籍记录的星辰“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天象的变化具有警示、预测等作用。从上述“天文类”文献的占卜事项来看，几乎都与军国大事相关。出土的“天文类”文献很好地印证了《汉书》所载，如马王堆《刑德》甲篇中《日月风雨云气占》一章，是通过观测日、月等自然事物的变化来占测吉凶。“月食，其国贵人死，用兵者从所得者攻之，胜，得地”，是通过月食来占测战争情况。“攻城围邑，疾西风而城拔，东风不拔”，是据风向来判断城邑能否被攻破[49]。除此之外，亦有据下雨的时间占测军队的战斗状态、云气的颜色占测是否会遭遇战事等。可见，贵族阶层对于国家、战争的强烈关注，且为了观测准确，使用这类文献还需具备一定的专业工具及知识，如汝阴侯墓中便随葬有观测天象的仪器圭表等。
与“天文类”数术文献相比，《日书》显得日常化、易操作。它“把各种举事宜忌按历日排列，令人开卷即得，吉凶立见”[50]，其使用者不需要掌握占测方法，只需翻书查询即可。同时，《日书》作为择日的实用手册，内容丰富繁杂，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皆有涉及，总体上透着生活气息。因此，《日书》应是当时基层官吏、庶民普遍使用的数术文献，它在王侯贵族的阅读范围中仅占极少的一部分，重要性也是有限的。故而，王侯贵族墓中随葬《日书》的现象并不如官吏墓普遍。前文已述，《日书》在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中较为盛行，贵族阶层使用它很可能是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总之，各阶层墓中随葬文献的重合度是非常低的。王侯贵族墓中随葬的文献，一般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内容完整，且在具体文献选择、关注点等方面多与官吏、庶民不同。官吏、庶民墓中的文献相对单一，更偏向于实用性。
随葬书籍作为战国秦汉时期的一种普遍现象，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原因，亦有个人原因。就个人原因来说，墓中书作为随葬品，无疑与墓主密切相关。王侯贵族对六艺、诸子青睐有加，与其社会地位、统治需要有关。官吏墓随葬的文书、律令，多与其生前的具体职务相合，也是一生仕途生涯的写照。庶民墓中的衡制、量制换算简，是农耕、赋税等日常事务的反映。诗赋、美食方、志怪故事等文献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墓主的个人爱好。可见，墓主的社会等级、职官、兴趣爱好等因素都会对墓中随葬的文献产生影响。墓主身份一定程度上，正是通过墓中书得以彰显。
综上，《日书》作为一种选择类文献，在战国秦汉时期是较为盛行的。从墓主身份来看，王侯、官吏、庶民墓中都有随葬《日书》的现象，所以王侯、官吏、庶民都可能是这种文献的使用者。联系其内容以及同墓随葬的其他文献综合考虑，《日书》在王侯贵族的阅读中并不占主体地位，重要性亦有限，基层官吏仍是《日书》的主要使用者。同时，墓中书与墓主关系密切，墓主的社会等级、职官、个人爱好等，对墓中文献的性质皆有影响。其中，社会等级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墓中随葬的书籍共性与个性并存，功利性与精神青睐兼具，反映出不同阶层的阅读兴趣、阅读能力。并且，墓主的身份一定程度上也通过墓中文献得到彰显，这可能是墓中随葬书籍的原因之一。战国秦汉时期墓中为何将书籍作为随葬品，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复杂而多样的。本文所论，仅就其中部分资料展开，并不能全面解释墓中随葬书籍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因为在众多出土的随葬简帛中，亦存在不少特例，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林剑鸣.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J].历史研究，1991(4):110.
[2]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2000:296.
[3] 琴载元.战国秦汉基层官吏的《日书》利用及其认识[J].史学集刊，2013(6):117.
[4] 孙诒让.墨子间诂[M].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447.
[5]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989.
[6]何双全.汉简《日书》丛释[J].简牍学研究，1998:47.
[7]张存良，吴荭.水泉子汉简初识[J].文物，2009(10):91.
[8]魏德胜.居延新简、敦煌汉简中的“日书”残简[J].中国文化研究，2000(1):65-70.
[9] 何双全.汉简《日书》丛释[J].简牍学研究，1998:47.
[10] 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408.
[1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九店楚简[M].北京：中华书局，2000:46-140.
[12]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405.
[13]刘德银.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J].文物，1995(1):37-43.
[14]田建，何双全.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J].文物，1989(2):1-11.
[15]季勋.云梦睡虎地秦简概述[J].文物，1976(5):1-6.
[16]彭锦华.关沮秦汉墓清理简报[J].文物，1999(6):26-47.
[17]王崇礼.江陵岳山秦汉墓[J].考古学报，2000(4):537-563.
[18]陈侃理.北大秦简中的方术书[J].文物，2012(6):90-94.
[19]张昌平.随州市孔家坡墓地M8发掘简报[J].文物，2001(9):22-31.
[20]罗运兵.湖北随州市周家寨墓地M8发掘简报[J].考古2017(8):3-21.
[21]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J].文物，1985(1):9-15.
[22]院文清.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J].文物，1992(9):1-11.
[23]郭伟民，张春龙.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3(1):36-55.
[24]王襄天，韩自强.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8(8):12-31.
[25]熊北生，陈伟，蔡丹.湖北云梦睡虎地77号西汉墓出土简牍概述[J].文物，2018(3):43-53.
[26]李零.北大汉简中的数术书[J].文物，2011(6):80-83.
[27]刘来成.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81(8):1-10.
[28] 陈松长.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29]郑忠华.印台墓地出土大批西汉简牍[M]//荆州重要考古发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204-208.
[30]纪达凯，刘劲松.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1996(8):4-25.
[31]胡文辉.居延新简中的《日书》残文[J].文物，1995(4):56-57.
[3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武威汉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
[33]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4]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35] 张铭洽，王育龙.西安杜陵汉牍《日书》“农事篇”考辨[J].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009(00):107-113.
[36] 张存良，吴荭.水泉子汉简初识[J].文物，2009(10):88-91.
[37]王永安.甘肃永昌县水泉子汉墓群2012年发掘简报[J].考古，2017(12):39-54.
[38] 陆平.散见汉日书零简辑证[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9.
[39] 魏德胜.居延新简、敦煌汉简中的“日书”残简[J].中国文化研究，2000(1):65-70.
[40] 林剑鸣.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J].历史研究，1991(4):108.
[4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3621.
[42]琴载元.战国秦汉基层官吏的《日书》利用及其认识[J].史学集刊，2013(6):117-124.
[43]李学勤.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J].史学史研究，2011(2):104.
[44]李零.兰台万卷（修订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73.
[45] 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1780.
[46]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1778.
[47] 李学勤.清华简与《尚书》、《逸周书》的研究[J].史学史研究，2011(2):104.
[48] 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1765.
[49] 裘锡圭.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五）[M].北京：中华书局，2014:2-9.
[50]李零.中国方术正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32.